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完）
淋巴癌復發不幸病逝
519-01霍英東舊照（互聯網圖片）
519-02霍英東葬禮（互聯網圖片）
2006年10月28日19時30分，傑出社會活動家、著名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享年84歲。這位深耕家國七十餘載的香港實業家、第八至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走完了愛國愛港、無私奉獻的一生。中央迅速派出專機與醫療小組赴京照料，國家領導人在其臨終前前往探望，新華社次日刊發長篇訃告，定格下國家對他一生功績的高度肯定，一場承載舉國敬意的高規格喪禮，緩緩拉開帷幕。
霍英東常年受淋巴癌病痛困擾，1983年確診患病，2003年癌症復發，2006年病情急劇惡化。當年7月，他病情危殆，依靠儀器維持生命，中央即刻調配醫療資源赴京救治。短暫好轉後，10月下旬病情再度急轉直下，數次傳出彌留消息，最終不治離世。噩耗傳出，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直言，霍英東的離去是國家與香港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港澳各界人士紛紛撰文、發聲悼念，感念他數十年為國為民的奔走付出。
霍英東一生扎根香港、心系家國，是「一國兩制」落地實踐的關鍵推動者。自上世紀80年代起，他歷任全國政協常委、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深度參與國家大政協商。作為鄧小平會見的首批香港人士，他主動建言出入境管理、港元流通、旅遊證件等務實建議，為香港相關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參考。在香港回歸籌備階段，他身兼基本法起草委員、特區籌委會副主任等多重要職，《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撰文《我的事業永遠立足於香港》，堅定傳遞擁護回歸、扎根香港的心聲。回歸之後，他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堅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始終奔走呼籲兩岸和平統一。
家國之外，霍英東傾資興學、廣施善舉，以財富反哺社會。1984年，他捐資10億港元創立霍英東基金會，全面資助內地教育、醫療、文化建設；1986年再捐1億港元設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獎勵全國高校青年教師。他設立百萬美元留學獎學金，鼓勵青年學成歸國；先後向香港科技大學捐出8.3億港元，出資創辦廣州市英東中學，撥款推動港校南沙科研合作，累計捐建內地教學設施投入達7.6億港元。同時深耕南沙開發，以數十年投入帶動區域發展，將實業所得持續回饋國家建設。
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護送霍英東靈柩返港。11月6日，香港殯儀館開放公眾弔唁，中央各部委、港澳政商各界致送逾千個花圈，普通市民自發到場送別。11月7日，追悼會以國家領導人最高規格舉行，靈柩覆蓋五星紅旗，董建華、何鴻燊、曾憲梓、李兆基等十餘位政商名流共同扶靈。治喪委員會主任王忠禹宣讀悼詞，盛贊其愛國赤誠與濟世善舉。靈車途經街道時警方封路維持秩序，大批市民駐足默哀；下葬柴灣佛教墳場之際，中聯辦工作人員收回國旗，百餘名親友依次三鞠躬，一場莊重肅穆的儀式，送別這位香港第二位享國葬規格的愛國先輩。
訃告將霍英東定義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短短數語概括其一生。他坐擁約300億港元資產，生前立下遺囑規劃家族財產分配，身後雖有短暫遺產糾紛，但絲毫不掩其赤子本心。他一生坦蕩，待人謙和，不恃財富張揚，即便立場堅定擁護國家，亦始終包容不同聲音，收穫各界廣泛敬重。
霍英東先生以畢生行動詮釋愛國愛港的初心，從助力改革開放、護航香港回歸，到捐資助教、造福民生，他將個人事業與民族命運緊緊相連。那場覆蓋國旗的喪禮，是國家對一位愛國實業家最高的禮贊，他赤誠報國、無私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留存在港澳大地，激勵後人銘記家國大義，堅守民族同心。
中國之最（九十六）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三）
519_06：外籍客商在義烏全球數貿中心與機器人互動（新華網圖片）
2024年11月22日，浙江金華·義烏舉行盛大的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啟動第六代市場核心標誌性項目——「全球數貿中心」的全球招商行動。此舉標誌著義烏從傳統小商品市場邁入以數字化、智能化、國際化為導向的新時代貿易生態系統，海內外商戶均可參與投標，只要符合標準，即可入駐這一全球級數字貿易樞紐。
位於義烏國際商貿城五區市場東側的全球數貿中心，總佔地超過560畝，建築面積逾125萬平方米，總投資額突破83億元人民幣。作為中國乃至全球跨境電商的重要節點，該項目將重點建設直連中國境外的跨境數據傳輸通道，確保用戶能實現高速、穩定且合規的海外平台接入，為全球買賣雙方提供安全高效的數字貿易環境。
全球數貿中心規劃布局市場、商務辦公樓、商業街區、人才公寓及「數貿港」五大功能板塊，形成集交易、研發、展示、物流與服務於一體的現代化貿易生態圈。其中，市場板塊已吸引超過3,700家新興商户進駐，涵蓋時尚珠寶、創意潮玩、智能裝備等八大新興行業，展現出強勁的產業升級活力。令人矚目的是，入駐商户中「商二代」「創二代」及「新生代」青年經營者佔比高達52%，擁有自主品牌或經營IP產品的企業比例亦達57%，彰顯新一代創業者對品質與創新的追求。
走進數貿中心的商位，可見一幕幕即時互動的跨境貿易場景：透過穩定高效的萬兆光網，來自歐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外國客商，能與商家實時視頻溝通、即時議價，甚至在線直播看貨選品，彷彿親臨現場。一位巴基斯坦客商表示：「以前要飛來飛去才能挑到合適的商品，現在只要點一下螢幕，就能看到全貌，效率提升太多。」
針對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的「設計難、營銷難、出海難」三大痛點，中心研發並落地專注於小商品貿易垂直領域的「世界義烏」商贸大模型，推出包括「小商AI設計」「小商AI視創」「AI影片翻譯」等在內的13項人工智能應用。以「小商AI視創」為例，商家無需撰寫腳本，僅需幾分鐘即可自動生成多語種（英語、西班牙語等）產品宣傳影片，大幅降低內容創作門檻與時間成本。
為加速數智化轉型步伐，義烏小商品城集團在2025年已與多家科技巨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4月與阿里巴巴集團攜手，融合其雲計算、大數據與電商生態優勢，共同打造小商品垂直領域的AI貿易大模型；9月，與「杭州六小龙」成員群核科技合作，引進其3D AI設計解決方案，助力家居、玩具、五金等行業商家實現虛擬展示與智能設計；同月，還與騰訊智慧零售簽約，雙方將共建覆蓋採購、供應鏈、銷售與客戶管理的全鏈路數字化貿易體系。
浙江省有關負責人指出，全球數貿中心的啟動，不僅是義烏市場迭代升級的里程碑，更是浙江省推動貿易全鏈條數字化轉型的重要載體。它展現了浙江在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能級開放強省上的堅定決心。
更令人關注的是，2026年5月5日，《南華早報》報導指出，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正緊急「備戰世界杯」。作為全球體育周邊商品的集散地，義烏目前已佔據世界杯相關商品約70%的全球份額。有商戶表示，2026年訂單量遠超預期，僅4月份銷量便增長近25%，部分廠房已實施兩班倒甚至三班倒生產模式，仍供不應求。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買家再度湧入義烏，搶購各類球衣、吉祥物、應援旗幟等周邊商品，展現出義烏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英雄莫問出處
519-03朱元璋畫像（互聯網圖片）
「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元末明初詩人楊基在《感懷》中寫下的詩句，流傳後世化為俗語「英雄莫問出處」。這句話道破識人用人的真諦：評判一個人，應當著眼於才幹、格局與擔當，而非家世門第、早年境遇。出身從不是束縛人生的枷鎖，底層亦能走出扭轉時代的英雄，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便是這句古訓最鮮活的印證。
朱元璋生於濠州貧苦佃農之家，世代無田無產，幼年便以放牛為生，終日飽嘗飢寒欺凌。元末天災四起，旱災、蝗災與瘟疫席捲淮西，短短數月，至親盡數離世，他無錢置棺、無地葬親，只能草草掩埋家人，一夜淪為亂世孤人。為求活命，十七歲的他入皇覺寺為僧，可寺廟也難扛災荒，他只得持鉢雲遊乞討，在淮西、河南漂泊三年。沿街乞討的歲月，讓他看盡世態炎涼，見識官吏苛政、百姓流離，苦難磨去少年怯懦，鑄就了他堅韌果決的心性，也埋下救民於水火的志向。
亂世給了底層人破局的機會。同鄉湯和邀約，加之自身身陷險境，朱元璋投身郭子興麾下的紅巾軍。軍旅之中，他勇武善謀、處事沈穩，屢立戰功，深得主帥賞識，迎娶馬氏，在義軍中站穩腳跟。他看透濠州諸將胸無大志、內鬥不休，主動外出招兵，徐達、常遇春等猛將慕名相投，又禮聘劉伯溫、李善長等文臣，定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長遠方略，沈心積蓄實力。
群雄割據，前路凶險。面對擁兵巨艦的陳友諒、坐擁富庶江南的張士誠，朱元璋沈著佈局。鄱陽湖一戰，他以少勝多，用火攻破掉陳友諒主力；隨後揮師平定江浙，一統江南。根基穩固後，他頒布《諭中原檄》，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北伐，元軍節節潰敗，元順帝倉皇北逃，終結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公元1368年，朱元璋於應天府登基，國號大明，隨後平定四方割據，結束數十年戰亂，讓天下重歸安定。
從放牛娃、游僧、乞丐，到一統天下的開國帝王，朱元璋無家世依靠，無門第加持，僅憑磨難焠鍊出的韌性、識人善用的智慧與心懷蒼生的格局，完成驚天逆襲。他的經歷清晰詮釋：出身只能決定起點，無法限定終點。所謂英雄，從來不靠血脈背書，而是靠自身能力與不懈奮鬥站穩腳跟。
反觀當下，「英雄莫問出處」依舊有現實意義。它警示世人摒棄院校、家境帶來的偏見，明白平凡人亦藏無限潛能。家世是先天饋贈，能力是後天修行，真正的強者，縱使出身塵埃，亦能衝破桎梏、成就功業。莫以出身論高低，心有丘壑、篤行不怠者，皆可稱英雄。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一
澳門如何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起點
519_05 ：清末時期的大三巴，即聖保祿學院（互聯網圖片）
提起中國近代教育，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晚清的新式學堂，或是香港、上海等城市。然而，若追溯西方教育制度最早傳入中國的歷史，澳門卻是繞不過去的重要一站。這座位於珠江口的小城，自十六世紀中葉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港口後，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樞紐，更成為西方宗教、科學和教育傳入中國的前沿，揭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序幕。
十六世紀是歐洲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相繼向東方拓展航線。約在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取得居留權，澳門逐漸發展成為遠東重要的國際商港。來自歐洲的商人、傳教士、學者和工匠雲集於此，令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與此同時，天主教耶穌會亦把澳門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基地，展開傳教工作。
耶穌會傳教士深知，要在中國立足，單靠傳教並不足夠，更需要培養熟悉中國文化和語言的人才。因此，他們除了學習漢語、研究儒家經典外，也積極興辦教育，希望透過學校培養神職人員及傳教助手，同時向中國介紹西方知識。
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它是澳門第一所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採用西式教育制度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在亞洲天主教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學院最初以培養傳教士為主要目標，但課程內容並不限於宗教，除了神學和哲學外，還教授拉丁文、數學、天文、地理、音樂及修辭學等科目，學生更有機會接觸當時歐洲最新的自然科學知識。
由於澳門是葡萄牙東方傳教網絡的重要據點，聖保祿學院的學生並非全部來自中國。日本、越南、印度、馬來半島等地的修士和青年，也曾在此接受教育，再前往東亞各地傳教。因此，這所學院不僅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也是當時遠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教會學府之一。
除了聖保祿學院外，澳門另一所重要教育機構是聖若瑟修院。修院成立後，繼續肩負培養神職人員和推動教會教育的使命，與聖保祿學院互相配合，使澳門逐漸形成完整的教會教育體系。雖然兩所學校主要服務宗教發展，但在辦學過程中，也把西方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和學術理念帶進中國，對後來的新式教育產生深遠影響。
十七世紀初，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利瑪竇成功進入北京，開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他主張尊重中國傳統文化，與士大夫交流學術，並介紹西方天文、數學、曆法等知識。這種「學術傳教」的方式，也深深影響澳門教會學校的辦學理念。教育不再只是宗教訓練，更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當時的中國仍以私塾和書院教育為主，學習內容集中於四書五經，目的是培養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才。相比之下，澳門教會學校教授外語、科學和哲學等課程，讓學生接觸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雖然學生人數不多，影響範圍亦有限，但這種教育模式首次把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帶到中國，為日後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隨着中西交流日益頻繁，澳門的教育角色亦愈加突出。不少來華傳教士先在澳門學習中文，再前往廣州或北京；不少中國學生亦透過澳門接觸西方知識，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可以說，在香港尚未開埠之前，澳門已是中國對外教育交流最重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