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一）
出生於「一門十進士」的書香世家
503-01年輕金庸舊照（互聯網圖片）
503-02金庸出生於海寧查氏（互聯網圖片）
與黃霑同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金庸，創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15部武俠小說，全球發行量超過1億冊。其作品改編成多部影視、電玩及漫畫，獲讚「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作家之一。他以筆為劍，以墨為馬，構建了一個波瀾壯闊、快意恩仇的武俠世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新偉村的一個書香門第——海寧查氏家族。這個家族在明清時期聲名顯赫，共出了22位進士，康熙年間更是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金庸的直系祖先中不乏才華橫溢之士，如查升及查揆，他們的學識與風骨深深影響了金庸的成長。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氣節的忠良，他不滿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當時有民眾燒教堂，作為官員的他為維護民眾，帶頭辭職以平息事件。金庸受祖父影響，明白一定要讀書，才能解救民族苦難，故他尤愛閱讀關於歷史的書籍，如《資治通鑒》《二十五史》等。影響金庸至深的另一人，就是其父查樞卿。查父在金庸年幼時，每天將武俠小說《荒江女俠》剪存給他看，令他對武俠小說產生濃厚興趣，後來主動追看《水滸傳》和《七俠五義》等著作，為日後撰寫武俠小說奠下根基。而金庸的母親徐祿，則是詩人徐志摩的堂妹，她溫婉賢淑，與查樞卿感情深厚，共同育有良鏗、良鏞、良浩、良棟、良鈺五子和良琇、良璇二女。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日本入侵華南，袁花鎮遭受轟炸，徐祿在舉家逃難途中不幸因急病去世，這對年僅13歲的金庸來說，無疑是沈重的打擊。查樞卿隨後再娶顧秀英為妻，他們又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別是良鋮、良楠、良斌、良根，二女分別是良琪、良珉。
儘管童年遭遇不幸，但金庸並未被命運擊倒。他自幼聰慧好學，1929年5月，金庸入讀家鄉海寧縣袁花鎮小學，1936年入嘉興一中讀初中，離開家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因戰事而隨學校輾轉到餘杭、臨安、麗水等地，後1938年於浙江省立聯合高中初中部就讀。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優秀，還展現出了非凡的文學才華。1939年，讀初三的他與同學合編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這是此類書籍首次在中國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收效不凡。然而，1941年因在壁報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義的文章《阿麗絲漫遊記》被其開除，校長張印通介紹他轉學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畢業。。
1944年，金庸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反被退學。後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抗戰勝利後，金庸返回家鄉，短暫擔任《東南日報》外勤記者，後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
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同年秋，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48年畢業，同年調往香港分社。1950年赴北京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求職，但因不滿其外交政策，返回香港，重入《大公報》工作。1952年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並寫出《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期間與同事梁羽生相識為友。
中國之最（八十九）
中國最長地名（二）
503_06：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仍存在大量以「布拉克」（意為泉水）結尾的長地名，如「某某布拉克村」「某某庫米什布拉克」等。這些地名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多用來描述水源的位置，結構上通常為「形容詞＋地名＋泉水」，在氣候乾旱、水資源珍貴的地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仍存在大量以「布拉克」（泉水）結尾的長地名，例如「某某布拉克村」、「某某庫米什布拉克」、「吐爾庫勒布拉克」等。這些地名不僅字數眾多，且結構獨特，通常為「形容詞＋地名＋泉水」的形式，用以描述水源位置與地理環境。這種命名方式在當地已沿襲數百年，體現了維吾爾族先民對自然環境的深刻觀察與智慧。例如，江布拉克（Jiangbulak）位於奇台縣，意為「聖水之泉」，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以高山草甸景色聞名；依吞布拉克（Yitimbulak）：位於若羌縣的鎮，得名於當地泉水名，後因礦產開發而發展成城鎮。
在網絡流傳中，關於中國最長地名的說法眾說紛紜，誤解層出不窮。例如有人認為「最長地名只有一個」，或指「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為最長，甚至有觀點聲稱「所有長地名都是蒙古語」，或是「孝哉閔子騫村」為官方最長地名。實際上，這些說法都存在偏差，需根據標準加以辨別與釐清。
從語言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地名之所以會「變長」，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語言結構差異使然。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屬於黏著語，詞彙可以連接使用，導致地名自然延長。其次，外語轉譯成漢字時，往往採取「一音一字」的音譯方式，進一步增加字數。再者，文化與歷史因素亦影響地名的形成，如探險命名、故事紀念、宗教描述等，使得地名不斷累積與延展。
目前，根據不同標準，可建立一個相對嚴謹的「排行榜」。在「最嚴謹（官方自然地名）」方面，第一名為「皮亞孜力克能拜什力克阿克塔格」；而在「最知名歷史地名」中，「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位居前列；至於「最長文化敘事名稱」，則由「孝哉閔子騫鞭打蘆花車牛返村」佔據一席之地；至於「數量最多類型」，則非新疆的「布拉克系」長地名群莫屬。
中國地名之所以出現如此多樣的「長名稱」，本質上反映了多民族語言共存、歷史探險與地理測繪、儒家文化與道德傳統等多重因素的交融。從新疆的維吾爾語山名，到內蒙古的探險命名，再到山東的孝道故事村名，這些看似冗長的名稱，其實都是文化記憶的載體。
因此，「最長地名」不應只是簡單的數字競賽，而應該成為理解中國語言結構與歷史脈絡的重要切入點。在標準與分類清晰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真正看見這些名稱背後的價值——它們不只是地圖上的標記，更是跨越時間與文化的故事，承載著一代代人的記憶與情感。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503-04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互聯網圖片）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意指思念心切，短暫分別猶如隔了三個秋天（九個月或三年），形容相思之深。它是我們表達思念之情的經典用語。它不僅承載著戀人間的殷切思慕，也適用於良師益友之間的深切思念。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源自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兩首詩——《鄭風·子衿》與《王風·採葛》。在《鄭風·子衿》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幾句詩，以戀愛心理的細膩描繪，展現了青年男女之間因短暫分離而產生的強烈思念之情。而孔子曾評價《詩經》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既是對《詩經》情感真摯的贊美，也間接肯定了這類表達思念之情的詩歌在詩經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進一步追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完整表達，則出自《王風·採葛》。這首詩通過遞進的方式，將思念之情層層加深：「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詩中，男子因戀人外出採集葛、蕭（蒿草）、艾草而短暫分離，便產生了如隔三月、三秋乃至三歲的強烈思念。這裡的「三月」、「三秋」、「三歲」，並非實指具體的時間長度，而是通過時間跨度的誇張表達，強化了思念的綿長與深刻。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三秋」一詞，在詩中特指九個月，即一個秋季的三個階段，而非普遍誤解的三年。這一選擇，既體現了古人對時間感知的細膩，也巧妙地利用了秋天特有的蕭瑟與寂寥氛圍，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秋天，草木搖落，萬物凋零，最易引發人們的離愁別緒，因此，用「三秋」來形容思念之深，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了。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不僅充滿詩意，更是中華民族深厚文化底蘊的體現。它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跨越千年時光，依舊能夠觸動人心，引發共鳴。無論是戀人間的纏綿悱惻，還是朋友間的真摯關懷，亦或是親人間的深切思念，都可以用這一成語來精准表達。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一
十六世紀前澳門已為絲路海疆站點
503_05: 1890年版的《梅耶大百科詞典》中的標注澳門的古地圖（互聯網圖片）
503_05C: 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一個站點（互聯網圖片）
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強調「澳門的絲路故事，并非始於葡萄牙人登陸，而是植根於數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累積與鋪墊」。這一論斷，打破了「澳門絲路史始於16世紀」的固有認知，讓我們得以透過更早的古地圖與文獻，窺見這片濱海之地與絲路文明的深遠淵源。
早在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已初見雛形，嶺南地區作為對外貿易的前沿，為澳門的崛起埋下伏筆。此時的澳門隸屬番禺縣，雖未在文獻中明確記載，卻處於「番禺-徐聞-合浦」航線的輻射範圍內，是中原貨物運往南海諸國的中轉節點之一。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的地圖文獻雖極為稀缺，但從西漢《山海經》的地理描述、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對南海航線的記載，可間接還原澳門所處的地理價值——它位於珠江口西岸，地處伶仃洋與珠江主航道的交匯處，是天然的避風港，具備成為航運中轉站的先天條件。
隋唐時期，海上絲路進入鼎盛階段，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澳門所屬的香山縣（今中山、珠海、澳門一帶）成為廣州的「外港輔地」。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地圖文獻，是唐代賈耽所繪《海内華夷圖》（公元801年），這也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涉及嶺南沿海地理的詳細地圖。楊迅凌在研究中指出，《海内華夷圖》雖未直接標註「澳門」之名，卻清晰繪製了珠江口的地理形勢，將香山縣所屬的濱海區域標註為「海濱沃野，舟楫通達」，並標註了從廣州出發，經珠江口、過伶仃洋，前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而澳門所在的位置，正是這條航線的重要中途停靠點。
宋代以來，海上絲路的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市舶司的設立使得對外貿易更為規範，澳門的地位也逐漸凸顯。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中，開始出現更具參考價值的細節記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黃裳所繪《地理圖》（公元1189年）與《海疆圖》（約公元1200年）。楊迅凌對這兩幅地圖的考釋顯示，《地理圖》中首次將香山縣的濱海區域單獨標註為「香山澳」，雖未明確界定範圍，但「澳」字已暗示此地為船舶停靠、貨物中轉的濱海泊地；《海疆圖》則更詳細地繪製了珠江口的島嶼、灘塗與航線，其中標註的「濠鏡澳」，正是後來澳門的核心區域，地圖中還標註了此地「多漁船，通外洋」，可見當時澳門已成为漁業與對外零星貿易的聚集地。
元代，蒙古帝國的擴張推動了海上絲路的進一步延伸，泉州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港，而廣州依然是嶺南地區的重要貿易港口，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繼續發揮著中轉作用。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以朱思本《輿地圖》（公元1320年）最具代表性。楊迅凌認為，《輿地圖》對珠江口的繪製更為精確，不僅標註了「香山澳」「濠鏡澳」的位置，還繪製了從澳門前往廣州、泉州、南洋的航線，並註明「此處可泊巨舶，避颱風，通蕃商」，這表明澳門在元代已成为具備一定規模的對外貿易輔助港口，為後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