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一）
自小立志成為一名冒險家
507-01倪匡舊照（互聯網圖片）
507-02年輕時的倪匡（互聯網圖片）
倪匡，原名倪聰，字亦明，1935年5月30日出生於中國上海，一個充滿變革與機遇的時代與城市，賦予了他不凡的生命力和探索精神。作為香港文壇的傳奇人物，他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香港四大才子」，以其豐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學才華，在華語文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倪匡的童年是在上海的繁華與喧囂中度過的。他居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899弄來德坊35號，那裡既有十里洋場的繁華，也有民街陋巷的質樸。年幼的倪匡穿梭其間，看街頭藝人的精彩表演，觀有錢人家絢爛的煙花，甚至能在夜空中看到描繪唐僧師徒取經的圖畫，這些豐富多彩的童年經歷，無形中滋養了他那顆渴望冒險與探索的心。十二歲時，因家庭搬遷，他轉入虹口邢家宅路，並就讀於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現上海市上海中學），這段求學經歷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自幼年起，倪匡便立志成為一名冒險家，李時珍和徐霞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常與小夥伴們鬥蟋蟀，卻從不屑於參與打架，而是選擇躲回家中沈浸在書海中，《徐霞客遊記》、《薛丁山徵東》、《聊齋志異》等書籍成為他的精神食糧，激發了他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嚮往。
然而，倪匡的人生軌跡並未如他所願那般平穩前行。1951年，為了追尋心中的烏托邦理想，年僅十六歲的他毅然輟學離家，北上蘇州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隨後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公安部隊，成為一名基層軍官。他參與了蘇南的土地改革和蘇北洪澤湖的治理淮河工程，特別是在雙溝引河工程和南潮河水閘工程中，他親身體驗到了勞動的艱辛與偉大，也見證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壯麗圖景。
1955年，倪匡被派往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扎賚特旗，負責開闢保安沼機耕農場。在這片廣袤而寒冷的土地上，他帶領勞改犯人種植水稻，面對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他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然而，軍旅生涯中的種種不公與特權現象，逐漸消磨了他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他開始意識到，現實與宣傳中的平等世界相去甚遠。
1956年的冬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雪封阻了道路，運煤車無法到達，倪匡與同事們面臨斷煤的困境。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他們不得不拆下一座木橋以生火取暖，這一行為卻被指控為「破壞交通」，倪匡因此被隔離審查。面對即將到來的嚴厲懲罰，倪匡在一位蒙古朋友的幫助下，連夜騎馬逃離，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
在逃亡的過程中，倪匡歷經千辛萬苦，多次靠吃老鼠、螞蟻、棉桃充飢，最終輾轉到達廣州，並成功偷渡至香港。在香港，他與久別的父母團聚，並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初到香港的倪匡，舉步維艱，生活艱難。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想盡辦法謀生，最終只能選擇出力幹活，進入了一家無名的染料廠打工。在不工作時，他總喜歡拿出報紙翻閱一番。對於報紙上的許多內容，他往往並不認同，覺得這些文章不過是形式主義的產物，徒有其表，甚至不如自己寫的東西有深度。這時他靈機一動，心想：既然別人能寫，為什麼我不能呢？於是開始自己撰寫文章，並將這些作品投遞給多家報社。
中國之最（九十一）
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使契丹圖》（二）
507_06：《夢溪筆談》（互聯網圖片）
507_07：夢溪園是沈括晚年居住的地方，他在此寫成了巨著《夢溪筆談》（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提到，《使契丹圖》是由北宋科學家與學者沈括所製，他不僅是當時學術風氣轉變的重要人物，更以廣博的知識與實踐精神，在多個領域留下了不朽的貢獻。
沈括出生於一個知識與文化積累深厚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沈周為宋真宗朝進士，家族素有收藏文物書畫及醫方的傳統。母親許氏為北宋前期著名戰略家許洞之妹，自幼受良好教育，能背誦其兄文章。沈括幼年即由母親親自教導，這使得他自小便養成對自然與社會的強烈興趣與好奇心。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沈括中進士，後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擔任多項重要職務，包括主持司天監改革、疏浚汴河、察訪兩浙水利、改革鹽法等。這些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為他日後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靈感。
沈括所處的北宋中期，正是經濟文化繁榮、學風轉變的關鍵時期。當時的學者不再僅限於儒家經典，而是開始關注實際問題，強調「窮理盡性」，探索事物本源。沈括正是在這樣的學風薰陶下，成為一位跨領域的科學家。他不只專注於經典，更重視實用技術，將科學探索與社會實踐結合，成為當時少數兼具理論與實證精神的學者。
沈括一生著作等身，達四十餘種，其中最著名的是《夢溪筆談》。這部書不僅記載了大量奇聞異事，也反映了沈括對自然奧秘的深厚興趣。儘管許多現象當代無法解釋，但他的記載為後世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夢溪筆談》一出即獲時人高度評價，被譽為「學問最博洽」「天文、算數、音律、醫卜皆能發明考證」。
在科學方面，沈括成就斐然。他首次詳細描述羅盤針，記錄磁偏角；製造立體地圖模型；研究延安地區化石，推斷古地理環境；根據太行山石壁上的螺蚌殼與鵝卵石，提出海陸變遷說；並首創「石油」一詞，預言其未來發展。他在數學上亦有創新，如隙積術與會圓術，提出高階差數公式與弧長近似計算方法。
更難能可貴的是，沈括摒棄社會偏見，記錄並總結來自民間工匠的發明，如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使其得以流傳。他也介紹失傳的建築理論《木經》，並對工程設計作出科學說明。
此外，沈括在金石學、音樂、書畫鑑賞等方面亦有卓越貢獻。清代四庫館臣稱其文「學有根柢，宏赡淹雅」，風格凝重不佻，具古風遺範。
為紀念這位「中國整部科學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李約瑟語），1979年7月1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將發現的小行星（編號2027）命名為「沈括」，以表彰其對人類科學與文化的無限貢獻。
水至清則無魚
507-04東方朔（互聯網圖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句成語源自《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與《漢書》東方朔傳，蘊含著深刻的處世哲學與人生智慧。它告誡我們，在待人接物與自我修養的過程中，應避免過度苛求，保持適度的包容與寬容，方能和諧共處，成就大事。
「水至清則無魚」，從字面意思理解，是指水體過於清澈，缺乏魚生存所需的氧氣、腐殖質及微生物環境，魚兒便無法存活。這一自然現象被古人巧妙地引申至人際交往與社會治理之中，形成了富有哲理的成語。《大戴禮記》中記載，一個有學問有德行的人在治理百姓時，需瞭解百姓的本性與心理，不可設定過高過遠的目標，以免百姓因難以企及而心生畏懼，甚至逃避。正如水清則無魚，人若過於精明苛察，對他人的一點點過錯或性格上的微小差異都難以容忍，便會失去同伴，孤立無援。
《漢書》東方朔傳中，東方朔以自身修養為例，強調君子應持守恆久的德行，不因外界喧囂而改變本心。他提到：「水清到極點就沒有魚，人太苛求就沒有夥伴。」這不僅是對個人修養的提醒，也是對社會治理的啟示。古代帝王冠冕上垂掛的玉串，以及用棉絮塞耳的做法，都是為了警惕自己不可看得太明察、聽得太精細，以免失去平衡與和諧。這種「難得糊塗」的智慧，實際上是一種高明的處世策略，它要求我們在嚴格與寬容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
漢明帝時期，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三十多年間聯絡了西域五十多個國家與漢朝和好，為國家的穩定與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年邁之時，班超請求回國，並在交接工作時，對繼任者任尚提出了寶貴的建議。他指出，西域人風俗習慣與中原不同，生性野蠻，難以教養，而邊境士兵也多因犯法被派往西域駐守。班超特別提醒任尚，他性子急躁，待人過嚴，這在西域這種複雜的環境中是行不通的。他借用「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告誡任尚應寬容別人的小錯，不要在小事上過於糾結。然而，任尚並未將班超的勸告放在心上，最終因採用欺詐手段而喪失人心，導致西域各國聯合反對朝廷，自己也受到了懲處。
「水至清則無魚」不僅是對治國理政的警示，也是個人修養的重要原則。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容易陷入追求完美的誤區，對人對事都要求盡善盡美。然而，過度的苛求往往適得其反，不僅讓自己疲憊不堪，也讓他人感到壓力重重，最終導致關係緊張甚至破裂。因此，學會適度寬容與包容，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活藝術。它要求我們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理解他人的不足與差異；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也要接受現實的不完美。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五
《東印度航海圖集》標注了澳門六大國際航線
507_05：《東印度航海圖集》進一步詳細記錄了澳門（圓圈處）的港口佈局與貿易航線（互聯網圖片）
17世紀，澳門迎來了其在海上絲路中的鼎盛時期，成為東西方貿易、文化、宗教交流的核心樞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7世紀一系列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繁榮景象——地圖上的澳門，從一個簡單的泊地，逐漸發展成為擁有完善港口設施、多元文化聚落的國際性貿易城市，其絲路地位達到頂峰。
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澳門逐漸形成了「華洋雜居」的格局，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地圖，是1602年意大利製圖師利瑪竇與李之藻合作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詳細的世界地圖，其中在珠江口明確標註「澳門」，並用小字註明「澳門，西洋人所居，貿易甚盛」，不僅標註了澳門的精確位置，還簡要記錄了其貿易地位，這也是西方製圖技術與中國地理知識相結合的傑作，標誌著澳門已被正式納入全球性的地理認知體系。
1630年，葡萄牙製圖師特謝拉所繪《東印度航海圖集》（Atlas of the East Indies），進一步詳細記錄了澳門的港口佈局與貿易航線。楊迅凌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地圖不僅精確繪製了澳門半島的地形、海岸線，還標註了澳門的港口、碼頭、夷館、教會建築等設施，甚至繪製了停泊在澳門港的葡萄牙商船，生動再現了當時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地圖中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連接廣州、馬六甲、果阿、里斯本、長崎、馬尼拉的六大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核心中轉作用。
這一時期，澳門的貿易呈現出「多元繁榮」的特點，絲綢、瓷器仍是對外貿易的大宗貨物，據史料記載，17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每年從澳門運往歐洲的生絲多達3000餘担，價值24萬兩白銀。楊迅凌通過對1650年《澳門詳圖》（Detailed Map of Macao）的考釋發現，這幅地圖中標註了澳門的「絲綢市場」「瓷器工坊」「貨物倉庫」等地點，反映了當時澳門對外貿易的產業規模。與此同時，西方的白銀、香料、玻璃製品、鐘錶等商品，也通過澳門大量輸入中國內地，推動了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