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國安(二)
唐國安成外交界名人
472-01唐國安舊照(互聯網圖片)
472-02首屆萬國禁煙會議會場(互聯網圖片)
1907年,唐國安踏入了清政府的外務部,擔任司員一職,並兼任京奉鐵道事務。這一任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更是時代賦予他的重任。次年秋天,當清政府決定迎接美國太平洋艦隊來訪廈門時,唐國安作為譯員,隨軍機大臣毓朗和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一同前往。
在廈門的這段日子里,他不僅展現了出色的語言能力,更以敏銳的洞察力和人文關懷,解決了當地菲律賓華僑的一大難題。當時,菲律賓華僑代表向唐國安傾訴了他們在入菲時遭遇的重重刁難,以及回國探親期限過短的困境。
唐國安深感同情,立即帶領華僑代表向毓朗稟報此事,並親自陪同毓朗前往鼓浪嶼與美國領事進行交涉。在他的努力下,問題迅速得到了合理解決,華僑們紛紛馳函致謝,唐國安的名字也因此在外交界傳開。
1909年2月,上海迎來了歷史性的時刻——首屆萬國禁煙會議在此召開。這場由中美兩國發起、吸引了13國代表參與的國際盛會,旨在共同應對全球性的毒品問題。唐國安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專員代表(正代表),與兩江總督端方一同率團出席。
會上,唐國安憑借其豐富的學識、經驗和嫻熟的英語,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他不僅流暢地回答了英國代表的尖銳提問,還巧妙地評駁了荷蘭代表的提案,更深入闡述了醫學在禁煙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他還代表中國代表團向大會遞交了四條具有前瞻性的提案,展現了中國在禁煙事業上的堅定立場和積極態度。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唐國安與美國代表各自發表了一篇總結性禁煙演說,他的演說被輿論界高度評價為「一篇有說服力的演講」和「一份傑出的、邏輯性很強的報告」。
在唐國安的外交生涯中,還有一項更為長遠且意義深遠的貢獻——參與「庚款辦學」的籌劃工作。自1904年起,駐美公使梁晟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就「庚款辦學」問題進行了多年的談判。190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採納了傳教士斯密斯和大學校長詹姆士的建議,決定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用於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以「造就親美人才,控制中國發展」。
唐國安入外務部後,與唐紹儀、周自齊、顏惠慶等人共同參與了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籌劃。經過艱苦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1908年達成協議:從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學生赴美學習,從第五年起減為每年不少於50名,依此循進,至1940年結束,期限長達32年。這一協議的達成,不僅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寶貴的海外學習機會,更為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據協議,外務部與學部共同組建了遊美學務處,全面負責遊學事宜。唐國安憑借其卓越的能力和豐富的經驗,被任命為遊美學務處的會辦之一,並實際上擔負了日常主要工作。他不僅要處理繁瑣的行政事務,還要精心挑選和培養赴美留學的優秀學生,為他們的海外求學之路保駕護航。
唐國安的一生,是奮鬥與奉獻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外交舞台上展現了中國的風采;他以遠見卓識,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他更以無私的奉獻精神,為無數青年才俊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無事不登三寶殿
472-03大雄寶殿(互聯網圖片)
472-04藏經閣(互聯網圖片)
「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流傳千年的俗語,源自中國古代深厚的佛教文化土壤,不僅承載著豐富的宗教內涵,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處世哲學與文化傳統。其字面意思是指,沒有重要事情不會輕易踏入佛教寺院中的核心區域——三寶殿,而「三寶殿」實則是對佛教寺院中佛、法、僧三大活動場所的統稱。
在佛教體系中,「三寶」指的是佛、法、僧三者。佛,即釋迦牟尼,被視為大知大覺的覺悟者,是佛教的創始人;法,則是佛陀所傳授的教義與修行方法,涵蓋了佛教的理論體系與實踐路徑;僧,指的是繼承並宣揚佛法的出家人,他們通過修行與傳道,維繫著佛教的傳承與發展。三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佛教的基石,被尊稱為「三寶」。
「三寶殿」作為供奉三寶的殿堂,在佛教寺院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大雄寶殿無疑是核心中的核心,它不僅是佛教信徒進行禮拜、供養等法事的主要場所,更是寺院的精神象徵。大雄寶殿內,釋迦牟尼佛的塑像莊嚴地端坐在中央,接受著信徒們的頂禮膜拜,傳遞著慈悲與智慧的福音;藏經樓,作為寺院中珍藏佛經的聖地,承載著佛教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每一座藏經樓內,都收藏著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從古老的《大藏經》到歷代高僧的註疏著作,無一不體現出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禪房,作為僧人的休憩與修行之所,通常位於寺院的幽靜之處,為僧人提供了一個遠離塵囂、靜心修行的環境,在這裡,僧人們通過冥想、誦經等方式,不斷精進自己的修行,追求心靈的解脫與超越。
「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俗語的產生,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緊密相連。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便逐漸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
寺院作為宗教活動的中心,不僅承擔著傳播佛法的使命,還積極參與社會教化、文化交流等活動。在古代,每當人們遇到重大決策或人生困境時,往往會前往寺院祈求佛祖的庇佑與指引。久而久之,「無事不登三寶殿」便成為了人們表達事情重要性和嚴肅性的常用語。
此外,「無事不登三寶殿」還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處世哲學。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注重人際關係的和諧與平衡。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秉持著「非必要不打擾」的原則,只有在必要時才會登門拜訪或尋求幫助。這種觀念與佛教的「清淨無為」思想不謀而合,共同塑造了「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俗語的文化內涵。
隨著時代的變遷,「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應用範圍逐漸擴大,不再局限於宗教場合,而是被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與社交之中。它成為了一種表達事情重要性、嚴肅性的巧妙方式,體現了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的智慧與分寸感。

中國之最(七十三)
全球最窄縣城——雲南鹽津縣(一)
472_06:鹽津縣沿關河伸展形成一條狹長的帶狀聚落(互聯網圖片)
472_07:吊腳樓群沿河岸拔地而起(互聯網圖片)
在雲南昭通市的烏蒙山脈深處,關河如一把利刃劈開峭壁,創造出一道平均寬度不足百米的峽谷。就在這道「地縫」中,奇蹟般地矗立著一座縣城——鹽津。最窄處僅30米,最寬處也不過300米,5公里長的城區被兩側垂直山壁緊緊夾住,從高空俯瞰,宛如大地上一道纖細的刻痕。當外媒以「全球最窄城市」驚嘆其地形之險時,當地30多萬居民已在此與山河共舞千年,將生存智慧凝練成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
鹽津縣城沿關河伸展,形成一條狹長的帶狀聚落。其空間尺度挑戰常人想像——最窄處相當於十輛轎車並排的寬度,而最高點大雪槽海拔2,263米,最低處關河出境點僅330米,近兩千米的落差在方圓數十里內急劇變化。這種地形源於地質史上劇烈的板塊運動,烏蒙山脈與四川盆地在此碰撞,關河億萬年切割下切,最終雕琢出這道深邃的「大地裂縫」。
身處中亞熱帶與溫帶過渡帶,鹽津年均溫17℃,年降水量1014毫米,濕潤空氣常年氤氳在峽谷間。潮濕環境催生鬱鬱蔥蔥的植被覆蓋峭壁,卻也帶來致命風險——雨季時,兩側山體飽含水份,土石流與滑坡頻發。2006年一場5.1級地震曾重創此地,奪走22條生命,凸顯峽谷生存的脆弱性。
鹽津縣並不只有一個單一的縣城,而是由多個片區共同構成。目前縣政府的駐地設於鹽井鎮,但實際的行政中心並不在鹽井集鎮上。鹽井集鎮作為鹽津的老縣城,位於關河兩岸的狹窄坡地與峭壁之間,受限於峽谷地形,城市規模極小,呈現出狹長的景象,建成區面積約為1平方公里。
此外,該地區因地形因素,頻繁面臨洪水、山體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威脅,且因空間受限,城市難以擴展,整體建設水平難以提升,仍維持著鎮的規模與樣貌,因此催生了新縣城的建設需求。
於2016年前後,縣政府正式搬遷至黃葛槽新區。雖然黃葛槽同樣依傍關河,地勢較老縣城稍為開闊,但其建成區面積僅約0.5平方公里,規模反而小於鹽井集鎮。除此之外,還有水田壩片區,該片區遠離河岸,是三個片區中城建規模最大者,高樓林立,建築密度與樓層高度皆為最高,顯示出較強的城市發展特徵。
面對「寸土寸金」的極端地形,鹽津人將建築推向空中。吊腳樓群沿河岸拔地而起,底部以水泥柱或鋼架懸空支撐,上層才是生活空間。這些現代版「空中樓閣」並非為美觀而建,而是防洪的生存智慧——當關河暴漲淹沒底層,居民仍能從高處撤離。
鹽津縣曾是絲綢之路要塞之一
「鹽津」之名,源自歷史深處的產業密碼。古時河畔鹽井噴湧鹵水,商船雲集渡口,「鹽井渡」由此得名,1917年正式設縣時,「鹽津」二字定格了這片土地與鹽業的千年淵源。早在秦代,鹽津已是中原入滇的鎖鑰。李冰以「積薪燒岩」之法開鑿五尺道,成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血管。今日豆沙鎮殘存的350米古道上,243個深陷的馬蹄印仍清晰可見,見證商旅馱著鹽、銅、茶葉往返蜀滇的盛景,豆沙關亦是古時從四川進入雲南的第一道險關。

澳門航空史_69
澳門國際機場擴建迎合發展之需
472_05:澳門國際機場
1995年12月8日,耗資12億美元、以沙石填海築成的澳門國際機場正式通航,創下20世紀90年代工程奇跡。通航首年旅客吞吐量即達130萬人次,其中台灣旅客佔65%,成為兩岸往來首選空中橋樑,這得益於當時兩岸未直航,澳門推出「一機到底」服務模式,並在航班上提供台胞證辦理服務。此外,澳門機場善用香港啟德機場超負荷及新機場建設的時機,吸引多家航空公司轉移航班。隨著澳門回歸祖國,澳門與內地及其他亞洲國家及城市的人民更加密切互動,澳門國際機場規模受到限制,擴建機場成為了重要進程。
其實擴建澳門國際機場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驅動的必然結果,既源於本地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受制於區域合作的戰略佈局,更與全球航空業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連。
從本地經濟層面來看,澳門的支柱產業對航空運輸的依賴日益加深。作為以博彩業、旅遊業、酒店業為核心的城市,澳門每年吸引著數以千萬計的國際遊客,2019年入境旅客總數高達3,940.6萬人次,其中相當比例通過航空方式抵達。隨著旅遊業的升級,高端會展、商務旅遊等新業態快速崛起,這些旅客對航班時效、機場服務質量的要求更高,現有設施已難以完全滿足需求。與此同時,物流業作為澳門經濟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對航空貨運的需求也在持續增長。珠寶、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全球配送,亟需高效的航空運輸網絡支撐,這也倒逼機場提升貨運承載能力。
在區域合作框架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澳門國際機場的定位帶來了新的要求。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節點,澳門機場需要與香港、廣州、深圳等機場形成錯位發展的格局。香港機場在國際航線和貨運領域優勢顯著,而澳門可憑藉與葡語國家的深厚聯繫,重點拓展通往這些國家的航線,形成獨特的競爭力。此外,與珠海機場的資源整合與協同發展,也是提升整個區域航空服務水平的關鍵,這也要求澳門機場通過擴建來增強自身的協同能力。
全球航空業的發展趨勢也對澳門國際機場提出了升級需求。近年來,波音747、空客A380等大型客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這些機型運載能力強、經濟效益高,但對機場跑道、滑行道、停機坪等設施的要求也更高。澳門國際機場現有的設施在容納這些大型機型時存在明顯局限,無法充分發揮其運載效率。為了跟上全球航空業的發展步伐,提升自身在國際航空市場中的競爭力,機場的設施升級與規模擴大勢在必行。
由以上可見,無論是本地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還是區域合作與全球行業趨勢的外部推動,都決定了澳門國際機場的擴建工程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緊迫性,這也是其能夠順利推進並獲得廣泛支持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