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完）
陳炯明兵敗後晚年生活拮据
465-01陳炯明舊照（互聯網圖片）
465-02陳炯明之墓（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陳炯明與孫中山因理念不合而關係破裂。1923年1月4日，中國南方政壇風雲突變，孫中山先生毅然通電全國，宣佈討伐陳炯明，一場關乎國家命運與政治格局的較量就此拉開帷幕。這一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走向，也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孫中山先生深知陳炯明的叛變對革命事業構成了嚴重威脅。為穩固革命根基，他積極運作，收買了滇軍楊希閔部與桂軍劉震寰部，這兩支部隊在當時的軍事格局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與此同時，恪守革命理念的許崇智所率領的粵軍也堅定地站在了孫中山先生一邊。於是，東西兩路「討賊軍」迅速組建完成，以雷霆之勢對陳炯明展開了全面圍剿。
在這場激烈的交鋒中，1月15日，陳炯明宣佈下野，次日便撤出廣州，退守至惠州東江地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局勢的平息。2月21日，孫中山先生重回廣州，試圖穩定局勢、重振革命事業。但陳炯明雖已退守，卻並未放棄反抗的念頭。從5月28日至10月27日，孫軍對惠州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圍攻，粵軍則頑強死守。令人意外的是，陳炯明在這場戰鬥中並未親自參與，而是試圖在幕後操控局勢。10月，粵軍發動反攻，一度打入廣州近郊，但廣州城卻如同一座堅固的堡壘，始終無法被攻破，雙方陷入了僵持狀態。
1924年，廣州商團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成為了局勢變化的轉折點。廣東商界因對孫中山先生的一些政策不滿，逐漸轉向支持粵軍。陳炯明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機會，趁孫中山先生北上北京參與南北議和之際，於12月27日在汕頭宣佈就任救粵軍總司令，並發布總動員令，妄圖一舉消滅擁護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他集結了在廣東的舊部以及滯留廣東的反孫中山外省軍事勢力派部隊，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救粵軍，其部隊構成複雜，涵蓋了各路總指揮葉舉，以及第一軍軍長林虎、第二軍軍長劉志陸等多位將領。
陳炯明在粵東一帶的勢力迅速崛起，對國民政府構成了巨大威脅，猶如芒刺在背。1925年2月，國民政府迅速組織起以楊希閔為總司令的「東徵聯軍」，與陳炯明指揮的救粵軍展開了一場決定命運的決戰。在第一次東徵中，由建國粵軍與黃埔軍校師生合組的黃埔軍校教導團表現出色，成功擊潰了陳炯明麾下戰力最強的林虎部隊。這一勝利極大地打擊了救粵軍的士氣，使得與救粵軍結盟的地方實力派對作戰前景產生了消極態度。儘管孫中山先生的猝然病逝一度讓陳炯明獲得了喘息之機，並得到陳廉伯的援助恢復了一定部隊戰力，但在第二次東徵時，救粵軍再次遭遇慘敗。兩次東徵戰役過後，救粵軍戰力幾乎被全數殲滅，殘部也被福建軍閥繳械，陳炯明徹底失去了對抗國民政府的能力。至此，陳炯明兵敗並通電下野，無奈逃亡香港，從此隱居餘生。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組為中國致公黨，陳炯明被推舉為總理。然而，他晚年的生活卻十分拮據，有時甚至三餐不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送他八萬元支票，他毅然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展現出了高尚的民族氣節。1933年，陳炯明在香港病逝，因家中無錢下葬，靈柩只能停放在家中的一張行軍床上，連棺材也是母親備用的棺木，最終存放於香港東華義莊。後來，他的舊部發起募捐活動，社會各界紛紛捐資，其中包括汪精衛、陳濟棠、蔣中正等人。1934年4月3日，陳炯明終葬於惠州西湖旁紫薇山。
陳炯明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而致公黨繼承了他的遺志，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來又聯共反國民政府，直至今天都是中共的參政黨之一，繼續在時代的舞台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465-03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465-04漢武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出自唐代詩人杜甫《佳人》的千古名句，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中難以掩飾的喜新厭舊與世態炎涼。它不僅僅是對婚姻中負心漢的控訴，更是對社會冷漠與不公的深刻揭示。
杜甫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位被丈夫遺棄的佳人形象，通過她與新歡的鮮明對比，展現了人性中的薄情與無情。佳人曾是丈夫眼中的珍寶，然而歲月流轉，新人入室，她便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只能獨自垂淚，無人問津。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失落，更是社會道德淪喪的縮影。
將這一詩句置於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悲劇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漢武帝劉徹與陳阿嬌、衛子夫的故事，便是這一主題的生動演繹。劉徹幼年時，曾許下「金屋藏嬌」的諾言，將陳阿嬌視為掌上明珠。然而，當阿嬌因無子而被冷落，衛子夫成為新寵時，曾經的誓言便成了泡影。阿嬌不甘心失去丈夫的愛，試圖通過巫蠱之術輓回局面，卻反而讓自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最終被廢黜於長門宮，孤獨終老。
衛子夫，這位曾經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女子，也未能逃脫被遺棄的命運。隨著年華老去，她的美貌不再，新的年輕貌美的女子不斷湧入後宮，如王夫人、李夫人等，迅速吸引了漢武帝的目光。衛子夫在孤獨與無助中，見證了丈夫對新人寵愛的同時，也嘗盡了被遺忘的苦澀。最終，在巫蠱之禍的漩渦中，她無力自保，含恨自盡，結束了自己悲慘的一生。
這兩個故事，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沈浮，更是對人性中喜新厭舊、薄情寡義的深刻批判。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權勢滔天的帝王，還是平凡無奇的百姓，在面對新歡舊愛時，都難以逃脫人性的弱點。新歡的笑容總是那麼燦爛，而舊人的哭泣卻往往被忽視，這種鮮明的對比，讓人不禁感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然而，在這些悲劇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被遺棄者堅守道德、自立自強的精神光芒。陳阿嬌在長門宮中，或許也曾有過絕望與掙扎，但她最終選擇了面對現實，以淚洗面卻未曾放棄自我。衛子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無力辯駁，但她的堅韌與不屈，同樣值得我們敬佩。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詩不僅是對歷史悲劇的回顧，更是對人性弱點的警醒。它提醒我們，在追求新歡的同時，不應忘記舊人的付出與犧牲；在享受新歡帶來的喜悅時，也應給予舊人應有的尊重與關懷。
中國之最（七十）
古樹最多的省份—擁有100萬株古樹的雲南省（一）
465_06：昆明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新華網圖片）
465_07：黄帝手植柏（互聯網圖片）
根據中國最新全國古樹名木資源普查（涵蓋範圍有特定排除區域），全國共有樹齡逾百年的古樹名木508.19萬株。其中，500年以上的滄桑巨木達6.82萬株，而見證了十個世紀以上風雲變幻的千年古樹則有10,745株。屹立超過五千載歲月的「活化石」更為珍稀，全中國僅存5株，每一株都是無可替代的「國寶」。
在這份綠色國寶的清單上，雲南省以壓倒性的數量優勢拔得頭籌，坐擁超過100萬株古樹名木，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古樹資源第一大省。其省會昆明市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早春時節，園中樹齡1,300多歲的「唐梅」與520多歲的「明茶」競相綻放，千年風骨與絢爛花色交織，成就一幕穿越時空的自然奇觀，令人嘆為觀止。
緊隨其後的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古樹存量也均超過50萬株，底蘊深厚。尤其令人矚目的是，那五株承載著中華文明起源密碼、樹齡超過五千年的「國寶級」古樹，無一例外，全部根植於陝西省的土地上，且均為生命力頑強的柏樹。
這五株歷經五千載寒暑的傳奇古柏，其名稱便已深深鐫刻著華夏文明的印記：
1.黃帝手植柏（軒轅柏）：坐落於延安市黃陵縣黃帝陵。巍峨軒轅柏，高逾20米，樹幹壯碩需11米方能合圍，龐大的樹冠投影面積超過190平方米，氣勢恢宏，被尊為「世界柏樹之父」。民間盛傳此樹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黃帝（軒轅氏）親手栽植，是黃帝陵8.3萬餘株古柏群落（其中逾3萬株樹齡超過千年）中最古老、最神聖的核心。這片古柏林也是中國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
2.保生柏：同樣守護在黃帝陵內。這株高15.5米的古柏，其獨特的南傾樹冠彷彿在訴說滄桑。它因生長於明代保生宮舊址而得名，是昔日宮殿遭遇火劫後唯一的倖存見證者。
3.老君柏：位於黃陵縣城外20多公里處，樹高18.5米。其名源於充滿神話色彩的傳說——相傳為漢武帝出征凱旋後，前往祭拜老君神廟時所親手種植，承載著古人對神明庇佑的虔誠寄託。
4.倉頡手植柏：屹立於渭南市白水縣倉頡廟內，高逾16米，至今枝葉繁茂，生機盎然。相傳此樹由中華文字始祖倉頡親手栽下，被譽為中華文明的根源象徵，是名副其實的「文明之根」。
5.頁山大古柏：生長於商洛市洛南縣頁山腳下，是著名的「洛南八大景觀」之一。這株秦嶺地區已發現的最大古側柏，巍然聳立23米，樹形雄偉，被當地百姓世代尊奉為「神樹」。
面對動輒千年的古樹，科學家如何精準測定其真實年齡？黃帝陵管理局的護林專家李小軍揭示了主要的三種方法：
1.歷史文獻推測法：查考地方誌、史料記載、傳說故事等進行關聯推斷。
2.生長估算法：綜合分析樹種特性、生長環境、當前樹高、胸徑（樹幹直徑）等指標進行估算。
3.科學檢測法：包括觀察樹幹橫截面的年輪鑑定，以及運用碳-14同位素測定技術。然而，後兩種方法通常需要鑽取木芯或破壞性取樣，可能對珍貴的古樹本體造成損傷，因此若非必要或特殊研究，極少動用。
澳門航空史_62
中央一鍾定音：澳珠兩地各建機場
465_05：澳督文禮治（互聯網圖片）
本欄此前曾提及，澳葡時期多位澳督為實現興建機場的目標而努力不懈。直至1979年，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才取得較為實質性的進展。他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此外，葡萄牙與中國建交，也為澳門興建機場提供了契機。1980年3月10日，伊芝迪獲邀訪問北京，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隨後，伊芝迪又訪問了上海和廣州，並獲得中方支持澳門興建機場。
然而，不久之後，中國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梁廣大提出在珠海興建機場。由於珠澳兩地相鄰，此後澳珠兩地就各自建機場的問題多次產生爭議。
珠海方面提出兩個機場選址：夏灣和橫琴。這兩個選址均與澳門相近，存在航權和航線重疊問題。為解決此問題，時任澳督馬俊賢（Joaquim Germano Pinto Machado do Correia da Silva）提出澳門與珠海共用機場計劃，即兩地共用一條跑道，國際線歸澳門，國內線歸珠海。但該共融方案未獲珠海政府支持，雙方談判破裂。中央政府最後拍板決定，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珠海則建內陸機場。這一決定明確了澳門機場的定位，也確定了澳門要興建自己的機場。此後，澳督常被傳媒問及機場建設時間，澳門建機場似乎成了澳督繪製的「大餅」。
澳葡政府隨後就興建澳門國際機場的構想，準備了一份可行性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要求法蘭克福機場更新其在1983年進行的研究。1987年，時任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在就職演說中保證，此次機場建設將真正付諸實踐。文禮治所言非虛，同年11月23日，澳葡政府成立澳門國際機場辦公室，開展籌備興建機場的工作。同年12月，澳葡政府又設立澳門國際機場諮詢小組協助研究，該小組由大型建設政務司韋高信任主席，委員包括何鴻燊、高敏、範成耀（發行機構主席）。
隔年，文禮治獲得立法授權，為建設和運營新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確定一般基礎。機場由一家投資公司經營，澳門政府亦組織一家投資公司參與，此外還有澳門的中資公司及私人投資，總耗資達65億元。至於機場選址，則採用填海方式，在氹仔島東端俗稱為「一粒米」的小離島進行填海，興建國際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