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二）
蔡廷鍇率部加入南昌起義
529-01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中）及軍長蔡廷鍇（右二）（互聯網圖片）
529-02蔡廷鍇的老上司陳銘樞（互聯網圖片）
蔡廷鍇出身廣東貧苦農家，為謀求生路投身舊軍隊，憑借戰場上的果敢勇猛，從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高級將領，在近代軍閥混戰與革命浪潮交織的年代，走過一段曲折複雜的戎馬歷程。他隸屬於粵系軍事集團，原為陳銘樞部下，北伐戰爭時期，第四軍不斷擴編，蔡廷鍇先出任由葉挺獨立團發展而來的第二十四師副師長，後又升任第十師師長，在北伐戰場上積累了聲望與實力。
寧漢分裂之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裂痕急劇擴大，武漢方面開始大肆搜捕、迫害共產黨人，時局動蕩不安。身處漩渦之中的蔡廷鍇，一方面對複雜的派系鬥爭心存戒備，擔憂自己麾下以廣東子弟為主的部隊被吞併改編，另一方面對變幻莫測的政局感到迷茫，看不清前路方向。1927年7月，他所率領的第十師劃歸葉挺指揮，跟隨部隊向九江一帶集結。葉挺與蔡廷鍇同為粵人，對他多方勸說，提議部隊返回廣東休整。這番話語契合蔡廷鍇內心想法，但二者信仰與政治立場並不相同，蔡廷鍇心中已經生出待機而動的念頭。
隨後南昌起義爆發，第十師駐紮南昌城外，部隊不少官兵響應起義號召，蔡廷鍇率部加入起義序列。起義之後，張發奎電令蔡廷鍇捕殺軍中的共產黨員。蔡廷鍇沒有執行殺戮命令，反而拿出盤纏，雇小船護送這批共產黨員安全離開，卻又向張發奎虛報已經將人處決。張發奎信以為真，對外通電宣稱蔡廷鍇已經肅清部隊內的共產黨員，當時的報紙也刊載了這則消息，這也造成後世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史料誤傳蔡廷鍇殺害共產黨人，直到當事人後來出面回憶，這段史實才得以澄清。8月3日起義軍撤離南昌，行軍至進賢，蔡廷鍇將部隊裡的共產黨員分批遣散發放路費，隨即率第十師脫離起義隊伍，轉而投奔老上司陳銘樞。
脫離起義之後，蔡廷鍇的部隊重新編入國民黨陣營。1928年，他奉命開赴海南島，執行對瓊崖紅軍的「圍剿」任務，同時參與當地剿匪行動。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蔡廷鍇率部協助蔣介石作戰，立下戰功。戰後蔣介石將蔡廷鍇、蔣光鼐所部擴編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出任軍長，蔣介石給予部隊巨額獎賞，還給蔡廷鍇頒發二等寶鼎勳章。
中原大戰落幕，第十九路軍又被調往江西，參與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行軍途經贛州，蔡廷鍇專程前往第四軍烈士陵園憑吊，追憶北伐歲月。可當部隊抵達興國，當地百姓紛紛躲避軍隊，與北伐時期軍民融洽的景象判若兩重，眼前的景象令蔡廷鍇內心深感刺痛。1931年，十九路軍相繼投入第二、第三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在高興圩一戰當中，十九路軍與紅軍展開激烈廝殺，雙方損失慘重，蔡廷鍇親自率領手槍營衝鋒，方才擊退紅軍進攻。
縱觀這一時期，蔡廷鍇身處新舊交替的亂世，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輾轉。作為舊式軍人，他重視保全自己的部隊，有著樸素的人情道義，卻又服從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命令，參與內戰。這段複雜的經歷，也為他後來思想轉變，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埋下伏筆。
中國之最（一百）
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二）
529_06: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互聯網圖片）
后母戊鼎不僅以體量稱世，其設計與製作處於商代晚期青銅工藝最高水準，為理解當時手工業組織與技術能力提供了翔實實物。經檢測，鼎耳取樣合金成分為銅百分之八十四點七七、錫百分之十一點六四、鉛百分之二點七九，這一配比兼顧熔液流動性與成品硬度，與後世文獻《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製鼎原則大致吻合，可見當時對合金配比已有成熟認識。
整體採用塊范法（陶范法）鑄造，核心難點在於超大尺度下的均勻冷卻與結構穩定。器身、四足主體一次渾鑄成型，避免分段連接的薄弱環節；四足設計為空心結構，正是為讓厚實足部與相對薄的器壁冷卻速度趨於一致，防止因熱應力差異導致開裂或斷裂——這是商代工匠對金屬凝固規律的實踐性掌握。鼎耳則在器身成型後另行接鑄，既簡化主體鑄型複雜度，也利於細部紋飾精製。據推算，整個流程需設計制模、分塊制范、焙燒組裝、同時熔銅、有序澆注等環節緊密配合，僅熔銅便需大量器具與多人協作，背後是王室手工坊成熟的分工體系與組織調度能力。
裝飾布局同樣體現時代特色。器表以雲雷紋為地，托舉獸面紋、龍紋等主題紋樣，層次分明、氣勢雄渾；鼎耳外側「雙虎食人首」紋樣線條張揚，既是當時精神信仰的視覺表達，也成為後世學者解讀商代宗教觀念的重要圖像材料。這些紋飾不僅美觀，更承載禮制等級與祭祀內涵，是物質與精神文化的雙重載體。
銘文之辯：從「司母戊」到「后母戊」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圍繞首字釋讀的學術討論，持續影響公眾對這件國寶的稱呼長達半個多世紀。一九五〇年代定名階段，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學者將首字隸定為「司」，釋義為「主持、祭祀」，全文理解為「祭祀母親戊之器」，「司母戊鼎」之名由此確立，並進入教科書廣為傳播。
隨著殷墟考古推進，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婦好墓出土大量同時期銅器，學界發現商代甲骨與金文常見字形左右正反互用，「司」與「后」實為同一字形的不同書寫方向，區分不在筆畫順序而在語境含義：當用於指稱尊長、配偶、王后等身份時，應釋作「后」，有「君長、尊長、偉大」之意。由此重新解讀，「后母戊」即「偉大的母親戊」，更符合商代對王室女性的尊稱習慣；結合商王世系與祭祀制度，多數意見傾向認為「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作器者為其子輩商王（祖庚或祖甲），用以祭祀先妣。
歷經數十年資料累積與反覆研討，「后母戊」釋讀逐漸成為主流學術觀點。二〇一一年三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開放，正式以「后母戊」作為官方名稱陳列說明，引發公眾關注與討論。更名不僅是文字學術問題，也涉及公共認知與歷史敘事傳承——直至今日，「司母戊」因長期使用仍有廣泛影響，學界也仍有不同見解並存，這正是學術求真的常態。二〇〇二年，該鼎以「司母戊銅鼎」之名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從制度層面為其永久安全留存提供保障。
后母戊鼎從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王室祭器，到近代戰火中鄉民捨身保護的國之瑰寶，再到學術爭鳴中不斷被重新認識的文明坐標，其命運脈絡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它不僅是目前所見體量最巨碩的古代青銅禮器，更是實物檔案——銘文承載商代宗法禮制與親屬稱謂，工藝記錄早期東亞金屬鑄造技術的高度，流轉經歷銘刻近現代文物保護事業的足跡。
今天，后母戊鼎穩定陳列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在恆溫恆濕與嚴格防護下接受後人瞻仰。它不再僅僅是一件青銅重器，而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紐帶：每一次凝視，都是與久遠文明的對話；每一次講述，都是對守護與傳承的提醒。這份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厚重，將繼續啟迪後人，在傳承中認清來路，在探索中走向未來。
不費吹灰之力
529-03孫悟空挫敗車遲國三國師畫作（互聯網圖片）
漢語裡有一個成語叫「不費吹灰之力」，用來形容事情做起來十分容易，幾乎不需要花費半點力氣。這個成語家喻戶曉，它的語言雛形來自明代名著《西遊記》，完整定型卻出現在清代小說之中，跨越數百年，伴著古典文學流傳至今。
在《西遊記》第四十四回，唐僧師徒西行來到車遲國。二十年前，這裡遭遇特大旱災，田地乾裂，莊稼顆粒無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就在舉國危難之際，虎力、鹿力、羊力三位道士來到這裡，施展法術求得大雨，拯救了全城百姓。國王感念三位道士的恩德，便封他們為國師。自此車遲國尊崇道教，打壓佛門，國內許多和尚被戴上枷鎖，淪為苦役，在烈日之下搬運磚瓦，修建道觀，受盡磨難。
孫悟空路過此地，看見一眾和尚飽受欺凌，心中十分不忍，打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打探清楚。他搖身一變，化作一名年輕道士，上前和負責監工的兩個小道童攀談。這兩個小道童是三位國師的心腹徒弟，平日裡仗著師父權勢，十分傲慢，不停誇耀師父神通廣大，吹噓他們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種種法術翻掌之間就能夠實現。
悟空順著他們的話說道，自己也是修道之人，希望能夠拜見三位仙長，想請二人代為引薦。其中一個小道童聽完哈哈大笑，滿臉自信地對悟空說：「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又好道愛賢，只要聽見說個『道』字，就會親自到大門口迎接。若是我們兩個引薦你，乃吹灰之力。」
小道童口中的「吹灰之力」，意思就是這件事對他們而言，就像輕輕吹走桌上灰塵一樣簡單。吹走灰塵，只需要極其微弱的氣息，幾乎不用耗費力氣，小道童自恃深受師父信任，認為引薦同道拜見師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隨手就能辦成的小事。這便是「吹灰之力」最早的文字出處，不過《西遊記》原文當中，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不費吹灰之力」這個成語。
摸清車遲國的內情之後，孫悟空出手解救受苦的和尚，夜裡又帶著豬八戒、沙僧潛入三清觀，假扮三清塑像戲弄三位國師，之後便上演了家喻戶曉的鬥法大戲。求雨、坐禪、砍頭、下油鍋，孫悟空憑借過人本領，一一挫敗三位國師，破除妖道蒙蔽，還車遲國一份公道。
「吹灰之力」在明代只是短語，到清代，文人在此基礎上加工，才形成完整成語「不費吹灰之力」。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第四十五回寫有：「依小道愚意，等他到了遼東，有了收管，去擺布他，真不費吹灰之力。」之後劉鶚《老殘遊記》、《文明小史》等作品，也多次引用這一成語，用它表現行事輕而易舉的狀態，這個成語就此固定下來，被後世廣泛使用。
小小的一縷灰塵，一吹便四散飄走，古人借這個生活裡常見的畫面，巧妙地描摹出毫不費力的狀態。「不費吹灰之力」從《西遊記》一段生動故事起步，再經清代小說打磨定型，既有文學故事的趣味，又精准傳遞詞義。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會用它形容一件事輕而易舉就能完成，讓千百年前的文字智慧，繼續活躍在日常語言之中。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五
「遷海令」令澳門華人幾乎走光
529-05：1839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社區（互聯網圖片）
如果說明清易代令澳門迎來了一批避亂而來的中國人，那麼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卻讓這些人不得不再次離開。1661年，清政府為了切斷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等抗清勢力的聯繫，下令沿海居民內遷，禁止民眾在指定的沿海地帶居住和活動。這場後來被稱為「遷海」的政策，也直接改變了澳門的人口結構。
對當時的澳門而言，這是一場非常突然的變化。此前數十年間，大量中國居民已經在澳門生活，從商人、工匠到船民和普通店戶，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中國社會。然而，澳門雖然有葡萄牙人居住，卻並不代表當地中國居民可以置身於清朝的沿海政策之外。澳門仍然位於廣東沿海，人口、船隻和貨物流動，都受到清政府的關注。
遷海政策實施後，澳門的中國居民受到嚴格限制，不少人被迫離開原來的居所，遷往內地較遠的地方。對普通居民而言，這並不只是一次人口搬遷，而意味着原本建立起來的生活網絡被突然打斷。商舖失去顧客，工匠失去工作，船民失去原有的活動空間，許多家庭也不得不重新尋找可以生活的地方。
這段歷史反而說明了一件事情：澳門的命運始終與中國沿海政策緊密相連。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擁有自己的城市和貿易網絡，但中國居民能否進入、居住和經商，仍然受到清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澳門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中國行政秩序的「外國城市」。
1661年至1684年間，海禁政策持續影響澳門。原本數量龐大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澳門的城市生活也因此受到衝擊。這與此前17世紀初人口達到約一萬人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短短數十年間，澳門的中國社會竟然可以因為一項沿海政策而幾乎消失。
這場人口變化最後並沒有成為澳門歷史的終點。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原本離開澳門的中國居民也開始重新返回。這一次人口回流，將再次改變澳門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