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完）
文壇俠客的傳奇人生
506-01金庸舊照（互聯網圖片）
506-02金庸圖書館（互聯網圖片）
1991年，對於金庸而言，是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明報》企業成功上市，金庸擔任董事長，並簽訂了為期三年的服務合約。然而，金庸的報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1993年，他因對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進行筆戰，展現出了其作為媒體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勇氣。同年兩會期間，金庸赴北京訪問，並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這一殊榮無疑是對他在報業貢獻的高度認可。
然而，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時，金庸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並將明報集團售予於品海，宣佈全面退休。這一決定，不僅讓業界震驚，也讓無數讀者感到惋惜。但金庸深知，人生有起有落，有進有退，他選擇了在巔峰時刻隱退，去追尋更加廣闊的天地。
退休後的金庸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上。1994年，他返鄉參加嘉興一中90周年校慶，並在嘉興高專興建了「金庸圖書館」，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圖書館落成後，金庸又斥資1,400萬在西湖興建了「雲松書捨」，供個人藏書、寫作和與文友交往雅集之用。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書捨落成後，金庸卻將其捐出，使之成為杭州的新旅遊景點，內藏金庸作品及手跡陳列室等，進一步豐富了杭州的文化內涵。
在學術領域，金庸同樣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華和追求。2005年，已81歲高齡的金庸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並成功取得了歷史碩士學位。他的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深入探討了唐代皇位繼承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此後，金庸並未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深造，於2010年完成了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取得了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這一成就，不僅彰顯了金庸在學術領域的深厚底蘊，也激勵了無數後來者不斷追求知識和真理。
儘管金庸在學術和文化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他的晚年生活卻並非一帆風順。據其好友陶傑稱，金庸生前罹患肝癌，並於去世前三年開始出現腦退化徵兆。然而，即便在病魔纏身的情況下，金庸依然保持著樂觀和堅強的態度，繼續為文化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2018年10月30日下午5點半左右，金庸在家人陪伴下於香港養和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4歲。這一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廣泛關注和哀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表示哀悼，並送花牌輓聯。馬雲、郭廣昌等企業家也紛紛表示哀悼和敬意。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公眾紛紛前來弔唁，表達對這位文壇巨匠的懷念和敬仰之情。
金庸的小說深受全球華人讀者的喜愛，其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隨著金庸小說的廣泛傳播和正式授權出版，「金庸小說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從小說內容、人物、歷史背景到武功招式及飲食菜譜等不一而足，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別更是研究的重點。倪匡作為第一位提出「金學」概念的研究者，為金庸小說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後，陳墨、潘國森等學者也經常評論金庸小說，推動了金庸小說研究的深入發展。
金庸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奉獻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和智慧，書寫了一段段令人難忘的傳奇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動和貢獻，為華語文壇和文化事業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中國之最（九十一）
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使契丹圖》（一）
506_06：《使契丹圖》（互聯網圖片）
506_07：沈括畫像（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古代地圖發展史上，有一張地圖的名字被後世傳頌千古，那就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繪的《使契丹圖》。這幅地圖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更是古代地理學、測繪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的重要瑰寶。本欄將介紹這幅神祕而獨特的地圖，探尋其背後的歷史與價值。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是北宋時期著名的科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與地理學家。他不僅在學術領域有著卓越成就，更以實證精神與創新思維聞名於世。他在擔任出使契丹（今遼國）的使者期間，親自考察沿途地形與人文風貌，並根據實際觀察與測量，精心繪製了《使契丹圖》。
沈括他首先利用木屑、蠟與黃泥，在木板上按比例捏製出契丹地區的地形模型。這種模型不僅有平面方位，更有山峰的聳拔與谷地的深邃。由於蠟製模型在夏天容易融化、冬天容易脆裂，且體積龐大不便搬運，沈括隨後又下令工匠將其雕刻成木製模型（木雕山川圖）。這種地圖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宋神宗看後大為稱讚，隨即下令邊境各路官員仿照此法製作當地的立體地圖。
這幅地圖將自然景觀如山川、河流、地貌，以及人文景觀如城鎮、交通線路等，以立體形式呈現，為中國古代立體地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沈括製作立體地圖時，展現了極高的科學嚴謹性：
比例縮放：他嚴格遵守裴秀提出的「縮率」（比例尺）概念，確保模型與實地的縮小倍數一致。
垂直誇張法：為了讓地形起伏更易於肉眼觀察，他在高度上做了適度的誇張處理，這與現代地形模型的製作原理不謀而合。
材質改良：從易塑形的泥蠟到耐久的木材，展現了他對實用性的考量。
《使契丹圖》的創新之處
1. 立體繪製技法
《使契丹圖》運用立體繪製方法，突破了平面地圖的局限，使得地形起伏與空間關係更加直觀清晰。這種技術在當時極為先進，為後世立體地圖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2. 精確的地理資訊
圖中詳細記錄了山川地貌、河流湖泊、城市與交通網絡等多項地理信息，其準確性與科學性在當時罕見。這反映了沈括對地理學與測繪學的深入研究，也顯示了他追求實證的精神。
3. 獨特的藝術風格
除了科學價值，《使契丹圖》亦具備高度藝術性。圖中線條流暢，色彩搭配協調，體現了沈括個人的審美觀念。這使得地圖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更成為一件具有美感的藝術作品。
《使契丹圖》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古代立體地圖的正式誕生。此後，許多地圖製作者紛紛以該圖為範本，學習其技法與表現方式，推動了立體地圖在中國古代的廣泛應用與發展。這幅地圖不僅在技術層面具有里程碑意義，在文化與藝術上也留下了深刻影響。
《使契丹圖》作為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不僅是古代測繪技術的傑作，更是一部融合科學與藝術的經典之作。沈括以其卓越的才華與嚴謹的治學精神，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這幅地圖不僅具有極高的科學與歷史價值，也展現了古代藝術家們獨特的審美與創造力，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與傳承。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506-03孔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506-04胡雪岩畫像（互聯網圖片）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句源自《增廣賢文》，簡潔而深刻地表達了儒家對於財富獲取的倫理要求。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先秦儒家經典《論語》，孔子在《里仁》與《述而》篇中闡述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及「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觀點，奠定了「取之有道」的倫理基礎。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取之有道」是君子對待名利富貴的核心准則之一，與「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並列，共同構成了儒家君子完整的名利觀。儒家認為，君子應當追求財富，但必須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即「先義後利」。《荀子·榮辱》篇中進一步解釋：「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這種觀念強調，只有符合道德和法律規範的財富獲取方式，才是值得推崇和追求的。
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都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胡雪岩經營胡慶餘堂採取現代化企業經營模式，開業之初，當時社會動亂，朝廷花大力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戰亂、疫病等原因，胡雪岩派人身穿「胡慶餘堂藥號」字樣衣服，在水陸碼頭向百姓免費贈送居家必備的藥，使往來人群（杭州人、外地人）很快認識胡慶餘堂藥號，好事傳千里，一傳十、十傳百而名滿大江南北；胡慶餘堂開發並泡製大量膏丹丸散，廉價供應朝廷軍隊使用，這些放長線釣大魚的經營策略擴大胡慶餘堂藥號聲譽、樹立形象、提高知名度、開拓市場，「胡慶餘堂」一開辦很快成為立足江浙並聲名遠播到全國，以一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藥業的人在中國藥業史上取得『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一流藥號地位，歷百年而不衰，正是因為胡雪岩談生意經的時候，常常掛在口頭上的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經商有道』。
在當代社會，「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財富獲取的方式日益多樣，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多誘惑和挑戰。一些人為追求短期利益，不惜鋌而走險，違法亂紀，最終不僅損害了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也斷送了自己的前程。因此，重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對於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財富觀，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四
16世紀中葉 澳門已出現在古地圖中
505_06: 萬曆年間繪製的《全海圖註》作為重要海防圖，不僅明確標註了「香山」與「濠鏡澳」，還標記了「番房屋」和「番船」，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570年，葡萄牙地圖製作師多拉多所繪《寰宇圖誌》（Atlas Cosmographicae）的誕生，成為澳門絲路史的重要里程碑。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強調，這幅現保存於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的航海圖，是多拉多作品中最精美的一套，採用葡萄牙文藝復興時期的繪法，用色豐富、製作精美，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在繪有中國及東南亞的地圖中，於珠江口東岸明確用「Macao」一詞標記出澳門的名稱和位置，這也是「Macao」這一名稱首次出現在西方古地圖中，此後逐漸成為澳門在國際上的標準名稱。
這一時期的澳門，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絲路紐帶」。從中國內地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經澳門中轉，由葡萄牙商船運往馬六甲、果阿，再輻射到歐洲、美洲；而西方的白銀、玻璃製品、毛織物，也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形成了「絲銀貿易」的良性循環。楊迅凌通過對1560年《維利烏航海圖集》、1570年《寰宇圖誌》的對比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不僅標註了澳門的位置，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前往馬六甲、果阿、日本長崎的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中轉核心地位。
此外，這一時期的中國古地圖，也開始對澳門進行更詳細的記載。明代嘉靖年間的《廣東通志圖》（公元1561年），首次在中國官方地圖中標註「濠鏡澳」，並註明「夷人聚居，貿易其中」；萬曆年間的《香山縣志圖》（公元1582年），則進一步繪製了澳門的聚落分佈、港口設施，標註了「葡萄牙夷館」「貿易市場」等地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6世紀中葉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完成了從「隱性輔地」到「顯性樞紐」的轉變。《坎蒂諾地圖》的鋪墊、《維利烏航海圖集》的初步標註、《寰宇圖誌》的正式命名，不僅見證了澳門的崛起，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區域性貿易航線」向「全球性貿易網絡」的轉變。楊迅凌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澳門的崛起，不僅是地理因緣際會的結果，更是海上絲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古地圖，則成為這一歷史進程最真實的見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