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二）
開啟武俠小說寫作並創辦《明報》
504-01在《新晚報》上連載的《書劍恩仇錄》（互聯網圖片）
504-02金庸（左）舊照（互聯網圖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以林歡為筆名，投身長城電影公司，專職編寫劇本，其中《絕代佳人》斬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金章獎。他還跨界合作導演，與程矮高聯合執導《有女懷春》，與胡峰合拍《王老虎搶親》，同時以姚馥蘭為筆名撰寫電影評論、為電影歌曲填詞，在影視領域初露鋒芒。
1954年，澳門吳公儀與陳克夫擂台比武事件引發全城熱議，《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順勢邀請金庸與梁羽生在副刊連載武俠小說。金庸將本名查良鏞中的 「鏞」 字一分為二，取金庸為筆名，創作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與梁羽生《龍虎鬥京華》雙雙引爆文壇，「金梁齊名」，正式拉開新派武俠小說的黃金序幕。
1956年，金庸與梁羽生、百劍堂主聯手在報端開設《三劍樓隨筆》專欄，三人合筆抒懷，成為新派武俠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同年，他在《香港商報》全年連載《碧血劍》，武俠創作功底愈發純熟。
1959年是金庸人生的關鍵轉折。1959年，金庸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明報》，每日出版一張。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儘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雕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面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面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傳說，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每當他們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改乘電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開，需要包租費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而已，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開始關注《明報》。慢慢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
金庸給作者的稿費並不高。不少名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明報》的專欄版極有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是身份的象徵。在《明報》都開過專欄，還怕搞不到錢嗎？
不過，也有人對金庸談稿費。林燕妮現被稱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當初也為《明報》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費。金庸說：「你那麼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費，他又說：「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麼用？」亦舒為此在專欄里罵他。金庸看了，仍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
中國之最（九十）
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一）
504_07：火焰山一帶地表溫度就超過80度（互聯網圖片）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感受到早晚氣溫差異，例如清晨寒冷、午後炎熱，但若將這種變化放大到整個國家尺度，「溫差」便成為理解氣候特徵的重要指標。所謂溫差，通常分為「日較差」與「年溫差」，前者指一天之內最高與最低氣溫的差距，後者則是全年極端氣溫的差值。這兩種溫差不僅反映自然環境，也深刻影響農業、生態及人類生活。
從整體地理分布來看，中國的溫差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一般而言，靠近海洋的地區，例如華東沿海與華南沿海，受海水調節影響，氣溫變化較為平穩；而遠離海洋的內陸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則因缺乏水體調節，加上氣候乾燥，導致氣溫變化劇烈。因此，「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新疆、內蒙古以及青藏高原等區域。
若從年溫差角度觀察，新疆無疑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極端地區之一。以吐魯番盆地為例，夏季極端高溫可達46℃以上，而冬季氣溫則可能降至-20℃甚至更低，若以極端值計算，年溫差可超過60℃。若進一步將範圍擴展至新疆北部，例如阿勒泰地區，冬季最低氣溫甚至可達-30℃以下，與夏季高溫形成強烈對比，使年溫差接近70℃，在中國屬於極端水平。
504_06：中國溫差分布概覽示意（互聯網圖片）
典型地區年溫差比較
這種巨大溫差的形成，與新疆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首先，新疆深居歐亞大陸腹地，距離海洋遙遠，缺乏海洋水汽與熱容量的調節作用。其次，當地廣布沙漠與戈壁，例如塔克拉瑪干沙漠，地表比熱較低，白天吸熱迅速，夜間散熱亦快，進一步放大氣溫變化。此外，該地區全年晴天多、雲量少，白天太陽輻射強烈，夜間又缺乏雲層保溫，使得氣溫在短時間內劇烈波動。
除了年溫差之外，中國另一種極端現象則體現在「日較差」上，而這方面的代表地區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被稱為「世界屋脊」，其氣候特徵之一便是日夜溫差極大。以拉薩為例，白天氣溫在陽光照射下可達20℃以上，但夜晚卻可能降至0℃附近，日較差常見在15℃至20℃之間，部分地區甚至可達25℃以上。
造成青藏高原日溫差巨大的原因，主要與高海拔環境有關。高原地區空氣稀薄，大氣對熱量的保存能力較弱，導致白天吸收的熱量難以儲存至夜晚。同時，由於空氣乾燥、雲量較少，白天太陽輻射可直接作用於地表，使氣溫迅速上升；而夜晚缺乏雲層覆蓋，地面熱量迅速向外輻射，氣溫急劇下降，形成「白天如夏、夜晚如冬」的特殊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溫差並不只存在於年與日的尺度，在某些地區，即使在單一季節內，溫差亦可十分驚人。例如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在冬季寒潮影響下，氣溫可降至-30℃左右，但當暖空氣短暫影響時，氣溫又可能回升至10℃以上，短時間內的溫差可達40℃以上，顯示中國北方地區氣候變化的劇烈程度。
綜合來看，中國溫差最大的區域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新疆為代表的西北內陸地區，主要體現為年溫差極大；二是以青藏高原為代表的高海拔地區，主要體現為日溫差顯著。這兩類地區雖然氣候條件不同，但共同特點是乾燥、少雲及遠離海洋，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國氣候的極端一面。
透過對這些地區的觀察，我們不僅能理解氣候差異的形成機制，也能進一步認識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活動。下一篇將進一步探討溫差形成的深層原因，以及其對農業、生態與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
戴綠帽
504-04戴綠頭巾在古代屬於下層勞動人民（互聯網圖片）
戴綠帽，這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具爭議的用語，通常與夫妻關係中的不忠行為緊密相連，尤其是用來描述女方與丈夫以外的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情況，帶有強烈的羞辱意味，尤其針對男性。然而，綠帽一詞的演變及其背後的文化意涵，遠比這一表面解釋來得複雜且豐富。
綠帽的起源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其最初的含義與低賤身份緊密相連。據明朝郎瑛所撰的《七修類稿》記載，依靠妻女賣淫收入為生的男子，會以綠頭巾裹頭作為識別標誌。綠色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低賤者的用色，這一觀念在《漢書·東方朔傳》中也有體現，其中提到館陶公主劉嫖的情夫董偃頭戴綠幘，而顏師古的注釋明確指出：「綠幘，賤人之服也。」唐朝詩人李白在《古風》中也曾以「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來描繪低賤者的形象。
綠色之所以被視為低賤，一種說法認為與龜有關。古人誤以為雌龜需與蛇交配才能繁殖，甚至認為龜沒有雄性，因此將妻子與他人通姦的男子稱為「龜」。這一觀念在閩南語和粵語中仍有保留，閩南人至今仍稱妻紅杏出牆者為「烏龜」。此外，《七修類稿》與唐朝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均提到，唐朝李封為延陵令時，曾讓犯罪的官吏戴綠頭巾以示羞辱，但此時綠頭巾尚未明確與妻子通姦聯繫起來，僅象徵身份低賤。
將綠頭巾定義為妻子通姦的象徵，應始於元朝之後。據《元典章》記載，元朝規定娼妓的家長和男性親屬需裹青頭巾，而青、綠二色相近，這一規定沿用至明朝。《明史·輿服志》載，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詔規定教坊樂戶和伶人需戴青巾，這些樂戶、伶人之妻多為女樂、女伶，有時會與皇室及貴族發生性關係。明劉辰所著的《國初事跡》也記載，當時南京娼妓家的男子必須頭戴綠巾。
隨著時間推移，龜蛇之說、頭巾之綠、娼妓之家等說法逐漸集合、附會，綠頭巾最終被定型為專指妻子不貞的男子。清朝趙翼在《陔余叢考》中明確指出，明制樂人用碧綠巾裹頭，因此吳人將妻子有淫行的男子稱為綠頭巾。「綠帽子」一詞則是清朝以後的用法，如易實甫在《王之春賦》中就有「帽兒改綠，頂子飛紅」之句，描繪了當時官場的性賄賂現象。於是，「綠頭巾」或「綠帽子」便成為妻子與人通姦的男子的代稱，這一用法流傳至今。
綠色在古代被視為低賤的顏色，與其作為間色的屬性有關。古人貴正色而賤間色，正色包括紅、黃、藍、白、黑五色，地位崇高；而綠色由黃和藍組成，屬於間色，因此被視為低賤。《廣韻》中解釋綠為「青黃色」，孔穎達註疏「綠，蒼黃之間色」。《詩經》中的《邶風·綠衣》篇，以「綠衣黃裳」描述服飾等級錯位，體現了古人對綠色低賤地位的認知。
在服飾制度上，綠色也常與低賤身份相聯繫。漢代將綠幘定為奴僕標識，唐代綠袍成為低級官服的代稱，宋代綠色官服則成為區分降臣的標誌。明代更是規定伶人不僅要裹綠頭巾，還要兼穿綠衣，將綠頭巾的侮辱性含義進一步強化。
在當今社會，綠帽一詞的用法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夫妻、性別、性取向範疇。只要是在唯一伴侶的關係中，任何一方與他人外遇，都可以被稱為綠帽。這一變化反映了社會對婚姻忠誠度的普遍關注，以及對不忠行為的強烈譴責。同時，綠帽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追求，因為無論男女，只要背叛伴侶，都可能面臨被「戴綠帽」的羞辱。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二
唐代時期澳門地貌或已繪在地圖上
本欄前一篇根據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在著作中指出，澳門絲路故事並非始於16世紀葡人登陸，而是植根數千年海上絲路。秦漢時澳門屬番禺，處於南海航線輻射範圍，憑藉地理優勢成為中轉節點；隋唐為廣州外港輔地，唐代《海內華夷圖》顯示其為航線重要停靠點；宋代地圖出現「香山澳」「濠鏡澳」記載，已成漁業與對外貿易聚集地；元代《輿地圖》標註其可泊巨舶、通蕃商，作為外港持續發揮中轉作用，為後世發展奠基。
16世紀前的澳門，雖未成為絲路的核心節點，卻是海上絲路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隱性紐帶」。從唐代《海内華夷圖》的模糊勾勒，到南宋《海疆圖》的明確標註，再到元代《輿地圖》的精確繪製，古地圖中的澳門，從一個無名濱海泊地，逐漸成為嶺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輔地。楊迅凌的研究告訴我們，澳門與絲路的淵源，早已融入數千年的海疆開發與貿易往來之中，而16世紀葡萄牙人的到來，只是讓這片土地的絲路價值得以進一步放大，開啟了它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樞紐的新時代。
公元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人東來，澳門迎來了其絲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而這一過程，在楊迅凌《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被清晰地記錄在一幅幅古地圖之中。從「濠鏡澳」到「Macao」，從模糊的泊地到明確的貿易樞紐，16世紀的古地圖，見證了澳門如何從一個嶺南濱海小鎮，搖身一變成為海上絲路的核心中轉站。
1514年，葡萄牙人歐維士抵達廣東珠江口，打開了西方與中國直接貿易的大門，而澳門因其獨特的地理優勢，逐漸成為葡萄牙人的主要停靠點。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最早記錄澳門的西方古地圖，是1502年的《坎蒂諾地圖》（Cantino Planisphere），這幅由葡萄牙人繪製的世界地圖，雖未直接標註澳門，但在珠江口附近標註了「Terra dos Chins」（秦人之地），並注明此地盛產瓷器、絲綢等商品，為後來葡萄牙人尋找中國貿易港口提供了重要參考，可視為澳門進入西方地理視野的前奏。
1553年，葡萄牙人以「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水漬貢物」為由，獲得在澳門泊船居留的權利，此後，澳門逐漸成為葡萄牙人在華貿易的核心基地，也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中轉樞紐。這一時期最具標誌性的古地圖，是1560年葡萄牙製圖師維利烏所繪《維利烏航海圖集》（Velho Navigation Atlas）。楊迅凌在研究中詳細考釋了這幅地圖，指出其在珠江口東岸繪製了一個小型濱海聚落，標註為「馬坦島」「貿易島」，經考證，這兩個名稱所指的正是澳門半島，這是西方地圖中首次出現與澳門對應的具體標註，雖然名稱尚未統一，卻標誌著澳門正式進入西方航海地圖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