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三）
矢志抗日成民族英雄
530-01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在前線視察（互聯網圖片）
530-02在前線慰問第十九路軍將士的宋慶齡(右四)與蔡廷鍇(右五) （互聯網圖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山河淪陷、國土蒙塵，聽聞噩耗的蔡廷鍇悲憤不已，當即率領第十九路軍三萬余名官兵在贛州莊嚴宣誓，明確反對內戰、主張團結抗日，扛起抵御外敵的重任。同年11月，十九路軍奉命調防京滬沿線承擔警衛任務。年底，心系東北抗日戰局的蔡廷鍇，召集全軍旅長以上幹部秘密商議，計劃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線北上，馳援堅守東北抗日的馬佔山、丁超、李杜部。彼時，日本蓄意擴大侵華野心，派遣三十餘艘軍艦、數千名陸戰隊士兵登陸上海，頻頻製造事端，致使淞滬局勢急劇緊張。為守護江南門戶，蔡廷鍇只得暫緩北上計劃，留在上海日夜整軍、加緊備戰。
1932年1月下旬，日軍蠻橫要求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後撤15公里，國民黨當局意欲妥協，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向蔡廷鍇轉達退讓指令。蔡廷鍇斷然拒絕，鄭重申明上海是中國固有領土，十九路軍肩負守土之責，堅決不會退讓，若日軍敢貿然來犯，必將全力迎擊。1月28日深夜，日軍悍然發動進攻，製造一·二八事變。次日，蔡廷鍇聯合蔣光鼐、戴戟聯名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立下「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衛國抗戰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的錚錚誓言，同時賦詩明志，盡顯誓死驅寇的決心。
此戰之中，蔡廷鍇麾下的十九路軍僅有三萬兵力，後續張治中率領第五軍馳援，兩軍合計不過四萬余人，且僅配備輕武器。而日軍持續增兵，最終兵力達七八萬之眾，輔以大炮、坦克、飛機、戰艦等精良裝備。敵我實力懸殊之下，蔡廷鍇毫無懼色，率領將士浴血奮戰三十餘天，粉碎了日軍「四小時佔領上海」的狂妄計劃，迫使日軍四度更換主帥、屢次增兵支援，死傷萬余人仍未能攻佔上海。此戰過後，蔡廷鍇深得全國民眾、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的愛戴，被譽為一代名將、抗日民族英雄，戰後獲授青天白日勳章。
1932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圍剿」紅軍。任職期間，蔡廷鍇親眼目睹內戰消耗國力、不利於抗日大局，加之部隊屢遭挫敗，深感內戰無益家國，遂多次主動聯絡中共，最終與紅軍達成停戰協定。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聯合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等人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他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率軍抵御國民黨嫡系部隊合圍，與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初步協定，極大震動了當時的國內局勢。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蔡廷鍇遠赴海外遊歷，沿途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理念，控訴日軍侵華罪行，抨擊當局不抵抗政策，收穫海外各界廣泛支持。
1935年4月，蔡廷鍇返回香港，牽頭組建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倡導全國各黨各派摒棄分歧、團結抗日，還集資擴充《大眾報》，廣泛傳播抗日主張。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他不計個人得失，支援桂系抗日，重建十九路軍，後為堅守抗日初心，坦然解除兵權返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南洋遊歷的蔡廷鍇聞訊即刻歸國投身抗戰。此後數年，他歷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粵桂邊區總司令等職，帶隊參與崑崙關戰役等重要戰事。1939年，蔡廷鍇與羅西歐成婚。後期他遭蔣介石剝奪兵權，1940年後回歸故里，堅守抗日宣傳與後方救國工作，始終以赤誠之心堅守報國初心，直至抗戰勝利。
中國之最101
銅浮雕《清明上河圖》列健力士世界紀錄
530_06 : 全長31.75米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新華網圖片）
530_07 : 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新華網圖片）
當國家級非遺雲南斑銅技藝，遇上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一場跨越千年的文化對話就此成就全新的世界之最。2026年7月10日，雲南經濟管理學院聯合當地工藝企業共同打造的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正式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成為「最長的斑銅浮雕」，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寫下動人篇章。
這件曠世之作以北宋張擇端經典畫卷為藍本，嚴格按照1:6比例立體復刻，全長31.75米，耗費銅材超過5噸。68名工藝師攜手奮鬥166個日夜，更有15位非遺傳承人與30餘位專家駐校指導，學校師生也全程參與設計、打磨等環節，將產教融合的理念融入每一道工序，讓匠心在傳遞中生生不息。
製作全程採用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雲南斑銅技藝。技師們通過多次熔煉、燒斑、拋光，在銅面煉就金黃與紅褐交織的天然晶紋，色澤層次渾然天成，每件作品獨一無二。設計上則結合深淺浮雕相結合的手法，讓平面畫面躍然金屬之上，光影流轉間層次盡顯。
畫面完整再現原作三大段落，細節飽滿、氣韻生動。卷首郊野疏朗，林木蔥蘢、田舍儼然，行旅隊伍絡繹於途，駝隊漸行漸遠，鋪陳出清明時節生機萌發的鄉野景致。中段汴河為核心，虹橋橫跨水面，一船穿橋的緊張瞬間定格如生；橋上肩販往來、遊人熙攘，兩岸旗幌招展、店鋪林立，市井繁華觸手可及。後段城門聳立，街市縱深延展，官署、民居、店鋪錯落相連，各行各業往來不絕，直至卷尾趙太丞家藥鋪，完整勾勒出汴京盛況。全作共展現上千人物、數十艘舟車、上百座建築，神態各異、細節畢現。
這件作品不僅是對經典名畫的創新演繹，更是對斑銅技藝的傳承與突破。它讓千年古畫以金屬質感重現光彩，也讓古老非遺走進校園、融入當代，既為文化傳承開闢新路，也讓師生在實踐中領略傳統文化魅力。斑銅鑄就的不僅是盛景再現，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古韻新輝，薪火相傳。
成敗在此一舉
530-03苻堅雕塑（互聯網圖片）
530-04王猛畫像（互聯圖片）
「成敗在此一舉」寓意重大關頭的一次行動，便足以決定整件事情的結局。這句話源自史書《晉書·苻堅載記上》中的「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原本是戰場上的決斷之語，歷經歲月流轉，走進清代文學作品《兒女英雄傳》，逐步演變為今天廣為流傳的表達，時常被用來形容人生、事業里不容有失的關鍵時刻。這句從戰火中走來的古語，既記錄著古代戰爭的風雲，也映照出當代人的現實困境，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公元370年，北方局勢動蕩，前秦在苻堅、王猛的治理之下國力蒸蒸日上，而曾經強盛的前燕，朝堂腐敗腐朽，危機四伏。前燕名將慕容垂被逼投奔前秦，苻堅抓住機會，任命王猛率領六萬大軍東徵前燕。前燕慌忙派出慕容評統領三十萬大軍，在潞川布防阻攔秦軍。燕軍兵力數倍於對手，主帥慕容評卻貪婪怯懦，不思禦敵，反而封鎖山林泉水，向士兵售賣柴水斂財。金銀堆滿營帳，前線將士卻滿心怨憤，軍隊鬥志早已消磨殆盡。
王猛抓住敵軍軍心渙散的弱點，派出輕騎偷襲，燒毀燕軍糧草輜重。燕主慕容暐震怒，逼迫慕容評出戰。決戰前夜，軍中再起波瀾，大將徐成偵察逾期歸來，王猛準備按軍法處斬，鄧羌為好友求情不成，竟領兵揚言嘩變。大敵壓境，王猛權衡利弊，以大局為重赦免徐成。待到兩軍對陣，面對漫山遍野的燕軍，王猛對鄧羌鄭重說出那句千古名言：「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這一戰的勝負，關乎兩國存亡。鄧羌借機提出官職訴求，幾經波折，才披甲上陣。他痛飲烈酒，手持長矛，帶領將士在敵陣四進四出，奮勇衝殺。秦軍受猛將鼓舞，全線出擊，本就離心離德的燕軍迅速潰敗。半日之間，數萬燕軍折損，秦軍乘勝追擊，殲滅與收降十萬敵軍。潞川決戰大敗前燕主力，此後秦軍攻破鄴城，前燕覆滅，前秦基本統一北方。王猛臨陣的一句感慨，隨這場大戰載入史冊，慢慢化為後世口中的「成敗在此一舉」。
回望歷史，這句話誕生於金戈鐵馬的戰場，用來警醒世人正視關鍵抉擇；可放到現實生活中，過度信奉「成敗在此一舉」，反而容易催生極端的心態。中高考來臨之際，不少家長將其視作「禁語」。這句話如同無形的緊箍咒，會給考生施加巨大的心理負擔，催生緊張、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反而干擾正常發揮。在貧困大學生擇業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部分學生被這種思維裹挾，把一次求職當作人生定局，認為找不到理想工作，便辜負多年寒窗苦讀，將人生全部希望押在單次選擇之上。
人生漫漫，真正的成敗很少由單一事件徹底敲定。古代戰場上，一次決戰能夠改寫王朝命運，但普通人的生活，卻不存在僅此一次的機會。「成敗在此一舉」提醒我們要重視關鍵節點，全力以赴把握機遇，卻不代表一次失利便是全盤皆輸。我們可以重視抉擇，但不必把所有人生重量，全部壓在某一回考試、某一場求職之上。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六
海禁解除後華人再回到澳門
530-05：1842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情況（互聯網圖片）
1661年開始的遷海政策，令澳門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原本已經生活在這裡數十年的商人、工匠、船民和普通居民，不少被迫離開，澳門的中國社會因此受到嚴重打擊。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一直維持下去。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離開澳門的中國人也開始重新回來。短短數十年間，澳門又一次出現明顯的人口變化。
為甚麼這些人要回來？答案其實很直接——澳門仍然是一個有生意可做的地方。
海禁實施之前，澳門已經建立起相當成熟的貿易網絡。葡萄牙商人利用這裡往來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中國商人則參與貨物供應、航運、轉運和各種商業活動。遷海令雖然可以把人口暫時趕走，卻沒有把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貿易條件一起消除。當清政府重新放寬海上活動，澳門原本的優勢便再次出現。
對離開澳門多年的中國人而言，這裡也並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人原本就在澳門經商，有人的親屬仍然與這裡保持聯繫，也有人熟悉當地的港口、航路和商業網絡。海禁解除後，他們重新回到澳門，並不是重新開闢一座城市，而是回到一個早已存在的生活和生意網絡。
更重要的是，回來的並不只是商人。隨着城市重新活躍，澳門需要的工匠、店戶、船民、販夫以及各種服務人口也逐漸增加。中國人口的回流，使澳門原本被遷海政策打斷的社會結構重新建立起來。城市不只是恢復了人口，更逐漸恢復了日常生活。
這次人口回流，也讓澳門在18世紀出現另一個重要變化。中國人重新成為澳門社會中數量龐大的居民，而且隨着貿易發展，人口持續增加。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澳門的中國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此時的澳門，已經不能只從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據點來理解，而必須同時看成一個擁有龐大中國居民社會的城市。
所以，1684年的開海，不只是清政府取消一項沿海禁令那麼簡單。對澳門而言，它意味着一度被打斷的中國人口和社會網絡重新接上，也為後來18世紀澳門人口迅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而當中國人重新回到澳門之後，到了18世紀，據資料顯示，當時澳門可能已經有三萬名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