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二）

黃霑由教職轉投身廣告業和主持節目

500-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500-02：黃霑與倪匡、蔡瀾主持的《今夜不設防》

 

大學時代，黃霑便展現出了他與眾不同的才華與熱情。他積極參與學生會社會服務團的活動，利用假期時間擔任義工，這份對社會的關愛與奉獻精神，不僅豐富了他的人生經歷，更為他贏得了羅文錦爵士紀念怡和獎學金的榮譽。在中文學會的舞台上，黃霑以一出《桃花扇》中的阮大鋮一角，贏得了劇壇名宿雷浩然的賞識，從而被引薦進入香港業餘話劇社，開啓了他在演藝界的初步探索。此後，他不僅在麗的映聲的粵語話劇中嶄露頭角，還偶爾參與邵氏和國泰的黃梅調電影幕後大合唱，為日後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黃霑以優異的成績從大學畢業，選擇在天主教培聖中學任教兩年，體驗了教育工作的神聖與責任。然而，他內心深處對廣告創作的熱情驅使他轉行投身廣告界，這一決定成為了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在英美煙草公司，黃霑從廣告部經理助理做起，憑借出色的才華和不懈的努力，迅速在業界嶄露頭角。1966年，他在香港廣告公司聯會主辦的作文比賽中奪冠，展現了他在文字創作方面的非凡能力。隨後，他晉升為副經理並被保送英國接受商業管理訓練，這段經歷不僅拓寬了他的視野，也為他日後的廣告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然而，黃霑並未滿足於廣告領域的成就。1970年，他轉投華美廣告公司，出任聯合創作總監，開始了更為自由的創作生涯。在這裡，他負責作曲的廣告作品《Varsity Cigarettes:”Varsity World:60″》更是榮獲了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基奧獎」的「國際影視類最佳作品獎」，這是對他廣告才華的極高認可。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華美廣告客戶「白蘭氏雞精」在廣告戰中的失利，黃霑也經歷了職業生涯中的一次低谷。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迅速調整狀態，轉投國泰廣告公司，繼續在廣告領域發光發熱。

除了廣告事業，黃霑在主持界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青年時期，他便以藝名「黃霑」亮相螢屏，主持文化綜合節目《青年聯誼會》，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流利的英語贏得了觀眾的喜愛。此後，他主持了《金玉滿堂》、《群星會》等眾多綜藝節目，並擔任香港小姐競選司儀，多次獲得「最佳電視節目男司儀獎」，被譽為「電視王子」。在主持風格上，黃霑獨樹一幟，不擅記稿卻長於即興發揮，與穩重的搭檔何守信相得益彰，共同創造了無數經典瞬間。

進入1980年代，黃霑的主持事業達到了新的高峰。他不僅在無線電視主持了多屆香港小姐競選和《成功之道》等節目，還偶爾在藝員訓練班教授主持課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主持人才。1989年至1990年，他與倪匡、蔡瀾主持的成人節目《今夜不設防》更是以其大膽的尺度和深入的訪談內容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反響。此外，他還多次主持世界杯、奧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的直播節目，以其幽默風趣的主持風格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晚年時期，黃霑依然活躍在螢屏和電台之間。他在亞洲電視和新城電台主持了多檔清談節目和性知識節目，繼續以他獨特的視角和幽默的語言為觀眾帶來歡笑與思考。同時，他還受邀主持了多個國內外的重要典禮場合，展現了他作為主持人的廣泛影響力和深厚功底。

 

中國之最（八十八）

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一）

500_06：廣州3號線的體育西路站被稱為「地獄西站」（互聯網圖片）

500_07：地鐵已成為人們通勤的重要方式（互聯網圖片）

 

在現代都市生活中，地鐵已成為人們通勤的重要方式。然而，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城市發展迅速的國家，地鐵系統的負荷極大，尤其是一些核心城市的地鐵線路，常常被譽為「最擁擠的地鐵線」。其中，廣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鐵系統的運輸壓力更是高居全國前列。究竟哪一條是中國目前最擁擠的地鐵線？

一、中國最擁擠的城市：深圳

根據2024至2025年的數據顯示，深圳的地鐵客流強度位居全國第一，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城市。這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深圳不僅吸引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就業，也因產業密集而形成了巨大的通勤需求。尤其是在早高峰和晚高峰期間，深圳地鐵系統的客流量達到高峰，車廂內幾乎無立足之地。

深圳地鐵系統雖然規模龐大，但由於線路規劃較早，部分路段設計容量有限，導致部分線路在高峰期極其擁擠。特別是深圳地鐵5號線與1號線，因其連接了多個重要的居住區與商業中心，因此成為通勤者必經之路，車廂內常見人滿為患的情況。

二、最擁擠的地鐵線路：廣州3號線

提到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路，廣州地鐵3號線無疑是首當其衝。這條線路以高滿載率著稱，被網友戲稱為「地鐵界的天花板」，甚至有「地獄3號線」之稱。根據統計，廣州地鐵3號線的日均客流量超過180萬人次，遠超其他線路，成為中國最繁忙的地鐵線之一。

廣州地鐵3號線的繁忙程度主要來自於其沿線分布的商業中心與住宅區。例如，體育西路站作為3號線與18號線的換乘站，日均客流量高達數十萬人次，被稱為「地獄西站」。該站點在早高峰時段人流如潮，乘客需排隊進站，車廂內幾乎無法站立。

除了3號線，廣州地鐵1號線也是相當擁擠的一條線路。這條線路連接廣州火車站與廣州南站，是南北向的重要交通動脈，每日客流量也非常龐大。

三、其他擁擠城市與線路

除了廣州與深圳，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地鐵系統同樣面臨著巨大的運輸壓力。根據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的數據，2024年11月，深圳以1.56萬人次/公里·日的客運強度奪得「最擁擠城市」稱號，而廣州則以1.38萬人次/公里·日緊隨其後。此外，長沙、上海、北京等城市也位列前十，顯示出這些城市地鐵系統的高負荷狀態。

在線路層面上，廣州地鐵1號線以其每公里平均承載4.36萬人次的高客運強度，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路。這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0.55萬人次/公里·日，反映出廣州地鐵系統的運輸壓力之大。

 

養不教父之過

500-03：《三字經》（互聯網圖片）

500-04：孟子畫像（互聯圖片）

 

「養不教，父之過」，這句出自《三字經》的經典名言，深刻揭示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它告訴我們，生養子女卻不盡心教育，是父母，尤其是父親的重大過失。家庭教育不僅是孩子人格養成的關鍵，更是他們未來能否成才的基石。

從前，有一個無惡不作的強盜，最終因罪行累累被判處死刑。臨刑前，他請求見母親最後一面。當母子相見，母親悲痛欲絕，而強盜卻狠狠咬下了母親的耳朵，痛心疾首地說：「我好恨娘在我犯錯時，從來不教訓我，現在我後悔也來不及了。」這個故事令人震驚，也發人深省。強盜的母親，因忽視對子女的教育，最終間接導致了兒子的悲劇，這無疑是對「養不教，父之過」最生動的詮釋。

孟子，這位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成長歷程也深刻體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孟子小時候，有一次放學回家，對母親說學習跟過去一樣，沒有進步。孟母聽後，沒有責罵，也沒有體罰，而是用剪刀剪斷了正在織的布。孟子驚恐萬分，忙問原因。孟母語重心長地說：「你荒廢學業，就像我剪斷這布一樣。有德行的人學習是為了樹立名聲，增長知識，才能避免禍患。現在你荒廢了學業，將來就只能做下賤的勞役，難於避免禍患。」孟子聽後，恍然大悟，從此勤奮學習，終成大器。

孟母斷機的故事，不僅展現了孟母的決斷性和智慧，更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教育孩子要有方法，不能空洞說教，更不能嚴厲懲罰。孩子尚小，抽象思維能力薄弱，無法理解大而空的說教。因此，父母應該像孟母一樣，通過具體而微的事例，啓發引導孩子，讓他們真正理解事物的內在道理和父母的良苦用心。

「養不教，父之過」，這句古訓提醒我們，作為父母，不僅要供養孩子的生活，更要注重他們的道德和行為教育。只有父母盡心盡力，孩子才能健康成長，成為有用之才。讓我們銘記這句古訓，用心教育每一個孩子，為他們的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二

唐廷樞由買辦到成為實業家

500_05：清末時期在香港的買辦（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說到洋務運動重要推手唐廷樞幼年在澳門馬禮遜學校接受西方教育，與容閎同窗，受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啟蒙，學習西學與英文。三年求學使他開闊視野，認識中西差距。他之後隨馬禮遜學校遷校往香港繼續學習。

1848年，十九歲的唐廷樞結束了在香港馬禮遜學校的學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沒有和同學容閎一樣赴美留學，而是正式踏入社會，走上了給洋人打工謀生的路。憑藉著六年西式教育打下的扎實英文功底，他首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擔任助手，從最基礎的商業事務做起，慢慢積累商業經驗。此時的他，雖已離開澳門多年，但在濠江啟蒙時期培養的開放思維與觀察能力，讓他在商業領域迅速脫穎而出。

咸豐元年（1851年），唐廷樞進入港英政府擔任翻譯，一做就是七年。在這七年裡，他不僅熟練運用英文處理各種公務，更深入瞭解了西方的行政體系與法律制度，同時結識了不少英國官員與商人，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眼界與人脈。在此期間，他還利用業餘時間，耗時三年編纂了《英語集全》一書，共六卷，其中第六卷專門設有「買辦問答」，詳細記載了中西商貿往來的常用語句與禮儀，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以「英語」命名的漢英詞典，也為他日後從事買辦工作奠定了基礎。

咸豐八年（1858年），唐廷樞赴上海海關任高級翻譯。此時的上海，五口通商後已成為中國商業中心，外國洋行林立，買辦作為中西商貿的橋樑，地位日顯重要。在上海海關的三年，他潛心鑽研洋行運營模式，熟悉絲茶貿易、航運物流等核心環節，積累了豐富的行業經驗。

同治二年（1863年），唐廷樞迎來人生關鍵轉折——出任英商怡和洋行總買辦。怡和洋行是當時在華最具實力的洋行之一，這一職位，讓他站到了中西商貿的核心舞臺。

在怡和洋行的十年，是唐廷樞商業才華的爆發期。他不僅為洋行經理庫款、收購絲茶、拓展長江航運，還獨立投資當鋪、地產、錢莊，成為上海商界的風雲人物。他與人合開茶棧，掌控絲茶貿易渠道；投資華海輪船公司，購買近四分之一股份並任襄理。

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曾評價唐廷樞：「在兜攬中國人生意上，他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這十年，唐廷樞積累了巨額財富，更關鍵的是，他吃透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經驗，看清了外國洋行壟斷中國利權的本質。此時的唐廷樞，已不再是單純為洋商效力的買辦，而是一位手握商業密碼、時刻準備回饋國家的先行者。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一）

參加歌唱比賽激發對音樂創作的熱情

499-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499-02青年黃霑（互聯網圖片）

 

與金庸、倪匡、蔡瀾並稱為「香港四大才子」的黃霑，本名黃湛森，出生於1941年3月18日的廣州寶華路十六甫東街四巷的一座大宅中，字亦芹，筆名眾多，包括劉傑、陸郎、不文霑、詹嘯、久流、鐵樹等，後世尊稱為「霑叔」。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不僅是香港作曲家、填詞人，還是廣告人、作家、演員、導演、編劇、主持人及歌手，被譽為「一代鬼才」及「香江鬼才」。

黃霑的成長之路充滿了變遷與挑戰。他出生於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移居香港後曾任太古煤倉苦力主管。幼年的黃霑在西關生活，稍長時遷居沙面，就讀於一所基督教小學。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進入尾聲，黃家逃難至英屬香港，落戶深水埗區。在德貞小學完成五、六年級學業後，黃霑以優異的成績升入喇沙書院，儘管英文基礎薄弱，需從第七班開始讀起，但他憑借不懈的努力，在喇沙書院度過了九年時光，考試成績經常名列前茅，還曾與日後成為國際影星的李小龍為校友。

在喇沙書院期間，黃霑不僅學業有成，還積極參與各類課外活動。他加入了學校口琴隊，並迅速成為隊長，帶領校隊在各種校際音樂比賽中屢獲佳績。十一歲時，他拜在口琴家梁日昭門下學藝，跟隨師傅為電影和電台節目吹奏配樂，從而接觸到了古今中外的各種樂曲，結識了眾多音樂大師，為日後的音樂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黃霑還熱愛文學，自幼便定期向報刊投稿，1953年，他的作品首次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這無疑是對他文學才華的肯定。

1960年，黃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在大學期間，他不僅在學業上繼續深造，還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活動。他參加了學生會社會服務團，在假期當義工，這段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也成為他獲得羅文錦爵士紀念怡和獎學金的原因之一。此外，黃霑還加入了中文學會，並在一次扮演《桃花扇》中的阮大鋮時，得到了劇壇名宿雷浩然的賞識，被介紹到香港業餘話劇社當龍套，後來還參演了麗的映聲的粵語話劇，初涉電視界。

音樂方面，黃霑的才華同樣得到了展現。經梁日昭引薦，他開始為呂紅、陳君能、許怡年、黃志恆等歌手填寫國語歌詞，共創作了八首歌曲，其中包括改編自蘇格蘭民謠的《友誼萬歲》。同時，他還以「黃霑」為藝名參加了「第一屆星島業餘歌唱比賽」，雖然未能進入最後十五強，但這次經歷無疑激發了他對音樂創作的熱情。

 

中國之最（八十七）

中國最愛喝奶茶的城市（二）

499_06：長沙是名副其實的網紅奶茶孵化地（互聯網圖片）

長沙：網紅爆款製造機
如果論話題度與品牌孵化能力，長沙近年異軍突起。這座城市的奶茶文化以「網紅」為核心，擁有極高的品牌密度與話題熱度。
茶顏悅色等現象級品牌從長沙崛起，排隊數小時成為旅遊景觀。長沙的茶飲品牌常以高辨識設計、強文化包裝、地域情緒連結迅速形成粉絲群。這些品牌不僅在本地受到歡迎，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股熱潮。
長沙的年輕旅客比例高，「打卡型消費」特別明顯。奶茶不只是飲料，而是旅遊體驗的一部分。許多消費者到長沙的第一件事，不是吃正餐，而是排隊買茶飲。
此外，長沙的奶茶文化也深受旅遊與打卡經濟推動。這裡的茶飲品牌往往具備強烈的視覺與情感吸引力，容易在網路上引爆話題，吸引大量關注與分享。
不過，從門店總量與市場規模看，長沙仍無法與上海、廣州相比。它更像是一個創意孵化場與文化象徵地。雖然規模不大，但在網紅文化與話題創造方面，長沙無疑是當前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那麼誰才是「最愛喝奶茶城市」？
答案取決於你如何定義「愛喝」。如果看日常飲用頻率與市場規模，廣州可能更具優勢；如果看品牌影響力與產業地位，上海最具代表性；如果看話題熱度與文化象徵，長沙最突出。
也因此，業界更常用一種較精準說法： 上海是中國新式茶飲的風向標； 廣州是最大消費市場之一； 長沙是網紅品牌孵化地。
奶茶城市的真正意義
這場城市之爭，反映的其實不是誰喝得最多，而是新消費文化如何在不同城市呈現不同形態：
上海代表體驗經濟
廣州代表生活融合
長沙代表情緒與流量
一杯奶茶，映照的是城市性格。它不只是飲料，更是一種文化符號與社會現象。

在中國城市飲食文化中，「奶茶」已成為年輕消費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飲品。從商場專櫃到街邊小店，從社交平台到外送平台，奶茶早已不只是解渴工具，更成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若論最愛喝奶茶的城市，上海、廣州與長沙各有特色：上海是品牌風向標，門店密度高、首店經濟活躍，影響力強；廣州則以門店規模與日常飲食融合見長，市場穩定且消費頻率高；長沙則因網紅品牌與話題度突出，成為爆款製造機。三城分別代表體驗經濟、生活融合與情緒流量，反映新消費文化的多樣性。最終，誰是「最愛喝奶茶城市」並無定論，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愛喝」。上海、廣州、長沙構成當代茶飲文化的三角，各自展現不同面向，映照出城市性格與時代特徵。

沒有唯一冠軍，只有不同巔峰
中國沒有官方「最愛喝奶茶城市」排名，但從產業觀察可以確定：上海、廣州、長沙構成了當代茶飲文化最重要的三角。
如果要選最具象徵性的城市，上海往往是業界共識；如果要選規模最大市場，廣州更有說服力；如果要選話題王者，長沙難以取代。
或許真正的答案是——
中國奶茶文化，從來不是一座城市的故事，而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而這個時代，仍在持續加糖、加冰，也持續升溫。

 

置之死地而後生

499-03《孫子兵法》（互聯網圖片）

499-04韓信畫像（互聯網圖片）

「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的軍事箴言，道出了在絕境中激發潛能、反敗為勝的深刻哲理。它不僅是中國古代軍事智慧的結晶，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生存哲學，在歷史長河與現實生活中不斷被驗證與傳承。從韓信背水列陣的經典戰役，到項羽破釜沈舟的壯烈史詩，再到現代人面對困境時的突破與創新，這一理念始終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西漢初年，韓信率漢軍攻打趙國，面對二十萬趙軍據守井陘口的險要地勢，他以數萬新募之卒演繹了一場「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術奇跡。韓信深知正面強攻無異於以卵擊石，於是精心設計了一個看似冒險的計劃：漢軍渡過綿蔓水後，背靠河水列陣，切斷所有退路；同時派兩千輕騎潛伏於趙軍營地附近，主力則佯裝敗退，引趙軍傾巢而出。當趙軍追至水邊，發現漢軍無路可退，拼死抵抗時，潛伏的輕騎突襲趙軍後方，拔旗易幟。趙軍誤以為大本營失守，軍心大亂，漢軍趁勢反擊，最終大獲全勝。

這一戰的關鍵在於「背水之險」。士兵們見退路被斷，深知「前有強敵，後無退路」，唯有死戰才能求生。絕境激發了他們超常的戰鬥力，使原本弱小的漢軍爆發出驚人的能量。而韓信的智慧不僅在於製造絕境，更在於對敵我形勢的精準判斷——他利用趙軍輕敵心理，通過佯敗和突襲擾亂敵軍判斷，將戰術與心理戰完美結合，最終以少勝多。

「置之死地而後生」並非韓信的獨創，而是中國歷史上反復被驗證的生存哲學。巨鹿之戰中，項羽下令砸破鍋碗、沉掉船隻，以「不勝則死」的決心激勵楚軍，最終以五萬兵力擊敗四十萬秦軍，創造了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經典案例；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在絕境中忍辱負重，最終反敗為勝，滅掉吳國，成就了「苦心人，天不負」的傳奇。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一個真理：當人被逼入絕境時，往往會爆發出超乎尋常的力量，突破生理與心理的極限。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核心，在於主動創造壓力以激發潛能，同時結合周密的計劃與靈活的策略。它不是盲目冒險，而是對形勢的清醒判斷與對資源的極致利用。絕境本身並非轉機，關鍵在於如何將危機轉化為動力——通過切斷退路消除僥倖心理，通過製造壓力激發鬥志，通過精準策略實現突圍。這種智慧不僅適用於戰爭與競爭，更是一種面對人生困境時的態度：在絕境中保持冷靜，在壓力下尋找機會，在逆境中實現蛻變。

從古戰場的硝煙到現代商場的博弈，從個人的成長到團隊的突破，「置之死地而後生」始終是人類對抗困境的武器。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強者，不是從未跌入低谷，而是能在絕境中點燃希望，將死亡之地化為重生之地。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一

唐廷樞早年在澳門接受啟蒙教育

499_05：唐廷樞照片（互聯網圖片）

澳門雖然面積小，而且地處南方偏偶一方，但是亦因為不起眼，卻因此成為現代西方最早敲開中國封鎖的國門，並為封建中國迎來了現代西方思想、教育和文明的搖籃之地。在封建的滿清皇朝的末年，洋務運動就視為改變國運的重大政治運作，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推動者唐廷樞，就是澳門成長及接受西方教育，他是馬禮遜學校的學生，「中國近代留學之父」容閎的同學。

唐廷樞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鎮），其父早年曾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家中充當聽差，這層因緣，日後成為唐廷樞走進西式教育、打開眼界的關鍵鎖鑰，而澳門這座彌漫著中西交融氣息的城市，則見證了他少年時期的成長與啓蒙。

此時的澳門，作為葡萄牙租借三百餘年的商埠，已成為中西文化、商貿碰撞的熔爐。西洋建築沿濠江綿延，洋行、教堂、學堂林立，來往的歐洲商人、傳教士與華人雜處，構成了一幅獨特的近代畫卷。

這一年，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受馬禮遜教育會委託，在澳門開辦了馬禮遜學校。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打破了傳統科舉教育的桎梏，專門招收華人子弟，教授英文、數學、地理、天文等新知。因父親在布朗家中任職，唐廷樞得以成為該校最早的學生之一，與後來的留美幼童監督容閎成為同窗。

在澳門的三年，是唐廷樞人生的「啟蒙時刻」。布朗的教導，讓他從一個鄉村少年，迅速掌握了流利的英文，並系統接觸了西方科學知識。課餘時，他常漫步於澳門的街頭巷尾，看洋行裡的商業交易，聽中外商人的談判爭鋒，甚至觀察西洋船隻的構造。這些親身經歷，比課本知識更為深刻，讓他早早認清了中西之間的差距。

他也目睹了弱國民眾的艱難。在澳門，洋人憑藉特權享有種種便利，華人則時常處於被動地位。這種刺目的對比，在他年少的心裡埋下了「求變圖強」的種子。他意識到，僅懂四書五經無法救國，唯有掌握西方的語言與技術，才能在這個變局中立足。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鴉片戰爭結束，香港被割讓給英國，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唐廷樞也隨校前往，繼續接受西式教育，直至1848年畢業，前後累計接受了六年西式教育。雖然在澳門的時間只有三年，但這段濠江啟蒙歲月，為他打下了紮實的英文基礎，開闊了眼界，培養了開放的思維方式，成為他日後涉足洋行、投身洋務的重要鋪墊，也為他日後開創多項「中國第一」，埋下了最初的伏筆。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伍秉鑒（完）
十三行的傳奇巨擘與時代沉浮

498-01：伍秉鑒畫像（互聯網圖片）

498-02：林則徐收繳鴉片情況奏折（互聯網圖片）

在清朝的商業史上，伍秉鑒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以其卓越的商業才能和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在廣州十三行中獨領風騷，成為那個時代外貿領域的標誌性人物。然而，他的命運也與時代的變遷緊密相連，最終隨著十三行的衰落而黯然退場。
在那個閉關鎖國的時代，廣州作為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承擔著中外貿易的重任。而十三行，則是這一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壟斷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伍秉鑒憑借其出色的商業手腕和誠信的經營理念，迅速在十三行中嶄露頭角，使怡和行成為行業翹楚。
然而，伍秉鑒所處的時代並不平靜。隨著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毛皮和夏威夷群島的檀香木等貨物日益減少，以及白銀在全球市場上的逐漸稀缺，外商在中國貿易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為了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珍貴商品，外商們迫切尋找替代品。最終，他們選擇了鴉片作為新的貿易商品。
鴉片貿易的興起，給伍秉鑒和十三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儘管中國政府一直禁止鴉片入口，並在1799年重申了禁令，但東印度公司仍通過怡和行等渠道走私鴉片到中國廣州等地，年走私量高達九百噸。鴉片的大量輸入，導致中英貿易形成了龐大的逆差，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作為十三行的總商，伍秉鑒不得不面對這一複雜的局面。他與外商關係密切，甚至不得不包庇外商的鴉片貿易。然而，這種包庇行為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需要維護與外商的關係，以確保怡和行的商業利益；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鴉片貿易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內心充滿了掙扎和痛苦。
1838年，鴉片問題終於引發了朝廷的嚴厲打擊。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來廣東查辦鴉片。他一到廣州，就傳見了伍家等行商，痛斥他們包庇鴉片走私的罪過。為了傳訊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林則徐甚至將伍秉鑒摘去頂戴，戴上鎖鏈，並將其子伍紹榮逮捕入獄。年過七旬的伍秉鑒苦苦哀求，卻也無濟於事。
儘管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擊，伍秉鑒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仍然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以支援國家的戰爭。他的這一舉動，雖然贏得了朝廷的恩賜三品頂戴，卻也觸怒了東印度公司。加之他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債務糾紛，使得他在戰後的處境更加艱難。
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然而，對於伍秉鑒和十三行來說，這卻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南京條約》將一口通商改為五口通商，並允許英資與華商自由貿易，這無疑結束了廣州十三行商人對外貿易的壟斷權。怡和行作為十三行之首，首當其衝地受到了衝擊。
面對這一巨變，伍秉鑒深感無力回天。他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中寫道：「據說行商制度將被廢除，我衷心地希望如此，我愉快地期待我將成為一名自由人的時代。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對時代變遷的無奈和對未來的迷茫。
半年後，伍秉鑒在廣州伍氏花園病逝，結束了自己傳奇而又坎坷的一生。他的去世，不僅標誌著怡和行的衰落，也象徵著舊中國貿易體制的終結。美國歷史學家埃里克·傑·多林在他的書中評價道：「伍秉鑒幾乎是廣州體制的化身。」他的命運，與那個時代的興衰緊密相連，成為歷史長河中一段不可磨滅的記憶。

 

中國之最（八十七）

中國最愛喝奶茶的城市（一）

498_06：大量奶茶品牌選擇上海作為全國首店

在中國城市飲食文化的版圖中，若要選出一種最能代表年輕消費時代的飲品，「奶茶」幾乎毫無懸念名列前茅。從商場專櫃到街邊小店，從社交平台打卡到外送平台榜單，奶茶早已不只是解渴工具，而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那麼，一個自然浮現的問題是——中國最愛喝奶茶的城市，到底是哪裡？
這不僅僅是一場關於飲料的討論，更是一場關於城市文化與消費風潮的競爭。如果只看單一指標，例如門店數量或人均消費，很難有絕對答案。但若從門店密度、品牌首發、消費能力、網紅文化與產業影響力等多項指標綜合觀察，上海、廣州與長沙，是目前討論度最高的三個代表性城市。三者各有優勢，也代表三種不同的奶茶城市模式。

上海：品牌競技場與消費風向標
在上海，奶茶早已不是新興事物，而是一種成熟的市場生態。業界常將上海視為中國新式茶飲的「風向標城市」。原因並非僅僅因為門店多，而是市場成熟度與品牌影響力高度集中。
根據產業統計，中國新式茶飲門店總量已超過數十萬家，而一線城市與新一線城市是主要集中地。上海長期位於6,000家以上門店規模城市行列，屬於高密度市場。商圈之間品牌高度重疊，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同時出現十多個品牌並不罕見。
這種密度意味著：奶茶在上海已從「選擇性消費」轉為「日常標配」。消費者可以輕鬆找到喜歡的品牌，甚至在同一條街上就能體驗多種不同風格的茶飲。
更重要的是，上海是許多新茶飲品牌的首發地。大量品牌選擇這裡作為全國首店、旗艦店、概念店或新品測試市場。例如知名品牌樂樂茶早期門店就高度集中在上海市區，並從這裡向全國擴張。許多聯名產品與限定包裝，也優先在上海上市。
這反映了一個產業共識：上海消費者接受度高、嘗鮮速度快、話題擴散能力強。他們不僅是買家，更是意見領袖與潮流推動者。
此外，上海的消費結構偏向體驗導向。白領人口龐大、收入水平高，消費模式偏向品牌價值與品質體驗。精品茶飲價格接近精品咖啡，仍能維持穩定銷量。這使上海成為高端茶飲的重要戰場。
簡單來說，上海不一定喝得最多，但對產業影響最大。它不只是一個市場，更是一個品牌與創新的實驗場。

廣州：門店規模王者與日常飲食融合
如果從純門店數量來看，廣州往往是更強的競爭者。產業資料顯示，廣州是中國少數突破「萬店級」規模的茶飲城市之一，門店總量長期位居全國前列。這代表奶茶在廣州已完全融入日常飲食結構。
與上海不同，廣州的奶茶文化更貼近「生活型消費」，而非潮流型消費。廣州本身是飲茶文化重鎮，對茶味接受度極高。新式茶飲並非取代傳統，而是自然延伸，與早茶文化、糖水文化、清爽口味偏好相結合，形成獨特的飲茶風貌。
廣州的茶飲市場覆蓋從平價街邊店到高端品牌的完整價格帶。消費者日常飲用頻率高，單價平均較上海略低，但整體銷量龐大。這使得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茶飲消費市場之一。
廣州的茶飲市場還有一個特點：價格層次最完整。無論是百元以上的精緻茶飲，還是幾元的平價小攤，都能找到合適的選擇。這也反映出廣州人對飲品的包容與多元需求。
總而言之，廣州是「奶茶生活中心」，它的奶茶文化更貼近日常生活，而非僅僅追求潮流與話題。

 

三寸不爛之舌

498-03毛遂自薦概述圖（互聯網圖片）

「三寸不爛之舌」，這一成語生動描繪了一個人擁有非凡的口才與辭令，能夠以言語之力化解危機、解決難題，甚至在某些關鍵時刻，其影響力遠超百萬雄師。該成語源自《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講述的是毛遂憑借其超凡的口才，成功說服楚國出兵援趙的傳奇故事，展現了言語的力量與智慧的光輝。
毛遂，原本只是趙國平原君門下眾多門客之一，默默無聞地度過了三年時光。然而，當秦國圍攻趙國都城邯鄲，國家危在旦夕之際，平原君急需挑選二十位文武兼備的門客前往楚國遊說楚王合縱抗秦。在十九個名額已滿，最後一個名額難以抉擇之時，毛遂挺身而出，主動自薦，請求隨行。
面對平原君的質疑，毛遂以「錐子處囊中，其末立見」自喻，表明自己若早有機會展現，早已脫穎而出，而非默默無聞。這番言辭，既顯示了他的自信，也透露出他對時機與自我展示的深刻理解。平原君被其言辭打動，最終同意帶毛遂一同前往楚國。
抵達楚國後，平原君與楚考烈王的談判陷入僵局，從清晨直至日中，楚王仍猶豫不決。此時，毛遂按劍上階，直面楚王，以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辭，徹底改變了局勢。他首先以劍相逼，指出楚王之所以能呵斥他，是因仗著楚國人多勢眾，但此刻他毛遂距離楚王不過十步之遙，楚王的性命已懸於他手，從而打破了談判中的力量平衡。
接著，毛遂以歷史為鑒，提及商湯、周文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例子，強調成功在於能否依據形勢振奮威力，而非單純依賴兵力多寡。他痛陳楚國之強大，土地廣袤，士兵百萬，本應是稱王稱霸的資本，卻因白起數萬之眾便屢遭侵擾，祖先之靈受辱，這是楚國的恥辱，也是楚王個人的恥辱。毛遂的言辭，既激起了楚王的羞恥心，又巧妙地將合縱抗秦與楚國的國家利益緊密相連，指出合縱非為趙國，實為楚國自身。
這番肺腑之言，終於打動了楚王，使他下定決心與趙國合縱抗秦。毛遂隨即要求歃血為盟，確立合縱之事，並親自操辦儀式，展現了其雷厲風行的作風。事後，他還嘲弄了那些碌碌無為、因人成事的門客，進一步彰顯了自己的非凡才能。
毛遂的成功，不僅拯救了趙國於危難之中，也讓他一戰成名，平原君對他贊不絕口，感嘆自己以往鑒別士人的眼光竟有如此大的偏差，將毛遂奉為上客。毛遂的故事，成為了「三寸不爛之舌」的最佳注腳，證明瞭在關鍵時刻，口才與智慧的力量足以扭轉乾坤，改變歷史進程。
「三寸不爛之舌」，不僅是對毛遂個人才能的贊美，更是對言語力量與智慧的高度認可。它告訴我們，在適當的時機，以恰當的方式運用言語，可以化解矛盾，解決問題，甚至創造奇跡。毛遂的故事，激勵著後人不斷錘鍊自己的口才與智慧，以期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以言辭之力，成就非凡之事。

 

澳門航空史_95

澳門機場：世界最安全的機場之一

澳門機場一直是安全良好紀錄的航空樞紐

位於珠江口西岸的澳門國際機場，自1995年啟用以來，一直被視為亞洲區域內營運穩定、安全紀錄良好的航空樞紐之一。作為澳門連接世界的重要門戶，機場雖然規模不算龐大，但在安全管理、航班運作與風險控制方面，長期維持高水平，至今從未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或嚴重破壞的航空事故，這一點在全球機場之中相當難得。
澳門國際機場的安全聲譽，首先來自其嚴謹的運作制度。負責航空監管的澳門民航局長年依照國際民航標準制定運行規範，從飛機進場、跑道管理、地面調度到緊急應變機制，都建立了完整流程。機場屬人工填海興建，跑道四周視野開闊，加上航班流量相對可控，使空域管理更加精準，亦降低了繁忙機場常見的運作壓力。
回顧機場營運近三十年，雖然偶爾出現一些小型事故或技術性事件，但均屬航空業日常可控範圍，並未造成重大後果。例如曾有客機在暴雨天氣下著陸時偏離跑道邊緣，最終停於安全區域，乘客順利撤離；亦曾出現航班因機械警示燈亮起而折返檢查，屬預防性安全處置；還有個別航班在降落過程中出現輕微機尾觸地或客艙異味警報，需要檢修或提前降落。這些事件雖被記錄與調查，但均未造成傷亡，也未影響整體安全評級，反而反映機場與航空公司對風險的快速應對能力。
此外，澳門機場地理位置特殊，靠近海面，氣候受季風與熱帶天氣影響較大，對飛行操作本身就是一項考驗。能在此環境下長期維持穩定運作，顯示其氣象監測與飛航指揮系統具備高度可靠性。尤其颱風季節期間，航班調度、停機安排及旅客疏導程序均已制度化，使極端天氣帶來的風險有效降低。
交通配套的完善，也間接提升航空安全。自港珠澳大橋通車後，區域旅客分流更為順暢，航班需求與地面交通形成互補，減少高峰時段集中壓力，讓機場能維持更穩定的運作節奏。
從國際角度觀察，許多大型機場因航班密集、歷史悠久或氣候複雜，多少曾發生重大事故；而澳門國際機場在近三十年的營運中，雖經歷航空業快速成長、旅遊人潮暴增及區域交通整合等多重挑戰，仍未出現嚴重空難或災難性事件。這種長期穩定紀錄，正是其被認為「世界最安全機場之一」的重要原因。
安全從來不是偶然，而是制度、技術與管理長期累積的成果。澳門國際機場以嚴密監管、完善基建與審慎操作，建立了低事故率與高可靠性的營運模式。未來隨著航空需求持續增長，其如何在效率與安全之間保持平衡，仍將是關鍵課題。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這座面向世界的海上機場，仍穩穩守住了航空安全的最高底線。
此篇作為連95期澳門航空史列的終章，筆者在此祝願澳門航空業主足南中國，面向世界，成就再創輝煌。（本系列完）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伍秉鑒（二）

從茶香中走出的世界首富

497-01：伍秉鑒畫像（互聯網圖片）

497-02：伍秉鑒在武夷山擁有大片茶山（資料圖片）

伍秉鑒接手了怡和行後，嚴格要求茶葉品質，主打精緻高價路線，逐漸樹立了品牌形象，「怡和行」的商標成為茶葉品質的保證。後來相繼與東印度公司、鉑金斯洋行合作，成功在十三行站穩腳跟，甚至成為當時的世界首富。
伍秉鑒出身於福建泉州的一個茶商世家，家族世代在閩南的丘陵地帶種植茶葉，並在武夷山擁有大片茶山。這份與生俱來的茶葉情緣，為他日後在廣州十三行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伍秉鑒的主打精緻高價路線策略迅速見效，怡和行的商標逐漸成為茶葉品質的保證，贏得了國內外客戶的廣泛認可。當時，廣州口岸的貿易由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導，這家公司在全球貿易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伍秉鑒的怡和行卻在東印度公司的交易中佔據了重要份額。以1830年為例，怡和行賣出的茶葉高達50,800箱，佔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購買茶葉總量的18.6%，價值高達1,274,000兩白銀。這一數據不僅彰顯了怡和行在茶葉貿易中的領先地位，也反映了伍秉鑒在商業談判中的卓越能力。
除了與東印度公司的緊密合作，伍秉鑒還積極拓展其他國際市場。他與美國在廣州的最大商號鉑金斯洋行建立了合作關係，使得該洋行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份額大幅提升，一躍成為當時對華貿易的四大洋行之一。這種跨國界的商業合作，不僅為怡和行帶來了更多的商機，也進一步提升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
伍秉鑒的商業眼光不僅局限於茶葉貿易。他還積極投身於金融和鐵路建設等領域，展現出了非凡的商業魄力。美國鐵路大王約翰·默里·福布斯早年作為小學徒來到中國，以販賣中國茶葉為生。在認伍秉鑒為義父後，他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伍秉鑒不僅幫助約翰創立了旗昌洋行，還在他回美國時贈予五十萬元墨西哥銀元作為啓動資金。約翰利用這筆資金在美國投身鐵路建設，最終成為橫跨北美大陸和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而伍秉鑒則通過旗昌洋行參與投資了密歇根中央鐵路和柏林敦和密蘇里河鐵路等項目，進一步拓展了他的商業版圖。
伍秉鑒的商業成功不僅為他個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中外貿易格局。他的怡和行生產的茶葉通過旗昌洋行運往世界各地，在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美國紐約和費城等城市均十分暢銷。帶有伍怡和圖示的茶葉更是能夠賣出高價，成為了品質與信譽的象徵。
據估計，伍秉鑒的財產高達2,600萬墨西哥銀元，這一數字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美國歷史學者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曾評價說：「到1834年，伍浩官不僅是行商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
除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就，伍秉鑒還以其奢華的生活方式著稱。他在珠江南岸溪峽街建造的伍氏花園規模宏大、景色宜人，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中庭可擺筵席數十桌，容納上千個和尚誦經禮佛；後花園更有水路直通珠江河，盡顯主人的尊貴與奢華。曾在廣州十三行居住二十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這樣描述伍秉鑒的財富：「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而伍秉鑒自己在1834年的一次財產估計中顯示，他的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總計約2,600萬墨西哥銀元，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的資產。

 

中國之最（八十六）

最高無電梯住宅樓——重慶「白象居」

497_06：樓高24層無電梯的「白象居」（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眾多高樓林立的城市中，重慶無疑是獨具一格的一座。這座城市以山城聞名，地勢起伏、道路蜿蜒，形成了獨特的「8D地形」。而在這樣一個地貌複雜的城市裡，有一座建築物異常特別——它沒有電梯，卻高達24層；它並非現代都市的標誌性建築，卻成為了網紅熱點與城市奇觀。這就是位於重慶市渝北區的「白象居」。
「白象居」建於1992年，由重慶市房地產開發公司興建，原本只是一處普通的住宅樓群。然而，由於當時建設資金有限，加上當地特殊的地理條件，這些建築在設計時並未考慮安裝電梯。因此，這六棟高達24層的住宅樓，成為了中國少見的「無電梯住宅樓」。
這些建築並非簡單的樓房堆疊，而是採用了獨特的設計方式。每棟樓之間通過「空中走廊」連接，形成了一個錯落有致的結構。這種設計不僅節省了空間，也讓居民可以在不同樓層間自由移動。此外，為了方便出入，每棟樓都設有三個不同樓層的出口，直接連接到外部街道，使得居民即使不使用電梯也能順利上下樓。

重慶「8D地形」的體現
重慶作為一座典型的山城，地形複雜，高低差異極大。而「白象居」正是這座城市地形特性的最佳體現之一。這些建築依山而建，與周圍環境緊密結合，展現出一種與自然共存的建築智慧。
從遠處望去，「白象居」宛如一座垂直的社區，層層疊疊，彷彿一座懸浮在空中的城市。而居民們則像穿梭在迷宮中的探險者，每天都要走過長長的樓梯，穿越不同的樓層與走廊，才能到達目的地。這種生活模式雖然看似不便，卻也塑造了獨特的生活氛圍，讓居民對這座建築產生了深厚的情感。
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白象居」逐漸從一個普通住宅區，轉變為一個備受關注的旅遊景點。許多網友紛紛前來拍攝，將其稱為「中國最高的無電梯住宅樓」，並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這座建築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其獨特的設計與歷史背景外，還因為它完美地反映了重慶的「8D地形」。人們在這裡可以看到樓宇如何依山而建，如何與周圍環境融合，甚至可以親身體驗走在這些樓梯與走廊上的感覺。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座建築，更是一種城市文化的象徵。

居民的生活與文化
在「白象居」居住的人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環境。他們每天爬樓梯上下，與鄰居互動頻繁，彼此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這種生活方式雖然與現代都市的便利性有所衝突，但也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社區文化。
一些居民表示，雖然爬樓梯很辛苦，但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更有體力，也更能感受到與他人之間的連結。而且，這些建築本身也帶給他們一種自豪感，他們認為這座樓是重慶的代表之一，是城市歷史的一部分。
隨著城市發展，「白象居」面臨著被拆除或改建的風險。不過，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許多市民和專家呼籲政府加以保護，使其成為一個具有歷史教育意義的場地。
目前，已有部分機構開始研究這座建築的歷史與建築特色，並嘗試將其納入城市文化遺產的範疇。未來，「白象居」不僅僅是重慶的一個奇觀，更可能成為一個展示中國城市發展歷程的重要標誌。

 

步步生蓮花

497-03潘妃畫像

497-04釋迦牟尼佛步步生蓮

「步步生蓮花」，這一源自南北朝時期的美麗典故，不僅融合了歷史與佛教文化的精髓，更成為後世形容女子步履輕盈、姿態優美的經典意象。其背後，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典故的起源，可追溯至佛教傳說。傳說釋迦牟尼佛，剛出生時立刻在地上走了七步，步步生蓮。除此之外，相傳鹿女每行走一步，腳下便會綻放出絢麗的蓮花，這一超凡脫俗的景象，被梵像國王所見後，鹿女被納為二夫人。她所生的千葉蓮花，每葉之上都托著一子，這些子女後來成為了賢劫千佛，象徵著純潔與神聖。
在佛教造像中，佛菩薩的足下常設有蓮台、蓮座，正是蓮花這一象徵意義的體現，代表著超脫塵世、追求精神自由的境界。「步步生蓮花」一詞，逐漸從宗教領域滲透至文學藝術之中，成為描述女子優雅步態的代名詞。明代《初刻拍案驚奇》中，便有「富翁在後面看去，真是步步生蓮花」的描繪，生動展現了女子行走時的輕盈與美妙。這一意象的廣泛應用，不僅豐富了文學作品的表達手法，也反映了社會對女性美的獨特審美追求。
然而，「步步生蓮花」的典故，在歷史上還有一段更為具體且引人深思的故事，那便是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與寵妃潘玉兒之間的傳奇。據《南史·齊東昏侯紀》記載，
潘妃，本姓俞，名尼子（後改名潘玉兒），出身市井，父親俞寶慶是小商販。曾在大司馬王敬則府中當樂伎。 公元 498 年，蕭寶卷通過弄臣梅蟲兒廣選美女，俞尼子憑美貌入宮，被賜名潘玉兒。
蕭寶卷對潘妃的小腳（狀如春筍）迷戀不已。公元 501 年，宮中大火後，蕭寶卷為潘妃另建神仙、永壽、玉壽三座宮殿，窮奢極欲，飾以金壁。蕭寶卷命工匠鑿金為蓮花貼地，讓潘妃行走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此為「金蓮」及「步步生蓮」典故的由來。
為解潘妃思鄉之情，蕭寶卷在宮中仿建集市，讓潘妃扮市令，自己則扮商販或隨從，有民謠「閱武堂，種楊柳，皇上賣肉，潘妃賣酒」。 蕭寶卷對潘妃極度縱容，甘受其杖責（命人用空心的荻桿），生活上極盡討好。
為滿足潘妃開銷，蕭寶卷橫徵暴斂，致朝野怨聲載道。公元 501 年，蕭衍攻入金陵，蕭寶卷被宦官所殺，後被貶為東昏侯。蕭衍欲納潘妃為妾，被將領王茂以「亡齊者此物」勸阻，遂將潘妃賜給軍官田安。潘妃不願受辱，稱「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隨後自縊身亡。
「步步生蓮花」這一典故，不僅承載著佛教文化的深邃意蘊，也映射出歷史的風雲變幻與人性的複雜多面。它既是美的象徵，也是警示後人的歷史鏡鑒。在欣賞這一典故所蘊含的美學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應深刻反思歷史，汲取教訓，以更加理性與審慎的態度面對生活與人生。

 

直升機航空在港澳開闢空中通道

497_05：空中快線直升機服務（Sky Shuttle官方網站圖片）

若說直升機航線是港澳交通史上的一段黃金時刻，那麼其後的發展，則更清楚地揭示了這種模式的現實邊界。隨着航空技術、安全標準與旅客期望不斷提升，直升機服務亦必須隨之轉型。
2008年前後，亞太航空及其合作夥伴以「空中快線直升機有限公司」（Sky Shuttle）為品牌，對直升機服務進行市場重塑，並引進AgustaWestland AW139型直升機，取代早期使用的貝爾系列機型。新機型在安全性、航程與乘坐舒適度方面均有所提升，每架可搭載約十二名乘客，成為港澳短途空中運輸的主力。
這次升級，象徵着直升機服務由早期探索階段，邁向較成熟的商業營運。然而，2010年一宗涉及AW139直升機於香港水域緊急迫降的事故，雖未造成傷亡，卻再次提醒公眾，直升機航空對安全管理與環境條件的高度依賴。
與固定翼航空相比，直升機營運面臨多重限制。首先是氣象因素，濃霧、大風與強降雨均可能導致航班取消；其次是成本結構，直升機載客量有限，維修與營運成本高企，使票價難以親民；再者是規模限制，航線與班次難以無限擴展。
這些因素，注定直升機航空只能作為補充，而非主流。
隨着澳門國際機場運作成熟、區域航空網絡逐步完善，加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陸路交通選項大幅增加，直升機服務所承載的「時間優勢」逐漸被削弱。對多數旅客而言，成本與穩定性開始比極致速度更為重要。
疫情的出現，更進一步壓縮了直升機航空的生存空間。跨境流動驟減，高端商務與旅遊需求幾近停頓，直升機服務亦不得不縮減甚至暫停。即使隨着旅遊復甦，市場環境已難以回到過去。
然而，若僅以「興衰」二字評價亞太航空，未免過於簡化。直升機航空在澳門的歷史價值，並不取決於其規模或盈利能力，而在於它曾真實回應一座城市的需要。在特定時代條件下，它為港澳之間提供了一條高效率、低延誤的空中選項。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亞太航空與「空中快線」的經驗，揭示了小型城市在航空發展上的共同課題——當市場有限、空間受限，航空的角色往往不是擴張，而是精準補位。
這條直升機航線或許不再是未來的主角，但它留下的航跡，仍然清晰地標示出澳門航空發展曾經走過的另一條路。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湛若水（一）

明代心學的璀璨巨星

493-01湛若水畫像（互聯網圖片）

493-02湛若水書法作品（互聯網圖片）

 

在明代的學術星空中，湛若水如同一顆耀眼的恆星，以其卓越的思想、深邃的哲學、積極的政治實踐、獨特的教育理念以及精湛的書法藝術，最終成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大儒。

湛若水，1466年出生於廣東廣州府增城縣甘泉都（今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的一個普通家庭。因父湛瑛早喪，由母陳氏撫養成長。湛若水自幼聰敏，因故14歲始入學，16歲進入廣州府庠深造，為日後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弘治五年（1492年），對於湛若水而言，是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他參加了鄉試，並一舉考中舉人，這不僅是對他學識的肯定，更是他人生新篇章的開始。

隨後，他做出了一個大膽而決絕的決定——前往新會縣，拜入名儒陳獻章（號白沙）的門下，潛心研究心性理學。在陳獻章的悉心指導下，湛若水的學識突飛猛進，深得老師的賞識，最終成為了白沙學說的衣鉢傳人。

陳獻章對湛若水的評價極高，他在信中讚道：「來書甚好，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這份認可，不僅是對湛若水學術成就的肯定，更是對他未來學術道路的期許。在陳獻章逝世後，湛若水更是為之服喪三年，以表達對恩師的深切懷念與敬意。

湛若水不樂仕進，後在母親和廣州府僉事徐弦再三規勸下，至弘治十七年，始奉母命北上考試。弘治十八年（1505年），湛若水踏上了仕途，他參加會試，一舉奪得進士第二名，隨後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之職。在仕途上，他歷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要職，追贈太子少保，展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與領導力。然而，對於湛若水而言，仕途的成功並非他生命的全部，他更熱衷於學術的探索與傳播。

在繼承陳獻章學說的基礎上，湛若水提出了「隨處體認天理」的核心理念，認為「格物為體認天理」，並強調「為學先須認仁，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一理念，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心學理論，更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甘泉學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並駕齊驅，被時人稱為「王湛之學」。

湛若水不僅是一位理論家，更是一位實踐者。他在全國各地創辦了近40所書院，弟子多達數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他講學講究方法，要求學生先習禮、明學規、靜坐聚精會神，然後再授課。這種獨特的教育方式，不僅培養了眾多優秀人才，更促進了明代心學的發展與繁榮。

除了學術與教育上的成就外，湛若水還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與外交家。正德七年（1512年），他奉使前往安南國冊封安南王，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正直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安南王的尊重與友誼。歸國時，他婉謝了安南王的厚饋，展現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中國之最（八十四）

中國最早盲文——「康熙盲字」（一）

493_06：視障人士透過盲文得以閱讀文字和學習知識（互聯網圖片）

493_07：第五版人民幣上的盲文（互聯網圖片）

 

在現代社會中，視障人士透過盲文得以閱讀文字、學習知識，這項技術不僅是資訊傳遞的重要工具，更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徵。在中國，在清朝時期由英國傳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於1874年在北京創制「中國最早的通用漢語盲文」，這便是「康熙盲字」（又稱「康熙408」）。它成為中國盲文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康熙盲字的起源與創制背景
在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不僅帶來了宗教信仰，也將一些先進的教育理念與技術帶入中國。其中，威廉·穆瑞便是一位重要的傳教士，他於1874年在北京創立了中國第一所盲校——「瞽叟通文館」。這所學校的建立，標誌著中國盲人教育的開始，而為了讓盲人學生能夠更好地學習漢語與閱讀聖經，穆瑞設計了一套特殊的點字系統，即後來所稱的「康熙盲字」。
康熙盲字的命名，源於其參考了《康熙字典》中的音節編號。《康熙字典》作為清代最重要的漢字字典之一，收錄了大量漢字，並根據音韻分為不同的音類。穆瑞在設計這套盲文時，選擇了其中的408個音節作為基本單位，並以六點點字系統（即布萊葉點字）進行表示。這種設計使得盲人可以通過觸摸這些點子來辨識字音，從而實現閱讀與書寫的功能。

康熙盲字的系統原理與特點
康熙盲字的核心原理，是基於法國盲人教育家路易·布萊葉（Louis Braille）所發明的六點點字系統。布萊葉點字自1829年問世後，迅速成為全球主流的盲文系統，其優勢在於結構簡單、易於學習與記憶。康熙盲字在繼承這一系統的基礎上，結合了漢語的語音特點，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漢語盲文形式。
具體而言，康熙盲字以408個音節為基礎，每個音節對應一個特定的點字組合。例如，「ā」、「á」、「ǎ」、「à」等聲調變化，會以不同的點位排列來區分。這種設計使得盲人可以通過觸摸點字來辨識漢語的音節，進而組合成詞語和句子。雖然這種系統與現代漢語盲文相比尚顯簡陋，但在當時卻是一種極具創新性的嘗試。

康熙盲字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康熙盲字的出現，不僅是中國盲人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也反映了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作為第一套專門為漢語設計的盲文系統，它為後續的盲文發展奠定了基礎。穆瑞在創製康熙盲字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盲人教育的普及，他的努力使得更多盲人得以接受正規教育，並進一步接觸到書籍與聖經等讀物。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493-03塞爾維亞幸運男子斯拉克（互聯網圖片）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與人生哲理，既是對經歷生死考驗者的慰藉，也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許。這句話源於佛教的因果觀念，融合了民間智慧，傳達出一種在逆境中尋找希望、於絕處逢生的樂觀態度。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源頭可追溯至東漢時期的《後漢書·左雄傳》，其中「容容多後福」一句，雖表述略有不同，但已蘊含了經歷困苦後將獲福報的思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觀念在宋元文學作品中逐漸成型，並通過關漢卿的《裴度還帶》、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等經典之作得以廣泛傳播。到了現代，余華的《活著》、宗璞的《南渡記》等作品依然沿用此意象，展現了佛道思想對民間語言的深遠影響。

該俗語的核心內涵在於因果報應與物極必反的哲學思考。佛教認為，經歷大劫難是前世惡業的消解，幸存下來即是福報的開始，體現了業力消解與三世因果的理論。同時，它也蘊含著物極必反的道理，當運勢跌至谷底時，自然會迎來反彈，好運轉機隨之而來。這種轉折與警示，提醒人們珍惜生命，改過自新，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新的人生階段。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不僅是一句安慰與祝福的話語，更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從積極人生的角度來看，災難過後，人們往往會更加珍惜生命，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這種轉變自然會吸引更多的福氣與好運。而神佛護佑的觀點，則強調了心存敬畏、注意言行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獲得神佛庇佑、轉危為安的關鍵。

然而，也有反面解讀提醒我們，遇到大難時運勢已低，更需謹慎行事，不可輕率冒進，否則可能後患無窮。這種警示意義，促使我們在面對困境時保持冷靜與理智，以更加穩妥的方式尋求突破與轉機。

世間確實不乏「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巧合與奇跡。塞爾維亞男子斯拉克的故事便是典型一例。作為一名音樂教員，斯拉克一生熱愛音樂與旅行。然而，他的旅行經歷卻充滿了驚險與意外。

1962年，斯拉克乘坐新開通的高速列車前往貝爾格萊德，不料列車出軌衝入河中，他幸運地死裡逃生。同年冬天，他在克羅地亞乘坐公交車時，車輛同樣失控衝入河中，他再次奇跡生還。更令人震驚的是，在一次飛行途中，飛機後艙門突然打開，他與空姐被拋出機艙，掉在乾草堆上幾乎安然無恙，而空姐卻不幸罹難。

經歷了這些生死考驗後，斯拉克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買了一張從未購買過的彩票，竟意外中得幾百萬英鎊的大獎。這筆意外之財讓他過上了夢寐以求的生活，擁有了新車、新房甚至遊艇。為了感謝上帝的垂青，他還為家鄉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堂。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不僅是一句富有哲理的俗語，更是對人生轉折與命運起伏的深刻詮釋。它提醒我們，在逆境中保持樂觀與堅韌，珍惜每一次重生的機會，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的挑戰。同時，它也告誡我們，在順境中不可忘乎所以，應時刻保持敬畏之心，謹慎行事。正如斯拉克的故事所示，命運或許充滿變數，但只要我們心懷希望、勇往直前，終將迎來屬於自己的「後福」。

 

澳門航空史90

「沙利士號」完成歷史壯舉長留澳門展出

1987年2月，「沙利士號」（Sagres）在即將抵達終點澳門之前，仍未走出考驗。這架承載著歷史使命的小型飛機在中國大陸經停時，於夜間不慎遭自行車撞擊，導致機翼受損。所幸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完成修復，「沙利士號」得以再次升空，繼續飛向最後的目的地——澳門。

當時的澳門尚未擁有正式機場。為迎接這架象徵葡萄牙與澳門深厚情感聯繫的飛機，澳葡政府特別作出前所未有的安排。時任澳門總督馬俊賢（Joaquim Germano Pinto Machado Correia da Silva）指示在路環填海區臨時修建一條跑道，全長約580公尺、寬約12公尺，只為「沙利士號」一次性的安全降落而存在。

1987年2月6日，「沙利士號」終於成功飛抵澳門，平穩降落在這條臨時跑道上。包括澳葡政府官員在內的十多位人士到場迎接，現場群眾隨即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舞獅、香檳與掌聲交織，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降落後，機長豪爾赫代表三位飛行員發表簡短致辭，並朗誦葡萄牙民族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的詩句：「這是我幸運的故鄉，我摯愛的故土——卡蒙斯在這裡感受到了這一切，我們也感同身受。」詩句中流露的情感，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次飛行所承載的歷史重量與精神意義。

這趟飛行歷時27天，總飛行時間為65小時30分鐘，其中夜間飛行達40小時 45分鐘，共完成23次降落，地面航程約8,150海浬，折合約15,000公里。這些數字，不僅記錄了一次艱鉅的航空挑戰，也為一段跨越時空的情感聯繫留下具體印證。

為表彰三位飛行員首次成功由里斯本飛抵澳門的壯舉，澳葡政府舉行了一系列盛大的歡迎活動，包括煙花表演、舞龍、晚宴與午餐會、新聞發布會，以及接連數日的媒體訪問。

當天，總督馬俊賢向三位飛行員頒授「澳門體育功績勳章」（Medalha de Mérito Desportivo de Macau），並稱他們為民族英雄。同時，他們亦獲贈一塊刻有此次飛行名稱與日期的紀念牌匾，安放於澳門市政廳（今市政署）大樓內，與紀念 1924 年三位葡萄牙先驅——薩門托・貝雷斯（Sarmento Beires）、布里托・派斯（Brito Pais）及工程師曼努埃爾・古維亞（Manuel Gouveia）嘗試里斯本飛澳門任務的牌匾相鄰，象徵歷史的承接與完成。

慶祝活動結束後，飛行員原計劃沿原路返回里斯本。然而2月15日起飛後不久，飛機因燃料洩漏被迫在雲南省麗石村緊急降落，並造成嚴重損壞。由於已不具備長途飛行條件，「沙利士號」最終無法飛返葡萄牙，只能暫留中國大陸。

其後，在葡萄牙駐北京大使的協助下，飛機被運回澳門進行修復。修復完成後，「沙利士號」被安置於石排灣郊野公園內，向公眾展示。該地點距離當年飛機降落澳門之處不遠，成為紀念這次航空壯舉的重要地標。飛機原有的螺旋槳則被修復並運往香港，現陳列於葡萄牙「盧西塔諾」俱樂部。據市政事務局資料，機組人員於1987年將飛機贈予澳門臨時海島市政廳。

時至今日，澳門居民、遊客與航空愛好者，仍可在石排灣郊野公園近距離參觀這架見證歷史的飛機。

豪爾赫其後將這段經歷寫成《Raid Aéreo no Sagres de Sagres a Macau》一書，詳盡記錄這趟冒險旅程，並於1988年出版。

這趟飛行，完成的不僅是一項航空任務，更是一場跨越六十餘年的歷史重逢。它讓1924年未竟的夢想，在1987年的天空中劃下圓滿句號，也讓澳門與葡萄牙之間那條無形的空中航線，長久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本系列完）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邵逸夫（完）

影視帝國之巔的傳奇人生

邵逸夫晚年生活照（互聯網圖片）

邵逸夫與方逸華（互聯網圖片）

1980年，對於邵逸夫而言，是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隨著主席利孝和的病逝，英美資金對無綫電視（TVB）的控股興趣減退，邵逸夫增持無綫電視股權，一躍成為最大股東，並親自出任董事局行政主席兼委員會主席。這一決定，不僅奠定了他在香港乃至華語影視界的領導地位，更為無綫電視的未來發展指明瞭方向。

在邵逸夫的領導下，無綫電視迅速成長為華語影視界的巨頭，其製作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風靡一時，深受觀眾喜愛。他擔任行政主席的31年間，無綫電視不僅在內容創作上屢創佳績，更在商業運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香港乃至全球華語市場的標桿。

即便在2011年，年逾百歲的邵逸夫轉任非執行主席，其對無綫電視的影響力依然深遠。與無綫電視的輝煌並行的，是邵氏兄弟電影帝國的興衰史。

自成立以來，邵氏兄弟便以製作高質量的電影著稱，從武俠片到愛情片，從歷史劇到現代戲，邵氏電影幾乎涵蓋了所有類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電影人才。據統計，自投產至暫停製作期間，邵氏共生產了超過一千部電影，這一數字足以證明其在華語電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隨著市場的變化和觀眾口味的多樣化，邵氏電影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1985年起，邵逸夫開始逐步收縮電影業務，最終於1987年宣佈停止生產電影，並賣出了全部院線。這一決定雖然令人惋惜，但也體現了邵逸夫作為企業家的遠見卓識——他深知，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適時轉型才是生存之道。

在商業成功的同時，邵逸夫始終不忘回饋社會。1985年起，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內地，通過捐贈資金支持教育、文化和公益事業。當年，他向中國保護敦煌畫展工程和浙江大學分別捐資1,000萬元，這一善舉不僅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贊譽，更為他日後在內地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此後，邵逸夫的捐贈足跡遍布全國，他的名字也因此與「慈善」緊密相連。

步入晚年的邵逸夫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和對事業的熱愛。他堅持練習氣功，以保持身體健康。在家庭生活中，他與紅顏知己方逸華的感情故事更是為人稱道。方逸華不僅是他事業上的得力助手，更是他生活中的親密伴侶。兩人攜手多年，共同經歷了無數風雨，最終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結為連理，成為一段佳話。

2014年，邵逸夫在家中離世，享年106歲。他的逝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哀悼，政府、演藝界和歐美各大媒體紛紛表達了對這位傳奇人物的敬意和懷念。邵逸夫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更是傳奇的一生。

 

中國之最（八十三）

世界最早的「冰鎮」空調：從周代到明清的古代涼爽科技

青銅冰鑒（互聯網圖片）

在現代人還在討論「空調房」時，中國古代早已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冰鎮」空調系統。根據《詩經》與《周禮》的記載，早在約3,000年前的周代，古人便已開始利用天然冷源來調節室內溫度，這可謂是世界上最早的「冰鎮」空調。

周代的「空調房」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機械設備，而是透過人工與自然結合的方式來達到降溫效果。當時的貴族會在地下建造「窟室」，利用地底的低溫環境作為天然冷庫。同時，他們也會使用一種稱為「銅冰鑑」的容器，將冰塊放入其中，以調節室內氣溫。夏日的重要宴會與娛樂活動多安排在這些涼爽的窟室中，體現了古人對舒適生活的追求。

然而，要如何獲得冰塊？在大夏天，古人是如何取得冰塊的呢？原來，在每年十二月，官員會組織「凌人」採集冰塊，並將其儲存在專門的冰窖中，待來年夏天再取出使用。這種制度不僅確保了冰塊的供應，也顯示出古代社會對制冷技術的重視。

銅冰鑑除了用來調節室溫外，還能冰鎮酒水、蔬果，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冰箱」。這種技術在當時極為先進，僅限於貴族使用。

到了漢代，「空調房」進一步升級。漢朝宮廷設有冬夏兩用的「清涼殿」與「溫調殿」，《漢書》中更提到「清室則中夏含霜」，形容盛夏時室內溫度如覆霜般低。此殿內設有天然石床、裝有冰塊的玉晶盤，還有侍從在一旁扇風，多重降溫設計讓室內氣氛涼爽宜人。據傳，館陶長公主的小情人董偃便喜歡「常臥延清之室」。

唐代的「空調房」更進一步，出現了帶有機械製冷功能的「含涼殿」。這座建築依水而建，擁有「水激扇車」，利用水流驅動扇葉，將冷氣吹入屋內。此外，工匠們還在屋檐上安裝水管，使水循環流動形成水簾，進一步加強降溫效果。據說連唐玄宗李隆基也會在酷暑時遷居此殿辦公。

宋代的「空調房」更注重空氣品質，除了選擇幽靜之地，還在御座兩旁設置金盆積雪，營造出涼意。同時，他們還運用鼓風機對著花叢吹風，以淨化空氣，使「清芬滿殿」，這無疑是空調技術史上的一大創新。

至明清時期，「空調房」更趨近於現代概念。皇家開始使用可移動式的冷源——「冰桶」。這種木製冰桶比周代的銅冰鑑更輕便，中部可放食物，旁邊則放置冰塊，上方開孔讓冷氣流出。與銅冰鑑不同的是，冰桶逐漸進入民間，成為普通百姓也能使用的降溫工具。

從周代的「窟室」與「銅冰鑑」，到漢代的「清涼殿」與「水激扇車」，再到唐代的「含涼殿」與宋代的「空氣淨化設計」，直至明清的「冰桶」，中國古代的「冰鎮」空調系統經歷了長期的演進與創新，展現出驚人的智慧與科技水平。這些技術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品質，也為後世的空調發展奠定了基礎。如今我們所享受的舒適環境，其實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有了雛形。

 

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宋徽宗畫像（互聯網圖片）

李綱畫像（互聯網圖片）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句古語，出自元代雜劇《大戰邳彤》，其核心精神在於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唯有因應現實、沉著應對，才能化險為夷。若回顧中國歷史，北宋末年汴京保衛戰，正是這一精神最具體而深刻的體現。

北宋晚期，國勢衰頹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宋徽宗即位後，沉迷書畫、道教與宮廷享樂，對軍政大事漫不經心，長期倚重蔡京、童貫等權臣，導致官場腐敗、軍紀鬆弛。國家表面繁華，實則內虛外弱。此時，北方女真族迅速崛起，成為改變東亞局勢的關鍵力量。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短短數年間便擊潰遼朝，並於1125年正式滅遼，隨即將目標轉向積弱已久的北宋。

金兵南下，攻勢凌厲。太原、燕京相繼失守，宋軍守將或不戰而降，或棄城逃亡，毫無抵抗之力。戰報傳至汴京，朝廷上下震動，恐慌情緒迅速蔓延。宋徽宗聞訊後驚慌失措，竟萌生南逃之意，企圖以退避保全自身，卻忽視了國都一旦棄守，將對天下人心造成致命打擊。

在此危急關頭，給事中吳敏挺身而出，直言逃離京城將動搖國本，並力薦太常少卿李綱主持抗金事務。李綱素以剛直敢言著稱，深知徽宗已無力承擔國難，毅然上血書請求禪位太子，以穩定政局。徽宗權衡利害後，終於讓位於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

欽宗即位初期，朝野群情激憤，紛紛揭發蔡京、童貫等人的罪行。迫於壓力，欽宗將其貶謫流放，並任命李綱負責東京防務。然而，朝廷內部仍舊派系林立。以白時中、李邦彥為代表的投降派，主張棄城避敵，認為固守只會招致更大災難。李綱對此極力反對，他直言皇帝若棄城而逃，不僅軍心瓦解，天下亦將不復可收。

在李綱的堅持下，欽宗勉強同意留守汴京，並將軍政調度交由李綱負責。李綱臨危受命，迅速整頓防務，重新部署兵力，修繕城防，分區設防，同時安撫軍民情緒。他不僅調集正兵、馬步軍與中軍嚴密布防，還動員百姓協助守城，形成軍民合力的防禦體系。

金將斡離不率兵抵達汴京後，多次發動猛攻。無論水路突襲、雲梯攻城，或夜間奇襲，皆遭宋軍頑強反擊。李綱親臨前線指揮，神弓手齊射，敢死隊突入敵營，屢次挫敗金軍鋒芒。經過連日激戰，金兵傷亡慘重，不得不暫時撤退，汴京終於保全。

雖然汴京保衛戰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北宋滅亡的命運，但李綱在國難當頭時展現的決斷與擔當，卻為歷史留下深刻印記。他以實際行動詮釋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真正含義——不逃避、不僥倖，而是直面現實、全力應對。

 

澳門航空史89

萬里航程要克服難以估計的困難

「沙利士號」三名飛行人員

1987 年，一架名為「沙利士號」（Sagres）的單引擎小型飛機，自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起飛，踏上了一段橫跨歐亞、長達萬里的艱鉅航程，目的地是遠在亞洲的澳門。這架外表並不起眼的小飛機，卻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使命與象徵意義，重現葡萄牙人昔日遠航東方的探索精神。

在啟程之前，三名成員花費了大量時間進行縝密規劃。參與這次飛行的三人分別為前葡萄牙軍事指揮官兼飛行員豪爾赫・克魯茲・加萊戈（Jorge Cruz Galego）、航空工程師阿爾瓦羅・普拉塔・門德斯（Álvaro Prata Mendes），以及飛行員兼飛機擁有人阿納爾多・阿爾維斯・萊亞爾（Arnaldo Alves Leal）。他們不僅要設計可行的飛行路線，還必須逐一取得沿途十個國家、二十三次降落的飛行與降落許可，確保整趟航程在法律與技術上都能順利進行。

1987年1月10日，「沙利士號」飛行的起點位於葡萄牙南部城市薩格雷斯，這裡正是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船隊揚帆出海、探索世界的重要據點，而「沙利士號」亦正是取其葡萄牙文名稱，象徵探索與冒險的精神延續。

起飛初期，航程尚算順利，飛機首先前往伊維薩島，然而在從義大利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Palermo）起飛後，情況急轉直下。一場猛烈風暴迫使他們臨時改變航向，轉飛至撒丁島首府卡利亞里（Cagliari）。回憶起第一次遭遇緊急狀況時，機長豪爾赫坦言：「那場風暴之大，幾乎難以形容。」所幸，他們最終成功安全降落，並得以按計劃繼續前往希臘。

離開希臘西部科孚島（Corfu）三天後，「沙利士號」遭遇了更為嚴峻的考驗——機上電氣系統發生故障，所有儀表與通訊設備同時失效。在沒有導航儀器的情況下，機組人員只能臨機應變。豪爾赫依靠最基本的磁羅盤進行導航，而阿爾瓦羅則拿著手電筒，照亮儀表板與座艙，確保飛行能夠持續。

隨後，當他們從埃及飛往沙特阿拉伯時，又遇上新的困境。阿爾瓦羅回憶道，原本預計降落的機場臨時關閉，但幸好跑道燈仍然亮著，讓他們得以在深夜勉強降落，化險為夷。

更驚險的時刻發生在前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Riyadh）的途中。飛機在飛越廣袤沙漠時燃料耗盡，正當三人陷入徬徨之際，他們在空中發現了一條跑道——那是一座利雅得空軍基地。情急之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在未經事先授權的情況下降落，否則就只能迫降在沙漠之中。

阿爾瓦羅事後指出，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航段是整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埃及，除了基礎設施老舊，行政程序亦十分繁複，甚至存在腐敗問題。為了取得起飛許可、飛行計劃與相關文件，三人不得不支付高額費用，才能繼續前行。

此外，地區衝突亦為旅程增添不確定性。在巴基斯坦，機場周圍布滿帶刺鐵絲網與機槍，氣氛緊張。他們的停留時間因此被迫延長，當時巴基斯坦正與印度處於錫亞琴衝突的長期軍事對峙之中。

抵達孟加拉國時，「沙利士號」又進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混亂場景。當地機場的跑道上，人群與牲畜隨意穿行，彷彿那只是城市中的一條普通道路。阿爾瓦羅回憶說，只有在警報聲響起時，跑道才會暫時清空，讓飛機得以起降。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邵逸夫（三）

創立香港影視帝國

491-01邵氏兄弟公司（互聯網圖片）

492-02邵逸夫舊照（互聯網圖片）

邵逸夫於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後，立即將目光投向當時的主要競爭對手電懋，成功從其陣營中挖角，招攬以林黛為首的多位知名影星加入邵氏。此舉展現出邵逸夫卓越的商業洞察力與果斷決策能力。在當時電影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這項策略不僅為邵氏注入強大的明星資源，也為公司日後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後，邵氏兄弟沿著黃梅調電影的道路繼續前行，拍攝了《江山美人》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梁山伯與祝英台》更是在香港和台灣兩地屢創賣座紀錄，引發了觀影熱潮，讓黃梅調電影成為了當時的一大熱門類型。

邵逸夫深知人才對於電影產業的重要性，因此十分注重發掘和培養新人。1959年，他參與籌辦香港小姐選美活動，為影視界選拔了一批優秀的美女人才。1962年，邵逸夫開辦南國電影訓練班，為行業培養了眾多專業的電影人才。同時，他還提拔張徹擔任製作主任。張徹原本是編劇，在邵逸夫的悉心指導和栽培下，全面認識了電影和導演工作，後來成為香港電影界的重要導演之一。

在邵氏兄弟的電影作品中，武俠片佔據著重要地位。1966年，邵氏胡金銓執導的《大醉俠》上映，隨後拍攝的《獨臂刀》《天下第一拳》等武俠片都廣受歡迎。這些電影不僅在亞洲地區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西方世界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著名的《標殺令》系列就參考了很多邵氏武打電影的元素，向邵氏武打片致敬，可見邵氏武俠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隨著時代的發展，新興行業電視業逐漸興起。1965年，當時58歲的邵逸夫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機遇，聯同55歲的利孝和、35歲的余經緯以及英美投資基金等人，以「香港電視集團」的名義投得香港的免費電視牌照。1967年11月19日，無綫電視在香港九龍塘廣播道77號的總台正式啓播，這一天恰好也是邵逸夫60歲的大壽。無綫電視成立後，利孝和擔任主席，邵逸夫出任常務董事。

1971年，邵氏公司股票上市，製片量進入頂峰期，單一公司年產量驚人。一直以來主要拍攝國語片的邵氏，在1973年推出《七十二家房客》，這部電影刷新了票房紀錄，成功重振了粵語電影的地位。與此同時，西方性解放運動興起，邵氏也順應潮流，拍攝了不少艷情片，其中《愛奴》《金瓶雙艷》等成為經典之作。除了自製電影，邵逸夫還將目光投向西方電影市場，投資了眾多西方電影，其中1982年的黑色電影《銀翼殺手》最為經典。

然而，影視市場風雲變幻。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鄒文懷另立嘉禾電影；80年代，新藝城興起。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邵逸夫決定轉投新興的電視行業。邵氏從此減產，租出或賣出院線，甚至將邵氏影城的地皮租予旗下無綫電視。1987年，邵氏正式停產，但此前邵氏共推出逾1,000部電影，至少獲得三十個本地和國際電影獎項，其輝煌成就可見一斑。

停產之後，邵氏仍斷斷續續透過附屬公司投資電影，例如《審死官》、《十萬火急》，以及近期上映的《72家租客》等，但產量稀少。

1980年，無綫電視主席利孝和病逝後，英美資金又不願派人入主無綫，邵遂增持無綫股權成為最大股權，同年出任無綫電視董事局行政主席兼委員會主席，此後，他擔任無綫行政主席長達31年，直至2011年（104歲）轉任非執行主席。2012年（105歲），邵逸夫正式退休，同年被無綫電視授予榮譽主席名銜。

 

中國之最（八十二）

世界最高的「戶外電梯」——百龍天梯（二）

491_06：百龍天梯為景區帶來了源源不絕的旅客（互聯網圖片）

491_07：百龍天梯解決了交通困難的難題（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百龍天梯是全球知名的工程奇蹟，然而，百龍天梯的建設從規劃之初就伴隨著巨大的爭議。2002年，武陵源風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而百龍天梯的建設恰恰與這一保護理念產生了衝突。
武漢理工大學的王國華教授曾明確指出：「武陵源風景區的景觀是極天然的白堊紀時代景觀，而百龍天梯這個現代化的觀光電梯帶來了景觀的破壞。」
當地環保部門的態度也頗為矛盾。張家界環保局自然保護科科長彭漢壽坦言，電梯對景觀確實有一定影響，如果放在今天審批，「應該不會通過」。他認為拆除可能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但張家界武陵源區負責建設的官員則表示，現階段條件不成熟，無法拆除。
更為戲劇性的是，百龍天梯在2002年9月30日，即運營僅滿3個月時，被主管部門叫停。雖然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地震安全考慮，但業內普遍認為環境爭議才是主要原因。直到2003年8月8日，百龍天梯才重新啟用。
儘管爭議不斷，但百龍天梯的經濟價值不容忽視。截至2022年，百龍天梯已安全運行20年，累計運送遊客超過6000萬人次。同時，它也為地方財政貢獻了9.89億元的稅收。
百龍天梯的建設實現了「山上遊，山下住」的旅遊規劃目標。它將袁家界、金鞭溪、天下第一橋、迷魂台等絕世美景從幕後推向台前，有效解決了多年困擾景區的交通瓶頸問題。
對於大多數遊客而言，百龍天梯不僅節省了時間和體力，更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景體驗。正如一位遊客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那樣：「66秒的搭乘時間，雖然不是很長，卻帶給人們無限驚喜與震撼，展示出自然景觀與人造奇蹟的和諧融合。」

未來前景：科技與綠色的結合
百龍天梯的運營方祥源控股集團對這一人造奇觀有著長遠規劃。該公司位列「中國旅遊集團20強」，擁有多個知名旅遊項目。祥源控股集團計劃以百龍天梯為核心，打造世界級旅遊目的地，提升張家界旅遊品牌的全球競爭力。
百龍天梯自身也在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目前，它已擁有43項自主知識產權和9項發明專利，並獲得「湖南省知名品牌」、「中國誠信企業」等48項榮譽。
未來，百龍天梯可能會融入更多智能化元素，例如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讓遊客在短暫的電梯旅程中，體驗到更加豐富的視覺效果。同時，綠色能源的利用也有望進一步減少電梯運行對環境的影響。
當電梯再次回到起點，遊客們走出轎廂，回頭望去，那條銀色巨龍依舊靜靜依附在懸崖上。在它腳下，數千座砂岩峰林在晨曦中若隱若現，猶如等待檢閱的土家神兵。
百龍天梯的鋼鐵骨架與張家界的古老岩層形成了跨越億年的對話，既是工程奇蹟，也是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一份謙卑與野心。它不僅見證了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也提醒我們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必須謹慎面對自然的尊嚴與生態的平衡。

 

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

491-03古代女子出嫁便被視為夫家的一員（互聯網圖片）

491-04民間有「潑得越遠越好命」的說法（互聯網圖片）

最近婚姻問題成為社會性話題，尤其女性地位更是引人關注，「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這句流傳甚廣的俗語，深刻反映了傳統社會中對女性婚後歸屬關係的普遍認知，其核心含義在於，舊時女子一旦出嫁，便被視為夫家的一員，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從原有的從屬關係中脫離出來。

這一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呈現出複雜多面的意涵。在傳統父系社會中，女性出嫁後隨夫姓，成為夫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娘家的從屬關係隨之解除，被視為「外人」。這種觀念深刻體現在經濟與繼承制度上，女兒一旦出嫁，便不再享有娘家的財產分配權，傳統上認為她不應再干涉娘家事務。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中，賈政之口便道出了封建家長制下對這一觀念的典型運用，凸顯了女性在家庭結構中的邊緣地位。

此外，這一俗語還隱含了對女性自主權的剝奪。在古代，女性出嫁後回娘家並非易事，除非得到夫家允許且由娘家人接回，或是在特定節日如春節時省親，否則隨意回娘家可能被視為被夫家休棄，有辱門楣。

《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被休回娘家的情節，便是這一社會現實的生動寫照，反映了出嫁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脆弱地位。

然而，「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並非全然負面。在婚俗中，娘家母親在女兒出嫁時潑水，象徵著對女兒新生活的美好祝願，希望她幸福美滿，一去不回頭，這並非切斷親情，而是寄託了深深的祝福。民間更有「潑得越遠越好命」的說法，水潑得越遠，代表祝福越深，祈願女兒婚姻幸福，娘家永遠是她最堅實的後盾。

隨著時代的發展，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法律上男女平等，社會觀念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現代社會強調女兒對父母的孝養義務與權利，不再將出嫁視為女兒與娘家情感的割裂。相反，現代家庭更加重視雙方親屬關係，女兒在年老父母的照顧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面對傳統禁忌，如出嫁女兒回娘家掃墓等問題，現代人開始尋求調和之道，命理師建議採用雙手祭祀等方式化解，既保留了傳統習俗的情感內核，又維護了女兒與娘家之間的親情聯繫。這種調整，體現了現代社會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與創新發展。

「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這句俗語，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下，承載著「切割」與「祝福」的雙重意涵。傳統社會中，它反映了父系制度下對女性地位的壓制；而在現代社會，它更多被解讀為對女兒婚姻幸福的期盼，以及女兒與原生家庭之間不可割捨的親情聯繫。

 

澳門航空史88

葡國啤酒公司冠名贊助萬里航程

491_05：「沙利士號」三名飛行人員

1987年，三名葡萄牙人駕駛一架名為「沙利士號」（Sagres）的單引擎小型飛機，從葡萄牙南部城市起飛，踏上一段長達萬里的艱鉅航程，目的地是遠在亞洲的澳門。這趟飛行並非單純的冒險之旅，而是一項充滿歷史意義的空中行動，旨在向葡萄牙航空史上一段幾近被遺忘的壯舉致敬，並再次見證葡萄牙與澳門之間延續數百年的深厚情感聯繫。

這次飛行的靈感，源自1924年葡萄牙三位先驅者——飛行員薩門托・貝雷斯（Sarmento Beires）、布里托・派斯（Brito Pais），以及工程師曼努埃爾・古維亞（Manuel Gouveia）——曾嘗試駕駛飛機由里斯本飛往澳門，進行一次象徵性的環球飛行。儘管當年的計劃最終未能完成，但其勇氣與理想，早已在葡萄牙航空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1987年的飛行，正是對這段未竟歷史的致敬與延續，也是一次以現代方式重申葡澳關係的象徵性行動。

參與這趟旅程的三人，各自擁有不同背景，卻因共同理想而結合。他們分別是前葡萄牙軍事指揮官兼飛行員豪爾赫・克魯茲・加萊戈（Jorge Cruz Galego）、航空工程師阿爾瓦羅・普拉塔・門德斯（Álvaro Prata Mendes），以及飛行員兼飛機擁有人阿納爾多・阿爾維斯・萊亞爾（Arnaldo Alves Leal）。

三人之中，阿爾維斯同時也是飛機的擁有者，為這趟旅程提供了關鍵的物質基礎；而豪爾赫則是整個計劃的靈魂人物，長年對歷史飛行充滿敬意，始終希望重現當年的壯志。

執行任務的飛機是一架於1965年出廠的Mooney 21型單引擎飛機，全長僅約七公尺，由一具200馬力引擎推動，最高時速約270公里，單次飛行續航時間約為五小時。機艙空間極為狹小，三名成員幾乎沒有多餘活動空間，只能攜帶最基本的設備。

這次飛行計劃能夠成行，亦離不開企業贊助的支持。構想的起點，來自豪爾赫與葡萄牙啤酒廠Sociedade Central de Cervejas（SCC）行政總裁豐塞卡・馬爾克斯博士（Dr. Fonseca Marques）之間的一次交談。門德斯後來回憶道，豪爾赫希望重複從里斯本飛往澳門的嘗試，既是出於國家自豪感，也為表彰前人的努力。

豐塞卡對此構想深表認同，並以其公司旗下的著名啤酒品牌「Sagres」贊助這次飛行。作為回報，飛機亦以「Sagres」命名。這個名字同時也是葡萄牙南部一座城市的名稱——薩格雷斯，正是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啟程探索世界的重要出海之地，象徵著冒險、探索與開拓精神。

由於飛機續航能力有限，團隊在出發前無法攜帶大量補給，甚至連食品都只能從簡。他們必須每五小時左右便降落一次加油，而每次降落，亦成為補充食物與短暫休息的機會。

在1987年1月10日正式起飛之前，三人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縝密規劃。他們仔細繪製飛行路線，逐一確保在各個國家飛行與降落的合法許可。整段航程總長約15,000公里，需途經10個國家，並進行多達23次降落。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邵逸夫（二）

創立天一公司進軍華語電影

490-01邵氏兄弟合照（互聯網圖片）

490-02天一影片公司舊照（互聯網圖片）

19世紀末，邵氏家族在上海電影界悄然崛起。邵逸夫，作為家族中最年輕的成員，自幼便沈浸在電影藝術的氛圍之中。老大邵醉翁身兼製片與導演雙重角色，老二邵邨人以編劇才華著稱，老三邵仁枚則精於電影發行，而邵逸夫，則對攝影技術展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天賦。

創業初期，天一公司如同一個緊密協作的家庭作坊，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內發光發熱，共同拍攝出了第一部廣受歡迎的影片《立地成佛》，在上海灘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上海電影市場的競爭加劇，天一公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遠赴東南亞，開拓新的市場。

初到新加坡，語言與文化的差異讓邵仁枚舉步維艱，但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熱心的浙江老鄉，在他的幫助下，邵仁枚帶去的幾部天一公司影片迅速走紅，為邵氏家族在東南亞的電影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6年，剛從中學畢業的邵逸夫響應三哥的召喚，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旅程，協助三哥開拓南洋電影市場。那時的他們，如同苦力一般，扛著沈重的電影機和影片，在烈日下長途跋涉，深入到華僑聚集的農場放映露天電影。儘管條件艱苦，但邵逸夫從未有過怨言，他深知，每一次的放映都是對電影夢想的一次堅守與傳承。

1930年，邵氏兄弟正式掛牌成立，買下了美芝路的新娛樂劇院和曼舞羅戲院，專門上映天一公司的新電影。然而，好景不長，1929年至1933年，全球經濟危機席捲而來，電影院紛紛關門停業。

面對困境，邵逸夫沒有選擇放棄，而是敏銳地意識到有聲電影將是未來的趨勢。他毅然決然地前往美國學習先進技術，並在回國後，在自己的電影院瑞安上了有聲設備，開啓了中國有聲電影的新紀元。

1932年，邵逸夫自任製片和導演，高價聘請粵劇名伶薛覺生擔任主演，拍攝出了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白金龍》。這部電影不僅轟動了東南亞，更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有一次在泰國放映時，觀眾因對電影的好奇與熱愛，甚至砸開了留聲機想要一探究竟。《白金龍》的成功，不僅讓邵氏機構轉危為安，更讓邵逸夫成為了中國有聲電影的開山鼻祖。

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二戰前，邵氏兄弟在東南亞的電影事業達到了巔峰，擁有139家電影院和9家娛樂場。然而，戰爭的爆發徹底摧毀了這一切。日寇的野蠻入侵讓邵氏影業遭受了重創，被迫關門停業。戰爭結束後，邵逸夫沒有選擇沈浸在過去的輝煌中，而是毅然決然地前往澳大利亞和美國考察，決心重新創立一個全新的事業。最終，他選中了香港作為實現電影夢想的新起點。

1957年，邵逸夫回港以32萬元買下清水灣地皮，興建邵氏影城，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這座影城不僅成為了華語電影的重要生產基地，更孕育了無數電影人才，推動了中國電影事業的蓬勃發展。邵逸夫以其卓越的領導力和對電影藝術的深刻理解，引領著邵氏兄弟公司走向了一個又一個輝煌。

 

中國之最（八十二）

世界最高的「戶外電梯」——百龍天梯（一）

490_06：百龍天梯氣勢恢弘（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湖南省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內，一座銀色巨龍般的建築靜靜地依附於326米高的懸崖之上。這座電梯不僅是現代工程技術的傑作，更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為「世界最高戶外電梯」。它就是——百龍天梯。

從谷底直抵雲端的驚險旅程
當電梯門緩緩關閉的那一刻，遊客們便踏上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雲端之旅。66秒後，他們將從張家界的谷底直抵雲端，腳下是一片由3,000多根石英砂岩峰林構成的奇幻世界。這些高聳入雲的峰林宛如神兵列隊，氣勢磅礴，令人震撼不已。

在山腳仰望，百龍天梯如同一條銀色巨龍貼著懸崖攀爬而上。這座玻璃觀光電梯不僅是張家界的核心景點之一，更是全球知名的工程奇蹟。它以三項吉尼斯世界紀錄獨步全球，成為世界旅遊史上的傳奇。
百龍天梯的建造始於1999年9月，歷時近三年施工，最終在2002年4月竣工並投入試運營。這項耗資1.8億元人民幣的工程，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
電梯的設計與製造融合了國際先進技術，主要設備由德國朗格爾國際電梯公司研發生產。其結構獨具匠心，由154米的山體內豎井和172米的貼山鋼結構井架組成，既確保了電梯運行的穩定性，又最大程度減少了對自然景觀的視覺衝擊。

電梯採用三台雙層全暴露觀光電梯並列分體運行，這一設計在國內外均屬首創。2013年，電梯進行了首次重大升級改造，運行速度從3米/秒提升至5米/秒，單程時間從1分58秒縮短至1分28秒。到了2015年，進一步縮短至66秒，幾乎達到技術極限。

三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自誕生之日起，百龍天梯便不斷刷新世界紀錄。2015年7月16日，吉尼斯世界紀錄正式認證百龍天梯為「世界最高戶外電梯」。然而，這只是開始。
實際上，百龍天梯共創造了三項吉尼斯世界紀錄：最高的全暴露戶外電梯、最高的雙層觀光電梯，以及載重量最大、運行速度最快的觀光電梯。與其他世界知名電梯相比，百龍天梯的獨特性更加明顯，它與德國魚缸電梯、美國拱門電梯等一同入選「世界11大創意電梯」，是中國唯一上榜的電梯。

技術參數：數據背後的工程實力
百龍天梯的技術參數令人驚嘆：
垂直高差：335米
運行高度：326米
單程運行時間：66秒
運行速度：5米/秒
單台電梯載客量：64人
三台電梯總運力：每小時約6000人
建設成本：1.8億元人民幣
山體內豎井長度：154米
貼山鋼結構井架長度：172米
這些數據不僅展現了電梯的強大功能，也反映了其作為世界工程奇觀的技術實力。
雲端之旅：66秒的震撼體驗
當電梯門關閉，一段66秒的雲端之旅正式啟動。電梯最初在山體內運行，周圍是堅實的岩石，約20秒後，電梯衝出山體，眼前豁然開朗。遊客們會看到「神兵聚會」的壯麗景觀，四十八座相對獨立的石峰如同等待檢閱的儀仗隊，氣勢恢宏。
百龍天梯不僅是一項工程奇蹟，更是通往張家界核心景區的「空中通道」。在電梯建成之前，從山腳的「水繞四門」前往山上的袁家界景區，需要徒步攀登三個多小時的艱險山路。若選擇公路，則需繞行170多公里的盤山公路，耗時五小時以上。而現在，這段旅程僅需66秒即可完成。

 

薑還是老的辣

490-03老薑辛辣味遠超新薑（互聯網圖片）

490-04秦檜跪像（互聯網圖片）

「薑還是老的辣」，這句中國諺語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與人生哲理，它以生薑的生長特性作比，形象地闡述了年長者因閱歷豐富、見多識廣而辦事老練的特質。生薑，這一日常調味品，隨著生長周期的延長，其內部的薑辣素或薑烯酚含量逐漸增加，使得老薑的辛辣味遠超新薑，正是這一自然現象，賦予了這句諺語生動的比喻意義。

「辣」，實則是一種痛覺感受，源於食物中的辣椒素、薑辣素或薑烯酚等物質對人體的刺激。新薑，皮薄肉嫩，生長期短，薑辣素含量低，故辣味淡薄；而老薑，俗稱薑母，生長時間長，皮厚肉堅，辛辣味濃郁，即便曬乾後，薑辣素轉化為更辣的薑烯酚，其辣度更甚。這正是「薑還是老的辣」在自然科學層面的解釋，也隱喻了人在經歷歲月洗禮後，智慧與能力的累積與昇華。

這句諺語背後，蘊藏著諸多經典故事，彰顯了年長者的智慧與勇氣。南宋初期，奸臣秦檜當道，與金人勾結，妄圖鏟除民族英雄岳飛。愛國老臣晏敦復，兩個月內連續向宋高宗啟奏34次，為岳飛仗義執言，力挺收復南宋山河，並彈劾秦檜一伙。面對秦檜的威脅，晏敦復慷慨陳詞：「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豈能為自身而誤國家！」他以薑桂之性自喻，展現了愈老愈堅貞的愛國情懷，不畏強權，敢於與邪惡勢力鬥爭的崇高精神。這一故事，不僅彰顯了晏敦復的高尚品格，也為「薑還是老的辣」賦予了深刻的人文內涵。

無獨有偶，山東濟南府的「成福樓」飯館，也上演了一出「薑還是老的辣」的佳話。掌勺的薑師傅，手藝高超，能做滿漢全席，通曉南北大菜。老掌櫃去世後，少掌櫃因自恃手藝不俗，且見薑師傅年事已高，便將其打發走。一日，地痞光棍上門挑釁，點了幾樣罕見的飯菜，揚言若做不出來，飯館就別想開。少掌櫃頓時慌了神，只得請回薑師傅。薑師傅憑借精湛的廚藝，巧妙應對，令地痞心服口服，狼吞虎嚥地吃了個精光。這一故事，不僅展現了薑師傅的老練與智慧，也體現了「薑還是老的辣」在技藝傳承與應對危機中的重要作用。

不僅如此，「薑還是老的辣」在醫學領域同樣有著生動的體現。清朝時，山東章丘名醫沈鳳通，途中遇見一村婦洩瀉不止，昏迷倒地，命在垂危。沈鳳通未帶針藥，急切之中，想起身帶一塊「佩薑」，趕忙取下煎湯灌服。村婦服後不久，便微微睜開眼睛，四肢逐漸恢復了體溫。原來，這塊「佩薑」正是一塊加工而成的「老薑」，其藥效顯著，救了村婦一命。這一故事，不僅稱贊了沈鳳通的回天之術，也言明老薑的藥效功能，進一步豐富了「薑還是老的辣」的內涵。

「薑還是老的辣」，這句諺語不僅是對自然現象的生動描述，更是對人生經驗的深刻總結。它告訴我們，歲月不僅賦予了人皺紋與白髮，更賦予了人智慧與勇氣。在人生的道路上，年長者如同那經過時間沉澱的老薑，雖外表樸實無華，內裡卻蘊含著無盡的辛辣與力量，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

 

澳門航空史87

「沙利士號」由里斯本飛澳門向航空先驅致敬

490_05：引擎小型飛機「沙利士號」在澳門上空(互聯網圖片)

1987年2月6日，一架名為「沙利士號」（Sagres）的葡萄牙單引擎小型飛機在眾人屏息以待中，緩緩降落在澳門路環一條臨時修築的跑道上。這一看似低調卻極具象徵性的事件，在澳門航空史、葡萄牙與澳門關係史，以及全球小型飛行探險史上，都留下了值得書寫的一頁。它不僅是一趟跨洲飛行的完成，更代表了二十世紀末期航空技術、探險精神與澳門特殊歷史地位的交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全球航空活動逐步成熟、但小型飛機長途飛行仍極具挑戰性的時期。雖然噴射客機早已實現洲際定期航班，但對於小型飛機而言，跨越歐亞大陸仍需要極高的技術、周密的計畫與強大的意志力。因此，這類飛行往往被視為航空探險與象徵性飛行，而非單純的交通行為。

另一方面，1987年的澳門，仍處於葡萄牙管治時期，正值歷史轉折的關鍵年代。同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即將簽署，澳門未來的政治地位已逐漸明朗。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來自葡萄牙本土、以象徵性方式抵達澳門的行動，都被賦予了超越飛行本身的歷史意涵。這已不僅是一趟飛行，更是一種歷史對話，是葡萄牙與澳門之間長久情感聯繫的空中見證。

這趟飛行的源頭，必須追溯至1924年的夏天。當年，葡萄牙飛行員薩門托·貝雷斯（Sarmento Beires）、布里托·派斯（Brito Pais）以及工程師曼努埃爾·古維亞（Manuel Gouveia），嘗試駕駛飛機由里斯本飛往澳門，作為一次環球飛行的重要一站。這在當時是一項幾近瘋狂的壯舉。然而，命運並未站在他們那一邊，飛機在飛越印度時因暴風雨導致引擎故障，被迫迫降。葡萄牙政府隨後購入第二架飛機「帕特里亞二號」（Pátria II），繼續未竟之路，但最終仍在抵達廣州後宣告任務中止。這次飛行雖然失敗，卻成為葡萄牙航空史上一段不朽的傳奇。關於這段歷史，本專欄在之前已經詳細連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翻看。

六十三年後，三位葡萄牙人決定重新拾起這段未完成的夢想。他們分別是前葡萄牙軍事指揮官兼飛行員豪爾赫·克魯茲·加萊戈（Jorge Cruz Galego）、航空工程師阿爾瓦羅·普拉塔·門德斯（Álvaro Prata Mendes），以及飛行員兼飛機擁有人阿納爾多·阿爾維斯·萊亞爾（Arnaldo Alves Leal）。他們的目標明確而純粹：重現1924年的航程，向前輩致敬，並為葡萄牙航空精神留下新的註腳。

這次行動並非一時興起。早在1986年，葡萄牙社會已開始討論澳門行政管轄權即將移交中國的議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這趟飛行被賦予了更深層的象徵意義。普拉塔·門德斯指出，這不僅是一趟飛行，更是一種歷史對話，是葡萄牙與澳門之間長久情感聯繫的空中見證。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邵逸夫（一）
邵逸夫出生富商卻入影視行業

489-01邵逸夫舊照（互聯網圖片）

489-02青年邵逸夫舊照（互聯網圖片）

邵逸夫，這位被香港人尊稱為「六叔」的傳奇人物，是民國時期及戰後香港電影與電視製作的巨擘、娛樂界大亨，同時也是一位備受敬仰的慈善家。他出生於浙江，上世紀二十年代遠赴新加坡，協助其三哥邵仁枚從事電影發行工作。1957年，邵逸夫移居香港，創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拍攝了超過千部華語電影，對華語電影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他也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俗稱無線電視）的創始人之一，無線電視長期主導香港電視行業，穩坐收視率榜首。邵逸夫一生致力於慈善事業，慷慨捐助社會公益，尤其對教育及科技事業給予了巨大支援。
邵逸夫據稱1907年11月19日（農曆丁未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大清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莊市朱家橋老邵村（今寧波市鎮海區莊市朱家橋邵家村）一個富商家庭。其父邵行銀與當時成千上萬的寧波人一樣，於19世紀末前往日趨繁華的上海「淘金」，並於1901年設立一家頗具規模的「錦泰昌」顏料號。邵行銀不僅經營有方，生意紅火，而且同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在當時的上海工商界頗為活躍。1921年他病逝上海時，康有為、虞洽卿及曾任蘇浙總督的盧永祥、民國元老譚延闓等晚清與民國風雲人物紛紛為其題辭致哀。
邵行銀育有5男3女。邵逸夫排行第六，故舊上海時代人稱「邵老六」，到香港後尊稱「六叔」、又被稱為「老六」。他早年就讀於家鄉莊市葉氏中興學校，與包玉剛、包從興、趙安中等為前後屆同學，後赴上海就學於在美國人開辦的「上海青年會英文中學」唸書時，為此練就一口流利的英語。邵家眾多的兄弟無人繼承父業，幾乎都已經加入長兄邵仁傑在1925年上海成立的天一影片公司，助兄長開拓外埠發行。
畢業後他放棄升學，全身投入電影製作。早年曾做過攝影師，通曉電影技術。聞名遐邇的影視公司邵氏兄弟前身──邵氏公司於1925年在新加坡成立，專注製作馬來影片，而馬來西亞的國寶級演員比·南利則是該公司最知名的演員。在18歲時，他已經成為攝影師。天一影片在創業首兩年發展迅速，但是所拍影片多粗製濫造、含有封建迷信色彩，被部分媒體批評。明星電影公司於是組成「六合影業公司」，群起杯葛「天一」，「凡簽約六合影片的院線均不得放映天一公司影片」，1927年，邵逸夫與三哥邵仁枚便推出流動放映車。
從1928年開始，邵家三兄弟不斷收購星馬的戲院和遊樂場，組成屬於自己的院線和發行網絡，十年間開設了110間電影院、9間遊樂場和劇場。在1931年，邵逸夫赴美購買有聲電影設備，並學習當地的技術。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即1932年），因為局勢不穩，「天一影業」決定遷往香港發展。

 

中國之最（八十一）

世界首個沙漠鐵路環線——和若鐵路（二）

489_06：和若鐵路沿線的蘆葦沙障、蘆葦方格和耐旱植物組成的防沙「三件套」（新華網圖片）

489_07：乘坐和若鐵路列車的學生們和老師（新華網圖片）

作為南疆地區的重要物流通道，和若鐵路開行貨物列車8列，將棉花、核桃、紅棗、礦產等特色產品快速運輸至全國各地。開通以來，南疆貨物出疆路程縮短1000公里，若羌紅棗、且末硅石等貨物物流成本降低約40%。
截至2024年6月，和若鐵路開通兩周年間，累計發送旅客70萬人次，運輸貨物近100萬噸。運輸貨物品類從開通初期的10多種擴展到現在100多種，顯示出該鐵路對南疆經濟的強大推動力。
民族團結之路：便民與幸福並重
和若鐵路不僅是一條經濟線，更是一條民族團結之路。它極大地便利了沿線各族群眾的出行與交流。來自和田市的巴哈爾古麗·買買提表示，鐵路的開通讓她能更快去烏魯木齊採購新品，生意越做越好。
為提升少數民族旅客的乘車體驗，鐵路部門特別選配會說少數民族語言的工作人員值乘，讓各族旅客感受到貼心服務。
旅遊興疆：環塔旅遊專列開通
和若鐵路的通車也為新疆旅遊業帶來新機遇。新疆鐵路部門開行多趟環塔克拉瑪干沙漠旅遊專列，全程近4,000公里，途經南疆多個地市及著名景區。2023年1至6月，共開行旅遊專列41列，接待遊客1.8萬人次，其中環塔專列5列，深受游客歡迎。
來自西安的王錦表示，坐火車穿越沙漠，感受沿途風土人情，是一次難忘的旅行體驗。這種新型旅遊方式，正在為新疆文旅產業注入新活力。
鄉村振興：特色產品走出新疆
和若鐵路被譽為南疆的「致富走廊」，推動沿線產業快速發展。例如，和田縣思源產業園的核桃仁通過鐵路快速運往俄羅斯、土耳其、日本、加拿大等18個國家和地區，拓展了國際市場。
洛浦的地毯、策勒的石榴、于田的大芸等特色產品，也因鐵路的便捷運輸而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為當地農牧民帶來可觀收益。
作為新疆「四縱四橫」鐵路主骨架的最後一塊拼圖，和若鐵路為南疆地區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它與格庫鐵路組成東西向交通大幹線，與南疆鐵路構成環塔里木盆地鐵路網，進一步完善新疆交通格局。
截至2021年底，新疆鐵路營運里程達8151公里，初步形成「一主兩輔」交通格局。曾經的「路網末梢」正逐步轉變為「區域樞紐」，為新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定堅實基礎。
和若鐵路通車兩年多來，已累計發送旅客70萬人次、運輸貨物近100萬噸。這條穿越「死亡之海」的鋼鐵巨龍，如今已成為南疆民眾的「希望之海」。它不僅連接了地域，更連接了夢想與希望，為富民興疆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勁動能。

 

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

489-03禰衡畫像（互聯網圖片）

489-04南宮長萬擊打宋閔公（互聯網圖片）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作為一句流傳千年的中國民間諺語，最早見於晉代傅玄的《口銘》，深刻揭示了飲食與言語對人生的重要影響。它不僅是對古人生活智慧的總結，也是對現代人行為規範的警示，蘊含著豐富的養生哲學與人際交往藝術。
「病從口入」強調的是飲食健康的重要性。中醫認為，飲食不節、偏嗜過度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不潔食物或受污染的物質通過口腔進入體內，往往成為疾病的源頭。西醫則從病原體傳播的角度，強調飲食衛生對於預防疾病的關鍵作用。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注意飲食衛生、節制飲食，都是維護身體健康的基本法則。
在歷史上，因飲食不慎而引發的疾病屢見不鮮。而在現代社會，食品安全問題依然嚴峻，食源性疾病時有發生，進一步凸顯了「病從口入」的警示意義。因此，無論是選擇食材、烹飪過程還是餐桌禮儀，都應遵循科學原則，確保飲食安全與健康。
「禍從口出」則側重於言語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它告誡人們，說話不經思考、言辭不當，容易招致口舌是非、糾紛甚至更大的災難。在人際交往中，一句不經意的言語可能傷害他人感情，破壞和諧氛圍；在網絡空間中，不負責任的言論更可能引發輿論風波，造成不可輓回的後果。
歷史上因言語不當而招致禍患的例子不勝枚舉。禰衡，東漢末年的名士，因性情剛傲、蔑視權貴，多次在公開場合辱罵曹操及其謀士，最終激怒曹操，被借刀殺人，死於非命。禰衡的悲劇，不僅在於其才華未得施展，更在於其言語失控，未能謹言慎行。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春秋時期的宋國大將南宮長萬。他因戰敗被俘，歸國後遭宋閔公當眾羞辱。在一次打獵賭局中，南宮長萬因醉後提出再賭被拒，並遭宋閔公辱罵「造反」，怒不可遏之下抓起棋盤擊中宋閔公頭部，致其死亡。南宮長萬最終因此被處死，這一事件成為「禍從口出」的又一典型例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不僅是對飲食與言語的警示，更是對修身養性的深刻闡述。它提醒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飲食衛生、節制飲食，以維護身體健康；同時，也要謹言慎行、修養口舌，以避免因言語不當而招致禍患。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這一理念更是我們修身養性、和諧處世的寶貴指南。

 

澳門航空史_86

廉署提建議防範類似事件

非凡航空貸款事件雖未觸及刑事犯罪，但其中暴露出的公共資金管理漏洞及行政失當問題，無疑為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監管敲響了警鐘。廉政公署在調查報告中，從立法、制度、執行三個層面提出了針對性建議，旨在有效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廉政公署報告指出，目前，澳門針對非中小企業大額公共資金援助的法律規範存在明顯空白。這一漏洞導致工商基金在處理非凡航空的申請時，陷入了「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為此，建議參照《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和《青年創業援助計劃》的立法模式，制定專門的法規。該法規應明確大額援助的資助對象、方式、審批標準、批給權限、受助人義務及監察機制等內容。特別是針對大額援助的風險評估、擔保要求及資金監管，需作出詳細規定，以防止審批程序流於形式。
廉政公署報告建議，要從立法層面堵塞借貸擔保、償還制度與監督責任的漏洞，建立一套「事前風險評估—事中動態監管—事後追蹤問責」的全流程機制。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在援助審批前，必須對受助人的財務狀況、還款能力及擔保人資產實力進行獨立第三方評估；另一方面，建立跨部門協作監督機制，明確各部門在資金使用監管中的職責，避免「互相推諉」的現象。同時，設立風險預警指標，一旦受助人出現違約、財務惡化等情況，立即自動啟動風險處置程序，及時止損。
廉政公署建議，公共資金援助的擔保不應流於形式。法律應明確規定，大額貸款必須以具有實質償還能力的資產（如不動產、有價證券等）作為擔保，而非僅依賴關聯企業背書的本票。同時，要求審批部門對擔保人的資產狀況進行嚴格審查，尤其是跨地區企業，需委託當地專業機構進行盡職調查，確保擔保的有效性。若債務人違約，應通過快速法律程序處置擔保資產，以提高債務追償效率。
廉政公署指出，儘管此次事件中相關人員的紀律責任因時效屆滿而無法追究，但政府仍需以此為契機，加強對公職人員（尤其是領導主管級人員）的培訓，強調公共資金使用的謹慎性原則與「熱心義務」。要求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若發現程序漏洞或風險隱患，必須及時向上級反映。同時，建立「責任追溯機制」，對因失職、渎職導致公共資金損失的人員，即使過了紀律程序時效，也需在績效考核、職務晉升等方面予以體現，形成長效約束。
非凡航空貸款事件是澳門公共財政管理史上的一次深刻教訓。它揭示了，在應對經濟危機、實施企業援助時，若缺乏完善的法律框架、嚴格的審批流程及有效的監管機制，公共資金將面臨巨大的損失風險。未來，澳門特區政府需以此次事件為鏡鑒，不斷完善公共資金管理制度，確保每一筆公帑都用在「刀刃上」，切實維護公共利益與政府公信力。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完）

外交風雲中的法律巨擘與國家脊梁

484-01中方在聯合國憲章上以中文簽字（互聯網圖片）

484-02王寵惠墓碑（互聯網圖片）

1937年3月3日，一個對中國外交史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王寵惠在原外交部長張群辭職後，再次受命擔任這一要職。此時的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四年，王寵惠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堅守在外交戰線上，直至1941年4月10日，成為1949年以前民國政府任職時間最長的外交部長。

在任期內，王寵惠不僅處理了大量繁雜的外交事務，更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了中國外交官的風采。1943年11月21日，他陪同蔣介石抵達開羅，出席具有歷史意義的開羅會議。作為中方代表團的重要成員，王寵惠操持著日常事務，負責政治議題的會商，並承擔起與美英聯絡的重任。

在會議期間，他憑借出色的國際法知識和英文能力，以及豐富的外交經驗，為中國國家利益保駕護航。在擬定《開羅宣言》的過程中，王寵惠展現了他作為外交家的智慧與勇氣。面對英國代表對宣言草案的修改，他敏銳地察覺到其中可能對中國領土權益造成的損害。當英國代表將「滿洲、台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改為「滿洲、台灣、澎湖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時，王寵惠立即提出嚴正交涉。他據理力爭，指出這樣的修改只會讓日本放棄而不明確歸屬，將引發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士的困惑，使會議公報失去意義和價值。

王寵惠的論點不僅符合國際公法原則，更關乎中國的核心利益。他巧妙地利用了當時美、英、蘇之間的微妙關係，最終迫使英國做出妥協，保留了宣言中「滿洲、台灣、澎湖當然歸還中國」的明確表述。這一勝利，為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戰後遠東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5年，隨著日本的戰敗，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王寵惠雖已身患嚴重高血壓，但仍堅持參加舊金山會議，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聲貢獻力量。在討論國際法院規則的法學家會議上，他積極參與討論，為聯合國憲章的最終擬成付出了辛勤努力。

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工作，聯合國憲章得以完成，其中中文文本由王寵惠親自修正與潤色，成為各譯本中最早完成的版本。1945年6月26日，王寵惠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以中文簽字，標誌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締約國和常任理事國之一。

晚年的王寵惠，依然活躍在國家的政治和法律舞台上。他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修訂工作，對憲法的通過和施行寄予了極大希望。為了普及憲法和法律知識，他慷慨捐贈了自己的法律圖書給上海法學院和同濟大學。

面對1949年的歷史抉擇，王寵惠拒絕了留在香港並持有英國護照的建議，堅持了自己的道德原則。他堅定地說：「我早年追隨國父孫中山革命，旨在推翻滿清，打倒帝國主義。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國勢力。」最終，在蔣介石的多次催促下，他選擇了前往台灣，繼續在司法機構擔任最高首長，為台灣的法治建設貢獻力量。

1958年3月15日，王寵惠因肺癌病逝，享年77歲。王寵惠的一生，是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法治建設的一生。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在國際舞台上捍衛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他以自己的堅守和奉獻，為中國的外交和法治事業樹立了不朽的豐碑。（完）

 

中國之最（八十一）

世界首個沙漠鐵路環線——和若鐵路（一）

488_07：和若鐵路首發列車（新華網圖片）

在中國西北的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曾被稱為「死亡之海」的荒漠中，一條鋼鐵巨龍蜿蜒穿行，將昔日的阻隔變為通途。2022年6月16日，隨著和若鐵路正式通車運營，這條全長825公里的鐵路與現有的格庫鐵路、喀和鐵路、南疆鐵路相連，形成了總長達2,712公里的環塔克拉瑪干沙漠鐵路環線，成為世界首個沙漠鐵路環線，標誌著新疆南部地區交通歷史的新篇章。

和若鐵路西起新疆和田地區和田市，東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全線設有22座車站，其中11座開辦客運業務，6座兼辦客貨運業務。這條設計時速120公里的國鐵Ⅰ級單線鐵路，歷經三年半建設，於2022年正式通車。通車後，和田至若羌最快僅需11小時26分，至庫爾勒17小時50分，至烏魯木齊24小時23分，大幅縮短了南疆地區與內地的距離。

更為重要的是，和若鐵路的建成使環塔里木盆地鐵路實現「閉環」，填補了中國西部鐵路網的重要空白。過去，洛浦、策勒、于田、民豐等縣及且末縣等地長期不通火車，民眾出行依賴汽車轉乘，耗時長、成本高。如今，火車直接開到家門口，不僅節省時間，也大幅降低經濟負擔。以民豐至烏魯木齊為例，乘火車最低僅需152.5元，極大減輕了民眾的出行壓力。

沙漠中的工程奇蹟：技術創新應對極端挑戰

和若鐵路是典型的沙漠鐵路，全線534公里位於風沙區域，佔比達65%。在這樣的環境中施工，建設者面臨風沙危害、自然條件惡劣、用水困難等多重挑戰。為了克服這些問題，建設團隊創新應用了一系列新技術、新工藝。

在風沙最嚴重的地段，鐵路採用「以橋代路」方案，修建了總長達40公里的過沙橋，讓風沙從橋下穿過，有效減少對鐵路的影響。其中，依木拉克特大橋是全線唯一一座全沙漠地形施工橋樑，其建設過程充滿挑戰，但也展現了中國鐵路建設的技術實力。

此外，建設者還採用無縫線路施工技術，實現「千里一根軌」的壯觀景象。鋼軌由標準軌焊接成500米長的鋼軌，再在現場依次焊接，形成整體。為避免溫差對鋼軌熱脹冷縮的影響，建設者選擇在夜晚進行焊接作業，確保工程質量。這項技術突破不僅提高了旅客乘車的平穩性與舒適度，也延長了軌道使用壽命。

「沙漠修鐵路，治沙要先行」，這是和若鐵路建設的核心理念。在鐵路建設初期，建設者同步推進風沙防護工程，這在中國鐵路建設中尚屬首次。

為防止風沙侵襲，建設者採取工程防沙與植物防沙相結合的方式，在沿線修建草方格近5,000萬平方米，相當於7,003個足球場大小。同時種植梭梭、紅柳、沙棘等灌木和喬木近1,300萬株，林帶覆蓋面積超過11萬畝。為解決灌溉難題，建設者引進智能化農業灌溉系統，打井131口，通過手機App即可操控灌溉。

這條300多公里的防風固沙帶，如今已綠意盎然，成為保護鐵路安全運行的「綠色長城」，也為生態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488-03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488-04侯景畫像（互聯網圖片）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以其獨特的寓意和生動的典故，流傳千古，成為警示後人不可忽視事物間相互聯繫的重要箴言。此話源自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其背後蘊含的哲理，跨越時空，至今仍熠熠生輝。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字面意思清晰而深刻：當城門不幸遭遇火災，人們為了撲救大火，紛紛從護城河中取水，導致河水乾涸，河中的魚兒因此遭受無妄之災，最終死亡。這一場景，不僅是對自然災害與人為行動相互作用的直觀描繪，更是對世間萬物普遍聯繫、相互影響這一哲學原理的生動詮釋。

該成語的典故，流傳著兩個版本，均以宋國為背景，展現了不同情境下，城門失火如何間接導致池魚受害的悲劇。一版中，池仲魚，這位居住在宋國城門旁的居民，因城門失火而家破人亡，自己也在搶救財物時不幸喪生，成為直接受害者。另一版則更側重於描述護城河中魚兒的無辜受害：城門失火，人們為了救火，不斷從護城河中取水，最終導致河水乾涸，魚兒無一幸免，全部旱死。

這兩個版本，雖細節有所不同，但核心寓意一致，均揭示了事物間複雜而微妙的聯繫。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不僅是一個歷史典故，更是一種深刻的哲理思考。它告訴我們，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看似毫不相干的城門與池魚，在特定情境下，卻產生了緊密的聯繫，一方遭遇不幸，另一方也難以幸免。這種聯繫，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但無論如何，都提醒我們要以全面、聯繫的視角看待問題，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分析事物。

歷史上，南北朝時期東魏與梁朝的戰爭，便是對這一成語現實意義的生動註解。東魏大將侯景的叛亂，如同城門失火，而梁朝接受侯景投降的決定，則無異於從護城河中取水救火，最終引發了更大的災難——侯景發動叛亂，導致梁朝多年政局動蕩，百姓遭受戰亂之苦。這一歷史事件，深刻揭示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哲理，即一時的短視行為，可能帶來長遠的負面後果。

在當今社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哲理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日益緊密，一個國家的政策調整或突發事件，都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我們需要更加註重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應對挑戰，避免因為一時的行動而引發連鎖反應，造成不可預測的後果。

 

澳門航空史_85

非凡航空事件揭制度與執行缺陷

非凡航空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廉政公署在接到舉報後，對該事件展開深入調查，從刑事、行政及紀律三個層面，全面細緻地認定了非凡航空及其管理層、工商基金以及相關行政部門人員的責任，揭示出事件背後制度與執行的雙重缺陷。

在刑事責任方面，廉政公署經嚴謹調查後認定，非凡航空在貸款前後均正常經營，申請援助時經濟環境惡劣，且無充足證據表明股東或管理層以欺詐手段獲取貸款，不構成《刑法典》的詐騙罪。非凡航空向工商基金出具的本票符合《商法典》票據要件，與「簽發空頭支票罪」要求的「支票」性質不同，亦不構成此罪。管理層向公司提供私人借貸、抵押資產等行為，無證據顯示其故意使公司破產逃避債務，不構成蓄意破產罪。破產程序中，也無故意損毀財產或偏袒特定債權人等行為，不構成損害債權人罪與袒護債權人罪。此外，無證據顯示有人向行政部門行賄，不構成行賄罪。

唯一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是《刑法典》的非蓄意破產罪。調查發現，非凡航空未按要求提交經審核的財務賬目，破產卷宗文件散亂、會計記錄不完整，管理層違反《商法典》公司記賬義務。然而，根據《刑法典》，該罪需經債權人在破產宣告後三個月內告訴方可啟動刑事程序，而相關告訴權未被行使，已因時效屆滿而消滅，最終無法追究刑事責任。

同時，廉政公署未發現工商基金、經濟局、民航局等部門人員（包括時任行政長官與經濟財政司司長）接受或承諾接受利益，不構成受賄作合規範行為罪。結合當時經濟環境與政府對澳門航空的援助情況，無證據顯示相關人員在決策中存在偏頗或濫用職權，不構成濫用職權罪；亦無故意違反法律損害政府利益行為，不構成渎職罪。

在行政違法與紀律責任層面，問題極為突出。首先，法律依據嚴重不足。工商基金審批非凡航空貸款時，僅引用《工商基金組織法》作為依據，而該法規未對非中小企業大額援助的審批程序、條件作出明確規定。當時適用於非牟利機構的批示與適用於中小企業的行政法規，均不適用於非凡航空，審批行為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的合法性原則。

其次，審批過程缺乏應有的謹慎性。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5名成員中，除經濟局局長與財政局代表外，其餘3人均來自經濟局，且均承認對航空業運營與財務缺乏專業知識。雖有法律規定可邀請專業人士列席會議或成立評審委員會，但管理層以「不適用中小企業援助計劃」「需從速處理」為由未予落實，導致審批過程流於形式。

再次，貸後監督完全失效。工商基金未對非凡航空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有效監督，未發現其將部分貸款用於償還私人債務；對擔保人鷹揚航空控股的財務狀況未進行任何盡職調查，僅依賴其背書本票便持續批准貸款；經濟局、工商基金、民航局之間未建立協作監督機制，任由非凡航空長期不提交財務資料與資金運用報告。

最後，公職人員未履行應盡的職責。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尤其是時任主席）明知審批缺乏法律依據，卻未開展法律研究；未主動邀請航空業專業人士參與評估；對非凡航空與鷹揚航空控股的財務狀況審查不嚴；面對企業多次違約仍未採取風險控制措施，違反了《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熱心義務」與行政法規定的特定义務，足以構成紀律責任。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則錯誤適用法律，直接批准超出自身權限的500萬元貸款，且未履行監督職責，未要求工商基金嚴格審查企業財務與擔保人狀況，甚至曾要求加快審批進度，對事件後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由於《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紀律程序時效為3年，廉政公署2018年開展調查時，相關違紀行為已過時效；同時，根據《行政訴訟法典》，對可撤銷行政行為的訴權最長為365日，亦已過時效，最終無法追究相關人員的紀律或行政訴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