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二）
展露頭角到成就科幻巨匠
508-02倪匡與金庸（互聯網圖片）
1950年代，倪匡初到香港，只能在荃灣做雜工維持生計。閒暇之余，他喜歡閱讀報紙上的小說，並自信地認為，自己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起初，周圍的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倪匡不過是在吹牛。然而，倪匡很快用實際行動證明瞭自己的實力。他以筆名「衣其」向《工商日報》副刊投稿短篇小說《活埋》，這部以土地改革運動為背景的作品，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廣泛關注。這次成功，不僅讓倪匡賺取了90元的稿費，更重要的是，它堅定了倪匡以寫作為生的決心。
此後，倪匡的寫作之路越走越順。他四處投稿，幾乎每投必中，稿費源源不斷。1958年，倪匡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新聞系夜校部學習，未畢業便被《真報》聘用，先後擔任校對、助理編輯、記者和政論專欄作家等職務，被譽為「通天主筆」。他的月薪逐漸增長至110元，生活得以改善。
倪匡的才華不僅限於新聞報道和政論寫作，他在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領域同樣有著卓越的成就。起初，他因代寫司馬翎的連載武俠小說而嶄露頭角，隨後以「岳川」之名在《真報》連載武俠小說《七寶雙英傳》，逐漸在文壇站穩腳跟。然而，真正讓倪匡名聲大噪的，是他在007電影風潮下創作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這一系列作品融合了武俠、科幻、奇情等多種元素，深受讀者喜愛，倪匡也因此成為了多家報刊爭相邀約的連載小說作家，稿費冠絕全港。
1963年，倪匡偶然路過一個名為「衛斯理」的村子，靈感突發，開始以「衛斯理」為筆名創作科幻小說。他的第一部衛斯理系列小說《鑽石花》在《明報》副刊連載，迅速走紅。至第四篇小說《藍血人》起，該系列正式走向科幻領域，成為倪匡科幻小說的代表作。金庸曾評價倪匡：「無窮的宇宙，無盡的時空，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這無疑是對倪匡科幻小說創作的高度認可。
除了小說創作外，倪匡在影視編劇領域同樣有著非凡的成就。1960年代末，香港武俠片興起，倪匡抓住機遇，開始涉足電影劇本創作。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他編寫了超過四百部電影劇本，與著名導演張徹合作無間，共同塑造了香港武俠片的輝煌時代。其中，李小龍飾演的經典角色陳真，便是由倪匡親手創作。這一角色不僅在香港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成為了無數觀眾心中的英雄形象。
進入晚年，倪匡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1980年代，應《東方日報》之邀，他創作了「原振俠系列」小說，這一系列作品同樣深受讀者喜愛。此外，他還推出了《俠之大者——我看金庸小說》等金庸小說研究作品，為文學界研究金庸作品提供了重要材料。1987年，倪匡擔任香港作家協會會長，積極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同時，他還與黃霑、蔡瀾共同主持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以其幽默風趣的談吐和獨特的見解，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
中國之最（九十二）
中國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一）
508_06：平遙古城被譽為「古代中國華爾街」（互聯網圖片）
508_07：平遙古城的城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遺址之一（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山西省晉中市的平遙縣，坐落著一座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城市——平遙古城。這座古城不僅是中國現存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之一，更是中國銀行業的發源地與金融中心，被譽為「古代中國華爾街」。自西周時期便已有人類活動的跡象，至明代洪武年間（1370年）正式形成今日所見的城牆與街巷格局，至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20世紀90年代，平遙古城因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建築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平遙古城位於山西省中部，處於黃土高原東緣，地勢開闊，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其歷史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屬於晉國與趙國的交界之地。秦朝時設置平陶縣，漢代改稱中都縣，為宗親代王的都城。北魏時期（424年）更名為「平遙」，此名沿用至今。
平遙古城的興起與發展，與中國古代經濟與金融的演變密不可分。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平遙成為全國重要的金融中心，其商幫——晉商，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網絡。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日昇昌」為首的票號系統，這些票號不僅促進了資金流通，也推動了現代銀行制度的萌芽。
目前所見的平遙古城，主要建於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佔地約225公頃，整體布局嚴謹，結構完整，被譽為「龜城」。其城門共六座，南北兩門象徵龜首與龜尾，東西四門則象徵龜之四足，寓意吉祥長久。街道格局呈「土」字形，主幹道南大街為中軸線，兩側分布著各類官署、廟宇與民居，展現出典型的明清城市規劃理念。
城內共有四條大街、八條小街與七十二條小巷，形成了層次分明、功能齊全的城市空間。城內設有城隍廟、縣署、文廟、武廟等重要建築，並遵循八卦方位進行佈局，體現了古人對自然與人倫秩序的深刻理解。此外，城內還保留了大量明清時期的民宅，數量達近四千座，幾乎完整地保留了當年的建築風格與生活場景，使平遙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建設與社會生活的活樣本。
平遙古城的城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遺址之一。該城牆始築於明洪武三年（1370年），歷經多次修繕，現存有6座城門瓮城、4座角樓、72座敵樓與3000個垛口，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防禦體系。其中，南門城牆段因2004年倒塌而損壞，其他部分則基本保持原貌，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之一。
除了城牆，平遙古城還有許多著名古建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包括鎮國寺、雙林寺與平遙文廟等。這些建築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反映了中國古代佛教文化與儒家思想的融合。
平遙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與其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清朝晚期，平遙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金融樞紐之一，擁有二十多家票號，占據全國總數的一半以上。這些票號以「日昇昌」為首，創立於清道光年間，以「匯通天下」聞名，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銀行機構之一。
票號的出現，解決了當時商人遠距離貿易中資金運輸的安全問題，使得銀錢可以通過書面形式進行轉移，大幅降低了風險。這種金融創新不僅推動了商業發展，也影響了後世銀行制度的建立。因此，平遙也被譽為「中國金融的搖籃」。
過河拆橋
508-03過河拆橋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過河拆橋」源自宋代大慧宗杲禪師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原句為「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形象地描繪了達到目的後便毀壞途徑的行為，比喻人在達成目標後，便拋棄或傷害曾經給予幫助的人。這一成語蘊含了深刻的道德警示，反映了人性中自私與忘恩的一面，在歷史長河中，不乏這樣的實例，讓人唏噓不已。
「過河拆橋」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大慧宗杲禪師的教誨，意在告誡世人不可忘恩負義。而將其具體化、形象化的，則是元代的一樁歷史事件。元朝大臣徹里帖木耳，以其精明幹練、善於決斷著稱。在浙江任職期間，他目睹了科舉考試中的種種弊端，包括官府與考生的巨額花費，以及營私舞弊的現象，心中暗下決心，待掌權後必廢除此制。後來，他升任相當於副宰相的中書平章政事，便奏告元順帝，請求廢除科舉制度。
中國科舉制度隋唐以來已實行了七百多年，要廢除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在朝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伯顏表示支持，但反對的很多。有位御史堅決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請求順帝治徹里帖木耳的罪。不料順帝雖然很昏庸，但對廢除科舉制度倒是贊成的。因此不僅不支持那位御史，反而把他貶到外地去當官。不久，他命人起草了廢除科舉制度的詔書，準備頒發下去。書還未下達，地位略低於平章的參政許有王，又出來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對伯顏說：「如果廢除科舉考試制度，世上有才能的人都會怨恨的。」伯顏針鋒相對地說：「如果繼續實行科舉考試制度，世上貪贓枉法的人還要多。」許有王反駁說：「沒有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的時候，貪贓枉法的人也不是很多嗎？」伯顏諷刺他說：「我看中舉的人中有用之材太少，只有你參政一個人可以任用！」許有王不服氣，舉出許多當時中舉的高官來反駁伯顏。伯顏當然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於是兩人爭論得非常激烈。
第二天，滿朝文武被召到祟天門聽讀皇帝下達的廢除科舉制席的詔書，許有王還特地被侮辱性地通知在班首聽讀。看來，皇帝特意要讓這個反對者將詔書聽得明白些。許有王心裡非常不願意，但又懼怕得罪皇帝遭到禍害，只好勉強跪在百官前列聽讀詔書。聽讀完詔書後，百官紛紛回府，許有王滿臉不高興地低頭走路。有個名叫普化的御史特地走到他邊上，湊著他的耳朵冷嘲熱諷地說：「參政，你這下成為過河拆橋的人啦。這話的意思是，你許參政是靠科舉當官的，現在宣讀皇上關於廢除科舉制度詔書，你跪在最前面，似乎是廢除科舉制度的領頭人，就像一個人過了橋後就把橋拆掉一樣。」許有王聽了又羞又恨，加快步伐離開。之後他藉口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過河拆橋」的現象，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尤其是在權力更迭與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的故事。劉邦在建立漢朝的過程中，離不開張良、蕭何、韓信等人的輔佐。然而，一旦江山穩固，劉邦便開始對這些功臣心生猜忌，最終導致了韓信等人的悲劇。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六
十八世紀澳門海上絲路迎來重大轉折
508_05：1665年時期繪畫澳門的地圖（互聯網圖片）
上期提到17世紀澳門迎來海上絲路鼎盛期，成為東西方交流核心。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指出，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首度詳載澳門貿易地位，後續地圖更細繪港口與航線，展現其國際貿易中心角色。絲綢、瓷器等商品經澳門大量輸出，白銀、香料等亦由此輸入中國，推動經濟文化交流。
除了貿易交流，17世紀的澳門還是東西方文化、宗教交流的重要窗口。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譯書、傳播西方科學技術，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工藝，也通過澳門傳播到西方。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中，也記錄了這種文化交融的痕跡。
1665年收錄於約翰·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韃靼可.汗（清順治皇帝）紀實》中的版畫的澳門地圖，通常稱為《澳門城郭圖》，不僅繪製了澳門的世俗建築，還標註了「聖保祿教堂」「聖多明戈教堂」等教會建築，同時也繪製了中式的廟宇、民居，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城市格局。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的繪製，不僅反映了澳門的城市發展，更體現了海上絲路不僅是貿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
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崛起，以及明清政府對對外貿易的限制，澳門的絲路地位開始出現輕微下滑，但依然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節點。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680年《廣東沿海圖》，仍清晰標註了澳門的位置，並註明「澳門港，通外洋，貿易不絕」，可見其依然保持著一定的繁榮。
17世紀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是海上絲路的「黃金樞紐」，也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活化石」。《坤輿萬國全圖》的納入、《東印度航海圖集》的詳細記載、《澳門城郭圖》的中西合璧，不僅見證了澳門的繁榮鼎盛，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貿易之路」向「文明之路」的升華。楊迅凌的研究告訴我們，17世紀的澳門，不僅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更在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8世紀，全球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列強的競爭日趨激烈，明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屢有調整，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迎來了重大轉折——從鼎盛逐漸走向沉浮，但其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作用，依然在古地圖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8世紀古地圖的系統梳理，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絲路命運，揭示了其地位沉浮背後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