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駱秉章（一）
駱秉章大器晚成不惑之年考取功名
532-01駱秉章像（互聯網圖片）
532-02道光皇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駱秉章，晚清政壇上一位以清廉著稱的封疆大吏。他原名俊，三十七歲時改名秉章，字籲門，號儒齋，廣東廣州府花縣炭步鎮華嶺村人，生於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十八日，卒於同治六年（1867年）。他身兼政治家、軍事家、儒生、文學家、書法家多重身份，為湘軍將領，官至封疆大吏、太子太保、四川總督，謚號「文忠」，有「晚清第一清官」之稱，與曾國藩、左宗棠等並稱「晚清八大名臣」。
駱家世代有淵源。駱秉章之父名珝元，號誠齋。據載，其先祖道德公（926年—1009年）於後周時期由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楊塘村南遷廣東，此後駱氏一門在嶺南開枝散葉。駱秉章出生於花縣炭步鎮華嶺村，後舉家遷往佛山，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求學時光。
駱秉章的科舉之路可謂大器晚成。嘉慶十七年（1812年），年方十九的他在縣試中以第三名考中秀才；二十一歲至二十六歲期間，他在廣州與佛山兩地往返求學，孜孜不倦；二十七歲應鄉試，中了己卯科第五十八名舉人。此後他兩次赴京會試，均無功而返。道光二年（1822年），他第一次赴京會試雖名落孫山，但京師繁華的景象使他眼界大開；道光九年（1829年），他再次赴京會試，可惜依然名落孫山。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先人源出浙江義烏，而三國時東吳丞相駱俊亦是義烏人，與駱秉章同宗。駱俊本名犯先祖之諱——祖宗之名早已被先人佔用，中國人須避祖宗之諱——駱秉章因而屢考不中。道光九年（1829年），再度落第的他赴禮部呈請，改名「駱秉章」，以避諱故。果然，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會試，苦讀三十餘年的他終於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選，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其座師為穆彰阿，散館後授編修。此時他已年屆不惑，可謂功名雖遲，終償所願。
駱秉章在京師做了十六年朝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命稽察吏部銀庫。到任後他清查陋規，嚴格檢閱，官員們無法徇私枉法，便想尋他的疏漏將他調走，誰知經調查發現駱秉章一絲不苟、分毫不沾，眾人對他更為器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銀庫虧欠之事被揭發，虧短多達九百多萬兩白銀。駱秉章因失察之罪被罷職，並被罰賠庫款一萬八千二百兩。
審察完畢後，道光帝深知他持正無私，召見時對他說：「你這一年年查庫辦得很好，不只朕一人知道，而是人人皆知。如今有了此案，你的名字將會更出名；如果沒有這個案件，朕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好好讀書，認真做官，將來好好為國家辦事。」於是特旨以庶子的身份將他留用。自此道光帝對他信任有加，升他為侍講學士，出任湖北按察使。此後他歸鄉丁母憂，服滿後補右庶子，先後赴山東、河南、江蘇任按察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湖北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貴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撫。
中國之最102
最大的地下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二）
532_06 : 脆弱的柱狀節理玄武岩是建設水電站的難點之一（新華網圖片）
金沙江挾著青藏高原的勁風，在橫斷山脈深處切割出層疊絕壁，江道收束之處，兩岸山體緊逼，形成天然建壩的絕佳地形——這便是白鶴灘。然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背後，隱藏著一連串被常規工程理論視為「不可能」的考驗：脆弱的柱狀節理玄武岩、密如蛛網的裂隙、複雜多變的地應力、極端乾熱氣候，以及全球無先例可循的百萬千瓦級水輪機組。白鶴灘的建設，正是將這些「不可能」逐一攻克、化為「可能」的壯闊歷程，最終成就世界水電史上科技含量最高、創新最密集的工程典範。
首當其衝的是「地質博物館級」的壩基難題。白鶴灘壩址區廣泛分布柱狀節理玄武岩，岩體呈垂直柱狀裂塊，裂隙發育、膠結差，整體承載與變形特性異於常規岩體，此前全球大型高壩從未以此類岩體為主承載基礎，學界普遍視為禁區。若無法破解其力學性能，後續一切無從談起。項目團隊未循舊法，而是率先開展大尺寸原位試驗與室內機理分析，建立考慮節理空間分布的精細力學模型，提出「擴大基礎＋混凝土墊座」綜合處理方案：透過擴展基礎面積分散荷載，以整體現澆高強混凝土封閉岩面、嵌固鬆散柱體、均化應力，並結合淺深層加固，顯著提升整體穩定性與協調變形能力。此工藝成功實踐後，被國際權威機構認定為全球首例柱狀節理玄武岩地區建設超高壩的成功典範，為未來相似地質條件下的水電工程提供中國智慧。
解決壩基問題後，更嚴峻的考驗來自山體內部——規模空前的地下洞室群。左右岸廠房並列，尾水調壓室、交通洞、排水廊道等交錯密布，單座調壓室豎井深達127米，相當於四十餘層樓直插山腹，岩牆厚度有限，開挖引發的應力重分布相互干擾，結構穩定風險疊加。加上區域地應力高、岩體堅硬脆裂、局部存在錯動帶，開挖中岩體開裂、剝落甚至突發變形風險極高。工程團隊建立「設計—施工—監測」三維動態反饋體系，埋設精密儀器於關鍵部位，實時傳回變形、滲流、應力數據，工程師據此動態研判岩體反應，即時調整開挖步序與支護參數，將風險消弭於萌芽。同時優化廠房間距，採用圓筒形調壓室，減少洞群間相互干擾，有效緩解「洞群效應」，為電站長期安全運行筑牢屏障。
大壩擋水，更要安全泄洪。白鶴灯屬「高水頭、窄河谷、巨泄量、不對稱」佈局，左右岸泄洪設施不對稱，最大下泄流量超每秒3萬立方米，泄洪功率逼近6萬千瓦，位居世界前列。高速水流帶來衝擊、淘刷與氣蝕破壞，極具挑戰。設計團隊創建全球最大規模反拱型水墊塘，搭配三條大斷面無壓泄洪洞，利用反拱底板受力特性，將水流動能分散導向側邊與深部，在水墊內完成高效消能，既減輕河床沖刷，又改善岸坡穩定。系統使洶湧江水「流而不亂、衝而不毀」，展現中國水利工程在極端工況下的深厚底蘊。
最令全球矚目的突破，是完全自主研發的百萬千瓦級水輪發電機組。此前世界最大單機容量為70萬千瓦，百萬千瓦級無成熟機型與經驗可依。從水力設計、轉子結構、冷卻通風到振動控制，全為「無人區」。東方電氣與哈爾濱電氣組成聯合研發團隊，從基礎理論起步，反覆優化葉輪線型，攻克巨型發電機散熱難題，研發適應近10米轉子的支撐與減振結構。歷經多年攻關，實現核心技術全面自主可控，關鍵部件製造精度達微米級，單台機組重量逾800噸，宛如一座精密運轉的工藝巨塔。2021年6月，首批兩台機組順利並網，標誌白鶴灘正式投產，也宣告中國高端能源裝備製造邁入歷史性跨越。
施工亦需應對極端自然條件。白鶴灘乾熱河谷全年7級以上大風超過240天，夏季日照強烈，混凝土表面溫度曾達70℃，常規水泥水化熱易引發內外溫差裂縫。研發團隊專研低熱硅酸鹽水泥，優化骨料級配與膠凝材料比例，配合預冷骨料、分層澆築、通水冷卻等全程溫控措施，嚴控內部溫升速率與分佈，最終實現「無縫大壩」，數百萬立方米壩體猶如一體澆鑄，品質堅固無瑕。
在攻克技術難關的同時，生態保護始終未讓步。白鶴灘堅持「在保護中建設、在建設中保護」，建立專門魚類增殖放流體系，針對圓口銅魚、長鰭吻鮈等特有珍稀物種開展人工繁育，累計規範放流。庫區原生植被與古樹科學遷移保護，臨時佔用地同步復綠。下游設置水溫與流量自動監測點，盡力減緩水文變化對生態影響。2021年工程通過環境保護驗收，各項措施落地有序。2025年，萬餘套傳感器組成的安全監測系統全面運行，實現關鍵參數全天候智能預警；2026年，施工纜機群拆除，樞紐場地復綠，白鶴灘正式由建設期轉入長期運行管理新階段。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532-03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1200百多年前，一個窮愁潦倒的中年人，用短短十四個字，寫盡了一個時代最刺眼的裂縫。這十四個字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作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距離安史之亂爆發，僅餘數月。
那一天，杜甫剛在長安困頓十年，才勉強謀得一個低微的小官，匆匆動身去奉先縣看望妻兒。路上他經過驪山，華清宮裡，唐玄宗與楊貴妃正攜大批王公貴族大擺宴席，聲樂不斷、珍饈無數；而宮外的大路與鄉間，卻橫陳著凍餓而斃的百姓。他趕回奉先家中，才發現自己的幼子竟已餓死。咫尺之間，榮枯兩樣；一邊是帝王的無盡宴樂，一邊是連詩人自己都保不住幼子。強烈的反差刺痛了他，這一句千古名句，便從滾燙的胸臆裡迸出來。
「朱門」，字面上是漆成大紅色的門。古代對門的顏色有嚴格等級：紅色是尊貴之色，只有王侯、貴族、高官、勳貴之家才准漆成朱紅，平民只能用黑門或木原色。所以「朱門」本是高級官宦宅邸的代稱，後來引申為權貴、富豪、上層統治階層的泛指。杜甫詩中的「朱門」，早已不僅僅是那一扇紅門，而是借代門內那個揮霍無度的特權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朱門」並非皇宮。皇宮一般稱「宮闕」「紫宸」「丹墀」，朱門多指大臣、勳貴、地方豪強的私宅。杜甫在華清宮外看到的，本是帝王貴戚集體享樂，詩句卻用「朱門」二字，將整個特權階層囊括其中——這正是詩人的高明之處。
其實，這種「上層奢靡、底層餓死」的對照，並非杜甫憑空首創，而是遠承一個深遠的思想源頭。《孟子·梁惠王上》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廚房裡堆著肥肉，馬廄裡養著肥馬，百姓卻面有飢色，野外躺著餓死的人。孟子當面批評梁惠王，這等於「率獸食人」，是統治者搜刮民財供養權貴，任由百姓餓死。後世《鹽鐵論》亦言：「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杜甫的名句，正是對這一思想傳統的文學化表達。
一部中國史，這樣的對照反覆上演。西晉石崇用蠟燭燒火做飯、錦緞鋪五十里步障，王愷用糖水刷鍋、紫絲鋪四十里屏障，晉武帝甚至拿出珍寶幫外戚斗富；而底層百姓賦稅沉重，遇上荒年賣兒鬻女，洛陽一帶飢民遍地。北魏元琛放言：「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宗室奢靡，民間卻飢荒不斷。隋煬帝多次巡遊江都，沿途數百里州縣必須進貢山珍海味，吃不完的食物直接就地掩埋；同時無休止徵發百萬民夫，北方千里無煙，江淮餓殍滿道，最終激起農民大起義。晚唐唐懿宗耽於宴遊，每月十幾次大宴，女兒同昌公主出嫁賞賜五百萬貫，公主死後送葬隊伍綿延二十餘里，無數珍寶陪葬；而當時賦稅苛重，流民遍地，白居易《傷宅》反問權貴：「厨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為何不救濟飢寒的窮人。到了晚清丁戊奇荒，高官大户家中酒肉不斷，華北中原卻赤地千里，百姓吃觀音土、樹皮，街頭隨處收屍。京城王府終日宴飲，城外流民路倒不斷——千百年來，那扇朱紅的大門始終未變，門外的凍骨也始終未絕。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流傳千古，正因它用一句話，寫盡了貧富懸殊與階級對立，撕開了盛唐繁華的外殼，露出其下深重的民生苦難。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八
華人逐漸在澳門與葡人混居
如果18世紀的澳門已經有數以萬計的華人，那麼一個很自然的問題便出現了：這些華人究竟住在哪裡？很多人對昔日澳門的印象，是葡萄牙人住在城內，華人則生活在城外。但如果翻查清代留下來的資料，這種「城內葡人、城外華人」的簡單分界，其實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
18世紀的澳門，確實存在葡萄牙人較為集中的城市空間，但華人居民並沒有被完全排除在城內生活之外。隨着人口增加和商業發展，越來越多華人商人、工匠、店戶及其他居民進入澳門城內居住和工作。他們租屋、開舖，甚至與葡萄牙人共同使用同一片城市空間。
一份1747年的中國官方記錄，便留下了相當直接的描述。當時澳門有葡萄牙人家庭及外國居民居住，而華人居民「戶口亦約略相同，俱僦屋以居，在彼營工貿易」。換句話說，華人不但進入澳門生活，而且有人租住當地房屋，並在城內從事工作和貿易。這並不是偶爾到澳門做生意的外來商人，而是一批已經在這裡建立日常生活的居民。
這種混居情況其實與澳門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葡萄牙人需要華人商品，也需要熟悉本地市場和語言的人協助貿易；華人商人則需要利用澳門的海外航線，把貨物送往更遠的市場。工匠、店戶、販夫以及各種服務行業，同樣依賴這座城市日益增加的商業活動。當不同人群每天都必須在同一個港口做生意，原本的居住界線自然很難維持得十分嚴格。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這種情況更加明顯。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空間也隨之向華人居民開放。華人開始在城內外形成自己的生活圈，既有傳統的華人社區，也有人直接生活在葡萄牙人聚居的區域。澳門因此逐漸形成一種與其他殖民城市不同的面貌：不同族群並非完全分隔，而是在商業、居住和日常生活中彼此交錯。
當然，這並不代表華人與葡萄牙人擁有完全相同的身份和權利。澳門始終存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秩序，華人居民也受到清朝官府的戶籍、出入及治安管理。但「受到不同管理」與「完全不能住在一起」是兩回事。從現存資料來看，18世紀澳門更接近一座華洋混居的城市。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後來會出現華人租住、接手葡萄牙人房屋和店舖的現象。房屋不只是居住的地方，也是一種可以交易、租賃和轉讓的城市資源。當華人人口越來越多，葡萄牙人的房屋也逐漸成為華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18世紀的澳門，並不是一座用城牆把華人和葡萄牙人完全分開的城市。真正的澳門，是兩個社會在同一片土地上逐漸交錯：葡萄牙人的教堂、住宅和商業空間仍然存在，華人的店舖、住宅和社區也不斷擴大。這種「唐夷雜處」的城市生活，正是澳門後來最獨特的歷史面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