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駱秉章(三)
多方網羅人才成就湘軍
534-01駱秉章畫像(互聯網圖片)
534-02湘軍戰時圖(互聯網圖片)
駱秉章任職湖南巡撫期間,不拘一格,多方網羅人才。駱秉章深知,治軍之道,莫過於求得一良將。經他的舉薦,一批有才能、有抱負的官員得以快速升遷。湘軍將領絕大多數都得到了駱秉章的扶持、提攜,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曾國荃、蕭啓江、蔣益澧、劉蓉、劉長佑、王錱、田興恕、鮑超、彭玉麟、羅澤南等一大批能人俊傑皆受其照拂。駱秉章先聘左宗棠、郭嵩燾為僚賓,後又命王錱統領湘軍,命黃冕等人協辦稅政事務。一旦用人,駱秉章堅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選定人才之後,便放手讓他們獨立處理有關事務。在執掌四川軍務期間,黃淳熙、胡中和、唐友耕、劉岳昭、周達武又得到他的破格任用。對於駱秉章的用人之道,《清史稿》評價:「所論薦人才,悉被作用,著勳名」「休休容容,取人為善」。
駱秉章提拔左宗棠廣為人知,其次便要數劉蓉。這位與曾國藩有兒女親家關係的湘鄉人原本是曾府幕僚,駱秉章認為劉蓉「人本抗直,遇事敢為,措施不避嫌怨,僚屬每懷嚴憚」,於是在離湘入川作戰時,摒除門第之見,保舉他擔任四川藩司。如同信任左宗棠一般,駱秉章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一貫作風,將一切軍政事務悉交劉蓉處置。劉蓉辦事勤力,成效顯著,不久駱秉章又保薦他擔任四川布政使,名正言順主持總督府大小政事,剿滅石達開部後,駱秉章又力薦劉蓉出任陝西巡撫,其升遷速度之快,連曾國藩也感嘆劉蓉「一飛沖天,較李(鴻章)、彭(玉麟)諸公尤為破格」。
駱秉章對中下層官吏的選拔同樣十分重視,遇到他認為有才之士,便著力加以保舉。夏廷樾、魁聯、朱孫詒、塔齊布等文武官員,皆為駱秉章一手提拔。時任湖南知縣的黃淳熙剛正不阿、廉明靜儉,卻遭到上級官員排擠,托病賦閒在家。駱秉章認定黃淳熙是難得人才,放下巡撫的身份,親自登門拜訪,勸諭賦閒的黃淳熙出仕,足見駱秉章對人才的看重。
駱秉章耗費十年心血經營湖南,鼎力支持曾國藩組建湘軍,使得湖南的政治地位與士人名望得到空前提升。湘勇能夠發展壯大成為湘軍,離不開駱秉章的支持與扶助。駱秉章不僅支持曾國藩、江忠源、胡林翼、羅澤南、王錱、劉長佑、蕭啓江、曾國荃等人在湖南興辦團練,還首倡起用湘人、招募湘勇組建湘軍。
湖南能夠成為對抗太平天國的戰略要地,成為清廷維繫南方局面的重要依靠,駱秉章居功甚偉,也令湖南成為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政局相對穩定、百姓較為安寧的省份。湖南也由此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是清廷稳住南方战局的核心依托。
中國之最103
中國最大的古鐘——永樂大鐘(一)
534_06 : 大鐘上刻有二十三萬字經文(互聯網圖片)
534_07 : 大鐘寺掛有乾隆帝親筆題寫的「華嚴覺海」匾額(互聯網圖片)
在京城北京,西北三環內的大鐘寺古鐘博物館,兩層高的大鐘樓裡,懸掛著一口碩大無朋的青銅古鐘,這就是享譽世界的「鐘王」——永樂大鐘。它鑄於明永樂年間,歷經六百餘年風雨滄桑,依舊鐘體完好,聲音宏亮悠揚,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青銅鐘,也是世界古鐘史上的經典之作。
永樂大鐘的誕生,與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的宏大舉措密不可分。作為營建京師的三大核心工程之一,與故宮、天壇同時問世,承載著獨特的時代使命。永樂年間,國力充盈,農業豐收、手工業進步,為大鐘鑄造奠定了堅實基礎。朝廷選址於德勝門內鑄鐘廠,也就是如今北京城北仍保留地名的「鑄鐘胡同」,集結全國能工巧匠,由重臣姚廣孝(道衍和尚)總監其事,歷時數載,終於鑄成這口曠世巨鐘。
永樂大鐘問世後,曾歷經三次重大遷移。最初懸掛於紫禁城旁的漢經廠,這裡是皇家禮佛之所,與皇宮毗鄰,體現出鐘與皇家的緊密聯繫。然而隨著永樂帝駕崩,大鐘日漸沉寂,在這裡度過了一百五十餘年的光陰。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大鐘迎來首次搬遷,落腳於西直門外的萬壽寺,專門為之興建鐘樓,每日有六位僧人專司撞鐘,「晝夜撞擊,聲聞數十里」,這一響便是五十餘年。可惜到了天啟年間,京城流傳城西鐘聲引來災禍的說法,朝廷下令停撞,大鐘悄然臥地,沉寂於荒草之間。
入清以後,政局漸穩。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覺生寺落成,有大臣提議將大鐘移至該寺。依陰陽五行之說,大鐘屬金,北方屬水,金水相生,宜置於京城之北。雍正帝欣然准奏,歷時十年的搬遷工程,至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圓滿完成。從此,永樂大鐘便定居於此,覺生寺也因之俗稱「大鐘寺」,乾隆帝親筆題寫的「華嚴覺海」匾額高懸鐘樓之上,成為京城一處重要的佛教勝跡與人文地標。
永樂大鐘的形制規模,堪稱「巨」字當先。鐘體通高六點七五米,口外直徑三點三米,重達四十六點五噸,鍾唇厚達十八點五厘米。銅鐘通體呈古樸的赭黃色,造型勻稱,線條流暢,自上而下由鐘鈕、鐘肩、鐘身和鐘口四部分構成。鐘鈕名為「蒲牢」,是傳說中龍的九子之一,善鳴好吼,形象威嚴而穩重。鐘身外觀簡潔大氣,沒有多餘的繁飾,僅以六道平行環形線將外壁劃分為多個「銘文圈」,既為經文排版布局,也巧妙掩蓋了鑄造時留下的合范縫跡,實用與美觀兼具。
最為矚目的是,鐘體內外滿鑄經咒,總字數多達二十三萬零一百八十四字,漢文與梵文並存,楷書陽文,字字清晰,一筆不苟。內容以明成祖御制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為核心,涵蓋《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多種佛經,以及百餘種梵文咒語。相傳字跡出自明初大書法家沈度之手,筆劃剛勁端莊,是明初館閣體書法的典范。六百餘年來,這些文字歷經滄海桑田,無一字鏽蝕模糊,與青銅鐘體融為一體,儼然一部「鑄在銅上的佛經」。
永樂大鐘之「絕」,首先在於其形大量重、歷史悠久,更在於其歷經數次地震而巋然不動,完好如初。從漢經廠到萬壽寺,再到覺生寺,三次搬遷,耗費無數人力智慧。古人運用冬季潑水成冰、滑道滑行的辦法,將數十噸的巨鐘步步移動,全程數十里,這在沒有機械動力的時代,無異於一項奇蹟。每一次移動,都是對其歷史地位的重新定位,而每一次落腳,都讓這口古鐘承載的文化底蘊更為厚重。
今天,當我們站在大鐘樓下,仰望這口巨鐘,不僅驚嘆於其宏偉的體量,更能從那密密麻麻、整齊有序的經文中,感受到一個王朝的氣度胸襟,一個時代的工藝巔峰。它不僅是一件文物,一座建築裡的陳列品,更是活著的歷史見證者。每年元旦、春節與中秋,悠揚的鐘聲準時迴盪在京城上空,那穿越時空的聲音,依舊雄渾深遠,彷彿在低訴著六百年前的榮光與夢想。
來而不往非禮也
534-03孔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華夏自古號稱禮儀之邦,「禮」不只是跪拜酬答的外在儀式,更是人與人相處之間雙向奔赴的處世智慧。「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句流傳千年的俗語,正是傳統禮儀精神的生動寫照。這句話出自西漢戴聖編纂的《禮記·曲禮上》,原文寫道:「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它的本意並非教人計較禮物厚薄,而是點明禮的內核在於情感的雙向流動:別人施予善意、恩惠與敬重,倘若只知接受,不知回應回饋,便是不合禮數;同理,自己主動示好,對方毫無回應,同樣違背交往之道。平等互敬,有來有往,人際關係方能長久穩固。
在歷史長河中,諸多典故把這句古訓演繹得淋灕盡致。《論語·陽貨》記載,魯國權臣陽虎有意拉攏孔子,孔子不願與其相交,屢次避而不見。陽虎便依照禮儀,派人送去一隻烤乳豬。依照當時的禮法,大夫贈禮給士人,士人必須登門拜謝,正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孔子縱然不願相見,也不能漠視這份贈禮,只能特意挑選陽虎不在家的日子前去回拜,不料途中依舊偶遇陽虎,留下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這個故事足以看出,在先秦時代,「禮尚往來」是一套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即便立場不合,也不能輕易違背回饋的禮數。
同樣詮釋這份精神的,還有韓信一飯千金的故事。韓信年少落魄,衣食無著,淮水邊漂洗絲絮的老婦人憐憫他,連續幾十日分飯給他充飢。韓信深受感動,許諾將來重重報答。老婦人不求回報,只希望少年可以奮發自立。後來韓信建功封侯,始終沒有忘記這份善意,尋到老婦人,贈予千金作為報答。老婦人施恩不圖回報,韓信受恩不忘回饋,一施一報之間,正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最好的模樣。禮,貴重的從來不是財物,而是人心的感念與回饋。
歲月流轉,這句話的內涵也有所延伸。原本側重知恩回報的道德訓誡,後世也被賦予針鋒相對的意味。當面對冒犯與不公之時,人們會引用「來而不往非禮也」,表達適度回敬、反制回擊的立場,代表「你如何待我,我便如何回應你」的處事態度。但這種引申,不等於肆意睚眥必報,依舊要守分寸,它的底色依舊是對等原則:友善則報以溫情,冒犯則予以回應,不卑不亢。
時至今日,「來而不往非禮也」依舊深深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親友之間互相探望饋贈,受人幫助後心懷感激、適時回饋,這是人情往來的溫暖;人際交往中互相尊重,投桃報李,不單方面索取情感與善意,這是為人處世的修養。當然,禮尚往來不等於功利的等價交換,不是簡單算計得失厚薄。正如《詩經》「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回報未必價值對等,貴在那份記掛於心的誠意。
《禮記》有言:「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來而不往非禮也」傳承千年,教會我們兩件事:受人善意,懂得感念回饋;面對侵害,懂得守住底線。小到個人相處,大到群體往來,這份雙向的尊重,正是中華禮儀留給後世珍貴的處世智慧。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十
「唐夷雜處」之下:華洋糾紛到底歸誰管?
534_05:《澳門記略》所描繪的澳葡議事亭(互聯網圖片)
18世紀的澳門,數萬華人與數千外國人每天在同一個街市做生意、甚至住在同一條街巷裡。一個現實的問題隨之而來:當不同語言、不同法律傳統的人發生爭執、債務糾紛甚至命案時,究竟該由誰來審理?
翻查清代檔案與《澳門記略》等文獻,當時的澳門實行着一套獨特的「雙重管治」機制——清朝官府與葡萄牙當局各自管理不同範圍,形成既劃清界線、又相互交涉的治理格局。
自明萬曆年間起,明朝政府便透過徵收「地租銀」並派官員駐守前山寨對澳門進行管轄。清代隨着澳門華人人口激增,清廷進一步加強行政管理:雍正八年(1730年)設香山縣丞駐前山寨,專責稽查澳門事務;乾隆八年(1743年)更增設「澳門同知」,專門負責澳門及周邊海防的民夷詞訟與治安。
在這套制度下,治理遵循着清晰原則:葡萄牙人內部的民事與刑事糾紛,由澳葡議事會(Senado)按葡國法律處理;但凡涉及華人之間,或華人與葡萄牙人之間的糾紛與命案,則必須由清朝官府審理。
乾隆十四年(1749年),兩廣總督策楞等制定《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十二條,並刻石立於澳門議事亭前,明確規定華人不得擅自夜入夷居、夷人不得私留內地罪犯、凡有華夷交涉案件必須稟報清官審斷。這塊石碑說明,18世紀的澳門並非「法外之地」,而是在清朝主權與行政秩序的覆蓋下運作。
當然,兩套體系之間並非毫無摩擦。澳葡當局常希望維護司法自治,而清朝官員則堅持對領土內的重大案件擁有最終審判權。每當發生華洋命案,雙方往往經歷一番交涉,最終多以清官主持公道、葡方交出嫌犯告終。
這種「華歸華管、夷歸夷管,交涉歸清廷」的安排,為狹小的澳門半島維持了兩百多年的基本秩序。然而,語言不通的兩個社會能夠在日常商業中順暢溝通,單靠官府公文顯然不夠,究竟是誰在街頭與商行之間搭起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