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瀾（一）
一個與電影、美食為伴的風流才子
510-01蔡瀾舊照（互聯網圖片）
510-02蔡瀾（左）與弟弟蔡萱合影（五聯網圖片）
2025年6月25日，香港失去最後一位「四大才子」——蔡瀾。這位才子帶著他對美食的熱忱、對電影的深情，還有那股子「玩遍天下」的豁達，像一陣風似的，吹過了半個世紀的香港煙火。
蔡瀾出生不久，新加坡被日本佔領，食物開始短缺，加之通貨膨脹越來越厲害，光靠父母兩個人的工資很難養活一家人，家中陷入困境。作為讀書人，父親蔡文玄不屑利用職權賺外快，母親洪芳娉一邊嗔怪他是「和平時的君子，亂世中的窩囊廢」，一邊在教書之餘大顯身手。母親是典型的刻苦耐勞、節儉淳樸的潮州婦女，沒飯吃的時候，她就去採樹上的芒果，拿醋、糖醃制以後再去賣，也會在遊樂場內開小百貨店，每天凌晨三點摸黑進貨，夜間銷售。靠著母親投資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全家生活得到改善，後來又購買了一座帶花園的兩層樓的老房子，一家人終於搬離了戲院樓上的公司宿舍。住在戲院樓上時，唯一的好處是，一探出頭就能看到銀幕，從有記憶開始，蔡瀾差不多每天都在看電影，電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蔡瀾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戰亂中度過，他的家族不得不南洋謀生。因此，蔡瀾在新加坡出生並長大，但在教育方面卻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少年時期，他對古典中國文化有著深厚的造詣，尤其在文學方面。父親蔡文玄經常買書，從最初的《格林童話》《天方夜譚》到後來的古典小說、世界名著，長期的文學熏陶為蔡瀾積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蔡瀾不喜歡數學課，數學不及格，就不能升級，母親洪芳娉認識蔡瀾就讀學校的校長。第二年，數學仍舊不及格，母親只好讓蔡瀾轉到另一家學校去。就這樣，從一所學校流到另一所學校，他自嘲自己是「流學生」。除了「流學」，蔡瀾還裝病不去上學，躲在被窩裡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父親是邵氏電影公司經理，蔡瀾把當時放映的電影看了個遍。因為痴迷電影，又偏愛「西片」，不愛上學的蔡瀾上午上中文學校，下午上英文學校。中文學校有個美術老師的粉彩畫讓他著迷，一有時間就跑去學畫，無形中又打下了繪畫的基礎
蔡瀾不愛數學，兩次不及格差點留級，母親只好托關係讓他轉學校。他自嘲是「流學生」，甚至裝病躲在被窩裡看《三國演義》《水滸傳》。中學時，他上午上中文學校，下午上英文學校，因為偏愛「西片」，總覺得中文課裡的古文不如電影裡的故事精彩。美術老師的粉彩畫讓他著迷，一有時間就跑去學畫，後來去日本留學，也是因為想學電影編導——畢竟，他從小就愛看電影，想把自己的故事拍出來。
14歲那年，他在《南洋商報》發表了第一篇影評《瘋人院》，筆名「蔡瀾」——原名蔡南，因為避諱家族長輩的名字，改成了「瀾」，寓意「波瀾壯闊」。父親說，「瀾」是水的波紋，人生就該像水一樣，流動不居，才有意思。
1959年，18歲的蔡瀾背著畫夾去了日本，在日本大學藝術學部讀電影科編導系。半工半讀的日子裡，他在邵氏電影公司做駐日經理，負責購片、宣傳，每天泡在電影資料室裡，把歐美經典電影看了個遍。
中國之最（九十二）
中國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三）
510_06：閬中古城以「山水之韻」聞名（互聯網圖片）
510_07：徽州古城擁有「城套城」的獨特結構（互聯網圖片）
平遙古城作為中國保存最完整的縣城之一，它與中國另外三大古城麗江、閬中與徽州齊名，它們各自擁有獨特的規模與風格，展現出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內涵。
四座古城各具特色，規模與文化並重
位於雲南的麗江古城，以「規模之首」聞名。其總面積達7.28平方公里，是四大古城中規模最大的。與其他古城不同，麗江沒有厚重的城牆圍繞，而是依山傍水，空間自然延展，形成了一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這座古城不僅包括大研古鎮的核心區，還涵蓋周邊的自然水系與村落，體現了納西族人對環境的尊重與融合。麗江的寬廣視野與靈動風貌，使其成為中國古城中的佼佼者。
平遙古城則以「規矩之極」著稱。作為中國保存最完整的縣城之一，其核心區僅約2.25平方公里，但被長達6公里的古城牆嚴密包圍，形成了典型的「龜甲式」布局。街道經緯分明，規劃嚴謹，堪稱古代縣城規劃的活化石。平遙的規模雖小，卻因精確的數據與完整的結構，成為研究中國傳統城市規劃的重要實例。古城內旅店多為傳統民居式建築，風格古樸；商店則銷售當地特色產品，如冠雲牛肉、推光漆器、繡花鞋等，深受遊客喜愛。同時，平遙也以其豐富的文化活動吸引著眾多觀眾，例如每年舉辦的平遙國際電影展與攝影節，進一步提升了其在當代視覺文化領域的地位。
而位於四川的閬中古城，則以其「山水之韻」而聞名。雖然核心城區僅約2平方公里，但其5A級景區總面積達到4.59平方公里，充分體現了「山、水、城」三者交融的獨特風貌。閬中古城坐擁嘉陵江畔，地理環境雖限制了其擴張，但也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風水格局與豐富的空間層次，展現出一種與自然共生的智慧。
最後是位於安徽歙縣的徽州古城，以「精緻之美」聞名。儘管其核心面積僅約1.5平方公里，在四座古城中相對較小，但其空間密度極高，擁有「城套城」的獨特結構，府城與縣城並存，體現了徽州地區深厚的宗法文化與建築智慧。此外，密集的牌坊群、宗祠與徽派建築，使這座古城在有限的空間內，展現出極高的文化價值與藝術成就。
從數據上看，麗江古城在廣義規模上最為宏大，而平遙古城則在封閉式古建築群的完整度上最為集中。然而，面積的大小並非衡量古城價值的唯一指標。這四座古城分別代表了高原民居、中原縣城、風水山水與徽派宗法四種不同的中華文明縮影，承載著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多樣性與深度。
在當今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些古城不僅是歷史遺產的見證者，更是在現代社會中保留文化記憶與鄉土情懷的重要載體。保護與傳承這些古城，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未來的文化投資。
天下烏鴉一般黑
510-03烏鴉通體黑色比喻世上的壞人都一樣壞（互聯網圖片）
「天下老鴉一樣黑」是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比喻同類事物具有普遍性特徵，多用於批判社會黑暗現象或壞人本質的共性。該諺語以烏鴉的自然屬性為喻體，既指涉其羽毛顏色的生物學特徵，又借用其食腐習性隱喻剝削階級的醜惡本質。《通用諺語詞典》將其解釋為「比喻世上的壞人都一樣壞」，而關於這句諺語的由來，民間流傳著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
據傳，在舊社會，黃河南邊有個年輕的莊稼人，腦子靈活，精明能幹，父母早逝，十幾歲時便給財主扛起了長工。有一年，家鄉遭了大旱災，莊稼顆粒無收，年輕人被財主趕出門去，流落到了黃河北邊，又給劉財主扛起了長工。
劉財主是一個十分尖酸刻薄的人。年輕人到他家後，當天便下地幹活，可一到吃飯時，劉財主總嫌年輕人吃得多，做起活來又嫌幹得少。一天吃早飯，年輕人剛吃了兩個窩頭，劉財主便狡猾地說：「你拿兩個窩頭吃著往地裡走，到了地頭，窩頭也吃完了，不耽誤幹活。」年輕人聽了也沒吭氣，拿著窩頭邊吃邊走了。
晌午吃了飯要去犁地，可牛還沒餵好。年輕人到牛圈抓起草，拼命往牛嘴裡塞得滿滿的，急急忙忙牽著就走。劉財主看見了說：「牲口還沒餵好，你怎麼就牽走？」年輕人不慌不忙地指著牛嘴裡的草說：「急著要犁地，我往牛嘴裡塞了些草，叫它走著吃著，到了地裡就吃好了。」劉財主氣得無話可說。
後來劉財主嫌年輕人一天三次跑回家吃飯誤了幹活，便說以後給他送飯，省得來回跑路。第二天，財主把八個窩頭、半罐湯送到地裡。年輕人一口氣吃了六個窩頭，喝了兩碗湯。劉財主一看只剩兩個窩頭，說：「你再吃一個吧，省得晌午再送飯。」年輕人又吃了一個，說：「乾脆我都吃了算啦，也省得晚上再做我的飯啦。」劉財主連聲說好。年輕人吃完喝完，扛上鋤頭就往家走，一邊走一邊說：「晚上飯都吃了，該回家睡覺了！」財主一聽，只得答應下午再來送飯。
吃過晌午飯，天特別熱，年輕人想到地邊大樹下歇晌，劉財主卻說：「咱這兒可沒這規矩。」年輕人只得去鋤地。這時，恰好從南邊飛來一隻老鴉，「哇、哇——」地叫著，落到了地邊的樹上。年輕人心生一計，彎腰拾起一個土坷垃向老鴉打去。老鴉向東南飛了，他便追了過去，跑到一個山溝裡，找了個涼快的地方，痛痛快快地睡了起來。
劉財主等到半晌不見人回來，氣呼呼地回了家。年輕人一直睡到日頭大偏西才慢慢回去。劉財主大聲喊道：「你一大晌不幹活，去追那老鴉乾哩！」年輕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那只老鴉是我們黃河南邊的老鴉，它飛到這裡糟蹋人，我把它趕回去了。」財主越發起火：「你們黃河南的老鴉有記號？」年輕人說：「我們黃河南的老鴉是黑的。」劉財主好像抓住了理，說：「你真是井裡蛤蟆沒見過大天，天下老鴉不是一般黑嗎！」年輕人忙問道：「那我們黃河南邊有歇晌的規矩，難道黃河北邊就不興歇晌嗎？」一句話說得老財主半天也沒吭聲。
這則故事生動地詮釋了「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深意：黃河南邊的劉財主刻薄，黃河北邊的劉財主同樣刻薄，天下的剝削者本質確實「一般黑」。然而故事更妙之處在於，年輕人巧妙地用財主自己的邏輯反駁了財主——既然天下烏鴉一般黑，那黃河南邊的規矩，黃河北邊為何不能通用？這一記反擊諷刺了財主的雙重標準。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八
澳門貿易光華漸隱 文化紐帶恆存
510_05：18世紀大型澳門海圖（互聯網圖片）
十八世紀的全球貿易版圖劇烈改寫，加上明清政府對外政策的調整，曾經作為東西方貿易核心樞紐的澳門，貿易地位逐漸下滑，從繁榮的國際商港轉為廣州的輔助外港。然而，商業重要性的弱化，並未動搖澳門作為東西交流橋樑的本質，反而讓它在文化傳播與融合的層面，綻放出更為持久的價值，成為連接兩大文明的關鍵節點。
即使貿易規模縮減，澳門仍是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的重要據點。他們以這裡為基地，一邊深入內地傳播教義，一邊將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天文曆法、數學理論與醫學技術引介到華夏大地。例如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人，便是以澳門為中轉站，進入朝廷任職，協助修訂曆法、鑄造火炮，成為中西科學交流的重要推手。與此同時，中國的儒家經典、傳統哲學、建築技藝與中醫藥知識，也經由澳門陸續傳往歐洲，引發西方知識界對東方文明的濃厚興趣，啟蒙運動時期的許多思想家，都曾透過這些譯介與資料，建構對中國的想像與討論。
這段獨特的文化角色，在古地圖中留下了鮮明印記。一幅由英國地圖雕刻師 Benjamin Baker（活躍於1766年至1824年間）所雕刻的大型澳門海圖，於18世紀由 George Nicol 出版。此地圖詳細描繪了澳門城市及其周圍港口，附有37項英文圖例，標示包括炮台、教區、學院、修道院、小教堂、海關、英國商館（English Factory）及其他重要建築。同時也標註了大量海域的水深測量資料，地形以雕刻山丘的方式呈現，而海域則詳細標示水深及海床性質。在澳門以北地區，可見設有城防的「Tchinshang」城市，即今日的前山寨或前山地區。
這幅罕見地圖由B. Baker於Islington雕刻，刊載於George Staunton所著的《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英王使團出使中國皇帝紀實》）。該書記錄了英國首次正式派遣使團訪華的歷史經歷，是研究中西交流與澳門歷史的重要文獻之一。
學者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的研究指出，十八世紀澳門的地位變化，並非單純的沒落，而是在全球局勢、列強競爭與中國政策的多重作用下，所進行的角色重構。從商貿重鎮到文化樞紐，澳門的功能隨著時代需求調整，但其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核心價值始終不變。而一幅幅流傳至今的古地圖，如同一頁頁視覺化的歷史，客觀記錄了這段轉折，也見證了這座小城在文明交流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