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瀾（二）
定居香港進軍影視行業
511-01蔡瀾舊照（互聯網圖片）
511-02蔡瀾與成龍（互聯網圖片）
蔡瀾的電影生涯，始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系的課堂。二十出頭從日本畢業回港，恰逢李翰祥開創黃梅調電影的黃金時代，兩個同樣醉心於光影的人一見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63年，22歲的蔡瀾正式定居香港，進了邵氏電影公司當製作經理。最初他只負責對接日本片引進，把日本電影帶到香港和東南亞放映，後來慢慢接手香港電影的日本外景拍攝，從道具、木工到副導演、攝影助理，電影行當的每一個環節他都摸得門清。一開始他想做導演、當編劇，後來摸透了行業規則反倒改了主意：當導演跟著一部片子從頭跑到尾，剪完片子就算交差，做監製反倒能經手發行，同時管好幾個項目，能見識的世面要多得多。
那時香港還沒有彩色沖印技術，所有邵氏出品的片子都要送到日本東洋視像所沖印，拷貝送出前都要經蔡瀾檢查，他索性把邵氏所有電影看了個遍。1967年他跟著張徹拍《獨臂刀》，1968年做完《金燕子》的外景，又接連合作了《飛刀手》等幾部作品，也是這一年他在日本看到了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後來反復刷了無數次。拍了幾部片子之後他跟邵逸夫提議：香港拍一部電影要四五十個工作日，日本只要20天，不如拉團隊去日本拍片。1969年邵逸夫點頭，從香港派了陳厚、丁紅幾個主演，剩下的班底全用日本人，拍出了《裸屍痕》，成了港日合拍的早期嘗試。
到了八十年代，蔡瀾跳去嘉禾做副總裁，成了成龍最靠譜的搭檔。《快餐車》《龍兄虎弟》《一個好人》這些成龍的經典作品，多數都是他帶著團隊在海外拍出來的。當時成龍被香港黑社會威脅，嘉禾老闆鄒文懷把人托付給他，他直接帶著成龍、洪金寶和編劇陳景生躲去了巴塞羅那，幾個人窩在酒店裡寫劇本，等準備妥當了再召集大部隊開工。成龍的戲一拍就是一年，蔡瀾也跟著在西班牙、南斯拉夫、泰國、澳洲住了個遍，把海外的風土人情吃了個透。在嘉禾那些年，他還一手創辦了子公司「大路」，和日本合拍了《孔雀王子》《阿修羅》《力王》等漫改特效片，全力支持醉心特效的導演藍乃才，拍出的片子特效水準在香港首屈一指。恰逢香港電影三級制度落地，他又拍了《聊齋艷譚》系列，票房直接衝破千萬，成了行業裡獨一份的「敢拍又會拍」的代表。直到1997年嘉禾創始人何冠昌離世，做了三十年電影的蔡瀾徹底告別了這個行當。
轉身拿起筆桿子，是他另一段人生的開場。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已經在《東方日報》《明報》開專欄寫文章，最早是在《東方早報》副刊《龍門陣》寫隨筆，攢了些讀者基礎之後，老友倪匡把他推薦給了金庸，他乾脆在《明報》副刊開了個長期專欄，名叫「草草不工」，說是自謙，實則對文字錙銖必較，一個標點都不肯馬虎。他寫美食，寫遊記，寫人間趣事，連男女情感都能寫得通透有趣，第一年稿費就拿了120萬，後來寫了幾十年，出了兩百多本書，和李碧華、亦舒成了香港天地圖書的三大台柱，從《追蹤十三妹》到《過好這一生》，再到後來的《賺錢的藝術》《花錢的技巧》，他把自己的生活哲學全寫進了字裡行間。
中國之最（九十三）
中國最早及現時的摩天大樓（一）
511_06：上海外灘在二十世紀初已形成中國最早的高樓群（互聯網圖片）
511_07：地王大廈一度成為亞洲最高建築（互聯網圖片）
中國城市天際線在過去一百年間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二十世紀初只有十多層的商業大樓，到今天高達六百多米的超高層建築，中國摩天大樓的發展不僅是建築技術進步的象徵，更反映出城市化、金融發展與國家經濟崛起的歷程。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擁有最多超高層建築的國家之一，上海、深圳、廣州及天津等城市的摩天大樓群，更成為國際城市競爭的重要標誌。
中國最早期的現代高樓，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的上海。當時的上海因租界經濟繁榮，成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建築技術的城市之一。在黃浦江畔的外灘，大批銀行、洋行及酒店相繼落成，形成中國最早的現代城市天際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9年建成的沙遜大廈。這座建築樓高約77米，採用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外牆以花崗岩和銅飾裝潢，頂部設有綠色金字塔形銅頂，在當年被譽為遠東最豪華的酒店建築之一。它後來成為今日著名的和平飯店北樓，也是舊上海繁華年代的重要象徵。
在當時的中國，能夠超過十層的大樓已被稱為「摩天大樓」。除了上海，北京、天津及武漢等城市亦開始興建較高的商業樓宇。不過，由於當時中國的鋼結構技術、升降機系統及城市基建仍然有限，因此高樓建築數量並不多，真正的超高層時代尚未來臨。
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城市建設以實用住宅與工業設施為主，高樓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進程急速推進，摩天大樓才正式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成為中國高樓建設的重要起點。1985年建成的國貿大廈，樓高160米，共53層，曾是中國內地最高建築之一。更令人矚目的是，其施工速度創下「三天一層樓」的紀錄，被外界稱為「深圳速度」，象徵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精神。
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主要城市展開一場「高度競賽」。1996年落成的地王大廈，樓高384米，一度成為亞洲最高建築。這座建築採用鋼結構與玻璃幕牆設計，外型尖塔式輪廓極具現代感，成為深圳城市形象的重要地標。其後，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進一步推動中國摩天大樓發展。1999年建成的金茂大廈，高度達420.5米，將中國高樓正式帶入四百米級別。大樓融合中國傳統寶塔元素與現代建築技術，被視為中國超高層建築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正式落成，高度492米，成為當時中國第一高樓。其頂部梯形鏤空設計極具辨識度，因此被民間稱為「開瓶器」。這座大樓不僅設有國際金融辦公空間，更擁有世界知名觀景台，象徵上海逐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此同時，廣州、天津及香港等地亦陸續出現超高層建築，中國城市天際線開始迅速向高空延伸。
士為知己者死
511-03豫讓劈擊趙襄子衣袍（互聯網圖片）
511-04智伯畫像（互聯網圖片）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出自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刺客列傳》，意為志士甘願為賞識自己、了解自己的人獻身，女子願意為欣賞自己、喜歡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這句話源自春秋戰國時期刺客豫讓為智伯報仇的故事，其中「知己者」指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悅己者」則指欣賞自己的人。「士為知己者死」最早見於《戰國策》，成為古代傳統信條，反映了知音難得、報答知己的精神。
刺客豫讓最初在晉國俠客畢陽之孫的門下效力，先侍奉範氏、中行氏，卻未受重用，後轉投智伯，深得寵信。然而韓、趙、魏三家最終瓜分了智伯的領地，趙襄子更將智伯的頭蓋骨製成飲器。豫讓聞訊遁入深山，立下誓言：「志士為了解自己的人而犧牲，女子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打扮，我一定要替智伯復仇。」
此後豫讓隱姓埋名，偽裝成受過刑的人，以洗刷廁所為掩護潛入趙襄子宮中。不久趙襄子入廁時忽然心悸，命人搜查，果然發現豫讓。豫讓坦然亮出匕首：「我要為智伯報仇！」趙襄子卻稱贊他為義士，將其釋放，並感嘆：「智伯死後無後，臣下仍肯為其報仇，必是天下有氣節之賢人。」
然而豫讓並未就此罷手。他全身塗漆，剃去鬚眉，徹底毀容，假扮乞丐沿街乞討，連妻子都認不出他，只覺聲音極為相似。隨後他又吞炭改聲，朋友勸他不如先取得趙襄子信任再行復仇，豫讓卻正色道：「為舊君主殺新君主，是敗壞君臣大義之舉。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正是為了闡明君臣大義，羞辱後世懷有二心之人臣。」
最終，豫讓埋伏於趙襄子必經的橋下。趙襄子馬驚，果然察覺其存在。面對質問，豫讓答道：「範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 趙襄子長嘆一聲，決定不再赦免。豫讓請求以劍刺趙襄子王袍以了心願，趙襄子感其義烈，遂命人遞上王袍。豫讓拔劍奮起，刺向王袍，仰天長嘆：「我可以在九泉之下報答智伯了！」言畢自盡。
這一壯烈之舉，成為我國古代人民的傳統信條，反映了知音難得、萬死不辭的精神。後世知識分子如諸葛亮，感念劉備三顧之恩，鞠躬盡瘁輔佐後主，正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千古典範。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九
澳門成為海上絲路文明交流重要遺址
511_05：1866-1874年間繪製的《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互聯網圖片）
進入19世紀，海上絲路迎來了近代化的轉型，蒸汽船的出現、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使得全球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進一步下滑，但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遺跡，其絲路餘脈依然延續，並在古地圖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9世紀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絲路面貌，揭示了其在近代化轉型中的文明傳承。
19世紀初，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政府依然實行「一口通商」政策，澳門的貿易地位進一步淪落，主要從事少量的轉口貿易與鴉片走私，昔日的繁榮景象不再。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以1810年《廣東全省海圖》最具代表性。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對澳門的繪製更為簡單，僅標註了澳門半島的輪廓與「澳門城」之名，沒有標註任何港口設施與貿易場所，與17世紀的繁榮地圖形成巨大反差，反映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地位的進一步衰落。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海上絲路的核心港口進一步東移，澳門的貿易地位幾乎喪失。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845年《中國東南沿海通商口岸圖》，重點標註了五處通商口岸的位置與港口設施，而澳門則被邊緣化，僅作為一個普通的濱海小鎮標註，沒有任何與貿易相關的註釋。楊迅凌在研究中指出，這一時期的古地圖，標誌著澳門正式退出了海上絲路的核心舞台，淪為一個邊緣性的濱海聚落。
儘管貿易地位衰落，但19世紀的澳門依然保留著東西方文明交融的獨特痕跡，成為研究海上絲路文明交流的重要遺址。這一時期最具價值的古地圖，是1866-1874年間繪製的《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Guangzhou School: A Bird’s-Eye View of Macao）。這幅現由澳門歐氏家族收藏的地圖，採用水粉設色，繪製精美，清晰展現了澳門半島及周邊地區的地理、地形，以及多處重要建築，其中包括中式的廟宇、汛地，西式的教堂、夷館，還有象徵中方勢力的黃旗旗杆，生動再現了「華洋雜居」的城市格局。楊迅凌強調，這幅地圖不僅是研究19世紀澳門城市史的珍貴史料，更見證了澳門作為東西方文明交融紐帶的餘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