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伍秉鑒（二）
從茶香中走出的世界首富
497-01：伍秉鑒畫像（互聯網圖片）
497-02：伍秉鑒在武夷山擁有大片茶山（資料圖片）
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後，嚴格要求茶葉品質，主打精緻高價路線，逐漸樹立了品牌形象，「怡和行」的商標成為茶葉品質的保證。後來相繼與東印度公司、鉑金斯洋行合作，成功在十三行站穩腳跟，甚至成為當時的世界首富。
伍秉鑒出身於福建泉州的一個茶商世家，家族世代在閩南的丘陵地帶種植茶葉，並在武夷山擁有大片茶山。這份與生俱來的茶葉情緣，為他日後在廣州十三行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伍秉鑒的主打精緻高價路線策略迅速見效，怡和行的商標逐漸成為茶葉品質的保證，贏得了國內外客戶的廣泛認可。當時，廣州口岸的貿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這家公司在全球貿易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伍秉鑒的怡和行卻在東印度公司的交易中佔據了重要份額。以1830年為例，怡和行賣出的茶葉高達50,800箱，佔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購買茶葉總量的18.6%，價值高達1,274,000兩白銀。這一數據不僅彰顯了怡和行在茶葉貿易中的領先地位，也反映了伍秉鑒在商業談判中的卓越能力。
除了與東印度公司的緊密合作，伍秉鑒還積極拓展其他國際市場。他與美國在廣州的最大商號鉑金斯洋行建立了合作關係，使得該洋行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份額大幅提升，一躍成為當時對華貿易的四大洋行之一。這種跨國界的商業合作，不僅為怡和行帶來了更多的商機，也進一步提升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
伍秉鑒的商業眼光不僅局限於茶葉貿易。他還積極投身於金融和鐵路建設等領域，展現出了非凡的商業魄力。美國鐵路大王約翰·默里·福布斯早年作為小學徒來到中國，以販賣中國茶葉為生。在認伍秉鑒為義父後，他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伍秉鑒不僅幫助約翰創立了旗昌洋行，還在他回美國時贈予五十萬元墨西哥銀元作為啓動資金。約翰利用這筆資金在美國投身鐵路建設，最終成為橫跨北美大陸和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而伍秉鑒則通過旗昌洋行參與投資了密歇根中央鐵路和柏林敦和密蘇里河鐵路等項目，進一步拓展了他的商業版圖。
伍秉鑒的商業成功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中外貿易格局。他的怡和行生產的茶葉通過旗昌洋行運往世界各地，在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美國紐約和費城等城市均十分暢銷。帶有伍怡和圖示的茶葉更是能夠賣出高價，成為了品質與信譽的象徵。
據估計，伍秉鑒的財產高達2,600萬墨西哥銀元，這一數字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美國歷史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曾評價說：「到1834年，伍浩官不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除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就，伍秉鑒還以其奢華的生活方式著稱。他在珠江南岸溪峽街建造的伍氏花園規模宏大、景色宜人，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中庭可擺筵席數十桌，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更有水路直通珠江河，盡顯主人的尊貴與奢華。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二十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這樣描述伍秉鑒的財富：「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而伍秉鑒自己在1834年的一次財產估計中顯示，他的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總計約2,600萬墨西哥銀元，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的資產。
中國之最（八十六）
最高無電梯住宅樓——重慶「白象居」
497_06：樓高24層無電梯的「白象居」（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眾多高樓林立的城市中，重慶無疑是獨具一格的一座。這座城市以山城聞名，地勢起伏、道路蜿蜒，形成了獨特的「8D地形」。而在這樣一個地貌複雜的城市裡，有一座建築物異常特別——它沒有電梯，卻高達24層；它並非現代都市的標誌性建築，卻成為了網紅熱點與城市奇觀。這就是位於重慶市渝北區的「白象居」。
「白象居」建於1992年，由重慶市房地產開發公司興建，原本只是一處普通的住宅樓群。然而，由於當時建設資金有限，加上當地特殊的地理條件，這些建築在設計時並未考慮安裝電梯。因此，這六棟高達24層的住宅樓，成為了中國少見的「無電梯住宅樓」。
這些建築並非簡單的樓房堆疊，而是採用了獨特的設計方式。每棟樓之間通過「空中走廊」連接，形成了一個錯落有致的結構。這種設計不僅節省了空間，也讓居民可以在不同樓層間自由移動。此外，為了方便出入，每棟樓都設有三個不同樓層的出口，直接連接到外部街道，使得居民即使不使用電梯也能順利上下樓。
重慶「8D地形」的體現
重慶作為一座典型的山城，地形複雜，高低差異極大。而「白象居」正是這座城市地形特性的最佳體現之一。這些建築依山而建，與周圍環境緊密結合，展現出一種與自然共存的建築智慧。
從遠處望去，「白象居」宛如一座垂直的社區，層層疊疊，彷彿一座懸浮在空中的城市。而居民們則像穿梭在迷宮中的探險者，每天都要走過長長的樓梯，穿越不同的樓層與走廊，才能到達目的地。這種生活模式雖然看似不便，卻也塑造了獨特的生活氛圍，讓居民對這座建築產生了深厚的情感。
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白象居」逐漸從一個普通住宅區，轉變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旅遊景點。許多網友紛紛前來拍攝，將其稱為「中國最高的無電梯住宅樓」，並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這座建築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其獨特的設計與歷史背景外，還因為它完美地反映了重慶的「8D地形」。人們在這裡可以看到樓宇如何依山而建，如何與周圍環境融合，甚至可以親身體驗走在這些樓梯與走廊上的感覺。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座建築，更是一種城市文化的象徵。
居民的生活與文化
在「白象居」居住的人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環境。他們每天爬樓梯上下，與鄰居互動頻繁，彼此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種生活方式雖然與現代都市的便利性有所衝突，但也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社區文化。
一些居民表示，雖然爬樓梯很辛苦，但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更有體力，也更能感受到與他人之間的連結。而且，這些建築本身也帶給他們一種自豪感，他們認為這座樓是重慶的代表之一，是城市歷史的一部分。
隨著城市發展，「白象居」面臨著被拆除或改建的風險。不過，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許多市民和專家呼籲政府加以保護，使其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教育意義的場地。
目前，已有部分機構開始研究這座建築的歷史與建築特色，並嘗試將其納入城市文化遺產的範疇。未來，「白象居」不僅僅是重慶的一個奇觀，更可能成為一個展示中國城市發展歷程的重要標誌。
步步生蓮花
497-03潘妃畫像
497-04釋迦牟尼佛步步生蓮
「步步生蓮花」，這一源自南北朝時期的美麗典故，不僅融合了歷史與佛教文化的精髓，更成為後世形容女子步履輕盈、姿態優美的經典意象。其背後，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典故的起源，可追溯至佛教傳說。傳說釋迦牟尼佛，剛出生時立刻在地上走了七步，步步生蓮。除此之外，相傳鹿女每行走一步，腳下便會綻放出絢麗的蓮花，這一超凡脫俗的景象，被梵像國王所見後，鹿女被納為二夫人。她所生的千葉蓮花，每葉之上都托著一子，這些子女後來成為了賢劫千佛，象徵著純潔與神聖。
在佛教造像中，佛菩薩的足下常設有蓮台、蓮座，正是蓮花這一象徵意義的體現，代表著超脫塵世、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步步生蓮花」一詞，逐漸從宗教領域滲透至文學藝術之中，成為描述女子優雅步態的代名詞。明代《初刻拍案驚奇》中，便有「富翁在後面看去，真是步步生蓮花」的描繪，生動展現了女子行走時的輕盈與美妙。這一意象的廣泛應用，不僅豐富了文學作品的表達手法，也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美的獨特審美追求。
然而，「步步生蓮花」的典故，在歷史上還有一段更為具體且引人深思的故事，那便是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與寵妃潘玉兒之間的傳奇。據《南史·齊東昏侯紀》記載，
潘妃，本姓俞，名尼子（後改名潘玉兒），出身市井，父親俞寶慶是小商販。曾在大司馬王敬則府中當樂伎。 公元 498 年，蕭寶卷通過弄臣梅蟲兒廣選美女，俞尼子憑美貌入宮，被賜名潘玉兒。
蕭寶卷對潘妃的小腳（狀如春筍）迷戀不已。公元 501 年，宮中大火後，蕭寶卷為潘妃另建神仙、永壽、玉壽三座宮殿，窮奢極欲，飾以金壁。蕭寶卷命工匠鑿金為蓮花貼地，讓潘妃行走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此為「金蓮」及「步步生蓮」典故的由來。
為解潘妃思鄉之情，蕭寶卷在宮中仿建集市，讓潘妃扮市令，自己則扮商販或隨從，有民謠「閱武堂，種楊柳，皇上賣肉，潘妃賣酒」。 蕭寶卷對潘妃極度縱容，甘受其杖責（命人用空心的荻桿），生活上極盡討好。
為滿足潘妃開銷，蕭寶卷橫徵暴斂，致朝野怨聲載道。公元 501 年，蕭衍攻入金陵，蕭寶卷被宦官所殺，後被貶為東昏侯。蕭衍欲納潘妃為妾，被將領王茂以「亡齊者此物」勸阻，遂將潘妃賜給軍官田安。潘妃不願受辱，稱「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隨後自縊身亡。
「步步生蓮花」這一典故，不僅承載著佛教文化的深邃意蘊，也映射出歷史的風雲變幻與人性的複雜多面。它既是美的象徵，也是警示後人的歷史鏡鑒。在欣賞這一典故所蘊含的美學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應深刻反思歷史，汲取教訓，以更加理性與審慎的態度面對生活與人生。
直升機航空在港澳開闢空中通道
497_05：空中快線直升機服務（Sky Shuttle官方網站圖片）
若說直升機航線是港澳交通史上的一段黃金時刻，那麼其後的發展，則更清楚地揭示了這種模式的現實邊界。隨着航空技術、安全標準與旅客期望不斷提升，直升機服務亦必須隨之轉型。
2008年前後，亞太航空及其合作夥伴以「空中快線直升機有限公司」（Sky Shuttle）為品牌，對直升機服務進行市場重塑，並引進AgustaWestland AW139型直升機，取代早期使用的貝爾系列機型。新機型在安全性、航程與乘坐舒適度方面均有所提升，每架可搭載約十二名乘客，成為港澳短途空中運輸的主力。
這次升級，象徵着直升機服務由早期探索階段，邁向較成熟的商業營運。然而，2010年一宗涉及AW139直升機於香港水域緊急迫降的事故，雖未造成傷亡，卻再次提醒公眾，直升機航空對安全管理與環境條件的高度依賴。
與固定翼航空相比，直升機營運面臨多重限制。首先是氣象因素，濃霧、大風與強降雨均可能導致航班取消；其次是成本結構，直升機載客量有限，維修與營運成本高企，使票價難以親民；再者是規模限制，航線與班次難以無限擴展。
這些因素，注定直升機航空只能作為補充，而非主流。
隨着澳門國際機場運作成熟、區域航空網絡逐步完善，加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陸路交通選項大幅增加，直升機服務所承載的「時間優勢」逐漸被削弱。對多數旅客而言，成本與穩定性開始比極致速度更為重要。
疫情的出現，更進一步壓縮了直升機航空的生存空間。跨境流動驟減，高端商務與旅遊需求幾近停頓，直升機服務亦不得不縮減甚至暫停。即使隨着旅遊復甦，市場環境已難以回到過去。
然而，若僅以「興衰」二字評價亞太航空，未免過於簡化。直升機航空在澳門的歷史價值，並不取決於其規模或盈利能力，而在於它曾真實回應一座城市的需要。在特定時代條件下，它為港澳之間提供了一條高效率、低延誤的空中選項。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亞太航空與「空中快線」的經驗，揭示了小型城市在航空發展上的共同課題——當市場有限、空間受限，航空的角色往往不是擴張，而是精準補位。
這條直升機航線或許不再是未來的主角，但它留下的航跡，仍然清晰地標示出澳門航空發展曾經走過的另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