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國安（三）

 

唐國安成清華學堂的奠基人

473-01唐國安舊照（互聯網圖片）

473-02清華學堂（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遊美學務處成立，周自齊和範源濂兼半職，唐國安為全職。唐國安實際上擔負了遊美學務處的日常主要工作，而遊美學務處首要任務是選拔優秀學生赴美留學，以培養國家急需的現代化人才。唐國安親自參與了考選工作。首次考試在北京史家衚衕舉行，吸引了630名考生報名，最終僅錄取了47名佼佼者。唐國安與周自齊、範源濂等主考官一起，以嚴謹的態度和公正的標準，確保了選拔過程的嚴格性和錄取學生的高質量。此後，他又連續主持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考選工作，分別錄取了70名和63名學生，並額外保送了12名幼童生赴美深造。

唐國安深知，這些學生不僅是國家的未來，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因此，他在選拔過程中不僅注重學生的學術能力，更看重他們的品德和潛力。這些留美學生不負眾望，學成歸來後大多成為各領域的精英，如梅貽琦、蔣夢麟、胡適等，他們分別掌管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名校，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09年9月，首批47名留學生踏上了赴美留學的徵程。唐國安親自擔任護送任務，從上海乘船橫渡太平洋，歷經20余日的航行，終於抵達美國春田市（Springfield）。他根據學生的學習程度，將他們妥善安置在不同的學校，並與駐美學生監督容揆一起，到各校考察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情況。看到留學生們在異國他鄉安心向學，唐國安才放心地返回國內。這次成功的護送，不僅為後續的留學生護送工作樹立了榜樣，也展現了唐國安對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

為了做好留學生赴美前的準備工作，遊美學務處決定籌辦肄業館，並選址於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唐國安積極參與了肄業館的籌建工作，從修葺工字廳到建造教學用房和學生宿舍，他都傾注了大量心血。經過一年的努力，清華學堂於1911年4月29日正式成立，周自齊任監督，範源濂和唐國安任副監督，胡敦復受聘為教務長。這所留美預備學校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近代留學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然而，清華學堂的成立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它是在清皇室的直接監管下成立的，背景複雜且敏感。美國作為八國聯軍之一，曾攻佔北京城並掠奪中國財富，其提供的部分賠款被用於辦學，企圖培養未來親美人士。這使得清華學堂從一開始就背負了「賠款學校」、「國恥學校」的沈重標籤。但唐國安等教育先驅並未因此氣餒，他們堅持教育救國的理念，努力將清華學堂辦成一所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化學校。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將大量經費用於軍餉，導致清華學堂經費緊張，不得不於11月停課關閉。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唐國安沒有選擇逃避或放棄。同年12月，他按計劃奉派為中國代表團代表，參加了海牙第二屆萬國禁煙會議，與國際知名醫學專家伍連德博士等通力合作，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任務。這次經歷不僅展現了唐國安的國際視野和外交才能，也體現了他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與擔當。

 

 

 

聰明反被聰明誤

 

473-03蘇軾畫像（互聯網圖片）

473-04楊修畫像（互聯網圖片）

 

「聰明反被聰明誤」，指玩弄小聰明，結果反而害了自己，其源頭可追溯至宋代文豪蘇軾的《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此詩以戲謔之筆，道出了蘇軾對自身經歷的深刻反思與無奈自嘲。

蘇軾，才華橫溢，名震文壇，卻因政治立場堅定，反對王安石新法，加之詩文中流露出的對「新進」的譏諷，不幸被捲入政治漩渦，身陷囹圄。雖幸免於死，但貶謫黃州之命，無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在黃州這片偏遠之地，侍妾王朝雲為其誕下一子，取名遁，為蘇軾黯淡的生活帶來一抹亮色。然而，在喜悅之余，蘇軾卻借洗兒之俗，寫下了這首滿含深意的《洗兒戲作》。他感嘆世人皆盼子嗣聰明伶俐，前程似錦，而自己卻因「聰明」二字，一生坎坷，故而希望兒子能遠離聰明帶來的災禍，平平安安地達到高位，享受無憂無慮的人生。

蘇軾的遭遇，是對「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一古訓最生動的詮釋。他自恃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卻因過度自信、張揚，在處理事務時屢屢觸犯權貴，最終導致一系列的失敗與打擊。這並非因為他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未能把握住智慧的「度」，知進不知退，最終落得個顛沛流離、壯志難酬的下場。後人的評論一針見血：「蘇軾曉得一生吃虧在於聰明二字，與其反被聰明誤，不如做個愚人。」這既是對蘇軾的同情，也是對世人的一種警醒。

歷史的長河中，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東漢末年的楊修便是另一個典型代表。他才思敏捷，智慧超群，是曹操麾下的一名得力幹將。然而，楊修卻因過於展露鋒芒，不懂得收斂與自省，最終招致殺身之禍。一次，曹操建造花園，驗收時在門上題寫「活」字，眾人皆不解其意，唯有楊修一眼識破，指出是嫌門太闊。曹操表面讚許，內心卻已生忌恨。又一次，曹操以「一合酥」三字示眾，楊修竟擅自分食，以「一人一口酥」為由，令曹操哭笑不得，內心卻更加嫌惡。最終，在漢中之戰中，楊修因一句「雞肋」之言，被曹操以擾亂軍心為由處死，其命運之悲慘，令人唏噓不已。

楊修的故事，是對「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又一深刻註解。他雖智慧過人，卻因不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收斂鋒芒，掌握一個「度」，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這告訴我們，真正的智者，不僅要有超群的才智，更要有自知之明和自省能力。他們深知，在利益面前，除了個人得失，更需顧及社會利益，學會適可而止，理性全局地看待問題。

這兩則故事，無一不在告誡我們：聰明雖為財富，然運用不當，亦會成為毀滅的根源。「聰明反被聰明誤」，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警示，更是對智慧運用的一種深刻反思。

 

 

 

中國之最（七十三）

全球最窄縣城——雲南鹽津縣（二）

 

473_06：鹽津縣乃中國最窄的縣城（互聯網圖片）

473_07：豆沙關附近留存了「僰人懸棺」遺迹（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山脈間的鹽津縣依峽谷而建，地勢狹長，兩側峭壁聳立，關河自城中穿流而過，街道與房舍緊貼山勢東西分布。縣城最窄之處僅約30米寬，最寬處也不過約300米，因此被譽為「中國最窄的縣城」，也讓人重新定義了什麼才是真正的「一線城市」。

地下鐵龍穿城過

受限於峽谷地形，傳統鐵路無法鋪設。工程師們創造性地讓內昆鐵路鑽入地下——全長1,800米的「鹽津隧道」斜貫縣城基底，其中近130米地段隧道頂部距地表僅3.4米，地表建築密集，包括一棟7層樓辦公樓。鐵路隧道於2001年隨內昆鐵路全線通車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每天仍有旅客列車從縣城地下穿行，被居民戲稱為專屬「地鐵」。每日一班綠皮火車呼嘯而過，以巴士般低廉的票價連通昭通與內江，成為山民出行的生命線，亦是是鹽津縣獨特的「地鐵」景觀。

垂直世界裡的市井人生

鹽津的市井韻律藏在「唯一主街」的日常中。當地官員笑言：「在鹽津你不會迷路，因為只有一條路」。這條傍河而建的幹道，是縣城的動脈——早餐鋪蒸騰的熱氣混著蹄花米線的麻辣香，主婦們在吊腳樓陽臺晾曬衣物，放學孩童蹦跳著避讓偶爾交會的車輛。雖空間侷促，人均居住面積卻意外寬裕，祕密在於建築向高空生長，部分住宅達七八層，電梯成為新建築標配。

經濟命脈隨時代流轉。昔日鹽銅貿易式微後，礦業與特色農業崛起——煤、鐵、鉛、鋅礦藏支撐工業；烏骨雞、五倍子、茶葉構成「山地商標」。而近年最耀眼的轉型，莫過於峽谷觀光業的興起。2025年初新建的懸崖觀景臺上，遊客以「穿越機」俯衝峽谷，驚險畫面引爆社交媒體。當地店主李鍾元欣喜見證變化：「我們的城鎮正在發展，客戶越來越多，生意蒸蒸日上」。

探索鹽津

豆沙關時空隧道：距縣城22公里，石門關如巨神劈開的裂隙，隋代古城堡雄踞隘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氣勢攝人心魄。最佳觀測點在高速路觀景臺，五道並行奇景盡收眼底。深入古鎮，唐袁滋題記摩崖、明清三觀樓塔、懸崖博物館訴說千年滄桑。豆沙關附近留存了「僰人懸棺」遺迹，這是古代巴蜀地區奇特的安葬形式，棺木是如何安放到懸崖之上，至今仍然是謎。

舌尖上的峽谷：潮濕氣候催生重口味飲食文化。麻辣米線為早餐主角，蹄花、雞湯、羊肉、臊子澆頭輪番登場；午餐必嘗鹽津烏骨雞，肉質緊實燉湯鮮醇；入夜後吊腳樓燒烤攤飄香，當地產竹筍、臘肉佐以包穀酒，最是驅濕暖身。

極限地理體驗：勇敢者可挑戰白水江漂流，橡皮艇在激流中衝向三股水瀑布；地質愛好者探秘廟坝蓮花溶洞，鐘乳石在燈光下幻化仙境；攝影師則守候老黎山「佛光」——雲霧折射陽光形成彩色光環，宛如神跡。

 

 

 

澳門航空史_70

澳門旅客量增加推動國際機場擴建

 

473_05：澳門國際機場客貨運量逐年增加

 

1995年澳門國際機場通航，隨著澳門回歸，與外界交流增多，機場規模受限，擴建成重要進程。其擴建是多重因素驅動的必然：本地支柱產業依賴航空運輸，新業態崛起，物流需求增長，現有設施難滿足；區域合作下，大灣區建設要求澳門機場錯位發展，需擴建增強協同能力；全球航空業大型客機普及，澳門機場現有設施局限，需升級擴大以提升競爭力。故而，擴建工程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緊迫性。而客運量、貨運量以及航線網絡的數據變化，直觀地反映了澳門國際機場的運營壓力，也充分證明了其擴建工程的現實必要性。

在客運量方面，澳門國際機場呈現出明顯的增長態勢。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旅客吞吐量為608.5萬人次；2017年增至623.7萬人次，同比增長2.5%；2018年達到705.6萬人次，同比增幅躍升至13.1%；2019年更是達到814.7萬人次，同比增長15.5%，創下歷史新高。這一連續增長的態勢，體現了澳門旅遊業和對外交流的活躍程度。雖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旅客吞吐量驟降至114.1萬人次，但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好轉，客運量逐步恢復，2023年達到450.3萬人次，2024年回升至680.5萬人次，已接近疫情前的水平。按照這一恢復速度，預計未來幾年客運量將持續增長，甚至超越2019年的峰值，現有的航站樓容量、停機位數量等將面臨嚴重的供需矛盾，若不進行擴建，必將導致航班延誤、候機擁堵等問題，影響旅客體驗和機場運營效率。

貨運量的變化同樣顯示出機場擴建的緊迫性。2016年，澳門國際機場的貨運量為3.8萬噸；2017年增至3.9萬噸，同比增長2.6%；2018年達到4.2萬噸，同比增長7.7%；2019年進一步增至4.5萬噸，同比增長7.1%。疫情期間，貨運量雖有所下降，2020年降至3.2萬噸，但隨著全球貿易的復甦，2023年回升至3.9萬噸，2024年達到4.3萬噸，逐步恢復至疫情前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物流業的發展重點在高附加值產品，這些產品對運輸時效要求極高，依賴航空貨運實現快速配送。現有的貨運站設施和處理能力，已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貨運需求，若不及時升級，將制約澳門物流業的多元化發展。

航線網絡的佈局也存在明顯短板，需要通過擴建來支撐進一步完善。截至2024年底，澳門國際機場共開通定期航線85條，其中國際航線42條，地區航線43條。在通往葡語國家的航線方面，雖澳門特區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角色，但目前為止並沒有直航葡語國家的航線，這與澳門作為葡語國家與中國內地橋樑的定位不相匹配，制約了澳門以至於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國內航線方面，主要覆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對二線城市的覆蓋不足，難以充分挖掘潛在的客源市場。航線網絡的完善需要以充足的機場設施為基礎，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擴建工程的必要性。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國安（二）

唐國安成外交界名人

472-01唐國安舊照（互聯網圖片）

472-02首屆萬國禁煙會議會場（互聯網圖片）

1907年，唐國安踏入了清政府的外務部，擔任司員一職，並兼任京奉鐵道事務。這一任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更是時代賦予他的重任。次年秋天，當清政府決定迎接美國太平洋艦隊來訪廈門時，唐國安作為譯員，隨軍機大臣毓朗和外務部尚書梁敦彥一同前往。

在廈門的這段日子里，他不僅展現了出色的語言能力，更以敏銳的洞察力和人文關懷，解決了當地菲律賓華僑的一大難題。當時，菲律賓華僑代表向唐國安傾訴了他們在入菲時遭遇的重重刁難，以及回國探親期限過短的困境。

唐國安深感同情，立即帶領華僑代表向毓朗稟報此事，並親自陪同毓朗前往鼓浪嶼與美國領事進行交涉。在他的努力下，問題迅速得到了合理解決，華僑們紛紛馳函致謝，唐國安的名字也因此在外交界傳開。

1909年2月，上海迎來了歷史性的時刻——首屆萬國禁煙會議在此召開。這場由中美兩國發起、吸引了13國代表參與的國際盛會，旨在共同應對全球性的毒品問題。唐國安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專員代表（正代表），與兩江總督端方一同率團出席。

會上，唐國安憑借其豐富的學識、經驗和嫻熟的英語，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他不僅流暢地回答了英國代表的尖銳提問，還巧妙地評駁了荷蘭代表的提案，更深入闡述了醫學在禁煙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他還代表中國代表團向大會遞交了四條具有前瞻性的提案，展現了中國在禁煙事業上的堅定立場和積極態度。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唐國安與美國代表各自發表了一篇總結性禁煙演說，他的演說被輿論界高度評價為「一篇有說服力的演講」和「一份傑出的、邏輯性很強的報告」。

在唐國安的外交生涯中，還有一項更為長遠且意義深遠的貢獻——參與「庚款辦學」的籌劃工作。自1904年起，駐美公使梁晟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就「庚款辦學」問題進行了多年的談判。190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採納了傳教士斯密斯和大學校長詹姆士的建議，決定將部分庚子賠款退還中國，用於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以「造就親美人才，控制中國發展」。

唐國安入外務部後，與唐紹儀、周自齊、顏惠慶等人共同參與了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籌劃。經過艱苦談判，中美兩國終於在1908年達成協議：從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學生赴美學習，從第五年起減為每年不少於50名，依此循進，至1940年結束，期限長達32年。這一協議的達成，不僅為中國學生提供了寶貴的海外學習機會，更為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據協議，外務部與學部共同組建了遊美學務處，全面負責遊學事宜。唐國安憑借其卓越的能力和豐富的經驗，被任命為遊美學務處的會辦之一，並實際上擔負了日常主要工作。他不僅要處理繁瑣的行政事務，還要精心挑選和培養赴美留學的優秀學生，為他們的海外求學之路保駕護航。

唐國安的一生，是奮鬥與奉獻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外交舞台上展現了中國的風采；他以遠見卓識，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他更以無私的奉獻精神，為無數青年才俊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無事不登三寶殿

472-03大雄寶殿（互聯網圖片）

472-04藏經閣（互聯網圖片）

「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流傳千年的俗語，源自中國古代深厚的佛教文化土壤，不僅承載著豐富的宗教內涵，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處世哲學與文化傳統。其字面意思是指，沒有重要事情不會輕易踏入佛教寺院中的核心區域——三寶殿，而「三寶殿」實則是對佛教寺院中佛、法、僧三大活動場所的統稱。

在佛教體系中，「三寶」指的是佛、法、僧三者。佛，即釋迦牟尼，被視為大知大覺的覺悟者，是佛教的創始人；法，則是佛陀所傳授的教義與修行方法，涵蓋了佛教的理論體系與實踐路徑；僧，指的是繼承並宣揚佛法的出家人，他們通過修行與傳道，維繫著佛教的傳承與發展。三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佛教的基石，被尊稱為「三寶」。

「三寶殿」作為供奉三寶的殿堂，在佛教寺院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大雄寶殿無疑是核心中的核心，它不僅是佛教信徒進行禮拜、供養等法事的主要場所，更是寺院的精神象徵。大雄寶殿內，釋迦牟尼佛的塑像莊嚴地端坐在中央，接受著信徒們的頂禮膜拜，傳遞著慈悲與智慧的福音；藏經樓，作為寺院中珍藏佛經的聖地，承載著佛教文化的傳承與延續，每一座藏經樓內，都收藏著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從古老的《大藏經》到歷代高僧的註疏著作，無一不體現出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禪房，作為僧人的休憩與修行之所，通常位於寺院的幽靜之處，為僧人提供了一個遠離塵囂、靜心修行的環境，在這裡，僧人們通過冥想、誦經等方式，不斷精進自己的修行，追求心靈的解脫與超越。

「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俗語的產生，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緊密相連。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便逐漸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文化。

寺院作為宗教活動的中心，不僅承擔著傳播佛法的使命，還積極參與社會教化、文化交流等活動。在古代，每當人們遇到重大決策或人生困境時，往往會前往寺院祈求佛祖的庇佑與指引。久而久之，「無事不登三寶殿」便成為了人們表達事情重要性和嚴肅性的常用語。

此外，「無事不登三寶殿」還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處世哲學。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注重人際關係的和諧與平衡。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秉持著「非必要不打擾」的原則，只有在必要時才會登門拜訪或尋求幫助。這種觀念與佛教的「清淨無為」思想不謀而合，共同塑造了「無事不登三寶殿」這一俗語的文化內涵。

隨著時代的變遷，「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應用範圍逐漸擴大，不再局限於宗教場合，而是被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與社交之中。它成為了一種表達事情重要性、嚴肅性的巧妙方式，體現了中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時的智慧與分寸感。

 

中國之最（七十三）

全球最窄縣城——雲南鹽津縣（一）

472_06：鹽津縣沿關河伸展形成一條狹長的帶狀聚落（互聯網圖片）

472_07：吊腳樓群沿河岸拔地而起（互聯網圖片）

在雲南昭通市的烏蒙山脈深處，關河如一把利刃劈開峭壁，創造出一道平均寬度不足百米的峽谷。就在這道「地縫」中，奇蹟般地矗立著一座縣城——鹽津。最窄處僅30米，最寬處也不過300米，5公里長的城區被兩側垂直山壁緊緊夾住，從高空俯瞰，宛如大地上一道纖細的刻痕。當外媒以「全球最窄城市」驚嘆其地形之險時，當地30多萬居民已在此與山河共舞千年，將生存智慧凝練成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

鹽津縣城沿關河伸展，形成一條狹長的帶狀聚落。其空間尺度挑戰常人想像——最窄處相當於十輛轎車並排的寬度，而最高點大雪槽海拔2,263米，最低處關河出境點僅330米，近兩千米的落差在方圓數十里內急劇變化。這種地形源於地質史上劇烈的板塊運動，烏蒙山脈與四川盆地在此碰撞，關河億萬年切割下切，最終雕琢出這道深邃的「大地裂縫」。

身處中亞熱帶與溫帶過渡帶，鹽津年均溫17℃，年降水量1014毫米，濕潤空氣常年氤氳在峽谷間。潮濕環境催生鬱鬱蔥蔥的植被覆蓋峭壁，卻也帶來致命風險——雨季時，兩側山體飽含水份，土石流與滑坡頻發。2006年一場5.1級地震曾重創此地，奪走22條生命，凸顯峽谷生存的脆弱性。

鹽津縣並不只有一個單一的縣城，而是由多個片區共同構成。目前縣政府的駐地設於鹽井鎮，但實際的行政中心並不在鹽井集鎮上。鹽井集鎮作為鹽津的老縣城，位於關河兩岸的狹窄坡地與峭壁之間，受限於峽谷地形，城市規模極小，呈現出狹長的景象，建成區面積約為1平方公里。

此外，該地區因地形因素，頻繁面臨洪水、山體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威脅，且因空間受限，城市難以擴展，整體建設水平難以提升，仍維持著鎮的規模與樣貌，因此催生了新縣城的建設需求。

於2016年前後，縣政府正式搬遷至黃葛槽新區。雖然黃葛槽同樣依傍關河，地勢較老縣城稍為開闊，但其建成區面積僅約0.5平方公里，規模反而小於鹽井集鎮。除此之外，還有水田壩片區，該片區遠離河岸，是三個片區中城建規模最大者，高樓林立，建築密度與樓層高度皆為最高，顯示出較強的城市發展特徵。

面對「寸土寸金」的極端地形，鹽津人將建築推向空中。吊腳樓群沿河岸拔地而起，底部以水泥柱或鋼架懸空支撐，上層才是生活空間。這些現代版「空中樓閣」並非為美觀而建，而是防洪的生存智慧——當關河暴漲淹沒底層，居民仍能從高處撤離。

鹽津縣曾是絲綢之路要塞之一

「鹽津」之名，源自歷史深處的產業密碼。古時河畔鹽井噴湧鹵水，商船雲集渡口，「鹽井渡」由此得名，1917年正式設縣時，「鹽津」二字定格了這片土地與鹽業的千年淵源。早在秦代，鹽津已是中原入滇的鎖鑰。李冰以「積薪燒岩」之法開鑿五尺道，成為南方絲綢之路的血管。今日豆沙鎮殘存的350米古道上，243個深陷的馬蹄印仍清晰可見，見證商旅馱著鹽、銅、茶葉往返蜀滇的盛景，豆沙關亦是古時從四川進入雲南的第一道險關。

 

澳門航空史_69

澳門國際機場擴建迎合發展之需

472_05：澳門國際機場

1995年12月8日，耗資12億美元、以沙石填海築成的澳門國際機場正式通航，創下20世紀90年代工程奇跡。通航首年旅客吞吐量即達130萬人次，其中台灣旅客佔65%，成為兩岸往來首選空中橋樑，這得益於當時兩岸未直航，澳門推出「一機到底」服務模式，並在航班上提供台胞證辦理服務。此外，澳門機場善用香港啟德機場超負荷及新機場建設的時機，吸引多家航空公司轉移航班。隨著澳門回歸祖國，澳門與內地及其他亞洲國家及城市的人民更加密切互動，澳門國際機場規模受到限制，擴建機場成為了重要進程。

其實擴建澳門國際機場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驅動的必然結果，既源於本地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也受制於區域合作的戰略佈局，更與全球航空業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連。

從本地經濟層面來看，澳門的支柱產業對航空運輸的依賴日益加深。作為以博彩業、旅遊業、酒店業為核心的城市，澳門每年吸引著數以千萬計的國際遊客，2019年入境旅客總數高達3,940.6萬人次，其中相當比例通過航空方式抵達。隨著旅遊業的升級，高端會展、商務旅遊等新業態快速崛起，這些旅客對航班時效、機場服務質量的要求更高，現有設施已難以完全滿足需求。與此同時，物流業作為澳門經濟多元化的重要方向，對航空貨運的需求也在持續增長。珠寶、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全球配送，亟需高效的航空運輸網絡支撐，這也倒逼機場提升貨運承載能力。

在區域合作框架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澳門國際機場的定位帶來了新的要求。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節點，澳門機場需要與香港、廣州、深圳等機場形成錯位發展的格局。香港機場在國際航線和貨運領域優勢顯著，而澳門可憑藉與葡語國家的深厚聯繫，重點拓展通往這些國家的航線，形成獨特的競爭力。此外，與珠海機場的資源整合與協同發展，也是提升整個區域航空服務水平的關鍵，這也要求澳門機場通過擴建來增強自身的協同能力。

全球航空業的發展趨勢也對澳門國際機場提出了升級需求。近年來，波音747、空客A380等大型客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這些機型運載能力強、經濟效益高，但對機場跑道、滑行道、停機坪等設施的要求也更高。澳門國際機場現有的設施在容納這些大型機型時存在明顯局限，無法充分發揮其運載效率。為了跟上全球航空業的發展步伐，提升自身在國際航空市場中的競爭力，機場的設施升級與規模擴大勢在必行。

由以上可見，無論是本地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還是區域合作與全球行業趨勢的外部推動，都決定了澳門國際機場的擴建工程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緊迫性，這也是其能夠順利推進並獲得廣泛支持的根本原因。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國安（一）

留美中斷回國推動國家進步

471-01唐國安舊照（互聯網圖片）

471-02第二批留美學生合照（互聯網圖片）

在清末民初的風雲變幻中，有這樣一位人物，他以非凡的學識、深邃的愛國情懷和不懈的奮鬥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就是被譽為清華大學創始人及首任校長的唐國安。

唐國安，字國祿，號介臣，1858年10月27日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唐家鎮（今珠海市唐家鎮雞山村）。他年少時便展現出了非凡的學術潛力。19世紀中葉，清朝廷和各省官員開始廣泛吸收西方技術和思想，試圖通過「師夷長技以制夷」來實現國家的復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留美幼童計劃應運而生，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追求新知的象徵。

1873年，年僅14歲的唐國安，在族叔唐廷樞的推薦下，作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踏上了前往美國求學的道路。與他同行的，還有容閎的侄子容揆等30名幼童。

唐國安初到美國時，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戶中產家庭寄宿。儘管語言不通、文化迥異，但他迅速適應了環境，並展現出了出色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他先是就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新不列顛中學，接受系統的西方中學教育，在完成六年學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耶魯大學法律系深造。《紐約時報》曾對這群留學生給予高度評價，稱他們「機靈、好學、智慧，能這樣克服困難而學業有成，是吾美國子弟難以達成的」。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與人開玩笑。正當唐國安在耶魯大學潛心學習時，清政府突然中止了留學政策，迫使他於1881年8月未及完成學業便與其他學生分批返回中國。

回國時，沒有列隊的迎接，也沒有虛席以待的職位，連基本的生計都成了問題。面對生計的挑戰，唐國安沒有選擇沉淪，而是積極投身於各種工作以積累經驗並維持生活。

他先後在開平煤礦、京奉鐵路等單位工作，這些經歷不僅讓他對中國的工業和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為他日後的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後，唐國安轉至上海梵王渡約翰書院（即後來的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教席，正式開啓了他在教育領域的輝煌生涯。同時，他還兼任寰球中國學生會會董，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為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

1905年，唐國安與好友顏惠慶攜手，為上海《南方報》開闢了英文版面，主要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國讀者。他們輪流撰寫社評，唐國安以其直率的筆觸和無畏的精神，對時弊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抨擊。他曾因抨擊租界工部局所置設施不利中國居民、所訂規章有悖法理而幾乎被逐出租界，但他堅決不退讓，展現了對同胞的深切關懷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南方報》英文版一時被譽為「用英文自辦日報的先驅，保障國權的楷模」。

 

不知天高地厚

471-03孔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471-04子路畫像（互聯網圖片）

「不知天高地厚」源自《莊子·讓王》，不僅是對驕狂無知者的警醒，更是對謙遜求知精神的頌揚。「不知天高地厚」，字面意思是不知天之高、地之深，實則是對那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之人的形象描繪。

《莊子·讓王》中，孔子及其弟子在困境中的一段對話，生動詮釋了這一成語的內涵。「孔子在陳、蔡之間遭受困厄，七天不能生火做飯，只能以野菜湯充飢，且湯中無米。儘管處境艱難，孔子仍堅持在屋內彈琴唱歌，展現出樂觀豁達的態度。

子路和子貢在室外看到孔子在困境中仍彈琴唱歌，感到不解和困惑。他們進入內室，向顏回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兩次被趕出魯國，在衛國遭受鏟削足跡的污辱，在宋國受到砍掉大樹的差辱，在商、周後裔居住的地方弄得走投無路，如今在陳、蔡之間又陷入如此困厄的境地。圖謀殺害先生的沒有治罪，凌辱先生的沒有禁阻，可是先生還不停地彈琴吟唱，不曾中斷過樂聲。君子不懂得羞辱竟達到這樣的地步嗎？」顏回無法回答，便將他們的疑問轉告給孔子。

孔子推開琴弦，長嘆一聲說：「子路和子貢，真是見識淺薄的人。叫他們進來，我有話對他們說。」顏回將子路和子貢叫進屋裡，孔子對他們說：「這是什麼話！君子通達於道，叫作一以貫通。不能通達於道，才叫作走投無路。所以說，善於反省就不會不通達於道，面臨危難就不會喪失德行。嚴寒已經到來，霜雪降臨大地，我這才真正看到了松柏仍是那麼鬱鬱蔥蔥。」孔子說完後，安詳地拿過琴來，隨著琴聲陣陣歌詠。子路受到孔子的感染，興奮而又勇武地拿著盾牌跳起舞來。

在孔子的教誨下，子貢深刻反思了自己的淺薄和無知。他感嘆道：「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這句話表達了他對孔子之道的高深莫測的敬仰，也體現了他對自己之前見識淺薄的自省。他意識到，自己就像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深一樣，對孔子的思想和道德境界還遠遠沒有理解和領悟。

「不知天高地厚」的成語背後，蘊含著對世界無限性的深刻認識。正如《莊子·秋水》中的河伯，初時因河水泛濫而自滿，直至見到大海的浩瀚，才自慚形穢，感嘆自己的渺小。

這告訴我們，若因一時的成就或知識而沾沾自喜，無異於井底之蛙，只見一斑而不見全豹。因此，真正的智者，應當保持一顆謙遜的心，對未知充滿敬畏。「不知天高地厚」不僅是對驕狂者的鞭撻，更是對謙遜求知者的鼓勵。

它告誡我們，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應保持一顆敬畏之心，對未知保持好奇與探索的熱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斷消慮解惑，以一種更為謙恭誠懇的姿態，行至更遠的遠方。

 

中國之最（七十二）

世界最高養豬大樓——湖北鄂州養豬天塔（三）

471_06：台灣豬農積極導入科技設備與標準化作業流程（互聯網圖片）

全球養豬產業正經歷結構性轉型，各國因應土地、環保、疫病與市場需求差異，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產業模式。在歐洲，養豬業呈現「南北分化」趨勢：北歐國家如德國、荷蘭、丹麥因動物福利法規趨嚴、環保壓力及從業人口老化，產能持續萎縮，預計2025年產量較2020年下降11%。例如荷蘭推動「農場縮減計劃」，以氨排放超標為由收購養豬場許可證，加速小型牧場退出。反觀南歐，西班牙憑藉集約化生產與成本優勢逆勢擴張，2025年生豬屠宰量預計突破6,000萬頭，較2020年增長9%，產能達消費量兩倍，高度依賴中國等出口市場消化過剩產能。羅馬尼亞則因土地與勞動力成本低廉，吸引北歐企業投資設廠，預計產量增長25%。歐盟將永續發展列為核心議題，要求2030年前氨排放減少30%，推動托佩克（Topigs）等企業以基因育種技術提升種豬抗病性與飼料轉化率，間接降低碳足跡。

美國養豬業以技術驅動與出口導向為雙引擎。產業集中化加劇，如派斯通食品（Pipestone）透過代管模式整合中小農場，大生產商市占率持續攀升。技術創新聚焦智能化管理，愛荷華州「世界豬業博覽會」展示AI疫病預警、自動化環控系統等應用，提升生產效率。貿易層面，自由貿易協定推動出口增長，例如對韓協議帶來每頭豬11美元溢價。然而地緣政治衝突與亞洲產能恢復構成長期挑戰，2025年第一季更因穀物價格波動，養殖成本壓力驟增，迫使業者加速基因育種與智能代管模式布局。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生產國，2024年生豬出欄量達7.03億頭，佔全球總量54.6%，四川、河南、湖南為三大產區。產業結構加速規模化，牧原股份等龍頭企業年出欄量突破7,000萬頭，規模化比例攀升至70%。面對低豬價常態化與環保壓力，業者以「樓房養殖」與智能技術壓縮成本，如牧原AI管理系統優化飼料投放，目標2025年將頭均養殖成本再降150元。鄂州26層「養豬天塔」更成工業化標竿，兩棟大樓年出欄120萬頭，透過低碳循環系統實現糞污發電與鄰近水泥廠餘熱回收，年節省成本逾1.8億元。

台灣為提升養豬產業競爭力，迎頭趕上國際水準，政府積極推動「因應貿易開放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計劃」，投入34.81億元輔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中生代豬農積極導入科技設備與標準化作業流程，不僅建立可量化之管理數據，提升整體產能，也為長期以來的畜牧人力短缺問題提供可行解方，顯示智慧養豬已成為台灣養豬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

南非則透過「育種-零售」垂直一體化鏈條，結合托佩克種豬與嚴控生物安全，提升母豬生產效能，克服基礎設施不足與購買力低下等挑戰。

綜觀全球，養豬業面臨「效率競逐」與「永續認證」的雙軌轉型。歐盟需平衡法規成本與消費量下滑，美國亟需化解出口波動與疾病風險，中國持續應對產能過剩與環保壓力，非洲則聚焦提升購買力與遏止疫病蔓延。各國策略雖異，但共通點在於擁抱技術整合與區域分工——從基因育種、智能環控到產業耦合，一場重塑全球養豬格局的靜默革命已然展開。

 

澳門航空史_68

澳門國際機場建成首年交出亮麗成績

471_05：澳門國際機場通航儀式（互聯網圖片）

1995年12月8日，歷經六年艱苦卓絕的建設工程，澳門國際機場正式通航。這座耗資12億美元、以3400萬立方米沙石填海築成的機場，不僅是全球第二座、中國首座人工島機場，更創造了20世紀90年代機場建設的工程奇跡。

令人驚嘆的是，在正式營運的首年（1996年），這座嶄新的機場便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旅客吞吐量達130萬人次，其中台灣旅客佔比高達65%，迅速在區域航空版圖中確立了自身獨特的地位。

澳門國際機場的成功，主要歸功於澳門當時特殊的政治關係。1995年，內地與台灣尚未實現直航，澳門國際機場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歷史性的機遇。同年12月，澳門與台灣達成通航協議，並創新性地推出「一機到底」的服務模式。此模式允許台灣旅客搭乘澳門航空的班機，在澳門停留約40分鐘後，無需更換飛機或重新辦理登機手續，便可直接繼續飛往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澳門航空甚至在航班上獨家提供台胞證辦理服務，極大地簡化了兩岸往來的人員流程。這一創新之舉，使澳門迅速成為兩岸往來的首選空中橋樑。截至1996年底，澳台航線的累計載客量已達84.3萬人次，佔機場旅客總量的65%，堪稱名副其實的「第一大客戶」。

此外，澳門國際機場投入營運的時機恰到好處。在建成初期，澳門國際機場便確立了清晰且具差異化的三維定位戰略。面對珠三角地區激烈的機場競爭環境，它成功在強敵環伺的局勢中開闢出獨特的生存空間。而且，澳門機場通航之時，正值香港啟德機場處於超飽和的運營狀態，而新的赤鱲角機場仍在緊鑼密鼓地建設之中。澳門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時間窗口，吸引多家航空公司将航班轉移至澳門營運。特別是在1998年7月，香港新機場啟用初期遭遇計算機系統故障，導致貨運服務幾乎陷入癱瘓狀態，澳門國際機場迅速承接了新加坡航空等多家公司的貨運航班，成功實現了空運分流。這種靈活應變的策略，使澳門機場在區域航空網絡中確立了輔助性樞紐的重要地位。

再者，面對規模上的限制，澳門機場另闢蹊徑，在亞洲航空業中率先將目光投向低成本航空和公務機市場，使澳門成為大灣區內低成本航空的重要節點。同時，機場通過優化停機坪的配置，專門設置了15個公務機停機位，積極吸引高端商務旅客和私人飛機業務，與傳統大型機場形成差異化的競爭態勢。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廷樞（完）

永載史冊的工業巨擘逝世

470-01唐廷樞雕塑（互聯網圖片）

470-02唐山細棉土廠舊照（互聯網圖片）

在晚清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唐廷樞以其卓越的遠見和不懈的努力，成為了中國近代工業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不僅推動了軍事工業和民間工業的發展，更親手締造了中國第一家立窯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後稱唐山啟新水泥廠），開啟了中國水泥工業的新紀元。

19世紀中後期，隨著軍事工業和民間工業的蓬勃發展，國內對水泥的需求量急劇增加。然而，當時的中國水泥市場完全被進口產品所壟斷，價格高昂，嚴重制約了國家工業化的進程。

唐廷樞，這位有著深厚工業背景和前瞻視野的實業家，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歷史機遇。早在主持開平礦務局時，唐廷樞就注意到唐山地區豐富的灰石資源，這種石頭正是製造水泥的理想原料。然而，受限於當時的資金狀況和開平礦務局的初步發展，他的這一構想只能暫時擱置。

但唐廷樞並未放棄，他利用這段時間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反復實驗，甚至邀請英國細棉土化學師施禮達進行驗證，為日後的建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時間進入19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平礦務局的經營逐漸走上正軌，唐廷樞終於迎來了實現自己工業夢想的時刻。1889年12月，他帶著多年的調研成果和籌股設想，向李鴻章進行了詳細匯報，並成功獲得了籌辦細棉土廠的批准。

在籌備過程中，唐廷樞精心挑選了原料來源，決定採用唐山的灰石和廣東香山的泥土作為生產水泥的主要原料，這兩種原料的組合被證明是製造優質水泥的絕佳選擇。在資金籌措上，他巧妙地整合了軍械局、開平礦務局和廣東香山地主的資源，共同出資支持水泥廠的建設。

唐山細棉土廠成立後，唐廷樞聘請了英籍工程師芬奇主管技術工作。在芬奇的主持下，工廠迅速掌握了水泥生產的核心技術，生產出了品質上乘的水泥產品。同時，工廠在成本管理和市場銷售方面也表現出色，日產量近30噸，不僅滿足了軍械所的需求，還大量供應民間市場，打破了進口水泥的壟斷地位。

唐山細棉土廠的成功，只是唐廷樞工業帝國版圖中的一塊重要拼圖。在洋務派官僚企業的平台上，他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工業管理經驗，還贏得了政治上的晉升和聲譽的提升。

從同知到道台，他的官職隨著在洋務企業中的貢獻而不斷攀升。除了水泥廠和開平煤礦外，唐廷樞還積極拓展其他工業領域。他創辦了長源泰、長髮兩堆棧及仁和、濟和兩保險公司，開創了中國人自辦保險公司的先河。

此外，他還涉足礦業投資，試辦了熱河承平銀礦、平泉銅礦和遷安鐵廠等項目，雖然部分項目未能取得預期成功，但他的探索精神和對工業發展的執著追求卻值得後人銘記。

然而，天不假年，1892年10月7日，這位工業巨擘在天津逝世，享年六十歲。他的離世不僅是中國工業界的一大損失，也是中外友好合作的一大遺憾。上海《北華捷報》發表文章稱贊他的一生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他的貢獻和影響將永載史冊。

唐廷樞的一生，是追求工業夢想、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的一生。他不僅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立窯水泥廠，打破了進口水泥的壟斷；還通過一系列工業投資和經營活動，推動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他的遠見卓識、勇於探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後人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奮勇前行。

 

人心齊 泰山移

470-03泰山主峰玉皇頂（互聯網圖片）

470-04愚公移山畫作（互聯網圖片）

「人心齊，泰山移」是一句廣為流傳的中國民間諺語，它以誇張的修辭手法和生動的比喻，強調了團結協作的力量。

「人心齊，泰山移」並無確切的古籍出處或單一作者。它源於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對團結力量的深刻體驗，通過口耳相傳逐漸定型，最終成為凝聚集體智慧的經典表達。在《古今賢文·合作篇》：「人心齊，泰山移。獨腳難行，孤掌難鳴。」此處明確將「人心齊」與「泰山移」並列，並補充「獨腳」「孤掌」的反例，形成完整對仗，可能是諺語較早的書面化記錄。

要說「人心齊，泰山移」必然會想到「愚公移山」的典故。話說在戰國時期，北山腳下住著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愚公，家門正對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因山勢阻隔，愚公一家出行需繞行千里，極為不便。為打通道路，愚公召集全家商議：「我們齊心協力鏟平險峰，使道路直通豫南，抵達漢水南岸，如何？」眾人紛紛贊同，唯有其妻擔憂：「以您的體力，連魁父這般小山丘都難以削平，更何況這兩座大山？且挖出的土石如何安置？」眾人商議後決定將土石運往渤海之尾。

次日清晨，愚公率領子孫三人開始鑿石墾壤，用箕畚將土石運往渤海。鄰居京城氏的寡婦有個七八歲的幼子，也蹦跳著前來相助。寒來暑往，他們一年僅能往返一次。黃河拐彎處的智叟譏笑愚公：「你已年邁體衰，連山上草木都難以撼動，還想移山？」愚公長嘆道：「你思想頑固至極，遠不及寡婦幼子。我雖會死，但子孫無窮無盡；而山不會增高，何愁挖不平？」智叟無言以對。

山神聽聞此事，懼怕愚公持續挖山，便向天帝稟報。天帝被愚公的誠心與毅力感動，派遣誇娥氏的兩個兒子將兩座大山背走，一座置於朔州東部，一座置於雍州南部。自此，冀州南部至漢水南岸，再無高山阻隔。

值得一提的是，為什麼此話中移動的是泰山而非其他名山？要知道，泰山在中國文化中的穩固性、威嚴性、五嶽之首的地位，以及通過「移山」這一反常識行為凸顯團結力量的誇張效果。

泰山位於山東省中部，主峰玉皇頂海拔1,524米，雖非五嶽最高，但因地處東方（日出之地），被尊為「五嶽之首」「東嶽」。其山勢峻拔、雄偉壯麗，兼具泰山的穩重與華山的險峻，自古有「五嶽獨尊」「天下第一山」的美譽。

而且泰山是古代帝王封禪祭天的聖地。封禪是古代最高規格的國家祭祀儀式，帝王在泰山之巔築壇祭天（封），在山腳小丘祭地（禪），以宣示「受命於天」、功德卓著。自上古黃帝起，至秦始皇、漢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六位帝王親臨封禪，泰山因此成為王朝正統性與天命所歸的象徵。清代史家阮元稱「史莫古於泰山」，認為泰山是記錄歷代王朝治亂興亡的「歷史石書」。

因此，通過「移泰山」這一常人認知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運用誇張手法，將團結的力量推向極致。若選擇普通山峰，則無法體現「克服巨大困難」的震撼效果。

 

中國之最（七十二）

世界最高養豬大樓——湖北鄂州養豬天塔（二）

470_06：養豬大樓電梯（互聯網圖片）

470_07：數十塊螢幕實時顯示各樓層的數據（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提到，養豬大樓採用精準控制的生產流程，智能環控系統維持恆溫恆濕環境，養豬大樓的封閉式管理、中溫乾烘消毒系統、臭氧抑毒技術構成「鐵桶防控」體系，大幅降低疫病傳播風險。

此外，項目還創新性地整合了鄰近水泥廠的餘熱資源，透過熱水循環系統為豬舍供暖，進一步降低能源消耗。這種跨產業協同模式，使每頭豬的養殖成本下降150元，每年節省資金高達1.8億元。

空氣品質管理同樣不容忽視。集中通風系統搭配氧化消毒設備，對排放氣體進行過濾處理；飼料配方優化也有效降低了氨氣排放。雖然偶有村民反映炎熱季節仍有異味飄散，但與傳統養豬場相比已顯著改善。甚至有員工笑稱：「現在坐公交車再也沒人嫌我們身上有豬味了。」

這一創新模式的誕生，離不開政策的支持。2019年自然資源部與農業農村部聯合發布《關於設施農業用地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允許養殖設施建設多層建築，為「高樓養豬」掃除了制度障礙。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更進一步提出鼓勵發展工廠化集約養殖，推動行業向智能化、工業化邁進。

非洲豬瘟疫情的爆發也加速了這一行業的轉型。封閉式管理、中溫乾烘消毒系統與臭氧抑毒技術構成強大的生物安全防護網。即便在2023年曾發生種豬攜帶病毒事件，快速檢測與隔離機制成功阻止疫情擴散，驗證了高密度養殖環境下的防疫能力。

然而，這項創新模式也引來不少爭議。美國豬肉生產商質疑其生物安全風險，認為一旦疫情爆發，垂直結構可能導致病原體迅速擴散。此外，高昂的建設成本（每平方米投入超過5,000元）與技術門檻，也讓中小企業難以複製。

業界對此持審慎態度。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專家王祖力指出，需觀察數年生產數據，才能判斷該模式是否具備推廣價值。不過，目前中國已有超過1,000家企業試水樓房養豬，包括牧原股份、新希望等行業龍頭，預示著農業正朝向工業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轉型。

 

澳門航空史_67

澳門國際機場正式運作

470_05：澳門國際機場落成典禮（互聯網圖片）

澳門國際機場的興建工程，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承建公司的全力努力下，進展順利。1995年5月，機場客運大樓、停機坪、陸上基建等項目一併如期完工。1995年6月18日，機場成功進行試飛。4天後，即6月22日，竣工典禮隆重舉行，這標誌著澳門國際機場正式完工，比原計劃的當年8月完工提前了整整兩個月。

澳門國際機場的正式落成典禮，卻在近半年後才舉行。在經過幾個月的內部裝修後，1995年12月8日，時任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親臨澳門主持儀式，澳門時任總督韋奇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榮毅仁亦出席了此次盛典。此外，來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嘉賓、600名記者和300名攝影師也齊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儀式內容豐富，既有傳統的舞獅表演，又有天主教和佛教的祝福儀式，充分展現了澳門中西文化共融的獨特魅力。而來自葡萄牙和中國學校的1,200名兒童所表演的精彩節目，更是將現場氣氛烘托得十分熱鬧。

蘇亞雷斯在儀式上發言時強調，澳門國際機場「體現了中國和葡萄牙之間的良好諒解」。他認為，這座機場將對澳門地區的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發展產生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榮毅仁則表示，他相信澳門國際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成，將為澳門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為澳門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他還指出，澳門國際機場不僅「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有利於主權的和平過渡」。韋奇立也指出，澳門國際機場的建成是「澳門自治在客觀基礎上成為現實的基本條件」。

澳門國際機場第一架起飛的飛機是澳門航空的A321型空中巴士飛機，它載着官方代表團和許多渴望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的乘客，飛往北京。

澳門航空是澳門本地成立的第一家航空公司，於1994年9月13日正式宣告成立。這是一家由中葡澳三地公司共同投資4億元澳門元組建的航空公司，其服務宗旨是：從事運輸旅客、貨物、郵件行李等項空中運輸服務的運營，或任何其他與空中運輸或民用航空有關的活動。

其實，早在澳門航空首次進行商業起飛之前，11月9日，一架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就已降落在澳門國際機場。就在同一天，澳門航空也正式開啟了商業營運。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廷樞（四）

成立開平礦務局助建唐胥鐵路

469-01唐廷樞舊照（互聯網圖片）

469-02唐胥鐵路（互聯網圖片）

在招商局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唐廷樞決定創辦中國人自己的保險公司，辦理輪船、貨物保險業務。1875年，唐廷樞組建保險招商局，創辦仁和保險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由國人開設的保險公司。1878年，唐廷樞又創辦了濟和水火險公司。此舉不僅增加了招商局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而且還積累了大量流動資金。到1885年唐廷樞離開招商局時，股本已經達到200萬兩，總資產533萬兩，有船26艘，總噸位2.2萬噸。唐廷樞為招商局打牢了百年長盛不衰的根基。

可在晚清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中國的輪船招商局和北洋艦隊正面臨著嚴重的燃料短缺問題，而國內煤炭生產幾乎完全依賴進口，這無疑給國家的工業和軍事發展帶來了巨大障礙。

1876年11月，時年44歲的唐廷樞受李鴻章委派，肩負起了籌辦開平煤礦的重任。唐廷樞深知，要解決燃料短缺問題，必須在國內找到並開發出高質量的煤礦資源。

為了找到合適的礦址，唐廷樞帶領英國礦師馬利師等人，從天津出發，騎毛驢或步行，深入開平、古冶、鳳山、橋屯一帶進行實地考察。他們不畏艱辛，連續幾日深入小煤井，仔細觀察煤層的貯存形態，並親自帶回煤塊和鐵石樣品，寄給英國著名的化學師施賴禮和戴爾進行化驗。這一系列細緻入微的工作，為後續的煤礦開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一年的努力，1877年10月，唐廷樞擬定了《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十二條，明確規定了開平礦務局專營煤鐵，擬集資80萬兩。他巧妙地運用股份制運作方式，成功籌得白銀100萬兩，不僅解決了資金問題，還從外國引進了先進設備，聘請了外國工程師和領工，為煤礦的現代化生產提供了有力保障。

1878年7月，開平礦務局正式成立，唐廷樞被任命為總辦。從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煤礦的建設和運營中，從勘察礦址、擬定計劃、購買設備、招集資本到正式開採，每一個環節都親力親為，確保了煤礦的順利運營。

在他的領導下，開平煤礦的年產量迅速增長，到19世紀末期已達到78萬噸，總資產增長五倍，成為中國第一個採用西法採煤的煤礦。開平煤礦的成功不僅解決了國內用煤問題，還迅速佔領了大半個華北市場，成為北洋水師的重要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它推動了我國煤礦開採工藝的系統化發展，在關鍵環節上實現了機器生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近代煤炭工業的發展。

然而，唐廷樞的視野並未局限在煤礦本身。面對煤炭運輸能力低下、運營成本過高的問題，他大膽提出修築唐山至蘆台的鐵路計劃。儘管遭遇重重阻力，但他堅持不懈，最終於1879年獲得清廷批准，派英國工程師金達督修。

雖然初期因資金不足只修建了唐山至胥各莊段，但這段鐵路仍被譽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鐵路——唐胥鐵路。唐胥鐵路的建成，標誌著中國鐵路運輸的新紀元。

然而，初期因朝廷內保守派的反對，鐵路只能用騾馬牽引充當火車頭，被稱為「馬車鐵道」。面對這一困境，唐廷樞再次展現出他的遠見和勇氣。他創辦了唐胥鐵路修理廠（今中車唐山機車車輛有限公司的前身），並親自主持製造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車——「龍號」機車。這台機車的上軌運行，徹底改變了中國鐵路運輸的面貌。

儘管遭遇頑固勢力的彈劾和攻擊，但唐廷樞並未退縮。他力謀疏通籌劃，邀請官吏乘坐火車機車牽引的車輛，親自證明機車的效率、安全和可靠。最終，清政府默認了機車的行駛，中國鐵路運輸由此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469-03李綱畫像（互聯網圖片）

469-04宋徽宗畫像（互聯網圖片）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出自元·無名氏《大戰邳彤》的成語，意指面對突發情況，需根據實際情形靈活應對，採取切實可行的對策。

在北宋末年那段風雨飄搖的歷史中，這一智慧得到了深刻的體現，尤其是李綱在汴京保衛戰中的英勇表現，更是這一精神的生動寫照。

北宋末年，宋徽宗趙佶沈湎於道教，荒廢朝政，導致國力日漸衰微。與此同時，遼朝統治下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公元1115年，女真貴族首領阿骨打（完顏旻）在混同江邊建立了女真奴隸制國家——金。

金國建立後，迅速向遼朝發起進攻，並於公元1125年將其攻滅。隨後，金朝調集大軍南下侵宋，意圖一舉吞併中原。面對金軍的凌厲攻勢，北宋朝廷陷入了混亂。一路由粘罕率領的金軍進攻太原，另一路由斡離不率領的金軍直逼燕京。兩地的宋朝守將或投降或逃跑，汴京（今河南開封）岌岌可危。

此時，整日沈迷於「太平娛樂」的宋徽宗聞訊後驚恐萬分，竟欲棄國南逃。在這緊要關頭，給事中吳敏上奏徽宗，力陳撤退的弊端，並推薦太常少卿李綱主持抗金大局。李綱，字伯紀，原籍福建邵武，後遷居無錫。他深知徽宗無能，早已不抱希望，但在被召見時，仍呈上一紙血書，要求徽宗禪位於太子。

徽宗閱後深受感動，審時度勢之下，決定禪位給太子趙桓，即宋欽宗。欽宗即位後，朝野上下紛紛揭露蔡京、童貫等奸臣的罪行，欽宗迫於壓力，將蔡京等人流放，並任命李綱為兵部侍郎、親征行營使，與知樞密院事吳敏共同主持抗金大局。

然而，朝廷中投降派勢力依然強大，以宰相白時中、李邦彥為代表，他們建議欽宗棄城逃跑。面對投降派的鼓譟，李綱義正詞嚴地反駁：「陛下如今是一國之主，道君皇帝將國家交給您，您若走了，朝廷誰來做主？」欽宗無言以對，最終在李綱的堅定勸說下，決定整頓兵馬，激勵將士，號召城內百姓軍民同心協力，死守城池，等待援軍。

欽宗任命李綱為右丞相、東京留守，領兵守城。然而，欽宗內心仍存逃跑之念，數日後竟欲再次出走。李綱聞訊後急步趕來，跪在欽宗面前懇請留下抗金。同時，禁衛軍將士也因家人留在京城而反對撤離。欽宗見此陣勢，只得罷免了投降派官員，讓李綱自行決定用兵事宜。李綱迅速調度兵馬，佈置防禦。

京城四壁採用百步兵法防備，每壁用正兵12,000人，編馬步軍前後左右四萬人，中軍8,000人，分置將官統領。他還派前軍守護城外糧倉，並裝備大量守城器械。三日之內，防禦佈局匆匆完成。

斡離不率領的金兵隨即到達東京城下，發起猛烈進攻。李綱指揮若定，以敢死隊2,000人布列城下，用長鈎搭住敵船，投石攻打，並堵塞門道。宋兵趁機斬殺金兵百餘人。夜間，李綱又命兵士縋城而下，殺入金營，斬殺敵人頭目十餘人，兵士百餘人。次日，金兵轉攻北城通天門和景陽門，李綱率神弓手一千多人馳援，一舉擊退敵軍。隨後，金兵又攻陳橋門、衛州門，均被李綱領兵擊退。經過數日激戰，京城終於得以保全。

李綱在汴京保衛戰中的英勇表現，不僅展現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智慧，也說明面臨狀況時，所應該採取的具體對策並付諸行動，如此，方可確保立於不敗之地。無論什麼事情，都要有思想準備，以防患於未然。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說「不打無準備之仗」。

 

中國之最（七十二）

世界最高養豬大樓——湖北鄂州養豬天塔（一）

469_06：「養豬天塔」樓高26層（互聯網圖片）

469_07：每棟大樓年出欄生豬可達60萬頭（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湖北省鄂州市郊外的虹橋村，兩座高達26層、總建築面積達80萬平方米的灰色巨塔悄然拔地而起。這並非摩天寫字樓，也不是豪華住宅，而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單體養豬基地——俗稱「養豬天塔」。這個由工業思維催生的農業奇蹟，正在重新定義中國乃至世界的畜牧養殖方式。

項目投資達40億元，每棟大樓年出欄生豬可達60萬頭，雙塔合計年產量將達120萬頭，佔中國年消費總量7億頭的千分之1.7。這一數字看似微小，卻代表著農業生產力的一次重大躍升。

更令人矚目的是，該項目的投資方原本是一家水泥企業——湖北世紀新峰雷山水泥有限公司。這家擁有豐富工業經驗的企業，將製造業的精準控制與流程管理理念引入農業，打造出一座前所未有的「垂直農場」。

走進這座「養豬天塔」，猶如進入一個高度自動化的工廠。整棟建築採用類似工業廠房的設計標準，配備高速貨梯，讓豬隻也能像工人一樣「上樓上班」。飼料通過巨型傳送帶直送頂層儲存罐，每日投放量近50萬公斤，形成一套專屬於豬群的物流系統。

中央控制室內，數十塊螢幕實時顯示各樓層的溫度、濕度與飼料投放情況。工作人員穿著無菌服，透過高清攝影機監控全樓運作，被外媒譽為「NASA指揮中心」的養豬版本。

這座大樓的每一層都被細緻劃分為不同功能區，從妊娠母豬、產仔、保育到育肥，豬隻的生命週期在樓層間流轉，宛如一條精密的生產線。這種流水線式的管理模式，使得每層1.4萬平方米的空間僅需10至12名員工，人均管理豬隻數量高達1,500頭，效率是傳統養殖模式的5倍以上。

不僅如此，智能環控系統確保了豬隻生活的舒適性。地暖將豬舍溫度穩定在20至22攝氏度——這是豬隻最適宜的生長環境。自動沐浴設備定期為豬群清潔，3萬多個智能餵食點根據豬隻體重和健康狀況提供「個性化食譜」，大幅減少飼料浪費。

綠色環保也是這座「天塔」的重要亮點。底層設有超大型環保處理中心，日處理污水達4,000噸，經多重淨化後可用於豬舍清洗與農田灌溉。糞污則通過厭氧發酵轉化為沼氣、沼液與沼渣，其中沼氣可用於發電，沼渣成為水泥廠的替代燃料，實現資源循環利用。

 

澳門航空史_66

澳門國際機場比原定時間提早完工

469_05：興建中的澳門機場（互聯網圖片）

澳門國際機場興建工程，在設計方案、噪音以及海砂等問題逐一得到解決後，便迅速進入了緊锣密鼓的建設階段。機場的跑道、引橋以及航運大樓等工程，分别由不同的公司負責承建。

其中，中國港灣建設總公司精心組織了四個工程局，即廣州航道局、一航務工程局、二航務工程局、三航務工程局、四航務工程局；兩個設計院，也就是三航務工程勘察設計院、四航務工程勘察設計院；以及兩個研究所，天津港灣工程研究所和三航局科研所，共同參與施工建設。針對澳門地形狹小且崎嶇的地理特點，施工方巧妙地在氹仔島和路環島之間打造了一座人工島，此人工島便作為機場跑道和引橋的依托。另一方面，葡萄牙偉龍建築及工務公司澳門分公司與香港西門子公司展開合作，成功承包了機場客運大樓及導航設施等相關工程。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CAM）在獲得澳門政府批准後，經過慎重考量，決定將原計劃的合約數量大幅縮減至三份，並明確各個項目均採用固定最終價格，而非以往浮動不定的價格模式。

合約於1992年9月18日正式簽署，工程完成期限設定為三年，即到1995年8月中旬。為了全力配合工程能夠按時完工，政府對工程的正常程序做出了適當修改，其中包括允許工程可以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運作。在連續數月的時間裡，約400艘船上的近4,000名工人，不分晝夜地辛勤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期間，他們經常遭遇惡劣的海況，例如1992年和1993年的颱風季節，給施工帶來極大挑戰。

據CAM披露的數據顯示，工程總計清理污泥超過2,400萬立方米，運送砂石達3,400萬立方米至施工現場。整個工程總值高達2.25億美元，相比原計劃節省了2,500萬美元。

澳門國際機場的人工島佔據了機場總面積的95%，島上精心建造了一條長3,360公尺、寬60公尺的跑道，足以容納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飛機——波音747 – 400。機場剩餘區域則是通過拆除雞頸馬路部分路段而獲得，此部分工程共花費約80億澳門元。

1995年5月，佔地面積達45,000平方米的寬敞機場客運大樓，與停機坪、陸上基建等一併順利完工。1995年6月18日，機場成功進行試飛，4日後，竣工典禮隆重舉行，這標誌著澳門國際機場正式完工，比原計劃的當年八月完工提前了整整兩個月。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廷樞（三）

投身洋務運動開中國之先河

468-01唐廷樞舊照（互聯圖片）

468-02輪船招商局（互聯網圖片）

在晚清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變革，史稱「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以奕、李鴻章等為代表的開明官員，毅然決定效仿西方，開展一場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試圖通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輓救民族危亡，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在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中，唐廷樞以其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成為了推動中國近代航運業發展的重要人物。

19世紀中葉，隨著外國輪船公司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它們憑借先進的船舶技術和雄厚的資本，迅速擠垮了本地的沿海貿易和運輸業，甚至連傳統的南糧北調漕運也受到了嚴重威脅。面對這一嚴峻形勢，李鴻章深感憂慮，決定大力發展輪船運輸業，以打破外國輪船公司的壟斷地位。

1873年1月，「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應運而生，這標誌著中國近代航運業的正式起步。然而，輪船招商局的開辦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開辦之初，由於資金匱乏、管理不善，招商局在短短半年內便虧損了4.2萬兩白銀，面臨夭折的危機。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李鴻章慧眼識珠，決定聘請時任怡和洋行總買辦的唐廷樞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以期輓救危局。

唐廷樞，這位出身於廣東香山的商業奇才，早年曾在怡和洋行擔任要職，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和人脈資源。他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怡和洋行，投身到輪船招商局的改組與發展之中。

上任後，唐廷樞對招商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提出以西法經營，推行合股投資體制，實施股份轉讓，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這一舉措不僅使招商局的股值在一年之內翻了一倍半，更開創了中國內地股市的先河。

唐廷樞深知，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船隊和航線。因此，他主張商本商辦，修訂章程，動員親友入股，很快便籌集到了47.6萬兩白銀的股本。

在唐廷樞的帶領下，招商局迅速擴張，不僅在國內多個城市開設了分局，還將業務拓展到了日本、菲律賓等國際市場。短短三年時間，招商局便擁有了68.5萬兩股本、16艘輪船，年收入達到96萬兩白銀，利潤高達16萬兩。

招商局的崛起，打破了外國輪船公司在長江內河航運的壟斷地位。經過一系列激烈的價格戰，規模最大的旗昌輪船公司因虧損嚴重，最終決定出售在華全部產業。招商局抓住機遇，以220萬兩白銀的價格收購了旗昌的資產，成為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此後，招商局更是成為了中國船運業的龍頭企業，擁有了絕對競爭優勢。

在招商局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唐廷樞還敏銳地意識到了保險業對於航運業的重要性。他決定創辦中國人自己的保險公司，以辦理輪船、貨物保險業務。1875年，唐廷樞組建了保險招商局，並創辦了仁和保險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由國人開設的保險公司。1878年，他又創辦了濟和水火險公司，進一步增強了招商局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

唐廷樞在輪船招商局的卓越貢獻，不僅體現在企業的快速發展和盈利能力的提升上，更在於他為招商局打牢了百年長盛不衰的根基。到1885年唐廷樞離開招商局時，招商局的股本已經達到200萬兩白銀，總資產533萬兩白銀，擁有26艘輪船，總噸位達到2.2萬噸。

 

 

君子不奪人所好

468-03齊桓公畫像（互聯網圖片）

468-04鮑叔牙畫像（互聯網圖片）

「君子不奪人所好」是一句蘊含著深厚的道德觀念和人際交往准則，意思是道德高尚、有修養的人不會強行奪取別人喜愛的東西。它強調了對他人的尊重、理解和包容，體現了一種克制自我慾望、顧及他人感受的高尚品質。

「君子不奪人所好」出自明代馮夢龍的《醒世恆言》卷十七：「君子不奪人所好。此乃先生愛玩之物，學生何以敢奪之哉！」這句話以一種委婉而堅定的方式，表達了對他人珍愛之物的尊重，不強行索取。

在歷史的長河中，無數仁人志士以實際行動詮釋了這一美德，其中鮑叔牙主動讓出相位的故事尤為動人。春秋時期，齊桓公即位後，欲任用輔佐自己登基的鮑叔牙為相。

齊桓公即位後，準備任用鮑叔牙為相。鮑叔牙在輔佐齊桓公登位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齊桓公非常感激他，認為他有能力治理國家。然而，鮑叔牙卻推辭了相位，並勸齊桓公不要記一箭之仇，力薦管仲為相。他說：「如果您僅僅想治理好齊國，那麼有高傒和我就足夠了，但若您想稱霸諸侯，則非管仲不可。管仲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強大。」鮑叔牙還詳細列舉了自己在五個方面不如管仲：寬厚慈惠，以寬厚慈惠來安撫民眾，鮑叔牙不如管仲；治國之道，治理國家堅持原則，使國家興盛安定，鮑叔牙不如管仲；忠信待人，忠於國君、誠信待人、給百姓作表率，鮑叔牙不如管仲；禮義法度，制定禮義足以使天下效法，鮑叔牙不如管仲；統帥三軍，站在軍門之前擊鼓指揮，使兵士加倍勇猛，鮑叔牙也不如管仲。

齊桓公在鮑叔牙的勸諫下，決定不計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他選擇了吉祥日子，親自把管仲迎進王宮，賜座求教。齊桓公和管仲談了三天三夜，越談越投機，最後拜管仲為相國，並尊稱為「仲父」。管仲對鮑叔牙大義薦賢、無私讓相的舉動非常敬佩，多次感嘆：「生我的是我的父母，深知我志向抱負、才學能力的人是鮑叔牙啊！」

鮑叔牙讓相後，退而不隱，依然全力支持管仲的事業。在關鍵時刻，他多次支持管仲的主張，為齊國的繁榮富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無獨有偶，春秋時期的宋國大夫子罕，面對價值連城的玉石，同樣展現了「君子不奪人所好」的高尚品德。有人欲將玉石獻給他，子罕卻婉言謝絕，稱自己以不貪為寶，若接受了玉石，則雙方都失去了最珍貴的東西。子罕的這一行為，不僅彰顯了個人品德的純潔，更傳遞了一種超越物質誘惑的精神追求。

在當今社會，這一美德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不應忽視他人的感受與需求；在面對誘惑與挑戰時，應堅守道德底線，保持內心的純淨與高尚。

 

中國之最（七十一）

全球食用菌帝國：中國佔世界75%總產量（二）

468_06：雲南乃野生菌王國（網絡圖片）

468_07：中國食用菌是出口大國的同時，也是食用大國（網絡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中國食用菌產量已然成為全球「巨人」，其產業的騰飛始於關鍵的技術突破：

*1958年里程碑：上海市農業科學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長陳梅朋，成功實現香菇的全人工栽培，打破「靠天吃飯」的野生採集局限。

*2006年現代化升級：該研究所與雲南企業合作，推動香菇栽培進入工業化生產階段，大幅提升效率與品質。

*工廠化浪潮崛起：根據和仕諮詢集團報告，工廠化栽培模式憑藉精準環境控制與物聯網技術，實現「全年無休」的穩定生產。其佔比將從2024年的42%躍升至2030年的65%，成為產業主力。如「星河生物」等企業，透過智能化生產線達到日產超130噸、年銷售額近4億元的規模。

中國食用菌產業呈現鮮明的區域集群效應：

1.產量五強省：河南（630.09萬噸，產值474.12億）、福建、山東、黑龍江、河北構成核心產區。河南更發展出以香菇為主，平菇、白靈菇、黑木耳等35種菇類並存的「一主多輔」體系。

2.雲南：野生菌王國：坐擁中國絕大部分野生菌種類，松茸、牛肝菌、雞油菌等70多種珍饈在此生長。其「四大名菌」（松茸、松露、牛肝菌、雞油菌）產量佔全球50%以上。昆明野生菌交易中心作為全球最大批發市場，高峰期日銷量逾500噸，帶動就業400萬人，產品遠銷美、歐、日等40餘國。

3.扶貧新引擎：貴州、黑龍江、湖北等地將食用菌打造成「脫貧利器」。如貴州畢節威寧龍街鎮，創新採用「光伏+農業大棚」模式種菌，年產值近400萬元，有效促進在地就業與增收。中科院等機構的科技支援，更為貴州水城縣等地的產業升級注入強勁動力。

 

品種帝國：香菇、木耳領銜的「八柱擎天」

中國栽培的食用菌種類極其豐富，全球已知2,000多種食用菌中，中國擁有超過1,000種。其中八大品種年產量均突破100萬噸，合計佔全國總產量的87%：

*香菇：無可爭議的「國民菇」，產量與消費量常年居首。

*木耳：黑木耳、銀耳等，兼具美味與藥用價值。

*平菇：因適應性強、產量高而廣布全國。

*其他主力還包括金針菇、杏鮑菇、雙孢蘑菇、草菇等，共同支撐起龐大的產業體系。

在輝煌產量背後，中國食用菌產業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陣痛。一方面，工廠化門檻的高企對中小型業者形成巨大壓力，高昂的設備投入與精密的技術管理要求使其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雲南作為「野生菌王國」，其「甜蜜負擔」亦不容忽視。儘管當地人對野生菌的癡迷舉國聞名，但伴隨而來的中毒風險卻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2020年，雲南發生逾600起野生菌中毒事件，導致2,000多人中毒、20餘人死亡。為此，官方不僅發布《權威吃菌手冊》，還在每年6至8月的雨季（野生菌旺季）密集開辦「中毒防控培訓班」，民間自發的警示短視頻更成為獨特的「網路奇觀」。這些現象折射出雲南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飲食文化韌性，也凸顯了產業規範化與安全管控的重要性。

展望未來，隨著全球健康飲食浪潮的興起，食用菌憑藉其高蛋白、低脂肪、富含多糖與微量元素的營養藥用價值，市場前景愈發廣闊。中國產業正從單純的產量擴張，逐步邁向「質」的提升與價值鏈延伸：深化工廠化與智能化以提高效率、穩定品質、降低能耗；強化科技育種與深加工，開發功能性成分提取（如香菇多糖）、即食產品及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領域；推動綠色可持續栽培，利用農林廢棄物（如木屑、秸稈）作為基質，踐行循環農業理念；打造品牌與溯源體系，特別是針對雲南松茸等頂級珍菌，建立可追溯系統以保障品質與安全，進而提升國際溢價能力。

 

澳門航空史_65

北京出手協助解決機場噪音問題

468_05：1992年期間興建中的澳門機場（互聯網圖片）

澳門國際機場在興建初期，雖獲得北京當局的支持，但建設過程中需攻克一連串技術難題，可謂困難重重。其中一個重大問題是機場以人工島形式建造，在建造方案上，葡方建議採用「樁柱＋混凝土舖面」的方案，而中方則認為跑道應採用填海方式建造。經過投票與協商，雙方以和諧的方式各退一步，方案得以通過。

然而，噪音問題比上述建造方案分歧更為棘手。葡方在初期對珠方提出的噪音問題並未予以重視，直至珠方以填海所需的「海砂」不足為由施壓，葡方才開始重視此問題。為支持澳門興建國際機場，北京當局於1990年11月19日至21日，連續三日派出專家在澳門展開研究，並與各方進行磋商，但一時未能解決噪音問題。

四個月後，即1991年3月14日至16日，中、葡、澳三方的機場專家在北京舉行第二輪會議。在北京當局的協調下，直至會議最後一天晚上，珠澳雙方終於達成共識。葡方為避免夜長夢多，連夜與珠方簽署會議紀要，噪音問題至此有了白紙黑字的解決方案。

會議紀要簽署次日，方案正式向公眾公布。澳門方面承諾，未來澳門航機將不會飛越珠海上空，以避免對珠海造成噪音污染。具體措施是，澳門國際機場起飛的飛機在起飛後隨即轉彎，繞過珠海鬧市區，減少噪音對珠海市民的影響；同樣，飛機在降落澳門國際機場前也需繞個大彎，繞過珠海上空後再降落。如今，這一防止飛機噪音影響珠海的起降方法仍在沿用。當時參加會議的澳門代表團團長、政務司韋高信表示，澳門將修訂飛機航線及起降程序，同時堅持跑道原方案不變。

噪音問題解決後，海砂不足的問題也迎刃而解，澳門國際機場得以盡快興建。1992年，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將機場飛行區工程分為人工島、南北聯絡橋和航站區三部分，分別承包給中國港灣建設總公司（中港）和偉龍/西門子公司。其中，中港承包前兩項工程，佔機場總投資73億澳門元的四分之三；偉龍/西門子則承包航站區工程，主要是客運大樓的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唐廷樞（二）

投身怡和洋行開創商業版圖

467-01唐廷樞舊照（互聯網圖片）

467-02怡和洋行（互聯網圖片）

唐廷樞的商業生涯始於1858年，這一年，年僅26歲的他毅然轉行投身商業經營，選擇在香港投資了兩家當鋪，開啓了他的商業帝國之路。當時，上海的棉花出口貿易正處於蓬勃發展階段，唐廷樞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商機，迅速投身於棉花生意之中。他獨自經營的修華號棉花行，憑借其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出色的經營能力，很快便成為了外國洋行收買中國棉花的代理機構，與怡和洋行建立了緊密的業務關係。

隨著商業經驗的積累和資本的壯大，唐廷樞開始涉足更廣泛的商業領域。1861年，他全力為怡和洋行代理生意，憑借出色的管理才華和經營能力，短短兩年後便接替了買辦之職，成為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重要人物。在他的帶領下，怡和洋行的業務迅速擴展，不僅涵蓋了棉花貿易，還深入到了絲茶收購、航運、口岸商貿等多個領域。唐廷樞也因此成為了上海著名的棉花洋行經營者，經濟實力迅速增長。

然而，唐廷樞的商業眼光並不局限於傳統的貿易領域。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他開始將目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金融市場和企業投資領域。在進入怡和洋行後的第五年，他便附股於洋行經營的諫當保險行，展現了他對商業機會的敏銳捕捉能力和資本運作的深厚功底。

唐廷樞的商業版圖遠不止於此。他不僅附股於多家外國在華企業，如華海輪船公司、公正輪船公司、北清輪船公司等，成為這些企業的重要股東甚至最大股東。還積極投資創辦了上海仁濟醫院，這是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西醫醫院，展現了他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貢獻。

在商業活動中，唐廷樞不僅自身取得了巨大成功，還憑借其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為外國洋行吸收了許多買辦和商人的資本，極大地促進了中外商業交流。他的這些活動，不僅增加了他的額外收入，更使他能在其所代表的中國股東中施加影響，對英商怡和洋行而言，「唐景星簡直成了它能獲得華商支持的保證」，這一評價充分說明瞭他在中外商界的重要地位。

除了商業投資外，唐廷樞還積極參與洋行的日常運營和管理。他憑借出色的管理才華，被怡和洋行派往中國各城市開疆辟土，深入瞭解並掌握了資本主義國家在航運和保險方面的運作業務知識。同時，他與怡和前任買辦林欽合伙開設茶棧，投資上海的錢莊，週轉商業資金，設立自己的事務所，並建立起一套類似事務所的同業公所，成為上海絲業、茶業等與對外貿易關係密切的同業公所的核心力量。

唐廷樞的商業活動不僅限於上海，他的商業觸角還延伸到了內地，涉足內地的礦產開採，展現了他對商業機會的敏銳洞察力和對商業版圖的無限拓展精神。

同時，他的商業活動也促進了中外商業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為當時的中外商業往來搭建了橋梁。在唐廷樞的商業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還有他對於新興行業的敏銳洞察力和勇於嘗試的精神。

他投資創辦上海仁濟醫院，這一舉動不僅填補了當時中國西醫醫院的空白，更為中國的西醫發展奠定了基礎，體現了他在商業活動之外，對於社會公益事業的關注和貢獻。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467-03漢文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467-04曹操畫像（互聯網圖片）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句出自《道德經》第五章的箴言，蘊含著深邃的哲學思考與人生智慧。它不僅是對古代社會現象的一種深刻洞察，更是對後世人們世界觀、價值觀的一種深遠啓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字面解讀，「芻狗」乃古代祭祀時用草扎成的狗形祭品，祭前備受重視，祭後則棄如敝屣。老子以此為喻，意在說明天地對萬物一視同仁，無偏無私，任其自生自滅，不加以人為的干預或偏袒。

這一觀點，在當時社會動蕩、戰亂頻仍的背景下，無疑是對人們盲目迷信神靈、祈求上天庇佑的一種有力批判。就好比如漢文帝的「無為而治」：漢文帝劉恆在位期間，推行「無為而治」的政策，減輕百姓的賦稅和繇役負擔，讓百姓能夠休養生息。他並不刻意去干預百姓的生活，而是遵循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規律，讓國家逐漸走向繁榮。這種治國理念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思想有相通之處，即不強行施加人為的意志，而是讓萬物自然發展。在漢文帝的治理下，漢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百姓生活富足，社會安定。

從深層含義來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體現了道家「自然無為」的核心思想。天地依循自身規律運行，四季更迭、晝夜循環，皆自然之序，非人力所能改。人類亦應順應自然，不妄加干預，以免破壞生態平衡，導致不可輓回的後果。

以明朝嘉靖年間的大地震為例，這場地震波及多個省份，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在地震面前都面臨著同樣的危險，許多人在地震中喪生，家園被毀。這體現了天地對待萬物的一視同仁，不會因為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偏袒，就如同對待芻狗一樣，任其自生自滅。

同時，此言亦強調了天地對待萬物的平等態度，無論貴賤貧富，皆平等視之，無高低之分，曹操的用人之道正是如此。曹操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唯才是舉，他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出身、門第或過去的經歷而對其有所偏見，而是看重其才能和實際能力。例如，他重用了許多出身寒門但有才能的人，如郭嘉、荀彧等。在曹操看來，人才就如同萬物一樣，各有其價值和作用，他不會刻意去偏愛或歧視某一個人，而是讓他們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才能。這種用人之道體現了曹操對人才的公正態度，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所表達的平等觀念有一定的契合。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不僅是對天地運行規律的深刻揭示，更是對人類社會行為的一種規範與引導。它提醒我們，在天地面前，人類應保持敬畏之心，順應自然，尊重每一個生命，追求公平與正義，以平和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

 

中國之最（七十一）

全球食用菌帝國：中國佔世界75%總產量（一）

467_06：菌菇成為受歡迎的桌上佳餚（網絡圖片）

467_07：中國生產各類菌菇（網絡圖片）

在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文化基因裡，食用菌自古便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山珍。從《呂氏春秋·本味篇》中「味之美者，越駱之菌」的驚嘆，到唐朝晚期首開人工栽培蘑菇的歷史先河，中國人對菌菇的熱愛已綿延兩千餘年。

1978年，當時中國食用菌產量僅佔全球總量的5.7%，在國際舞台幾乎微不足道。但此後四十餘年，中國食用菌產業實現了驚人的「超車式發展」。據最新統計，2023年中國食用菌總產量已高達4,334.17萬噸，總產值突破3,965.57億元人民幣，雙雙較前一年增長超過2%。更震撼的是，這個數字佔據了全球食用菌總產量的75%以上，中國穩坐「全球食用菌超級大國」的寶座，供應著世界各地的餐桌。

全球食用菌產業在1994年至2013年間展現出顯著成長，年均增長率達5.6%，其中中國是主要驅動力。2013年，全球前五大食用菌生產國分別為中國、意大利、美國、荷蘭及波蘭，其產量佔全球總產量的比例依次為71.29%、7.98%、4.09%、3.25%和2.22%。到了2014年，國際食用菌貿易額達到53.17億美元，排名前五的貿易國家為中國、荷蘭、波蘭、愛爾蘭與西班牙，其所佔比例分別為51.01%、11.21%、10.27%、2.60%和2.52%。到了2024年全球食用菌市場銷售額達639.1億美元，預計2031年將增至837.7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約4.0%。驅動因素包括健康飲食潮流（食用菌富含蛋白質、多糖等營養成分）及技術革新（如工廠化栽培、深加工技術）。其中，高附加值產品（如靈芝提取物、功能性食品）增速顯著，年複合增長率達15%以上。

在亞洲國家中，中國、日本與韓國為重要的食用菌生產強國。日本主要生產香菇、金針菇、真姬菇、灰樹花、滑菇和平菇等品種，近年來總產量穩定維持在40萬噸左右。其中，金針菇與白玉菇呈持續增長趨勢，新增產量一方面滿足國內需求，另一方面用於出口貿易。因此，近年來日本食用菌進口量逐年減少，而出口量則保持穩定增長。

中國栽培的食用菌品種豐富，超過70種，其中形成商品化的約有50種，規模化生產的達20種以上，主要包括香菇、平菇、黑木耳、金針菇、雙孢菇、毛木耳、滑菇及杏鮑菇等。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據，按產量排名前七位的食用菌分別為香菇（1,043.12萬噸）、黑木耳（674.03萬噸）、平菇（642.82萬噸）、雙孢菇（307.49萬噸）、金針菇（257.56萬噸）、杏鮑菇（195.64萬噸）和毛木耳（189.85萬噸），這七個品種的總產量占當年全國食用菌總產量的86.17%。

此外，中國作為食用菌生產與消費大國，所產食用菌絕大部分用於滿足國內需求，出口量相對較少。2018年，中國食用菌出口量僅為70.41萬噸，主要以乾香菇、乾木耳及小白蘑菇罐頭為主，出口量僅佔同期全國食用菌總產量的一小部分。隨著工廠化生產比例逐步提升，行業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張，未來或能更好地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

 

澳門航空史_64

機場採用填海及樁柱方案興建

467_05：澳門機場最終採用填海方式建造機場人工島跑道，連接跑道和停機坪的連橋，則採用「樁柱＋混凝土舖面」方式（互聯網圖片）

1989年12月8日，力促興建澳門國際機場的澳督文禮治親自主持了機場動工儀式。隨著文禮治按下爆破按鈕，機場興建的首次爆破工作正式啟動，這標誌著澳門國際機場建設拉開帷幕。然而，機場的興建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翌年，因機場採用人工島方式建造，在跑道支撐平台的技術方案選擇上，中葡雙方出現分歧。葡方建議採用「樁柱＋混凝土舖面」方案，而中方則認為跑道應以填海方式建造。

儘管葡方邀來多間國際機場公司進行技術調研，這些公司雖支持打樁方式，但仍未能改變中方的態度。雙方僵持不下，最終以股權決定權的方式解決分歧。由十一家駐澳中資企業組成的「中聯實業公司」和澳門娛樂公司，各佔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本，合共佔三分之二，投票決定權高於澳葡政府的三分之一。結果，澳門機場專營公司接納了中方意見，決定以填海方式建造機場人工島跑道。至於連接跑道和停機坪的連橋，則採用葡方建議的「樁柱＋混凝土舖面」方案，這也算對葡方的「堅持」有所回應。澳門機場專營公司認為，跑道以填海方式建造可節省澳門幣九億元。

此次建造方式分歧最終以雙方各退一步的方式和平解決。然而，隨著工程展開，另一個棘手問題——著名的「噪音事件」浮出水面，這是任何大型工程都難以避免的問題。

機場噪音問題早在機場建設工程啟動前，珠海當局就已提出，指未來飛機在澳門機場起降，其噪音和廢氣將影響珠海的拱北地區。澳葡政府起初對此並未予以足夠重視，直至珠海方面以拖延供應海砂的方式反制，致使機場填海進度受阻，澳葡政府才意識到噪音問題的嚴重性及解決此問題的迫切性。澳葡政府委託巴黎機場進行研究，雖消除了一些人對噪音污染的擔憂，但報告並未獲珠海當局接納。為此，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的中、葡、澳三方股東聯手，希望透過北京協助解決問題，並將噪音報告呈上北京審議。

北京為支持澳門興建國際機場，派出專家進行研究並展開磋商。1990年11月19日至21日，中葡專家在澳門連續三天舉行會議，集中討論澳府遞交的環境衝擊研究報告，但此次會議未能達成任何協議。

（本系列待續）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完）

陳炯明兵敗後晚年生活拮据

465-01陳炯明舊照（互聯網圖片）

465-02陳炯明之墓（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陳炯明與孫中山因理念不合而關係破裂。1923年1月4日，中國南方政壇風雲突變，孫中山先生毅然通電全國，宣佈討伐陳炯明，一場關乎國家命運與政治格局的較量就此拉開帷幕。這一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走向，也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孫中山先生深知陳炯明的叛變對革命事業構成了嚴重威脅。為穩固革命根基，他積極運作，收買了滇軍楊希閔部與桂軍劉震寰部，這兩支部隊在當時的軍事格局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與此同時，恪守革命理念的許崇智所率領的粵軍也堅定地站在了孫中山先生一邊。於是，東西兩路「討賊軍」迅速組建完成，以雷霆之勢對陳炯明展開了全面圍剿。

在這場激烈的交鋒中，1月15日，陳炯明宣佈下野，次日便撤出廣州，退守至惠州東江地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局勢的平息。2月21日，孫中山先生重回廣州，試圖穩定局勢、重振革命事業。但陳炯明雖已退守，卻並未放棄反抗的念頭。從5月28日至10月27日，孫軍對惠州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圍攻，粵軍則頑強死守。令人意外的是，陳炯明在這場戰鬥中並未親自參與，而是試圖在幕後操控局勢。10月，粵軍發動反攻，一度打入廣州近郊，但廣州城卻如同一座堅固的堡壘，始終無法被攻破，雙方陷入了僵持狀態。

1924年，廣州商團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成為了局勢變化的轉折點。廣東商界因對孫中山先生的一些政策不滿，逐漸轉向支持粵軍。陳炯明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機會，趁孫中山先生北上北京參與南北議和之際，於12月27日在汕頭宣佈就任救粵軍總司令，並發布總動員令，妄圖一舉消滅擁護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他集結了在廣東的舊部以及滯留廣東的反孫中山外省軍事勢力派部隊，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救粵軍，其部隊構成複雜，涵蓋了各路總指揮葉舉，以及第一軍軍長林虎、第二軍軍長劉志陸等多位將領。

陳炯明在粵東一帶的勢力迅速崛起，對國民政府構成了巨大威脅，猶如芒刺在背。1925年2月，國民政府迅速組織起以楊希閔為總司令的「東徵聯軍」，與陳炯明指揮的救粵軍展開了一場決定命運的決戰。在第一次東徵中，由建國粵軍與黃埔軍校師生合組的黃埔軍校教導團表現出色，成功擊潰了陳炯明麾下戰力最強的林虎部隊。這一勝利極大地打擊了救粵軍的士氣，使得與救粵軍結盟的地方實力派對作戰前景產生了消極態度。儘管孫中山先生的猝然病逝一度讓陳炯明獲得了喘息之機，並得到陳廉伯的援助恢復了一定部隊戰力，但在第二次東徵時，救粵軍再次遭遇慘敗。兩次東徵戰役過後，救粵軍戰力幾乎被全數殲滅，殘部也被福建軍閥繳械，陳炯明徹底失去了對抗國民政府的能力。至此，陳炯明兵敗並通電下野，無奈逃亡香港，從此隱居餘生。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組為中國致公黨，陳炯明被推舉為總理。然而，他晚年的生活卻十分拮據，有時甚至三餐不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送他八萬元支票，他毅然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展現出了高尚的民族氣節。1933年，陳炯明在香港病逝，因家中無錢下葬，靈柩只能停放在家中的一張行軍床上，連棺材也是母親備用的棺木，最終存放於香港東華義莊。後來，他的舊部發起募捐活動，社會各界紛紛捐資，其中包括汪精衛、陳濟棠、蔣中正等人。1934年4月3日，陳炯明終葬於惠州西湖旁紫薇山。

陳炯明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而致公黨繼承了他的遺志，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來又聯共反國民政府，直至今天都是中共的參政黨之一，繼續在時代的舞台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465-03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465-04漢武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出自唐代詩人杜甫《佳人》的千古名句，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中難以掩飾的喜新厭舊與世態炎涼。它不僅僅是對婚姻中負心漢的控訴，更是對社會冷漠與不公的深刻揭示。

杜甫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位被丈夫遺棄的佳人形象，通過她與新歡的鮮明對比，展現了人性中的薄情與無情。佳人曾是丈夫眼中的珍寶，然而歲月流轉，新人入室，她便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只能獨自垂淚，無人問津。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失落，更是社會道德淪喪的縮影。

將這一詩句置於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悲劇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漢武帝劉徹與陳阿嬌、衛子夫的故事，便是這一主題的生動演繹。劉徹幼年時，曾許下「金屋藏嬌」的諾言，將陳阿嬌視為掌上明珠。然而，當阿嬌因無子而被冷落，衛子夫成為新寵時，曾經的誓言便成了泡影。阿嬌不甘心失去丈夫的愛，試圖通過巫蠱之術輓回局面，卻反而讓自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最終被廢黜於長門宮，孤獨終老。

衛子夫，這位曾經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女子，也未能逃脫被遺棄的命運。隨著年華老去，她的美貌不再，新的年輕貌美的女子不斷湧入後宮，如王夫人、李夫人等，迅速吸引了漢武帝的目光。衛子夫在孤獨與無助中，見證了丈夫對新人寵愛的同時，也嘗盡了被遺忘的苦澀。最終，在巫蠱之禍的漩渦中，她無力自保，含恨自盡，結束了自己悲慘的一生。

這兩個故事，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沈浮，更是對人性中喜新厭舊、薄情寡義的深刻批判。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權勢滔天的帝王，還是平凡無奇的百姓，在面對新歡舊愛時，都難以逃脫人性的弱點。新歡的笑容總是那麼燦爛，而舊人的哭泣卻往往被忽視，這種鮮明的對比，讓人不禁感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然而，在這些悲劇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被遺棄者堅守道德、自立自強的精神光芒。陳阿嬌在長門宮中，或許也曾有過絕望與掙扎，但她最終選擇了面對現實，以淚洗面卻未曾放棄自我。衛子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無力辯駁，但她的堅韌與不屈，同樣值得我們敬佩。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詩不僅是對歷史悲劇的回顧，更是對人性弱點的警醒。它提醒我們，在追求新歡的同時，不應忘記舊人的付出與犧牲；在享受新歡帶來的喜悅時，也應給予舊人應有的尊重與關懷。

 

中國之最（七十）

古樹最多的省份—擁有100萬株古樹的雲南省（一）

465_06：昆明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新華網圖片）

465_07：黄帝手植柏（互聯網圖片）

根據中國最新全國古樹名木資源普查（涵蓋範圍有特定排除區域），全國共有樹齡逾百年的古樹名木508.19萬株。其中，500年以上的滄桑巨木達6.82萬株，而見證了十個世紀以上風雲變幻的千年古樹則有10,745株。屹立超過五千載歲月的「活化石」更為珍稀，全中國僅存5株，每一株都是無可替代的「國寶」。

在這份綠色國寶的清單上，雲南省以壓倒性的數量優勢拔得頭籌，坐擁超過100萬株古樹名木，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古樹資源第一大省。其省會昆明市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早春時節，園中樹齡1,300多歲的「唐梅」與520多歲的「明茶」競相綻放，千年風骨與絢爛花色交織，成就一幕穿越時空的自然奇觀，令人嘆為觀止。

緊隨其後的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古樹存量也均超過50萬株，底蘊深厚。尤其令人矚目的是，那五株承載著中華文明起源密碼、樹齡超過五千年的「國寶級」古樹，無一例外，全部根植於陝西省的土地上，且均為生命力頑強的柏樹。

這五株歷經五千載寒暑的傳奇古柏，其名稱便已深深鐫刻著華夏文明的印記：

1.黃帝手植柏（軒轅柏）：坐落於延安市黃陵縣黃帝陵。巍峨軒轅柏，高逾20米，樹幹壯碩需11米方能合圍，龐大的樹冠投影面積超過190平方米，氣勢恢宏，被尊為「世界柏樹之父」。民間盛傳此樹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黃帝（軒轅氏）親手栽植，是黃帝陵8.3萬餘株古柏群落（其中逾3萬株樹齡超過千年）中最古老、最神聖的核心。這片古柏林也是中國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

2.保生柏：同樣守護在黃帝陵內。這株高15.5米的古柏，其獨特的南傾樹冠彷彿在訴說滄桑。它因生長於明代保生宮舊址而得名，是昔日宮殿遭遇火劫後唯一的倖存見證者。

3.老君柏：位於黃陵縣城外20多公里處，樹高18.5米。其名源於充滿神話色彩的傳說——相傳為漢武帝出征凱旋後，前往祭拜老君神廟時所親手種植，承載著古人對神明庇佑的虔誠寄託。

4.倉頡手植柏：屹立於渭南市白水縣倉頡廟內，高逾16米，至今枝葉繁茂，生機盎然。相傳此樹由中華文字始祖倉頡親手栽下，被譽為中華文明的根源象徵，是名副其實的「文明之根」。

5.頁山大古柏：生長於商洛市洛南縣頁山腳下，是著名的「洛南八大景觀」之一。這株秦嶺地區已發現的最大古側柏，巍然聳立23米，樹形雄偉，被當地百姓世代尊奉為「神樹」。

面對動輒千年的古樹，科學家如何精準測定其真實年齡？黃帝陵管理局的護林專家李小軍揭示了主要的三種方法：

1.歷史文獻推測法：查考地方誌、史料記載、傳說故事等進行關聯推斷。

2.生長估算法：綜合分析樹種特性、生長環境、當前樹高、胸徑（樹幹直徑）等指標進行估算。

3.科學檢測法：包括觀察樹幹橫截面的年輪鑑定，以及運用碳-14同位素測定技術。然而，後兩種方法通常需要鑽取木芯或破壞性取樣，可能對珍貴的古樹本體造成損傷，因此若非必要或特殊研究，極少動用。

 

澳門航空史_62

中央一鍾定音：澳珠兩地各建機場

465_05：澳督文禮治（互聯網圖片）

本欄此前曾提及，澳葡時期多位澳督為實現興建機場的目標而努力不懈。直至1979年，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才取得較為實質性的進展。他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此外，葡萄牙與中國建交，也為澳門興建機場提供了契機。1980年3月10日，伊芝迪獲邀訪問北京，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隨後，伊芝迪又訪問了上海和廣州，並獲得中方支持澳門興建機場。

然而，不久之後，中國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梁廣大提出在珠海興建機場。由於珠澳兩地相鄰，此後澳珠兩地就各自建機場的問題多次產生爭議。

珠海方面提出兩個機場選址：夏灣和橫琴。這兩個選址均與澳門相近，存在航權和航線重疊問題。為解決此問題，時任澳督馬俊賢（Joaquim Germano Pinto Machado do Correia da Silva）提出澳門與珠海共用機場計劃，即兩地共用一條跑道，國際線歸澳門，國內線歸珠海。但該共融方案未獲珠海政府支持，雙方談判破裂。中央政府最後拍板決定，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珠海則建內陸機場。這一決定明確了澳門機場的定位，也確定了澳門要興建自己的機場。此後，澳督常被傳媒問及機場建設時間，澳門建機場似乎成了澳督繪製的「大餅」。

澳葡政府隨後就興建澳門國際機場的構想，準備了一份可行性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要求法蘭克福機場更新其在1983年進行的研究。1987年，時任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在就職演說中保證，此次機場建設將真正付諸實踐。文禮治所言非虛，同年11月23日，澳葡政府成立澳門國際機場辦公室，開展籌備興建機場的工作。同年12月，澳葡政府又設立澳門國際機場諮詢小組協助研究，該小組由大型建設政務司韋高信任主席，委員包括何鴻燊、高敏、範成耀（發行機構主席）。

隔年，文禮治獲得立法授權，為建設和運營新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確定一般基礎。機場由一家投資公司經營，澳門政府亦組織一家投資公司參與，此外還有澳門的中資公司及私人投資，總耗資達65億元。至於機場選址，則採用填海方式，在氹仔島東端俗稱為「一粒米」的小離島進行填海，興建國際機場。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三）

陳炯明與孫中山反目決裂

464-02孫中山重登永豐艦（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然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4月，孫中山召集廣東的國會議員召開非常會議，改組護法軍政府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並推舉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等人以出任總統無異於樹大招風四面樹敵，廣東目前無力抵抗北方進攻為由反對，但最終未能阻止。6月時桂系軍閥再次進犯廣東，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陳炯明獲軍政府任命為援桂總司令並帶兵迎擊。此戰粵軍雖大敗桂系且一度反攻廣西，但全軍最終死傷五分之一，士氣大挫。陳炯明主張實行「聯省自治」（民選議員和地方長官等）；這與孫中山的北伐、武力統一的主張有所衝突。8月初，陳炯明進入南寧後，原打算協助馬君武籌劃仿照廣東省的「地方自治」計劃，包括恢復省議會，籌設仿照廣州的市政府。但孫再下令陳炯明北伐，激化其與陳的矛盾。

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大總統非常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

1922年3月23日，陳舊部粵軍將領鄧鏗遭暗殺，孫中山一方堅稱是陳炯明所為，但近年來一些學者根據史料認為此事有可能是孫中山一方所為，陳炯明勢力與孫的關係因此急轉直下。6月2日，徐世昌宣佈辭職，之後黎元洪復職。北方各界紛紛以護法運動目的已達為由要求孫辭職下野，以求打破兩個總統的僵局，以葉舉為首的陳炯明舊部也聯名支持。

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同日，葉舉在電報通知孫後出兵圍攻總統府，並鳴炮警示孫離開廣東並佔領廣州城。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飽漢不知餓漢飢

464-03莊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464-04晏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飽漢不知餓漢飢」是廣為流傳的漢語俗語，形容那些身處優越環境之人，往往難以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的痛苦與需求。它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的言語，更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與社會現實，其歷史淵源可追溯至遙遠的古代。

這句俗語最早見於清代李寶嘉的小說《官場現形記》第45回，原文為：「誤了差使，釘子是我碰！你飽人不知餓人飢。」此句一出，便以其生動貼切的比喻，迅速在民間流傳開來，成為人們批評那些忽視他人困境之人的常用語。

然而，若要追溯「飽漢不知餓漢飢」這一觀念的源頭，我們不得不提及戰國時期的一位偉大哲學家——莊子。莊子年輕時曾在家鄉擔任小官，因不滿官場的黑暗而選擇辭職，轉而潛心研究哲學。一次，他來到齊國，途中目睹了眾多飢民的悲慘景象。這些飢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他們向莊子乞求食物，而莊子卻因自己也多日未進食而無法相助。飢民中有人感慨道：「經過這裡的人很多，許多人衣著華麗、面色紅潤，卻都視而不見，只有先生你可憐我們。但話說回來，假如先生不是餓了七天，也就不會知道飢餓的苦楚，更不會可憐我們了。」這句話，不僅道出了飢民們的無奈與辛酸，也深刻地揭示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道理——只有親身經歷過困境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痛苦。

同樣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也上演了一幕關於「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故事。齊景公在位時，有一年冬天連續下了三天大雪，天氣異常寒冷。然而，齊景公卻身披白色狐皮大衣，坐在殿堂上觀賞雪景，甚至說出「下了三天大雪，天氣卻一點也不寒冷」這樣的話。此時，晏子進宮拜見，他巧妙地反問齊景公：「天氣真的不冷嗎？」隨後，他講述了古代賢德君王在吃飽穿暖時，能夠想到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而齊景公卻對此一無所知。齊景公聽後深感慚愧，立即下令拿出衣物和糧食救濟飢寒交迫的百姓。

這兩個故事，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時代，卻共同詮釋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深刻內涵。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身處高位還是平民百姓，都應該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正經歷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困境與痛苦。

如今，「飽漢不知餓漢飢」這句俗語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仍在為溫飽而掙扎的人們。我們應該學會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們的需求，盡自己所能去幫助他們。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三）

464_06：英國千年種子庫內的種子保存在零下20攝氏度的地下室中（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中國雲南種質庫構建了亞洲最完備的野生生物遺傳堡壘，立足「植物王國」，而世界另外兩大種子銀行——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及英國千年種子庫的核心定位和特色則各有不同，挪威種子庫專注農作物全球備份，象徵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險」；英國千年種子庫則以瀕危野生植物保存與國際合作網絡為優勢。

一、保存對象與核心定位

1.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雲南種質庫）

– 對象：以野生生物種質資源為主，涵蓋植物種子、離體組織、DNA、微生物及動物細胞等綜合性保存，尤其關注中國特有、瀕危及具經濟價值的物種（3E原則）。

– 規模：截至2023年，保存野生植物種子1.1萬種、近10萬份，總生物種質資源達3萬種、30萬份，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野生植物種子庫。

– 特色：唯一建於「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綜合性種質庫，兼具基因資源保存與科研應用功能，如DNA條形碼數據庫和抗逆基因開發。

2. 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 對象：專注於農作物種子的全球備份，主要儲存糧食作物如水稻、小麥等，作為「末日種子庫」以防範極端災難。

– 規模：截至2021年，保存逾110萬份種子樣本，來自6,000多個物種，是全球最大的農作物種子儲存設施。

– 特色：位於北極永凍土層，溫度維持-18°C，地理環境極端穩定，採用「黑箱系統」確保寄存者擁有唯一提取權。

3. 英國千年種子庫

– 對象：以瀕危野生植物種子為核心，尤其關注熱帶與乾旱地區物種。

– 規模：保存來自100多國的4萬多種植物、24億粒種子，佔全球種子植物種類的16%。

– 特色：結合科研與國際合作，協助開發新種子庫並推動技術共享，如為36%「極危」物種探索非低溫保存方案。

二、技術與保存標準

1. 雲南種質庫

– 技術：採用「庫中庫」結構，種子庫維持-20°C、濕度15%，並發展離體培養與液氮超低溫（-196°C）技術以保存難存物種（如蘭科植物）。

– 質控：種子入庫需通過乾燥（含水量5%-7%）、X光檢測、萌發實驗（發芽率≥75%）等70多道工序，並定期監測活力。

2. 挪威種子庫

– 技術：種子經乾燥至濕度5%以下後，密封儲存於-18°C環境，保存期可達數百年，但僅限農作物種子。

– 限制：設計目標為災難備份，不涉及科研應用，且僅接受符合《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的種子。

3. 英國千年種子庫

– 技術：種子保存前需經萌發實驗與活力檢測，每10-20年重測發芽率，並針對熱帶物種探索適應性保存方法（如組織培養）。

– 挑戰：36%的極危物種無法耐受低溫脫水，需開發多樣化保存策略。

三、國際合作與社會價值

1. 雲南種質庫

– 與40多國合作保存2,000餘份種子，並推動「種子保存技術」國際培訓，培養發展中國家科研人才（如尼日利亞學者奧耶托拉）。

– 應用價值：支持農業育種（如野生稻抗病基因）、生態修復與司法鑑定（DNA條形碼數據庫）。

2. 挪威種子庫

– 作為全球農作物的「備份中心」，接受各國寄存並保障其所有權，例如2015年為戰火中的叙利亚提供種子復原。

– 社會意義：象徵全球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障，但缺乏直接科研參與。

3. 英國千年種子庫

– 與97國、260個機構合作，協助建立7座國際種子庫，推動技術與資源共享（如中國研究人員參訪計畫）。

– 公眾教育：開放參觀並推廣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

四、未來挑戰與發展方向

1. 雲南種質庫

– 目標2030年保存物種擴至1.9萬種，強化超低溫技術與DNA庫容量，以應對氣候變遷加速的物種滅絕。

– 挑戰：野生種質資源採集難度高，需平衡生態保護與科學需求。

2. 挪威種子庫

– 持續擴充農作物種子備份，但面臨極端氣候對北極設施的潛在威脅。

3. 英國千年種子庫

– 需解決熱帶種子低溫耐受性問題，並開發新型保存技術（如人工智慧輔助基因分析）。

 

澳門航空史_60

澳督伊芝迪尋求中方支持興建機場

464_05：澳督伊芝迪訪北京，獲鄧小平接見（互聯網圖片）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伊芝迪於1979年至1981年擔任澳門總督，他成為了1949年共產黨政權成立後，首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的澳門總督。在葡萄牙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約一年後，他與北京和廣東省的中國當局建立了深厚的友好關係。1980年3月10日，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及外貿部長的盛情邀請，澳督伊芝迪在經濟部副秘書長恩裡克·德·赫蘇斯和公共工程及電信部副秘書長艾利斯·達·席爾瓦的陪同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中，獲得建設機場和與中國鐵路連接的批准成為了他議程中的重中之重。訪問期間，伊芝迪有幸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雙方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重要意義進行了坦誠而友好的深入交換。

在返回澳門前，伊芝迪還率團於1980年3月15日訪問了上海和廣州，與時任廣東省省長習仲勳、副省長梁偉林、曾定石就在同年6月，就粵澳合作訪問澳門，他們在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及澳督伊芝迪的陪同下，前往路環九澳山頭，用望遠鏡觀察了澳門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

1980年8月在當時中國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央正式決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

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梁廣大突然指出，要在珠海興建一個機場。根據梁廣大憶述當時的決策原因是認為珠海經濟特區成立之初，面臨「無機場、無港口、無鐵路」的「三無」困境，交通閉塞導致投資者卻步。他舉例：一個貨櫃從珠海運往香港成本高達5,000-6,000港元，遠高於深圳的2,000港元。「沒有大型基礎設施，珠海永遠是交通末梢」。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二）

從反袁鬥士到孫中山的親密戰友

463-02陳炯明與孫中山之合照（互聯網圖片）

1913年6月14日，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動蕩時期，宋教仁遭暗殺，二次革命的陰雲籠罩全國。在這場風波中，袁世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意圖以此取代孫中山的政治盟友胡漢民，進而全面控制廣東省。然而，歷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陳炯明並未成為袁世凱手中的棋子，反而成為了反袁鬥士中的一員。

起初，陳炯明或許並未完全預料到自己會走上反袁的道路，但在黃興等革命志士的勸說下，他毅然決然地站在了反袁的前沿。1913年7月18日，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並自任討袁軍總司令，這一舉動無疑是對袁世凱權威的直接挑戰。袁世凱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他立即命龍濟光為廣東鎮撫使，企圖平息這場叛亂。

然而，局勢的發展並未如袁世凱所願。8月4日，陳炯明麾下的粵軍第二師師長蘇慎初被袁世凱收買，在牛王廟炮擊都督府，這一變故讓陳炯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儘管他迅速派出衛隊企圖鎮壓，但衛隊卻嘩變倒戈，陳炯明頓失兵權。在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在夜間潛逃香港，但命運似乎並未打算輕易放過他，香港政府拒絕讓他上岸。

無法在香港立足的陳炯明並未放棄，他原計劃前往法國，卻在中途停留新加坡時被當地華僑的熱情與堅持所打動，決定留下圖謀日後反攻。在華僑與同鄉陳演生的協助下，他開始在新加坡經營據點，為反袁的國民黨人提供立足之地。他與鄒魯等人的合作，更是讓反袁行動在香港與新加坡等地得以持續籌劃。

在袁世凱退位前，陳炯明多次支援廣東的反袁戰事，並通過華僑救濟等方式在廣東省境累積聲望。隨著龍濟光在廣東的暴政招致民怨，陳炯明看到了反攻的契機。1915年底，他從新加坡潛回陸豐縣招集舊部，與朱執信等人指揮的中華革命軍結盟，在廣東繼續發動多場反袁兵變。1916年1月，他將廣東主要的反袁部隊整合為討逆共和軍，與其他南方省份的護國軍結盟，在廣東省進行更大規模的反袁戰爭。

隨著洪憲帝制的落幕和袁世凱的病死，龍濟光失勢，陸榮廷主導了廣東的軍政大權。此時，不屬於陸榮廷指揮的討逆共和軍成為了廣東省政的棘手問題。在親信的建議下，陳炯明決定交出指揮權，並將討逆共和軍編遣。他的合作態度贏得了北京國民政府的認可，被封為「定威將軍」，並授上將軍銜。然而，他並未接受大總統黎元洪的高級軍事顧問之職，而是選擇了與孫文（孫中山）的緊密合作。

1917年9月，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護法戰爭隨即爆發。孫文任命陳炯明為第一軍總司令，他將警衛軍改編為「援閩護法粵軍」，並於翌年1月在廣州誓師進軍福建。在進軍過程中，他兼任惠潮梅督辦，設立籌餉局，建立造彈廠等設施，為反袁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18年8月31日，援閩護法粵軍進駐漳州，9月建立閩南護法區，期間他致力於施行新政，為當地帶來了新的希望。

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這標誌著他正式成為了廣東軍政界的重要人物。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陳炯明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的洗禮，陳炯明逐漸成為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的核心人物。

 

幫理不幫親

463-04冉求畫像（互聯網圖片）

「幫理不幫親」這一民間俗語，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它強調在處理矛盾糾紛時，應以客觀道理為標準，而非單純偏袒親屬或親近之人。這一准則與「認理不認人」共同構成了道德實踐的重要准則，要求個體在親情與公理髮生衝突時，優先維護公理，體現了「以理服人」的價值取向。

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的一個家奴仗勢行凶，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殺人後躲進公主家中。當時負責治理京城洛陽的洛陽令董宣，面對這一棘手案件，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由於法律限制，他無法直接進入公主府抓捕兇手，但並未因此放棄。董宣派人守在公主家門口，一旦兇手外出便立即抓捕。終於，在家奴隨公主外出時，董宣果斷行動，在洛陽城北門外的夏門亭攔住公主車馬，當場格殺兇手。

這一舉動自然引起了湖陽公主的極大不滿，她入宮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聽後大怒，欲命人將董宣亂棍打死。然而，董宣毫不畏懼，他據理力爭，指出光武帝若縱容家奴殺害無辜百姓，將難以治理天下。光武帝聽後心生憐惜，又自覺理虧，最終赦免了董宣，並賞賜他三十萬錢。董宣將賞錢全部分給手下官吏，從此更加不畏強暴，秉公執法，清正廉潔，贏得了百姓的稱頌和光武帝的信任。他的事跡不僅彰顯了「幫理不幫親」的精神，也體現了為官者應有的擔當和勇氣。

另一個「幫理不幫親」的典範來自春秋末年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冉求。冉求以政事見稱，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然而，在輔佐季氏的過程中，冉求卻做出了一些違背孔子思想的事情。季氏作為魯國最有權勢的貴族，財富遠遠超過了周公。冉求不僅沒有勸阻季氏的奢靡和專權，反而施展手段幫他聚斂財富，增加賦稅。這一行為引起了孔子的極大不滿。

孔子得知後，公開表示不再認冉求是自己的門生，並鼓勵其他學生聲討冉求。孔子斥責冉求說：「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面對孔子的斥責，冉求可能試圖辯解，但孔子並未接受。孔子認為，作為自己的弟子，冉求應該秉持仁義道德的原則，而不是助紂為虐，幫助季氏搜刮民財。

這兩個故事，無論是董宣的秉公執法，還是孔子對冉求的嚴厲批評，都深刻體現了「幫理不幫親」的道德準則。它們告訴我們，在面對親情與公理的衝突時，應該堅守原則，以客觀道理為標準，不偏袒、不徇私。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也才能為社會的和諧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二）

463_06：種質庫已透過種子採集計畫保存了「禿杉王」的巨樹基因（互聯網圖片）

463_07：種子博物館內拍攝的亞克力柱種子展示牆（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種質庫不僅是「物種保險庫」，更是農業與醫學研究的基因寶庫。例如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的關鍵基因便源自海南野生稻，而該物種在1990年代因棲地破壞導致92.3%的居群消失，幸虧種質庫保存了其種質資源，為糧食安全保留希望。此外，萌發實驗支持的種子復育技術，已成功應用於野大豆抗逆基因提取，推動栽培大豆品種改良。

透過建立中國最大的植物DNA條形碼數據庫，種質庫已發現紅豆杉、大鯢等類群的隱存種與新種。例如2024年高黎貢山的「禿杉王」種子採集計畫，不僅保存了樹齡逾千年的72米巨樹基因，更透過萌發實驗確認其種子活力，為未來復育提供科學基礎。

基於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龐大資源體系，科研團隊系統整合野生種質遺傳信息，在多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1.作物演化與基因解碼

聚焦橡膠、草莓、蓖麻及家雞等關鍵物種，深度解析其起源與馴化歷史，建立多倍體作物的演化範式（如橡膠樹基因組擴增機制），並揭示產量、抗逆性等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調控網絡，為精準分子育種提供理論基礎與基因靶點。

2.特色資源開發與應用

成功培育珍稀食用菌新種質（如高產羊肚菌ML-08品系、耐儲運球蓋菇GS-5變種），創新高檔花卉繁育技術（兜蘭無菌播種體系、杓蘭低溫誘導開花方案），形成中國科學院鄉村振興技術幫扶的標杆模式。

國際備份與資源共享

種質庫已為40多個國家備份2,000餘份重要植物種子，並與國際機構合作推動資源互通。例如挪威斯瓦爾巴種子庫保存了全球105萬份農作物種子，而中國種質庫則專注於野生種質，形成互補。萌發實驗的標準化數據更透過線上平台共享，加速全球物種保護研究。

面對部分種子低溫耐受性差的難題，種質庫正探索液氮超低溫（-196℃）保存技術，並研發葉片或根芽組織培養方案。此外，隨著氣候變遷加劇物種滅絕速度，種質庫計劃在2030年前將保存物種提升至1.9萬種，並擴建離體庫與DNA庫容量。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除運營管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外，還設立植物化學與天然药物重點實驗室、國家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庫兩大國家級科研平台。並建立以雲貴高原、橫斷山及其周邊地區植物引種保育為特色的昆明植物園，涵蓋28個專類園，收錄植物10406種（含品種），以拯救保護極小種群植物及國家重點保護的珍稀瀕危植物為特色。

在標本館體系建設上，該所擁有中國第二大植物標本館，館藏標本總量超過168萬份，包括種子植物標本127.3萬餘份、蕨類植物標本5萬餘份、苔蘚標本11萬份、大型真菌標本11.1萬份、地衣標本9萬份，是中國收集植物門類最全的標本館之一。該標本館以中國西南地區為標本收藏中心，採集範圍涵蓋全國並延伸至東南亞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植物分類、生物地理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不僅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更是人類與自然共生智慧的見證。從千年古蓮的復甦奇蹟，到禿杉王的基因存續，每一粒通過萌發實驗驗證的種子，都承載著生命延續的密碼。正如種質庫主任李德銖所言：「我們希望這些種子永遠只是備份，而非滅絕後的重生工具。」 在生物多樣性急速流失的當下，這座亞洲最大的「生命方舟」，正以科學之力為未來留存希望。

 

澳門航空史_60

澳門機場籌建跨越時空的探索與努力

463_05Ａ：澳督李安道（互聯網圖片）

463_05Ｂ：澳督伊芝迪（互聯網圖片）

回溯歷史，澳門機場的籌建之路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跨越了數十年的時空，凝聚了多任澳督及各界人士的心血與努力。

早在1952年，時任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在其施政方針中，首次提出了在門外港海域建設航空基地的構想，這一創舉標誌著澳門正式踏上了機場籌建的漫漫征途。彼時，航空業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史伯泰以其前瞻性的眼光，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描繪了一幅宏偉藍圖。

隨後，1958年，具海軍飛行員背景的時任澳督白覺理（Correia de Barros）少校獲葡萄牙海外領土部支持，積極推進機場規劃。他計劃在新口岸建設一個可起降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的機場，並將其納入1959-1962年城市發展總藍圖。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機場建設並未立即付諸實踐。

直至1962年，新上任的澳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才邁出了實際規劃興建機場的第一步。他委任專家小組深入研究機場選址問題，以期找到最適合的建設地點。經過專家團隊的細緻研究，一個顛覆性的方案應運而生：放棄外港填海計劃，轉而在路氹城東側的雞頸山（現稱九澳山）興建機場。這一決策無疑為澳門機場的建設奠定了新的基石。

羅必信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當時的決策需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飛機和機場的特點、建設技術手段的可行性以及澳門公共財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澳門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的現實，這在機場建設的諸多問題中成為了一個決定性因素。

進入1970年代，澳門機場的建設進程再次加速。1974年，澳督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收到葡國領土協調部的指導性計劃，其中提及在澳建設機場。當時的葡國總理蘇亞雷斯和中國有關當局均接納了這個設想，並隨後展開了中葡澳三方的共同研究。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