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三）
留學巴黎成就傳世處女作
526-01冼星海在羅馬（互聯網圖片）
526-02冼星海會到上海創作（互聯網圖片）
1929年，青年冼星海懷揣純粹的音樂夢想，隻身遠赴世界藝術之都巴黎求學。彼時的他孑然一身、身無分文，沒有充足的盤纏，沒有親友的接濟，唯有對音樂的赤誠熱愛，支撐著他在異國他鄉的底層困境中艱難求索。為了守住求學之路，他放下所有體面，包攬了最瑣碎、最勞累的底層雜活，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澡堂幫工，日復一日的體力勞作，成了他巴黎生活的常態。他的日子被極致壓縮，白晝與深夜盡數奔波謀生，只從忙碌的縫隙里，拼湊出零碎時間練琴、研讀樂譜，在煙火勞碌中堅守著藝術初心。
異鄉的求生之路布滿荊棘，無數艱辛與屈辱接踵而至。一次課後，他馬不停蹄趕赴打工崗位，一直勞作到深夜九點，連日的疲憊徹底透支了他的體力。頭暈目眩之際，他端著餐盤重重摔倒在地，飯菜灑落一地，換來的是老闆無情的痛斥，第二天便徹底失去了這份賴以糊口的工作。失業的困境接踵而來，他曾連續數周找不到活計，囊中羞澀、衣食無著，飢餓裹挾著絕望死死纏繞著他。走投無路之下，他只能攥著心愛的小提琴，穿梭在巴黎的餐館與咖啡廳，靠拉琴乞討謀生。
這段歲月是他一生難以釋懷的記憶。整日賣藝所得寥寥無幾，回到破舊狹小的出租屋，無盡的屈辱感洶湧而上，他曾憤怒地將辛苦討來的錢幣扔在地上，可對音樂的執念、對求學的渴望，讓他不得不放下尊嚴，彎腰拾起生計的希望。不止一次，飢餓與疲憊讓他在塞納河畔轟然暈倒，甚至險些被巡邏警察誤認作逝者送走，絕境之中的堅守，早已焠鍊出他堅韌不屈的品格。他租住的小屋位於七樓頂層，破敗簡陋、四面漏風，寒冬時節，凜冽寒風肆意灌入屋內，沒有厚實的棉被禦寒，他只能在刺骨寒意中咬牙熬過漫漫長夜，於清貧絕境中堅守音樂理想。
困頓歲月里，一縷微光悄然降臨。在巴黎求學期間，冼星海結識了同為留法學子的音樂家馬思聰。馬思聰親眼見證了他身處逆境卻始終勤學不輟、執著追夢的模樣，由衷敬佩這份赤誠與堅韌，主動將他引薦給巴黎歌劇院首席小提琴家奧別多菲爾。深知冼星海清貧窘迫的奧別多菲爾，被他的天賦與毅力打動，主動免去了他每月200法郎的昂貴學費，為他的求學之路掃清了最大阻礙。此後，冼星海又師從音樂教授加隆，深耕和聲與作曲理論，同樣獲得免學費的優待。貴人相助、名師引路，讓深陷絕境的他得以深耕專業、精進技藝，在世界頂尖的藝術殿堂穩步成長。
巴黎的寒夜，孕育出他的傳世處女作《風》，也寫下了他藝術生涯最動人的篇章。一個凜冽的冬夜，狂風呼嘯不止，猛烈撞擊著破舊小屋的牆壁與門窗，整間屋子在寒風中瑟瑟作響。冼星海凍得渾身顫抖、徹夜難眠，燈下品讀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字字句句皆是困頓與赤誠，瞬間與自身境遇、家國命運共鳴。窗外呼嘯的寒風、異鄉漂泊的孤苦、自身貧苦的窘迫、祖國山河飄搖的危難，萬般情緒交織湧動，在他心中翻湧不息。
他當即點燈執筆，在刺骨寒夜中縱情創作，將滿腔情愫盡數融入音符。後來他自述創作心境：「我打著顫，聽寒風打著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著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已，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這首三重奏作品《風》，是他初心與情懷的凝結，此後成功登上巴黎音樂學院新作音樂會舞台，經由巴黎電台播出，成為首個在法國電台放送的中國人樂曲。動人的旋律深深打動了作曲大師保羅·杜卡，這位業界泰斗主動伸出援手，破格將清貧堅韌的冼星海收為弟子。
1934年，冼星海迎來人生重要的蛻變時刻。他憑借扎實的功底與過人的天賦，順利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在結業考試中斬獲優異成績，榮獲學院榮譽獎。按照學院傳統，獲獎學子可自由挑選銀杯、畫作、衣物等豐厚物質獎勵。當教授輕聲詢問他的心願時，常年飽受飢餓折磨的冼星海，帶著些許羞澀，鄭重說出兩個質樸的字：飯票。
簡單二字，道盡了數年異國飢寒的辛酸，讓在場所有教授無不動容。校方破例為他發放飯票，為他提供免費膳食，讓這位追夢學子得以安心求學。他也成為這所頂尖院校高級作曲班數十年間，第一位中國學生。彼時的他，衣著樸素、身形清瘦，曾專程登門拜訪恩師杜卡，卻因一身布衣被學院門警誤認為苦力攔在門外，直到杜卡親自出門迎接、輓臂入校，旁人才知曉這位樸素青年的過人才華，一段佳話悄然流傳。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二）
526_06: 太乙、玉女及雷神諸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從來不只是一件單純的藝術品，它更是一部以色彩與線條寫就的「視覺經典」，承載著特定時代的宗教理想、社會秩序與文化胸襟。
在這幅鴻圖之中，畫家對龐雜的道教神仙體系做了極為系統化、條理化的藝術梳理。畫面以青龍、白虎為前導，以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勾陳大帝、后土皇地祇等八位尊神為核心，兩側依次排列著雷部天將、仙官、玉女、星宿、嶽瀆等眾多神祇，尊卑有序，層次森嚴，浩浩蕩蕩，一同朝謁三清。這份井然有序的神仙譜系與朝拜格局，不僅藝術性地建構出「天界」的至高秩序，更以視覺化的方式向信眾展示全真教的宇宙觀——天界如此，人間亦當如此，從而在精神層面鞏固著當時的社會倫理與信仰體系，成為無言而莊嚴的教化。
三教合一，海納百川
仔細凝視畫中人物的神韻與內涵，更能讀出一種超越一教一派的文化胸襟。你會發現，這裡的神祇形象，既有儒家禮樂文明之下帝王將相的端嚴威儀，有道家飄然塵外的仙風道骨，也不時透出佛教菩薩的慈悲端凝與護法神將的剛猛威烈。這種融會貫通，絕非偶然——它正是全真教創立以來高舉「三教合一」旗幟、不存門戶之見的真實寫照，也深刻反映出元代疆域遼闊、民族與文化多元共存、彼此交融的時代特徵。在這幅畫卷之中，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美學與精神內涵，和諧共生，凝聚成更為博大的東方氣象。
民間高手，不遜皇家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這幅出自民間畫工之手的巨製，其構圖之宏大、技法之嫻熟、氣度之雍容，絲毫不遜於歷代宮廷畫院的頂級作品。更為可貴的是，這些紮根大地的藝術家，並未將神仙描繪成高高在上、令人不敢逼視的冰冷偶像，而是賦予祂們人間帝王的威儀，也賦予祂們真實動人的世俗情感——眉宇之間，顧盼之際，有溫和，有端凝，有沉思，有親和。正是這份「神性之中蘊含人性」的溫暖處理，讓莊嚴的宗教壁畫走下了神壇，走近了每一個仰望者的心田，也讓這份信仰多了幾分人間溫度，成為那個時代最動人、也最有力量的「視覺佈道」。
七百載時光悠然而過，殿外幾度滄桑，牆上眾神依然肅穆而立，衣帶飄飄，宛若將要乘風而去。《朝元圖》留給後人的，從來不只是精湛的線條與絢麗的色彩。它是一個時代的藝術巔峰，是一代又一代守護者以智慧與勇氣留住的文明瑰寶，是「三教合一」文化胸襟的生動寫照，更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多元一體的生動見證。
當我們今日佇立於三清殿中，仰觀滿壁雲霞、浩浩仙班，震撼之餘，更當懂得：這幅壁畫承載的，不只是眾神的朝謁，更是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開放包容的文明氣度，以及歷經劫難而始終堅韌不拔、守護文明傳承的民族精神。這份屬於東方的史詩，過去鐫刻於牆壁之上，未來將永遠銘記於人心之中，在歲月長河裡，熠熠生輝，傳之久遠。
棍棒底下出孝子
526-03伯俞泣杖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棒頭出孝子」，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在中國民間流傳千百年的經典諺語，完整說法為「棒頭出孝子，箸頭出忤逆」。它的本義是對子女應當施以嚴格管教，方能培養出品行端正、孝順懂事的孩子；與之相對，一味溺愛縱容，反而容易養出忤逆不孝的後人。這句俗語深深扎根於傳統家庭教育文化，直至今天，依舊影響著不少家庭的育兒觀念，也不斷引發著時代的討論與爭議。
追溯思想源頭，嚴苛管教的理念早在戰國時期便已萌芽。法家代表人物提出「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認為過度慈愛很難養育出孝子，成為後世棍棒教育思想的思想源頭之一。漢代韓伯俞受母責罰而後盡孝的故事，也常常被後人拿來印證嚴教出孝子的道理。不過該諺語確切的起源已經難以考證，文字記載多見於元明兩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元代秦簡夫雜劇《剪發待賓》里，便寫下「我則理會得棒頭出孝子」的台詞；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直接出現完整諺語：「棒頭出孝子，筯頭出忤逆」。到清代小說《紅樓夢》，賈政痛責賈寶玉的情節，更是文學作品里傳統棍棒式管教的典型寫照。
在舊時社會，「戒尺之下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廣為接受的教育邏輯。古代鄉村家庭教育與私塾教育，普遍奉行嚴管嚴教。孩童犯錯，家長可以棍棒責罰；學子頑劣，先生可用戒尺懲戒手心。這套教育觀念認為孩童天性貪玩享樂，想要學有所成、立身向善，就必須依靠外部的強制約束，克服天性的惰性。這種理念並不只存在於古代中國，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東亞地區，也曾經被普遍認同。
但我們也應當認清，這句古諺的原始本意，並非倡導毫無節制的暴力體罰。部分研究觀點提出，它原本倡導的，是建立在疼愛基礎之上的有度懲戒，重在立規矩、明是非，而非不分緣由的打罵發洩。可在代代流傳的過程中，很多人片面截取字面含義，把嚴苛管教直接等同於暴力體罰，將「棍棒」當成教育的萬能手段。
步入近現代，隨著兒童心理學、現代教育學不斷發展，社會對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質疑聲音越來越多。人們逐漸意識到，體罰式教育有著難以忽視的弊端。暴力懲罰帶來的，很多時候只是孩子出於恐懼的表面順從，並不是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懂事，還極易給孩子留下長久的心理創傷，破壞親子之間的情感聯結新華網。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在棍棒的磨礪之下走向成功，暴力管教帶來的結果，存在巨大的個體差異，既有少數逆境成才的案例，也有不少孩子在高壓之下變得自卑敏感、逆反對抗。
時至今日，這則古老諺語依舊在家庭教育中留有痕跡。傳統觀念里「嚴方能成才」的內核，並非全然沒有價值，確立清晰的家庭規則、對孩子的錯誤予以合理約束，仍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嚴教」不等於「棍棒體罰」。時代已經改變，現代教育更加看重孩子獨立的人格與心理健康，強調溝通引導、言傳身教。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二
澳門未因葡萄牙人來了而成外國城市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後，這座城市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今天人們走進澳門，看見大三巴、葡式建築和大量留下葡萄牙文化痕跡的歷史街區，很容易產生一個印象：16世紀葡萄牙人來到這裡後，澳門是不是就逐漸變成了一座葡萄牙城市？但如果翻查明清時期的歷史資料，卻會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葡萄牙人的確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商業及宗教空間，但中國人始終是這座城市人口和社會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其實並不難理解。葡萄牙人最初看中的，正是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條件。16世紀中葉葡人進入澳門時，這裡已經不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荒僻海角，而是華南沿海貿易網絡中的一個港灣。葡萄牙人把自己的遠洋航線接入這個原有網絡，澳門才逐漸成為連接中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歐洲的貿易中轉站。換句話說，葡萄牙人帶來的是新的海上貿易網絡，但澳門原有的中國社會並沒有因此消失。
更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做生意，本身就離不開中國人。外國商人需要中國貨物，中國商人則掌握內地的商品和市場；葡萄牙人需要通事、買辦、工匠和船民，也需要有人替他們處理與中國官府及商人的往來。大量中國人因此繼續進出澳門，甚至逐漸在這裡定居、經商和生活。從後來的歷史記錄來看，澳門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由葡萄牙人控制、由葡萄牙人口構成的城市，反而逐漸形成了華人與葡萄牙人共同活動的城市空間。
這種「華洋雜處」的情況，在澳門後來的發展中尤其明顯。中國人並不是只生活在葡萄牙人城市之外；一些中國商人、店戶、工匠及其他居民，也進入澳門城內活動，甚至租用、購買或接手葡萄牙人的房屋和店舖。葡萄牙人的住宅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商舖，中國人的貨物可以經由葡萄牙商人的船隻遠銷海外。不同語言、不同宗教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同一座城市中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而這種關係並不是短暫的。到了清代，澳門的中國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着貿易發展而逐漸增加。乾隆、嘉慶年間的資料顯示，澳門華人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當地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這些中國人有商人，也有普通店戶、工匠、販夫、船民和漁民；他們並非只是葡萄牙貿易體系中的附屬人口，而是構成澳門城市日常運作的重要力量。
因此，澳門從一開始便存在一個很特別的矛盾：葡萄牙人是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動者，但維持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卻有大量中國居民。葡萄牙人的商業網絡越發達，對中國商品、中國商人和中國勞動人口的需求也越大；而澳門的中國居民也利用這個港口所提供的機會，逐漸建立自己的社會和生活空間。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後來的澳門會呈現出與其他葡萄牙海外據點不同的面貌。它既有葡萄牙人的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也有中國人的廟宇、街巷和商舖；既受到葡萄牙海外貿易網絡影響，又受到廣東地方社會和清朝行政制度的約束。兩套不同的社會秩序並沒有簡單地互相取代，而是在澳門這個狹小的半島上長期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