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夫人
嶺南名震古今的女首領
459-01冼夫人畫像（互聯網圖片）
459-02冼夫人雕塑（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嶺南地區，有一位卓越的女性領袖，她以非凡的智慧、勇氣和謀略，不僅引領著她的部落走向繁榮，更為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就是冼夫人，一位約在梁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出生於嶺南高涼郡山兜丁村（今廣東茂名電白電城山兜丁村）的傳奇女子。
冼夫人雖出生在茂名，但其功勳同樣包括了大灣區，甚至可以說是影響整個嶺南地區。冼夫人的家族世代是俚人的首領，這個俚族，乃是壯族先民的分支，他們佔據山洞，擁有部屬十餘萬家，勢力龐大。在這樣一個充滿野性與力量的環境中，冼夫人自幼便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賢明與多謀。她的家族有一個獨特的傳統——女性世襲首領制度，正是這一制度，讓年少時的冼夫人得以世襲成為大首領。她不僅統率著本部落的民眾，更能夠約束部下，行兵布陣，鎮服百越，使得本鄉信義卓著。
然而，冼夫人的領導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越人的風俗「好相攻擊」，她的兄長冼挺，時任南梁州刺史，便常常恃強侵略、掠奪鄰近州縣。面對這樣的局面，冼夫人沒有選擇沈默或逃避，而是多次規勸冼挺，最終使別郡的怨隙得以止息。她的威望也因此日益顯著，南海沿海地區（古代包括越南沿海地區）和瓊州海峽對岸的海南島共一千多個部落，都紛紛歸附在她的統領之下。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梁朝為了加強對嶺南的管治，在嶺南設置了高州、羅州。冼夫人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機，上書朝廷提出在海南島設置崖州。梁朝採納了她的建議，冼夫人也因此將自漢代以來脫離了中央近六百年之久的海南島，重新收歸國家管理。她在海南島恢復郡縣制，大力推行教育和發展生產，為唐宋以後對南海諸島的管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冼夫人的命運再次迎來了重大的轉折。羅州刺史馮融聽說冼夫人有志行，便全力促成其子、時任高涼太守的馮寶與冼夫人的聯姻。這場被稱為「馮冼聯姻」的婚禮，規模宏大，觀禮者眾多，成為了嶺南地區的一大盛事。婚禮中，冼夫人執扇掩面，行「卻扇禮」，這一婚俗起源於晉代，盛行於唐宋，足見婚禮之隆重與正式。這場聯姻不僅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更是中原漢族與嶺南俚族的融合，象徵著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的合作與共贏。
馮融本是北燕的後裔，其家族歷史可追溯至北燕末代君主馮弘。當初，馮弘投奔高麗時，派馮融的祖父馮業帶著三百人過海歸宋，從此留在新會。從馮業到馮融，三代都是高涼太守。婚後，冼夫人與馮寶攜手並進，共同治理嶺南。她輔佐馮寶平息了今廣東省境內的俚族原住民與中原人士的衝突，促進了中原人和俚族的和解與融合。同時，她還引海南島各部落歸附南梁，並再次請設崖州，使海南島再次成為古代中國中央王朝設立的正式政區。
在治理過程中，冼夫人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她不僅約束本族，讓他們依從「民禮」，還親自參與解決訴訟問題。每當首領中有犯法的，即使是親族，她也沒有使其逃逸。這種公正無私的態度，使得政令得以有序執行，人們不敢違抗。嶺南地區也因此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繁榮。
無顏見江東父老
459-03項羽雕塑（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有許多英雄豪傑的故事被廣為流傳，其中項羽的悲壯故事尤為引人注目。尤其是那句「無顏見江東父老」，更是成為了流傳千古的佳話，深刻描繪了項羽在失敗面前的複雜情感與高尚情操。下面，就讓我們一同走進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重新品味項羽的英勇與悲壯。
公元前202年，楚漢爭霸的烽火已經燃燒了數年之久。在這一年的冬天，項羽的軍隊在垓下（今安徽靈璧縣東南）遭遇了劉邦大軍的重重包圍。面對敵人數量上的絕對優勢，項羽的軍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漢軍為了徹底瓦解項羽的鬥志，採用了「四面楚歌」之計。夜深人靜之時，漢軍在軍營中唱起了楚地的歌謠，那熟悉的旋律如同鋒利的刀刃，深深刺痛了項羽和他的士兵們的心。他們誤以為楚地已經盡失，軍心開始動搖，士氣低落到了極點。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項羽展現出了他作為一代梟雄的果敢與決絕。他率領八百騎兵，趁著夜色突圍而出，試圖尋找一線生機。然而，漢軍並未善罷甘休，他們緊隨其後，緊追不捨。在逃亡的過程中，項羽一行人來到了烏江岸邊。此時，烏江亭長已經備好船隻，靜靜地等待著項羽的到來。他深知項羽的英勇與威望，也明白項羽對於江東父老的重要意義。因此，他極力勸說項羽渡江逃生：「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言下之意，只要項羽能夠渡過烏江，回到江東，憑借著江東的土地和人口，他完全有可能東山再起，繼續與劉邦爭奪天下。
然而，面對亭長的勸說，項羽卻陷入了深深的沈思之中。他回想起了自己當年帶領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西徵的壯志豪情，也想起了他們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英勇身影。然而，如今卻只剩下了他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他深知自己已經辜負了江東父老的期望，沒有能夠帶領他們走向勝利。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又有何顏面再回去見他們呢？
「我帶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西徵，如今無一生還，即便江東父老憐惜我而擁我為王，我又有何顏面見他們？」項羽的話語中充滿了無奈與愧疚。他拒絕了亭長的勸說，決定以自己的生命來詮釋「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他將自己的戰馬贈予了亭長，那匹跟隨他徵戰沙場五年的戰馬，曾經所向無敵，一日千里。如今，他卻只能忍痛割愛，將它托付給亭長。
隨後，項羽下馬與追上來的漢軍展開了殊死搏鬥。他一人殺死數百名漢軍，展現出了驚人的戰鬥力。然而，在混戰中，項羽還是被漢軍中的熟人認了出來。面對死亡，項羽表現出了驚人的從容與坦然。他對那人說：「我聽說劉邦用千金和封邑懸賞我的頭顱，不如我今天就把這份懸賞送給你吧！」說完，他拔劍自刎而死，用自己的生命為這段悲壯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項羽的自殺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終結，更是楚漢爭霸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他的悲壯故事和「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典故被後人廣為傳頌。這個典故不僅體現了項羽的尊嚴與悲壯，也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
中國之最（六十六）
最深地鐵站—重慶39層樓高的紅岩村站（二）
459_06：紅土地站擁有91部電扶梯的換乘站（互聯網圖片）
459_07：紅土地站10號線月台（互聯網圖片）
繼紅岩村站以116米深度成為中國最深地鐵站後，另一座「地下巨無霸」——10號線紅土地站同樣引人注目。這座埋深94.5米、擁有91部電扶梯的換乘站，與紅岩村站共同書寫了重慶地鐵的「深度」傳奇。它們不僅是技術的突破，更是城市精神的象徵。
紅土地站：31層樓下的超級工程
2017年開通的紅土地站是重慶軌道交通6號線與10號線的換乘樞紐，最大埋深達94.467米，相當於31層樓的高度。其建造難度不亞於紅岩村站：陡峭的坡道使材料運輸完全依賴人工，每增加一級施工台階，難度便成倍增長。
為攻克技術難題，中鐵六局首創「雙側壁九部鑽爆開挖法」。施工團隊將476平方米的隧道斷面劃分為「井」字形的九個小洞，像拼圖一樣依次爆破開挖，再拼接成整體。這一工藝需精確至毫米級，稍有不慎便會引發塌方。此外，團隊還定制了重達260噸的襯砌台車和70噸的防水鋼筋作業台架。這些「巨無霸」設備需拆解成零件運入隧道，由15名工人耗時一個月組裝完成，其規模在國內地鐵建設中罕見。
紅土地站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其91部電扶梯組成的「超級網絡」。乘客從10號線站台到地面，需連續換乘四級扶梯，再轉乘6號線的兩級扶梯，全程宛如一場「地下登山」。這一設計不僅解決了深層換乘的痛點，更讓紅土地站成為中國電扶梯數量最多的地鐵站。
紅岩村站與紅土地站：深度背後的技術對決
若將紅岩村站與紅土地站比擬為「地下雙雄」，兩者的技術路線各具特色。紅岩村站憑藉礦山級的反井鑽機工藝和高速垂直電梯群脫穎而出；紅土地站則以「九宮格」鑽爆法和電扶梯網絡取勝。
值得注意的是，兩座車站的設計均體現了重慶地鐵的「以人為本」。紅岩村站的三部高速電梯可將99米的垂直行程縮短至53秒；紅土地站的91部扶梯則確保了龐大客流的快速疏散。這些創新不僅是工程智慧的結晶，更是對山城特殊地形的極致適應。
深層地鐵站的建設，為重慶帶來了顯著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以紅土地站為例，其開通後日均客流迅速突破10萬人次，有效緩解了周邊區域的交通壓力。而紅岩村站更成為「網紅打卡點」，吸引大量遊客前來體驗「地心之旅」，間接帶動了當地旅遊業。
此外，這些超級工程也推動了技術進步。紅土地站的「九宮格」工藝已申請國家專利，未來或將應用於其他山地城市的地鐵建設；紅岩村站的垂直電梯群則為深層地下空間開發提供了新思路。
網民熱議：從「地心恐懼」到「城市自豪」
對於重慶市民而言，這些深層地鐵站既是日常通勤的必經之路，也是城市自豪感的來源。社交媒體上，網友們的評論兩極分化：有人戲稱「每天上班像下礦」，也有人感慨「這才是真正的基建狂魔」。
有趣的是，兩座車站還催生了獨特的「地鐵文化」。在紅土地站，乘客們會計算換乘扶梯的級數；在紅岩村站，高速電梯的耳鳴感成為話題。這些細節讓冰冷的工程設施充滿了人情味。
從紅土地站到紅岩村站，重慶地鐵的「深度」紀錄不斷被刷新。這不僅是技術實力的展現，更是一座城市對極限的挑戰。未來，隨著更多軌道線路的開通，重慶或將繼續向地心進發，書寫更多「不可能」的傳奇。
案犯黃裕逃過法律制裁
459_05：黃裕照片（互聯網圖片）
1948年7月16日傍晚六時許，一架名為「澳門小姐」號的水陸兩用飛機遭劫持失事，機上除一名自稱黃裕的生還者外，其餘23人全部罹難。司警調查此案時，因黃裕對案情三緘其口，遂設計找人假扮劫機者同鄉前往探病。探病期間，假扮者透露其他劫機者仍生還，且指控黃裕為主謀，令黃裕在氣憤之下供出作案經過。
黃裕的供詞被司警預先秘密安置的錄音設備完整錄下，此供詞與司警打撈上來的發動機殘骸上發現的子彈、彈殼、屍體槍傷及飛機機身的彈孔高度吻合。經查，黃裕與案中另外三名中國籍死者（趙一明、趙昌、趙三才）合謀劫機，計劃將「澳門小姐」號飛機劫持至小赤坎降落，再行劫機上所有黃金財物。然而，因機師及乘客反抗，趙一明開槍射殺機師及反抗者，機師屍體倒在控制台上致飛機失控墜海。黃裕當時坐在飛機尾部，腳部受傷，在飛機沉入水中時搶到一件救生衣，從破窗逃出飛機而倖免於難。
黃裕的口供加上物證，其被定罪似乎毫無懸念。然而，黃裕被送上法庭時卻否認了先前的口供，他聲稱在醫院與「同鄉」的對話只是玩笑。而司警偷錄的黃裕口供因涉及搜證的正當性問題，不被法庭接納。此外，大部分受害乘客來自香港，且飛機的註冊公司所在地為香港，故該案應交由香港當局處理。然而，澳葡當局無權對在國際空域的英國飛機（在香港註冊）上犯下罪行的人進行判刑。港英政府則指出，事件發生於中國地區內，香港無權提出檢控。儘管此案造成26人死亡，但竟無政府有法律依據起訴犯案者。直至1951年6月11日，即劫機事件發生三年後，黃裕未經審判便從澳門監獄獲釋，並被澳葡當局驅逐回中國。據傳，黃裕獲釋後返回中山老家，並未改過自新，中國解放初期，他因再度作奸犯科入獄四年，卒於1968年。
此案為世界上首宗劫持商業航班事件，亦是首宗因劫機導致死亡的罪案。劫機事件發生後，「澳門小姐」號所屬的澳門航空運輸公司僅經營一年八個月便宣告結業，港澳航線再度中斷。
從此事件可見，當時國際航空法存在顯著缺陷，未能有效應對此類新型犯罪。在接下來的30年裡，劫機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其中，1968年至1977年，年平均事故發生率上升至41起。隨著劫機現象的猖獗，國際民航組織（ICAO）開始對非法行為進行定義，並最終促使ICAO各締約國達成共識，在《東京公約》中增加了相關規定（第11條）。然而，這項措施僅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將飛機的控制權交還給合法機長，並要求著陸國允許機組人員和乘客繼續飛行，將飛機和貨物歸還給合法有權接收的人，並未能有效遏制劫機行為。
隨後的《海牙公約》則對劫機者的懲罰和引渡作出了更嚴格的規定，要求劫機者所在的所有締約國對劫機者進行懲罰或引渡，無論劫機者的國籍是什麼，也無論其罪行發生在何處。這一系列措施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際社會對劫機犯罪的打擊力度，但劫機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國際航空安全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本糸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