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上周講到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中，瑞士傳教士徐日升在年青時期已經對東方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在中學畢業後在冬季冒險徒步穿過阿爾卑斯山脈，經過義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熱那亞來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與當地的32名耶穌會會士結成了一個團隊，由義大利神父馬施蒂理（Marcell Mastrilli, 1603—1637）率領，於1635年乘船前往印度，於同年順利到達印度半島的果阿（Goa）。徐日升在果阿學習了神學兩年，當時在華傳教的葡萄牙籍神父李瑪諾（Emmanuel Diaz，1559—1639）希望徐日升和另一位同仁前往中國內地傳教。徐日升當時有意去朝鮮半島或中國傳教，但最終還是選選擇了中國，於是在1637年到了澳門，這時歐洲的傳教士都是經過澳門進入中國大陸，他在澳門居住在一間修道院內，並在此繼續學習數學，並當教友的懺悔神父。
徐日升在寫給中學校長的信中提及了對澳門當時社會情況的觀察，在他的眼中， 澳門相當富裕，他寫道：「這裡不缺錢，因為貿易發展的程度遠比威尼斯或者其他城市要快⋯⋯這裡的人只用絲綢、金銀和稀有金屬進行交換。所有的奴隸都穿著絲綢，而先生們則穿著上好的毛料，以便顯示自己的富有」。
徐日升在信中還介紹了澳門人的待人接物很講禮儀：「這裡的人們特別熱情，就像我與他們早就相識似的。即便是那些每天早餐桌上未必都有甜果醬的窮人也是如此，其他的您就可想而知。我不必為麵包和甜果醬擔心，我只考慮傳教的使命。可是數學學習把我拖住了。有主的幫助，我沒有任何憂愁可言」。
徐日升在信中還向校長介紹他在澳門滯留的原因和日常的生活，他寫道:「一個是學習；二是我們莊嚴的教堂，羅馬、果阿或者其他城市，我不知哪兒有可以與它的入口相媲美的教堂；三是與一批小朋友的學習，這完全類似於卡利斯人的文明傳統和生活習慣。他們都披著紫色長袍。他們也許說，這是紅衣主教大會。我是他們的懺悔神父；四是可以令我在艱難而緊張的旅行之後，得到一點兒休整。但這不是上帝之意，而且對於許多亟待醫治的心靈來說，未必是好事，因為這些心靈時刻都可能失去耐力」。
筆者在此補充一下資料，徐日升在1637—1638年在澳門居留，當時他所見到的澳門聖保祿教堂（大三巴）早在他抵澳的前兩年，即1635年被焚毀，大致留下如今的直立門面，當時聖保祿教堂是所大學，是遠東第一間西式大學。徐日升沒有提及在澳門居住那間教堂，按照當時同一時期的天主教堂包括有：主教座堂、聖安多尼教堂、聖奧斯定教堂、聖老楞佐教堂、玫瑰堂，按照徐日昇的教會背景，估計他住在主教座堂或者聖安多尼教堂，又後者比較接近華人的社區，由他提及到華人的生活情況，估計住在聖安多尼教堂的機會較高。
徐日昇在給校長的信中，由衷地感謝母校對自己的培育之恩：「我尊敬的校長閣下，感謝您使我做出了這樣的抉擇，傾注全力於工作⋯⋯就像每天為您而努力工作一樣，為了主的使命我樂於去主持彌撒、祈禱。請您隨郵包給我寄來一些禮物、羊皮圖像、紀念章、耶穌受難像以及類似的東西。它們應該成為種子，在這裡成長、開花、結果。我最需要的就是您的支援和認可。」
他在信尾亦表達了對這次東方傳教之行充滿希望，並呼籲母校鼓勵校友，加入東方傳教的佇列中：「請您鼓勵我的校友們，加入到前往這裡的佇列中來。感謝主的關照，我一直情緒很好，而且從未染重病。即便是這33位義大利神父最後身體都非常虛弱，但我們還是在11 月份一起順利到達果阿。祝您身體健康，我尊敬的校長閣下！這就是所有我想說的。澳門，1637 年1 月1 日。」
徐日升在澳門大約停留了一年。1638年，他與同船來的萬密克一起被派往南京，為的是協助畢方濟神父（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耶穌會義大利籍會士）工作，這是他生命最後的旅程。
中瑞两兩國歷史上首名使者之三
徐日升眼中的澳門相當富裕文明
1601-1640年時期的聖保祿教堂（互聯網圖片）
（本系列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