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三）
「字條治報」打造《明報》王國
505-02金庸給董橋的信（互聯網圖片）
金庸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當時，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此時，《明報》才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難民潮」結束之後，《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接受的報章。1962年7月銷量跨過3萬份。到1963年，《明報》已完全擺脫財政窘境，平均日銷量是5萬份。
1964年，針對陳毅提出的「核褲論」，金庸在《明報》發表《要褲子不要核子》社評，引發左翼媒體猛烈抨擊，直至陳毅出面制止風波。他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二十餘年筆耕不輟為《明報》撰寫社評，立場鮮明、風骨凜然。
1966年，《明報》辦公室遷入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同年金庸創辦《明報月刊》，自任總編，後由胡菊人接任，將其打造成全球知名的高水準綜合學術刊物；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公開持反對態度，堅守傳統文化，因此被香港左派污蔑為「漢奸」「走狗」。
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期間，金庸在《明報》社評中嚴厲譴責左派炸彈襲擊、傷及平民的暴行，遭死亡威脅，寓所收到炸彈郵包，被列入暗殺名單，只得攜家人赴新加坡避難，返港後獲港英政府長期保護。同年，影星夏夢移民加拿大，金庸破例在《明報》頭版頭條連續報道，並撰寫詩意社論《夏夢的春夢》，成為報壇一段特殊佳話。
1968年，金庸創辦《明報週刊》，歷經數年發展，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權威的娛樂週刊，至此，《明報》日報、晚報、月刊、週刊形成矩陣，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相繼成立，「明報王國」初具規模。
1980年代，《明報》已成為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標桿報刊，1988年日銷量達11萬份，1989年飆升至18萬份，備受港英當局、內地與台灣多方重視。
1991年1月23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同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年度盈利接近1億元，金庸躋身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成為「文人致富」的典範。上市後，他退出報業管理層，開啓周遊列國、治學靜修的晚年生活。
1992年2月，金庸將鼎盛期的《明報》控股權轉讓給於品海；1993年4月1日，卸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結束對《明報》的主政時代；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職位，徹底告別親手締造的傳媒帝國。此後《明報》幾經易主，馬來西亞華商張曉卿曾誠意邀請他復出，被金庸婉拒。
執掌《明報》數十年，金庸以獨特的「字條治報」管理報社，不善言辭的他，用便箋逐條指示編務、社評、文字規範等事宜。他的字條往往寫在明報有限公司的便箋上，還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干事情超過了一項，就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出來，下款常常署一個「查」字。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這也算富有金庸特色的「字條治報」吧。比如1990年12月27日，他給董橋等人的一個字條：「董橋先生：編委、編輯、校對各位：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寫的社評中，兩個『如果』都給改。作了『若果』，信箱因為我草書的『如』字，校對先生以為是『若』字之故。以後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請編委各位研究一下。查，九0、十二、廿七」，還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為習慣，無理由可說」。
數十年間，他在《明報》到底發出過多少張紙條或信件，雖然早已無法統計，但這個數字必定相當驚人，如果將這些字條集在一起，恐怕是非常有趣，而且將會給研究《明報》的歷史提供第一手的鮮活的資料。從《明報》到他的《明報》王國，就是在他那一張張「字條」下成長起來的。
中國之最（九十）
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二）
505_06：溫差形成因素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在了解中國溫差最大的地區分布之後，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這些地方會出現如此極端的氣溫變化？從地理與氣候學角度來看，中國溫差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種自然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大陸性氣候、地形結構、大氣環流以及地表特性等。
首先，大陸性氣候是造成中國內陸地區溫差巨大的根本原因。中國位於歐亞大陸東部，內陸廣闊，特別是西北地區距離海洋遙遠，缺乏海水的調節作用。由於水的比熱容量遠高於陸地，海洋能夠吸收並緩慢釋放熱量，使沿海地區氣溫變化較為平穩；反之，內陸地區地表升溫與降溫速度較快，導致夏季炎熱、冬季寒冷，年溫差顯著擴大。
其次，地形對溫差亦具有重要影響。中國西部地形複雜，包括高原、盆地與山地等多種地貌。以吐魯番盆地為例，其地勢低於海平面，是中國最低點之一，周圍被高山環繞，形成封閉環境，使熱量不易散失，夏季氣溫極高；而到了冬季，冷空氣又容易滯留於盆地內，使氣溫迅速下降。這種地形效應進一步放大了年溫差。
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則呈現完全不同的地形特徵。高原海拔高、空氣稀薄，使得大氣對熱量的吸收與保存能力降低。白天，強烈的太陽輻射直接作用於地表，使氣溫迅速上升；夜晚，地表熱量迅速散失，氣溫急劇下降，從而形成極大的日溫差。這種現象在全球高原地區亦普遍存在，但青藏高原因其規模龐大而尤為突出。
除了地形與距海遠近之外，大氣環流亦是影響溫差的重要因素。中國冬季受西伯利亞冷高壓控制，冷空氣可長驅南下，使北方地區氣溫迅速下降；而夏季則受副熱帶高壓影響，氣溫普遍升高。這種季節性的氣壓系統變化，使中國氣溫在一年之內呈現明顯的冷熱對比，進一步加劇年溫差。
此外，乾燥與少雲的氣候條件亦會放大溫差。在乾燥地區，由於水汽含量低，大氣對熱量的吸收能力較弱，白天太陽輻射可迅速加熱地表；而夜晚缺乏水汽與雲層的保溫作用，地表熱量迅速向外輻射，導致氣溫驟降。因此，新疆與青藏高原等地普遍具有「日夜溫差大」的特點。
溫差的存在，對人類生活與經濟活動產生了多方面影響。在農業方面，大溫差有助於作物糖分積累，這也是新疆葡萄、哈密瓜等水果特別甜美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過大的溫差亦可能帶來霜凍、乾旱等問題，對農作物造成損害。因此，當地農業需依賴灌溉技術及抗逆品種來應對氣候挑戰。
在人體健康方面，劇烈的溫差變化容易對免疫系統造成壓力。日夜溫差大的地區，居民需頻繁調整衣著與作息，否則容易引發感冒、呼吸道疾病，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特別是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更需注意氣溫變化帶來的影響。
在建築與城市規劃方面，溫差亦是一項重要考量因素。中國北方及西北地區的建築普遍採用厚牆體與雙層窗設計，以提高保溫性能；而在高原地區，建築則需兼顧日間隔熱與夜間保溫的需求。此外，城市供暖系統亦是應對冬季低溫的重要措施之一。
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雖非世界溫差最大的國家，但其西北內陸與青藏高原已屬於溫差較大的區域之一。相比之下，西伯利亞地區的年溫差甚至可達100℃以上，屬於全球極端案例。然而，中國由於人口密集、經濟活動活躍，溫差對社會的影響更為直接且深遠。
總體而言，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並非單一地點，而是由多個具有不同特徵的區域共同構成，包括以新疆為代表的年溫差極大地區，以及以青藏高原為代表的日溫差顯著地區。這些地區的存在，不僅展示了自然環境的多樣性，也提醒人類在面對極端氣候時，需要不斷調整與適應。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持續發展，未來中國各地的溫差模式可能出現新的變化。例如，極端高溫事件增加、寒潮頻率改變等，都可能對現有氣候格局產生影響。因此，持續觀測與研究溫差變化，不僅具有科學價值，也對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問三不知
505-03荀瑤畫像（互聯網圖片）
「一問三不知」原義是對某一事情的開始、發展、結果都不知道（三不知：指對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都不知道），後用來表示對實際情況一點也不知道。
「一問三不知」出自《左傳·魯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當中「一問三不知」由句中的「三不知」演化而來。
話說，公元前468年，晉國的荀瑤率兵攻打鄭國。鄭國在春秋初年是個強國，後來日漸衰弱，成為一個弱小的諸侯國。鄭國君王抵擋不住晉軍的進攻，於是派大夫公子般到齊國去求救。
公子般到了齊國後，向齊國的君主陳述了晉國如果吞併鄭國就會威脅到齊國的情況，祈求齊國派兵救援鄭國。齊國的君主平公覺得公子般說得有理，況且他也不能容忍晉國吞併鄭國而更加強大，構成對齊國的威脅，於是就派大夫陳成子率軍前去救援。當陳成子率領軍隊到達淄水河岸的時候，天下大雨，士卒們不願意冒雨過河。這時，鄭國的嚮導子思很清楚，如果齊軍不抓緊行進的話，鄭國的都城可能就會有危險了。於是，他力勸陳成子趕快渡河。陳成子也知道情況緊急，於是下令過河。
陳成子披著雨篷，拄著兵戈，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揮齊軍過河。戰馬見了的滔滔的河水嚇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抽，硬逼它們過河，經過一番努力，齊軍安全地渡過了淄水，準備與晉軍交戰。
晉軍統帥荀瑤見齊國軍隊來救鄭國，感到很意外，因為他沒有想到齊國會出兵和晉國交戰。他看到齊軍軍容嚴整，心裡有點害怕，便對左右的部將說：「他們的軍隊排列得非常整齊，我們恐怕打不過他們。我們還是撤兵吧。」荀瑤一邊下令撤軍，一邊派一位使者去齊軍營地拜見陳成子，想讓這位使者去離間陳成子和鄭國的關係。沒想到，陳成子根本就不信這個使者說得話，把他趕了回去。
齊國的使者走後，有個名叫荀寅的人報告陳成子說：「有一個從晉軍來的人告訴我說，晉軍打算出動一千輛戰車來襲擊我軍的營門，要把齊軍全部消滅。」陳成子聽了，罵他說：「出發前國君命令我說：『不要追趕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馬。』晉軍即使出動超過一千輛的戰車，我也不能避而不戰。你方才竟然講出壯敵人威風滅自己志氣的話回國以後，我要把你的話報告國君。」
荀寅自知失言，於是感慨說：「唉，君子謀事，對於事情的發生、經過、結果都要考慮成熟才能上報。而我現在對這三方面全不清楚就發表意見，怎能不碰壁呢？難怪我總是得不到信任，隻身逃亡在外，全怪我不懂策略呀……」幾天後晉軍撤兵，陳成子也率軍回國。
正正因為荀寅因未考慮事情始中終而誤判局勢，愧言「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故「一問三不知」不僅是對古代謀士的警示，更是對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深刻啟迪。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三
明嘉靖年古籍出現「濠鏡澳」地名
505_05: 1502年由葡萄牙人繪製的《坎蒂諾地圖》（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指中指出，楊迅凌所撰寫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560年《維利烏航海圖集》、1570年《寰宇圖誌》的對比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不僅標註了澳門的位置，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前往馬六甲、果阿、日本長崎的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中轉核心地位。
這一時期的中國古地圖，也開始對澳門進行更詳細的記載。明代嘉靖年間的《廣東通志圖》（公元1561年），首次在中國官方地圖中標註「濠鏡澳」，並註明「夷人聚居，貿易其中」；萬曆年間的《香山縣志圖》（公元1582年），則進一步繪製了澳門的聚落分佈、港口設施，標註了「葡萄牙夷館」「貿易市場」等地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6世紀中葉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完成了從「隱性輔地」到「顯性樞紐」的轉變。《坎蒂諾地圖》的鋪墊、《維利烏航海圖集》的初步標註、《寰宇圖誌》的正式命名，不僅見證了澳門的崛起，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區域性貿易航線」向「全球性貿易網絡」的轉變。楊迅凌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澳門的崛起，不僅是地理因緣際會的結果，更是海上絲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古地圖，則成為這一歷史進程最真實的見證者。
17世紀，澳門迎來了其在海上絲路中的鼎盛時期，成為東西方貿易、文化、宗教交流的核心樞紐。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7世紀一系列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繁榮景象——地圖上的澳門，從一個簡單的泊地，逐漸發展成為擁有完善港口設施、多元文化聚落的國際性貿易城市，其絲路地位達到頂峰。
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澳門逐漸形成了「華洋雜居」的格局，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地圖，是1602年意大利製圖師利瑪竇與李之藻合作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詳細的世界地圖，其中在珠江口明確標註「澳門」，並用小字註明「澳門，西洋人所居，貿易甚盛」，不僅標註了澳門的精確位置，還簡要記錄了其貿易地位，這也是西方製圖技術與中國地理知識相結合的傑作，標誌著澳門已被正式納入全球性的地理認知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