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二）
北上與留法求學
525-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5-02冼星海（右一）在巴黎音樂學院杜卡作曲班（互聯網圖片）
1924年從嶺南大學畢業後，冼星海沒有安於現狀，他意識到偏安廣州一隅無法實現自己攀登音樂高峰的理想，毅然告別熟悉的嶺南故土，踏上了輾轉北上、遠赴重洋的漫長求學之路，這段充滿艱辛的歲月，也為他日後成為「人民音樂家」築牢了根基。
1926年，21歲的冼星海變賣了自己心愛的小提琴，在友人的資助下抵達北平，考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同時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靠微薄的收入維持學業與生計。
彼時的北平正處於動蕩之中，他師從中國現代音樂教育先驅蕭友梅和外籍小提琴教授托諾夫，買不起好琴就用一把破舊的小提琴反復練習，冬天沒有取暖的火爐，手指凍得僵硬就呵一口熱氣繼續拉琴。他目睹了「三一八」慘案的血腥，親眼看見底層民眾在苦難中掙扎，漸漸意識到西洋的靡靡之音無法喚醒沈睡的中國，他立下誓言「我不做供人娛樂的樂匠，我要做中國貝多芬」，要為這個民族吼出最強的雷聲。他常常跑到天橋的貧民窟里，聽賣藝人的悲歌、碼頭工人的號子，把這些來自大地的聲響悄悄記在心裡，這也讓他日後的作品始終帶著泥土的溫度和勞動者的力量。
1927年北大音樂傳習所解散後，冼星海南下上海，追隨蕭友梅考入剛剛創辦的國立音樂院，主修小提琴和鋼琴，兼修作曲理論。在這裡他加入了田漢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結識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開始認真思考「學音樂到底為什麼」的核心問題。
1929年7月，他發表了《普遍的音樂》一文，明確提出「中國需要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而是普遍的音樂」，號召音樂學習者「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這篇文章也成為他畢生音樂思想的奠基之作。同年暑假，他因參加進步學潮被迫失學，求學之路再次陷入絕境，可他沒有就此放棄，反而下定決心遠赴當時的世界音樂中心巴黎，去追尋更頂尖的音樂技藝。
1929年末，冼星海登上前往巴黎的航船，開啟了長達七年的勤工儉學生涯。沒有官費資助、身無分文的他，在巴黎做過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電話傭工，甚至多次失業餓暈在街頭，寒冬里蝸居在四面漏風的玻璃小屋裡，沒有棉被只能裹緊大衣禦寒。在馬思聰的引薦下，他先後拜著名提琴家奧別多菲爾、作曲家保羅·杜卡斯等多位音樂大師為師，哪怕起步比旁人晚了許多，他也靠著「不怕天，不怕地，只怕自己不努力」的韌勁，擠出一切能利用的時間練琴、鑽研樂理。
一個寒風呼嘯的冬夜，凍得無法入眠的他起身點燈，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心境為靈感，創作出傳世作品《風》，這首三重奏在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上演出後大獲好評。1931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成為該班幾十年來第一位中國考生，主考的杜卡斯教授告訴他可以任選一項物質獎勵，飢腸轆轆的冼星海只說出了「飯票」兩個字，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留法期間他還創作了《遊子吟》《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十餘首作品，在系統掌握西方頂尖作曲技法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祖國正在遭受的苦難。
1935年，冼星海謝絕了巴黎音樂學院的留校邀請，毅然啟程返回祖國，帶著一身本領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用音符為全民族的抗戰吹響號角，最終創作出《黃河大合唱》這樣的不朽名作，完成了從貧苦漁鄉少年到「人民音樂家」的蛻變。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一）
525_06：永樂宮位於山西芮城縣龍泉村東邊（互聯網圖片）
525_07：《朝元圖》裡的各路神仙（局部，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山西省南端、黃河東岸的芮城縣，一座古樸壯觀的道觀依塬而建，紅牆翠柏，氣象萬千——這就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的永樂宮。宮中主殿三清殿的牆壁之上，鋪陳著一幅橫亙近百米、氣勢磅礴的壯麗畫卷，猶如鐫刻於牆面、歷經七百年風塵而依舊光華奪目的東方視覺史詩。這部被譽為「東方藝術畫廊」的曠世傑作，便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畫——《朝元圖》。它不僅是永樂宮壁畫的核心與精華，更是中國古代工筆重彩壁畫的巔峰之作，承載著一個時代的宗教脈動、美學高度與文明氣度。
《朝元圖》的誕生，從一開始便與全真教的興起與鼎盛深度綁定，是一個教派在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崛起與文化話語權的視覺化呈現。
金末元初，戰火連綿，生靈塗炭，興起於民間的全真教以「三教合一」、「清心寡欲」、「濟世救人」為教義，迅速在北方傳播開來。公元1219年，全真教掌門人丘處機以七十三歲高齡，率弟子十八人，歷時兩年，跋涉萬里，西行至中亞覲見鐵木真（成吉思汗）。這次歷史性的會面中，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止殺保生」進言，深獲成吉思汗敬重，被尊為「長春真人」，更獲賜予「虎符、璽書」，賦予全真教免除賦稅、統領北方道教的崇高地位。自此，全真教在北方勢力大增，從民間教派一躍而成為具有官方背景、舉足輕重的宗教力量，開啟了全真教發展的黃金時代。
永樂宮，當時名為「大純陽萬壽宮」，創建於公元1247年間，是在唐代呂公祠的基礎上修建的。其興建緣起，是為奉祀全真教尊崇的祖師、「八仙」之一的呂洞賓——相傳呂洞賓誕生於此地，此地亦被全真教視為根本重地。為興建這座「祖庭」，元代統治者與全真教高層高度重視，投入難以計數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工程前後歷時百餘年，幾乎與整個元代相始終。而坐落在主殿三清殿、作為整座宮觀精神核心與視覺焦點的《朝元圖》，無疑是這場歷時久遠、規模空前的宗教與藝術盛宴中，最為光華奪目的集大成之作。它承載著鞏固教團地位、傳播教義、確立信仰秩序的神聖使命，也因此匯集了當時最頂尖的藝術力量，代表了那個時代民間繪畫技藝的最高水準。
《朝元圖》正式繪製完成於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殿內至今仍留有「泰定二年秋九月吉日」等墨書題記，為這部巨作的身世留下了明確的歷史坐標。這幅鴻篇鉅製，並非出自宮廷畫院名家之手，而是由洛陽一帶聲名卓著的民間壁畫名匠馬七領銜，率領一批技藝嫻熟的民間工匠，歷經數年構思、起稿、上色、描金，一筆一畫精心繪製而成。也正是這支紮根民間、飽覽歷代畫跡的隊伍，繼承了中原地區千年不絕的藝術脈絡，將當時的宗教需求、宮廷美學與民間技藝熔鑄於一爐。
此後七百年間，《朝元圖》歷經滄桑。明清兩代雖有局部修繕與補繪，但大致保留了元代初年的原貌與神韻，在無數戰火、動亂與自然侵蝕之中奇蹟般地保存下來，成為後人得以直擊元代藝術高峰的「活的畫史」。
好漢不吃眼前虧
525-04勾踐臥薪嘗膽（互聯網圖片）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流傳百年的俗語，出自晚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書中「且讓他一步，再作道理」的感慨，道盡了中國人進退有度的生存智慧。世人常將其曲解為懦弱退讓、苟且偷安，實則不然。這句話從非怯懦的妥協，而是智者的權衡、強者的隱忍，是認清局勢、避銳守拙、蓄力待時的人生格局。真正的好漢，從不會逞一時血氣之勇，而是懂得規避眼前無益的損耗，以暫時的退讓，換取長遠的翻盤之機。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核心，從來不是畏縮避事，而是審時度勢的清醒。所謂「眼前虧」，是當下境遇里無法抗衡的困境、無謂的衝突、得不償失的較量。人生處世，貴在知進退、明取捨。逆勢逞強，是莽夫之勇；順勢隱忍，才是豪傑之風。心理學中的「時間貼現」現象，恰好印證這一道理：愚者只顧眼前意氣，為一時得失傾盡所有；智者看淡短期榮辱，為長遠目標隱忍蟄伏。這份退讓，不是認輸，而是為人生留有餘地，為未來積蓄力量。
古往今來，凡成大事者，皆深諳此道，韓信胯下之辱便是最好的佐證。年少的韓信家境貧寒、漂泊無依，卻心懷家國大志，苦研兵法、靜待時機。集市之中，蠻橫屠夫當眾尋釁，逼他要麼拔劍殺人，要麼匍匐鑽胯。彼時的韓信身懷利刃、體格魁梧，絕非無力反抗，可他清醒知曉，秦朝律法嚴苛，殺人必償命。倘若一時逞勇，斬殺匹夫，只會斷送畢生抱負，淪為亂世螻蟻。於是他放下身段，忍下胯下之辱，任憑眾人譏諷嘲笑。一時的屈辱，沒有磨滅他的志氣，反而沈澱了心性、磨煉了格局。他日亂世風起，韓信投奔明主、馳騁沙場，拜大將軍、定天下，助劉邦開創大漢基業，終成千古名將。昔日的退讓，避開了致命的眼前虧，成就了震古爍今的人生功業。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傳奇，更是將這份隱忍智慧演繹到極致。吳越爭霸，越國兵敗圍城，社稷危在旦夕。直面絕境，勾踐沒有選擇殊死一搏、玉石俱焚，而是放下君王尊嚴，俯首求和、甘願臣服。他攜妻兒入吳為奴，三年忍辱負重，養馬勞作、恭順謙卑，甚至嘗糞辨疾，博取吳王信任。世人皆以為他懦弱無能、甘於沈淪，殊不知他早已將屈辱刻入心底。歸國之後，他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休養生息、操練兵馬，暗中積蓄國力，靜待翻盤時機。數年隱忍蟄伏，越國國力強盛，最終一舉破吳、雪恥復國，登頂春秋霸主之位。一時的低頭退讓，規避了亡國覆滅的眼前絕境，換來了家國重生、千秋偉業。
反觀現實，很多人困於面子執念、囿於一時意氣，不懂退讓、不知變通。與人爭執寸步不讓，遇挫逞強硬扛到底，最終小事釀成大禍，得不償失。真正的強者，從不執著於一時輸贏，更不糾結於片刻榮辱。他們懂得，人生是一場漫長的博弈，而非短暫的較量。硬碰硬的逞強只會消耗自身，適度的隱忍方能行穩致遠。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一
明朝海禁造就澳門成為商品國際轉運站
525 -05:1646年澳門半島地圖，《Advertências a el-rei D. João IV por Jorge de Azevedo morador na China. 》里斯本Ajuda圖書館藏地圖部分
在葡萄牙人正式入居之前，澳門並非無人知曉的荒僻海角。這片被當地人稱為「蠔鏡」的地方，位於珠江口西岸、伶仃洋與內港交匯之處，既是漁民停泊避風的天然灣澳，也是華南沿海民間貿易往來的節點。葡萄牙人關於亞洲最早、最重要的地理與商貿報告之一，由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1515年成書的《東方誌》（Summa Oriental，又譯《東方簡志》）中明確記載：蠔鏡海路距離廣州一日一夜航程，是琉球人及其他東方民族往來貿易的港口。也就是說，早在葡人到來之前，這裡已經是一個有一定設施、跨國商船往來的民間口岸。
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初，明朝官方實施朝貢貿易體制，對民間海商多所限制，但東南亞與東亞之間的海上往來從未真正中斷。琉球王國作為中國的朝貢國，長期充當中國與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仲介；而福建、廣東沿海商民，則憑藉對航路與季風的熟悉，往來於浙江、福建、廣東與菲律賓、滿剌加（馬六甲）之間。蠔鏡澳正處於這張民間貿易網絡的交點上：北上可入廣州，東航可赴日本，南下可抵東南亞，航路順直、水深適中、易於避風，且距離廣州足夠近而便於接應，又足夠遠而便於規避官方稽查。
這種「非正式開放」的地位，決定了後來澳門的命運。當明朝在1520年代嚴禁葡人前往浙江、福建港口，又在1530年代收緊廣州對外貿易之時，葡人便自然將目光投向這片早已存在民間基礎的港灣。與此同時，中日貿易出現巨大缺口——明朝因「倭寇」問題禁止與日本直接通商，而中日雙方又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需要日本白銀，日本需要中國生絲、絲綢與藥材。誰能成為這個缺口的中間人，誰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而澳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個民間漁港，逐步升級為國際轉運站。
值得強調的是：澳門的興起，從來不是單方面「發現」的結果。它是中國東南沿海社會經濟發展、民間貿易長期積累、朝貢體制與現實需求之間出現縫隙，再加上葡人海上網絡接軌，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沒有此前百餘年華南沿海的民間航海基礎，沒有琉球、福建海商早已建立的航線與慣例，1557年葡人「正式定居」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與其說澳門是葡人「建立」的港口，不如說是他們接過了一塊早已成熟的貿易基石，並將它接入更廣闊的世界網絡。這，才是澳門開埠最真實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