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三）

矢志抗日成民族英雄

530-01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在前線視察（互聯網圖片）

530-02在前線慰問第十九路軍將士的宋慶齡(右四)與蔡廷鍇(右五) （互聯網圖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山河淪陷、國土蒙塵，聽聞噩耗的蔡廷鍇悲憤不已，當即率領第十九路軍三萬余名官兵在贛州莊嚴宣誓，明確反對內戰、主張團結抗日，扛起抵御外敵的重任。同年11月，十九路軍奉命調防京滬沿線承擔警衛任務。年底，心系東北抗日戰局的蔡廷鍇，召集全軍旅長以上幹部秘密商議，計劃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線北上，馳援堅守東北抗日的馬佔山、丁超、李杜部。彼時，日本蓄意擴大侵華野心，派遣三十餘艘軍艦、數千名陸戰隊士兵登陸上海，頻頻製造事端，致使淞滬局勢急劇緊張。為守護江南門戶，蔡廷鍇只得暫緩北上計劃，留在上海日夜整軍、加緊備戰。

1932年1月下旬，日軍蠻橫要求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後撤15公里，國民黨當局意欲妥協，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向蔡廷鍇轉達退讓指令。蔡廷鍇斷然拒絕，鄭重申明上海是中國固有領土，十九路軍肩負守土之責，堅決不會退讓，若日軍敢貿然來犯，必將全力迎擊。1月28日深夜，日軍悍然發動進攻，製造一·二八事變。次日，蔡廷鍇聯合蔣光鼐、戴戟聯名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立下「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衛國抗戰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的錚錚誓言，同時賦詩明志，盡顯誓死驅寇的決心。

此戰之中，蔡廷鍇麾下的十九路軍僅有三萬兵力，後續張治中率領第五軍馳援，兩軍合計不過四萬余人，且僅配備輕武器。而日軍持續增兵，最終兵力達七八萬之眾，輔以大炮、坦克、飛機、戰艦等精良裝備。敵我實力懸殊之下，蔡廷鍇毫無懼色，率領將士浴血奮戰三十餘天，粉碎了日軍「四小時佔領上海」的狂妄計劃，迫使日軍四度更換主帥、屢次增兵支援，死傷萬余人仍未能攻佔上海。此戰過後，蔡廷鍇深得全國民眾、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的愛戴，被譽為一代名將、抗日民族英雄，戰後獲授青天白日勳章。

1932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圍剿」紅軍。任職期間，蔡廷鍇親眼目睹內戰消耗國力、不利於抗日大局，加之部隊屢遭挫敗，深感內戰無益家國，遂多次主動聯絡中共，最終與紅軍達成停戰協定。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聯合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等人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他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率軍抵御國民黨嫡系部隊合圍，與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初步協定，極大震動了當時的國內局勢。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蔡廷鍇遠赴海外遊歷，沿途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理念，控訴日軍侵華罪行，抨擊當局不抵抗政策，收穫海外各界廣泛支持。

1935年4月，蔡廷鍇返回香港，牽頭組建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倡導全國各黨各派摒棄分歧、團結抗日，還集資擴充《大眾報》，廣泛傳播抗日主張。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他不計個人得失，支援桂系抗日，重建十九路軍，後為堅守抗日初心，坦然解除兵權返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南洋遊歷的蔡廷鍇聞訊即刻歸國投身抗戰。此後數年，他歷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粵桂邊區總司令等職，帶隊參與崑崙關戰役等重要戰事。1939年，蔡廷鍇與羅西歐成婚。後期他遭蔣介石剝奪兵權，1940年後回歸故里，堅守抗日宣傳與後方救國工作，始終以赤誠之心堅守報國初心，直至抗戰勝利。

 

中國之最101

銅浮雕《清明上河圖》列健力士世界紀錄

530_06 : 全長31.75米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新華網圖片）

530_07 : 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新華網圖片）

當國家級非遺雲南斑銅技藝，遇上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一場跨越千年的文化對話就此成就全新的世界之最。2026年7月10日，雲南經濟管理學院聯合當地工藝企業共同打造的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正式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成為「最長的斑銅浮雕」，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寫下動人篇章。

這件曠世之作以北宋張擇端經典畫卷為藍本，嚴格按照1:6比例立體復刻，全長31.75米，耗費銅材超過5噸。68名工藝師攜手奮鬥166個日夜，更有15位非遺傳承人與30餘位專家駐校指導，學校師生也全程參與設計、打磨等環節，將產教融合的理念融入每一道工序，讓匠心在傳遞中生生不息。

製作全程採用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雲南斑銅技藝。技師們通過多次熔煉、燒斑、拋光，在銅面煉就金黃與紅褐交織的天然晶紋，色澤層次渾然天成，每件作品獨一無二。設計上則結合深淺浮雕相結合的手法，讓平面畫面躍然金屬之上，光影流轉間層次盡顯。

畫面完整再現原作三大段落，細節飽滿、氣韻生動。卷首郊野疏朗，林木蔥蘢、田舍儼然，行旅隊伍絡繹於途，駝隊漸行漸遠，鋪陳出清明時節生機萌發的鄉野景致。中段汴河為核心，虹橋橫跨水面，一船穿橋的緊張瞬間定格如生；橋上肩販往來、遊人熙攘，兩岸旗幌招展、店鋪林立，市井繁華觸手可及。後段城門聳立，街市縱深延展，官署、民居、店鋪錯落相連，各行各業往來不絕，直至卷尾趙太丞家藥鋪，完整勾勒出汴京盛況。全作共展現上千人物、數十艘舟車、上百座建築，神態各異、細節畢現。

這件作品不僅是對經典名畫的創新演繹，更是對斑銅技藝的傳承與突破。它讓千年古畫以金屬質感重現光彩，也讓古老非遺走進校園、融入當代，既為文化傳承開闢新路，也讓師生在實踐中領略傳統文化魅力。斑銅鑄就的不僅是盛景再現，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古韻新輝，薪火相傳。

 

 

成敗在此一舉

530-03苻堅雕塑（互聯網圖片）

530-04王猛畫像（互聯圖片）

「成敗在此一舉」寓意重大關頭的一次行動，便足以決定整件事情的結局。這句話源自史書《晉書·苻堅載記上》中的「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原本是戰場上的決斷之語，歷經歲月流轉，走進清代文學作品《兒女英雄傳》，逐步演變為今天廣為流傳的表達，時常被用來形容人生、事業里不容有失的關鍵時刻。這句從戰火中走來的古語，既記錄著古代戰爭的風雲，也映照出當代人的現實困境，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公元370年，北方局勢動蕩，前秦在苻堅、王猛的治理之下國力蒸蒸日上，而曾經強盛的前燕，朝堂腐敗腐朽，危機四伏。前燕名將慕容垂被逼投奔前秦，苻堅抓住機會，任命王猛率領六萬大軍東徵前燕。前燕慌忙派出慕容評統領三十萬大軍，在潞川布防阻攔秦軍。燕軍兵力數倍於對手，主帥慕容評卻貪婪怯懦，不思禦敵，反而封鎖山林泉水，向士兵售賣柴水斂財。金銀堆滿營帳，前線將士卻滿心怨憤，軍隊鬥志早已消磨殆盡。

王猛抓住敵軍軍心渙散的弱點，派出輕騎偷襲，燒毀燕軍糧草輜重。燕主慕容暐震怒，逼迫慕容評出戰。決戰前夜，軍中再起波瀾，大將徐成偵察逾期歸來，王猛準備按軍法處斬，鄧羌為好友求情不成，竟領兵揚言嘩變。大敵壓境，王猛權衡利弊，以大局為重赦免徐成。待到兩軍對陣，面對漫山遍野的燕軍，王猛對鄧羌鄭重說出那句千古名言：「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這一戰的勝負，關乎兩國存亡。鄧羌借機提出官職訴求，幾經波折，才披甲上陣。他痛飲烈酒，手持長矛，帶領將士在敵陣四進四出，奮勇衝殺。秦軍受猛將鼓舞，全線出擊，本就離心離德的燕軍迅速潰敗。半日之間，數萬燕軍折損，秦軍乘勝追擊，殲滅與收降十萬敵軍。潞川決戰大敗前燕主力，此後秦軍攻破鄴城，前燕覆滅，前秦基本統一北方。王猛臨陣的一句感慨，隨這場大戰載入史冊，慢慢化為後世口中的「成敗在此一舉」。

回望歷史，這句話誕生於金戈鐵馬的戰場，用來警醒世人正視關鍵抉擇；可放到現實生活中，過度信奉「成敗在此一舉」，反而容易催生極端的心態。中高考來臨之際，不少家長將其視作「禁語」。這句話如同無形的緊箍咒，會給考生施加巨大的心理負擔，催生緊張、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反而干擾正常發揮。在貧困大學生擇業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部分學生被這種思維裹挾，把一次求職當作人生定局，認為找不到理想工作，便辜負多年寒窗苦讀，將人生全部希望押在單次選擇之上。

人生漫漫，真正的成敗很少由單一事件徹底敲定。古代戰場上，一次決戰能夠改寫王朝命運，但普通人的生活，卻不存在僅此一次的機會。「成敗在此一舉」提醒我們要重視關鍵節點，全力以赴把握機遇，卻不代表一次失利便是全盤皆輸。我們可以重視抉擇，但不必把所有人生重量，全部壓在某一回考試、某一場求職之上。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六

海禁解除後華人再回到澳門

530-05：1842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情況（互聯網圖片）

1661年開始的遷海政策，令澳門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原本已經生活在這裡數十年的商人、工匠、船民和普通居民，不少被迫離開，澳門的中國社會因此受到嚴重打擊。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一直維持下去。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離開澳門的中國人也開始重新回來。短短數十年間，澳門又一次出現明顯的人口變化。

為甚麼這些人要回來？答案其實很直接——澳門仍然是一個有生意可做的地方。

海禁實施之前，澳門已經建立起相當成熟的貿易網絡。葡萄牙商人利用這裡往來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中國商人則參與貨物供應、航運、轉運和各種商業活動。遷海令雖然可以把人口暫時趕走，卻沒有把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貿易條件一起消除。當清政府重新放寬海上活動，澳門原本的優勢便再次出現。

對離開澳門多年的中國人而言，這裡也並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人原本就在澳門經商，有人的親屬仍然與這裡保持聯繫，也有人熟悉當地的港口、航路和商業網絡。海禁解除後，他們重新回到澳門，並不是重新開闢一座城市，而是回到一個早已存在的生活和生意網絡。

更重要的是，回來的並不只是商人。隨着城市重新活躍，澳門需要的工匠、店戶、船民、販夫以及各種服務人口也逐漸增加。中國人口的回流，使澳門原本被遷海政策打斷的社會結構重新建立起來。城市不只是恢復了人口，更逐漸恢復了日常生活。

這次人口回流，也讓澳門在18世紀出現另一個重要變化。中國人重新成為澳門社會中數量龐大的居民，而且隨着貿易發展，人口持續增加。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澳門的中國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此時的澳門，已經不能只從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據點來理解，而必須同時看成一個擁有龐大中國居民社會的城市。

所以，1684年的開海，不只是清政府取消一項沿海禁令那麼簡單。對澳門而言，它意味着一度被打斷的中國人口和社會網絡重新接上，也為後來18世紀澳門人口迅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而當中國人重新回到澳門之後，到了18世紀，據資料顯示，當時澳門可能已經有三萬名中國人。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二）

蔡廷鍇率部加入南昌起義

529-01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中）及軍長蔡廷鍇（右二）（互聯網圖片）

529-02蔡廷鍇的老上司陳銘樞（互聯網圖片）

蔡廷鍇出身廣東貧苦農家，為謀求生路投身舊軍隊，憑借戰場上的果敢勇猛，從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高級將領，在近代軍閥混戰與革命浪潮交織的年代，走過一段曲折複雜的戎馬歷程。他隸屬於粵系軍事集團，原為陳銘樞部下，北伐戰爭時期，第四軍不斷擴編，蔡廷鍇先出任由葉挺獨立團發展而來的第二十四師副師長，後又升任第十師師長，在北伐戰場上積累了聲望與實力。

寧漢分裂之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裂痕急劇擴大，武漢方面開始大肆搜捕、迫害共產黨人，時局動蕩不安。身處漩渦之中的蔡廷鍇，一方面對複雜的派系鬥爭心存戒備，擔憂自己麾下以廣東子弟為主的部隊被吞併改編，另一方面對變幻莫測的政局感到迷茫，看不清前路方向。1927年7月，他所率領的第十師劃歸葉挺指揮，跟隨部隊向九江一帶集結。葉挺與蔡廷鍇同為粵人，對他多方勸說，提議部隊返回廣東休整。這番話語契合蔡廷鍇內心想法，但二者信仰與政治立場並不相同，蔡廷鍇心中已經生出待機而動的念頭。

隨後南昌起義爆發，第十師駐紮南昌城外，部隊不少官兵響應起義號召，蔡廷鍇率部加入起義序列。起義之後，張發奎電令蔡廷鍇捕殺軍中的共產黨員。蔡廷鍇沒有執行殺戮命令，反而拿出盤纏，雇小船護送這批共產黨員安全離開，卻又向張發奎虛報已經將人處決。張發奎信以為真，對外通電宣稱蔡廷鍇已經肅清部隊內的共產黨員，當時的報紙也刊載了這則消息，這也造成後世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史料誤傳蔡廷鍇殺害共產黨人，直到當事人後來出面回憶，這段史實才得以澄清。8月3日起義軍撤離南昌，行軍至進賢，蔡廷鍇將部隊裡的共產黨員分批遣散發放路費，隨即率第十師脫離起義隊伍，轉而投奔老上司陳銘樞。

脫離起義之後，蔡廷鍇的部隊重新編入國民黨陣營。1928年，他奉命開赴海南島，執行對瓊崖紅軍的「圍剿」任務，同時參與當地剿匪行動。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蔡廷鍇率部協助蔣介石作戰，立下戰功。戰後蔣介石將蔡廷鍇、蔣光鼐所部擴編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出任軍長，蔣介石給予部隊巨額獎賞，還給蔡廷鍇頒發二等寶鼎勳章。

中原大戰落幕，第十九路軍又被調往江西，參與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行軍途經贛州，蔡廷鍇專程前往第四軍烈士陵園憑吊，追憶北伐歲月。可當部隊抵達興國，當地百姓紛紛躲避軍隊，與北伐時期軍民融洽的景象判若兩重，眼前的景象令蔡廷鍇內心深感刺痛。1931年，十九路軍相繼投入第二、第三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在高興圩一戰當中，十九路軍與紅軍展開激烈廝殺，雙方損失慘重，蔡廷鍇親自率領手槍營衝鋒，方才擊退紅軍進攻。

縱觀這一時期，蔡廷鍇身處新舊交替的亂世，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輾轉。作為舊式軍人，他重視保全自己的部隊，有著樸素的人情道義，卻又服從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命令，參與內戰。這段複雜的經歷，也為他後來思想轉變，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埋下伏筆。

 

中國之最（一百）

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二）

529_06: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互聯網圖片）

后母戊鼎不僅以體量稱世，其設計與製作處於商代晚期青銅工藝最高水準，為理解當時手工業組織與技術能力提供了翔實實物。經檢測，鼎耳取樣合金成分為銅百分之八十四點七七、錫百分之十一點六四、鉛百分之二點七九，這一配比兼顧熔液流動性與成品硬度，與後世文獻《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製鼎原則大致吻合，可見當時對合金配比已有成熟認識。

整體採用塊范法（陶范法）鑄造，核心難點在於超大尺度下的均勻冷卻與結構穩定。器身、四足主體一次渾鑄成型，避免分段連接的薄弱環節；四足設計為空心結構，正是為讓厚實足部與相對薄的器壁冷卻速度趨於一致，防止因熱應力差異導致開裂或斷裂——這是商代工匠對金屬凝固規律的實踐性掌握。鼎耳則在器身成型後另行接鑄，既簡化主體鑄型複雜度，也利於細部紋飾精製。據推算，整個流程需設計制模、分塊制范、焙燒組裝、同時熔銅、有序澆注等環節緊密配合，僅熔銅便需大量器具與多人協作，背後是王室手工坊成熟的分工體系與組織調度能力。

裝飾布局同樣體現時代特色。器表以雲雷紋為地，托舉獸面紋、龍紋等主題紋樣，層次分明、氣勢雄渾；鼎耳外側「雙虎食人首」紋樣線條張揚，既是當時精神信仰的視覺表達，也成為後世學者解讀商代宗教觀念的重要圖像材料。這些紋飾不僅美觀，更承載禮制等級與祭祀內涵，是物質與精神文化的雙重載體。

銘文之辯：從「司母戊」到「后母戊」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圍繞首字釋讀的學術討論，持續影響公眾對這件國寶的稱呼長達半個多世紀。一九五〇年代定名階段，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學者將首字隸定為「司」，釋義為「主持、祭祀」，全文理解為「祭祀母親戊之器」，「司母戊鼎」之名由此確立，並進入教科書廣為傳播。

隨著殷墟考古推進，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婦好墓出土大量同時期銅器，學界發現商代甲骨與金文常見字形左右正反互用，「司」與「后」實為同一字形的不同書寫方向，區分不在筆畫順序而在語境含義：當用於指稱尊長、配偶、王后等身份時，應釋作「后」，有「君長、尊長、偉大」之意。由此重新解讀，「后母戊」即「偉大的母親戊」，更符合商代對王室女性的尊稱習慣；結合商王世系與祭祀制度，多數意見傾向認為「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作器者為其子輩商王（祖庚或祖甲），用以祭祀先妣。

歷經數十年資料累積與反覆研討，「后母戊」釋讀逐漸成為主流學術觀點。二〇一一年三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開放，正式以「后母戊」作為官方名稱陳列說明，引發公眾關注與討論。更名不僅是文字學術問題，也涉及公共認知與歷史敘事傳承——直至今日，「司母戊」因長期使用仍有廣泛影響，學界也仍有不同見解並存，這正是學術求真的常態。二〇〇二年，該鼎以「司母戊銅鼎」之名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從制度層面為其永久安全留存提供保障。

后母戊鼎從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王室祭器，到近代戰火中鄉民捨身保護的國之瑰寶，再到學術爭鳴中不斷被重新認識的文明坐標，其命運脈絡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它不僅是目前所見體量最巨碩的古代青銅禮器，更是實物檔案——銘文承載商代宗法禮制與親屬稱謂，工藝記錄早期東亞金屬鑄造技術的高度，流轉經歷銘刻近現代文物保護事業的足跡。

今天，后母戊鼎穩定陳列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在恆溫恆濕與嚴格防護下接受後人瞻仰。它不再僅僅是一件青銅重器，而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紐帶：每一次凝視，都是與久遠文明的對話；每一次講述，都是對守護與傳承的提醒。這份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厚重，將繼續啟迪後人，在傳承中認清來路，在探索中走向未來。

 

不費吹灰之力

529-03孫悟空挫敗車遲國三國師畫作（互聯網圖片）

漢語裡有一個成語叫「不費吹灰之力」，用來形容事情做起來十分容易，幾乎不需要花費半點力氣。這個成語家喻戶曉，它的語言雛形來自明代名著《西遊記》，完整定型卻出現在清代小說之中，跨越數百年，伴著古典文學流傳至今。

在《西遊記》第四十四回，唐僧師徒西行來到車遲國。二十年前，這裡遭遇特大旱災，田地乾裂，莊稼顆粒無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就在舉國危難之際，虎力、鹿力、羊力三位道士來到這裡，施展法術求得大雨，拯救了全城百姓。國王感念三位道士的恩德，便封他們為國師。自此車遲國尊崇道教，打壓佛門，國內許多和尚被戴上枷鎖，淪為苦役，在烈日之下搬運磚瓦，修建道觀，受盡磨難。

孫悟空路過此地，看見一眾和尚飽受欺凌，心中十分不忍，打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打探清楚。他搖身一變，化作一名年輕道士，上前和負責監工的兩個小道童攀談。這兩個小道童是三位國師的心腹徒弟，平日裡仗著師父權勢，十分傲慢，不停誇耀師父神通廣大，吹噓他們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種種法術翻掌之間就能夠實現。

悟空順著他們的話說道，自己也是修道之人，希望能夠拜見三位仙長，想請二人代為引薦。其中一個小道童聽完哈哈大笑，滿臉自信地對悟空說：「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又好道愛賢，只要聽見說個『道』字，就會親自到大門口迎接。若是我們兩個引薦你，乃吹灰之力。」

小道童口中的「吹灰之力」，意思就是這件事對他們而言，就像輕輕吹走桌上灰塵一樣簡單。吹走灰塵，只需要極其微弱的氣息，幾乎不用耗費力氣，小道童自恃深受師父信任，認為引薦同道拜見師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隨手就能辦成的小事。這便是「吹灰之力」最早的文字出處，不過《西遊記》原文當中，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不費吹灰之力」這個成語。

摸清車遲國的內情之後，孫悟空出手解救受苦的和尚，夜裡又帶著豬八戒、沙僧潛入三清觀，假扮三清塑像戲弄三位國師，之後便上演了家喻戶曉的鬥法大戲。求雨、坐禪、砍頭、下油鍋，孫悟空憑借過人本領，一一挫敗三位國師，破除妖道蒙蔽，還車遲國一份公道。

「吹灰之力」在明代只是短語，到清代，文人在此基礎上加工，才形成完整成語「不費吹灰之力」。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第四十五回寫有：「依小道愚意，等他到了遼東，有了收管，去擺布他，真不費吹灰之力。」之後劉鶚《老殘遊記》、《文明小史》等作品，也多次引用這一成語，用它表現行事輕而易舉的狀態，這個成語就此固定下來，被後世廣泛使用。

小小的一縷灰塵，一吹便四散飄走，古人借這個生活裡常見的畫面，巧妙地描摹出毫不費力的狀態。「不費吹灰之力」從《西遊記》一段生動故事起步，再經清代小說打磨定型，既有文學故事的趣味，又精准傳遞詞義。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會用它形容一件事輕而易舉就能完成，讓千百年前的文字智慧，繼續活躍在日常語言之中。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五

「遷海令」令澳門華人幾乎走光

529-05：1839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社區（互聯網圖片）

如果說明清易代令澳門迎來了一批避亂而來的中國人，那麼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卻讓這些人不得不再次離開。1661年，清政府為了切斷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等抗清勢力的聯繫，下令沿海居民內遷，禁止民眾在指定的沿海地帶居住和活動。這場後來被稱為「遷海」的政策，也直接改變了澳門的人口結構。

對當時的澳門而言，這是一場非常突然的變化。此前數十年間，大量中國居民已經在澳門生活，從商人、工匠到船民和普通店戶，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中國社會。然而，澳門雖然有葡萄牙人居住，卻並不代表當地中國居民可以置身於清朝的沿海政策之外。澳門仍然位於廣東沿海，人口、船隻和貨物流動，都受到清政府的關注。

遷海政策實施後，澳門的中國居民受到嚴格限制，不少人被迫離開原來的居所，遷往內地較遠的地方。對普通居民而言，這並不只是一次人口搬遷，而意味着原本建立起來的生活網絡被突然打斷。商舖失去顧客，工匠失去工作，船民失去原有的活動空間，許多家庭也不得不重新尋找可以生活的地方。

這段歷史反而說明了一件事情：澳門的命運始終與中國沿海政策緊密相連。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擁有自己的城市和貿易網絡，但中國居民能否進入、居住和經商，仍然受到清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澳門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中國行政秩序的「外國城市」。

1661年至1684年間，海禁政策持續影響澳門。原本數量龐大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澳門的城市生活也因此受到衝擊。這與此前17世紀初人口達到約一萬人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短短數十年間，澳門的中國社會竟然可以因為一項沿海政策而幾乎消失。

這場人口變化最後並沒有成為澳門歷史的終點。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原本離開澳門的中國居民也開始重新返回。這一次人口回流，將再次改變澳門的面貌。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

裁縫投軍尋救國路

528-01蔡廷鍇舊照（互聯網圖片）

528-02投軍後的蔡廷鍇（互聯網圖片）

蔡廷鍇，字賢初，1892年生於廣東羅定的貧苦農家，是民國赫赫有名的愛國將軍，也是新中國傑出的政治人物、原副國級領導人。他一生戎馬輾轉、歷經風雨，從鄉間寒門少年成長為沙場名將，以一·二八淞滬抗戰威震海內外，又以福建事變彰顯救國初心，半生徵戰、半生報國，用赤誠與勇毅書寫了傳奇一生。

貧寒的鄉土歲月，焠鍊了蔡廷鍇堅韌不屈的品格。他九歲入鄰村書館求學，奈何家境窘迫、母親早逝，僅讀書三年便無奈輟學。十三歲的他早早扛起家庭重擔，農忙時節耕耘勞作，閒暇跟隨父親學習裁縫，在生活的磨礪中練就強健體魄與倔強心性。晚清末年，列強欺凌、朝政腐朽，山河飄搖的時局深深刺痛了年少的蔡廷鍇。他反復品讀《三國演義》，仰慕趙雲馳騁疆場、報國殺敵的壯志，從此埋下了從軍救國的種子。1908年，年僅十六歲的他成婚成家，卻始終不甘困於鄉野，一心期盼奔赴沙場、守護家國。

1910年，十八歲的蔡廷鍇毅然告別安穩生活，先任職寶安縣大鵬鎮警察，本欲投身新軍報國，卻因父親病逝返鄉守孝，初次從軍之志被迫擱置。1911年守孝期滿，他加入三羅警衛軍，奈何家境拮據，兩年半後無奈離職返鄉經商。心懷報國熱忱的他從未安於市井，1915年再度投身行伍，加入新會縣保安部隊衛隊連，憑借果敢能幹升任副目。1917年，他策動部隊發起反龍濟光行動，因計劃失敗被迫棄職回鄉。時局更迭、人事動蕩，此後數年他幾經輾轉，任職大鵬城警察分所所長不久便辭職，後憑借豐富閱歷被舉薦為羅鏡商團副團長。

這支地方武裝隨後被肇軍收編為游擊營，由陳銘樞任營長，蔡廷鍇出任排長，正式開啓正規軍旅生涯，主要負責清剿匪患、安定地方。1918年肇軍潰敗，部隊被舊桂系收編，他依舊堅守排長崗位。1920年，陳銘樞率部歸附粵軍，深耕軍旅多年的蔡廷鍇得上級賞識，被保薦進入廣東護國軍講武堂深造，系統修習軍事學識。一年學成歸隊，他憑借扎實功底與實戰經驗，從排長擢升為粵軍連長。1922年，他返鄉招募新兵，鄉中青年紛紛響應，日後十九路軍核心將領區壽年、沈光漢皆出自其同鄉麾下，成為他徵戰路上的得力臂膀。

受陳銘樞革命思想熏陶，蔡廷鍇堅定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1922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投身北伐大業。同年5月，北伐進軍江西，他率領連隊日夜奔襲五十公里，奇襲敵軍、一舉攻克信豐城，憑借赫赫戰功獲記功嘉獎。後因六一六事變爆發，粵軍內部分裂，他隨陳銘樞暫時離開部隊，靜待時局轉機。1924年，孫中山重返廣東主持大局，蔡廷鍇再度歸隊，任職大本營補充團連長，率軍平定舊桂系叛亂，因戰功卓著晉升營長，隨後調至蔣光鼐麾下任職，與一眾愛國將領並肩作戰。

1925年，蔡廷鍇率軍馳援廣西，協助友軍殲滅沈鴻英叛軍，隨後火速回師廣州，投身平定滇、桂軍閥叛亂的城鎮攻堅戰。此戰中，他率部浴血奮戰，以重大犧牲換得戰局勝利，憑借卓越戰功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團團長。在第二階段東徵作戰中，他率軍轉戰粵西，擊潰鄧本殷部，肅清地方叛亂勢力，穩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1926年北伐戰爭全面推進，他隨軍北上，率部強攻武昌，率先突破賓陽門，立下攻堅大功，接連升任第二十四師副師長、第十師師長，成為北伐軍中聲名卓著的戰將。

 

中國之最（一百）

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一）

528_06: 后母戊鼎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青銅器（互聯網圖片）

528_07: 鼎身的雲雷紋（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的核心位置，后母戊鼎（曾正式定名「司母戊鼎」）始終是最受矚目的鎮館之寶之一。這件青銅重器通高一百三十三公分、口長一百一十二公分、口寬七十九點二公分，實測重量達八百三十二點八四公斤，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考古發掘出土、完整保存的最大最重古代青銅禮器。它厚重的不只是金屬本身，更承載著從商代王室祭祀到近代戰亂護寶、學術認識不斷推進的完整歷史脈絡。從一九三九年在河南安陽武官村意外出土，到輾轉藏於民間、幾經轉移最終入藏國家級博物館，再到銘文釋讀與名稱變更引發長達數十年的學術討論，后母戊鼎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近代文物保護史與中國古文字學發展史。

殷墟故地：戰火中意外現世

安陽位於河南北部洹河沿岸，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所在地，自一九二八年起已有系統考古發掘，地下豐富的遺存使這片土地既蘊藏文明印記，也長期面臨盜掘與文物外流的風險。一九三九年三月，武官村村民在農耕與日常探尋中，偶然在村南一帶地下發現青銅器形輪廓，隨後聯繫多人連夜擴大坑口合力起取。由於器物過於龐大沉重，當地又已處於日軍佔領之下，運輸與公開保管隨時可能引來覬覦者，眾人商議後決定先秘密運回村中隱蔽處，不久便重新掩埋回地下，以降低暴露風險。

這段保護歷程伴隨持續的風險與周旋。佔領當地的日軍與偽政權先後多次接到線報，前往武官村搜查。為守住國寶，村民數次轉移埋藏地點，先後在住處糧倉、馬棚地下等不同位置隱藏，必要時以其他小型器物出面應對、混淆視聽，即便面對威脅與盤問也始終未吐露真實下落。在那個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動盪年代，這份鄉民自發的守護，讓這件重器免於遭毀或被掠奪出境的命運，完整留存於國土之內。不過也正因當時處境特殊，發現過程未留下規範考古記錄，最初出土確切日期、原始埋藏環境與伴出遺物等信息，後來只能依靠當事人回憶與事後回訪梳理，不同敘述中部分細節存在差異，成為後續研究需要審慎辨析的背景。

輾轉流遞：從鄉野到國家殿堂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追尋散失文物的工作逐步推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陽當地政府依據線索組織人員，在武官村將大鼎正式重新發掘出土。重見天日的大鼎先在當地短暫公開展示，同年十月被護送運往南京，交由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登記、測量、整理與研究，結束了長達七年的民間隱藏狀態。一九四八年五月，大鼎在南京與故宮博物院聯合展覽中公開亮相，引起社會矚目，這也是它首次面向公眾正式展出。

一九四九年政權更迭之際，南京方面部分珍貴文物被計劃運往台灣，后母戊鼎亦曾列入清單。最終因體積過於龐大、吊裝與運輸條件難以滿足，加上戰局推進運力緊張，大鼎未能啟航，繼續留存南京，由南京博物院接收保管。一九五〇年代，博物院對其進行除鏽、結構加固，並依據尚存原件補配缺失的鼎耳，使外觀回復完整莊嚴的狀態。一九五九年，為配合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新建與「中國通史」基本陳列佈置，大鼎被正式調撥入京，從此長期定居北京，成為展示中華早期文明的核心展品。二〇〇三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組建中國國家博物館後，它繼續作為重量級藏品陳列於「古代中國」展廳，二〇〇五年還曾回歸安陽參加「故里展」，完成一次特殊的返鄉。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628-03趙充國畫像（互聯網圖片）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指的是事情開端哪怕只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倘若不加糾正，到最後便會釀成難以輓回的巨大惡果，用來警示世人重視初始細節，提防小錯演變成大禍。此話源頭可追溯至《禮記·經解》所引用的《易》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寫下「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只是現存版本的《易經》之中，已經找不到這句原文。

這一成語並非停留在書本的文字，歷史的真實戰事，便印證了它蘊含的智慧。西漢時期，西北邊境爆發叛亂，漢宣帝派遣老將趙充國前往平亂。抵達當地之後，趙充國沒有急於揮刀開戰，冷靜觀察局勢。他看到叛軍看似聲勢浩大，內部卻人心渙散、各懷心思，並非鐵板一塊。趙充國權衡利弊，決定放棄強攻，採取招撫之策。他向叛軍陳明禍福，開出優厚的歸降條件，不希望將士們在廝殺之中白白送命。在他的努力之下，一萬多名叛軍選擇放下武器前來投誠。

局面本已向著和平方向發展，趙充國心中有了長遠規劃：撤回大部分騎兵，留下少量士兵就地屯田耕種，依靠農業穩固邊防，靜待剩餘叛軍主動歸順。可計劃還沒來得及完整上報朝廷，漢宣帝下達限時全力進攻叛軍的詔令。一邊是皇帝的聖旨，一邊是貼合現實的平叛方略，趙充國陷入兩難。他的兒子十分擔憂，派人規勸父親遵從皇命，若是違抗旨意，恐招來殺身之禍，勝敗的責任自有皇帝承擔。但趙充國不願盲從命令，不願為了保全自身，不顧邊境百姓與士兵的安危。

過往的教訓，更堅定了他的想法。此前趙充國曾舉薦合適人選鎮守酒泉，可漢宣帝聽從丞相與御史的意見，任用不懂軍事的義渠安國領兵，最終軍隊大敗。還有一年邊境糧食豐收，糧價低廉，趙充國上奏希望收購三百萬石糧食儲備邊防，充足的糧草能夠震懾對手，讓叛亂難以滋生。幾經層層削減，朝廷最終只批准四十萬石糧食採購額度，又被義渠安國消耗掉二十萬石。正是這兩處決策上微小的偏差，一步步激化矛盾，重新點燃邊境戰火。

回想這些往事，趙充國不由得心生感慨，發出了「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嘆息。決策之初的一點取捨偏差，經過層層傳導，最後換來戰火再起、生靈受困的嚴峻局面。縱然直言進諫會承擔巨大風險，可邊境危機尚未平息，他決心不惜性命，堅持自己正確的主張，向漢宣帝坦陳內心真實想法。於是他上書朝廷，詳細闡述撤兵屯田的整套構想。

難得的是，漢宣帝最終讀懂了這份奏疏，接納了趙充國的策略。依靠屯田固本、懷柔招撫，朝廷沒有發動大規模血戰，便化解西北邊患，實現安定邊疆的目標。

自此之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被歷代典籍反復引用，《陳書·虞荔傳》、清代小說《兒女英雄傳》都曾援引此語。到了近現代，無論是文史研究討論歷史人物，還是測繪實操講究數據精度，人們依舊會用這句成語提醒自己，不可輕視細微的誤差。

世間很多失敗，並非源於驚天動地的大失誤，而是始於最初毫不起眼的疏漏。治國安邦如此，日常行事亦是同理。忽視開端的細微差別，放任小的偏差不斷發酵，終將釀成大錯。這句穿越千年的成語，時至今日依舊提醒我們，遇事審慎對待每一處細節，在源頭規避錯誤，方能行穩致遠。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四

明清易代時期大量華人到澳門避禍

528-05：清乾隆年代《澳門記略》之〈正面澳門圖〉中的關閘。（互聯網圖片）

17世紀中葉，中國歷史迎來了一場巨大的變局。明朝覆亡、清軍南下，華南各地接連陷入戰亂，原本相對穩定的人口流動也隨之改變。就在這個時候，澳門這個位於珠江口一隅的海港，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居民——那些因戰亂而離開原居地、尋找安全地方生活的人。

這並不是澳門第一次出現人口流動，但明清易代帶來的影響卻特別明顯。當時的澳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既有葡萄牙人的商業和宗教活動，也有數量龐大的中國居民。對於身處戰亂中的華南居民而言，澳門雖然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中國官府控制的地方，卻有港口、有城牆、有外國人的商業網絡，也有相對成熟的城市生活，因此成為部分人口可以暫時安身的地方。

人口的增加，也與澳門當時的經濟條件有關。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仍然需要大量中國商人、工匠、船民和各類服務人口，而一座正在發展的港口城市，也能夠為外來人口提供謀生的機會。對逃離戰亂的人而言，能夠找到安全的地方固然重要，但能否在新的地方生活下去，同樣是一個現實問題。澳門所具備的港口和商業環境，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因此，到了17世紀中葉，澳門的人口出現明顯增加。相關研究指出，明清易代期間的戰亂，使不少人口向澳門聚集，而澳門的人口在1640年前後達到一個高峰。這個變化相當重要，因為它說明澳門並不只是依靠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而發展起來，也會受到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變動直接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澳門其實一直與中國內地保持着密切聯繫。戰亂發生時，人口可以由內地流向澳門；局勢改變時，人口又可能離開。澳門表面上是一個葡萄牙人的海外據點，但它的人口變化，卻始終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局勢、經濟環境和社會變遷息息相關。

然而，明清易代帶給澳門的並不只有人口增加。新王朝建立後，沿海政策開始發生重大轉變，海上貿易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幾年之後，一項影響澳門數十年的政策更將徹底改變這座城市——原本聚集在澳門的大量中國居民，竟然被迫離開。這就是後來著名的「遷海令」。而它所造成的結果，將比戰亂本身更加令人意外：一座原本人口眾多的澳門，一紙命令就突然變得幾乎沒有中國人居住。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完）

六天創作《黃河大合唱》

527-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7-02冼星海指揮延安師生合唱排練《黃河大合唱》（互聯網圖片）

1935年盛夏，32歲的冼星海告別生活六年的巴黎，懷揣滿腔赤誠與一身所學，踏上歸國之路。初回上海的他，依舊堅守樸素本心，不慕名利、不附豪門，依靠教琴、譜曲、影視配樂維持清貧生計。當時上海商業樂壇盛行奢靡之風，眾多唱片公司與影視企業高薪邀約，希望他創作迎合市場的靡麗流行樂曲，助他輕鬆名利雙收。面對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冼星海斷然拒絕。他深知，家國危亡、百姓流離，浮華音樂皆是時代贅余，唯有激昂奮進的旋律，方能喚醒國人鬥志。

自此，他徹底完成藝術人生的蛻變，從留洋殿堂的專業音樂家，轉型為扎根時代、扎根人民的文藝戰士。短短兩年間，他放下西洋高雅樂曲的創作範式，貼近底層民眾，深耕救亡歌詠創作，寫下《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等大批經典作品。這些歌曲旋律激昂、歌詞鏗鏘、朗朗上口，褪去藝術雕琢的浮華，飽含家國情懷與抗爭力量，迅速傳遍街頭、工廠與校園，成為全民傳唱的救亡戰歌。他白天奔走教學、輔導群眾歌詠團體，夜晚伏案創作至深夜，免費教普通民眾唱歌，以音符為炬火，點亮亂世迷茫，用歌聲凝聚民族力量。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戰火席捲華夏大地，冼星海主動加入救亡演劇隊，走遍城鄉大地，深入群眾一線傳播抗戰歌聲。隨後奔赴武漢，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主持抗戰音樂工作，持續深耕紅色音樂創作，《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經典作品接連問世，激昂旋律鼓舞著無數愛國青年辭別故土、奔赴前線、保家衛國。

隨著國民黨對進步文藝的壓制不斷加劇，冼星海毅然接受延安魯藝的邀請，於1938年底攜妻子錢韻玲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出任魯藝音樂系主任。1939年，詩人光未然攜《黃河吟》詩稿到訪，一段傳世經典就此誕生。此前，光未然隨軍途經壺口瀑布，目睹黃河奔湧壯闊、船夫搏浪奮進的景象，深受震撼，後因墜馬受傷在延安療養。冼星海登門探望，聽聞其渡河見聞，當即邀約創作大合唱歌詞。光未然臥病在床、忍痛口述，五日便完成四百多行、八大樂章的長詩《黃河吟》。

在延安簡陋的窯洞油燈下，聽完詩稿朗誦的冼星海熱血沸騰，當即立下誓言要將其譜成傳世樂章。此後六天六夜，他閉門不出、不眠不休，反復追問隊員黃河風貌、哼唱船夫號子，捕捉最質樸、最磅礡的民族韻律。他全身心投入創作，情緒激昂、筆耕不輟，甚至敲斷煙鬥仍不肯停歇，以毛筆接續、伏案疾書。六天時間，他完成全部樂譜創作，定名《黃河大合唱》。作品融合中國民間音樂與西洋合唱技法，氣勢磅礡、雄渾激昂，將黃河之壯闊、民族之不屈、救國之赤誠盡數融入音符。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雄渾歌聲震撼全場，贏得滿堂喝彩，毛澤東等領導人現場熱烈鼓掌。此後，這首作品傳遍各大抗日根據地，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精神號角，凝聚起全民抗戰的磅礡力量。同年6月，冼星海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式以黨員之身，踐行音樂為民、報國救亡的終身信仰。

但是常年的飢寒勞累、顛沛流離徹底摧垮了他的身體。1945年10月30日，年僅四十歲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將短暫而赤誠的一生，永遠奉獻給了民族音樂與救國事業。延安為他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三）

527_06: 《朝元圖》氣象宏偉（局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二十世紀中葉迎來了它問世以來最嚴峻的生死考驗。1950年代，為根治黃河水患、興利民生，國家決定興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按照當時的規劃，蓄水之後，永樂宮所在的原址將淪為水淹區，這幅舉世無雙的元代壁畫，面臨永沉水底、從此銷聲匿跡的滅頂之災。

為了搶救這份無價之寶，一場舉世矚目的「世紀大搬遷」緊急啟動。從1959年至1966年，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數百位文物保護專家、資深工匠與技術人員齊聚芮城，以無比的勇氣、智慧與耐心，展開了一場在世界文物保護史上都堪稱壯舉的艱巨工程。面對平均高度4.4米、總長近百米、滿佈珍貴彩繪的厚重牆壁，專家們反覆試驗、審慎論證，最終決定採用「分塊揭取」方案——如同實施精密外科手術一般，將整面牆壁連同壁畫，依照畫面佈局與結構特徵，審慎分割為數百個大小合適的區塊，小心翼翼地從牆體上完整揭取，逐塊編號、包裝、運輸，全長約20公里，運送至芮城縣城北的龍泉村新址。抵達新址後，工作人員依照編號，以原樣復建建築，再將每塊壁畫精確定位、重新拼接、修補縫隙、恢復原貌，確保畫面連貫、氣韻不減，最終讓這件曠世瑰寶在新的環境中安然重生。

這場歷時七載的大搬遷，不僅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里程碑，更成為世界大規模壁畫整體遷移保護的成功典範。正是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七百年前的藝術光華才得以完整留存，讓《朝元圖》跨越時空，依舊以磅礴之姿，向今日的世人展示著屬於東方的信仰之美與藝術之盛。

畫面與藝術：工筆重彩的絕頂風光

走進三清殿，環繞四周的《朝元圖》鋪天蓋地而來，視覺震撼難以言喻。這幅壁畫平均高度4.4公尺，總長度達97公尺，總面積高達403.34平方公尺，篇幅之巨、氣象之宏，在中國現存古代壁畫中罕有其匹。畫作以道教「朝元」為主題——即天界眾神齊聚一堂，朝謁道教最高主宰「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盛大場面，展現出一個井然有序、氣象萬千的神仙國度。

規模宏大，布局井然有序

畫面之上，共描繪大小神祇二百九十餘尊，形象之多、場面之巨，令人歎為觀止。畫家並未因人物眾多而顯雜亂無章，反而胸有成竹，將數百位神祇巧妙安排，分層佈列，主次分明，和諧統一。畫中人物多達丈餘，卻構圖嚴謹，疏密得宜。只見眾神或立或坐，或相互交談，或凝神聆聽，或顧盼流輝，或低眉沉思，或側耳傾聽，神態各異，生動傳神。儘管人物無數，卻毫無擁擠雜亂之感，整體氣勢流暢，節奏悠揚，宛如一曲無聲而雄渾的交響樂，有條不紊地鋪陳開來，浩浩蕩蕩，一派莊嚴。

吳帶當風，線條馳騁千年

《朝元圖》最為後世推崇的藝術成就，莫過於其登峰造極的線條運用。畫家們虔誠繼承了唐代「畫聖」吳道子「吳帶當風」的藝術傳統，大量運用勁健飽滿、流暢奔放的「蘭葉描」與「鐵線描」，往往一筆揮灑數米而不斷，氣脈貫通，一氣呵成。那流轉飛動的線條，勾勒出層層衣袂，飄帶舒展，凌空飛揚，彷彿有清風徐來，吹動滿壁雲霞，令靜止的畫面湧動著滿滿的生命力與無限動感。即便隔著七百年歲月，那線條之中奔湧的力量與灑脫，依然躍然壁上，觸動人心。

在色彩與工藝上，《朝元圖》將中國傳統工筆重彩的華麗與典雅推向極致。畫作廣泛採用「瀝粉貼金」等高級工藝——以粉末狀顏料與膠混合，在壁面上堆塑出淺淺的紋樣，再貼上金箔，使神祇的冠冕、佩飾、衣紋花邊呈現出飽滿立體的質感與熠熠生輝的金屬光澤。畫家們不惜工本，大量選用天然礦物顏料，硃砂、石青、石綠、石黃……歷經精心研磨，層層暈染，色彩厚重沉穩，歷久不變。

 

彼一時，此一時也

527-03孟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彼一時，此一時也」，短短六字道破世間處世真諦：彼時的境遇、規則與抉擇，無法適配此時的局勢與現狀，時空更迭，人事變遷，看待事物、處事行事的方式也應當隨之革新。這句流傳千年的成語，出自《漢書·東方朔傳》「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歷經歷朝歷代沿用，從明代戲曲《夢磊記》到近代經典著作《野火春風鬥古城》，始終被用以印證時局多變、事理無常的道理，提醒世人切莫固守舊念、拘泥過往。

「彼一時，此一時」的深層智慧，在孟子的人生際遇中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春秋時期，燕國因王位之爭陷入內亂，朝堂動蕩、百姓流離。齊王看準時機，召集文武群臣，決意出兵北上征伐燕國，一眾大臣皆紛紛附和。彼時的孟子，同樣支持出兵平亂，卻與眾人的功利之心截然不同。他心懷天下蒼生，認為天下動亂已逾五百年，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日夜期盼聖主出世、安定天下。在孟子的構想中，齊國出兵絕非覬覦燕國的土地財富，也不是為了博取尊號、稱霸諸侯，而是以仁義之舉拯救燕國百姓於水火。

孟子希望齊國能率先推行仁義，平亂而一無所取，為天下諸侯樹立典範，重現上古賢君治世的太平景象。可彼一時的美好願景，終究抵不過君主的貪欲。齊王早已垂涎燕國的珍寶土地，全然摒棄孟子的仁義之道，縱容齊軍攻入燕國後燒殺擄掠、肆意掠奪。不義之戰終究難以長久，燕國百姓奮起反擊，齊軍節節敗退、大敗而歸。眼見自己的治國理念不被採納，仁義平天下的抱負付諸東流，孟子心灰意冷，毅然辭官離開齊國。

仕途受挫、理想受挫，孟子難免心生郁結。弟子充虞見狀心生疑惑，詢問老師為何違背「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教誨。面對弟子的疑問，孟子道出了千古哲思：「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時初心受挫，難免心生悵然，可此時靜心沈澱，心境已然截然不同。他深知天道輪回、世事有度，五百年必有仁義王者現世，必有賢臣志士輔佐社稷。自周朝開國至彼時，已逾七百年，正是天道更迭、志士作為的絕佳時機。若天意欲平定天下，自己便是當之無愧的擔當者，如此想來，何來怨懟與不悅？

孟子的心境轉變，完美詮釋了這句成語的核心內涵。境遇的更迭、時間的推移，會徹底改變事物的格局與個人的心境。昔日的困頓失意，放在長遠的時空格局中，不過是前行路上的磨礪；彼時的執念與郁結，在此時的格局與眼界下，已然煙消雲散。世間萬事皆在時間長河中不斷演變，時間是重塑一切的核心變量，局勢、人心、機遇，皆會隨時空流轉而改變。

反觀生活中諸多困境，皆源於不懂變通、固守過往。刻舟求劍之所以徒勞無功，正是因為拘泥於一時一地的狀態，以靜止的眼光看待動態變化的事物，妄圖以不變應萬變，最終只會與目標漸行漸遠。「彼一時，此一時」不僅是對世事變化的客觀認知，更是一種通透的處世智慧。它告誡世人，過往的經驗未必適配當下，昔日的困境未必是永久的結局，一時的得失成敗，終究只是特定時空下的結果。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三

四百年前澳門已有逾萬華人定居

527-05：明代時期的澳門地圖（互聯網圖片）

17世紀初的澳門究竟有多少人？如果把今天的澳門放回四百年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令人意外。根據17世紀初外國人留下的記錄，當時澳門大約已有一萬名中國人，而葡萄牙人及葡萄牙人與當地居民的混血人口則約有七、八百人。換句話說，在葡萄牙人進入澳門數十年後，這座被後世視為葡萄牙人東方據點的城市，人口主體其實早已是中國人。

葡萄牙人自16世紀中葉進入澳門後，這裡逐漸成為重要的海外貿易據點。葡萄牙商人往來於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之間，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相繼出現，澳門也開始具有一座歐洲人在亞洲建立的城市雛形。但如果只看葡萄牙人的活動，很容易忽略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支撐這座城市日常運作的中國人口，從來都比葡萄牙人多得多。

這一萬名中國人並不是葡萄牙人到來之後才突然出現。澳門本來就是華南沿海社會的一部分，漁民、商人、船民及各類工匠早已活躍於珠江口一帶。隨着澳門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更多中國人因為經商、航運、手工業和各種服務而來到這裡。對葡萄牙商人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停泊船隻的港灣，更需要一個能夠提供貨物、勞動力、交通和各種日常服務的城市。

因此，17世紀初的澳門並不是一座單純由葡萄牙人管理、由葡萄牙人居住的外國城市。葡萄牙人掌握着重要的海外貿易網絡，但城市裡大量的中國居民，則構成了另一套龐大的社會基礎。他們做生意、駕船、製造貨物、經營店舖，也參與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要在澳門運作，同樣離不開這些中國人的存在。

17世紀初正值澳門開始進入繁榮階段。後來明清易代，華南沿海局勢劇烈變化，大量人口流動又進一步改變澳門的人口結構。也就是說，17世紀初的一萬名中國人，很可能只是澳門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到了明清交替之際，這座城市還會迎來另一輪人口變化。

我們談論「葡萄牙人建立澳門」時，或許也應該換一個角度去理解。葡萄牙人確實把澳門接入了更廣闊的世界貿易網絡，但在這座城市真正形成的過程中，數以萬計的中國居民同樣不可或缺。四百年前的澳門，從一開始便不是一座只有葡萄牙人的城市，而是一座由不同人群共同生活、共同維持運轉的華洋之城。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三）

留學巴黎成就傳世處女作

526-01冼星海在羅馬（互聯網圖片）

526-02冼星海會到上海創作（互聯網圖片）

1929年，青年冼星海懷揣純粹的音樂夢想，隻身遠赴世界藝術之都巴黎求學。彼時的他孑然一身、身無分文，沒有充足的盤纏，沒有親友的接濟，唯有對音樂的赤誠熱愛，支撐著他在異國他鄉的底層困境中艱難求索。為了守住求學之路，他放下所有體面，包攬了最瑣碎、最勞累的底層雜活，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澡堂幫工，日復一日的體力勞作，成了他巴黎生活的常態。他的日子被極致壓縮，白晝與深夜盡數奔波謀生，只從忙碌的縫隙里，拼湊出零碎時間練琴、研讀樂譜，在煙火勞碌中堅守著藝術初心。

異鄉的求生之路布滿荊棘，無數艱辛與屈辱接踵而至。一次課後，他馬不停蹄趕赴打工崗位，一直勞作到深夜九點，連日的疲憊徹底透支了他的體力。頭暈目眩之際，他端著餐盤重重摔倒在地，飯菜灑落一地，換來的是老闆無情的痛斥，第二天便徹底失去了這份賴以糊口的工作。失業的困境接踵而來，他曾連續數周找不到活計，囊中羞澀、衣食無著，飢餓裹挾著絕望死死纏繞著他。走投無路之下，他只能攥著心愛的小提琴，穿梭在巴黎的餐館與咖啡廳，靠拉琴乞討謀生。

這段歲月是他一生難以釋懷的記憶。整日賣藝所得寥寥無幾，回到破舊狹小的出租屋，無盡的屈辱感洶湧而上，他曾憤怒地將辛苦討來的錢幣扔在地上，可對音樂的執念、對求學的渴望，讓他不得不放下尊嚴，彎腰拾起生計的希望。不止一次，飢餓與疲憊讓他在塞納河畔轟然暈倒，甚至險些被巡邏警察誤認作逝者送走，絕境之中的堅守，早已焠鍊出他堅韌不屈的品格。他租住的小屋位於七樓頂層，破敗簡陋、四面漏風，寒冬時節，凜冽寒風肆意灌入屋內，沒有厚實的棉被禦寒，他只能在刺骨寒意中咬牙熬過漫漫長夜，於清貧絕境中堅守音樂理想。

困頓歲月里，一縷微光悄然降臨。在巴黎求學期間，冼星海結識了同為留法學子的音樂家馬思聰。馬思聰親眼見證了他身處逆境卻始終勤學不輟、執著追夢的模樣，由衷敬佩這份赤誠與堅韌，主動將他引薦給巴黎歌劇院首席小提琴家奧別多菲爾。深知冼星海清貧窘迫的奧別多菲爾，被他的天賦與毅力打動，主動免去了他每月200法郎的昂貴學費，為他的求學之路掃清了最大阻礙。此後，冼星海又師從音樂教授加隆，深耕和聲與作曲理論，同樣獲得免學費的優待。貴人相助、名師引路，讓深陷絕境的他得以深耕專業、精進技藝，在世界頂尖的藝術殿堂穩步成長。

巴黎的寒夜，孕育出他的傳世處女作《風》，也寫下了他藝術生涯最動人的篇章。一個凜冽的冬夜，狂風呼嘯不止，猛烈撞擊著破舊小屋的牆壁與門窗，整間屋子在寒風中瑟瑟作響。冼星海凍得渾身顫抖、徹夜難眠，燈下品讀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字字句句皆是困頓與赤誠，瞬間與自身境遇、家國命運共鳴。窗外呼嘯的寒風、異鄉漂泊的孤苦、自身貧苦的窘迫、祖國山河飄搖的危難，萬般情緒交織湧動，在他心中翻湧不息。

他當即點燈執筆，在刺骨寒夜中縱情創作，將滿腔情愫盡數融入音符。後來他自述創作心境：「我打著顫，聽寒風打著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著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已，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這首三重奏作品《風》，是他初心與情懷的凝結，此後成功登上巴黎音樂學院新作音樂會舞台，經由巴黎電台播出，成為首個在法國電台放送的中國人樂曲。動人的旋律深深打動了作曲大師保羅·杜卡，這位業界泰斗主動伸出援手，破格將清貧堅韌的冼星海收為弟子。

1934年，冼星海迎來人生重要的蛻變時刻。他憑借扎實的功底與過人的天賦，順利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在結業考試中斬獲優異成績，榮獲學院榮譽獎。按照學院傳統，獲獎學子可自由挑選銀杯、畫作、衣物等豐厚物質獎勵。當教授輕聲詢問他的心願時，常年飽受飢餓折磨的冼星海，帶著些許羞澀，鄭重說出兩個質樸的字：飯票。

簡單二字，道盡了數年異國飢寒的辛酸，讓在場所有教授無不動容。校方破例為他發放飯票，為他提供免費膳食，讓這位追夢學子得以安心求學。他也成為這所頂尖院校高級作曲班數十年間，第一位中國學生。彼時的他，衣著樸素、身形清瘦，曾專程登門拜訪恩師杜卡，卻因一身布衣被學院門警誤認為苦力攔在門外，直到杜卡親自出門迎接、輓臂入校，旁人才知曉這位樸素青年的過人才華，一段佳話悄然流傳。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二）

526_06: 太乙、玉女及雷神諸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從來不只是一件單純的藝術品，它更是一部以色彩與線條寫就的「視覺經典」，承載著特定時代的宗教理想、社會秩序與文化胸襟。

在這幅鴻圖之中，畫家對龐雜的道教神仙體系做了極為系統化、條理化的藝術梳理。畫面以青龍、白虎為前導，以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勾陳大帝、后土皇地祇等八位尊神為核心，兩側依次排列著雷部天將、仙官、玉女、星宿、嶽瀆等眾多神祇，尊卑有序，層次森嚴，浩浩蕩蕩，一同朝謁三清。這份井然有序的神仙譜系與朝拜格局，不僅藝術性地建構出「天界」的至高秩序，更以視覺化的方式向信眾展示全真教的宇宙觀——天界如此，人間亦當如此，從而在精神層面鞏固著當時的社會倫理與信仰體系，成為無言而莊嚴的教化。

三教合一，海納百川

仔細凝視畫中人物的神韻與內涵，更能讀出一種超越一教一派的文化胸襟。你會發現，這裡的神祇形象，既有儒家禮樂文明之下帝王將相的端嚴威儀，有道家飄然塵外的仙風道骨，也不時透出佛教菩薩的慈悲端凝與護法神將的剛猛威烈。這種融會貫通，絕非偶然——它正是全真教創立以來高舉「三教合一」旗幟、不存門戶之見的真實寫照，也深刻反映出元代疆域遼闊、民族與文化多元共存、彼此交融的時代特徵。在這幅畫卷之中，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美學與精神內涵，和諧共生，凝聚成更為博大的東方氣象。

民間高手，不遜皇家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這幅出自民間畫工之手的巨製，其構圖之宏大、技法之嫻熟、氣度之雍容，絲毫不遜於歷代宮廷畫院的頂級作品。更為可貴的是，這些紮根大地的藝術家，並未將神仙描繪成高高在上、令人不敢逼視的冰冷偶像，而是賦予祂們人間帝王的威儀，也賦予祂們真實動人的世俗情感——眉宇之間，顧盼之際，有溫和，有端凝，有沉思，有親和。正是這份「神性之中蘊含人性」的溫暖處理，讓莊嚴的宗教壁畫走下了神壇，走近了每一個仰望者的心田，也讓這份信仰多了幾分人間溫度，成為那個時代最動人、也最有力量的「視覺佈道」。

七百載時光悠然而過，殿外幾度滄桑，牆上眾神依然肅穆而立，衣帶飄飄，宛若將要乘風而去。《朝元圖》留給後人的，從來不只是精湛的線條與絢麗的色彩。它是一個時代的藝術巔峰，是一代又一代守護者以智慧與勇氣留住的文明瑰寶，是「三教合一」文化胸襟的生動寫照，更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多元一體的生動見證。

當我們今日佇立於三清殿中，仰觀滿壁雲霞、浩浩仙班，震撼之餘，更當懂得：這幅壁畫承載的，不只是眾神的朝謁，更是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開放包容的文明氣度，以及歷經劫難而始終堅韌不拔、守護文明傳承的民族精神。這份屬於東方的史詩，過去鐫刻於牆壁之上，未來將永遠銘記於人心之中，在歲月長河裡，熠熠生輝，傳之久遠。

 

棍棒底下出孝子

526-03伯俞泣杖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棒頭出孝子」，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在中國民間流傳千百年的經典諺語，完整說法為「棒頭出孝子，箸頭出忤逆」。它的本義是對子女應當施以嚴格管教，方能培養出品行端正、孝順懂事的孩子；與之相對，一味溺愛縱容，反而容易養出忤逆不孝的後人。這句俗語深深扎根於傳統家庭教育文化，直至今天，依舊影響著不少家庭的育兒觀念，也不斷引發著時代的討論與爭議。

追溯思想源頭，嚴苛管教的理念早在戰國時期便已萌芽。法家代表人物提出「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認為過度慈愛很難養育出孝子，成為後世棍棒教育思想的思想源頭之一。漢代韓伯俞受母責罰而後盡孝的故事，也常常被後人拿來印證嚴教出孝子的道理。不過該諺語確切的起源已經難以考證，文字記載多見於元明兩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元代秦簡夫雜劇《剪發待賓》里，便寫下「我則理會得棒頭出孝子」的台詞；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直接出現完整諺語：「棒頭出孝子，筯頭出忤逆」。到清代小說《紅樓夢》，賈政痛責賈寶玉的情節，更是文學作品里傳統棍棒式管教的典型寫照。

在舊時社會，「戒尺之下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廣為接受的教育邏輯。古代鄉村家庭教育與私塾教育，普遍奉行嚴管嚴教。孩童犯錯，家長可以棍棒責罰；學子頑劣，先生可用戒尺懲戒手心。這套教育觀念認為孩童天性貪玩享樂，想要學有所成、立身向善，就必須依靠外部的強制約束，克服天性的惰性。這種理念並不只存在於古代中國，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東亞地區，也曾經被普遍認同。

但我們也應當認清，這句古諺的原始本意，並非倡導毫無節制的暴力體罰。部分研究觀點提出，它原本倡導的，是建立在疼愛基礎之上的有度懲戒，重在立規矩、明是非，而非不分緣由的打罵發洩。可在代代流傳的過程中，很多人片面截取字面含義，把嚴苛管教直接等同於暴力體罰，將「棍棒」當成教育的萬能手段。

步入近現代，隨著兒童心理學、現代教育學不斷發展，社會對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質疑聲音越來越多。人們逐漸意識到，體罰式教育有著難以忽視的弊端。暴力懲罰帶來的，很多時候只是孩子出於恐懼的表面順從，並不是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懂事，還極易給孩子留下長久的心理創傷，破壞親子之間的情感聯結新華網。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在棍棒的磨礪之下走向成功，暴力管教帶來的結果，存在巨大的個體差異，既有少數逆境成才的案例，也有不少孩子在高壓之下變得自卑敏感、逆反對抗。

時至今日，這則古老諺語依舊在家庭教育中留有痕跡。傳統觀念里「嚴方能成才」的內核，並非全然沒有價值，確立清晰的家庭規則、對孩子的錯誤予以合理約束，仍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嚴教」不等於「棍棒體罰」。時代已經改變，現代教育更加看重孩子獨立的人格與心理健康，強調溝通引導、言傳身教。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二

澳門未因葡萄牙人來了而成外國城市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後，這座城市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今天人們走進澳門，看見大三巴、葡式建築和大量留下葡萄牙文化痕跡的歷史街區，很容易產生一個印象：16世紀葡萄牙人來到這裡後，澳門是不是就逐漸變成了一座葡萄牙城市？但如果翻查明清時期的歷史資料，卻會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葡萄牙人的確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商業及宗教空間，但中國人始終是這座城市人口和社會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其實並不難理解。葡萄牙人最初看中的，正是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條件。16世紀中葉葡人進入澳門時，這裡已經不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荒僻海角，而是華南沿海貿易網絡中的一個港灣。葡萄牙人把自己的遠洋航線接入這個原有網絡，澳門才逐漸成為連接中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歐洲的貿易中轉站。換句話說，葡萄牙人帶來的是新的海上貿易網絡，但澳門原有的中國社會並沒有因此消失。

更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做生意，本身就離不開中國人。外國商人需要中國貨物，中國商人則掌握內地的商品和市場；葡萄牙人需要通事、買辦、工匠和船民，也需要有人替他們處理與中國官府及商人的往來。大量中國人因此繼續進出澳門，甚至逐漸在這裡定居、經商和生活。從後來的歷史記錄來看，澳門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由葡萄牙人控制、由葡萄牙人口構成的城市，反而逐漸形成了華人與葡萄牙人共同活動的城市空間。

這種「華洋雜處」的情況，在澳門後來的發展中尤其明顯。中國人並不是只生活在葡萄牙人城市之外；一些中國商人、店戶、工匠及其他居民，也進入澳門城內活動，甚至租用、購買或接手葡萄牙人的房屋和店舖。葡萄牙人的住宅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商舖，中國人的貨物可以經由葡萄牙商人的船隻遠銷海外。不同語言、不同宗教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同一座城市中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而這種關係並不是短暫的。到了清代，澳門的中國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着貿易發展而逐漸增加。乾隆、嘉慶年間的資料顯示，澳門華人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當地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這些中國人有商人，也有普通店戶、工匠、販夫、船民和漁民；他們並非只是葡萄牙貿易體系中的附屬人口，而是構成澳門城市日常運作的重要力量。

因此，澳門從一開始便存在一個很特別的矛盾：葡萄牙人是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動者，但維持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卻有大量中國居民。葡萄牙人的商業網絡越發達，對中國商品、中國商人和中國勞動人口的需求也越大；而澳門的中國居民也利用這個港口所提供的機會，逐漸建立自己的社會和生活空間。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後來的澳門會呈現出與其他葡萄牙海外據點不同的面貌。它既有葡萄牙人的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也有中國人的廟宇、街巷和商舖；既受到葡萄牙海外貿易網絡影響，又受到廣東地方社會和清朝行政制度的約束。兩套不同的社會秩序並沒有簡單地互相取代，而是在澳門這個狹小的半島上長期並存。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二）

北上與留法求學

525-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5-02冼星海（右一）在巴黎音樂學院杜卡作曲班（互聯網圖片）

1924年從嶺南大學畢業後，冼星海沒有安於現狀，他意識到偏安廣州一隅無法實現自己攀登音樂高峰的理想，毅然告別熟悉的嶺南故土，踏上了輾轉北上、遠赴重洋的漫長求學之路，這段充滿艱辛的歲月，也為他日後成為「人民音樂家」築牢了根基。

1926年，21歲的冼星海變賣了自己心愛的小提琴，在友人的資助下抵達北平，考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同時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靠微薄的收入維持學業與生計。

彼時的北平正處於動蕩之中，他師從中國現代音樂教育先驅蕭友梅和外籍小提琴教授托諾夫，買不起好琴就用一把破舊的小提琴反復練習，冬天沒有取暖的火爐，手指凍得僵硬就呵一口熱氣繼續拉琴。他目睹了「三一八」慘案的血腥，親眼看見底層民眾在苦難中掙扎，漸漸意識到西洋的靡靡之音無法喚醒沈睡的中國，他立下誓言「我不做供人娛樂的樂匠，我要做中國貝多芬」，要為這個民族吼出最強的雷聲。他常常跑到天橋的貧民窟里，聽賣藝人的悲歌、碼頭工人的號子，把這些來自大地的聲響悄悄記在心裡，這也讓他日後的作品始終帶著泥土的溫度和勞動者的力量。

1927年北大音樂傳習所解散後，冼星海南下上海，追隨蕭友梅考入剛剛創辦的國立音樂院，主修小提琴和鋼琴，兼修作曲理論。在這裡他加入了田漢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結識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開始認真思考「學音樂到底為什麼」的核心問題。

1929年7月，他發表了《普遍的音樂》一文，明確提出「中國需要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而是普遍的音樂」，號召音樂學習者「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這篇文章也成為他畢生音樂思想的奠基之作。同年暑假，他因參加進步學潮被迫失學，求學之路再次陷入絕境，可他沒有就此放棄，反而下定決心遠赴當時的世界音樂中心巴黎，去追尋更頂尖的音樂技藝。

1929年末，冼星海登上前往巴黎的航船，開啟了長達七年的勤工儉學生涯。沒有官費資助、身無分文的他，在巴黎做過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電話傭工，甚至多次失業餓暈在街頭，寒冬里蝸居在四面漏風的玻璃小屋裡，沒有棉被只能裹緊大衣禦寒。在馬思聰的引薦下，他先後拜著名提琴家奧別多菲爾、作曲家保羅·杜卡斯等多位音樂大師為師，哪怕起步比旁人晚了許多，他也靠著「不怕天，不怕地，只怕自己不努力」的韌勁，擠出一切能利用的時間練琴、鑽研樂理。

一個寒風呼嘯的冬夜，凍得無法入眠的他起身點燈，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心境為靈感，創作出傳世作品《風》，這首三重奏在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上演出後大獲好評。1931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成為該班幾十年來第一位中國考生，主考的杜卡斯教授告訴他可以任選一項物質獎勵，飢腸轆轆的冼星海只說出了「飯票」兩個字，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留法期間他還創作了《遊子吟》《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十餘首作品，在系統掌握西方頂尖作曲技法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祖國正在遭受的苦難。

1935年，冼星海謝絕了巴黎音樂學院的留校邀請，毅然啟程返回祖國，帶著一身本領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用音符為全民族的抗戰吹響號角，最終創作出《黃河大合唱》這樣的不朽名作，完成了從貧苦漁鄉少年到「人民音樂家」的蛻變。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一）

525_06：永樂宮位於山西芮城縣龍泉村東邊（互聯網圖片）

525_07：《朝元圖》裡的各路神仙（局部，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山西省南端、黃河東岸的芮城縣，一座古樸壯觀的道觀依塬而建，紅牆翠柏，氣象萬千——這就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的永樂宮。宮中主殿三清殿的牆壁之上，鋪陳著一幅橫亙近百米、氣勢磅礴的壯麗畫卷，猶如鐫刻於牆面、歷經七百年風塵而依舊光華奪目的東方視覺史詩。這部被譽為「東方藝術畫廊」的曠世傑作，便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畫——《朝元圖》。它不僅是永樂宮壁畫的核心與精華，更是中國古代工筆重彩壁畫的巔峰之作，承載著一個時代的宗教脈動、美學高度與文明氣度。

《朝元圖》的誕生，從一開始便與全真教的興起與鼎盛深度綁定，是一個教派在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崛起與文化話語權的視覺化呈現。

金末元初，戰火連綿，生靈塗炭，興起於民間的全真教以「三教合一」、「清心寡欲」、「濟世救人」為教義，迅速在北方傳播開來。公元1219年，全真教掌門人丘處機以七十三歲高齡，率弟子十八人，歷時兩年，跋涉萬里，西行至中亞覲見鐵木真（成吉思汗）。這次歷史性的會面中，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止殺保生」進言，深獲成吉思汗敬重，被尊為「長春真人」，更獲賜予「虎符、璽書」，賦予全真教免除賦稅、統領北方道教的崇高地位。自此，全真教在北方勢力大增，從民間教派一躍而成為具有官方背景、舉足輕重的宗教力量，開啟了全真教發展的黃金時代。

永樂宮，當時名為「大純陽萬壽宮」，創建於公元1247年間，是在唐代呂公祠的基礎上修建的。其興建緣起，是為奉祀全真教尊崇的祖師、「八仙」之一的呂洞賓——相傳呂洞賓誕生於此地，此地亦被全真教視為根本重地。為興建這座「祖庭」，元代統治者與全真教高層高度重視，投入難以計數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工程前後歷時百餘年，幾乎與整個元代相始終。而坐落在主殿三清殿、作為整座宮觀精神核心與視覺焦點的《朝元圖》，無疑是這場歷時久遠、規模空前的宗教與藝術盛宴中，最為光華奪目的集大成之作。它承載著鞏固教團地位、傳播教義、確立信仰秩序的神聖使命，也因此匯集了當時最頂尖的藝術力量，代表了那個時代民間繪畫技藝的最高水準。

《朝元圖》正式繪製完成於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殿內至今仍留有「泰定二年秋九月吉日」等墨書題記，為這部巨作的身世留下了明確的歷史坐標。這幅鴻篇鉅製，並非出自宮廷畫院名家之手，而是由洛陽一帶聲名卓著的民間壁畫名匠馬七領銜，率領一批技藝嫻熟的民間工匠，歷經數年構思、起稿、上色、描金，一筆一畫精心繪製而成。也正是這支紮根民間、飽覽歷代畫跡的隊伍，繼承了中原地區千年不絕的藝術脈絡，將當時的宗教需求、宮廷美學與民間技藝熔鑄於一爐。

此後七百年間，《朝元圖》歷經滄桑。明清兩代雖有局部修繕與補繪，但大致保留了元代初年的原貌與神韻，在無數戰火、動亂與自然侵蝕之中奇蹟般地保存下來，成為後人得以直擊元代藝術高峰的「活的畫史」。

 

好漢不吃眼前虧

525-04勾踐臥薪嘗膽（互聯網圖片）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流傳百年的俗語，出自晚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書中「且讓他一步，再作道理」的感慨，道盡了中國人進退有度的生存智慧。世人常將其曲解為懦弱退讓、苟且偷安，實則不然。這句話從非怯懦的妥協，而是智者的權衡、強者的隱忍，是認清局勢、避銳守拙、蓄力待時的人生格局。真正的好漢，從不會逞一時血氣之勇，而是懂得規避眼前無益的損耗，以暫時的退讓，換取長遠的翻盤之機。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核心，從來不是畏縮避事，而是審時度勢的清醒。所謂「眼前虧」，是當下境遇里無法抗衡的困境、無謂的衝突、得不償失的較量。人生處世，貴在知進退、明取捨。逆勢逞強，是莽夫之勇；順勢隱忍，才是豪傑之風。心理學中的「時間貼現」現象，恰好印證這一道理：愚者只顧眼前意氣，為一時得失傾盡所有；智者看淡短期榮辱，為長遠目標隱忍蟄伏。這份退讓，不是認輸，而是為人生留有餘地，為未來積蓄力量。

古往今來，凡成大事者，皆深諳此道，韓信胯下之辱便是最好的佐證。年少的韓信家境貧寒、漂泊無依，卻心懷家國大志，苦研兵法、靜待時機。集市之中，蠻橫屠夫當眾尋釁，逼他要麼拔劍殺人，要麼匍匐鑽胯。彼時的韓信身懷利刃、體格魁梧，絕非無力反抗，可他清醒知曉，秦朝律法嚴苛，殺人必償命。倘若一時逞勇，斬殺匹夫，只會斷送畢生抱負，淪為亂世螻蟻。於是他放下身段，忍下胯下之辱，任憑眾人譏諷嘲笑。一時的屈辱，沒有磨滅他的志氣，反而沈澱了心性、磨煉了格局。他日亂世風起，韓信投奔明主、馳騁沙場，拜大將軍、定天下，助劉邦開創大漢基業，終成千古名將。昔日的退讓，避開了致命的眼前虧，成就了震古爍今的人生功業。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傳奇，更是將這份隱忍智慧演繹到極致。吳越爭霸，越國兵敗圍城，社稷危在旦夕。直面絕境，勾踐沒有選擇殊死一搏、玉石俱焚，而是放下君王尊嚴，俯首求和、甘願臣服。他攜妻兒入吳為奴，三年忍辱負重，養馬勞作、恭順謙卑，甚至嘗糞辨疾，博取吳王信任。世人皆以為他懦弱無能、甘於沈淪，殊不知他早已將屈辱刻入心底。歸國之後，他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休養生息、操練兵馬，暗中積蓄國力，靜待翻盤時機。數年隱忍蟄伏，越國國力強盛，最終一舉破吳、雪恥復國，登頂春秋霸主之位。一時的低頭退讓，規避了亡國覆滅的眼前絕境，換來了家國重生、千秋偉業。

反觀現實，很多人困於面子執念、囿於一時意氣，不懂退讓、不知變通。與人爭執寸步不讓，遇挫逞強硬扛到底，最終小事釀成大禍，得不償失。真正的強者，從不執著於一時輸贏，更不糾結於片刻榮辱。他們懂得，人生是一場漫長的博弈，而非短暫的較量。硬碰硬的逞強只會消耗自身，適度的隱忍方能行穩致遠。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一

明朝海禁造就澳門成為商品國際轉運站

525 -05:1646年澳門半島地圖，《Advertências a el-rei D. João IV por Jorge de Azevedo morador na China. 》里斯本Ajuda圖書館藏地圖部分

在葡萄牙人正式入居之前，澳門並非無人知曉的荒僻海角。這片被當地人稱為「蠔鏡」的地方，位於珠江口西岸、伶仃洋與內港交匯之處，既是漁民停泊避風的天然灣澳，也是華南沿海民間貿易往來的節點。葡萄牙人關於亞洲最早、最重要的地理與商貿報告之一，由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1515年成書的《東方誌》（Summa Oriental，又譯《東方簡志》）中明確記載：蠔鏡海路距離廣州一日一夜航程，是琉球人及其他東方民族往來貿易的港口。也就是說，早在葡人到來之前，這裡已經是一個有一定設施、跨國商船往來的民間口岸。

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初，明朝官方實施朝貢貿易體制，對民間海商多所限制，但東南亞與東亞之間的海上往來從未真正中斷。琉球王國作為中國的朝貢國，長期充當中國與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仲介；而福建、廣東沿海商民，則憑藉對航路與季風的熟悉，往來於浙江、福建、廣東與菲律賓、滿剌加（馬六甲）之間。蠔鏡澳正處於這張民間貿易網絡的交點上：北上可入廣州，東航可赴日本，南下可抵東南亞，航路順直、水深適中、易於避風，且距離廣州足夠近而便於接應，又足夠遠而便於規避官方稽查。

這種「非正式開放」的地位，決定了後來澳門的命運。當明朝在1520年代嚴禁葡人前往浙江、福建港口，又在1530年代收緊廣州對外貿易之時，葡人便自然將目光投向這片早已存在民間基礎的港灣。與此同時，中日貿易出現巨大缺口——明朝因「倭寇」問題禁止與日本直接通商，而中日雙方又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需要日本白銀，日本需要中國生絲、絲綢與藥材。誰能成為這個缺口的中間人，誰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而澳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個民間漁港，逐步升級為國際轉運站。

值得強調的是：澳門的興起，從來不是單方面「發現」的結果。它是中國東南沿海社會經濟發展、民間貿易長期積累、朝貢體制與現實需求之間出現縫隙，再加上葡人海上網絡接軌，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沒有此前百餘年華南沿海的民間航海基礎，沒有琉球、福建海商早已建立的航線與慣例，1557年葡人「正式定居」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與其說澳門是葡人「建立」的港口，不如說是他們接過了一塊早已成熟的貿易基石，並將它接入更廣闊的世界網絡。這，才是澳門開埠最真實的起點。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一）

漁村出生展露音樂天賦

524-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4-02澳門冼星海紀念館（互聯網圖片）

冼星海是中國近代著名作曲家、鋼琴家，被後世譽為「人民音樂家」，他的代表作《黃河大合唱》早已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名作，而他充滿煙火氣與韌性的童年經歷，正是滋養他日後音樂創作的最初土壤。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出生在澳門一個貧苦的漁民家庭，他尚未降生時父親便已離世，是一位典型的遺腹子。母親黃蘇英獨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擔，帶著襁褓中的他回到外祖父黃錦財的家中生活。童年的冼星海幾乎是泡在澳門漁村的海風中長大的，他跟著外祖父在漁船上討生活，看潮起潮落，聽漁民們勞作時的號子聲，這些鮮活的生活聲響，都悄悄在他心裡埋下了音樂的種子。外祖父十分疼愛這個小外孫，特意送給他一支竹笛，在海風與浪濤聲的陪伴下，冼星海靠著這支簡單的竹笛，慢慢摸索出了屬於自己的音樂韻律，也逐漸顯露出過人的音樂天賦。

1911年，7歲的冼星海進入私塾學習傳統文化，可刻板的四書五經沒能困住他的天性，他把大部分課余時間都花在海邊玩耍，或是抱著竹笛練習吹奏，在自然里汲取著最鮮活的音樂靈感。1912年外祖父不幸去世，失去依靠的母子倆不得不踏上前往南洋謀生的路途，他們長途跋涉抵達新加坡定居，母親靠著做傭工的微薄收入支撐起整個家，哪怕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她也始終沒有放棄讓冼星海讀書的念頭。在新加坡的學校里，冼星海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樂器和樂理知識，他憑借出色的音樂天賦加入了學校的軍樂隊，很快就成了樂隊裡的骨幹成員。這段在南洋漂泊的清苦時光，沒有消磨掉他對音樂的熱愛，反而讓他更懂得底層勞動者生活的重量，這份厚重的生活體驗，後來也被他寫進了《頂硬上》等作品里，成為他音樂創作里最動人的力量。

完成新加坡的中小學學業後，13歲的冼星海在1918年跟著母親回到國內，定居在廣州。母親在當地找到傭工的工作，母子倆的生活漸漸穩定下來，一位嶺南大學的職員得知他們的處境後，建議冼星海進入教會青年會開辦的學校免費就讀。在這裡冼星海的音樂才華徹底展露出來，他加入了學校的管樂隊，靠著自學一步步完善自己的演奏技巧。1919年他考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他把所有的熱情都投入到音樂和文學之中，還擔任了校刊的美術編輯，1923年就憑借出色的簫演奏技藝獲得了「南國簫手」的美譽。哪怕生活始終貧困，他也從未停下音樂探索的腳步，他還自學小提琴，哪怕起步比旁人晚了許多，靠著日復一日的堅持練習，演奏水平也飛速提升。他主動參與青年會的工會夜校活動，免費為勞苦大眾教學，在和底層勞動者的頻繁接觸中，積累下大量鮮活的創作素材，也結識了後來的音樂家同鄉冼玉清。1924年，已經在嶺南大學獲得廣泛認可的冼星海，意識到偏安一隅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理想，他毅然決定離開廣州，踏上前往更廣闊天地的求學之路，為日後成為一代人民音樂家，邁出了最堅定的一步。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三）

524_06：湄洲媽祖祖廟長年香火不斷（互聯網圖片）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的「湄洲媽祖祖廟」，作為全球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自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始建以來，歷經千載風霜，仍巍然屹立於海天之間。這座被譽為「世界首座媽祖廟」的建築群，不僅是中華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徵，更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遺產中的璀璨明珠。2006年，媽祖祖廟被國務院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更成功入選「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儲備遺產點名單，彰顯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地位。
祖廟石柱與大門懸掛多副工藝精湛、寓意深刻的匾聯。明正德三年（1508年），戴大賓以古漢語通假字創作楹聯：「齊齋，齊齋，齊齊齋，齊齊齋戒；朝潮，朝潮，朝朝潮，朝朝潮音」，巧妙運用重複與諧音，表達虔誠敬神與自然律動的和諧之美。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御賜對聯：「忠信涉波濤，周歷玉洲瑤島；神明昭日月，指揮水伯天吳」，讚頌媽祖憑藉忠信之心，穿越驚濤駭浪，拯救蒼生，其神威堪比日月。
祖廟殿前牆面與石欄上遍布彩繪壁畫，形式包括連環畫、單幅畫與風俗畫，以紅黃綠等鮮豔色調呈現媽祖生平神跡。內容多取材於民間傳說，如「收服惡靈」、「夜救沉船」、「降伏妖魔」等，充滿歡慶與祥瑞氣息，兼具裝飾性與教化功能。
此外，石榴、蓮花、南瓜、大象、獅子等吉祥圖騰雕刻於柱頭與欄杆，借其諧音寄寓「留戀南國，相思親人」之情，展現濃厚的鄉愁與人文關懷。
正殿右後方崖壁上，刻有「升天古跡」四字，乃明代主持僧照乘所題，標誌媽祖羽化升天之處，是早期奉祀媽祖的重要地點。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南日寨軍門中軍秦邦锜詩云：「湄山清景勝蓬萊，四望滄江天際回。月滿瓊波諸島靜，潮來銀屋一帆開」，將湄洲島美景媲美仙境，「月滿瓊波」「潮來銀屋」之句，至今仍被視為海景詩歌的經典之作。
莆田市政府更特邀著名書法家林散之題寫「海峽和平女神」，鐫刻於祖廟山巔，象徵兩岸共尊媽祖、祈求和平的共同願景。
祖廟碑林由牌坊、牌廊、牌亭與牌石組成，其中主碑高3.23米、長9.9米，寓意媽祖誕辰與升天日，兩側龍柱飛舞，頂端盤踞雙龍，氣勢非凡。碑文由清代進士莊俊元撰寫：「宋代坤靈播，湄洲聖跡彰；至今滄海上，無處不馨香」，盛讚媽祖信仰遍及四海。
輔碑共99塊，形制各異，內容多為帝王御筆、文人詩詞，記錄媽祖功德與歷代贊頌，既是歷史見證，亦是書法藝術的展現，使信眾在參觀中感受文字之美與信仰之深。
湄洲媽祖祖廟不僅是一座宗教聖地，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傳承。它見證了中華海洋文明的發展，承載了兩岸人民的情感紐帶，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徵。如今，每年春節與媽祖誕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信眾紛紛前來進香，祈求平安、順遂與和諧。
這座屹立於海濤之上的千年古廟，以其雄偉的建築、豐富的藝術、深厚的信仰，向世人詮釋著「仁愛、勇敢、慈悲、奉獻」的人格魅力。媽祖的精神，早已超越神話，化作一種溫暖的力量，滋養著億萬人心靈，照亮著人類前行的道路。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524-04南戲《荊釵記》（互聯網圖片）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是家喻戶曉的經典俗諺，其核心真義在於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世間萬事的困境，從非客觀條件的絕對桎梏，而取決於人是否擁有堅定決心與持續行動力。這句簡樸有力的格言，千百年來始終是人們自我勉勵的精神坐標，蘊藏著傳統文化中篤行堅毅的處世智慧。

這句俗諺的文化源頭，可追溯至宋代陳元靚編纂的《事林廣記》。書中記載「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是該格言最早的文字雛形。這句話點透了困境的本質：多數難關的根源，並非客觀條件無法逾越，而是人心動搖。在當時，這句箴言主要用以勉勵士人戰勝苦讀孤寂，督促匠人突破技藝瓶頸，奠定了整句俗諺的核心底色。

元明兩代是這句俗諺演變定型的關鍵階段。元代南戲《荊釵記》曾出現「世間無難事，只怕歪絲纏」的說法，本意形容人際過度糾結會衍生變數。直至明代，語義與句式迎來革新，傳奇《荷花蕩》將「歪絲纏」改為「有心人」，正式誕生「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經典句式。同期戲曲《韓夫人題紅記》又衍生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版本，拓寬了格言的適用格局。

真正讓這句俗諺席捲全民、徹底定型的，是明代吳承恩的名著《西遊記》。第二回中，孫悟空苦惱七十二變修習門檻過高，菩提祖師便以此言點化開導。悟空頓悟後潛心苦修，終成神通。依託《西遊記》的極高傳播度，這句格言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大眾熟知的勵志金句。

清代時，這句俗諺進一步融入主流文學與蒙學體系。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香菱癡心學詩的情節演繹其內涵，使其成為普通人執著堅持、突破自我的真實寫照。同時，《古今賢文》補充了「人心堅，石山穿」的下半句，讓堅心篤行的道理更易被傳承。

步入近現代，這句千年俗諺煥發全新的時代光芒。毛澤東在《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中，將其化用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彰顯主動拼搏的精神。郭沫若亦援引此句，讚頌建設者們不畏艱難、勇於攻堅的風貌。

縱觀千年演變，這句俗諺從宋代的初心啟示，到元明的句式定型，再到明清的全民普及與近現代的精神昇華，始終傳承著「篤心可破萬難」的核心價值。它警醒世人：真正的阻礙從非外界的艱難，而是內心的退縮與懈怠。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六

教會教育如何塑造粵港澳共同文化

524-05澳門的公教學校（即天主教學校）在澳門的教育發展史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互聯網圖片）

十九世紀以前，澳門、香港和廣州雖然地理位置相近，但各自肩負不同的歷史角色。澳門是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廣州是清朝唯一對外通商的口岸，香港則在開埠後迅速發展為國際城市。隨着教會教育的興起，三地透過學校、教師、學生和文化交流逐漸建立起緊密聯繫，共同推動華南近代教育發展，也塑造出獨具特色的粵港澳共同文化。

澳門一直是這段歷史的起點。自十六世紀以來，不少傳教士先在澳門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再前往廣州、福建、北京等地傳教。同時，他們亦把西方的教育制度、科學知識和辦學理念帶到澳門，再逐步傳入中國內地。可以說，澳門既是西方知識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樑。

十九世紀香港開埠後，教會教育迎來新的發展階段。香港擁有較寬鬆的辦學環境和優越的港口條件，大批教會相繼設立學校、醫院和出版社，不少原本設於澳門的教育工作亦逐漸轉移至香港。英華書院遷往香港後，繼續培養熟悉中西文化的人才；不少傳教士亦以香港作為基地，再前往華南各地辦學，令香港迅速成為新式教育的重要中心。

然而，香港的崛起並不代表澳門退出歷史舞台。兩地反而形成互補關係。澳門繼續保存天主教教育傳統，培養神職人員和傳教人才；香港則發展普通教育、醫學教育及高等教育，吸引更多華人學生入學。兩座城市之間，教師、學生和教材往來頻繁，共同推動華南教育發展。

廣州同樣在這股教育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隨着教會學校逐步進入內地，廣州先後成立多所新式學校及醫療機構，吸引不少來自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青年就讀。部分學校因戰亂或社會局勢變化，曾在澳門、香港與廣州之間遷移辦學。例如格致書院曾遷往澳門，後來再返回廣州發展；哈巴安德創辦的學校亦曾由澳門遷至廣州。這些跨地域辦學經歷，不但保存了教育成果，也促進三地教育資源共享。

人才流動同樣是粵港澳共同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容閎早年在澳門及香港接受教育，其後赴美留學；黃寬完成海外醫學訓練後，在香港及廣州行醫；孫中山出生於香山，在香港求學，革命活動亦遍及澳門、香港及廣州。這些人物的人生軌跡，幾乎都跨越三地。他們既吸收西方新知識，也深受嶺南文化影響，最終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人才交流，教會教育亦促進了中西文化互相認識。傳教士把西方科學、醫學、地理和數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同時努力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歷史和儒家思想，不少人更翻譯中國典籍，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這種交流並非單向輸入，而是兩種文明在長期接觸中互相學習、互相影響。

教育亦改變了粵港澳社會的面貌。教會學校率先推行分級教學、近代課程及專業教育，醫院培養了現代醫生和護士，女子學校開啟女性接受教育的新時代。這些制度後來逐步被政府學校及民間學校吸收，成為近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香港和廣州三地，亦因此成為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地區之一。

當然，教會教育的發展亦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傳教始終是教會辦學的重要目的，部分學校亦肩負宗教傳播功能。尤其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勢力進入中國，教會教育的發展與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因此一直存在不同評價。不過，若單從教育史角度而言，教會學校在引進近代教育制度、培養專業人才、推廣醫學教育及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歷史無法抹煞的事實。

回顧數百年的歷史，澳門是中國近代教會教育的起點，香港是教會教育發展的重要基地，廣州則是新式教育向內地推廣的重要中心。三地因教育而相連，也因文化交流而共同成長。從最初的聖保祿學院，到後來遍布粵港澳的教會學校，西方教育制度逐步融入中國社會，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世界視野的人才，為中國近代教育、醫學、文化和社會發展留下深遠影響。

教會教育既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見證，也是粵港澳共同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石。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不僅有助認識澳門、香港和廣州之間源遠流長的聯繫，更能理解教育如何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完）

從書生到農民運動先驅

523-01彭湃舊照（互聯網圖片）

523-02彭楊紅軍學校舊址（互聯網圖片）

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也是中國農民運動當之無愧的先驅。他以一介書生之軀深入田間地頭，在廣東海陸豐地區點燃了農民革命的烈火，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最終為理想獻出了年僅33歲的生命。

1927年，中國革命陷入最低谷。「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大規模「清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地主階級趁機反攻倒算，以恐怖手段濫殺農民和農會成員。在血雨腥風之中，時任中共東江特委書記的彭湃沒有退縮，而是毅然選擇了武裝反抗。同年10月，他在海陸豐發動起義，一舉佔領海豐、陸豐兩縣；11月21日，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成為中國大地上誕生的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彭湃在當地擁有極高威望，是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新生政權迅速頒布「土地革命法規」，主張「一切田地歸農民」，將「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第一次付諸實踐，從根本上動搖了延續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滿曲折。在激烈的階級對抗中，海陸豐出現了嚴重的暴力循環——地主得勢時濫殺農民，農民復仇時亦以牙還牙。這個僅有40萬人口的地區，先後有超過5萬人被迫逃往香港、廣州避禍。難能可貴的是，彭湃並未被復仇情緒裹挾，至1928年1月，他和蘇維埃政府已在政策與行動中有效制止了群眾的燒殺行為，展現出革命者的理性與擔當。1928年春，彭湃統一領導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和第四師在東江地區堅持戰鬥四個月，但因缺乏經驗犯了盲動主義錯誤。2月29日，海豐被國民黨軍攻佔，蘇維埃政權被擊潰，彭湃率殘部撤入大南山地區堅持游擊戰爭。

同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彭湃雖未出席，卻以高票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他受中央指令離開廣東，繞道香港轉赴上海。11月抵達後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接任中央農委書記，同時兼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在上海期間，他認真貫徹六大路線，強調反對盲動主義，提出「必須由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中啓發群眾」，為指導全黨尤其是江蘇的農民運動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叛徒的出賣終結了這位革命者的生命。1929年8月24日，因軍委秘書白鑫招供，彭湃與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五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經遠里開會時被捕。獄中他屢遭酷刑卻堅貞不屈，還與楊殷聯名密信中央，報告獄中情況並建議營救其他難友。8月30日，彭湃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年僅33歲。耐人尋味的是，當時上海報刊刊登的法院判決文竟只是「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秘密處決恰恰暴露了當局的心虛與殘暴。彭湃犧牲後，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組織下，於同年11月11日夜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伏擊刺死叛徒白鑫，為烈士報了血海深仇。

彭湃的革命事業，付出的是整個家族的代價。1928年，結髮妻蔡素屏與年僅五歲的長子彭絳人被捕，蔡素屏被槍殺，彭絳人雖被救出，卻於1932年流落上海、患病夭折。從1928年至1933年，彭湃家人共有八人喪生，其中六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彭湃、胞兄彭漢垣、胞弟彭述、結髮妻蔡素屏、妻子許玉磬、侄子彭陸，滿門忠烈，令人動容。

彭湃犧牲後，中共在根據地多處建立「彭楊紅軍學校」（紀念彭湃與楊殷），即今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前身之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曾在福建設立「彭湃縣」。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向彭湃親屬頒發烈士證書，他就讀過的海豐縣立中學改名彭湃紀念中學。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二）

523_06：14.35米的巨型媽祖石雕像（互聯網圖片）

湄洲媽祖祖廟坐擁山海勝景，整體建築群以正殿為中軸線，沿著海拔高差達40餘米的山坡逐級遞進，形成一條長達300米、由323級石階連綴而成的主廟道。從山門起，經儀門、鐘鼓樓、正殿、寝殿，直至最高處的朝天閣與升天樓，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宛如一幅徐徐展開的宗教詩意畫卷。
西軸線與南軸線兩大建築群交相輝映，涵蓋牌坊、長廊、宮門、聖旨門、佛殿、觀音殿、五帝廟、中軍殿、愛鄉亭、龍鳳亭、香客山庄、思鄉山庄等共計36處建築，規模壯觀，功能齊全。南軸線則以敕封天后宮殿、獻殿、天后廣場、天后戲台為核心，展現出莊嚴與民俗交融的獨特韻味。整個祖廟群殿閣縱橫，飛簷翹角，蔚為大觀。

主要建築：歷史脈絡與信仰精神的凝結
大牌坊與長廊
西軸線入口處的巨型三開重檐牌坊凌空飛舞，雕梁畫棟，氣勢磅礴。牌坊上刻有「湄洲媽祖祖廟」六字，兩側延伸出蜿蜒長廊，依山勢而上，與山門緊密相連，構成一道通往神聖空間的儀式之門。

宮門與儀門
宮門又稱「三門」，造型仿若皇家城闕，內設千里眼與順風耳二將，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請，賜封為「金將軍」、「柳將軍」，象徵媽祖護佑四方、洞察萬物的神力。
儀門則因正中懸掛「聖旨」匾額而得名，寓意媽祖曾受歷代帝王褒封，是媽祖信仰合法化與權威性的象徵。

鐘鼓樓與朝天閣
鐘鼓樓位於正殿前左右對稱設置，為守廟人每日早晚課誦與祭祀時擊鼓鳴鐘所用。根據《天妃顯聖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福建總督姚啟聖曾遣官至湄洲祈禱，並委派興化府知府蘇昌臣主持修建鐘鼓樓與山門，奠定了今日祖廟的重要基礎。
朝天閣矗立於中軸線最高點，1989年重建，閣內懸掛台灣鹿港天后宮黑面媽祖影像，象徵兩岸媽祖信仰的深厚連結。詩人林弼曾作《湄嶼潮音》，描繪登閣遠眺時「孤嶼潮音激不停，千番巨響自泫然。朝天閣上倚欄望，滾滾波濤接碧天」的壯闊景象，至今仍令人神往。

正殿與寢殿：信仰的核心所在
正殿原為朝天閣，明永樂初年由鄭和奉旨改建，後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由姚啟聖擴建，成為如今重檐歇山顶、面闊三間、進深三間的抬梁式結構建築。殿內分上下兩殿，以天井相隔，前端供奉「出巡媽祖」木雕軟身像，後方則為「鎮殿媽祖」硬身神像，兩旁神龕供奉「十八水闕仙班」，象徵媽祖麾下護法眾神。
寢殿建於宋雍熙四年（987年），為祖廟最古老建築之一，歷經明代周坐、鄭和、清初姚啟聖、施琅等多次重修，現存結構保留部分明、清時期石柱與柱礎，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單檐歇頂，前額尚存民國初年重修墨書，見證千年傳承。

聖父母祠：孝道文化的實踐典範
聖父母祠為媽祖生父林惟愨與母親王氏之祀堂，南宋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重修，正堂為懸山顶，面闊三間、進深一間，保存宋代天井格局，是研究莆陽地方古建築的重要實物資料。

魔幻雕塑與藝術瑰寶：信仰的視覺語言
在祖廟制高點，一座高達14.35米的巨型媽祖石雕像巍然聳立。此像由365塊白色花崗岩精雕細琢而成，象徵媽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無時不在庇佑海疆。雕像中媽祖頭戴冕旒，身披霞帔，手執玉如意，腳踏波濤，面容慈祥，目光遙望大海，被譽為「東方和平女神」，吸引無數信眾遠道而來朝拜。
廟區內還設有「媽祖故事群雕」，以生動活潑的人物造型，再現媽祖「救苦救難、濟世利人」的傳奇一生。從幼時識字通文、授法於道，到十八歲照鏡得符、行醫濟貧，再到風浪中救助船隻、捨身救人，每一尊雕塑都如一部微縮史詩，訴說著一位平凡女子如何成就不朽神蹟。

 

病急亂投醫

523-03 病急亂投醫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病急亂投醫本指人病情危重之時，來不及審慎辨別醫者水準，便盲目尋求醫生診治；引申比喻人處於危急窘迫的局面，喪失理性判斷，不辨良莠，胡亂尋求外援、嘗試各種解決方案。這一成語源自民間口語俗諺，經元明戲曲流傳，借《紅樓夢》的經典對話廣為世人熟知，後又被眾多現當代作家化用，成為描摹人性處境的經典詞彙。

早在元代，張國賓雜劇《合汗衫》當中就出現過相近的民間俗語：「則你那病急亂投醫，則這的是貧來乍借債」，以病重亂求醫、窮急亂借高利債做對比，刻畫普通人落難走投無路的生存狀態。不過此處只是引用當時民間已經流傳的說法，劇中並沒有完整對應的故事，可見這句話在元世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扎根於百姓的生活觀察。

真正讓此成語深入人心的，是清代曹雪芹《紅樓夢》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辭試莽玉」的情節。紫鵑為試探寶玉對黛玉的真心，故意編造林家要接林黛玉返回蘇州老家的說辭，致使寶玉驚駭過度，癡病大發，舉家慌亂。事後寶玉身體稍稍平復，來到瀟湘館，見黛玉咳嗽尚未痊癒，聽紫鵑說黛玉咳嗽已經好些，寶玉不由得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見向來不甚信佛的寶玉念佛，便調侃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便自嘲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這裡寶玉並非身軀染重病，而是內心憂急，牽掛黛玉的身體與命運，情急之下連神明菩薩都要祈願求助。原本看病的醫學含義，被轉移到情感層面：內心焦慮焦灼的時候，便會不計方式，抓住一切可能的寄託，這正是這句成語比喻義的生動演繹。此處版本寫作「病篤亂投醫」，「篤」即是病重，後世流傳多寫作「病急亂投醫」，兩者含義完全相通。

從醫學語境來看，成語的原始內涵對照現代醫學倫理：現代醫療主張理性擇醫，而「病急亂投醫」描繪的正是人在病痛恐懼之下，慌亂決策、迷信偏方、不加甄別求醫的心理狀態。隨著語義演變，比喻義後來居上，成為當代最主要的用法，不再局限於生病，凡遭遇危機、困境時的盲目求援，皆可使用。

病急亂投醫提醒世人，人逢困厄，恐慌乃是人之常情，但越是形勢急迫，越要保持基本的分辨力；倘若喪失理智，不加辨別就隨便抓住各種方案，往往非但不能解決危機，反而會招致更大的損失。

 

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之五

教會學校如何改變粵港澳女性的命運

523_05：1877年蘇主教購置白鴿巢東印度產業，交嘉諾撒修女使，改名仁愛院，後再改名為培貞學校

 

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除了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外，另一項同樣深遠的成就，是打破了數千年來女性接受教育的限制。在傳統社會，女子讀書並非主流觀念，能夠接受正規教育的女性寥寥可數。十九世紀以後，隨着教會學校在粵港澳地區相繼成立，一場改變中國女性命運的教育改革悄然展開，而澳門正是這段歷史的重要起點之一。

中國自古重視教育，但教育資源主要集中於男性。歷代科舉制度只容許男子參加，私塾和書院亦以培養男性士子為目標。一般女子大多留在家中，由長輩教授識字、女紅和持家之道，民間更流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使女性長期被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即使出身富裕家庭，能夠讀書識字的女子亦屬少數，更遑論接受高等教育。

十九世紀初，來華傳教士逐漸認識到，要改善華人社會，不能忽略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母親是子女最早的老師，只有女性接受教育，家庭和社會整體文化水平才會提升。因此，教會開始突破傳統觀念，在澳門、香港及廣州先後創辦女子學校，讓女性首次有機會接受有系統的新式教育。

由於澳門一直是西方傳教士在華的重要基地，因此女子教育亦較內地發展得更早。早期修會開辦的女子學校，除教授宗教知識外，也教授中文、算術、縫紉、音樂及基本衛生常識，既希望培養教友，也希望改善婦女生活質素。雖然規模不大，但已打破了女性不能入學的傳統觀念，為華南女子教育揭開序幕。

然而，要改變數千年形成的社會習俗，並非易事。教會女子學校創辦初期，招生困難重重，不少家長擔心女兒入學後會改信宗教，甚至失去傳統禮教，因此寧願讓女兒留在家中，也不願送往教會學校。有些人更把教會學校視為「洋學堂」，對入讀學生投以異樣眼光，甚至以帶有歧視意味的稱呼取笑她們。這些偏見，令不少有意入學的家庭卻步。

為了吸引學生，教會學校大多免收學費，並提供住宿、膳食及學習用品，部分更收容孤兒和貧困兒童。隨着畢業生逐漸增加，她們不但能閱讀寫作，還懂得英文及基本科學知識，與一般女性相比具有明顯優勢，社會對女子教育的態度亦開始慢慢改變。

在眾多女子學校之中，真光書院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學校創辦初期只有少數學生，但一直堅持推行新式教育，除中文外，還教授英文、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及音樂等課程，並重視品德教育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這種教育模式突破了傳統女子教育只重女紅和家務的局限，讓女性首次接觸近代知識，為她們日後投身社會奠定基礎。

教會推動女子教育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培養近代醫護人才。過去中國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不少婦女即使患病，也不願接受男醫生診治，婦產科醫療尤其缺乏。為改善這種情況，教會開始培養女性醫護人員，並創辦醫學教育機構。香港西醫書院及後來成立的夏葛女子醫學院，先後培養出張竹君、梁毅文、羅秀雲、梁煥真等中國早期女醫生。她們畢業後投身醫療工作，不僅改善婦女健康，也證明女性同樣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和從事專業工作。

隨着女子教育逐漸普及，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成為教師、護士、醫生及社會工作者。她們既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教育不再只是男性的專利，而成為男女都應享有的權利，這種觀念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教會女子教育的成果，也延續至澳門二十世紀的教育發展。澳門第一位女西醫余美德，以精湛醫術服務市民；教育家曹美瓊畢生投身教育事業，培育無數學生，成為澳門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們雖然生活於不同年代，但都受惠於近代女子教育逐步普及所帶來的成果，亦見證澳門女性由接受教育到服務社會的歷史演變。

從最初只有寥寥數人的女子學校，到今天女性在教育、醫療、法律、科研及工商等各個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這段歷史走過了一個多世紀。教會學校打開了中國女子教育的大門，讓無數女性獲得改變人生的機會，也為粵港澳近代社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女性知識分子，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就。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三）

推進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

522-01彭湃雕塑像（互聯網圖片）

522-02土地革命戰爭舊照（互聯網圖片）

1927年春，彭湃奉調奔赴武漢，投身全國農民運動統籌工作。3月底，他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農協與農民武裝代表聯席會議，共謀農運發展大計。4月，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彭湃當選執行委員、出任全國農協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深耕農運理論與實踐，為全國農民運動培育骨幹力量。同月，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彭湃參會並擔任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他直面黨內問題，大膽發言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憑借堅定的革命立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國共合作徹底破裂。1927年5月，彭湃被中央指定為廣東省委委員，他毅然告別武漢，火速返回廣東東江。彼時粵地革命形勢危急，他迅速牽頭組建廣東工農討逆軍，兼任東路軍指揮，集結海陸豐農軍主力北上，後轉戰湘南汝城，依託山地開展游擊鬥爭，頑強抗擊國民黨新軍閥的反革命圍剿，在亂世中守住了東江革命火種。

大革命全面失敗後，彭湃投身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核心鬥爭。他擔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委員，在周恩來書記的帶領下參與領導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的第一槍。南昌攻克後，他出任革命委員會農工委員會委員兼農民科科長，專職負責農民運動工作，隨軍南下途中，積極開展革命宣傳、統籌後勤保障，穩固部隊軍心、凝聚群眾力量。8月，八七會議召開，彭湃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中央南方局委員，堅定擁護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的正確方針。

1927年10月，彭湃返回東江主導革命鬥爭，擔任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組織群眾修繕道路、支援起義部隊，妥善安置傷病員、穩定地方秩序。10月30日，海陸豐第三次農民起義大獲全勝，徹底推翻當地反動統治。隨後彭湃從香港重返海陸豐，全面主持紅色政權籌建工作。11月，海豐、陸豐先後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中國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正式誕生。大會上，彭湃發表政治報告，明確紅色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與施政方針，揭開了中國工農建政的嶄新一頁。

建政之後，彭湃全力推進土地革命，牽頭制定中國共產黨首個土地革命法規《沒收土地案》，明確土地沒收與分配准則，正式拉開全國土地革命序幕。在他的推動下，海陸豐農民焚毀數萬張地主田契租簿，短短數月間，海豐縣八成土地、陸豐縣四成土地完成重新分配，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讓廣大農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同時，他擔任東江特委書記、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創建海陸惠紫邊革命根據地，率先將武裝鬥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有機結合，踐行工農武裝割據，為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積累了寶貴實踐經驗。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一）

522_06：湄洲媽祖祖廟西軸線建築群（互聯網圖片）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的「湄洲媽祖祖廟」，作為全球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自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創建以來，歷經千年風霜仍巍然矗立於海天之間。這座被譽為「世界首座媽祖廟」的宗教聖地，不僅是中華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徵，更在2018年成功入選「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儲備遺產點名單，展現其深厚歷史價值與國際文化影響力。
媽祖祖廟的建築發展歷程，正是媽祖信仰由地方神祇演變為跨國界宗教文化的縮影。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泉州衛指揮周坐主持重建，奠定廟宇基礎；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奉旨遣官興建正殿，大幅提升其規模與地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閩浙總督姚啟聖感念媽祖庇佑，擴建祖廟，將朝天閣改為正殿，採重檐歇山頂、三開間抬梁式結構，展現清代官式建築之莊嚴氣度；翌年施琅亦參與重修，進一步強化其宗教與政治意義。
民國時期雖有重修，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廟宇遭嚴重破壞，殿堂損毀，信仰一度中斷。自1980年代起，隨著台灣信眾陸續重返湄洲進香，兩岸同心協力，捐資獻物，推動祖廟全面重建。1987年媽祖千年祭典期間，數千名台胞湧上湄洲參拜，掀起震撼兩岸的「海峽潮」，標誌著媽祖信仰復興與兩岸交流的新里程碑。
1989年5月6日，台灣宜蘭蘇澳南天宮組成20艘漁船、逾200名信眾，從海上直航湄洲，開啟兩岸隔絕後首次海上團體直航進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1997年，湄洲祖廟媽祖金身巡遊台灣102天，走遍百餘縣市，萬人空巷，十里長街迎媽祖，盛況空前，創下媽祖信仰傳播高峰。
同年，祖廟董事會邀請清華大學古建築專家進行整體規劃，以高達14.35米的媽祖石雕像為核心，系統性建設新殿群，包括靈慈殿、天后殿、祈福殿、媽祖文化展覽館、順濟殿、鐘鼓樓、宮門、大牌樓、天后廣場、大戲樓、媽祖故事群雕、碑林、「天下第一印」石刻、祈安洞、摩崖題刻，以及展示歷代帝王對媽祖36次褒封的巨幅屏風等，構成現代媽祖信仰的文化地標。
1998至2002年，由清華大學設計院規劃的南軸線建築群陸續落成，順濟殿、天后殿、祈福殿、靈慈殿依序完成，形成莊嚴宏偉的建築序列。2006年，台灣媽祖聯誼會集結50多家媽祖廟、逾4,300名台胞，與大陸2,700名台胞組成七千餘人特大型進香團，舉行盛大谒祖活動，創下迄今規模最大的兩岸媽祖文化交流盛事。
2013年底，由兩岸工藝大師合力打造的全球最大純金媽祖聖像正式安奉於順濟殿內，高3.23公尺，耗用純金323公斤；搭配宮門內高1.33公尺、重1.6噸的全球最大翡翠媽祖聖像，形成「金玉同輝」奇觀，彰顯媽祖信仰的藝術高度與精神象徵。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522-04豬八戒艱難化齋後方知苦楚（互聯網圖片）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這句家喻戶曉的俗語，歷經數百年口口相傳，深刻闡釋了一個樸素真理：未曾親身扛起責任、主事操勞，便永遠無法真切體會生活的艱辛與不易，身份的轉變，才是認知成長的最好契機。

據《通用諺語詞典》釋義，這句諺語包含兩層核心內涵。其一，直白點明居家主事與生活壓力的緊密關聯，柴米油鹽看似尋常，卻是支撐日常生計的根基，每一筆開支、每一份維繫，都暗藏奔波與算計。其二，凸顯身份轉換帶來的認知蛻變，旁觀者始終輕鬆自在，唯有親身入局、承擔重任，才能跳出片面認知，讀懂瑣事背後的壓力與不易，完成對生活、責任的深度認知。

明代經典名著《西遊記》第二十八回寫到「當家才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這並非空洞的說理，而是豬八戒親身經歷後的真情感慨，也是這句智慧俗語最早的文學溯源。

故事緣起於唐僧三打白骨精錯怪悟空，執意將其逐走。取經隊伍少了主心骨，往日裡探路化齋、排憂解難的重任，盡數落到了八戒、沙僧身上。從前有孫悟空主事，一路飲食住行皆無需操心，唐僧所需隨時可得，八戒向來坐享其成，從未體會過奔波操勞的苦楚。可悟空離去後，面對飢餓的師父，八戒只得主動外出化齋覓食。

他奔走十餘里，踏遍荒山野嶺，所見唯有狼虎出沒、荒無人煙，奔波許久終究一無所獲。筋疲力盡之際，八戒幡然醒悟，由衷感慨出傳世名句。昔日他旁觀悟空處事，總覺得一切順遂、輕而易舉，直到自己親身扛起責任，直面生計難題，才深知每一份安穩背後，都是不為人知的奔波與辛勞。

這句真言從《西遊記》問世後，便在明清民間廣泛流傳，歷經數百年口頭演繹不斷迭代演變。民間先後衍生出「當家才知鹽米貴，養子方知父母恩」等多個版本，不少人誤將其歸為《增廣賢文》篇目，實則通行版《增廣賢文》並無此句，實屬民間誤傳。經過長期流傳打磨，原有的肯定句式逐漸被反向改寫，最終形成了如今大眾熟知的「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成為近代最通俗、最流行的表達。

從古至今，這句諺語的內核從未改變，始終警示世人：旁觀不知入局難，安逸不懂操勞苦。年少時，我們衣食無憂、受人庇護，總覺得生活輕鬆簡單，對長輩的節儉與奔波不以為然。直到獨自生活、獨當一面，親手打理柴米油鹽、算計日常開支、應對生活瑣事，才懂得所謂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自己負重前行。父母日復一日的精打細算、省吃儉用，從來不是吝嗇小氣，而是扛起家庭責任後的無奈與擔當。

世事從來如此，責任催生認知，歷練成就成長。「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僅是一句流傳百年的民間俗語，更是一堂終身受用的人生課程。它時刻提醒我們，世間所有安穩皆來之不易，唯有親身經歷、主動擔當，才能讀懂生活的真相，學會感恩、懂得勤儉，在負重前行中沈澱成長、篤定前行。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四

從容閎到孫中山——教會教育孕育近代中國人才

522_05:教會學校在華南逐漸由宗教教育轉向新式教育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教會學校在華南逐漸由宗教教育轉向新式教育，除了引入外語、科學和醫學等新知識，更培養出一批影響中國近代發展的重要人物。他們活躍於教育、醫療、政治、工商及革命等不同領域，成為中國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談及教會教育培養的人才，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容閎。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即今天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與澳門只有一水之隔。少年時期，他進入澳門的馬禮遜學堂接受教育，後來隨校遷往香港繼續學習。由於英文基礎扎實，又獲傳教士賞識，他於1847年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深造，1854年畢業，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美國大學學士學位的留學生。

容閎留學期間，親身體驗西方的教育制度、工業發展和民主思想，更深信中國要富強，必須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人才。回國後，他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建議派遣幼童赴美留學。1872年，清政府正式推行幼童留美計劃，先後派出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學習，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外交、工程、鐵路、海軍及教育界的重要人才。容閎雖然沒有直接創辦大學，卻以自己的遠見，為中國近代人才培養開創了新局面。

與容閎同樣畢業於馬禮遜學堂的黃寬，則開創了中國近代醫學的新篇章。他於1847年與容閎一同赴美，其後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成為中國最早接受完整西方醫學教育的醫生之一。返國後，他在香港及廣州行醫，積極推廣西方醫學，並參與醫學教育工作，對中國近代醫療制度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如果說容閎代表教育改革，黃寬代表近代醫學，那麼孫中山則是教會教育影響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最佳例證。

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翠亨村，少年時曾在夏威夷接受教會學校教育，回國後又先後就讀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後來進入香港西醫書院學醫。這幾所學校均與基督教團體有密切關係，不但教授英文及西方科學，更重視獨立思考和社會責任。孫中山在求學期間接觸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也透過西方醫學訓練建立理性思維，這些經歷對他日後投身革命、推翻帝制產生深遠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教會教育對孫中山的影響，不僅在知識層面，更在於培養他放眼世界的胸襟。香港作為當時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令他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及社會發展，逐步形成改革中國的理想。

除了政治和教育人才，教會學校亦培養了不少工商界先驅。唐廷樞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曾於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熟悉英文及西方商業知識，後來投身輪船航運、煤礦、鐵路及近代企業管理，先後參與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重要建設，成為中國民族工業和近代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他的成功，反映教會教育不只是培養傳教士，更培養能夠推動經濟現代化的專業人才。

革命家陳少白同樣曾接受教會教育。他與孫中山相識於香港，後來共同投身革命事業，被譽為興中會早期的重要骨幹之一。他利用報刊宣傳革命思想，推動社會改革，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些人物雖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曾接受教會學校的新式教育。他們掌握外語，了解世界發展趨勢，勇於突破傳統觀念，把學到的新知識應用於教育、醫療、工商及政治等不同領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當然，教會學校並非培養近代人才的唯一途徑，但在晚清新式教育尚未普及之前，它無疑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接觸世界的重要窗口。許多後來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正是透過教會學校首次認識西方科學、醫學和近代思想，繼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從容閎遠赴美國求學，到黃寬開創西醫事業，再到孫中山投身革命，教會教育培養的不只是幾位傑出人物，更是一代具有國際視野、勇於求新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成長歷程，也印證了近代教育對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二）

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南昌起義

521-02南昌起義畫像（互聯網圖片）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啟，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一大，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順應革命大勢，彭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屆農民部秘書，自此站在全國農運工作的前沿陣地。

彭湃草擬的農民運動實施方案，成功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在他的積極提議與全力推動下，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先後擔任第一屆、第五屆農講所主任，是農講所的核心創辦者與主持者。彼時的彭湃身兼數職，4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當選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委員，黨政工作雙線並行，為南方革命築牢根基。

深耕農運實踐的同時，彭湃潛心總結革命經驗，撰寫《海豐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起在《中國農民》雜誌連載，後修訂為《海豐農民運動》單行本廣泛傳播。這部著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部系統闡述農民運動的專著，詳實記錄海陸豐農運的實踐路徑與寶貴經驗，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創作，被毛澤東、瞿秋白譽為「革命者的必讀書」，為全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1925年，廣東革命局勢持續向好。革命軍兩次東徵擊潰陳炯明叛軍，3月海豐縣農會順利恢復。東徵期間，海陸豐農會積極配合革命軍，籌措物資、傳遞情報、支援作戰，即便遭到叛軍瘋狂報復，依舊初心不改、堅守革命陣地。同年，彭湃的革命工作全面鋪開，4月牽頭成立中共海陸豐特別支部並擔任書記，10月特支擴建為地方委員會，他續任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海陸豐農運蓬勃發展，農民自衛軍正式組建，鄉村革命政權逐步建立，各類革命舉措落地實施，革命聲勢空前壯大。此後，他兼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部長、廣東省農協常務委員等多重職務，統籌引領潮梅海陸豐地區工農運動。

1926年，在彭湃、阮嘯仙等人的共同引領下，廣東農運走向鼎盛。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全省農會會員飆升至64萬人，佔全國農會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廣東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核心陣地，彭湃也因此被民眾盛贊為「農民運動的大王」。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行徑，彭湃挺身而出，深入調查「花縣慘案」，揭露反動勢力勾結土匪、殘害農民的罪惡。同年秋冬，他赴汕頭主持工作，發展工農武裝，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背叛行為，捍衛革命成果。年末，他當選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廣州政治分會委員，肩負起更重的革命使命。

1927年，大革命遭遇重創，革命局勢急轉直下。年初，彭湃奉調前往武漢，參與籌備全國農運工作，出席湘鄂贛粵農協聯席會議，當選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秘書長。在中共五大上，他擔任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直面黨內錯誤思潮，大膽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成功當選中央委員。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彭湃臨危受命，返回廣東東江組建工農討逆軍，兼任東路軍指揮，帶領東江農軍開展武裝鬥爭，頑強對抗國民黨新軍閥的血腥鎮壓。

革命絕境之中，武裝抗爭成為唯一出路。1927年7月，面對革命武裝隨時可能被剿滅的危機，黨中央敲定南昌起義計劃，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前敵委員會，統籌起義各項工作。7月27日，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正式成立，敲定起義部署。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

 

中國之最（九十七）

中國最大的貨櫃碼頭——洋山深水港（二）

521_06：洋山深水港碼頭（互聯網圖片）

橫跨杭州灣的東海大橋，全長32.5公里，為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是連接上海浦東與洋山深水港的唯一陸路交通大動脈。不僅承擔著集裝箱、貨物與人員往來的重任，更是全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唯一載體。自2005年建成通車以來，東海大橋已成為中國海上交通建設史上的里程碑，見證了洋山港從起步到壯大的每一步。
沿線北起大治河口，西至杭州灣北岸，總長56.6公里，涵蓋南匯嘴觀海公園等公共休憩設施，兼具交通、生態與觀光功能。然而，隨著临港地區開發加速，海上工程活動頻繁，包括水上風電場建設、碼頭水工作業等，也對航道安全與環境監管帶來新挑戰，亟需多部門協同治理。

客運與物流雙翼齊飛，國際航運指標屢創新高

洋山港不僅是貨物吞吐的巨擘，亦是區域交通的重要節點。目前，港區內設有13家碼頭單位，擁有67個泊位，客運航線覆蓋小洋山與嵊泗、舟山各主要島嶼，共計12條航線，配備42艘營運船舶，服務範圍廣泛，有效促進浙東沿海城鄉融合與旅遊經濟發展。

2024年5月1日，洋山深水港單日安全進出客運船舶達125艘次，發送旅客25,776人次，同比增長8.9%，創下近五年同期最高紀錄。同年12月26日，中國香港籍「地中海卡里普索」輪抵達洋山三期碼頭，成為洋山口岸2024年度第10,000艘次國際航行船舶，首次實現年進出國際航船破萬的歷史性跨越，彰顯其作為國際航運樞紐的強大吸引力。

根據上港集團統計，2023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900萬標準箱，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口岸全年驗放入出境國際航行船舶逾9640艘次，較2022年增長7%，創2013年以來新高；驗放出入境人員超23.6萬人次，增長10%，打破歷史紀錄，展現出極強的國際交流活力。

創紀錄！吞吐量突破1億標準箱，大型船舶靠泊再刷新

2023年5月28日，冠東國際集裝箱碼頭完成「MSC APOLLINE 地中海阿波琳」號的卸貨作業，標誌著洋山港冠東碼頭集裝箱吞吐量正式突破1億標準箱，是中國大陸少數實現這一里程碑的單一碼頭單位，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同年4月6日清晨7時，利比里亞籍「地中海伊琳娜」號集裝箱輪成功靠泊洋山港三期碼頭，這艘長達399.99米、寬61.3米的巨輪，最大載櫃量達24,346標準箱，可堆疊至22層樓高，再度刷新洋山港大型船舶靠泊紀錄，展現港口在深水條件與碼頭設備上的絕對優勢。

小洋山北作業區啟動，未來發展格局全面鋪開

為應對未來集裝箱運輸需求的持續增長，洋山深水港的擴建步伐不斷加快。2025年，小洋山北作業區建設已正式啟動，計劃於2026年投入運營。2026年1月23日，小洋山北西2區（北區）工程4號堤合龍，標誌著該項重大工程取得關鍵進展，預示著洋山港將迎來新的增長極。

2026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累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1519.39萬標準箱，同比增長8.11%，半年度箱量刷新歷史紀錄，顯示出強勁的發展韌性與市場需求。隨著北作業區的逐步投產，洋山港的整體吞吐能力將進一步提升，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注入強勁動能。

綠色轉型與科技創新並進，打造可持續發展典範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碳排放壓力，洋山深水港積極響應國家「雙碳」戰略，推進能源結構調整與清潔生產。2024年，港口成功完成首艘使用綠色甲醇燃料的集裝箱船接卸，並在碼頭設施中廣泛應用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實現「零排放」碼頭目標。

同時，港口持續深化數字化改革，建立「智慧港口大腦」系統，整合船舶調度、碼頭作業、物流配送等全流程資訊，實現「一碼通關、全程可視、智能決策」，大幅降低運營成本與碳排放，為全球港口提供可複製的智慧化解決方案。

結語：從海島到世界門戶，洋山港的崛起之路

從1995年上海提出建設深水港的遠景構想，到200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立项，再到2005年開港、2017年智能化升級、2024年綠色突破、2025年吞吐量再創新高——洋山深水港走過了一條由規劃到實踐、由建設到領先的輝煌之路。

它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航運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如今，洋山港已超越單一港口的功能定位，成為集物流、貿易、科技、環保於一體的綜合性國際航運樞紐。隨著小洋山北作業區的建設推進與智慧綠色技術的深度應用，未來洋山港將繼續引領全球港口發展方向，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更大力量。

 

槍打出頭鳥

521-03商鞅畫像（互聯網圖片）

「槍打出頭鳥」出自《增廣賢文》，其字面意思是獵人狩獵時，總會率先射擊鳥群中探出頭、飛在前的鳥兒，引申為群體中鋒芒畢露、帶頭爭先、敢於破局的人，最容易招致非議與打壓。在文學創作中，姜樹茂《漁島怒潮》用其形容勢力打壓先行者的場景，路遙《平凡的世界》則將它與「人怕出名豬怕壯」並列，視作傳統社會典型的處世哲學。而這一觀念的內核，可追溯至傳統陰陽思想的盛極而衰理論，凡事鋒芒盡顯、居於極致，便極易走向反面，成為眾矢之的。

長久以來，這句古訓被不少人奉為明哲保身的生存法則。世人多信奉藏鋒守拙、隨波逐流，不敢爭先、不願冒尖，生怕展露鋒芒便招致禍端。回望歷史，銳意革新的商鞅，他的一生，深刻詮釋了「出頭鳥」的困境，卻也重新定義了出頭爭先的真正價值。

戰國末年，秦國積貧積弱，貴族世襲固化、吏治腐朽、軍力孱弱，在列國紛爭中步履維艱。當朝野上下人人安於現狀、固守舊制，無人敢觸碰延續數百年的貴族特權體系時，商鞅挺身而出。他懷揣法家治國理念入秦，舌戰守舊群臣，力排朝野非議，成為打破時代桎梏的先行者，是亂世中當之無愧的「出頭鳥」。彼時舊制度根深蒂固，權貴坐擁特權、不思進取，唯獨商鞅看清秦國積弊，以雷霆之勢開啓變法革新。

商鞅變法直擊舊勢力核心利益，徹底顛覆了秦國舊有秩序。他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軍功爵制，打破貴族世襲榮華的壁壘，讓平民將士得以憑戰功晉升；他獎勵耕織、嚴明法度、規整戶籍，夯實秦國國力根基，讓民生安定、軍力暴漲，為秦統一六國埋下關鍵伏筆。這場利國利民的變革，讓秦國脫胎換骨，卻也讓商鞅徹底站在了守舊貴族的對立面，成為所有舊勢力打壓的核心目標。

這便是「槍打出頭鳥」的殘酷本質：先行者從無過錯，只因逆勢而行、率先破局，反襯出平庸者的庸碌、守舊者的腐朽，故而必然承接所有舊勢力的反撲。秦孝公在世時，商鞅有君王庇護，新法得以順利推行；孝公離世後，失去屏障的商鞅瞬間淪為矛盾的宣洩口。舊貴族羅織罪名、肆意構陷，新君為穩固皇權、平衡朝局，最終選擇犧牲這位革新先驅，商鞅終遭車裂酷刑，落得悲涼結局。

世人常以商鞅之死佐證「槍打出頭鳥」的處世之道，告誡後人莫爭先、莫出頭。但古訓從不是苟且偷安的藉口，商鞅的悲劇，是時代變革的必然代價，而非出頭爭先的過錯。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三

由傳教到育才——教會學校如何改變中國教育制度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在華創辦學校，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和協助傳教。隨着時代變遷，尤其是香港開埠後，教會學校的辦學理念逐漸改變，由以傳教為中心，轉向培養社會人才，並引入近代教育制度。這場轉變，不僅影響了粵港澳地區，更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帶來深遠啟示。

早期教會學校規模普遍不大，學生主要來自教徒家庭、孤兒或貧苦兒童。當時中國仍以科舉制度作為選拔官員的唯一途徑，無論私塾還是書院，都是圍繞四書五經和八股文教學。由於教會學校不教授應付科舉考試的內容，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後既不能考取功名，又可能受到外來宗教影響，因此對教會教育抱持懷疑態度。

為了吸引學生，不少教會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提供住宿、膳食、書籍，甚至發放生活補助。對一些家境清貧的家庭來說，教會學校不但解決了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也減輕了生活負擔，因此逐漸吸引更多學生入學。

隨着社會逐漸接觸西方文化，加上晚清局勢急劇變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單靠傳統教育已難以應對世界的新形勢。尤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科學技術、工業文明和現代制度對中國產生巨大衝擊，社會對外語、科技及專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教會學校的辦學方向亦開始改變。

十九世紀後期，許多教會學校已不再把宗教課程放在首位，而是逐步建立完整的新式課程。除中文和宗教教育外，學生還需學習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有些學校更增設音樂、美術、體育及自然科學課程。這些學科在當時的傳統私塾幾乎無法接觸，令學生得以認識近代世界的知識體系。

外語教育更成為教會學校的一大特色。當時中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精通英語的人才十分稀少。教會學校重視英文教學，不少畢業生日後成為翻譯、外交官、商人、教師及醫生，在近代中國對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教會學校逐漸吸引商人、士紳甚至官員家庭把子女送入就讀，學生來源不再局限於基督徒或貧困家庭，而開始走向多元化。

除了課程改革，教學方式亦出現重大改變。傳統私塾主要依靠背誦經典和老師講授，學生較少主動思考；教會學校則採用分班授課、分級教學、定期考試等制度，並鼓勵學生閱讀、討論及進行實驗，培養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做法後來逐漸被晚清新式學堂吸收，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會教育的另一項特色，是十分重視專業教育。除普通教育外，部分學校開始設立醫學、護理、師範等課程，培養社會急需的專業人才。尤其是西方醫學，過去中國鮮有系統教授，教會醫學教育的興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也為日後近代醫療體系奠定基礎。

辦學理念的改變，也令教會學校逐步走向專業化。早期不少學校由傳教士兼任校長和教師，行政與教學制度較為簡單。隨着學生增加，教會開始聘請專職教師，建立較完善的管理制度，並編寫適合華人學生使用的教材。部分華人知識分子亦加入教學工作，令課程內容更貼近中國社會需要，促進中西教育理念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教會學校雖然由外國教會創辦，但辦學過程並非一成不變。面對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和教育需求，不少學校主動調整課程內容，在保留中國語文和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引入西方科學知識，形成兼容中西的新式教育模式。這種融合並非簡單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在本土環境中逐步發展出適合中國社會的教育方式。

到了十九世紀末，教會教育已由最初服務宗教的學校，逐步發展成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它率先建立分級教學、近代課程和專業教育制度，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也為晚清新政以至民國時期的新式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鑑。教會學校從「傳教」走向「育才」，不僅改變了自身的角色，更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深刻而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