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駱秉章（二）
亂世中力輓狂瀾的湖南巡撫
533-01駱秉章畫像（互聯網圖片）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在金田起義，從廣西一路勢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敗再敗。面對來勢洶洶的太平軍，清政府急命湖廣總督程矞採前往湖南督辦防務，堵截太平軍北上，並讓駱秉章擔任湖南提督余萬清的副職，充當程制軍的副手。然而禍不單行，此前大學士賽尚阿領兵馳赴廣西鎮壓太平軍，道經湖南時，帶了文武隨員百人，以沿途州縣未能滿足供應為由，參劾湖南撫藩荒廢政事，駱秉章竟因此被罷官。
不久，朝廷雖有將駱秉章回京另有任命的布告，但要等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到長沙，才能完成交接北上。當時長沙城牆大多坍塌，城門早已無法關閉，城垛更是蕩然無存。駱秉章料定太平軍隨時會攻入湖南，情勢萬分危急，便率先帶頭捐出修城款三百兩，隨後省城司道官員紛紛捐款修繕。他旋即奏請借庫款二萬兩修城。四月，太平軍打到道州，駱秉章更是日夜登上城牆催督工程。到了農歷七月間，城門修好、城垛齊備，蕭朝貴才領一彪軍殺到，奮力攻打長沙城。當時清軍各路援軍正副統帥皆未到，城內僅有兵勇八千，且沒有一員有作戰經驗的將領。直到太平軍攻城之時，守城將士才真切明白，駱秉章此前的修城決策與調度方略是何等正確及時，說重了，正是他輓救了危亡殘喘的清軍與長沙城。
咸豐二年（1852年）夏，太平軍大舉入湖南，駱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並令用炮轟擊，雖因事未平息一度被革職留任，但終以堅守長沙有功而復職。農歷九月，向榮、和春、張國梁等各省援湘清軍雲集，達六萬余人，城防更加鞏固。太平軍方面，洪秀全、楊秀清在兩次攻城失利後，一面以挖地道攻城為主，一面派石達開為統帥，分軍渡湘水以西，另辟北上戰場，揭開進攻武昌的新階段。最終太平軍主動撤退，長沙解圍。這是駱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國為死敵，也讓他深切感受到清廷綠營兵的潰爛無能，已無法阻擋太平軍在中國南方大地上勝利奔突與前進。
咸豐三年（1853年）農歷二月，駱秉章受命為湖北巡撫；四月二十三日，又改任湖南巡撫，一任就是十年。當時在籍侍郎曾國藩奉命組織團練，創立湘軍，駱秉章對此十分贊成；又招致湘陰舉人左宗棠幫助管理幕府，廣羅英俊之士，協助編練團練以抵御太平軍進攻，湘軍逐漸聲名鵲起。左宗棠任幕僚，事無巨細皆聽之，駱秉章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一時傳為佳話。咸豐四年（1854年），駱秉章指揮大軍，命羅澤南進攻岳州及湖北崇陽、通城等地。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軍再克武昌，湖北巡撫胡林翼向駱秉章求救。駱秉章即命鮑超率水師先行，彭玉麟率團練繼進。在廣東的太平軍到達湖南時，他連續攻克桂陽、永興、茶陵、郴州、宜章等地，並在郴州、宜章一帶擊斃太平軍青年將領何祿。咸豐六年（1856年），劉長佑等連克萍鄉、萬載，接著進攻袁州；江忠濟在通城戰死，王珍接替其職，連克通城、崇陽、蒲圻、通山諸縣；同年冬天，劉長佑攻克袁州、分宜、新喻。清軍商議分三路進軍江西：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劉長佑袁州一路兵馬已超過九千，軍餉難以為繼，此時才令周鳳山、曾國藩荃各募二千義勇，聯合進攻江西吉安。清廷下詔褒獎駱秉章不分地域、越境剿賊，並賞賜花翎。
咸豐七年（1857年），武漢被清軍收復，長江下游已無太平軍，湘軍遂四面出擊。湖南自開戰以來漕運停滯，米價下跌，民生凋敝，而地租、田租仍與從前一樣，百姓早已繳不起賦稅。駱秉章減免當地徵折，減輕百姓負擔，增加稅賦收入。王珍在江西惡戰、多次破敵，最終戰死沙場，駱秉章以張運蘭及王珍之弟分別統領其舊部。咸豐八年（1858年），駱秉章因功勳被加以頭品頂戴。
中國之最102
最大的地下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三）
533_06 : 白鶴灘致力生態保護（新華網圖片）
如果把金沙江清潔豐沛的水流比作奔騰不息的綠色血脈，白鶴灘水電站無疑是這條脈絡之上最為強勁的節點之一：它匯聚江流能量，轉化為源源不斷的清潔電力，滋養千里之外的城市與鄉村；它牽動沿岸十萬民眾的生活軌跡，推動傳統山區邁向可持續發展新路；它在高山峽谷之間守護生態、傳承文脈，讓綠色發展的理念融入江河、紮根大地。作為新世紀開工建設的標誌性巨型水電工程，白鶴灘在創造巨大能源價值的同時，更以系統性舉措書寫生態文明與民生福祉協同推進的時代篇章。
白鶴灘首先是推動能源轉型、助力「雙碳」目標的重要引擎。電站年均發電量達624.43億千瓦時，按當前我國火電供煤消耗水準核算，相當於每年節約標準煤約2700萬噸，直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5160萬噸，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亦相應大幅削減，環境效益顯著。與電站同步規劃建設的白鶴灘至江蘇、白鶴灘至浙江兩條±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線路，如同兩條「能源新幹線」，每年把超過600億千瓦時清潔電力直接送往華東負荷中心，有效緩解長三角地區電力供應壓力，助力當地產業結構升級與減碳目標推進。西電東送，送出去的不僅是電力，更是東西部協調發展、綠色低碳轉型的堅定承諾。
在發電創效的同時，流域生態保護始終被擺在優先位置。白鶴灘貫徹「先保護、後建設」原則，針對金沙江下游特有珍稀魚類生存繁衍需求，在向家壩樞紐設立魚類增殖總站，同時在白鶴灘至烏東德江段新建專門增殖放流站，配備專業科研與養護隊伍，持續開展魚類人工繁育、野化訓練與規範化放流，累計放流圓口銅魚、鱸鯉等重點保護物種苗種超過百萬尾，助力修復江河魚類種群。對於庫區內具有生態與觀賞價值的古樹與特色植被，建設者逐株登記、編制移栽與養護方案，2020年完成首株紅椿樹遷移保護，後續跟進岸坡復綠、棲息地修復、下泄水流溫度與流量精細化調控等舉措，減緩工程對河流生態系統的擾動。2021年，工程順利通過環境影響評價蓄水階段驗收，各項生態保護機制進入常態化運行，努力實現「開發一江清水、守護兩岸青山」的目標。
大型工程的終極意義，始終在於惠及民生。白鶴灘庫區涉及雲南省巧家、會澤及四川省寧南、會東等共7個縣（區），其中多數地處烏蒙山區，屬原國家級貧困縣，基礎設施薄弱、產業層次偏低，搬遷安置與可持續發展任務繁重。為此，國家投入專項資金，高標準規劃建設47個移民安置點，新建住房總面積達613萬平方米，讓搬遷民眾住上安全舒適的新居；同步復建等級公路264公里，打通山區對外聯絡通道，配套新建改擴建學校、醫院、便民服務中心等公共設施，讓偏遠鄉村也能就近享受優質公共服務。2021年，首個集中安置點麻栗村順利完成搬遷入住；2022年，地質條件複雜的象鼻嶺超高填方安置點通過驗收交付使用；2023年，龍東格復建公路小江大橋合龍通車，庫區規劃對外交通骨幹網基本形成。如今，搬遷民眾不僅居住環境顯著改善，更依托電站建設帶動的就業機遇與庫區政策扶持，逐步培育生態旅遊、特色林果種植、清潔水產養殖等綠色產業，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階段性目標，讓庫區發展後勁持續釋放。
在推進各項建設之際，這片土地深處的文明印記同樣得到悉心守護。配合庫區蓄水推進，考古工作者沿金沙江開展為期兩年的搶救性發掘，覆蓋9處重點文物點，清理出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商周時期墓葬、明清時期古墓群等各類遺存共21處，出土陶器、青銅器、玉石器等各類珍貴文物逾2.9萬件。其中距今約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為研究西南地區早期人類活動與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實物線索。所有發掘資料系統整理歸檔，具備展示條件的文物移交當地或省市博物館永久保存陳列，讓長期深藏江邊的文明脈絡得以走進公眾視野，在工程建設推進的同時，實現對歷史根脈的傳承與延續。
進一步邁向智能化精細化管理，更讓這座超級工程持續釋放新的活力。2024年，白鶴灘建成廠站級工業互聯網平台，實現與烏東德、溪洛渡、向家壩等梯級電站數據互聯共享，為流域統一調度、聯合優化運行提供技術支撐；2025年，接入11287台（套）監測設備的安全監測系統通過國家驗收，實時感知大壩、洞室、機組運行狀態並自動預警異常，被形象稱為守護千裡清潔能源走廊的「超級安全大腦」；2026年，關鍵工控系統完成升級，現代信息技術與大型水電工程深度融合，為長期穩定運行保駕護航。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533-03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插畫（互聯網圖片）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意思是在路上遇見欺凌不公之事，便挺身出手幫助受難者，是傳統文化裡對仗義行為的讚美，象徵著見義勇為的俠義精神。
此話並非一夕成型，有著漫長的演變過程。它最早的雛形出自宋代禪宗典籍《景德傳燈錄》，福州羅山義聰禪師與門人對話時留下「路見不平，所以按劍」一語，以按劍蓄勢的意象，表達面對不公時難以坐視的心境。到了元代，楊顯之的雜劇《酷寒亭》正式定型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劇文還點出這種義舉有誤傷人命的風險；清代筆記《夜雨秋燈錄續集》亦寫作「路見不平，拔刀相救」，自此這句話廣泛流傳，成為民間形容俠客仗義的常用語。
說起這句成語最經典的詮釋，便是《水滸傳》中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故事。北宋渭州，為人豪爽剛烈的魯達，與史進、李忠在酒樓飲酒，聽到隔壁金氏父女哭泣。細問之下才得知，父女流落當地，遭肉販鄭屠，人稱鎮關西欺壓。鄭屠虛許聘金強娶金翠蓮，後又將她驅逐，還逼迫父女償還從未拿到手的典身錢。
魯達聽罷義憤填膺，當即出資贈給二人作路費。次日一早，他親自到客店守護，擋住阻攔的店小二，確保父女平安離開，才前往肉鋪找鄭屠理論。他故意刁難鄭屠，命他分次剁碎精肉、肥肉與寸金軟骨，惹得鄭屠惱羞成怒、持刀相向。魯達動手反擊，三拳之下竟失手將鄭屠打死。魯達見狀，假意說對方詐死，趁機脱身逃亡，後來在五台山出家，法號智深。魯達與金氏父女素昧平生，只因不忍弱者受欺便挺身而出，正是古人心目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典範。
不過，這份流傳千年的俠義，放到現代社會需要重新思考邊界。古時的拔刀，往往伴隨私力報復，容易失控釀成悲劇；而在法治時代，見義勇為不再等同於動用私刑。不少國家的法律設有正當防卫制度，劃定正當制止侵害的界線，保護見義勇為者不必承擔不必要的責任。現實之中，既有挺身而出制止行凶被認定見義勇為的正面案例，也有因行為失當、超出合理限度而觸犯刑律的教訓。
時代變遷，俠義的內核從未改變：同情弱者、維護公義。改變的是方式。從古時「拔刀」的激烈對抗，到今日在法律框架之下理性救助。真正的見義勇為，既要保有路見不平的熱心，也要守住依法行事的冷靜，讓善意有力量，更有底線。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九
「唐夷雜處」下華人與葡人仍有各自界線
533-05：1835年間清道光年代澳門媽閣廟前地日常的市集活動
如果18世紀的華人已經可以進入澳門城內居住，他們究竟怎樣在同一座城市裡生活？
清代文獻中有一個詞，可以相當直接地形容當時的澳門——「唐夷雜處」。所謂「唐」，是當時對華人的稱呼；「夷」則是對外來族群的稱謂。這四個字所描述的，並不是兩個完全分開的社區，而是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城市空間中居住、經商和往來。
這種情況其實與澳門的特殊地位有關。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城市、教堂和商業網絡，但他們的生活離不開華人社會。貨物要從內地運來，需要華人商人和船民；海外貿易需要通事、買辦和熟悉中外市場的人；日常生活又需要工匠、店戶和各種服務人口。葡萄牙人的城市，要真正運作起來，就必須與華人社會保持密切聯繫。
而華人同樣需要澳門。對商人而言，這裡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對工匠和店戶而言，這裡有大量外國商人和船員帶來的生意；對一些長期居住的家庭而言，澳門更逐漸成為真正的家園。於是，原本不同的兩個社會，開始在城市生活中產生越來越多交集。
這種交集甚至反映在房屋上。葡萄牙人的房屋並不只由葡萄牙人使用，華人也可以租住甚至接手其中一些房屋和店舖。有人在葡萄牙人擁有的房屋裡經營生意，有人則在這裡建立家庭。房屋的主人、租戶和實際使用者，可以屬於不同族群。城市空間因此不再是單純按照族群劃分，而是變得更加複雜。
但「唐夷雜處」並不代表雙方完全沒有界線。華人和葡萄牙人仍然有不同的宗教、法律傳統和社會組織，清朝官府與葡萄牙當局也各自管理不同範圍的人口。兩個社會之間存在界線，只是這些界線並沒有把日常生活完全切開。
這正是澳門最特殊的地方。它既不是一座華人與葡萄牙人完全分居的城市，也不是一座兩個社會完全融合的城市，而是一個長期處於交錯狀態的城市。有人在葡萄牙人的商業空間工作，有人在華人街區生活；有人到廟宇參拜，也有人進入教堂；有人按照華人社會的習俗生活，同時又每天與外國商人打交道。
到了18世紀後期，這種華洋混居已經成為澳門社會的重要特色。華人人口不斷增加，但葡萄牙人的城市空間並沒有因此消失；相反，兩者在狹小的澳門半島上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所以，澳門真正特別的地方，也許從來不是「誰統治誰」這麼簡單，而是兩個原本不同的社會，如何在同一座城市裡長期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