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完）
六天創作《黃河大合唱》
527-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7-02冼星海指揮延安師生合唱排練《黃河大合唱》（互聯網圖片）
1935年盛夏，32歲的冼星海告別生活六年的巴黎，懷揣滿腔赤誠與一身所學，踏上歸國之路。初回上海的他，依舊堅守樸素本心，不慕名利、不附豪門，依靠教琴、譜曲、影視配樂維持清貧生計。當時上海商業樂壇盛行奢靡之風，眾多唱片公司與影視企業高薪邀約，希望他創作迎合市場的靡麗流行樂曲，助他輕鬆名利雙收。面對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冼星海斷然拒絕。他深知，家國危亡、百姓流離，浮華音樂皆是時代贅余，唯有激昂奮進的旋律，方能喚醒國人鬥志。
自此，他徹底完成藝術人生的蛻變，從留洋殿堂的專業音樂家，轉型為扎根時代、扎根人民的文藝戰士。短短兩年間，他放下西洋高雅樂曲的創作範式，貼近底層民眾，深耕救亡歌詠創作，寫下《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等大批經典作品。這些歌曲旋律激昂、歌詞鏗鏘、朗朗上口，褪去藝術雕琢的浮華，飽含家國情懷與抗爭力量，迅速傳遍街頭、工廠與校園，成為全民傳唱的救亡戰歌。他白天奔走教學、輔導群眾歌詠團體，夜晚伏案創作至深夜，免費教普通民眾唱歌，以音符為炬火，點亮亂世迷茫，用歌聲凝聚民族力量。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戰火席捲華夏大地，冼星海主動加入救亡演劇隊，走遍城鄉大地，深入群眾一線傳播抗戰歌聲。隨後奔赴武漢，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主持抗戰音樂工作，持續深耕紅色音樂創作，《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經典作品接連問世，激昂旋律鼓舞著無數愛國青年辭別故土、奔赴前線、保家衛國。
隨著國民黨對進步文藝的壓制不斷加劇，冼星海毅然接受延安魯藝的邀請，於1938年底攜妻子錢韻玲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出任魯藝音樂系主任。1939年，詩人光未然攜《黃河吟》詩稿到訪，一段傳世經典就此誕生。此前，光未然隨軍途經壺口瀑布，目睹黃河奔湧壯闊、船夫搏浪奮進的景象，深受震撼，後因墜馬受傷在延安療養。冼星海登門探望，聽聞其渡河見聞，當即邀約創作大合唱歌詞。光未然臥病在床、忍痛口述，五日便完成四百多行、八大樂章的長詩《黃河吟》。
在延安簡陋的窯洞油燈下，聽完詩稿朗誦的冼星海熱血沸騰，當即立下誓言要將其譜成傳世樂章。此後六天六夜，他閉門不出、不眠不休，反復追問隊員黃河風貌、哼唱船夫號子，捕捉最質樸、最磅礡的民族韻律。他全身心投入創作，情緒激昂、筆耕不輟，甚至敲斷煙鬥仍不肯停歇，以毛筆接續、伏案疾書。六天時間，他完成全部樂譜創作，定名《黃河大合唱》。作品融合中國民間音樂與西洋合唱技法，氣勢磅礡、雄渾激昂，將黃河之壯闊、民族之不屈、救國之赤誠盡數融入音符。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雄渾歌聲震撼全場，贏得滿堂喝彩，毛澤東等領導人現場熱烈鼓掌。此後，這首作品傳遍各大抗日根據地，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精神號角，凝聚起全民抗戰的磅礡力量。同年6月，冼星海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式以黨員之身，踐行音樂為民、報國救亡的終身信仰。
但是常年的飢寒勞累、顛沛流離徹底摧垮了他的身體。1945年10月30日，年僅四十歲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將短暫而赤誠的一生，永遠奉獻給了民族音樂與救國事業。延安為他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三）
527_06: 《朝元圖》氣象宏偉（局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二十世紀中葉迎來了它問世以來最嚴峻的生死考驗。1950年代，為根治黃河水患、興利民生，國家決定興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按照當時的規劃，蓄水之後，永樂宮所在的原址將淪為水淹區，這幅舉世無雙的元代壁畫，面臨永沉水底、從此銷聲匿跡的滅頂之災。
為了搶救這份無價之寶，一場舉世矚目的「世紀大搬遷」緊急啟動。從1959年至1966年，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數百位文物保護專家、資深工匠與技術人員齊聚芮城，以無比的勇氣、智慧與耐心，展開了一場在世界文物保護史上都堪稱壯舉的艱巨工程。面對平均高度4.4米、總長近百米、滿佈珍貴彩繪的厚重牆壁，專家們反覆試驗、審慎論證，最終決定採用「分塊揭取」方案——如同實施精密外科手術一般，將整面牆壁連同壁畫，依照畫面佈局與結構特徵，審慎分割為數百個大小合適的區塊，小心翼翼地從牆體上完整揭取，逐塊編號、包裝、運輸，全長約20公里，運送至芮城縣城北的龍泉村新址。抵達新址後，工作人員依照編號，以原樣復建建築，再將每塊壁畫精確定位、重新拼接、修補縫隙、恢復原貌，確保畫面連貫、氣韻不減，最終讓這件曠世瑰寶在新的環境中安然重生。
這場歷時七載的大搬遷，不僅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里程碑，更成為世界大規模壁畫整體遷移保護的成功典範。正是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七百年前的藝術光華才得以完整留存，讓《朝元圖》跨越時空，依舊以磅礴之姿，向今日的世人展示著屬於東方的信仰之美與藝術之盛。
畫面與藝術：工筆重彩的絕頂風光
走進三清殿，環繞四周的《朝元圖》鋪天蓋地而來，視覺震撼難以言喻。這幅壁畫平均高度4.4公尺，總長度達97公尺，總面積高達403.34平方公尺，篇幅之巨、氣象之宏，在中國現存古代壁畫中罕有其匹。畫作以道教「朝元」為主題——即天界眾神齊聚一堂，朝謁道教最高主宰「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盛大場面，展現出一個井然有序、氣象萬千的神仙國度。
規模宏大，布局井然有序
畫面之上，共描繪大小神祇二百九十餘尊，形象之多、場面之巨，令人歎為觀止。畫家並未因人物眾多而顯雜亂無章，反而胸有成竹，將數百位神祇巧妙安排，分層佈列，主次分明，和諧統一。畫中人物多達丈餘，卻構圖嚴謹，疏密得宜。只見眾神或立或坐，或相互交談，或凝神聆聽，或顧盼流輝，或低眉沉思，或側耳傾聽，神態各異，生動傳神。儘管人物無數，卻毫無擁擠雜亂之感，整體氣勢流暢，節奏悠揚，宛如一曲無聲而雄渾的交響樂，有條不紊地鋪陳開來，浩浩蕩蕩，一派莊嚴。
吳帶當風，線條馳騁千年
《朝元圖》最為後世推崇的藝術成就，莫過於其登峰造極的線條運用。畫家們虔誠繼承了唐代「畫聖」吳道子「吳帶當風」的藝術傳統，大量運用勁健飽滿、流暢奔放的「蘭葉描」與「鐵線描」，往往一筆揮灑數米而不斷，氣脈貫通，一氣呵成。那流轉飛動的線條，勾勒出層層衣袂，飄帶舒展，凌空飛揚，彷彿有清風徐來，吹動滿壁雲霞，令靜止的畫面湧動著滿滿的生命力與無限動感。即便隔著七百年歲月，那線條之中奔湧的力量與灑脫，依然躍然壁上，觸動人心。
在色彩與工藝上，《朝元圖》將中國傳統工筆重彩的華麗與典雅推向極致。畫作廣泛採用「瀝粉貼金」等高級工藝——以粉末狀顏料與膠混合，在壁面上堆塑出淺淺的紋樣，再貼上金箔，使神祇的冠冕、佩飾、衣紋花邊呈現出飽滿立體的質感與熠熠生輝的金屬光澤。畫家們不惜工本，大量選用天然礦物顏料，硃砂、石青、石綠、石黃……歷經精心研磨，層層暈染，色彩厚重沉穩，歷久不變。
彼一時，此一時也
527-03孟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彼一時，此一時也」，短短六字道破世間處世真諦：彼時的境遇、規則與抉擇，無法適配此時的局勢與現狀，時空更迭，人事變遷，看待事物、處事行事的方式也應當隨之革新。這句流傳千年的成語，出自《漢書·東方朔傳》「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歷經歷朝歷代沿用，從明代戲曲《夢磊記》到近代經典著作《野火春風鬥古城》，始終被用以印證時局多變、事理無常的道理，提醒世人切莫固守舊念、拘泥過往。
「彼一時，此一時」的深層智慧，在孟子的人生際遇中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春秋時期，燕國因王位之爭陷入內亂，朝堂動蕩、百姓流離。齊王看準時機，召集文武群臣，決意出兵北上征伐燕國，一眾大臣皆紛紛附和。彼時的孟子，同樣支持出兵平亂，卻與眾人的功利之心截然不同。他心懷天下蒼生，認為天下動亂已逾五百年，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日夜期盼聖主出世、安定天下。在孟子的構想中，齊國出兵絕非覬覦燕國的土地財富，也不是為了博取尊號、稱霸諸侯，而是以仁義之舉拯救燕國百姓於水火。
孟子希望齊國能率先推行仁義，平亂而一無所取，為天下諸侯樹立典範，重現上古賢君治世的太平景象。可彼一時的美好願景，終究抵不過君主的貪欲。齊王早已垂涎燕國的珍寶土地，全然摒棄孟子的仁義之道，縱容齊軍攻入燕國後燒殺擄掠、肆意掠奪。不義之戰終究難以長久，燕國百姓奮起反擊，齊軍節節敗退、大敗而歸。眼見自己的治國理念不被採納，仁義平天下的抱負付諸東流，孟子心灰意冷，毅然辭官離開齊國。
仕途受挫、理想受挫，孟子難免心生郁結。弟子充虞見狀心生疑惑，詢問老師為何違背「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教誨。面對弟子的疑問，孟子道出了千古哲思：「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時初心受挫，難免心生悵然，可此時靜心沈澱，心境已然截然不同。他深知天道輪回、世事有度，五百年必有仁義王者現世，必有賢臣志士輔佐社稷。自周朝開國至彼時，已逾七百年，正是天道更迭、志士作為的絕佳時機。若天意欲平定天下，自己便是當之無愧的擔當者，如此想來，何來怨懟與不悅？
孟子的心境轉變，完美詮釋了這句成語的核心內涵。境遇的更迭、時間的推移，會徹底改變事物的格局與個人的心境。昔日的困頓失意，放在長遠的時空格局中，不過是前行路上的磨礪；彼時的執念與郁結，在此時的格局與眼界下，已然煙消雲散。世間萬事皆在時間長河中不斷演變，時間是重塑一切的核心變量，局勢、人心、機遇，皆會隨時空流轉而改變。
反觀生活中諸多困境，皆源於不懂變通、固守過往。刻舟求劍之所以徒勞無功，正是因為拘泥於一時一地的狀態，以靜止的眼光看待動態變化的事物，妄圖以不變應萬變，最終只會與目標漸行漸遠。「彼一時，此一時」不僅是對世事變化的客觀認知，更是一種通透的處世智慧。它告誡世人，過往的經驗未必適配當下，昔日的困境未必是永久的結局，一時的得失成敗，終究只是特定時空下的結果。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三
四百年前澳門已有逾萬華人定居
527-05：明代時期的澳門地圖（互聯網圖片）
17世紀初的澳門究竟有多少人？如果把今天的澳門放回四百年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令人意外。根據17世紀初外國人留下的記錄，當時澳門大約已有一萬名中國人，而葡萄牙人及葡萄牙人與當地居民的混血人口則約有七、八百人。換句話說，在葡萄牙人進入澳門數十年後，這座被後世視為葡萄牙人東方據點的城市，人口主體其實早已是中國人。
葡萄牙人自16世紀中葉進入澳門後，這裡逐漸成為重要的海外貿易據點。葡萄牙商人往來於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之間，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相繼出現，澳門也開始具有一座歐洲人在亞洲建立的城市雛形。但如果只看葡萄牙人的活動，很容易忽略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支撐這座城市日常運作的中國人口，從來都比葡萄牙人多得多。
這一萬名中國人並不是葡萄牙人到來之後才突然出現。澳門本來就是華南沿海社會的一部分，漁民、商人、船民及各類工匠早已活躍於珠江口一帶。隨着澳門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更多中國人因為經商、航運、手工業和各種服務而來到這裡。對葡萄牙商人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停泊船隻的港灣，更需要一個能夠提供貨物、勞動力、交通和各種日常服務的城市。
因此，17世紀初的澳門並不是一座單純由葡萄牙人管理、由葡萄牙人居住的外國城市。葡萄牙人掌握着重要的海外貿易網絡，但城市裡大量的中國居民，則構成了另一套龐大的社會基礎。他們做生意、駕船、製造貨物、經營店舖，也參與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要在澳門運作，同樣離不開這些中國人的存在。
17世紀初正值澳門開始進入繁榮階段。後來明清易代，華南沿海局勢劇烈變化，大量人口流動又進一步改變澳門的人口結構。也就是說，17世紀初的一萬名中國人，很可能只是澳門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到了明清交替之際，這座城市還會迎來另一輪人口變化。
我們談論「葡萄牙人建立澳門」時，或許也應該換一個角度去理解。葡萄牙人確實把澳門接入了更廣闊的世界貿易網絡，但在這座城市真正形成的過程中，數以萬計的中國居民同樣不可或缺。四百年前的澳門，從一開始便不是一座只有葡萄牙人的城市，而是一座由不同人群共同生活、共同維持運轉的華洋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