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三）
推進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
522-01彭湃雕塑像（互聯網圖片）
522-02土地革命戰爭舊照（互聯網圖片）
1927年春，彭湃奉調奔赴武漢，投身全國農民運動統籌工作。3月底，他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農協與農民武裝代表聯席會議，共謀農運發展大計。4月，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彭湃當選執行委員、出任全國農協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深耕農運理論與實踐，為全國農民運動培育骨幹力量。同月，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彭湃參會並擔任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他直面黨內問題，大膽發言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憑借堅定的革命立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國共合作徹底破裂。1927年5月，彭湃被中央指定為廣東省委委員，他毅然告別武漢，火速返回廣東東江。彼時粵地革命形勢危急，他迅速牽頭組建廣東工農討逆軍，兼任東路軍指揮，集結海陸豐農軍主力北上，後轉戰湘南汝城，依託山地開展游擊鬥爭，頑強抗擊國民黨新軍閥的反革命圍剿，在亂世中守住了東江革命火種。
大革命全面失敗後，彭湃投身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核心鬥爭。他擔任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委員，在周恩來書記的帶領下參與領導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的第一槍。南昌攻克後，他出任革命委員會農工委員會委員兼農民科科長，專職負責農民運動工作，隨軍南下途中，積極開展革命宣傳、統籌後勤保障，穩固部隊軍心、凝聚群眾力量。8月，八七會議召開，彭湃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中央南方局委員，堅定擁護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的正確方針。
1927年10月，彭湃返回東江主導革命鬥爭，擔任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組織群眾修繕道路、支援起義部隊，妥善安置傷病員、穩定地方秩序。10月30日，海陸豐第三次農民起義大獲全勝，徹底推翻當地反動統治。隨後彭湃從香港重返海陸豐，全面主持紅色政權籌建工作。11月，海豐、陸豐先後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中國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正式誕生。大會上，彭湃發表政治報告，明確紅色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與施政方針，揭開了中國工農建政的嶄新一頁。
建政之後，彭湃全力推進土地革命，牽頭制定中國共產黨首個土地革命法規《沒收土地案》，明確土地沒收與分配准則，正式拉開全國土地革命序幕。在他的推動下，海陸豐農民焚毀數萬張地主田契租簿，短短數月間，海豐縣八成土地、陸豐縣四成土地完成重新分配，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讓廣大農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同時，他擔任東江特委書記、東江革命委員會主席，創建海陸惠紫邊革命根據地，率先將武裝鬥爭、政權建設、土地革命有機結合，踐行工農武裝割據，為中國革命道路探索積累了寶貴實踐經驗。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一）
522_06：湄洲媽祖祖廟西軸線建築群（互聯網圖片）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的「湄洲媽祖祖廟」，作為全球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自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創建以來，歷經千年風霜仍巍然矗立於海天之間。這座被譽為「世界首座媽祖廟」的宗教聖地，不僅是中華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徵，更在2018年成功入選「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儲備遺產點名單，展現其深厚歷史價值與國際文化影響力。
媽祖祖廟的建築發展歷程，正是媽祖信仰由地方神祇演變為跨國界宗教文化的縮影。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泉州衛指揮周坐主持重建，奠定廟宇基礎；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奉旨遣官興建正殿，大幅提升其規模與地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閩浙總督姚啟聖感念媽祖庇佑，擴建祖廟，將朝天閣改為正殿，採重檐歇山頂、三開間抬梁式結構，展現清代官式建築之莊嚴氣度；翌年施琅亦參與重修，進一步強化其宗教與政治意義。
民國時期雖有重修，但「文化大革命」期間廟宇遭嚴重破壞，殿堂損毀，信仰一度中斷。自1980年代起，隨著台灣信眾陸續重返湄洲進香，兩岸同心協力，捐資獻物，推動祖廟全面重建。1987年媽祖千年祭典期間，數千名台胞湧上湄洲參拜，掀起震撼兩岸的「海峽潮」，標誌著媽祖信仰復興與兩岸交流的新里程碑。
1989年5月6日，台灣宜蘭蘇澳南天宮組成20艘漁船、逾200名信眾，從海上直航湄洲，開啟兩岸隔絕後首次海上團體直航進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1997年，湄洲祖廟媽祖金身巡遊台灣102天，走遍百餘縣市，萬人空巷，十里長街迎媽祖，盛況空前，創下媽祖信仰傳播高峰。
同年，祖廟董事會邀請清華大學古建築專家進行整體規劃，以高達14.35米的媽祖石雕像為核心，系統性建設新殿群，包括靈慈殿、天后殿、祈福殿、媽祖文化展覽館、順濟殿、鐘鼓樓、宮門、大牌樓、天后廣場、大戲樓、媽祖故事群雕、碑林、「天下第一印」石刻、祈安洞、摩崖題刻，以及展示歷代帝王對媽祖36次褒封的巨幅屏風等，構成現代媽祖信仰的文化地標。
1998至2002年，由清華大學設計院規劃的南軸線建築群陸續落成，順濟殿、天后殿、祈福殿、靈慈殿依序完成，形成莊嚴宏偉的建築序列。2006年，台灣媽祖聯誼會集結50多家媽祖廟、逾4,300名台胞，與大陸2,700名台胞組成七千餘人特大型進香團，舉行盛大谒祖活動，創下迄今規模最大的兩岸媽祖文化交流盛事。
2013年底，由兩岸工藝大師合力打造的全球最大純金媽祖聖像正式安奉於順濟殿內，高3.23公尺，耗用純金323公斤；搭配宮門內高1.33公尺、重1.6噸的全球最大翡翠媽祖聖像，形成「金玉同輝」奇觀，彰顯媽祖信仰的藝術高度與精神象徵。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522-04豬八戒艱難化齋後方知苦楚（互聯網圖片）
「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這句家喻戶曉的俗語，歷經數百年口口相傳，深刻闡釋了一個樸素真理：未曾親身扛起責任、主事操勞，便永遠無法真切體會生活的艱辛與不易，身份的轉變，才是認知成長的最好契機。
據《通用諺語詞典》釋義，這句諺語包含兩層核心內涵。其一，直白點明居家主事與生活壓力的緊密關聯，柴米油鹽看似尋常，卻是支撐日常生計的根基，每一筆開支、每一份維繫，都暗藏奔波與算計。其二，凸顯身份轉換帶來的認知蛻變，旁觀者始終輕鬆自在，唯有親身入局、承擔重任，才能跳出片面認知，讀懂瑣事背後的壓力與不易，完成對生活、責任的深度認知。
明代經典名著《西遊記》第二十八回寫到「當家才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這並非空洞的說理，而是豬八戒親身經歷後的真情感慨，也是這句智慧俗語最早的文學溯源。
故事緣起於唐僧三打白骨精錯怪悟空，執意將其逐走。取經隊伍少了主心骨，往日裡探路化齋、排憂解難的重任，盡數落到了八戒、沙僧身上。從前有孫悟空主事，一路飲食住行皆無需操心，唐僧所需隨時可得，八戒向來坐享其成，從未體會過奔波操勞的苦楚。可悟空離去後，面對飢餓的師父，八戒只得主動外出化齋覓食。
他奔走十餘里，踏遍荒山野嶺，所見唯有狼虎出沒、荒無人煙，奔波許久終究一無所獲。筋疲力盡之際，八戒幡然醒悟，由衷感慨出傳世名句。昔日他旁觀悟空處事，總覺得一切順遂、輕而易舉，直到自己親身扛起責任，直面生計難題，才深知每一份安穩背後，都是不為人知的奔波與辛勞。
這句真言從《西遊記》問世後，便在明清民間廣泛流傳，歷經數百年口頭演繹不斷迭代演變。民間先後衍生出「當家才知鹽米貴，養子方知父母恩」等多個版本，不少人誤將其歸為《增廣賢文》篇目，實則通行版《增廣賢文》並無此句，實屬民間誤傳。經過長期流傳打磨，原有的肯定句式逐漸被反向改寫，最終形成了如今大眾熟知的「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成為近代最通俗、最流行的表達。
從古至今，這句諺語的內核從未改變，始終警示世人：旁觀不知入局難，安逸不懂操勞苦。年少時，我們衣食無憂、受人庇護，總覺得生活輕鬆簡單，對長輩的節儉與奔波不以為然。直到獨自生活、獨當一面，親手打理柴米油鹽、算計日常開支、應對生活瑣事，才懂得所謂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自己負重前行。父母日復一日的精打細算、省吃儉用，從來不是吝嗇小氣，而是扛起家庭責任後的無奈與擔當。
世事從來如此，責任催生認知，歷練成就成長。「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僅是一句流傳百年的民間俗語，更是一堂終身受用的人生課程。它時刻提醒我們，世間所有安穩皆來之不易，唯有親身經歷、主動擔當，才能讀懂生活的真相，學會感恩、懂得勤儉，在負重前行中沈澱成長、篤定前行。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四
從容閎到孫中山——教會教育孕育近代中國人才
522_05:教會學校在華南逐漸由宗教教育轉向新式教育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教會學校在華南逐漸由宗教教育轉向新式教育，除了引入外語、科學和醫學等新知識，更培養出一批影響中國近代發展的重要人物。他們活躍於教育、醫療、政治、工商及革命等不同領域，成為中國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談及教會教育培養的人才，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容閎。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即今天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與澳門只有一水之隔。少年時期，他進入澳門的馬禮遜學堂接受教育，後來隨校遷往香港繼續學習。由於英文基礎扎實，又獲傳教士賞識，他於1847年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深造，1854年畢業，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美國大學學士學位的留學生。
容閎留學期間，親身體驗西方的教育制度、工業發展和民主思想，更深信中國要富強，必須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人才。回國後，他積極推動教育改革，建議派遣幼童赴美留學。1872年，清政府正式推行幼童留美計劃，先後派出一百二十名學生赴美學習，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外交、工程、鐵路、海軍及教育界的重要人才。容閎雖然沒有直接創辦大學，卻以自己的遠見，為中國近代人才培養開創了新局面。
與容閎同樣畢業於馬禮遜學堂的黃寬，則開創了中國近代醫學的新篇章。他於1847年與容閎一同赴美，其後轉赴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成為中國最早接受完整西方醫學教育的醫生之一。返國後，他在香港及廣州行醫，積極推廣西方醫學，並參與醫學教育工作，對中國近代醫療制度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如果說容閎代表教育改革，黃寬代表近代醫學，那麼孫中山則是教會教育影響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最佳例證。
孫中山出生於廣東香山翠亨村，少年時曾在夏威夷接受教會學校教育，回國後又先後就讀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後來進入香港西醫書院學醫。這幾所學校均與基督教團體有密切關係，不但教授英文及西方科學，更重視獨立思考和社會責任。孫中山在求學期間接觸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也透過西方醫學訓練建立理性思維，這些經歷對他日後投身革命、推翻帝制產生深遠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教會教育對孫中山的影響，不僅在知識層面，更在於培養他放眼世界的胸襟。香港作為當時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之一，令他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及社會發展，逐步形成改革中國的理想。
除了政治和教育人才，教會學校亦培養了不少工商界先驅。唐廷樞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曾於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熟悉英文及西方商業知識，後來投身輪船航運、煤礦、鐵路及近代企業管理，先後參與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重要建設，成為中國民族工業和近代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他的成功，反映教會教育不只是培養傳教士，更培養能夠推動經濟現代化的專業人才。
革命家陳少白同樣曾接受教會教育。他與孫中山相識於香港，後來共同投身革命事業，被譽為興中會早期的重要骨幹之一。他利用報刊宣傳革命思想，推動社會改革，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些人物雖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曾接受教會學校的新式教育。他們掌握外語，了解世界發展趨勢，勇於突破傳統觀念，把學到的新知識應用於教育、醫療、工商及政治等不同領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當然，教會學校並非培養近代人才的唯一途徑，但在晚清新式教育尚未普及之前，它無疑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接觸世界的重要窗口。許多後來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正是透過教會學校首次認識西方科學、醫學和近代思想，繼而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從容閎遠赴美國求學，到黃寬開創西醫事業，再到孫中山投身革命，教會教育培養的不只是幾位傑出人物，更是一代具有國際視野、勇於求新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成長歷程，也印證了近代教育對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