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二）
從反袁鬥士到孫中山的親密戰友
463-02陳炯明與孫中山之合照（互聯網圖片）
1913年6月14日，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動蕩時期，宋教仁遭暗殺，二次革命的陰雲籠罩全國。在這場風波中，袁世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意圖以此取代孫中山的政治盟友胡漢民，進而全面控制廣東省。然而，歷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陳炯明並未成為袁世凱手中的棋子，反而成為了反袁鬥士中的一員。
起初，陳炯明或許並未完全預料到自己會走上反袁的道路，但在黃興等革命志士的勸說下，他毅然決然地站在了反袁的前沿。1913年7月18日，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並自任討袁軍總司令，這一舉動無疑是對袁世凱權威的直接挑戰。袁世凱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他立即命龍濟光為廣東鎮撫使，企圖平息這場叛亂。
然而，局勢的發展並未如袁世凱所願。8月4日，陳炯明麾下的粵軍第二師師長蘇慎初被袁世凱收買，在牛王廟炮擊都督府，這一變故讓陳炯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儘管他迅速派出衛隊企圖鎮壓，但衛隊卻嘩變倒戈，陳炯明頓失兵權。在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在夜間潛逃香港，但命運似乎並未打算輕易放過他，香港政府拒絕讓他上岸。
無法在香港立足的陳炯明並未放棄，他原計劃前往法國，卻在中途停留新加坡時被當地華僑的熱情與堅持所打動，決定留下圖謀日後反攻。在華僑與同鄉陳演生的協助下，他開始在新加坡經營據點，為反袁的國民黨人提供立足之地。他與鄒魯等人的合作，更是讓反袁行動在香港與新加坡等地得以持續籌劃。
在袁世凱退位前，陳炯明多次支援廣東的反袁戰事，並通過華僑救濟等方式在廣東省境累積聲望。隨著龍濟光在廣東的暴政招致民怨，陳炯明看到了反攻的契機。1915年底，他從新加坡潛回陸豐縣招集舊部，與朱執信等人指揮的中華革命軍結盟，在廣東繼續發動多場反袁兵變。1916年1月，他將廣東主要的反袁部隊整合為討逆共和軍，與其他南方省份的護國軍結盟，在廣東省進行更大規模的反袁戰爭。
隨著洪憲帝制的落幕和袁世凱的病死，龍濟光失勢，陸榮廷主導了廣東的軍政大權。此時，不屬於陸榮廷指揮的討逆共和軍成為了廣東省政的棘手問題。在親信的建議下，陳炯明決定交出指揮權，並將討逆共和軍編遣。他的合作態度贏得了北京國民政府的認可，被封為「定威將軍」，並授上將軍銜。然而，他並未接受大總統黎元洪的高級軍事顧問之職，而是選擇了與孫文（孫中山）的緊密合作。
1917年9月，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護法戰爭隨即爆發。孫文任命陳炯明為第一軍總司令，他將警衛軍改編為「援閩護法粵軍」，並於翌年1月在廣州誓師進軍福建。在進軍過程中，他兼任惠潮梅督辦，設立籌餉局，建立造彈廠等設施，為反袁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18年8月31日，援閩護法粵軍進駐漳州，9月建立閩南護法區，期間他致力於施行新政，為當地帶來了新的希望。
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這標誌著他正式成為了廣東軍政界的重要人物。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陳炯明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的洗禮，陳炯明逐漸成為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的核心人物。
幫理不幫親
463-04冉求畫像（互聯網圖片）
「幫理不幫親」這一民間俗語，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它強調在處理矛盾糾紛時，應以客觀道理為標準，而非單純偏袒親屬或親近之人。這一准則與「認理不認人」共同構成了道德實踐的重要准則，要求個體在親情與公理髮生衝突時，優先維護公理，體現了「以理服人」的價值取向。
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的一個家奴仗勢行凶，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殺人後躲進公主家中。當時負責治理京城洛陽的洛陽令董宣，面對這一棘手案件，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由於法律限制，他無法直接進入公主府抓捕兇手，但並未因此放棄。董宣派人守在公主家門口，一旦兇手外出便立即抓捕。終於，在家奴隨公主外出時，董宣果斷行動，在洛陽城北門外的夏門亭攔住公主車馬，當場格殺兇手。
這一舉動自然引起了湖陽公主的極大不滿，她入宮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聽後大怒，欲命人將董宣亂棍打死。然而，董宣毫不畏懼，他據理力爭，指出光武帝若縱容家奴殺害無辜百姓，將難以治理天下。光武帝聽後心生憐惜，又自覺理虧，最終赦免了董宣，並賞賜他三十萬錢。董宣將賞錢全部分給手下官吏，從此更加不畏強暴，秉公執法，清正廉潔，贏得了百姓的稱頌和光武帝的信任。他的事跡不僅彰顯了「幫理不幫親」的精神，也體現了為官者應有的擔當和勇氣。
另一個「幫理不幫親」的典範來自春秋末年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冉求。冉求以政事見稱，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然而，在輔佐季氏的過程中，冉求卻做出了一些違背孔子思想的事情。季氏作為魯國最有權勢的貴族，財富遠遠超過了周公。冉求不僅沒有勸阻季氏的奢靡和專權，反而施展手段幫他聚斂財富，增加賦稅。這一行為引起了孔子的極大不滿。
孔子得知後，公開表示不再認冉求是自己的門生，並鼓勵其他學生聲討冉求。孔子斥責冉求說：「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面對孔子的斥責，冉求可能試圖辯解，但孔子並未接受。孔子認為，作為自己的弟子，冉求應該秉持仁義道德的原則，而不是助紂為虐，幫助季氏搜刮民財。
這兩個故事，無論是董宣的秉公執法，還是孔子對冉求的嚴厲批評，都深刻體現了「幫理不幫親」的道德準則。它們告訴我們，在面對親情與公理的衝突時，應該堅守原則，以客觀道理為標準，不偏袒、不徇私。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也才能為社會的和諧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二）
463_06：種質庫已透過種子採集計畫保存了「禿杉王」的巨樹基因（互聯網圖片）
463_07：種子博物館內拍攝的亞克力柱種子展示牆（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種質庫不僅是「物種保險庫」，更是農業與醫學研究的基因寶庫。例如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的關鍵基因便源自海南野生稻，而該物種在1990年代因棲地破壞導致92.3%的居群消失，幸虧種質庫保存了其種質資源，為糧食安全保留希望。此外，萌發實驗支持的種子復育技術，已成功應用於野大豆抗逆基因提取，推動栽培大豆品種改良。
透過建立中國最大的植物DNA條形碼數據庫，種質庫已發現紅豆杉、大鯢等類群的隱存種與新種。例如2024年高黎貢山的「禿杉王」種子採集計畫，不僅保存了樹齡逾千年的72米巨樹基因，更透過萌發實驗確認其種子活力，為未來復育提供科學基礎。
基於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龐大資源體系，科研團隊系統整合野生種質遺傳信息，在多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1.作物演化與基因解碼
聚焦橡膠、草莓、蓖麻及家雞等關鍵物種，深度解析其起源與馴化歷史，建立多倍體作物的演化範式（如橡膠樹基因組擴增機制），並揭示產量、抗逆性等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調控網絡，為精準分子育種提供理論基礎與基因靶點。
2.特色資源開發與應用
成功培育珍稀食用菌新種質（如高產羊肚菌ML-08品系、耐儲運球蓋菇GS-5變種），創新高檔花卉繁育技術（兜蘭無菌播種體系、杓蘭低溫誘導開花方案），形成中國科學院鄉村振興技術幫扶的標杆模式。
國際備份與資源共享
種質庫已為40多個國家備份2,000餘份重要植物種子，並與國際機構合作推動資源互通。例如挪威斯瓦爾巴種子庫保存了全球105萬份農作物種子，而中國種質庫則專注於野生種質，形成互補。萌發實驗的標準化數據更透過線上平台共享，加速全球物種保護研究。
面對部分種子低溫耐受性差的難題，種質庫正探索液氮超低溫（-196℃）保存技術，並研發葉片或根芽組織培養方案。此外，隨著氣候變遷加劇物種滅絕速度，種質庫計劃在2030年前將保存物種提升至1.9萬種，並擴建離體庫與DNA庫容量。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除運營管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外，還設立植物化學與天然药物重點實驗室、國家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庫兩大國家級科研平台。並建立以雲貴高原、橫斷山及其周邊地區植物引種保育為特色的昆明植物園，涵蓋28個專類園，收錄植物10406種（含品種），以拯救保護極小種群植物及國家重點保護的珍稀瀕危植物為特色。
在標本館體系建設上，該所擁有中國第二大植物標本館，館藏標本總量超過168萬份，包括種子植物標本127.3萬餘份、蕨類植物標本5萬餘份、苔蘚標本11萬份、大型真菌標本11.1萬份、地衣標本9萬份，是中國收集植物門類最全的標本館之一。該標本館以中國西南地區為標本收藏中心，採集範圍涵蓋全國並延伸至東南亞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植物分類、生物地理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不僅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更是人類與自然共生智慧的見證。從千年古蓮的復甦奇蹟，到禿杉王的基因存續，每一粒通過萌發實驗驗證的種子，都承載著生命延續的密碼。正如種質庫主任李德銖所言：「我們希望這些種子永遠只是備份，而非滅絕後的重生工具。」 在生物多樣性急速流失的當下，這座亞洲最大的「生命方舟」，正以科學之力為未來留存希望。
澳門航空史_60
澳門機場籌建跨越時空的探索與努力
463_05Ａ：澳督李安道（互聯網圖片）
463_05Ｂ：澳督伊芝迪（互聯網圖片）
回溯歷史，澳門機場的籌建之路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跨越了數十年的時空，凝聚了多任澳督及各界人士的心血與努力。
早在1952年，時任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在其施政方針中，首次提出了在門外港海域建設航空基地的構想，這一創舉標誌著澳門正式踏上了機場籌建的漫漫征途。彼時，航空業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史伯泰以其前瞻性的眼光，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描繪了一幅宏偉藍圖。
隨後，1958年，具海軍飛行員背景的時任澳督白覺理（Correia de Barros）少校獲葡萄牙海外領土部支持，積極推進機場規劃。他計劃在新口岸建設一個可起降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的機場，並將其納入1959-1962年城市發展總藍圖。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機場建設並未立即付諸實踐。
直至1962年，新上任的澳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才邁出了實際規劃興建機場的第一步。他委任專家小組深入研究機場選址問題，以期找到最適合的建設地點。經過專家團隊的細緻研究，一個顛覆性的方案應運而生：放棄外港填海計劃，轉而在路氹城東側的雞頸山（現稱九澳山）興建機場。這一決策無疑為澳門機場的建設奠定了新的基石。
羅必信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當時的決策需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飛機和機場的特點、建設技術手段的可行性以及澳門公共財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澳門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的現實，這在機場建設的諸多問題中成為了一個決定性因素。
進入1970年代，澳門機場的建設進程再次加速。1974年，澳督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收到葡國領土協調部的指導性計劃，其中提及在澳建設機場。當時的葡國總理蘇亞雷斯和中國有關當局均接納了這個設想，並隨後展開了中葡澳三方的共同研究。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