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欄上周講到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中,瑞士傳教士徐日升在年青時期已經對東方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在中學畢業後在冬季冒險徒步穿過阿爾卑斯山脈,經過義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熱那亞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與當地的32名耶穌會會士結成了一個團隊,由義大利神父馬施蒂理(Marcell Mastrilli, 1603—1637)率領,於1635年乘船前往印度,於同年順利到達印度半島的果阿(Goa)。徐日升在果阿學習了神學兩年,當時在華傳教的葡萄牙籍神父李瑪諾(Emmanuel Diaz,1559—1639)希望徐日升和另一位同仁前往中國內地傳教。徐日升當時有意去朝鮮半島或中國傳教,但最終還是選選擇了中國,於是在1637年到了澳門,這時歐洲的傳教士都是經過澳門進入中國大陸,他在澳門居住在一間修道院內,並在此繼續學習數學,並當教友的懺悔神父。
徐日升在寫給中學校長的信中提及了對澳門當時社會情況的觀察,在他的眼中, 澳門相當富裕,他寫道:「這裡不缺錢,因為貿易發展的程度遠比威尼斯或者其他城市要快⋯⋯這裡的人只用絲綢、金銀和稀有金屬進行交換。所有的奴隸都穿著絲綢,而先生們則穿著上好的毛料,以便顯示自己的富有」。
徐日升在信中還介紹了澳門人的待人接物很講禮儀:「這裡的人們特別熱情,就像我與他們早就相識似的。即便是那些每天早餐桌上未必都有甜果醬的窮人也是如此,其他的您就可想而知。我不必為麵包和甜果醬擔心,我只考慮傳教的使命。可是數學學習把我拖住了。有主的幫助,我沒有任何憂愁可言」。
徐日升在信中還向校長介紹他在澳門滯留的原因和日常的生活,他寫道:「一個是學習;二是我們莊嚴的教堂,羅馬、果阿或者其他城市,我不知哪兒有可以與它的入口相媲美的教堂;三是與一批小朋友的學習,這完全類似於卡利斯人的文明傳統和生活習慣。他們都披著紫色長袍。他們也許說,這是紅衣主教大會。我是他們的懺悔神父;四是可以令我在艱難而緊張的旅行之後,得到一點兒休整。但這不是上帝之意,而且對於許多亟待醫治的心靈來說,未必是好事,因為這些心靈時刻都可能失去耐力」。
筆者在此補充一下資料,徐日升在1637—1638年在澳門居留,當時他所見到的澳門聖保祿教堂(大三巴)早在他抵澳的前兩年,即1635年被焚毀,大致留下如今的直立門面,當時聖保祿教堂是所大學,是遠東第一間西式大學。徐日升沒有提及在澳門居住那間教堂,按照當時同一時期的天主教堂包括有:主教座堂、聖安多尼教堂、聖奧斯定教堂、聖老楞佐教堂、玫瑰堂,按照徐日昇的教會背景,估計他住在主教座堂或者聖安多尼教堂,又後者比較接近華人的社區,由他提及到華人的生活情況,估計住在聖安多尼教堂的機會較高。
徐日昇在給校長的信中,由衷地感謝母校對自己的培育之恩:「我尊敬的校長閣下,感謝您使我做出了這樣的抉擇,傾注全力於工作⋯⋯就像每天為您而努力工作一樣,為了主的使命我樂於去主持彌撒、祈禱。請您隨郵包給我寄來一些禮物、羊皮圖像、紀念章、耶穌受難像以及類似的東西。它們應該成為種子,在這裡成長、開花、結果。我最需要的就是您的支援和認可。」
他在信尾亦表達了對這次東方傳教之行充滿希望,並呼籲母校鼓勵校友,加入東方傳教的佇列中:「請您鼓勵我的校友們,加入到前往這裡的佇列中來。感謝主的關照,我一直情緒很好,而且從未染重病。即便是這33位義大利神父最後身體都非常虛弱,但我們還是在11 月份一起順利到達果阿。祝您身體健康,我尊敬的校長閣下!這就是所有我想說的。澳門,1637 年1 月1 日。」
徐日升在澳門大約停留了一年。1638年,他與同船來的萬密克一起被派往南京,為的是協助畢方濟神父(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耶穌會義大利籍會士)工作,這是他生命最後的旅程。
中瑞两兩國歷史上首名使者之三
徐日升眼中的澳門相當富裕文明

1601-1640年時期的聖保祿教堂(互聯網圖片)
(本系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