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邵逸夫（完）
影視帝國之巔的傳奇人生
邵逸夫晚年生活照（互聯網圖片）
邵逸夫與方逸華（互聯網圖片）
1980年，對於邵逸夫而言，是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隨著主席利孝和的病逝，英美資金對無綫電視（TVB）的控股興趣減退，邵逸夫增持無綫電視股權，一躍成為最大股東，並親自出任董事局行政主席兼委員會主席。這一決定，不僅奠定了他在香港乃至華語影視界的領導地位，更為無綫電視的未來發展指明瞭方向。
在邵逸夫的領導下，無綫電視迅速成長為華語影視界的巨頭，其製作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風靡一時，深受觀眾喜愛。他擔任行政主席的31年間，無綫電視不僅在內容創作上屢創佳績，更在商業運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香港乃至全球華語市場的標桿。
即便在2011年，年逾百歲的邵逸夫轉任非執行主席，其對無綫電視的影響力依然深遠。與無綫電視的輝煌並行的，是邵氏兄弟電影帝國的興衰史。
自成立以來，邵氏兄弟便以製作高質量的電影著稱，從武俠片到愛情片，從歷史劇到現代戲，邵氏電影幾乎涵蓋了所有類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電影人才。據統計，自投產至暫停製作期間，邵氏共生產了超過一千部電影，這一數字足以證明其在華語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隨著市場的變化和觀眾口味的多樣化，邵氏電影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1985年起，邵逸夫開始逐步收縮電影業務，最終於1987年宣佈停止生產電影，並賣出了全部院線。這一決定雖然令人惋惜，但也體現了邵逸夫作為企業家的遠見卓識——他深知，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適時轉型才是生存之道。
在商業成功的同時，邵逸夫始終不忘回饋社會。1985年起，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內地，通過捐贈資金支持教育、文化和公益事業。當年，他向中國保護敦煌畫展工程和浙江大學分別捐資1,000萬元，這一善舉不僅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贊譽，更為他日後在內地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此後，邵逸夫的捐贈足跡遍布全國，他的名字也因此與「慈善」緊密相連。
步入晚年的邵逸夫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和對事業的熱愛。他堅持練習氣功，以保持身體健康。在家庭生活中，他與紅顏知己方逸華的感情故事更是為人稱道。方逸華不僅是他事業上的得力助手，更是他生活中的親密伴侶。兩人攜手多年，共同經歷了無數風雨，最終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結為連理，成為一段佳話。
2014年，邵逸夫在家中離世，享年106歲。他的逝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哀悼，政府、演藝界和歐美各大媒體紛紛表達了對這位傳奇人物的敬意和懷念。邵逸夫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更是傳奇的一生。
中國之最（八十三）
世界最早的「冰鎮」空調：從周代到明清的古代涼爽科技
青銅冰鑒（互聯網圖片）
在現代人還在討論「空調房」時，中國古代早已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冰鎮」空調系統。根據《詩經》與《周禮》的記載，早在約3,000年前的周代，古人便已開始利用天然冷源來調節室內溫度，這可謂是世界上最早的「冰鎮」空調。
周代的「空調房」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機械設備，而是透過人工與自然結合的方式來達到降溫效果。當時的貴族會在地下建造「窟室」，利用地底的低溫環境作為天然冷庫。同時，他們也會使用一種稱為「銅冰鑑」的容器，將冰塊放入其中，以調節室內氣溫。夏日的重要宴會與娛樂活動多安排在這些涼爽的窟室中，體現了古人對舒適生活的追求。
然而，要如何獲得冰塊？在大夏天，古人是如何取得冰塊的呢？原來，在每年十二月，官員會組織「凌人」採集冰塊，並將其儲存在專門的冰窖中，待來年夏天再取出使用。這種制度不僅確保了冰塊的供應，也顯示出古代社會對制冷技術的重視。
銅冰鑑除了用來調節室溫外，還能冰鎮酒水、蔬果，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這種技術在當時極為先進，僅限於貴族使用。
到了漢代，「空調房」進一步升級。漢朝宮廷設有冬夏兩用的「清涼殿」與「溫調殿」，《漢書》中更提到「清室則中夏含霜」，形容盛夏時室內溫度如覆霜般低。此殿內設有天然石床、裝有冰塊的玉晶盤，還有侍從在一旁扇風，多重降溫設計讓室內氣氛涼爽宜人。據傳，館陶長公主的小情人董偃便喜歡「常臥延清之室」。
唐代的「空調房」更進一步，出現了帶有機械製冷功能的「含涼殿」。這座建築依水而建，擁有「水激扇車」，利用水流驅動扇葉，將冷氣吹入屋內。此外，工匠們還在屋檐上安裝水管，使水循環流動形成水簾，進一步加強降溫效果。據說連唐玄宗李隆基也會在酷暑時遷居此殿辦公。
宋代的「空調房」更注重空氣品質，除了選擇幽靜之地，還在御座兩旁設置金盆積雪，營造出涼意。同時，他們還運用鼓風機對著花叢吹風，以淨化空氣，使「清芬滿殿」，這無疑是空調技術史上的一大創新。
至明清時期，「空調房」更趨近於現代概念。皇家開始使用可移動式的冷源——「冰桶」。這種木製冰桶比周代的銅冰鑑更輕便，中部可放食物，旁邊則放置冰塊，上方開孔讓冷氣流出。與銅冰鑑不同的是，冰桶逐漸進入民間，成為普通百姓也能使用的降溫工具。
從周代的「窟室」與「銅冰鑑」，到漢代的「清涼殿」與「水激扇車」，再到唐代的「含涼殿」與宋代的「空氣淨化設計」，直至明清的「冰桶」，中國古代的「冰鎮」空調系統經歷了長期的演進與創新，展現出驚人的智慧與科技水平。這些技術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品質，也為後世的空調發展奠定了基礎。如今我們所享受的舒適環境，其實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有了雛形。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宋徽宗畫像（互聯網圖片）
李綱畫像（互聯網圖片）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古語，出自元代雜劇《大戰邳彤》，其核心精神在於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唯有因應現實、沉著應對，才能化險為夷。若回顧中國歷史，北宋末年汴京保衛戰，正是這一精神最具體而深刻的體現。
北宋晚期，國勢衰頹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宋徽宗即位後，沉迷書畫、道教與宮廷享樂，對軍政大事漫不經心，長期倚重蔡京、童貫等權臣，導致官場腐敗、軍紀鬆弛。國家表面繁華，實則內虛外弱。此時，北方女真族迅速崛起，成為改變東亞局勢的關鍵力量。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短短數年間便擊潰遼朝，並於1125年正式滅遼，隨即將目標轉向積弱已久的北宋。
金兵南下，攻勢凌厲。太原、燕京相繼失守，宋軍守將或不戰而降，或棄城逃亡，毫無抵抗之力。戰報傳至汴京，朝廷上下震動，恐慌情緒迅速蔓延。宋徽宗聞訊後驚慌失措，竟萌生南逃之意，企圖以退避保全自身，卻忽視了國都一旦棄守，將對天下人心造成致命打擊。
在此危急關頭，給事中吳敏挺身而出，直言逃離京城將動搖國本，並力薦太常少卿李綱主持抗金事務。李綱素以剛直敢言著稱，深知徽宗已無力承擔國難，毅然上血書請求禪位太子，以穩定政局。徽宗權衡利害後，終於讓位於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
欽宗即位初期，朝野群情激憤，紛紛揭發蔡京、童貫等人的罪行。迫於壓力，欽宗將其貶謫流放，並任命李綱負責東京防務。然而，朝廷內部仍舊派系林立。以白時中、李邦彥為代表的投降派，主張棄城避敵，認為固守只會招致更大災難。李綱對此極力反對，他直言皇帝若棄城而逃，不僅軍心瓦解，天下亦將不復可收。
在李綱的堅持下，欽宗勉強同意留守汴京，並將軍政調度交由李綱負責。李綱臨危受命，迅速整頓防務，重新部署兵力，修繕城防，分區設防，同時安撫軍民情緒。他不僅調集正兵、馬步軍與中軍嚴密布防，還動員百姓協助守城，形成軍民合力的防禦體系。
金將斡離不率兵抵達汴京後，多次發動猛攻。無論水路突襲、雲梯攻城，或夜間奇襲，皆遭宋軍頑強反擊。李綱親臨前線指揮，神弓手齊射，敢死隊突入敵營，屢次挫敗金軍鋒芒。經過連日激戰，金兵傷亡慘重，不得不暫時撤退，汴京終於保全。
雖然汴京保衛戰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北宋滅亡的命運，但李綱在國難當頭時展現的決斷與擔當，卻為歷史留下深刻印記。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真正含義——不逃避、不僥倖，而是直面現實、全力應對。
澳門航空史89
萬里航程要克服難以估計的困難
「沙利士號」三名飛行人員
1987 年，一架名為「沙利士號」（Sagres）的單引擎小型飛機，自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起飛，踏上了一段橫跨歐亞、長達萬里的艱鉅航程，目的地是遠在亞洲的澳門。這架外表並不起眼的小飛機，卻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使命與象徵意義，重現葡萄牙人昔日遠航東方的探索精神。
在啟程之前，三名成員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縝密規劃。參與這次飛行的三人分別為前葡萄牙軍事指揮官兼飛行員豪爾赫・克魯茲・加萊戈（Jorge Cruz Galego）、航空工程師阿爾瓦羅・普拉塔・門德斯（Álvaro Prata Mendes），以及飛行員兼飛機擁有人阿納爾多・阿爾維斯・萊亞爾（Arnaldo Alves Leal）。他們不僅要設計可行的飛行路線，還必須逐一取得沿途十個國家、二十三次降落的飛行與降落許可，確保整趟航程在法律與技術上都能順利進行。
1987年1月10日，「沙利士號」飛行的起點位於葡萄牙南部城市薩格雷斯，這裡正是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船隊揚帆出海、探索世界的重要據點，而「沙利士號」亦正是取其葡萄牙文名稱，象徵探索與冒險的精神延續。
起飛初期，航程尚算順利，飛機首先前往伊維薩島，然而在從義大利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Palermo）起飛後，情況急轉直下。一場猛烈風暴迫使他們臨時改變航向，轉飛至撒丁島首府卡利亞里（Cagliari）。回憶起第一次遭遇緊急狀況時，機長豪爾赫坦言：「那場風暴之大，幾乎難以形容。」所幸，他們最終成功安全降落，並得以按計劃繼續前往希臘。
離開希臘西部科孚島（Corfu）三天後，「沙利士號」遭遇了更為嚴峻的考驗——機上電氣系統發生故障，所有儀表與通訊設備同時失效。在沒有導航儀器的情況下，機組人員只能臨機應變。豪爾赫依靠最基本的磁羅盤進行導航，而阿爾瓦羅則拿著手電筒，照亮儀表板與座艙，確保飛行能夠持續。
隨後，當他們從埃及飛往沙特阿拉伯時，又遇上新的困境。阿爾瓦羅回憶道，原本預計降落的機場臨時關閉，但幸好跑道燈仍然亮著，讓他們得以在深夜勉強降落，化險為夷。
更驚險的時刻發生在前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Riyadh）的途中。飛機在飛越廣袤沙漠時燃料耗盡，正當三人陷入徬徨之際，他們在空中發現了一條跑道——那是一座利雅得空軍基地。情急之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在未經事先授權的情況下降落，否則就只能迫降在沙漠之中。
阿爾瓦羅事後指出，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航段是整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埃及，除了基礎設施老舊，行政程序亦十分繁複，甚至存在腐敗問題。為了取得起飛許可、飛行計劃與相關文件，三人不得不支付高額費用，才能繼續前行。
此外，地區衝突亦為旅程增添不確定性。在巴基斯坦，機場周圍布滿帶刺鐵絲網與機槍，氣氛緊張。他們的停留時間因此被迫延長，當時巴基斯坦正與印度處於錫亞琴衝突的長期軍事對峙之中。
抵達孟加拉國時，「沙利士號」又進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混亂場景。當地機場的跑道上，人群與牲畜隨意穿行，彷彿那只是城市中的一條普通道路。阿爾瓦羅回憶說，只有在警報聲響起時，跑道才會暫時清空，讓飛機得以起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