徐日升自小立志到東方傳教

在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中,先後有兩位神父的中文名為徐日升,而其一位是昔日朝廷中乃至現代中國知識份子中頗有名聲的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而另一位則是鮮為人知的瑞士人Niklaus Fiva。後者比前者還早出生36 年,更早進入耶穌會35年,更早經澳門踏足中國大陸傳教,更是有紀錄以來最早中瑞兩國文化交流使者。兩名徐日升神父都有共同的結局,就是一生為宗教事業努力,作為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去世。

有關於這名瑞士傳教士徐日升的資料很少,這可能是因為他在澳門逗留了一年、在中國大陸逗留了兩年就逝世了,他是一名年輕的傳教士,工作和學術上沒有如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般取得顯赫的成績,加上當時的朝廷對宗教的防禦政策,令到所載的資料不多,但這並不代表這位瑞士傳教士徐日升不曾存在,而他寫給他瑞士的中學學校校長的書信,更描繪了當時澳門及中國的一些社會情況,成為了研究明清時期澳門及中國社會的重要歷史資料。

根據德國波恩東亞研究院的常務院長許文敏撰寫一篇名為《徐日升:中瑞兩國歷史上的第一名使者》的文章提及,關於瑞士傳教士徐日升的資料,可以從費賴之(Louis Pfister,1833—1891,耶穌會法國籍會士)的《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榮振華(Joseph Dehergne,S.J.,1689—1759,耶穌會法國籍會士)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以及《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資料選集(內部資料)》中,能夠找到有關這位徐日升的資訊,這能找到的資訊少得可憐,基本上不外乎:姓名、生辰、籍貫、何時來華、故於何時、葬於何處。至於徐日升其他的資料就介紹得很少,有關他在華傳教的文字則更少。甚至連徐日升的瑞士故鄉所存的資料亦很少,這可能是他自少離鄉之故吧。

據許文敏在文章中透露,德國波恩東亞研究院以及瑞士博登湖研究所為了紀念這位瑞中兩國交往的開拓者,於是委託他對這位使者的中國活動進行調研。許文敏圍繞徐日升的足跡,先後走訪了歐洲以及中國的許多地方,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檔案,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尤其是從瑞士、德國以及羅馬找到了一些第一手資料,如他給弗萊堡(Freiburg)耶穌會中學校長的兩封信、耶穌會1640年寫給梵蒂岡的《中國省區年度報告》和人事評估報告以及耶穌會歷史學家約翰賴斯· 貝克曼(Johannes Beckmann,1901—1971)教授的文章,從而得到稍為詳細一點關於徐日升的事跡的情況。筆者在此欄主要是引用許文敏所硏究的成果資料,希望能引起更多學者、教會以及讀者興趣,尋找更多關於瑞士傳教士徐日升的資料。

瑞士傳教士徐日升神父原名Nicolaus Fiva,於1609年出生於瑞士西部的弗萊堡。他來華後改了中文名叫徐日升,字左恒。他早年就讀於其故鄉弗萊堡的耶穌會中學,於1628年3月20日加入耶穌會,成為神學工作者。這位年輕的神學工作者對東方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很早就加入了耶穌會東方傳教士團,立志到東方傳教。

當時葡萄牙壟斷了東方傳教的事,傳教士去東亞傳教只能經過葡萄牙,並且只有乘坐葡萄牙船才有可能去到東方。徐日升於耶穌會中學畢業後,當年年僅19歲的他,為了到東方傳教,就在冬季冒險徒步穿過阿爾卑斯山脈,經過義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熱那亞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徐日升在里斯本與32名耶穌會會士結成了一個團隊,由義大利神父馬施蒂理(Marcell Mastrilli, 1603—1637)率領,於1635年乘船前往印度,於同年順利到達印度半島的果阿(Goa)。這次的航程對徐日升來說,是尤如神助般順利,因為當時歐洲傳教士到東方傳教是乘帆船前往的,途中會遇到風浪、海盜,甚至葡萄牙船隻遇到敵對的荷蘭船隻會引起海戰,此外,還要面對普通發生的壞血病(維生素C缺乏症)令大批船員死亡的情況。據統計,在1581至1712的131年間,至少有249名耶穌會會士前往中國,而至少有127人死在途中,因此,當時的傳教士去東方傳教,是冒著生命危險,有去無回的決心,而此次順利到達印度半島的果阿,對徐日升來說,無疑認為是一件神跡的事情。

中瑞两國歷史上首名使者之一

徐日升自小立志到東方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