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二）
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南昌起義
521-02南昌起義畫像（互聯網圖片）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啟，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一大，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順應革命大勢，彭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屆農民部秘書，自此站在全國農運工作的前沿陣地。
彭湃草擬的農民運動實施方案，成功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在他的積極提議與全力推動下，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先後擔任第一屆、第五屆農講所主任，是農講所的核心創辦者與主持者。彼時的彭湃身兼數職，4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當選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委員，黨政工作雙線並行，為南方革命築牢根基。
深耕農運實踐的同時，彭湃潛心總結革命經驗，撰寫《海豐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起在《中國農民》雜誌連載，後修訂為《海豐農民運動》單行本廣泛傳播。這部著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部系統闡述農民運動的專著，詳實記錄海陸豐農運的實踐路徑與寶貴經驗，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創作，被毛澤東、瞿秋白譽為「革命者的必讀書」，為全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1925年，廣東革命局勢持續向好。革命軍兩次東徵擊潰陳炯明叛軍，3月海豐縣農會順利恢復。東徵期間，海陸豐農會積極配合革命軍，籌措物資、傳遞情報、支援作戰，即便遭到叛軍瘋狂報復，依舊初心不改、堅守革命陣地。同年，彭湃的革命工作全面鋪開，4月牽頭成立中共海陸豐特別支部並擔任書記，10月特支擴建為地方委員會，他續任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海陸豐農運蓬勃發展，農民自衛軍正式組建，鄉村革命政權逐步建立，各類革命舉措落地實施，革命聲勢空前壯大。此後，他兼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部長、廣東省農協常務委員等多重職務，統籌引領潮梅海陸豐地區工農運動。
1926年，在彭湃、阮嘯仙等人的共同引領下，廣東農運走向鼎盛。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全省農會會員飆升至64萬人，佔全國農會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廣東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核心陣地，彭湃也因此被民眾盛贊為「農民運動的大王」。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行徑，彭湃挺身而出，深入調查「花縣慘案」，揭露反動勢力勾結土匪、殘害農民的罪惡。同年秋冬，他赴汕頭主持工作，發展工農武裝，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背叛行為，捍衛革命成果。年末，他當選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廣州政治分會委員，肩負起更重的革命使命。
1927年，大革命遭遇重創，革命局勢急轉直下。年初，彭湃奉調前往武漢，參與籌備全國農運工作，出席湘鄂贛粵農協聯席會議，當選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秘書長。在中共五大上，他擔任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直面黨內錯誤思潮，大膽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成功當選中央委員。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彭湃臨危受命，返回廣東東江組建工農討逆軍，兼任東路軍指揮，帶領東江農軍開展武裝鬥爭，頑強對抗國民黨新軍閥的血腥鎮壓。
革命絕境之中，武裝抗爭成為唯一出路。1927年7月，面對革命武裝隨時可能被剿滅的危機，黨中央敲定南昌起義計劃，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前敵委員會，統籌起義各項工作。7月27日，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正式成立，敲定起義部署。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
中國之最（九十七）
中國最大的貨櫃碼頭——洋山深水港（二）
521_06：洋山深水港碼頭（互聯網圖片）
橫跨杭州灣的東海大橋，全長32.5公里，為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是連接上海浦東與洋山深水港的唯一陸路交通大動脈。不僅承擔著集裝箱、貨物與人員往來的重任，更是全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唯一載體。自2005年建成通車以來，東海大橋已成為中國海上交通建設史上的里程碑，見證了洋山港從起步到壯大的每一步。
沿線北起大治河口，西至杭州灣北岸，總長56.6公里，涵蓋南匯嘴觀海公園等公共休憩設施，兼具交通、生態與觀光功能。然而，隨著临港地區開發加速，海上工程活動頻繁，包括水上風電場建設、碼頭水工作業等，也對航道安全與環境監管帶來新挑戰，亟需多部門協同治理。
客運與物流雙翼齊飛，國際航運指標屢創新高
洋山港不僅是貨物吞吐的巨擘，亦是區域交通的重要節點。目前，港區內設有13家碼頭單位，擁有67個泊位，客運航線覆蓋小洋山與嵊泗、舟山各主要島嶼，共計12條航線，配備42艘營運船舶，服務範圍廣泛，有效促進浙東沿海城鄉融合與旅遊經濟發展。
2024年5月1日，洋山深水港單日安全進出客運船舶達125艘次，發送旅客25,776人次，同比增長8.9%，創下近五年同期最高紀錄。同年12月26日，中國香港籍「地中海卡里普索」輪抵達洋山三期碼頭，成為洋山口岸2024年度第10,000艘次國際航行船舶，首次實現年進出國際航船破萬的歷史性跨越，彰顯其作為國際航運樞紐的強大吸引力。
根據上港集團統計，2023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900萬標準箱，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口岸全年驗放入出境國際航行船舶逾9640艘次，較2022年增長7%，創2013年以來新高；驗放出入境人員超23.6萬人次，增長10%，打破歷史紀錄，展現出極強的國際交流活力。
創紀錄！吞吐量突破1億標準箱，大型船舶靠泊再刷新
2023年5月28日，冠東國際集裝箱碼頭完成「MSC APOLLINE 地中海阿波琳」號的卸貨作業，標誌著洋山港冠東碼頭集裝箱吞吐量正式突破1億標準箱，是中國大陸少數實現這一里程碑的單一碼頭單位，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同年4月6日清晨7時，利比里亞籍「地中海伊琳娜」號集裝箱輪成功靠泊洋山港三期碼頭，這艘長達399.99米、寬61.3米的巨輪，最大載櫃量達24,346標準箱，可堆疊至22層樓高，再度刷新洋山港大型船舶靠泊紀錄，展現港口在深水條件與碼頭設備上的絕對優勢。
小洋山北作業區啟動，未來發展格局全面鋪開
為應對未來集裝箱運輸需求的持續增長，洋山深水港的擴建步伐不斷加快。2025年，小洋山北作業區建設已正式啟動，計劃於2026年投入運營。2026年1月23日，小洋山北西2區（北區）工程4號堤合龍，標誌著該項重大工程取得關鍵進展，預示著洋山港將迎來新的增長極。
2026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累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1519.39萬標準箱，同比增長8.11%，半年度箱量刷新歷史紀錄，顯示出強勁的發展韌性與市場需求。隨著北作業區的逐步投產，洋山港的整體吞吐能力將進一步提升，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注入強勁動能。
綠色轉型與科技創新並進，打造可持續發展典範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碳排放壓力，洋山深水港積極響應國家「雙碳」戰略，推進能源結構調整與清潔生產。2024年，港口成功完成首艘使用綠色甲醇燃料的集裝箱船接卸，並在碼頭設施中廣泛應用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實現「零排放」碼頭目標。
同時，港口持續深化數字化改革，建立「智慧港口大腦」系統，整合船舶調度、碼頭作業、物流配送等全流程資訊，實現「一碼通關、全程可視、智能決策」，大幅降低運營成本與碳排放，為全球港口提供可複製的智慧化解決方案。
結語：從海島到世界門戶，洋山港的崛起之路
從1995年上海提出建設深水港的遠景構想，到200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立项，再到2005年開港、2017年智能化升級、2024年綠色突破、2025年吞吐量再創新高——洋山深水港走過了一條由規劃到實踐、由建設到領先的輝煌之路。
它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航運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如今，洋山港已超越單一港口的功能定位，成為集物流、貿易、科技、環保於一體的綜合性國際航運樞紐。隨著小洋山北作業區的建設推進與智慧綠色技術的深度應用，未來洋山港將繼續引領全球港口發展方向，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更大力量。
槍打出頭鳥
521-03商鞅畫像（互聯網圖片）
「槍打出頭鳥」出自《增廣賢文》，其字面意思是獵人狩獵時，總會率先射擊鳥群中探出頭、飛在前的鳥兒，引申為群體中鋒芒畢露、帶頭爭先、敢於破局的人，最容易招致非議與打壓。在文學創作中，姜樹茂《漁島怒潮》用其形容勢力打壓先行者的場景，路遙《平凡的世界》則將它與「人怕出名豬怕壯」並列，視作傳統社會典型的處世哲學。而這一觀念的內核，可追溯至傳統陰陽思想的盛極而衰理論，凡事鋒芒盡顯、居於極致，便極易走向反面，成為眾矢之的。
長久以來，這句古訓被不少人奉為明哲保身的生存法則。世人多信奉藏鋒守拙、隨波逐流，不敢爭先、不願冒尖，生怕展露鋒芒便招致禍端。回望歷史，銳意革新的商鞅，他的一生，深刻詮釋了「出頭鳥」的困境，卻也重新定義了出頭爭先的真正價值。
戰國末年，秦國積貧積弱，貴族世襲固化、吏治腐朽、軍力孱弱，在列國紛爭中步履維艱。當朝野上下人人安於現狀、固守舊制，無人敢觸碰延續數百年的貴族特權體系時，商鞅挺身而出。他懷揣法家治國理念入秦，舌戰守舊群臣，力排朝野非議，成為打破時代桎梏的先行者，是亂世中當之無愧的「出頭鳥」。彼時舊制度根深蒂固，權貴坐擁特權、不思進取，唯獨商鞅看清秦國積弊，以雷霆之勢開啓變法革新。
商鞅變法直擊舊勢力核心利益，徹底顛覆了秦國舊有秩序。他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軍功爵制，打破貴族世襲榮華的壁壘，讓平民將士得以憑戰功晉升；他獎勵耕織、嚴明法度、規整戶籍，夯實秦國國力根基，讓民生安定、軍力暴漲，為秦統一六國埋下關鍵伏筆。這場利國利民的變革，讓秦國脫胎換骨，卻也讓商鞅徹底站在了守舊貴族的對立面，成為所有舊勢力打壓的核心目標。
這便是「槍打出頭鳥」的殘酷本質：先行者從無過錯，只因逆勢而行、率先破局，反襯出平庸者的庸碌、守舊者的腐朽，故而必然承接所有舊勢力的反撲。秦孝公在世時，商鞅有君王庇護，新法得以順利推行；孝公離世後，失去屏障的商鞅瞬間淪為矛盾的宣洩口。舊貴族羅織罪名、肆意構陷，新君為穩固皇權、平衡朝局，最終選擇犧牲這位革新先驅，商鞅終遭車裂酷刑，落得悲涼結局。
世人常以商鞅之死佐證「槍打出頭鳥」的處世之道，告誡後人莫爭先、莫出頭。但古訓從不是苟且偷安的藉口，商鞅的悲劇，是時代變革的必然代價，而非出頭爭先的過錯。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三
由傳教到育才——教會學校如何改變中國教育制度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在華創辦學校，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和協助傳教。隨着時代變遷，尤其是香港開埠後，教會學校的辦學理念逐漸改變，由以傳教為中心，轉向培養社會人才，並引入近代教育制度。這場轉變，不僅影響了粵港澳地區，更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帶來深遠啟示。
早期教會學校規模普遍不大，學生主要來自教徒家庭、孤兒或貧苦兒童。當時中國仍以科舉制度作為選拔官員的唯一途徑，無論私塾還是書院，都是圍繞四書五經和八股文教學。由於教會學校不教授應付科舉考試的內容，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後既不能考取功名，又可能受到外來宗教影響，因此對教會教育抱持懷疑態度。
為了吸引學生，不少教會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提供住宿、膳食、書籍，甚至發放生活補助。對一些家境清貧的家庭來說，教會學校不但解決了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也減輕了生活負擔，因此逐漸吸引更多學生入學。
隨着社會逐漸接觸西方文化，加上晚清局勢急劇變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單靠傳統教育已難以應對世界的新形勢。尤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科學技術、工業文明和現代制度對中國產生巨大衝擊，社會對外語、科技及專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教會學校的辦學方向亦開始改變。
十九世紀後期，許多教會學校已不再把宗教課程放在首位，而是逐步建立完整的新式課程。除中文和宗教教育外，學生還需學習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有些學校更增設音樂、美術、體育及自然科學課程。這些學科在當時的傳統私塾幾乎無法接觸，令學生得以認識近代世界的知識體系。
外語教育更成為教會學校的一大特色。當時中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精通英語的人才十分稀少。教會學校重視英文教學，不少畢業生日後成為翻譯、外交官、商人、教師及醫生，在近代中國對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教會學校逐漸吸引商人、士紳甚至官員家庭把子女送入就讀，學生來源不再局限於基督徒或貧困家庭，而開始走向多元化。
除了課程改革，教學方式亦出現重大改變。傳統私塾主要依靠背誦經典和老師講授，學生較少主動思考；教會學校則採用分班授課、分級教學、定期考試等制度，並鼓勵學生閱讀、討論及進行實驗，培養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做法後來逐漸被晚清新式學堂吸收，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會教育的另一項特色，是十分重視專業教育。除普通教育外，部分學校開始設立醫學、護理、師範等課程，培養社會急需的專業人才。尤其是西方醫學，過去中國鮮有系統教授，教會醫學教育的興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也為日後近代醫療體系奠定基礎。
辦學理念的改變，也令教會學校逐步走向專業化。早期不少學校由傳教士兼任校長和教師，行政與教學制度較為簡單。隨着學生增加，教會開始聘請專職教師，建立較完善的管理制度，並編寫適合華人學生使用的教材。部分華人知識分子亦加入教學工作，令課程內容更貼近中國社會需要，促進中西教育理念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教會學校雖然由外國教會創辦，但辦學過程並非一成不變。面對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和教育需求，不少學校主動調整課程內容，在保留中國語文和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引入西方科學知識，形成兼容中西的新式教育模式。這種融合並非簡單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在本土環境中逐步發展出適合中國社會的教育方式。
到了十九世紀末，教會教育已由最初服務宗教的學校，逐步發展成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它率先建立分級教學、近代課程和專業教育制度，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也為晚清新政以至民國時期的新式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鑑。教會學校從「傳教」走向「育才」，不僅改變了自身的角色，更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深刻而長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