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一）
參加歌唱比賽激發對音樂創作的熱情
499-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499-02青年黃霑（互聯網圖片）
與金庸、倪匡、蔡瀾並稱為「香港四大才子」的黃霑，本名黃湛森，出生於1941年3月18日的廣州寶華路十六甫東街四巷的一座大宅中，字亦芹，筆名眾多，包括劉傑、陸郎、不文霑、詹嘯、久流、鐵樹等，後世尊稱為「霑叔」。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不僅是香港作曲家、填詞人，還是廣告人、作家、演員、導演、編劇、主持人及歌手，被譽為「一代鬼才」及「香江鬼才」。
黃霑的成長之路充滿了變遷與挑戰。他出生於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移居香港後曾任太古煤倉苦力主管。幼年的黃霑在西關生活，稍長時遷居沙面，就讀於一所基督教小學。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進入尾聲，黃家逃難至英屬香港，落戶深水埗區。在德貞小學完成五、六年級學業後，黃霑以優異的成績升入喇沙書院，儘管英文基礎薄弱，需從第七班開始讀起，但他憑借不懈的努力，在喇沙書院度過了九年時光，考試成績經常名列前茅，還曾與日後成為國際影星的李小龍為校友。
在喇沙書院期間，黃霑不僅學業有成，還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他加入了學校口琴隊，並迅速成為隊長，帶領校隊在各種校際音樂比賽中屢獲佳績。十一歲時，他拜在口琴家梁日昭門下學藝，跟隨師傅為電影和電台節目吹奏配樂，從而接觸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種樂曲，結識了眾多音樂大師，為日後的音樂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黃霑還熱愛文學，自幼便定期向報刊投稿，1953年，他的作品首次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這無疑是對他文學才華的肯定。
1960年，黃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在大學期間，他不僅在學業上繼續深造，還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活動。他參加了學生會社會服務團，在假期當義工，這段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也成為他獲得羅文錦爵士紀念怡和獎學金的原因之一。此外，黃霑還加入了中文學會，並在一次扮演《桃花扇》中的阮大鋮時，得到了劇壇名宿雷浩然的賞識，被介紹到香港業餘話劇社當龍套，後來還參演了麗的映聲的粵語話劇，初涉電視界。
音樂方面，黃霑的才華同樣得到了展現。經梁日昭引薦，他開始為呂紅、陳君能、許怡年、黃志恆等歌手填寫國語歌詞，共創作了八首歌曲，其中包括改編自蘇格蘭民謠的《友誼萬歲》。同時，他還以「黃霑」為藝名參加了「第一屆星島業餘歌唱比賽」，雖然未能進入最後十五強，但這次經歷無疑激發了他對音樂創作的熱情。
中國之最（八十七）
中國最愛喝奶茶的城市（二）
499_06：長沙是名副其實的網紅奶茶孵化地（互聯網圖片）
長沙：網紅爆款製造機
如果論話題度與品牌孵化能力，長沙近年異軍突起。這座城市的奶茶文化以「網紅」為核心，擁有極高的品牌密度與話題熱度。
茶顏悅色等現象級品牌從長沙崛起，排隊數小時成為旅遊景觀。長沙的茶飲品牌常以高辨識設計、強文化包裝、地域情緒連結迅速形成粉絲群。這些品牌不僅在本地受到歡迎，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股熱潮。
長沙的年輕旅客比例高，「打卡型消費」特別明顯。奶茶不只是飲料，而是旅遊體驗的一部分。許多消費者到長沙的第一件事，不是吃正餐，而是排隊買茶飲。
此外，長沙的奶茶文化也深受旅遊與打卡經濟推動。這裡的茶飲品牌往往具備強烈的視覺與情感吸引力，容易在網路上引爆話題，吸引大量關注與分享。
不過，從門店總量與市場規模看，長沙仍無法與上海、廣州相比。它更像是一個創意孵化場與文化象徵地。雖然規模不大，但在網紅文化與話題創造方面，長沙無疑是當前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那麼誰才是「最愛喝奶茶城市」？
答案取決於你如何定義「愛喝」。如果看日常飲用頻率與市場規模，廣州可能更具優勢；如果看品牌影響力與產業地位，上海最具代表性；如果看話題熱度與文化象徵，長沙最突出。
也因此，業界更常用一種較精準說法： 上海是中國新式茶飲的風向標； 廣州是最大消費市場之一； 長沙是網紅品牌孵化地。
奶茶城市的真正意義
這場城市之爭，反映的其實不是誰喝得最多，而是新消費文化如何在不同城市呈現不同形態：
上海代表體驗經濟
廣州代表生活融合
長沙代表情緒與流量
一杯奶茶，映照的是城市性格。它不只是飲料，更是一種文化符號與社會現象。
在中國城市飲食文化中，「奶茶」已成為年輕消費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飲品。從商場專櫃到街邊小店，從社交平台到外送平台，奶茶早已不只是解渴工具，更成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若論最愛喝奶茶的城市，上海、廣州與長沙各有特色：上海是品牌風向標，門店密度高、首店經濟活躍，影響力強；廣州則以門店規模與日常飲食融合見長，市場穩定且消費頻率高；長沙則因網紅品牌與話題度突出，成為爆款製造機。三城分別代表體驗經濟、生活融合與情緒流量，反映新消費文化的多樣性。最終，誰是「最愛喝奶茶城市」並無定論，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愛喝」。上海、廣州、長沙構成當代茶飲文化的三角，各自展現不同面向，映照出城市性格與時代特徵。
沒有唯一冠軍，只有不同巔峰
中國沒有官方「最愛喝奶茶城市」排名，但從產業觀察可以確定：上海、廣州、長沙構成了當代茶飲文化最重要的三角。
如果要選最具象徵性的城市，上海往往是業界共識；如果要選規模最大市場，廣州更有說服力；如果要選話題王者，長沙難以取代。
或許真正的答案是——
中國奶茶文化，從來不是一座城市的故事，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而這個時代，仍在持續加糖、加冰，也持續升溫。
置之死地而後生
499-03《孫子兵法》（互聯網圖片）
499-04韓信畫像（互聯網圖片）
「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的軍事箴言，道出了在絕境中激發潛能、反敗為勝的深刻哲理。它不僅是中國古代軍事智慧的結晶，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生存哲學，在歷史長河與現實生活中不斷被驗證與傳承。從韓信背水列陣的經典戰役，到項羽破釜沈舟的壯烈史詩，再到現代人面對困境時的突破與創新，這一理念始終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西漢初年，韓信率漢軍攻打趙國，面對二十萬趙軍據守井陘口的險要地勢，他以數萬新募之卒演繹了一場「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術奇跡。韓信深知正面強攻無異於以卵擊石，於是精心設計了一個看似冒險的計劃：漢軍渡過綿蔓水後，背靠河水列陣，切斷所有退路；同時派兩千輕騎潛伏於趙軍營地附近，主力則佯裝敗退，引趙軍傾巢而出。當趙軍追至水邊，發現漢軍無路可退，拼死抵抗時，潛伏的輕騎突襲趙軍後方，拔旗易幟。趙軍誤以為大本營失守，軍心大亂，漢軍趁勢反擊，最終大獲全勝。
這一戰的關鍵在於「背水之險」。士兵們見退路被斷，深知「前有強敵，後無退路」，唯有死戰才能求生。絕境激發了他們超常的戰鬥力，使原本弱小的漢軍爆發出驚人的能量。而韓信的智慧不僅在於製造絕境，更在於對敵我形勢的精準判斷——他利用趙軍輕敵心理，通過佯敗和突襲擾亂敵軍判斷，將戰術與心理戰完美結合，最終以少勝多。
「置之死地而後生」並非韓信的獨創，而是中國歷史上反復被驗證的生存哲學。巨鹿之戰中，項羽下令砸破鍋碗、沉掉船隻，以「不勝則死」的決心激勵楚軍，最終以五萬兵力擊敗四十萬秦軍，創造了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經典案例；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在絕境中忍辱負重，最終反敗為勝，滅掉吳國，成就了「苦心人，天不負」的傳奇。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一個真理：當人被逼入絕境時，往往會爆發出超乎尋常的力量，突破生理與心理的極限。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核心，在於主動創造壓力以激發潛能，同時結合周密的計劃與靈活的策略。它不是盲目冒險，而是對形勢的清醒判斷與對資源的極致利用。絕境本身並非轉機，關鍵在於如何將危機轉化為動力——通過切斷退路消除僥倖心理，通過製造壓力激發鬥志，通過精準策略實現突圍。這種智慧不僅適用於戰爭與競爭，更是一種面對人生困境時的態度：在絕境中保持冷靜，在壓力下尋找機會，在逆境中實現蛻變。
從古戰場的硝煙到現代商場的博弈，從個人的成長到團隊的突破，「置之死地而後生」始終是人類對抗困境的武器。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強者，不是從未跌入低谷，而是能在絕境中點燃希望，將死亡之地化為重生之地。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一
唐廷樞早年在澳門接受啟蒙教育
499_05：唐廷樞照片（互聯網圖片）
澳門雖然面積小，而且地處南方偏偶一方，但是亦因為不起眼，卻因此成為現代西方最早敲開中國封鎖的國門，並為封建中國迎來了現代西方思想、教育和文明的搖籃之地。在封建的滿清皇朝的末年，洋務運動就視為改變國運的重大政治運作，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者唐廷樞，就是澳門成長及接受西方教育，他是馬禮遜學校的學生，「中國近代留學之父」容閎的同學。
唐廷樞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鎮），其父早年曾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家中充當聽差，這層因緣，日後成為唐廷樞走進西式教育、打開眼界的關鍵鎖鑰，而澳門這座彌漫著中西交融氣息的城市，則見證了他少年時期的成長與啓蒙。
此時的澳門，作為葡萄牙租借三百餘年的商埠，已成為中西文化、商貿碰撞的熔爐。西洋建築沿濠江綿延，洋行、教堂、學堂林立，來往的歐洲商人、傳教士與華人雜處，構成了一幅獨特的近代畫卷。
這一年，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受馬禮遜教育會委託，在澳門開辦了馬禮遜學校。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打破了傳統科舉教育的桎梏，專門招收華人子弟，教授英文、數學、地理、天文等新知。因父親在布朗家中任職，唐廷樞得以成為該校最早的學生之一，與後來的留美幼童監督容閎成為同窗。
在澳門的三年，是唐廷樞人生的「啟蒙時刻」。布朗的教導，讓他從一個鄉村少年，迅速掌握了流利的英文，並系統接觸了西方科學知識。課餘時，他常漫步於澳門的街頭巷尾，看洋行裡的商業交易，聽中外商人的談判爭鋒，甚至觀察西洋船隻的構造。這些親身經歷，比課本知識更為深刻，讓他早早認清了中西之間的差距。
他也目睹了弱國民眾的艱難。在澳門，洋人憑藉特權享有種種便利，華人則時常處於被動地位。這種刺目的對比，在他年少的心裡埋下了「求變圖強」的種子。他意識到，僅懂四書五經無法救國，唯有掌握西方的語言與技術，才能在這個變局中立足。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鴉片戰爭結束，香港被割讓給英國，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唐廷樞也隨校前往，繼續接受西式教育，直至1848年畢業，前後累計接受了六年西式教育。雖然在澳門的時間只有三年，但這段濠江啟蒙歲月，為他打下了紮實的英文基礎，開闊了眼界，培養了開放的思維方式，成為他日後涉足洋行、投身洋務的重要鋪墊，也為他日後開創多項「中國第一」，埋下了最初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