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三）
陳炯明與孫中山反目決裂
464-02孫中山重登永豐艦（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然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4月，孫中山召集廣東的國會議員召開非常會議，改組護法軍政府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並推舉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等人以出任總統無異於樹大招風四面樹敵，廣東目前無力抵抗北方進攻為由反對，但最終未能阻止。6月時桂系軍閥再次進犯廣東，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陳炯明獲軍政府任命為援桂總司令並帶兵迎擊。此戰粵軍雖大敗桂系且一度反攻廣西，但全軍最終死傷五分之一，士氣大挫。陳炯明主張實行「聯省自治」（民選議員和地方長官等）；這與孫中山的北伐、武力統一的主張有所衝突。8月初，陳炯明進入南寧後，原打算協助馬君武籌劃仿照廣東省的「地方自治」計劃，包括恢復省議會，籌設仿照廣州的市政府。但孫再下令陳炯明北伐，激化其與陳的矛盾。
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大總統非常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
1922年3月23日，陳舊部粵軍將領鄧鏗遭暗殺，孫中山一方堅稱是陳炯明所為，但近年來一些學者根據史料認為此事有可能是孫中山一方所為，陳炯明勢力與孫的關係因此急轉直下。6月2日，徐世昌宣佈辭職，之後黎元洪復職。北方各界紛紛以護法運動目的已達為由要求孫辭職下野，以求打破兩個總統的僵局，以葉舉為首的陳炯明舊部也聯名支持。
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同日，葉舉在電報通知孫後出兵圍攻總統府，並鳴炮警示孫離開廣東並佔領廣州城。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飽漢不知餓漢飢
464-03莊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464-04晏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飽漢不知餓漢飢」是廣為流傳的漢語俗語，形容那些身處優越環境之人，往往難以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的痛苦與需求。它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的言語，更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與社會現實，其歷史淵源可追溯至遙遠的古代。
這句俗語最早見於清代李寶嘉的小說《官場現形記》第45回，原文為：「誤了差使，釘子是我碰！你飽人不知餓人飢。」此句一出，便以其生動貼切的比喻，迅速在民間流傳開來，成為人們批評那些忽視他人困境之人的常用語。
然而，若要追溯「飽漢不知餓漢飢」這一觀念的源頭，我們不得不提及戰國時期的一位偉大哲學家——莊子。莊子年輕時曾在家鄉擔任小官，因不滿官場的黑暗而選擇辭職，轉而潛心研究哲學。一次，他來到齊國，途中目睹了眾多飢民的悲慘景象。這些飢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他們向莊子乞求食物，而莊子卻因自己也多日未進食而無法相助。飢民中有人感慨道：「經過這裡的人很多，許多人衣著華麗、面色紅潤，卻都視而不見，只有先生你可憐我們。但話說回來，假如先生不是餓了七天，也就不會知道飢餓的苦楚，更不會可憐我們了。」這句話，不僅道出了飢民們的無奈與辛酸，也深刻地揭示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道理——只有親身經歷過困境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痛苦。
同樣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也上演了一幕關於「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故事。齊景公在位時，有一年冬天連續下了三天大雪，天氣異常寒冷。然而，齊景公卻身披白色狐皮大衣，坐在殿堂上觀賞雪景，甚至說出「下了三天大雪，天氣卻一點也不寒冷」這樣的話。此時，晏子進宮拜見，他巧妙地反問齊景公：「天氣真的不冷嗎？」隨後，他講述了古代賢德君王在吃飽穿暖時，能夠想到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而齊景公卻對此一無所知。齊景公聽後深感慚愧，立即下令拿出衣物和糧食救濟飢寒交迫的百姓。
這兩個故事，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時代，卻共同詮釋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深刻內涵。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身處高位還是平民百姓，都應該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正經歷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困境與痛苦。
如今，「飽漢不知餓漢飢」這句俗語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仍在為溫飽而掙扎的人們。我們應該學會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們的需求，盡自己所能去幫助他們。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三）
464_06：英國千年種子庫內的種子保存在零下20攝氏度的地下室中（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中國雲南種質庫構建了亞洲最完備的野生生物遺傳堡壘，立足「植物王國」，而世界另外兩大種子銀行——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及英國千年種子庫的核心定位和特色則各有不同，挪威種子庫專注農作物全球備份，象徵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險」；英國千年種子庫則以瀕危野生植物保存與國際合作網絡為優勢。
一、保存對象與核心定位
-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雲南種質庫）
– 對象：以野生生物種質資源為主，涵蓋植物種子、離體組織、DNA、微生物及動物細胞等綜合性保存，尤其關注中國特有、瀕危及具經濟價值的物種（3E原則）。
– 規模：截至2023年，保存野生植物種子1.1萬種、近10萬份，總生物種質資源達3萬種、30萬份，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野生植物種子庫。
– 特色：唯一建於「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綜合性種質庫，兼具基因資源保存與科研應用功能，如DNA條形碼數據庫和抗逆基因開發。
- 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 對象：專注於農作物種子的全球備份，主要儲存糧食作物如水稻、小麥等，作為「末日種子庫」以防範極端災難。
– 規模：截至2021年，保存逾110萬份種子樣本，來自6,000多個物種，是全球最大的農作物種子儲存設施。
– 特色：位於北極永凍土層，溫度維持-18°C，地理環境極端穩定，採用「黑箱系統」確保寄存者擁有唯一提取權。
- 英國千年種子庫
– 對象：以瀕危野生植物種子為核心，尤其關注熱帶與乾旱地區物種。
– 規模：保存來自100多國的4萬多種植物、24億粒種子，佔全球種子植物種類的16%。
– 特色：結合科研與國際合作，協助開發新種子庫並推動技術共享，如為36%「極危」物種探索非低溫保存方案。
二、技術與保存標準
- 雲南種質庫
– 技術：採用「庫中庫」結構，種子庫維持-20°C、濕度15%，並發展離體培養與液氮超低溫（-196°C）技術以保存難存物種（如蘭科植物）。
– 質控：種子入庫需通過乾燥（含水量5%-7%）、X光檢測、萌發實驗（發芽率≥75%）等70多道工序，並定期監測活力。
- 挪威種子庫
– 技術：種子經乾燥至濕度5%以下後，密封儲存於-18°C環境，保存期可達數百年，但僅限農作物種子。
– 限制：設計目標為災難備份，不涉及科研應用，且僅接受符合《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的種子。
- 英國千年種子庫
– 技術：種子保存前需經萌發實驗與活力檢測，每10-20年重測發芽率，並針對熱帶物種探索適應性保存方法（如組織培養）。
– 挑戰：36%的極危物種無法耐受低溫脫水，需開發多樣化保存策略。
三、國際合作與社會價值
- 雲南種質庫
– 與40多國合作保存2,000餘份種子，並推動「種子保存技術」國際培訓，培養發展中國家科研人才（如尼日利亞學者奧耶托拉）。
– 應用價值：支持農業育種（如野生稻抗病基因）、生態修復與司法鑑定（DNA條形碼數據庫）。
- 挪威種子庫
– 作為全球農作物的「備份中心」，接受各國寄存並保障其所有權，例如2015年為戰火中的叙利亚提供種子復原。
– 社會意義：象徵全球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障，但缺乏直接科研參與。
- 英國千年種子庫
– 與97國、260個機構合作，協助建立7座國際種子庫，推動技術與資源共享（如中國研究人員參訪計畫）。
– 公眾教育：開放參觀並推廣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
四、未來挑戰與發展方向
- 雲南種質庫
– 目標2030年保存物種擴至1.9萬種，強化超低溫技術與DNA庫容量，以應對氣候變遷加速的物種滅絕。
– 挑戰：野生種質資源採集難度高，需平衡生態保護與科學需求。
- 挪威種子庫
– 持續擴充農作物種子備份，但面臨極端氣候對北極設施的潛在威脅。
- 英國千年種子庫
– 需解決熱帶種子低溫耐受性問題，並開發新型保存技術（如人工智慧輔助基因分析）。
澳門航空史_60
澳督伊芝迪尋求中方支持興建機場
464_05：澳督伊芝迪訪北京，獲鄧小平接見（互聯網圖片）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伊芝迪於1979年至1981年擔任澳門總督，他成為了1949年共產黨政權成立後，首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的澳門總督。在葡萄牙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約一年後，他與北京和廣東省的中國當局建立了深厚的友好關係。1980年3月10日，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及外貿部長的盛情邀請，澳督伊芝迪在經濟部副秘書長恩裡克·德·赫蘇斯和公共工程及電信部副秘書長艾利斯·達·席爾瓦的陪同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中，獲得建設機場和與中國鐵路連接的批准成為了他議程中的重中之重。訪問期間，伊芝迪有幸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雙方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重要意義進行了坦誠而友好的深入交換。
在返回澳門前，伊芝迪還率團於1980年3月15日訪問了上海和廣州，與時任廣東省省長習仲勳、副省長梁偉林、曾定石就在同年6月，就粵澳合作訪問澳門，他們在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及澳督伊芝迪的陪同下，前往路環九澳山頭，用望遠鏡觀察了澳門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
1980年8月在當時中國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央正式決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
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梁廣大突然指出，要在珠海興建一個機場。根據梁廣大憶述當時的決策原因是認為珠海經濟特區成立之初，面臨「無機場、無港口、無鐵路」的「三無」困境，交通閉塞導致投資者卻步。他舉例：一個貨櫃從珠海運往香港成本高達5,000-6,000港元，遠高於深圳的2,000港元。「沒有大型基礎設施，珠海永遠是交通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