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一）
亂世中的風雲人物
462-01陳炯明青年時期舊照（互聯網圖片）
462-02黃花崗起義時部分敢死隊員（互聯網圖片）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這位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綽號阿煙，曾用筆名陸安的廣東惠州府海豐縣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人生軌跡充滿了波折與爭議，從科舉秀才到革命將領，再到權傾一時的政治人物，最終卻因與孫中山的分歧而黯然退場，其生平事跡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劇。
陳炯明早年便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膽識。1898年，他中得秀才，隨後於1906年考入廣東法政學堂，成為該學堂首屆學員。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優異，以「最優等生」成績畢業，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領銜控告惠州知府陳召棠，展現出了強烈的正義感與領導力。畢業後，陳炯明並未滿足於書齋生活，而是回到家鄉，倡導地方自治，設立戒煙局，並籌辦《陸安自治報》，積極傳播新思想，推動社會改革。
1909年，陳炯明當選廣東諮議局議員，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在上海，他加入了同盟會，創辦《可報》，以筆為劍，支持革命事業。1910年，他參與了倪映典的庚戌新軍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並未消磨其革命意志。
1911年4月27日爆發黃花崗起義。起義前夕，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軍的槍械上的槍機，同時大批清兵進入廣州城，而始平書院、三眼井等革命黨人的軍火庫遭到清軍的突擊檢查，裝備全部被清繳，運輸的炸藥也被清軍搜走不少。另外，清軍在城內的龍王廟突然增加了駐紮兵力。起義指揮部因此認定，起義的信息已經被洩露。香港統籌部對此給出了緩期起義的建議，陳炯明和朱執信對此持同意態度，而姚雨平對於臨陣反覆更改時間持反對態度，認為如此做起義必然失敗。黃興見此情形，認為繼續延期與解散起義部隊無異，遂下令解散起義部隊。但鑑於此次起義已經花費十萬餘元，黃興為今後革命能夠繼續向華僑籌資，最終決定以個人行動的方式舉行起義。陳炯明作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不僅親自參戰，還利用自己的議員身份，以個人房產保護革命黨人的準備工作，展現了其智勇雙全的一面。
隨後，辛亥革命的爆發，為陳炯明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他於海陸豐籌集革命民兵，佔領惠州，自稱「循軍」，隨後進軍廣州，與胡漢民一同說服北洋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反清，為廣東的獨立與共和政體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後，他歷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將循軍改編為正規軍，為廣東的穩定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陳炯明的政治生涯並非一帆風順。1913年，在宋教仁遭暗殺、二次革命爆發前夕，袁世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企圖以此取代孫中山的政治盟友胡漢民。面對袁世凱的拉攏，陳炯明並未屈服，而是毅然宣佈廣東獨立，自任討袁軍總司令，展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然而，內部叛亂與外部壓力使得他的討袁行動最終失敗，不得不流亡香港。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462-03管仲射殺公子小白（互聯網圖片）
462-04孫臏畫像（互聯網圖片）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這句俗語精準地描繪出當兩個懷有深仇大恨的人碰面時，那種劍拔弩張、怒目而視的激烈場景。仇恨，宛如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在刺痛他人的同時，也會深深割傷自己。在歷史的長河中，無數因仇恨而引發的故事令人唏噓不已，它們宛如一面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複雜與命運的無常。
春秋時期，管仲與鮑叔牙是摯友，然而管仲早年卻曾與公子糾的另一位謀士召忽，與公子小白及其謀士鮑叔牙處於敵對陣營。當時齊國內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奪君位。管仲為助公子糾奪位，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帶鈎，險些要了小白性命。這一箭，讓小白對管仲恨之入骨，二人結下了深仇大恨。
後來公子小白即位為齊桓公，他本欲報那一箭之仇，將管仲置於死地。可鮑叔牙深知管仲之才，力薦管仲輔佐齊桓公。齊桓公最終放下個人恩怨，重用管仲。管仲也不負所望，助齊桓公成就霸業。但最初那「仇人相見」的時刻，齊桓公眼中的怒火與殺意，無疑是對「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生動詮釋。
再看戰國時期的龐涓與孫臏，他們同為鬼谷子門下弟子，二人本應攜手共進，在兵法謀略的道路上相互砥礪。然而，嫉妒的毒瘤卻在龐涓心中悄然滋生。孫臏的才華如璀璨星辰，讓龐涓相形見絀，恐懼與不甘交織成一張無形的大網，將龐涓緊緊束縛。他設計陷害孫臏，使其遭受臏刑，淪為廢人。這一殘酷行徑，讓兩人之間結下了血海深仇。
當孫臏歷經磨難，在齊國謀士的幫助下重獲生機，並在戰場上與龐涓狹路相逢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場景瞬間上演。龐涓眼中燃燒著恐懼與憤怒的火焰，他深知孫臏的復仇之劍已高高舉起；孫臏則懷著滿腔的悲憤與堅毅，誓要讓龐涓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桂陵之戰、馬陵之戰，這兩場著名的戰役成為了他們恩怨的決戰場。孫臏憑借著卓越的智慧和精心策劃的戰術，將龐涓一步步逼入絕境。最終，龐涓在馬陵道陷入絕境，看著漫山遍野的齊軍旗幟，他心中明白大勢已去。此時的他，想必在仇恨與絕望的交織中，回想起曾經同窗的情誼，卻已悔之晚矣。孫臏大仇得報，可這場仇恨的紛爭，卻讓兩位原本才華橫溢的謀士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令人唏噓不已。
這些歷史典故也告訴大家，要學會以寬容和豁達的心態去面對仇恨。就像大海容納百川，我們也要學會包容他人的過錯，放下心中的仇恨。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一）
462_06：「種子銀行」已保存近10萬份種子（互聯網圖片）
462_07：位於雲南昆明北郊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互聯網圖片）
在雲南昆明北郊的元寶山麓，一座紅白相間的建築隱匿於綠樹花叢中。這裡是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以下簡稱「種質庫」），被譽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種子銀行」，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三大核心設施之一，與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英國千年種子庫並列。雲南種質庫由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建設和運行管理，截至2023年12月，種質庫已保存野生植物種子超過1.1萬種、近10萬份，總計保存各類野生生物種質資源近3萬種、超30萬份，涵蓋植物離體材料、DNA、微生物菌株及動物種質資源等，成為亞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戰略樞紐。
種質庫的誕生
種質庫的誕生源於中國科學家對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前瞻性思考。1999年，中國植物學泰斗吳征鎰院士向中央政府提出緊急建立野生種質資源庫的建議，強調雲南作為「植物王國」的獨特地位——其高等植物種類佔全國50.3%，脊椎動物佔49.5%，是中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區域。2004年，該項目被列為國家重大科技工程，歷經5年建設後於2009年正式啟用，成為中國首個以野生生物種質資源保存為核心的綜合設施。
這樣大量的種子，究竟以甚麼方式將其保存呢？種質庫採用「庫中庫」結構，分設種子庫、植物離體庫、DNA庫及深低溫庫等專業單元。種子庫常年維持-20℃、濕度15%的環境，使種子進入「代謝冬眠」狀態，理論保存期限可達千年以上。例如水稻種子可存活3,000年，棉花種子甚至超過6萬年。此外，針對無法以種子形式保存的物種（如部分蘭科植物），種質庫透過離體培養技術，將植物組織置於無菌環境中長期冷藏，例如高黎貢山的5米高袖珍平當樹，在實驗室中僅維持微型狀態卻永不凋亡。
有些種子不適合低溫保存，種子銀行的研究人員會用另一種方法：將植物的無菌苗保存在「植物離體庫」裏，令其以緩慢速度生長，保證數年內植物苗仍然存活。
種質庫遵循「3E原則」篩選物種：瀕危（Endangered）、特有（Endemic）、經濟價值重要（Economically Important）。例如國家一級保護植物喜馬拉雅紅豆杉、中國特有物種滇桐等均被優先保存。特有性的定義不僅限於中國，更強調「狹域特有」，即僅分布於特定小範圍生態區的物種。
科學化的採集與處理流程
一粒種子從野外到入庫需經歷70多道工序，其中萌發實驗是確保種子長期保存有效性的關鍵技術核心，所謂萌發實驗是通過模擬自然條件或人工控制環境，促使休眠種子恢復生長，以檢測其發芽能力與活力的過程。
其流程如下：
採集階段：
每種植物至少採集2,500粒種子（理想值為20,000粒），且不超過原產地總量的20%，以維護野外種群穩定性。
預處理階段：
種子需經乾燥（含水量降至5%-7%）、X光檢測（剔除蟲蛀或空癟個體）等步驟，隨後進入萌發實驗驗證活力：
初始檢測：隨機抽取100粒種子模擬自然環境（如晝夜溫差、光照週期），若發芽率≥75%方具入庫資格。
技術挑戰：針對休眠種子（如需冷層積處理的物種），需結合激素誘導破解休眠機制；蘭科等微小種子則以靜電吸附技術輔助計數。
長期監測：入庫後每隔5-10年重測發芽率，若低於臨界值則啟動「種子再生計畫」。
此流程確保每一份入庫資源均為「生命力的時間膠囊」。例如2021年，種質庫通過萌發實驗發現野生稻種子活力下降，及時重新採集並更新庫存，避免基因資源流失。
澳門航空史_59
數任澳督努力實現建機場夢想
462_05：澳門總督羅必信（互聯網圖片）
1948年，由葡籍富豪羅保（Manuel Teixeira Gomes）與華商梁昌合資創辦的澳門航空運輸有限公司（MATCO）在香港註冊，以兩架水上飛機開通港澳「黃金航線」，專營黃金運輸業務。然而，這段僅維持1年8個月的航空嘗試，因1948年7月16日，該公司「澳門小姐號」水上飛機遭劫持墜毀，機上23人遇難。事故重創MATCO財務，公司於1949年3月黯然停運，其後雖於1961年試圖復航，終因賭業興起與陸空交通競爭而於數年內再度關閉。但這段歷史卻意外點燃了澳葡政府興建國際機場的執念，開啟了跨越半世紀的機場籌建長跑。
儘管港澳航空業務折戟，但水上飛機起降的澳門外港海域，卻成為後續機場選址的最初靈感來源。時任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於1952年施政方針中首次提出門外港海域建設航空基地構想，標誌著澳門正式啟動機場籌建之路。
1958年，具海軍飛行員背景的時任澳督白覺理（Correia de Barros）少校向葡萄牙海外領土部提交《澳門外港機場建設計劃書》，獲駐軍總參謀長（兼任工程師）與軍事指揮官聯署支持。該方案規劃可起降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的機場，並被納入1959-1962年城市發展總藍圖。
然而，真正將機場構想推向實質階段的，是1962年上任的澳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羅必信剛上任就要面對湧入的難民潮，為了解決當時湧入的難民居住問題，計劃興建數千間房屋安置難民。由於要保證澳門的城市發展計劃能夠繼承建築傳統，保留優秀的原有建築，並且遵守建築學和城市建設常規，他促成一個青年建築設計師小組訪問澳門，這個小組成員包括著名建築設計師馬納拉斯和維森特的小組在發展計劃處（Departamento do Plano de Fomento）的框架內工作。該小組完成和指導了許多研究工作，製作了模型，特別是制定了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的外港一帶的城市規劃。小組在羅必信的要求下，研究機場選址問題。為此，羅必信邀請了機場專家若奧·托馬斯·修（João Tomas Siu）工程師到澳門加入研究。專家團隊經研究後提出顛覆性方案：放棄外港填海計劃，改在路氹城東側的雞頸山（現稱九澳山）興建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