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完）
寫字最多的人，寫完了一生的配額
509-01倪匡舊照（互聯網圖片）
509-02已宣布封筆的倪匡破例為《哈哈哈哈》作序（互聯圖片）
倪匡曾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速度之快，世界第一」。他連續七、八年每日寫兩萬多字，最高紀錄一小時四千五百字，最慢也有一小時兩千五百字，除了歌詞與廣告詞之外，其他文類皆有涉獵。他甚至曾為金庸、古龍、諸葛青雲等作家代筆，從不拖稿或欠稿，寫完後還故意擱幾日再交稿，僅在1994年因罹患「網球肘」而封筆數月。
然而，這個被譽為「寫得最快」的人，突然有一天，什麼都寫不出來了。「我這輩子的寫作配額已用完了，從前下筆都不用想的，到最後要坐著等靈感時，就知道寫作配額已盡。」2005年，年屆七十歲的倪匡坦言「上帝給我寫作的配額，我已經用完了」，《只限老友》成為他最後一部出版的小說作品，往後僅在興起時撰寫雜文隨筆。
倪匡的封筆，正是人生配額理論的一個絕妙印證。四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一周寫七天，每天寫一兩萬字，一直靈感不斷，題材不盡，卻在某一天戛然而止。2014年，已宣布封筆的他破例為《倪匡傳：哈哈哈哈》作序，以「七八十年皓皓粼粼無為日，五六千萬炎炎詹詹荒唐言」總結一生。
倪匡一生嗜酒如命，與古龍交情深厚，每每來台必定相約在柏楊家「拚命喝」。他曾在口述自傳《哈哈哈哈》中說：「做人最好就是醉生夢死。醉生，每天喝醉；夢死，在做夢的時候死去。」他喝酒甚至一度喝到酒精中毒，在香港影壇演出的角色也都與喝酒有關，第一部影片便是扮演醉酒的嫖客。
除了酒量一絕，說笑話更是堪稱第一名。張香華說：「作為朋友，他總是能笑語如珠，就連開黃腔也會讓在場的女性友人也覺得好笑又不下流。」他也曾表示，網上很多人把自己的衛斯理系列接寫成黃色小說，他也覺得很好。晚年封筆後，倪匡以宅在家看書、上網為樂，回顧大半生，經歷過艱苦的日子，他說「很知足，什麼都可以開心一天」。
晚年的倪匡因身體欠佳、行動不便而深居簡出。2019年3月，八十三歲的他在《八三自況》中寫道「舉步維艱一衰翁，氣若游絲周身痛」，另一詩更直言「上牙痛、下腳腫、後飊血，前流膿」，詩末言「百病纏身，命在旦夕」，自封「匕翁」，意指死了一大半，「死不討厭，病才討厭」。同年7月，他出席香港書展時透露自己患有皮膚癌，味覺漸失，但自覺很快與疾病「同歸於盡」，不打算做手術化療。
2022年7月3日，倪匡於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安詳離世，治喪從簡，遺體隨即火化。香港文化體育及旅游局對其逝世「深表惋惜」，無線電視重播《原振侠》改編劇集悼念，並播放特輯《送別倪匡 笑遊時空》。
倪匡一生寫過最好的文章，是為古龍寫的三百字訃告。而他留給世人的，不僅是數千萬字的作品，更是科幻小說中對人性深刻的思索：人性有善有惡，善惡相混、彼此交戰，而善最終必將戰勝惡。他筆下的紅人與愛神星人，是人性善的代表，正直誠實、和平善良、充滿愛心。這份對美好人性的期盼與呼喚，正是倪匡一生文字最動人的註腳。
中國之最（九十二）
中國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二）
509_06：日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票號（互聯網圖片）
509_07：平遙縣衙是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封建縣衙（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山西平遙古城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被評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雖然古城街道本身不收門票，但若想參觀如平遙文廟、縣署、城牆、日昇昌票號等重點景點，則需購買通票。這些景點不僅展示了古城的歷史風貌，也讓遊客得以深入體驗古代城市的生活方式。
其中，日昇昌票號始創於1823年（清道光三年），位於平遙古城西大街，是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機構，也是中國票號的鼻祖，以「匯通天下」聞名。它由西裕成顏料莊改組而來，專營銀兩異地匯兌、存貸款業務，網點曾遍佈全國，在清代金融史及晉商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
平遙縣衙位於古城中心，佔地約26,000平方米，始建於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後於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歷經多次修繕與損毀。其整體布局坐北朝南，採用軸對稱設計，由中軸線及東西兩側建築組成，東西寬131米，南北長203米，總面積達2.66萬平方米。中軸線上設有大門、儀門、六部房、大堂、宅門、二堂、內宅與大仙樓；東側包括土地祠、酂侯廟、糧廳與花廳等；西側則有牢獄、督捕廳與十王廟等。建築佈局嚴謹，主從分明，左文右武，前朝後寢，體現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與禮制規範，是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封建縣衙。
天吉祥博物館位於平遙古城南大街北口路東20號，原為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成立的長盛蔚商號舊址。該商號歷經21年，曾兩度改名，從長盛裕、長盛慶洋貨莊逐步發展，成為當時重要的貿易機構。如今，這裡不僅記錄了當年的商業運作方式，也讓遊客得以一窺昔日商人的生活與經營智慧。
古民居博覽苑則位於西大街18號，建築風格源自清康熙年間，原為「蔚豐厚」票號舊址。此地分為南北兩院，布局獨特，牆高宅深，融合了商號與民居的建築特色，被譽為「元宝院」。博覽苑以展示明清時期富商大賈的居住環境為主，包括宅院結構、建造工藝、雕刻與彩繪藝術等，同時還結合當地民風民俗，舉辦三寸金蓮製作與刺繡表演活動，讓遊客親身體驗傳統技藝的魅力。此外，中國珍奇報紙陳列館位於明清街雞市口，建築保留明清風格，館藏報紙數量達6萬餘種、110萬份，並已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館內展出清代珍稀報紙、文革時期報刊、山西及全國重大時事報導，還有異型報紙如手掌報、雨傘報等，極具觀賞與研究價值。
百川通晉商博物館位於南大街109號，原為晉商百川通票號舊址，全面呈現中國古代家具的發展歷程與明清家具的整體面貌。館內設有四個展區，通過實物與圖片展示不同時代的家具風格與工藝，讓遊客深入認識古代匠人技術與生活習俗。
平遙匯武林武術陳列館則位於西大街，曾是清末民初八卦掌拳師王倫的故居，後成為各地武術家切磋交流之地。館內分前院與後院，前院為展覽空間，後院為演武場，展現了傳統武術的文化與實踐。
協同慶錢莊博物館與同興公鏢局博物館同樣位於南大街，分別為清代錢莊與镖局的遺址。協同慶錢莊展示了當時金融業的運作方式，而同興公镖局則反映了當年商旅安全運輸的重要性，二者皆為研究古代商業與社會組織的重要實證。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509-03元澹以下棋為例進行辯解（互聯網圖片）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比喻一件事情的當事人往往因為對利害得失考慮得太多，認識不全面，反而不及旁觀者看得清楚。該俗語中「當局者」和「旁觀者」原指下棋的和看棋的人，後用以泛指當事人和旁觀的人。
這句俗語的核心含義是：對於同一事物，在一旁觀看的人比當事者看得更全面、更清楚。其早期出處可追溯至南朝宋時期。「當局者迷」一語出自《宋書·王微傳》，是王微在一封書信中首先使用的。王微出身於山東臨沂王氏家族，從晉朝到南北朝時期，王氏家族有不少成員精通下圍棋，王微提出「當局者迷」與此背景密切相關。
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當局稱迷，傍（旁）觀見審」的完整表述，則出自《舊唐書·元行衝傳》與《新唐書·元行衝傳》。話說唐朝的元澹，字行衝，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學者，曾撰寫《魏典》三十篇，受到當時學者的推崇，唐玄宗也十分賞識他的才能。有一次，大臣魏光上書唐玄宗，要求把唐初名相魏徵整理修訂過的《類禮》（即《禮記》）列為經書。玄宗當即同意，命元澹等人仔細校閱並加上註解，以便頒行。
元澹便和國子博士範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等一起整理，編成五十篇，加上註解後呈送唐玄宗。不料，右丞相張說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如今的《禮記》是西漢戴聖編撰的本子，使用已近千年，東漢鄭玄也已加註，早已成為經書，若改用魏徵的新本子恐怕不妥當。玄宗覺得有道理，便改變了主意。元澹對此十分不滿，於是寫了一篇名為《釋疑》的文章進行辯解，採用客人與主人對話的形式，比較了兩個版本的優劣。
文章最後，借客人之口說道：「當局稱迷，傍觀見審。」意思是好比下棋一樣，下棋的人倒看不清楚，而旁觀者卻看得很清楚。後人便從此故事中引申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一成語，常連在一起使用，用來比喻當事人身處其中，容易被諸多因素干擾，無法做出正確判斷，反而不如旁觀之人看得清楚。
宋代文學家蘇軾在《題西林壁》中寫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詩也表達了相似的哲理。
近年的心理學研究更為此現象提供了科學依據。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伊戈·格羅斯曼團隊將其稱為「所羅門悖論」，通過實驗發現：個體在思考他人問題時比思考自身問題時表現出更高的智慧水平。採用「自我抽離」的旁觀者視角有助於提升智慧水平，而站在第三人稱角度思考自身問題則有助於提高判斷的準確性。這一研究從科學角度印證了古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深刻智慧。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七
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影響澳門貿易地位
509_05：17世紀葡萄牙人繪製的東南亞地圖，由於澳門的重要性，「Macao」名字在圖中標示了兩次（互聯網圖片）
再續本欄近述，18世紀，全球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列強的競爭日趨激烈，明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屢有調整，原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作用的澳門，在歷史巨輪轉動下，從鼎盛逐漸走向沉浮，但其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作用，依然在古地圖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18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限制對外貿易，僅允許廣州一口通商，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依然享有一定的貿易特權，但地位已大不如前。這一時期最早的代表性古地圖，是1715年葡萄牙製圖師羅德里格斯所繪《中國沿海航線圖》（Chart of the Chinese Coast）。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指出，這幅地圖對澳門的繪製依然精確，標註了澳門的港口、夷館、教會建築，但與17世紀的地圖相比，停泊在澳門港的商船數量明顯減少，地圖中對澳門貿易地位的註釋也從「貿易甚盛」改為「貿易有序」，隱含著澳門絲路地位的下滑。
1730年，《澳門及珠江口航線圖》（Map of Macao and the Pearl River Estuary）的誕生，進一步反映了澳門地位的變化。楊迅凌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地圖雖然依然詳細繪製了澳門的地形與港口設施，但將更多的篇幅用於繪製廣州的港口佈局，標註了「廣州十三行」「外商聚居區」等地點，而澳門則被標註為「廣州外港，輔助貿易」，這標誌著廣州已逐漸取代澳門，成為海上絲路的核心貿易港口，澳門則淪為輔助性的中轉港。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的競爭進一步加劇，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商船紛紛來到中國沿海，試圖打破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貿易壟斷。楊迅凌通過對1750年《東方貿易航線全圖》（Complete Map of Eastern Trade Routes）的考釋發現，這幅地圖中，除了標註葡萄牙人的航線，還繪製了荷蘭、英國商船的航線，這些航線大多繞過澳門，直接前往廣州，這進一步擠壓了澳門的貿易空間。與此同時，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也日趨嚴格，限制葡萄牙人的貿易範圍與活動區域，進一步削弱了澳門的絲路地位。
1757年，清政府正式實行「一口通商」政策，明確規定只有廣州可以對外通商，澳門的貿易特權進一步被剝奪，僅能從事少量的轉口貿易與漁業生產。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760年《香山縣沿海圖》，對澳門的標註更為簡略，僅標註了「澳門」之名與大致位置，不再詳細繪製港口設施與貿易場所，與17世紀的繁榮景象形成鮮明對比。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不僅記錄了澳門的地位沉浮，更反映了海上絲路格局的重大變化——從葡萄牙人獨霸東方貿易，逐漸走向西方列強共同競爭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