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四）
眼光獨到 開發南沙
517-01霍英東舊照（互聯網圖片）
517-02南沙正高速發展（互聯網圖片）
1987年，當霍英東第一次踏上南沙的土地時，眼前所見並非繁華，而是一片荒蕪的灘塗與零星小山。南沙雖屬其祖籍地番禺，卻仍是一片未經開發的處女地。然而，正是在這次沿江踏勘中，霍英東以其獨到的戰略眼光，洞察到了這片土地的非凡潛力：它距離廣州約50公里，至香港、澳門僅30多海裡，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幾何中心，且坐擁珠江深水航道。他認為，這裡是發展現代化交通樞紐與港口的絕佳地點，蘊藏著巨大的未來價值。這次初探，悄然拉開了霍英東傾注心血與資本、持續二十餘年投資建設南沙的宏偉序幕。
1988年，霍英東在香港召集會議，正式將開發「兩沙」（沙滘島、南沙鎮）提上日程，並成立了由其親自擔任組長的「兩沙開發領導小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首要任務。他認識到，連接珠三角東西兩岸的交通瓶頸是制約南沙乃至區域發展的關鍵。1991年5月，在他的主張與投資下，中國第一座雙層橋式汽車快速輪渡碼頭——虎門汽車輪渡落成並投入使用。這項目開通了南沙至虎門的航線，航程僅需15分鐘，成功將深圳至廣州、東莞至番禺的車程縮短了40至120公里。這不僅僅是一條航線，更是珠三角交通棋盤上關鍵的一子，極大地促進了區域經濟要素的流動。
隨後，霍英東又投資近40億元，先後建成南沙港客運碼頭及配套大樓，開通了直達香港的客運航線。1997年，他參與捐款建造的虎門大橋通車，使江門等地向東的陸路行程縮短了約102公里，無需再繞行廣州。同時，新建的客運碼頭將香港至南沙的水上航程壓縮至1小時15分鐘。這一系列交通網絡的構建，初步實現了霍英東將南沙打造為珠三角交通樞紐的設想，為其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理基礎。
在霍英東的持續倡議與推動下，1993年5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這標誌著南沙的開發從企業主導的投資行為，正式上升為國家認可的區域發展戰略，為南沙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霍英東對南沙的願景並未止步於交通與港口。自1998年起，他將目光投向了高新科技領域，開始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共同規劃發展佔地達250公頃的南沙資訊科技園。該項目首期由他出資3億元啓動，旨在吸引高科技企業集聚。這一戰略成功引進了包括豐田汽車在內的多家大型公司進駐。2005年，霍英東進一步向香港科技大學捐款8億元，其中5億元專項用於支持南沙科技園的發展。科大隨後在南沙設立教研院，培養高層次科研人才。此舉將南沙的產業定位從傳統的運輸、物流，提升至科技創新與研發，為其長遠發展注入了智力與技術的靈魂。
截至2003年，霍英東在南沙投入的資金已高達數十億元，但這些投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帶來直接的經濟回報。其子霍震寰回憶，霍英東始終在思考如何為南沙打好基礎，包括交通、能源、電信、供水、供電等，展現出一位愛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遠見。
從1987年踏足荒灘的遠見，到持續二十餘年的巨額投入與執著建設，霍英東是南沙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的啓蒙者與奠基人之一。他不僅以企業家的魄力，為南沙描繪了從交通樞紐到科技新城的宏偉藍圖，並身體力行地為其搭建了最初的骨架與血肉；更以愛國者的情懷，將個人商業利益讓位於社會公益與區域長遠發展。
中國之最（九十六）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一）
517_06：「逛不完」的義烏國際商貿城（互聯網圖片）
517_07：在1982年9月開業的第一代義烏小商品市場（互聯網圖片）
義烏以其「小商品之都」聞名於世，那是個「逛不完」的巨型商城。它擁有7.5萬個商位，210多萬種商品，據說如果每個商鋪停留3分鐘，一天像上班般逛8小時，逛完整個義烏國際商貿城需要超過1年零3個月。2025年義烏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達 8,365億元（同比增長25.1%），首破8000億元大關。
時代演進：從雞毛換糖到全球數貿中心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歷史，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廿三里老街。當時，一群手持撥浪鼓的貨郎穿梭鄉村，用糖換取雞毛與牙膏皮，再轉賣給廢品回收站或農田施肥。這種被稱為「雞毛換糖」的傳統謀生方式，孕育了義烏人骨子裡的經商基因。
1974年，稠城縣前街悄然興起第一批地攤；到了1978年底，農民自發在馬路兩側擺攤，形成「馬路市場」。面對政策與現實的矛盾，義烏人以實踐突破束縛。1982年，在時任縣長謝高華的堅定支持下，義烏率先提出「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管道競爭。同年9月5日，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湖清門市場正式開放，開啟了中國民間經濟活力釋放的序幕。
隨後，第二代市場（新馬路市場）於1984年底建成，規模擴大至近2,000個攤位，每日交易人數超過萬人，吸引大量來自溫州等地的經營者「孔雀東南飛」。1985年底，二代市場攤位總數達到了2847個，稅收分別為前三年的8.1倍、3.4倍、2.0倍。1986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億元。
第三代市場於1986年9月落成，佔地4.4萬平方米，可容納3萬人同時交易，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專業小商品市場。
第三代市場於1985年12月動工，1986年9月落成，僅用10個月建成佔地4.4萬平方米、設攤4,096個、投資440萬元的大型集貿市場，可容納3萬人交易。1986年9月26日，第三代市場正式開業。經兩次擴建，至1990年底已成為中國最大小商品專業批發市場，1991年成交額突破10億元，逐漸奠定其全國性地位，引發全民參與，標誌著義烏小商品市場經濟的崛起。
義烏第四代市場於1990年籌辦，1991年動工興建，並於1992年1月17日通過交工驗收，可容納7,100個攤位。同年1月26日至28日，新老攤位合計13,910個，經抽簽與公證程序完成分配。2月13日啟動試營運。3月2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首次公布全國十大市場名單，義烏小商品市場榮登榜首。此後，該市場持續發展壯大，至1993年12月17日，中國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團前身）正式成立。1994年6月4日，第四代市場二期工程順利通過交工驗收；6月23日至26日，完成14,673個新老攤位的調整作業；7月8日，二期市場正式試營運。至此，中國小商品城總建築面積擴增至22.8萬平方米，攤位數量達23,000個。
1995年，賓王市場建成，標誌著市場全面步入室內化、現代化時代。至2001年，義烏市場年成交額已突破200億元，奠定其作為「中國最大小商品出口基地」的地位。
2002年5月，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它同時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05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等權威機構稱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黃蜂尾上針 最毒婦人心
517-04呂雉概述圖（互聯網圖片）
「最毒婦人心」是一句流傳數百年的民間俗語，其完整版本常作「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是可，最毒婦人心」。這句帶著強烈性別偏見的話，從明代通俗文學中誕生，在數百年的口耳相傳裡被不斷強化，最終成為固化女性負面形象的標籤，卻很少有人深究它的出處、典故背後的社會邏輯，以及它為何能在男權主導的語境裡流傳至今。
這句俗語最廣為人知的出處，是明代小說《封神演義》的第十八回。書中姜子牙在朝歌謀生，年過七旬娶了六十八歲的馬氏為妻，卻半生潦倒，做買賣屢屢失敗，連養家糊口都成問題。後來姜子牙因識破琵琶精的妖術被商紂王封為下大夫，卻因拒絕參與建造鹿台觸怒紂王，被迫棄官出逃，準備前往西岐投奔周文王。臨行前他想帶著妻子馬氏一同離開，可馬氏見他放棄了好不容易得來的官職，不願跟著他顛沛流離過亡命的日子，執意索要休書，要和他一刀兩斷，各自改嫁謀生。姜子牙反復輓留，稱自己日後必能大富大貴，可馬氏去意已決，接過休書後毫無半分眷戀，轉身便離開了。見此情景，姜子牙又氣又嘆，脫口吟出了那首流傳後世的詩，「最毒婦人心」的說法也由此定型。
在更早的明代白話短篇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裡，這句詩也以「黑蟒口中舌，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的形態出現，用來形容故事裡性格凶悍、行事極端的女性方氏。幾乎同一時期的《醒世恆言》裡，還出現過「猛虎口中劍，長蛇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負人心」的變體，可見這句俗語在當時的民間語境裡，還曾和「負心」的評價綁定，並非一開始就完全指向女性。可在後續的傳播中，「負人心」的版本漸漸被遺忘，「最毒婦人心」卻借著戲曲、評書、民間故事的廣泛傳播，成了人人掛在嘴邊的評價。
後世的文學作品也不斷為這句俗語填充「佐證」：《醒世因緣傳》裡的寄姐用針扎丈夫的胳膊洩憤，《聊齋志異》裡的江城用針刺丈夫的雙腿作為懲罰，這些「悍妒」女性的形象被刻意塑造出來，彷彿真的印證了「婦人心最毒」的說法。而真實歷史中那些被史書貼上「狠辣」標籤的女性，比如西漢時期在劉邦死後對戚夫人施以酷刑的呂雉、晉朝引發驪姬之亂的驪姬，也都被後世的敘事者拿出來，當成這句俗語的現實註腳，卻很少有人去追問這些行為背後的處境。
事實上，這句俗語的誕生和流行，本質上是封建父權社會的產物。在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女性完全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沒有財產繼承權，也無法自由參與社會生產，她們的全部生存資源都依附於男性。當一個女性在婚姻裡看不到任何希望，像馬氏面對半生落魄的姜子牙時，她能選擇的出路少得可憐：在男權社會的規則裡，她沒有獨立謀生的途徑，只能用「決絕求去」的方式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可這種不依附於男性安排的選擇，在掌握話語權的男性文人筆下，就成了「心腸歹毒」的證明。那些被史書批判「善妒」的女性，本質上是在一個允許男性三妻四妾的制度裡，想要守住僅有的一點家庭安全感，卻因為挑戰了男性的特權，就被貼上了「毒」的標籤。
澳門首位華人女西醫余美德系列之一
余美德到澳門休養改寫了人生
517_05：余美德（互聯網圖片）
澳門這座東西文明交匯的小城，從不缺敢於衝破時代束縛的先行者。在清末民初那個新舊觀念劇烈碰撞的年代，一位名叫余美德的女性，以精湛醫術與無比勇氣，打破了性別與文化的雙重壁壘，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位正式執業的華人女西醫，為動盪中的濠江大地帶來了現代醫療與觀念的雙重曙光。
余美德生於1874年，原籍廣東博羅。那個年代，西方近代醫學雖已透過傳教士傳入華南，但華人社會對西醫仍普遍心存疑慮，「男女有別」的傳統禮教，更讓無數婦女寧可隱忍病痛，也不願向男醫生就診，婦孺死亡率長期居高不下。目睹這一社會痛點的余美德，毅然走上了當時少有人敢嘗試的道路——她先後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醫學班及新式學堂深造，系統學習解剖學、藥理學與臨床西醫技術，還在1900年積極參與廣東女醫學堂的籌備與教學工作，成為中國早期女性西醫教育的重要參與者。
1904年，積勞成疾的余美德從廣州前往澳門休養，這場短暫的休整，最終成為她與澳門結下畢生緣分的轉折點。彼時的澳門，葡人社群雖有西式醫院，廣大華人基層卻仍依賴中醫草藥，城區衛生條件惡劣，天花、霍亂等傳染病時有暴發。養病期間，余美德見到不少華人婦女因難以啟齒婦科疾病，錯過救治良機，甚至釀成悲劇，那份醫者的仁心讓她堅定了留在澳門的決心——這裡太需要一位能讓女性放下顧慮的女西醫。
定居開業的過程佈滿艱辛。當時澳門對華人西醫的執業審核極為嚴格，坊間對「女郎中行西醫」也滿是質疑與偏見。但余美德從未退縮，她以細緻的問診、精準的診斷和溫柔的態度對待每一位病患，尤其對貧苦婦孺常常免收診金。漸漸地，她治癒疑難病症的故事在華人社區口耳相傳，不少人專程從內港、沙梨頭一帶趕來就診，診所門庭若市。
余美德不僅帶來了先進的醫術，更將現代消毒、防疫等公共衛生觀念帶入澳門華人社會。她耐心向民眾講解疾病傳播原理，推廣科學的衛生習慣，一點一滴改變著人們對醫療的認知。她的出現，不僅是澳門醫療史上的里程碑，更用實踐證明：華人女性同樣能在科學領域綻放光彩，同樣能成為守護大眾生命健康的堅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