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駱秉章(二)

    亂世中力輓狂瀾的湖南巡撫

    533-01駱秉章畫像(互聯網圖片)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在金田起義,從廣西一路勢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敗再敗。面對來勢洶洶的太平軍,清政府急命湖廣總督程矞採前往湖南督辦防務,堵截太平軍北上,並讓駱秉章擔任湖南提督余萬清的副職,充當程制軍的副手。然而禍不單行,此前大學士賽尚阿領兵馳赴廣西鎮壓太平軍,道經湖南時,帶了文武隨員百人,以沿途州縣未能滿足供應為由,參劾湖南撫藩荒廢政事,駱秉章竟因此被罷官。

    不久,朝廷雖有將駱秉章回京另有任命的布告,但要等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到長沙,才能完成交接北上。當時長沙城牆大多坍塌,城門早已無法關閉,城垛更是蕩然無存。駱秉章料定太平軍隨時會攻入湖南,情勢萬分危急,便率先帶頭捐出修城款三百兩,隨後省城司道官員紛紛捐款修繕。他旋即奏請借庫款二萬兩修城。四月,太平軍打到道州,駱秉章更是日夜登上城牆催督工程。到了農歷七月間,城門修好、城垛齊備,蕭朝貴才領一彪軍殺到,奮力攻打長沙城。當時清軍各路援軍正副統帥皆未到,城內僅有兵勇八千,且沒有一員有作戰經驗的將領。直到太平軍攻城之時,守城將士才真切明白,駱秉章此前的修城決策與調度方略是何等正確及時,說重了,正是他輓救了危亡殘喘的清軍與長沙城。

    咸豐二年(1852年)夏,太平軍大舉入湖南,駱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並令用炮轟擊,雖因事未平息一度被革職留任,但終以堅守長沙有功而復職。農歷九月,向榮、和春、張國梁等各省援湘清軍雲集,達六萬余人,城防更加鞏固。太平軍方面,洪秀全、楊秀清在兩次攻城失利後,一面以挖地道攻城為主,一面派石達開為統帥,分軍渡湘水以西,另辟北上戰場,揭開進攻武昌的新階段。最終太平軍主動撤退,長沙解圍。這是駱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國為死敵,也讓他深切感受到清廷綠營兵的潰爛無能,已無法阻擋太平軍在中國南方大地上勝利奔突與前進。

    咸豐三年(1853年)農歷二月,駱秉章受命為湖北巡撫;四月二十三日,又改任湖南巡撫,一任就是十年。當時在籍侍郎曾國藩奉命組織團練,創立湘軍,駱秉章對此十分贊成;又招致湘陰舉人左宗棠幫助管理幕府,廣羅英俊之士,協助編練團練以抵御太平軍進攻,湘軍逐漸聲名鵲起。左宗棠任幕僚,事無巨細皆聽之,駱秉章說:“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一時傳為佳話。咸豐四年(1854年),駱秉章指揮大軍,命羅澤南進攻岳州及湖北崇陽、通城等地。

    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軍再克武昌,湖北巡撫胡林翼向駱秉章求救。駱秉章即命鮑超率水師先行,彭玉麟率團練繼進。在廣東的太平軍到達湖南時,他連續攻克桂陽、永興、茶陵、郴州、宜章等地,並在郴州、宜章一帶擊斃太平軍青年將領何祿。咸豐六年(1856年),劉長佑等連克萍鄉、萬載,接著進攻袁州;江忠濟在通城戰死,王珍接替其職,連克通城、崇陽、蒲圻、通山諸縣;同年冬天,劉長佑攻克袁州、分宜、新喻。清軍商議分三路進軍江西: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劉長佑袁州一路兵馬已超過九千,軍餉難以為繼,此時才令周鳳山、曾國藩荃各募二千義勇,聯合進攻江西吉安。清廷下詔褒獎駱秉章不分地域、越境剿賊,並賞賜花翎。

    咸豐七年(1857年),武漢被清軍收復,長江下游已無太平軍,湘軍遂四面出擊。湖南自開戰以來漕運停滯,米價下跌,民生凋敝,而地租、田租仍與從前一樣,百姓早已繳不起賦稅。駱秉章減免當地徵折,減輕百姓負擔,增加稅賦收入。王珍在江西惡戰、多次破敵,最終戰死沙場,駱秉章以張運蘭及王珍之弟分別統領其舊部。咸豐八年(1858年),駱秉章因功勳被加以頭品頂戴。

     

    中國之最102

    最大的地下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三)

    533_06 : 白鶴灘致力生態保護(新華網圖片)

    如果把金沙江清潔豐沛的水流比作奔騰不息的綠色血脈,白鶴灘水電站無疑是這條脈絡之上最為強勁的節點之一:它匯聚江流能量,轉化為源源不斷的清潔電力,滋養千里之外的城市與鄉村;它牽動沿岸十萬民眾的生活軌跡,推動傳統山區邁向可持續發展新路;它在高山峽谷之間守護生態、傳承文脈,讓綠色發展的理念融入江河、紮根大地。作為新世紀開工建設的標誌性巨型水電工程,白鶴灘在創造巨大能源價值的同時,更以系統性舉措書寫生態文明與民生福祉協同推進的時代篇章。

    白鶴灘首先是推動能源轉型、助力「雙碳」目標的重要引擎。電站年均發電量達624.43億千瓦時,按當前我國火電供煤消耗水準核算,相當於每年節約標準煤約2700萬噸,直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5160萬噸,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亦相應大幅削減,環境效益顯著。與電站同步規劃建設的白鶴灘至江蘇、白鶴灘至浙江兩條±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線路,如同兩條「能源新幹線」,每年把超過600億千瓦時清潔電力直接送往華東負荷中心,有效緩解長三角地區電力供應壓力,助力當地產業結構升級與減碳目標推進。西電東送,送出去的不僅是電力,更是東西部協調發展、綠色低碳轉型的堅定承諾。

    在發電創效的同時,流域生態保護始終被擺在優先位置。白鶴灘貫徹「先保護、後建設」原則,針對金沙江下游特有珍稀魚類生存繁衍需求,在向家壩樞紐設立魚類增殖總站,同時在白鶴灘至烏東德江段新建專門增殖放流站,配備專業科研與養護隊伍,持續開展魚類人工繁育、野化訓練與規範化放流,累計放流圓口銅魚、鱸鯉等重點保護物種苗種超過百萬尾,助力修復江河魚類種群。對於庫區內具有生態與觀賞價值的古樹與特色植被,建設者逐株登記、編制移栽與養護方案,2020年完成首株紅椿樹遷移保護,後續跟進岸坡復綠、棲息地修復、下泄水流溫度與流量精細化調控等舉措,減緩工程對河流生態系統的擾動。2021年,工程順利通過環境影響評價蓄水階段驗收,各項生態保護機制進入常態化運行,努力實現「開發一江清水、守護兩岸青山」的目標。

    大型工程的終極意義,始終在於惠及民生。白鶴灘庫區涉及雲南省巧家、會澤及四川省寧南、會東等共7個縣(區),其中多數地處烏蒙山區,屬原國家級貧困縣,基礎設施薄弱、產業層次偏低,搬遷安置與可持續發展任務繁重。為此,國家投入專項資金,高標準規劃建設47個移民安置點,新建住房總面積達613萬平方米,讓搬遷民眾住上安全舒適的新居;同步復建等級公路264公里,打通山區對外聯絡通道,配套新建改擴建學校、醫院、便民服務中心等公共設施,讓偏遠鄉村也能就近享受優質公共服務。2021年,首個集中安置點麻栗村順利完成搬遷入住;2022年,地質條件複雜的象鼻嶺超高填方安置點通過驗收交付使用;2023年,龍東格復建公路小江大橋合龍通車,庫區規劃對外交通骨幹網基本形成。如今,搬遷民眾不僅居住環境顯著改善,更依托電站建設帶動的就業機遇與庫區政策扶持,逐步培育生態旅遊、特色林果種植、清潔水產養殖等綠色產業,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階段性目標,讓庫區發展後勁持續釋放。

    在推進各項建設之際,這片土地深處的文明印記同樣得到悉心守護。配合庫區蓄水推進,考古工作者沿金沙江開展為期兩年的搶救性發掘,覆蓋9處重點文物點,清理出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商周時期墓葬、明清時期古墓群等各類遺存共21處,出土陶器、青銅器、玉石器等各類珍貴文物逾2.9萬件。其中距今約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存,為研究西南地區早期人類活動與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實物線索。所有發掘資料系統整理歸檔,具備展示條件的文物移交當地或省市博物館永久保存陳列,讓長期深藏江邊的文明脈絡得以走進公眾視野,在工程建設推進的同時,實現對歷史根脈的傳承與延續。

    進一步邁向智能化精細化管理,更讓這座超級工程持續釋放新的活力。2024年,白鶴灘建成廠站級工業互聯網平台,實現與烏東德、溪洛渡、向家壩等梯級電站數據互聯共享,為流域統一調度、聯合優化運行提供技術支撐;2025年,接入11287台(套)監測設備的安全監測系統通過國家驗收,實時感知大壩、洞室、機組運行狀態並自動預警異常,被形象稱為守護千裡清潔能源走廊的「超級安全大腦」;2026年,關鍵工控系統完成升級,現代信息技術與大型水電工程深度融合,為長期穩定運行保駕護航。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533-03魯提轄拳打鎮關西插畫(互聯網圖片)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意思是在路上遇見欺凌不公之事,便挺身出手幫助受難者,是傳統文化裡對仗義行為的讚美,象徵著見義勇為的俠義精神。

    此話並非一夕成型,有著漫長的演變過程。它最早的雛形出自宋代禪宗典籍《景德傳燈錄》,福州羅山義聰禪師與門人對話時留下「路見不平,所以按劍」一語,以按劍蓄勢的意象,表達面對不公時難以坐視的心境。到了元代,楊顯之的雜劇《酷寒亭》正式定型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劇文還點出這種義舉有誤傷人命的風險;清代筆記《夜雨秋燈錄續集》亦寫作「路見不平,拔刀相救」,自此這句話廣泛流傳,成為民間形容俠客仗義的常用語。

    說起這句成語最經典的詮釋,便是《水滸傳》中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故事。北宋渭州,為人豪爽剛烈的魯達,與史進、李忠在酒樓飲酒,聽到隔壁金氏父女哭泣。細問之下才得知,父女流落當地,遭肉販鄭屠,人稱鎮關西欺壓。鄭屠虛許聘金強娶金翠蓮,後又將她驅逐,還逼迫父女償還從未拿到手的典身錢。

    魯達聽罷義憤填膺,當即出資贈給二人作路費。次日一早,他親自到客店守護,擋住阻攔的店小二,確保父女平安離開,才前往肉鋪找鄭屠理論。他故意刁難鄭屠,命他分次剁碎精肉、肥肉與寸金軟骨,惹得鄭屠惱羞成怒、持刀相向。魯達動手反擊,三拳之下竟失手將鄭屠打死。魯達見狀,假意說對方詐死,趁機脱身逃亡,後來在五台山出家,法號智深。魯達與金氏父女素昧平生,只因不忍弱者受欺便挺身而出,正是古人心目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典範。

    不過,這份流傳千年的俠義,放到現代社會需要重新思考邊界。古時的拔刀,往往伴隨私力報復,容易失控釀成悲劇;而在法治時代,見義勇為不再等同於動用私刑。不少國家的法律設有正當防卫制度,劃定正當制止侵害的界線,保護見義勇為者不必承擔不必要的責任。現實之中,既有挺身而出制止行凶被認定見義勇為的正面案例,也有因行為失當、超出合理限度而觸犯刑律的教訓。

    時代變遷,俠義的內核從未改變:同情弱者、維護公義。改變的是方式。從古時「拔刀」的激烈對抗,到今日在法律框架之下理性救助。真正的見義勇為,既要保有路見不平的熱心,也要守住依法行事的冷靜,讓善意有力量,更有底線。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九

    「唐夷雜處」下華人與葡人仍有各自界線

    533-05:1835年間清道光年代澳門媽閣廟前地日常的市集活動

    如果18世紀的華人已經可以進入澳門城內居住,他們究竟怎樣在同一座城市裡生活?

    清代文獻中有一個詞,可以相當直接地形容當時的澳門——「唐夷雜處」。所謂「唐」,是當時對華人的稱呼;「夷」則是對外來族群的稱謂。這四個字所描述的,並不是兩個完全分開的社區,而是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城市空間中居住、經商和往來。

    這種情況其實與澳門的特殊地位有關。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城市、教堂和商業網絡,但他們的生活離不開華人社會。貨物要從內地運來,需要華人商人和船民;海外貿易需要通事、買辦和熟悉中外市場的人;日常生活又需要工匠、店戶和各種服務人口。葡萄牙人的城市,要真正運作起來,就必須與華人社會保持密切聯繫。

    而華人同樣需要澳門。對商人而言,這裡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對工匠和店戶而言,這裡有大量外國商人和船員帶來的生意;對一些長期居住的家庭而言,澳門更逐漸成為真正的家園。於是,原本不同的兩個社會,開始在城市生活中產生越來越多交集。

    這種交集甚至反映在房屋上。葡萄牙人的房屋並不只由葡萄牙人使用,華人也可以租住甚至接手其中一些房屋和店舖。有人在葡萄牙人擁有的房屋裡經營生意,有人則在這裡建立家庭。房屋的主人、租戶和實際使用者,可以屬於不同族群。城市空間因此不再是單純按照族群劃分,而是變得更加複雜。

    但「唐夷雜處」並不代表雙方完全沒有界線。華人和葡萄牙人仍然有不同的宗教、法律傳統和社會組織,清朝官府與葡萄牙當局也各自管理不同範圍的人口。兩個社會之間存在界線,只是這些界線並沒有把日常生活完全切開。

    這正是澳門最特殊的地方。它既不是一座華人與葡萄牙人完全分居的城市,也不是一座兩個社會完全融合的城市,而是一個長期處於交錯狀態的城市。有人在葡萄牙人的商業空間工作,有人在華人街區生活;有人到廟宇參拜,也有人進入教堂;有人按照華人社會的習俗生活,同時又每天與外國商人打交道。

    到了18世紀後期,這種華洋混居已經成為澳門社會的重要特色。華人人口不斷增加,但葡萄牙人的城市空間並沒有因此消失;相反,兩者在狹小的澳門半島上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所以,澳門真正特別的地方,也許從來不是「誰統治誰」這麼簡單,而是兩個原本不同的社會,如何在同一座城市裡長期生活下去。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駱秉章(一)

    駱秉章大器晚成不惑之年考取功名

    532-01駱秉章像(互聯網圖片)

    532-02道光皇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駱秉章,晚清政壇上一位以清廉著稱的封疆大吏。他原名俊,三十七歲時改名秉章,字籲門,號儒齋,廣東廣州府花縣炭步鎮華嶺村人,生於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月十八日,卒於同治六年(1867年)。他身兼政治家、軍事家、儒生、文學家、書法家多重身份,為湘軍將領,官至封疆大吏、太子太保、四川總督,謚號「文忠」,有「晚清第一清官」之稱,與曾國藩、左宗棠等並稱「晚清八大名臣」。

    駱家世代有淵源。駱秉章之父名珝元,號誠齋。據載,其先祖道德公(926年—1009年)於後周時期由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楊塘村南遷廣東,此後駱氏一門在嶺南開枝散葉。駱秉章出生於花縣炭步鎮華嶺村,後舉家遷往佛山,在那裡度過了少年求學時光。

    駱秉章的科舉之路可謂大器晚成。嘉慶十七年(1812年),年方十九的他在縣試中以第三名考中秀才;二十一歲至二十六歲期間,他在廣州與佛山兩地往返求學,孜孜不倦;二十七歲應鄉試,中了己卯科第五十八名舉人。此後他兩次赴京會試,均無功而返。道光二年(1822年),他第一次赴京會試雖名落孫山,但京師繁華的景象使他眼界大開;道光九年(1829年),他再次赴京會試,可惜依然名落孫山。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先人源出浙江義烏,而三國時東吳丞相駱俊亦是義烏人,與駱秉章同宗。駱俊本名犯先祖之諱——祖宗之名早已被先人佔用,中國人須避祖宗之諱——駱秉章因而屢考不中。道光九年(1829年),再度落第的他赴禮部呈請,改名「駱秉章」,以避諱故。果然,道光十一年(1831年)他第三次上京會試,苦讀三十餘年的他終於考中壬辰科第六十名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十七名,朝考入選,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其座師為穆彰阿,散館後授編修。此時他已年屆不惑,可謂功名雖遲,終償所願。

    駱秉章在京師做了十六年朝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命稽察吏部銀庫。到任後他清查陋規,嚴格檢閱,官員們無法徇私枉法,便想尋他的疏漏將他調走,誰知經調查發現駱秉章一絲不苟、分毫不沾,眾人對他更為器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銀庫虧欠之事被揭發,虧短多達九百多萬兩白銀。駱秉章因失察之罪被罷職,並被罰賠庫款一萬八千二百兩。

    審察完畢後,道光帝深知他持正無私,召見時對他說:「你這一年年查庫辦得很好,不只朕一人知道,而是人人皆知。如今有了此案,你的名字將會更出名;如果沒有這個案件,朕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好好讀書,認真做官,將來好好為國家辦事。」於是特旨以庶子的身份將他留用。自此道光帝對他信任有加,升他為侍講學士,出任湖北按察使。此後他歸鄉丁母憂,服滿後補右庶子,先後赴山東、河南、江蘇任按察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湖北按察使,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貴州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撫。

     

    中國之最102

    最大的地下水電站——白鶴灘水電站(二)

    532_06 : 脆弱的柱狀節理玄武岩是建設水電站的難點之一(新華網圖片)

    金沙江挾著青藏高原的勁風,在橫斷山脈深處切割出層疊絕壁,江道收束之處,兩岸山體緊逼,形成天然建壩的絕佳地形——這便是白鶴灘。然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背後,隱藏著一連串被常規工程理論視為「不可能」的考驗:脆弱的柱狀節理玄武岩、密如蛛網的裂隙、複雜多變的地應力、極端乾熱氣候,以及全球無先例可循的百萬千瓦級水輪機組。白鶴灘的建設,正是將這些「不可能」逐一攻克、化為「可能」的壯闊歷程,最終成就世界水電史上科技含量最高、創新最密集的工程典範。
    首當其衝的是「地質博物館級」的壩基難題。白鶴灘壩址區廣泛分布柱狀節理玄武岩,岩體呈垂直柱狀裂塊,裂隙發育、膠結差,整體承載與變形特性異於常規岩體,此前全球大型高壩從未以此類岩體為主承載基礎,學界普遍視為禁區。若無法破解其力學性能,後續一切無從談起。項目團隊未循舊法,而是率先開展大尺寸原位試驗與室內機理分析,建立考慮節理空間分布的精細力學模型,提出「擴大基礎+混凝土墊座」綜合處理方案:透過擴展基礎面積分散荷載,以整體現澆高強混凝土封閉岩面、嵌固鬆散柱體、均化應力,並結合淺深層加固,顯著提升整體穩定性與協調變形能力。此工藝成功實踐後,被國際權威機構認定為全球首例柱狀節理玄武岩地區建設超高壩的成功典範,為未來相似地質條件下的水電工程提供中國智慧。
    解決壩基問題後,更嚴峻的考驗來自山體內部——規模空前的地下洞室群。左右岸廠房並列,尾水調壓室、交通洞、排水廊道等交錯密布,單座調壓室豎井深達127米,相當於四十餘層樓直插山腹,岩牆厚度有限,開挖引發的應力重分布相互干擾,結構穩定風險疊加。加上區域地應力高、岩體堅硬脆裂、局部存在錯動帶,開挖中岩體開裂、剝落甚至突發變形風險極高。工程團隊建立「設計—施工—監測」三維動態反饋體系,埋設精密儀器於關鍵部位,實時傳回變形、滲流、應力數據,工程師據此動態研判岩體反應,即時調整開挖步序與支護參數,將風險消弭於萌芽。同時優化廠房間距,採用圓筒形調壓室,減少洞群間相互干擾,有效緩解「洞群效應」,為電站長期安全運行筑牢屏障。
    大壩擋水,更要安全泄洪。白鶴灯屬「高水頭、窄河谷、巨泄量、不對稱」佈局,左右岸泄洪設施不對稱,最大下泄流量超每秒3萬立方米,泄洪功率逼近6萬千瓦,位居世界前列。高速水流帶來衝擊、淘刷與氣蝕破壞,極具挑戰。設計團隊創建全球最大規模反拱型水墊塘,搭配三條大斷面無壓泄洪洞,利用反拱底板受力特性,將水流動能分散導向側邊與深部,在水墊內完成高效消能,既減輕河床沖刷,又改善岸坡穩定。系統使洶湧江水「流而不亂、衝而不毀」,展現中國水利工程在極端工況下的深厚底蘊。
    最令全球矚目的突破,是完全自主研發的百萬千瓦級水輪發電機組。此前世界最大單機容量為70萬千瓦,百萬千瓦級無成熟機型與經驗可依。從水力設計、轉子結構、冷卻通風到振動控制,全為「無人區」。東方電氣與哈爾濱電氣組成聯合研發團隊,從基礎理論起步,反覆優化葉輪線型,攻克巨型發電機散熱難題,研發適應近10米轉子的支撐與減振結構。歷經多年攻關,實現核心技術全面自主可控,關鍵部件製造精度達微米級,單台機組重量逾800噸,宛如一座精密運轉的工藝巨塔。2021年6月,首批兩台機組順利並網,標誌白鶴灘正式投產,也宣告中國高端能源裝備製造邁入歷史性跨越。
    施工亦需應對極端自然條件。白鶴灘乾熱河谷全年7級以上大風超過240天,夏季日照強烈,混凝土表面溫度曾達70℃,常規水泥水化熱易引發內外溫差裂縫。研發團隊專研低熱硅酸鹽水泥,優化骨料級配與膠凝材料比例,配合預冷骨料、分層澆築、通水冷卻等全程溫控措施,嚴控內部溫升速率與分佈,最終實現「無縫大壩」,數百萬立方米壩體猶如一體澆鑄,品質堅固無瑕。
    在攻克技術難關的同時,生態保護始終未讓步。白鶴灘堅持「在保護中建設、在建設中保護」,建立專門魚類增殖放流體系,針對圓口銅魚、長鰭吻鮈等特有珍稀物種開展人工繁育,累計規範放流。庫區原生植被與古樹科學遷移保護,臨時佔用地同步復綠。下游設置水溫與流量自動監測點,盡力減緩水文變化對生態影響。2021年工程通過環境保護驗收,各項措施落地有序。2025年,萬餘套傳感器組成的安全監測系統全面運行,實現關鍵參數全天候智能預警;2026年,施工纜機群拆除,樞紐場地復綠,白鶴灘正式由建設期轉入長期運行管理新階段。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532-03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1200百多年前,一個窮愁潦倒的中年人,用短短十四個字,寫盡了一個時代最刺眼的裂縫。這十四個字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作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距離安史之亂爆發,僅餘數月。

    那一天,杜甫剛在長安困頓十年,才勉強謀得一個低微的小官,匆匆動身去奉先縣看望妻兒。路上他經過驪山,華清宮裡,唐玄宗與楊貴妃正攜大批王公貴族大擺宴席,聲樂不斷、珍饈無數;而宮外的大路與鄉間,卻橫陳著凍餓而斃的百姓。他趕回奉先家中,才發現自己的幼子竟已餓死。咫尺之間,榮枯兩樣;一邊是帝王的無盡宴樂,一邊是連詩人自己都保不住幼子。強烈的反差刺痛了他,這一句千古名句,便從滾燙的胸臆裡迸出來。

    「朱門」,字面上是漆成大紅色的門。古代對門的顏色有嚴格等級:紅色是尊貴之色,只有王侯、貴族、高官、勳貴之家才准漆成朱紅,平民只能用黑門或木原色。所以「朱門」本是高級官宦宅邸的代稱,後來引申為權貴、富豪、上層統治階層的泛指。杜甫詩中的「朱門」,早已不僅僅是那一扇紅門,而是借代門內那個揮霍無度的特權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朱門」並非皇宮。皇宮一般稱「宮闕」「紫宸」「丹墀」,朱門多指大臣、勳貴、地方豪強的私宅。杜甫在華清宮外看到的,本是帝王貴戚集體享樂,詩句卻用「朱門」二字,將整個特權階層囊括其中——這正是詩人的高明之處。

    其實,這種「上層奢靡、底層餓死」的對照,並非杜甫憑空首創,而是遠承一個深遠的思想源頭。《孟子·梁惠王上》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廚房裡堆著肥肉,馬廄裡養著肥馬,百姓卻面有飢色,野外躺著餓死的人。孟子當面批評梁惠王,這等於「率獸食人」,是統治者搜刮民財供養權貴,任由百姓餓死。後世《鹽鐵論》亦言:「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杜甫的名句,正是對這一思想傳統的文學化表達。

    一部中國史,這樣的對照反覆上演。西晉石崇用蠟燭燒火做飯、錦緞鋪五十里步障,王愷用糖水刷鍋、紫絲鋪四十里屏障,晉武帝甚至拿出珍寶幫外戚斗富;而底層百姓賦稅沉重,遇上荒年賣兒鬻女,洛陽一帶飢民遍地。北魏元琛放言:「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宗室奢靡,民間卻飢荒不斷。隋煬帝多次巡遊江都,沿途數百里州縣必須進貢山珍海味,吃不完的食物直接就地掩埋;同時無休止徵發百萬民夫,北方千里無煙,江淮餓殍滿道,最終激起農民大起義。晚唐唐懿宗耽於宴遊,每月十幾次大宴,女兒同昌公主出嫁賞賜五百萬貫,公主死後送葬隊伍綿延二十餘里,無數珍寶陪葬;而當時賦稅苛重,流民遍地,白居易《傷宅》反問權貴:「厨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為何不救濟飢寒的窮人。到了晚清丁戊奇荒,高官大户家中酒肉不斷,華北中原卻赤地千里,百姓吃觀音土、樹皮,街頭隨處收屍。京城王府終日宴飲,城外流民路倒不斷——千百年來,那扇朱紅的大門始終未變,門外的凍骨也始終未絕。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流傳千古,正因它用一句話,寫盡了貧富懸殊與階級對立,撕開了盛唐繁華的外殼,露出其下深重的民生苦難。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八

    華人逐漸在澳門與葡人混居

    如果18世紀的澳門已經有數以萬計的華人,那麼一個很自然的問題便出現了:這些華人究竟住在哪裡?很多人對昔日澳門的印象,是葡萄牙人住在城內,華人則生活在城外。但如果翻查清代留下來的資料,這種「城內葡人、城外華人」的簡單分界,其實並不完全符合當時的情況。

    18世紀的澳門,確實存在葡萄牙人較為集中的城市空間,但華人居民並沒有被完全排除在城內生活之外。隨着人口增加和商業發展,越來越多華人商人、工匠、店戶及其他居民進入澳門城內居住和工作。他們租屋、開舖,甚至與葡萄牙人共同使用同一片城市空間。

    一份1747年的中國官方記錄,便留下了相當直接的描述。當時澳門有葡萄牙人家庭及外國居民居住,而華人居民「戶口亦約略相同,俱僦屋以居,在彼營工貿易」。換句話說,華人不但進入澳門生活,而且有人租住當地房屋,並在城內從事工作和貿易。這並不是偶爾到澳門做生意的外來商人,而是一批已經在這裡建立日常生活的居民。

    這種混居情況其實與澳門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葡萄牙人需要華人商品,也需要熟悉本地市場和語言的人協助貿易;華人商人則需要利用澳門的海外航線,把貨物送往更遠的市場。工匠、店戶、販夫以及各種服務行業,同樣依賴這座城市日益增加的商業活動。當不同人群每天都必須在同一個港口做生意,原本的居住界線自然很難維持得十分嚴格。

    到了乾隆、嘉慶年間,這種情況更加明顯。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城市空間也隨之向華人居民開放。華人開始在城內外形成自己的生活圈,既有傳統的華人社區,也有人直接生活在葡萄牙人聚居的區域。澳門因此逐漸形成一種與其他殖民城市不同的面貌:不同族群並非完全分隔,而是在商業、居住和日常生活中彼此交錯。

    當然,這並不代表華人與葡萄牙人擁有完全相同的身份和權利。澳門始終存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秩序,華人居民也受到清朝官府的戶籍、出入及治安管理。但「受到不同管理」與「完全不能住在一起」是兩回事。從現存資料來看,18世紀澳門更接近一座華洋混居的城市。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後來會出現華人租住、接手葡萄牙人房屋和店舖的現象。房屋不只是居住的地方,也是一種可以交易、租賃和轉讓的城市資源。當華人人口越來越多,葡萄牙人的房屋也逐漸成為華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18世紀的澳門,並不是一座用城牆把華人和葡萄牙人完全分開的城市。真正的澳門,是兩個社會在同一片土地上逐漸交錯:葡萄牙人的教堂、住宅和商業空間仍然存在,華人的店舖、住宅和社區也不斷擴大。這種「唐夷雜處」的城市生活,正是澳門後來最獨特的歷史面貌之一。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三)

    矢志抗日成民族英雄

    530-01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在前線視察(互聯網圖片)

    530-02在前線慰問第十九路軍將士的宋慶齡(右四)與蔡廷鍇(右五) (互聯網圖片)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山河淪陷、國土蒙塵,聽聞噩耗的蔡廷鍇悲憤不已,當即率領第十九路軍三萬余名官兵在贛州莊嚴宣誓,明確反對內戰、主張團結抗日,扛起抵御外敵的重任。同年11月,十九路軍奉命調防京滬沿線承擔警衛任務。年底,心系東北抗日戰局的蔡廷鍇,召集全軍旅長以上幹部秘密商議,計劃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線北上,馳援堅守東北抗日的馬佔山、丁超、李杜部。彼時,日本蓄意擴大侵華野心,派遣三十餘艘軍艦、數千名陸戰隊士兵登陸上海,頻頻製造事端,致使淞滬局勢急劇緊張。為守護江南門戶,蔡廷鍇只得暫緩北上計劃,留在上海日夜整軍、加緊備戰。

    1932年1月下旬,日軍蠻橫要求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後撤15公里,國民黨當局意欲妥協,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向蔡廷鍇轉達退讓指令。蔡廷鍇斷然拒絕,鄭重申明上海是中國固有領土,十九路軍肩負守土之責,堅決不會退讓,若日軍敢貿然來犯,必將全力迎擊。1月28日深夜,日軍悍然發動進攻,製造一·二八事變。次日,蔡廷鍇聯合蔣光鼐、戴戟聯名向全國發出抗日通電,立下「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衛國抗戰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的錚錚誓言,同時賦詩明志,盡顯誓死驅寇的決心。

    此戰之中,蔡廷鍇麾下的十九路軍僅有三萬兵力,後續張治中率領第五軍馳援,兩軍合計不過四萬余人,且僅配備輕武器。而日軍持續增兵,最終兵力達七八萬之眾,輔以大炮、坦克、飛機、戰艦等精良裝備。敵我實力懸殊之下,蔡廷鍇毫無懼色,率領將士浴血奮戰三十餘天,粉碎了日軍「四小時佔領上海」的狂妄計劃,迫使日軍四度更換主帥、屢次增兵支援,死傷萬余人仍未能攻佔上海。此戰過後,蔡廷鍇深得全國民眾、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的愛戴,被譽為一代名將、抗日民族英雄,戰後獲授青天白日勳章。

    1932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圍剿」紅軍。任職期間,蔡廷鍇親眼目睹內戰消耗國力、不利於抗日大局,加之部隊屢遭挫敗,深感內戰無益家國,遂多次主動聯絡中共,最終與紅軍達成停戰協定。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聯合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等人發動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他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率軍抵御國民黨嫡系部隊合圍,與紅軍簽訂抗日反蔣初步協定,極大震動了當時的國內局勢。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蔡廷鍇遠赴海外遊歷,沿途積極宣傳抗日救國理念,控訴日軍侵華罪行,抨擊當局不抵抗政策,收穫海外各界廣泛支持。

    1935年4月,蔡廷鍇返回香港,牽頭組建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倡導全國各黨各派摒棄分歧、團結抗日,還集資擴充《大眾報》,廣泛傳播抗日主張。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他不計個人得失,支援桂系抗日,重建十九路軍,後為堅守抗日初心,坦然解除兵權返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正在南洋遊歷的蔡廷鍇聞訊即刻歸國投身抗戰。此後數年,他歷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粵桂邊區總司令等職,帶隊參與崑崙關戰役等重要戰事。1939年,蔡廷鍇與羅西歐成婚。後期他遭蔣介石剝奪兵權,1940年後回歸故里,堅守抗日宣傳與後方救國工作,始終以赤誠之心堅守報國初心,直至抗戰勝利。

     

    中國之最101

    銅浮雕《清明上河圖》列健力士世界紀錄

    530_06 : 全長31.75米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新華網圖片)

    530_07 : 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新華網圖片)

    當國家級非遺雲南斑銅技藝,遇上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一場跨越千年的文化對話就此成就全新的世界之最。2026年7月10日,雲南經濟管理學院聯合當地工藝企業共同打造的斑銅浮雕《清明上河圖》,正式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成為「最長的斑銅浮雕」,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寫下動人篇章。

    這件曠世之作以北宋張擇端經典畫卷為藍本,嚴格按照1:6比例立體復刻,全長31.75米,耗費銅材超過5噸。68名工藝師攜手奮鬥166個日夜,更有15位非遺傳承人與30餘位專家駐校指導,學校師生也全程參與設計、打磨等環節,將產教融合的理念融入每一道工序,讓匠心在傳遞中生生不息。

    製作全程採用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雲南斑銅技藝。技師們通過多次熔煉、燒斑、拋光,在銅面煉就金黃與紅褐交織的天然晶紋,色澤層次渾然天成,每件作品獨一無二。設計上則結合深淺浮雕相結合的手法,讓平面畫面躍然金屬之上,光影流轉間層次盡顯。

    畫面完整再現原作三大段落,細節飽滿、氣韻生動。卷首郊野疏朗,林木蔥蘢、田舍儼然,行旅隊伍絡繹於途,駝隊漸行漸遠,鋪陳出清明時節生機萌發的鄉野景致。中段汴河為核心,虹橋橫跨水面,一船穿橋的緊張瞬間定格如生;橋上肩販往來、遊人熙攘,兩岸旗幌招展、店鋪林立,市井繁華觸手可及。後段城門聳立,街市縱深延展,官署、民居、店鋪錯落相連,各行各業往來不絕,直至卷尾趙太丞家藥鋪,完整勾勒出汴京盛況。全作共展現上千人物、數十艘舟車、上百座建築,神態各異、細節畢現。

    這件作品不僅是對經典名畫的創新演繹,更是對斑銅技藝的傳承與突破。它讓千年古畫以金屬質感重現光彩,也讓古老非遺走進校園、融入當代,既為文化傳承開闢新路,也讓師生在實踐中領略傳統文化魅力。斑銅鑄就的不僅是盛景再現,更是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古韻新輝,薪火相傳。

     

     

    成敗在此一舉

    530-03苻堅雕塑(互聯網圖片)

    530-04王猛畫像(互聯圖片)

    「成敗在此一舉」寓意重大關頭的一次行動,便足以決定整件事情的結局。這句話源自史書《晉書·苻堅載記上》中的「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原本是戰場上的決斷之語,歷經歲月流轉,走進清代文學作品《兒女英雄傳》,逐步演變為今天廣為流傳的表達,時常被用來形容人生、事業里不容有失的關鍵時刻。這句從戰火中走來的古語,既記錄著古代戰爭的風雲,也映照出當代人的現實困境,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公元370年,北方局勢動蕩,前秦在苻堅、王猛的治理之下國力蒸蒸日上,而曾經強盛的前燕,朝堂腐敗腐朽,危機四伏。前燕名將慕容垂被逼投奔前秦,苻堅抓住機會,任命王猛率領六萬大軍東徵前燕。前燕慌忙派出慕容評統領三十萬大軍,在潞川布防阻攔秦軍。燕軍兵力數倍於對手,主帥慕容評卻貪婪怯懦,不思禦敵,反而封鎖山林泉水,向士兵售賣柴水斂財。金銀堆滿營帳,前線將士卻滿心怨憤,軍隊鬥志早已消磨殆盡。

    王猛抓住敵軍軍心渙散的弱點,派出輕騎偷襲,燒毀燕軍糧草輜重。燕主慕容暐震怒,逼迫慕容評出戰。決戰前夜,軍中再起波瀾,大將徐成偵察逾期歸來,王猛準備按軍法處斬,鄧羌為好友求情不成,竟領兵揚言嘩變。大敵壓境,王猛權衡利弊,以大局為重赦免徐成。待到兩軍對陣,面對漫山遍野的燕軍,王猛對鄧羌鄭重說出那句千古名言:「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

    這一戰的勝負,關乎兩國存亡。鄧羌借機提出官職訴求,幾經波折,才披甲上陣。他痛飲烈酒,手持長矛,帶領將士在敵陣四進四出,奮勇衝殺。秦軍受猛將鼓舞,全線出擊,本就離心離德的燕軍迅速潰敗。半日之間,數萬燕軍折損,秦軍乘勝追擊,殲滅與收降十萬敵軍。潞川決戰大敗前燕主力,此後秦軍攻破鄴城,前燕覆滅,前秦基本統一北方。王猛臨陣的一句感慨,隨這場大戰載入史冊,慢慢化為後世口中的「成敗在此一舉」。

    回望歷史,這句話誕生於金戈鐵馬的戰場,用來警醒世人正視關鍵抉擇;可放到現實生活中,過度信奉「成敗在此一舉」,反而容易催生極端的心態。中高考來臨之際,不少家長將其視作「禁語」。這句話如同無形的緊箍咒,會給考生施加巨大的心理負擔,催生緊張、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反而干擾正常發揮。在貧困大學生擇業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部分學生被這種思維裹挾,把一次求職當作人生定局,認為找不到理想工作,便辜負多年寒窗苦讀,將人生全部希望押在單次選擇之上。

    人生漫漫,真正的成敗很少由單一事件徹底敲定。古代戰場上,一次決戰能夠改寫王朝命運,但普通人的生活,卻不存在僅此一次的機會。「成敗在此一舉」提醒我們要重視關鍵節點,全力以赴把握機遇,卻不代表一次失利便是全盤皆輸。我們可以重視抉擇,但不必把所有人生重量,全部壓在某一回考試、某一場求職之上。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六

    海禁解除後華人再回到澳門

    530-05:1842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情況(互聯網圖片)

    1661年開始的遷海政策,令澳門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原本已經生活在這裡數十年的商人、工匠、船民和普通居民,不少被迫離開,澳門的中國社會因此受到嚴重打擊。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一直維持下去。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離開澳門的中國人也開始重新回來。短短數十年間,澳門又一次出現明顯的人口變化。

    為甚麼這些人要回來?答案其實很直接——澳門仍然是一個有生意可做的地方。

    海禁實施之前,澳門已經建立起相當成熟的貿易網絡。葡萄牙商人利用這裡往來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中國商人則參與貨物供應、航運、轉運和各種商業活動。遷海令雖然可以把人口暫時趕走,卻沒有把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貿易條件一起消除。當清政府重新放寬海上活動,澳門原本的優勢便再次出現。

    對離開澳門多年的中國人而言,這裡也並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人原本就在澳門經商,有人的親屬仍然與這裡保持聯繫,也有人熟悉當地的港口、航路和商業網絡。海禁解除後,他們重新回到澳門,並不是重新開闢一座城市,而是回到一個早已存在的生活和生意網絡。

    更重要的是,回來的並不只是商人。隨着城市重新活躍,澳門需要的工匠、店戶、船民、販夫以及各種服務人口也逐漸增加。中國人口的回流,使澳門原本被遷海政策打斷的社會結構重新建立起來。城市不只是恢復了人口,更逐漸恢復了日常生活。

    這次人口回流,也讓澳門在18世紀出現另一個重要變化。中國人重新成為澳門社會中數量龐大的居民,而且隨着貿易發展,人口持續增加。到了乾隆、嘉慶年間,澳門的中國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此時的澳門,已經不能只從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據點來理解,而必須同時看成一個擁有龐大中國居民社會的城市。

    所以,1684年的開海,不只是清政府取消一項沿海禁令那麼簡單。對澳門而言,它意味着一度被打斷的中國人口和社會網絡重新接上,也為後來18世紀澳門人口迅速增長創造了條件。

    而當中國人重新回到澳門之後,到了18世紀,據資料顯示,當時澳門可能已經有三萬名中國人。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二)

    蔡廷鍇率部加入南昌起義

    529-01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中)及軍長蔡廷鍇(右二)(互聯網圖片)

    529-02蔡廷鍇的老上司陳銘樞(互聯網圖片)

    蔡廷鍇出身廣東貧苦農家,為謀求生路投身舊軍隊,憑借戰場上的果敢勇猛,從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長為高級將領,在近代軍閥混戰與革命浪潮交織的年代,走過一段曲折複雜的戎馬歷程。他隸屬於粵系軍事集團,原為陳銘樞部下,北伐戰爭時期,第四軍不斷擴編,蔡廷鍇先出任由葉挺獨立團發展而來的第二十四師副師長,後又升任第十師師長,在北伐戰場上積累了聲望與實力。

    寧漢分裂之後,國民革命陣營內部裂痕急劇擴大,武漢方面開始大肆搜捕、迫害共產黨人,時局動蕩不安。身處漩渦之中的蔡廷鍇,一方面對複雜的派系鬥爭心存戒備,擔憂自己麾下以廣東子弟為主的部隊被吞併改編,另一方面對變幻莫測的政局感到迷茫,看不清前路方向。1927年7月,他所率領的第十師劃歸葉挺指揮,跟隨部隊向九江一帶集結。葉挺與蔡廷鍇同為粵人,對他多方勸說,提議部隊返回廣東休整。這番話語契合蔡廷鍇內心想法,但二者信仰與政治立場並不相同,蔡廷鍇心中已經生出待機而動的念頭。

    隨後南昌起義爆發,第十師駐紮南昌城外,部隊不少官兵響應起義號召,蔡廷鍇率部加入起義序列。起義之後,張發奎電令蔡廷鍇捕殺軍中的共產黨員。蔡廷鍇沒有執行殺戮命令,反而拿出盤纏,雇小船護送這批共產黨員安全離開,卻又向張發奎虛報已經將人處決。張發奎信以為真,對外通電宣稱蔡廷鍇已經肅清部隊內的共產黨員,當時的報紙也刊載了這則消息,這也造成後世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史料誤傳蔡廷鍇殺害共產黨人,直到當事人後來出面回憶,這段史實才得以澄清。8月3日起義軍撤離南昌,行軍至進賢,蔡廷鍇將部隊裡的共產黨員分批遣散發放路費,隨即率第十師脫離起義隊伍,轉而投奔老上司陳銘樞。

    脫離起義之後,蔡廷鍇的部隊重新編入國民黨陣營。1928年,他奉命開赴海南島,執行對瓊崖紅軍的「圍剿」任務,同時參與當地剿匪行動。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蔡廷鍇率部協助蔣介石作戰,立下戰功。戰後蔣介石將蔡廷鍇、蔣光鼐所部擴編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出任軍長,蔣介石給予部隊巨額獎賞,還給蔡廷鍇頒發二等寶鼎勳章。

    中原大戰落幕,第十九路軍又被調往江西,參與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行軍途經贛州,蔡廷鍇專程前往第四軍烈士陵園憑吊,追憶北伐歲月。可當部隊抵達興國,當地百姓紛紛躲避軍隊,與北伐時期軍民融洽的景象判若兩重,眼前的景象令蔡廷鍇內心深感刺痛。1931年,十九路軍相繼投入第二、第三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在高興圩一戰當中,十九路軍與紅軍展開激烈廝殺,雙方損失慘重,蔡廷鍇親自率領手槍營衝鋒,方才擊退紅軍進攻。

    縱觀這一時期,蔡廷鍇身處新舊交替的亂世,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輾轉。作為舊式軍人,他重視保全自己的部隊,有著樸素的人情道義,卻又服從國民黨當局的軍事命令,參與內戰。這段複雜的經歷,也為他後來思想轉變,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埋下伏筆。

     

    中國之最(一百)

    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二)

    529_06: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互聯網圖片)

    后母戊鼎不僅以體量稱世,其設計與製作處於商代晚期青銅工藝最高水準,為理解當時手工業組織與技術能力提供了翔實實物。經檢測,鼎耳取樣合金成分為銅百分之八十四點七七、錫百分之十一點六四、鉛百分之二點七九,這一配比兼顧熔液流動性與成品硬度,與後世文獻《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製鼎原則大致吻合,可見當時對合金配比已有成熟認識。

    整體採用塊范法(陶范法)鑄造,核心難點在於超大尺度下的均勻冷卻與結構穩定。器身、四足主體一次渾鑄成型,避免分段連接的薄弱環節;四足設計為空心結構,正是為讓厚實足部與相對薄的器壁冷卻速度趨於一致,防止因熱應力差異導致開裂或斷裂——這是商代工匠對金屬凝固規律的實踐性掌握。鼎耳則在器身成型後另行接鑄,既簡化主體鑄型複雜度,也利於細部紋飾精製。據推算,整個流程需設計制模、分塊制范、焙燒組裝、同時熔銅、有序澆注等環節緊密配合,僅熔銅便需大量器具與多人協作,背後是王室手工坊成熟的分工體系與組織調度能力。

    裝飾布局同樣體現時代特色。器表以雲雷紋為地,托舉獸面紋、龍紋等主題紋樣,層次分明、氣勢雄渾;鼎耳外側「雙虎食人首」紋樣線條張揚,既是當時精神信仰的視覺表達,也成為後世學者解讀商代宗教觀念的重要圖像材料。這些紋飾不僅美觀,更承載禮制等級與祭祀內涵,是物質與精神文化的雙重載體。

    銘文之辯:從「司母戊」到「后母戊」

    鼎腹內壁鑄有三字銘文,圍繞首字釋讀的學術討論,持續影響公眾對這件國寶的稱呼長達半個多世紀。一九五〇年代定名階段,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學者將首字隸定為「司」,釋義為「主持、祭祀」,全文理解為「祭祀母親戊之器」,「司母戊鼎」之名由此確立,並進入教科書廣為傳播。

    隨著殷墟考古推進,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婦好墓出土大量同時期銅器,學界發現商代甲骨與金文常見字形左右正反互用,「司」與「后」實為同一字形的不同書寫方向,區分不在筆畫順序而在語境含義:當用於指稱尊長、配偶、王后等身份時,應釋作「后」,有「君長、尊長、偉大」之意。由此重新解讀,「后母戊」即「偉大的母親戊」,更符合商代對王室女性的尊稱習慣;結合商王世系與祭祀制度,多數意見傾向認為「戊」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之一,作器者為其子輩商王(祖庚或祖甲),用以祭祀先妣。

    歷經數十年資料累積與反覆研討,「后母戊」釋讀逐漸成為主流學術觀點。二〇一一年三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開放,正式以「后母戊」作為官方名稱陳列說明,引發公眾關注與討論。更名不僅是文字學術問題,也涉及公共認知與歷史敘事傳承——直至今日,「司母戊」因長期使用仍有廣泛影響,學界也仍有不同見解並存,這正是學術求真的常態。二〇〇二年,該鼎以「司母戊銅鼎」之名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從制度層面為其永久安全留存提供保障。

    后母戊鼎從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王室祭器,到近代戰火中鄉民捨身保護的國之瑰寶,再到學術爭鳴中不斷被重新認識的文明坐標,其命運脈絡始終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它不僅是目前所見體量最巨碩的古代青銅禮器,更是實物檔案——銘文承載商代宗法禮制與親屬稱謂,工藝記錄早期東亞金屬鑄造技術的高度,流轉經歷銘刻近現代文物保護事業的足跡。

    今天,后母戊鼎穩定陳列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在恆溫恆濕與嚴格防護下接受後人瞻仰。它不再僅僅是一件青銅重器,而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紐帶:每一次凝視,都是與久遠文明的對話;每一次講述,都是對守護與傳承的提醒。這份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厚重,將繼續啟迪後人,在傳承中認清來路,在探索中走向未來。

     

    不費吹灰之力

    529-03孫悟空挫敗車遲國三國師畫作(互聯網圖片)

    漢語裡有一個成語叫「不費吹灰之力」,用來形容事情做起來十分容易,幾乎不需要花費半點力氣。這個成語家喻戶曉,它的語言雛形來自明代名著《西遊記》,完整定型卻出現在清代小說之中,跨越數百年,伴著古典文學流傳至今。

    在《西遊記》第四十四回,唐僧師徒西行來到車遲國。二十年前,這裡遭遇特大旱災,田地乾裂,莊稼顆粒無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就在舉國危難之際,虎力、鹿力、羊力三位道士來到這裡,施展法術求得大雨,拯救了全城百姓。國王感念三位道士的恩德,便封他們為國師。自此車遲國尊崇道教,打壓佛門,國內許多和尚被戴上枷鎖,淪為苦役,在烈日之下搬運磚瓦,修建道觀,受盡磨難。

    孫悟空路過此地,看見一眾和尚飽受欺凌,心中十分不忍,打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打探清楚。他搖身一變,化作一名年輕道士,上前和負責監工的兩個小道童攀談。這兩個小道童是三位國師的心腹徒弟,平日裡仗著師父權勢,十分傲慢,不停誇耀師父神通廣大,吹噓他們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種種法術翻掌之間就能夠實現。

    悟空順著他們的話說道,自己也是修道之人,希望能夠拜見三位仙長,想請二人代為引薦。其中一個小道童聽完哈哈大笑,滿臉自信地對悟空說:「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又好道愛賢,只要聽見說個『道』字,就會親自到大門口迎接。若是我們兩個引薦你,乃吹灰之力。」

    小道童口中的「吹灰之力」,意思就是這件事對他們而言,就像輕輕吹走桌上灰塵一樣簡單。吹走灰塵,只需要極其微弱的氣息,幾乎不用耗費力氣,小道童自恃深受師父信任,認為引薦同道拜見師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隨手就能辦成的小事。這便是「吹灰之力」最早的文字出處,不過《西遊記》原文當中,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不費吹灰之力」這個成語。

    摸清車遲國的內情之後,孫悟空出手解救受苦的和尚,夜裡又帶著豬八戒、沙僧潛入三清觀,假扮三清塑像戲弄三位國師,之後便上演了家喻戶曉的鬥法大戲。求雨、坐禪、砍頭、下油鍋,孫悟空憑借過人本領,一一挫敗三位國師,破除妖道蒙蔽,還車遲國一份公道。

    「吹灰之力」在明代只是短語,到清代,文人在此基礎上加工,才形成完整成語「不費吹灰之力」。清代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第四十五回寫有:「依小道愚意,等他到了遼東,有了收管,去擺布他,真不費吹灰之力。」之後劉鶚《老殘遊記》、《文明小史》等作品,也多次引用這一成語,用它表現行事輕而易舉的狀態,這個成語就此固定下來,被後世廣泛使用。

    小小的一縷灰塵,一吹便四散飄走,古人借這個生活裡常見的畫面,巧妙地描摹出毫不費力的狀態。「不費吹灰之力」從《西遊記》一段生動故事起步,再經清代小說打磨定型,既有文學故事的趣味,又精准傳遞詞義。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會用它形容一件事輕而易舉就能完成,讓千百年前的文字智慧,繼續活躍在日常語言之中。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五

    「遷海令」令澳門華人幾乎走光

    529-05:1839年法國旅行家兼畫家博爾傑繪畫的澳門社區(互聯網圖片)

    如果說明清易代令澳門迎來了一批避亂而來的中國人,那麼清朝初年的海禁政策,卻讓這些人不得不再次離開。1661年,清政府為了切斷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等抗清勢力的聯繫,下令沿海居民內遷,禁止民眾在指定的沿海地帶居住和活動。這場後來被稱為「遷海」的政策,也直接改變了澳門的人口結構。

    對當時的澳門而言,這是一場非常突然的變化。此前數十年間,大量中國居民已經在澳門生活,從商人、工匠到船民和普通店戶,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中國社會。然而,澳門雖然有葡萄牙人居住,卻並不代表當地中國居民可以置身於清朝的沿海政策之外。澳門仍然位於廣東沿海,人口、船隻和貨物流動,都受到清政府的關注。

    遷海政策實施後,澳門的中國居民受到嚴格限制,不少人被迫離開原來的居所,遷往內地較遠的地方。對普通居民而言,這並不只是一次人口搬遷,而意味着原本建立起來的生活網絡被突然打斷。商舖失去顧客,工匠失去工作,船民失去原有的活動空間,許多家庭也不得不重新尋找可以生活的地方。

    這段歷史反而說明了一件事情:澳門的命運始終與中國沿海政策緊密相連。葡萄牙人雖然在澳門擁有自己的城市和貿易網絡,但中國居民能否進入、居住和經商,仍然受到清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澳門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中國行政秩序的「外國城市」。

    1661年至1684年間,海禁政策持續影響澳門。原本數量龐大的中國人口大幅減少,澳門的城市生活也因此受到衝擊。這與此前17世紀初人口達到約一萬人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短短數十年間,澳門的中國社會竟然可以因為一項沿海政策而幾乎消失。

    這場人口變化最後並沒有成為澳門歷史的終點。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沿海貿易逐步恢復,原本離開澳門的中國居民也開始重新返回。這一次人口回流,將再次改變澳門的面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廷鍇

    裁縫投軍尋救國路

    528-01蔡廷鍇舊照(互聯網圖片)

    528-02投軍後的蔡廷鍇(互聯網圖片)

    蔡廷鍇,字賢初,1892年生於廣東羅定的貧苦農家,是民國赫赫有名的愛國將軍,也是新中國傑出的政治人物、原副國級領導人。他一生戎馬輾轉、歷經風雨,從鄉間寒門少年成長為沙場名將,以一·二八淞滬抗戰威震海內外,又以福建事變彰顯救國初心,半生徵戰、半生報國,用赤誠與勇毅書寫了傳奇一生。

    貧寒的鄉土歲月,焠鍊了蔡廷鍇堅韌不屈的品格。他九歲入鄰村書館求學,奈何家境窘迫、母親早逝,僅讀書三年便無奈輟學。十三歲的他早早扛起家庭重擔,農忙時節耕耘勞作,閒暇跟隨父親學習裁縫,在生活的磨礪中練就強健體魄與倔強心性。晚清末年,列強欺凌、朝政腐朽,山河飄搖的時局深深刺痛了年少的蔡廷鍇。他反復品讀《三國演義》,仰慕趙雲馳騁疆場、報國殺敵的壯志,從此埋下了從軍救國的種子。1908年,年僅十六歲的他成婚成家,卻始終不甘困於鄉野,一心期盼奔赴沙場、守護家國。

    1910年,十八歲的蔡廷鍇毅然告別安穩生活,先任職寶安縣大鵬鎮警察,本欲投身新軍報國,卻因父親病逝返鄉守孝,初次從軍之志被迫擱置。1911年守孝期滿,他加入三羅警衛軍,奈何家境拮據,兩年半後無奈離職返鄉經商。心懷報國熱忱的他從未安於市井,1915年再度投身行伍,加入新會縣保安部隊衛隊連,憑借果敢能幹升任副目。1917年,他策動部隊發起反龍濟光行動,因計劃失敗被迫棄職回鄉。時局更迭、人事動蕩,此後數年他幾經輾轉,任職大鵬城警察分所所長不久便辭職,後憑借豐富閱歷被舉薦為羅鏡商團副團長。

    這支地方武裝隨後被肇軍收編為游擊營,由陳銘樞任營長,蔡廷鍇出任排長,正式開啓正規軍旅生涯,主要負責清剿匪患、安定地方。1918年肇軍潰敗,部隊被舊桂系收編,他依舊堅守排長崗位。1920年,陳銘樞率部歸附粵軍,深耕軍旅多年的蔡廷鍇得上級賞識,被保薦進入廣東護國軍講武堂深造,系統修習軍事學識。一年學成歸隊,他憑借扎實功底與實戰經驗,從排長擢升為粵軍連長。1922年,他返鄉招募新兵,鄉中青年紛紛響應,日後十九路軍核心將領區壽年、沈光漢皆出自其同鄉麾下,成為他徵戰路上的得力臂膀。

    受陳銘樞革命思想熏陶,蔡廷鍇堅定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1922年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投身北伐大業。同年5月,北伐進軍江西,他率領連隊日夜奔襲五十公里,奇襲敵軍、一舉攻克信豐城,憑借赫赫戰功獲記功嘉獎。後因六一六事變爆發,粵軍內部分裂,他隨陳銘樞暫時離開部隊,靜待時局轉機。1924年,孫中山重返廣東主持大局,蔡廷鍇再度歸隊,任職大本營補充團連長,率軍平定舊桂系叛亂,因戰功卓著晉升營長,隨後調至蔣光鼐麾下任職,與一眾愛國將領並肩作戰。

    1925年,蔡廷鍇率軍馳援廣西,協助友軍殲滅沈鴻英叛軍,隨後火速回師廣州,投身平定滇、桂軍閥叛亂的城鎮攻堅戰。此戰中,他率部浴血奮戰,以重大犧牲換得戰局勝利,憑借卓越戰功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團團長。在第二階段東徵作戰中,他率軍轉戰粵西,擊潰鄧本殷部,肅清地方叛亂勢力,穩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1926年北伐戰爭全面推進,他隨軍北上,率部強攻武昌,率先突破賓陽門,立下攻堅大功,接連升任第二十四師副師長、第十師師長,成為北伐軍中聲名卓著的戰將。

     

    中國之最(一百)

    最大的青銅器——后母戊鼎(一)

    528_06: 后母戊鼎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青銅器(互聯網圖片)

    528_07: 鼎身的雲雷紋(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的核心位置,后母戊鼎(曾正式定名「司母戊鼎」)始終是最受矚目的鎮館之寶之一。這件青銅重器通高一百三十三公分、口長一百一十二公分、口寬七十九點二公分,實測重量達八百三十二點八四公斤,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考古發掘出土、完整保存的最大最重古代青銅禮器。它厚重的不只是金屬本身,更承載著從商代王室祭祀到近代戰亂護寶、學術認識不斷推進的完整歷史脈絡。從一九三九年在河南安陽武官村意外出土,到輾轉藏於民間、幾經轉移最終入藏國家級博物館,再到銘文釋讀與名稱變更引發長達數十年的學術討論,后母戊鼎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近代文物保護史與中國古文字學發展史。

    殷墟故地:戰火中意外現世

    安陽位於河南北部洹河沿岸,是商代晚期都城「殷墟」所在地,自一九二八年起已有系統考古發掘,地下豐富的遺存使這片土地既蘊藏文明印記,也長期面臨盜掘與文物外流的風險。一九三九年三月,武官村村民在農耕與日常探尋中,偶然在村南一帶地下發現青銅器形輪廓,隨後聯繫多人連夜擴大坑口合力起取。由於器物過於龐大沉重,當地又已處於日軍佔領之下,運輸與公開保管隨時可能引來覬覦者,眾人商議後決定先秘密運回村中隱蔽處,不久便重新掩埋回地下,以降低暴露風險。

    這段保護歷程伴隨持續的風險與周旋。佔領當地的日軍與偽政權先後多次接到線報,前往武官村搜查。為守住國寶,村民數次轉移埋藏地點,先後在住處糧倉、馬棚地下等不同位置隱藏,必要時以其他小型器物出面應對、混淆視聽,即便面對威脅與盤問也始終未吐露真實下落。在那個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動盪年代,這份鄉民自發的守護,讓這件重器免於遭毀或被掠奪出境的命運,完整留存於國土之內。不過也正因當時處境特殊,發現過程未留下規範考古記錄,最初出土確切日期、原始埋藏環境與伴出遺物等信息,後來只能依靠當事人回憶與事後回訪梳理,不同敘述中部分細節存在差異,成為後續研究需要審慎辨析的背景。

    輾轉流遞:從鄉野到國家殿堂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追尋散失文物的工作逐步推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陽當地政府依據線索組織人員,在武官村將大鼎正式重新發掘出土。重見天日的大鼎先在當地短暫公開展示,同年十月被護送運往南京,交由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登記、測量、整理與研究,結束了長達七年的民間隱藏狀態。一九四八年五月,大鼎在南京與故宮博物院聯合展覽中公開亮相,引起社會矚目,這也是它首次面向公眾正式展出。

    一九四九年政權更迭之際,南京方面部分珍貴文物被計劃運往台灣,后母戊鼎亦曾列入清單。最終因體積過於龐大、吊裝與運輸條件難以滿足,加上戰局推進運力緊張,大鼎未能啟航,繼續留存南京,由南京博物院接收保管。一九五〇年代,博物院對其進行除鏽、結構加固,並依據尚存原件補配缺失的鼎耳,使外觀回復完整莊嚴的狀態。一九五九年,為配合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新建與「中國通史」基本陳列佈置,大鼎被正式調撥入京,從此長期定居北京,成為展示中華早期文明的核心展品。二〇〇三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組建中國國家博物館後,它繼續作為重量級藏品陳列於「古代中國」展廳,二〇〇五年還曾回歸安陽參加「故里展」,完成一次特殊的返鄉。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628-03趙充國畫像(互聯網圖片)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指的是事情開端哪怕只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倘若不加糾正,到最後便會釀成難以輓回的巨大惡果,用來警示世人重視初始細節,提防小錯演變成大禍。此話源頭可追溯至《禮記·經解》所引用的《易》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寫下「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只是現存版本的《易經》之中,已經找不到這句原文。

    這一成語並非停留在書本的文字,歷史的真實戰事,便印證了它蘊含的智慧。西漢時期,西北邊境爆發叛亂,漢宣帝派遣老將趙充國前往平亂。抵達當地之後,趙充國沒有急於揮刀開戰,冷靜觀察局勢。他看到叛軍看似聲勢浩大,內部卻人心渙散、各懷心思,並非鐵板一塊。趙充國權衡利弊,決定放棄強攻,採取招撫之策。他向叛軍陳明禍福,開出優厚的歸降條件,不希望將士們在廝殺之中白白送命。在他的努力之下,一萬多名叛軍選擇放下武器前來投誠。

    局面本已向著和平方向發展,趙充國心中有了長遠規劃:撤回大部分騎兵,留下少量士兵就地屯田耕種,依靠農業穩固邊防,靜待剩餘叛軍主動歸順。可計劃還沒來得及完整上報朝廷,漢宣帝下達限時全力進攻叛軍的詔令。一邊是皇帝的聖旨,一邊是貼合現實的平叛方略,趙充國陷入兩難。他的兒子十分擔憂,派人規勸父親遵從皇命,若是違抗旨意,恐招來殺身之禍,勝敗的責任自有皇帝承擔。但趙充國不願盲從命令,不願為了保全自身,不顧邊境百姓與士兵的安危。

    過往的教訓,更堅定了他的想法。此前趙充國曾舉薦合適人選鎮守酒泉,可漢宣帝聽從丞相與御史的意見,任用不懂軍事的義渠安國領兵,最終軍隊大敗。還有一年邊境糧食豐收,糧價低廉,趙充國上奏希望收購三百萬石糧食儲備邊防,充足的糧草能夠震懾對手,讓叛亂難以滋生。幾經層層削減,朝廷最終只批准四十萬石糧食採購額度,又被義渠安國消耗掉二十萬石。正是這兩處決策上微小的偏差,一步步激化矛盾,重新點燃邊境戰火。

    回想這些往事,趙充國不由得心生感慨,發出了「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嘆息。決策之初的一點取捨偏差,經過層層傳導,最後換來戰火再起、生靈受困的嚴峻局面。縱然直言進諫會承擔巨大風險,可邊境危機尚未平息,他決心不惜性命,堅持自己正確的主張,向漢宣帝坦陳內心真實想法。於是他上書朝廷,詳細闡述撤兵屯田的整套構想。

    難得的是,漢宣帝最終讀懂了這份奏疏,接納了趙充國的策略。依靠屯田固本、懷柔招撫,朝廷沒有發動大規模血戰,便化解西北邊患,實現安定邊疆的目標。

    自此之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被歷代典籍反復引用,《陳書·虞荔傳》、清代小說《兒女英雄傳》都曾援引此語。到了近現代,無論是文史研究討論歷史人物,還是測繪實操講究數據精度,人們依舊會用這句成語提醒自己,不可輕視細微的誤差。

    世間很多失敗,並非源於驚天動地的大失誤,而是始於最初毫不起眼的疏漏。治國安邦如此,日常行事亦是同理。忽視開端的細微差別,放任小的偏差不斷發酵,終將釀成大錯。這句穿越千年的成語,時至今日依舊提醒我們,遇事審慎對待每一處細節,在源頭規避錯誤,方能行穩致遠。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四

    明清易代時期大量華人到澳門避禍

    528-05:清乾隆年代《澳門記略》之〈正面澳門圖〉中的關閘。(互聯網圖片)

    17世紀中葉,中國歷史迎來了一場巨大的變局。明朝覆亡、清軍南下,華南各地接連陷入戰亂,原本相對穩定的人口流動也隨之改變。就在這個時候,澳門這個位於珠江口一隅的海港,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居民——那些因戰亂而離開原居地、尋找安全地方生活的人。

    這並不是澳門第一次出現人口流動,但明清易代帶來的影響卻特別明顯。當時的澳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既有葡萄牙人的商業和宗教活動,也有數量龐大的中國居民。對於身處戰亂中的華南居民而言,澳門雖然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中國官府控制的地方,卻有港口、有城牆、有外國人的商業網絡,也有相對成熟的城市生活,因此成為部分人口可以暫時安身的地方。

    人口的增加,也與澳門當時的經濟條件有關。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仍然需要大量中國商人、工匠、船民和各類服務人口,而一座正在發展的港口城市,也能夠為外來人口提供謀生的機會。對逃離戰亂的人而言,能夠找到安全的地方固然重要,但能否在新的地方生活下去,同樣是一個現實問題。澳門所具備的港口和商業環境,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因此,到了17世紀中葉,澳門的人口出現明顯增加。相關研究指出,明清易代期間的戰亂,使不少人口向澳門聚集,而澳門的人口在1640年前後達到一個高峰。這個變化相當重要,因為它說明澳門並不只是依靠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而發展起來,也會受到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變動直接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澳門其實一直與中國內地保持着密切聯繫。戰亂發生時,人口可以由內地流向澳門;局勢改變時,人口又可能離開。澳門表面上是一個葡萄牙人的海外據點,但它的人口變化,卻始終與中國本土的政治局勢、經濟環境和社會變遷息息相關。

    然而,明清易代帶給澳門的並不只有人口增加。新王朝建立後,沿海政策開始發生重大轉變,海上貿易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幾年之後,一項影響澳門數十年的政策更將徹底改變這座城市——原本聚集在澳門的大量中國居民,竟然被迫離開。這就是後來著名的「遷海令」。而它所造成的結果,將比戰亂本身更加令人意外:一座原本人口眾多的澳門,一紙命令就突然變得幾乎沒有中國人居住。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完)

    六天創作《黃河大合唱》

    527-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7-02冼星海指揮延安師生合唱排練《黃河大合唱》(互聯網圖片)

    1935年盛夏,32歲的冼星海告別生活六年的巴黎,懷揣滿腔赤誠與一身所學,踏上歸國之路。初回上海的他,依舊堅守樸素本心,不慕名利、不附豪門,依靠教琴、譜曲、影視配樂維持清貧生計。當時上海商業樂壇盛行奢靡之風,眾多唱片公司與影視企業高薪邀約,希望他創作迎合市場的靡麗流行樂曲,助他輕鬆名利雙收。面對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冼星海斷然拒絕。他深知,家國危亡、百姓流離,浮華音樂皆是時代贅余,唯有激昂奮進的旋律,方能喚醒國人鬥志。

    自此,他徹底完成藝術人生的蛻變,從留洋殿堂的專業音樂家,轉型為扎根時代、扎根人民的文藝戰士。短短兩年間,他放下西洋高雅樂曲的創作範式,貼近底層民眾,深耕救亡歌詠創作,寫下《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等大批經典作品。這些歌曲旋律激昂、歌詞鏗鏘、朗朗上口,褪去藝術雕琢的浮華,飽含家國情懷與抗爭力量,迅速傳遍街頭、工廠與校園,成為全民傳唱的救亡戰歌。他白天奔走教學、輔導群眾歌詠團體,夜晚伏案創作至深夜,免費教普通民眾唱歌,以音符為炬火,點亮亂世迷茫,用歌聲凝聚民族力量。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戰火席捲華夏大地,冼星海主動加入救亡演劇隊,走遍城鄉大地,深入群眾一線傳播抗戰歌聲。隨後奔赴武漢,在周恩來、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主持抗戰音樂工作,持續深耕紅色音樂創作,《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經典作品接連問世,激昂旋律鼓舞著無數愛國青年辭別故土、奔赴前線、保家衛國。

    隨著國民黨對進步文藝的壓制不斷加劇,冼星海毅然接受延安魯藝的邀請,於1938年底攜妻子錢韻玲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出任魯藝音樂系主任。1939年,詩人光未然攜《黃河吟》詩稿到訪,一段傳世經典就此誕生。此前,光未然隨軍途經壺口瀑布,目睹黃河奔湧壯闊、船夫搏浪奮進的景象,深受震撼,後因墜馬受傷在延安療養。冼星海登門探望,聽聞其渡河見聞,當即邀約創作大合唱歌詞。光未然臥病在床、忍痛口述,五日便完成四百多行、八大樂章的長詩《黃河吟》。

    在延安簡陋的窯洞油燈下,聽完詩稿朗誦的冼星海熱血沸騰,當即立下誓言要將其譜成傳世樂章。此後六天六夜,他閉門不出、不眠不休,反復追問隊員黃河風貌、哼唱船夫號子,捕捉最質樸、最磅礡的民族韻律。他全身心投入創作,情緒激昂、筆耕不輟,甚至敲斷煙鬥仍不肯停歇,以毛筆接續、伏案疾書。六天時間,他完成全部樂譜創作,定名《黃河大合唱》。作品融合中國民間音樂與西洋合唱技法,氣勢磅礡、雄渾激昂,將黃河之壯闊、民族之不屈、救國之赤誠盡數融入音符。

    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雄渾歌聲震撼全場,贏得滿堂喝彩,毛澤東等領導人現場熱烈鼓掌。此後,這首作品傳遍各大抗日根據地,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精神號角,凝聚起全民抗戰的磅礡力量。同年6月,冼星海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式以黨員之身,踐行音樂為民、報國救亡的終身信仰。

    但是常年的飢寒勞累、顛沛流離徹底摧垮了他的身體。1945年10月30日,年僅四十歲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將短暫而赤誠的一生,永遠奉獻給了民族音樂與救國事業。延安為他舉行隆重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三)

    527_06: 《朝元圖》氣象宏偉(局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二十世紀中葉迎來了它問世以來最嚴峻的生死考驗。1950年代,為根治黃河水患、興利民生,國家決定興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按照當時的規劃,蓄水之後,永樂宮所在的原址將淪為水淹區,這幅舉世無雙的元代壁畫,面臨永沉水底、從此銷聲匿跡的滅頂之災。

    為了搶救這份無價之寶,一場舉世矚目的「世紀大搬遷」緊急啟動。從1959年至1966年,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數百位文物保護專家、資深工匠與技術人員齊聚芮城,以無比的勇氣、智慧與耐心,展開了一場在世界文物保護史上都堪稱壯舉的艱巨工程。面對平均高度4.4米、總長近百米、滿佈珍貴彩繪的厚重牆壁,專家們反覆試驗、審慎論證,最終決定採用「分塊揭取」方案——如同實施精密外科手術一般,將整面牆壁連同壁畫,依照畫面佈局與結構特徵,審慎分割為數百個大小合適的區塊,小心翼翼地從牆體上完整揭取,逐塊編號、包裝、運輸,全長約20公里,運送至芮城縣城北的龍泉村新址。抵達新址後,工作人員依照編號,以原樣復建建築,再將每塊壁畫精確定位、重新拼接、修補縫隙、恢復原貌,確保畫面連貫、氣韻不減,最終讓這件曠世瑰寶在新的環境中安然重生。

    這場歷時七載的大搬遷,不僅是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的里程碑,更成為世界大規模壁畫整體遷移保護的成功典範。正是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七百年前的藝術光華才得以完整留存,讓《朝元圖》跨越時空,依舊以磅礴之姿,向今日的世人展示著屬於東方的信仰之美與藝術之盛。

    畫面與藝術:工筆重彩的絕頂風光

    走進三清殿,環繞四周的《朝元圖》鋪天蓋地而來,視覺震撼難以言喻。這幅壁畫平均高度4.4公尺,總長度達97公尺,總面積高達403.34平方公尺,篇幅之巨、氣象之宏,在中國現存古代壁畫中罕有其匹。畫作以道教「朝元」為主題——即天界眾神齊聚一堂,朝謁道教最高主宰「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的盛大場面,展現出一個井然有序、氣象萬千的神仙國度。

    規模宏大,布局井然有序

    畫面之上,共描繪大小神祇二百九十餘尊,形象之多、場面之巨,令人歎為觀止。畫家並未因人物眾多而顯雜亂無章,反而胸有成竹,將數百位神祇巧妙安排,分層佈列,主次分明,和諧統一。畫中人物多達丈餘,卻構圖嚴謹,疏密得宜。只見眾神或立或坐,或相互交談,或凝神聆聽,或顧盼流輝,或低眉沉思,或側耳傾聽,神態各異,生動傳神。儘管人物無數,卻毫無擁擠雜亂之感,整體氣勢流暢,節奏悠揚,宛如一曲無聲而雄渾的交響樂,有條不紊地鋪陳開來,浩浩蕩蕩,一派莊嚴。

    吳帶當風,線條馳騁千年

    《朝元圖》最為後世推崇的藝術成就,莫過於其登峰造極的線條運用。畫家們虔誠繼承了唐代「畫聖」吳道子「吳帶當風」的藝術傳統,大量運用勁健飽滿、流暢奔放的「蘭葉描」與「鐵線描」,往往一筆揮灑數米而不斷,氣脈貫通,一氣呵成。那流轉飛動的線條,勾勒出層層衣袂,飄帶舒展,凌空飛揚,彷彿有清風徐來,吹動滿壁雲霞,令靜止的畫面湧動著滿滿的生命力與無限動感。即便隔著七百年歲月,那線條之中奔湧的力量與灑脫,依然躍然壁上,觸動人心。

    在色彩與工藝上,《朝元圖》將中國傳統工筆重彩的華麗與典雅推向極致。畫作廣泛採用「瀝粉貼金」等高級工藝——以粉末狀顏料與膠混合,在壁面上堆塑出淺淺的紋樣,再貼上金箔,使神祇的冠冕、佩飾、衣紋花邊呈現出飽滿立體的質感與熠熠生輝的金屬光澤。畫家們不惜工本,大量選用天然礦物顏料,硃砂、石青、石綠、石黃……歷經精心研磨,層層暈染,色彩厚重沉穩,歷久不變。

     

    彼一時,此一時也

    527-03孟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彼一時,此一時也」,短短六字道破世間處世真諦:彼時的境遇、規則與抉擇,無法適配此時的局勢與現狀,時空更迭,人事變遷,看待事物、處事行事的方式也應當隨之革新。這句流傳千年的成語,出自《漢書·東方朔傳》「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歷經歷朝歷代沿用,從明代戲曲《夢磊記》到近代經典著作《野火春風鬥古城》,始終被用以印證時局多變、事理無常的道理,提醒世人切莫固守舊念、拘泥過往。

    「彼一時,此一時」的深層智慧,在孟子的人生際遇中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春秋時期,燕國因王位之爭陷入內亂,朝堂動蕩、百姓流離。齊王看準時機,召集文武群臣,決意出兵北上征伐燕國,一眾大臣皆紛紛附和。彼時的孟子,同樣支持出兵平亂,卻與眾人的功利之心截然不同。他心懷天下蒼生,認為天下動亂已逾五百年,百姓飽受戰亂之苦,日夜期盼聖主出世、安定天下。在孟子的構想中,齊國出兵絕非覬覦燕國的土地財富,也不是為了博取尊號、稱霸諸侯,而是以仁義之舉拯救燕國百姓於水火。

    孟子希望齊國能率先推行仁義,平亂而一無所取,為天下諸侯樹立典範,重現上古賢君治世的太平景象。可彼一時的美好願景,終究抵不過君主的貪欲。齊王早已垂涎燕國的珍寶土地,全然摒棄孟子的仁義之道,縱容齊軍攻入燕國後燒殺擄掠、肆意掠奪。不義之戰終究難以長久,燕國百姓奮起反擊,齊軍節節敗退、大敗而歸。眼見自己的治國理念不被採納,仁義平天下的抱負付諸東流,孟子心灰意冷,毅然辭官離開齊國。

    仕途受挫、理想受挫,孟子難免心生郁結。弟子充虞見狀心生疑惑,詢問老師為何違背「君子不怨天,不尤人」的教誨。面對弟子的疑問,孟子道出了千古哲思:「彼一時,此一時也。」彼時初心受挫,難免心生悵然,可此時靜心沈澱,心境已然截然不同。他深知天道輪回、世事有度,五百年必有仁義王者現世,必有賢臣志士輔佐社稷。自周朝開國至彼時,已逾七百年,正是天道更迭、志士作為的絕佳時機。若天意欲平定天下,自己便是當之無愧的擔當者,如此想來,何來怨懟與不悅?

    孟子的心境轉變,完美詮釋了這句成語的核心內涵。境遇的更迭、時間的推移,會徹底改變事物的格局與個人的心境。昔日的困頓失意,放在長遠的時空格局中,不過是前行路上的磨礪;彼時的執念與郁結,在此時的格局與眼界下,已然煙消雲散。世間萬事皆在時間長河中不斷演變,時間是重塑一切的核心變量,局勢、人心、機遇,皆會隨時空流轉而改變。

    反觀生活中諸多困境,皆源於不懂變通、固守過往。刻舟求劍之所以徒勞無功,正是因為拘泥於一時一地的狀態,以靜止的眼光看待動態變化的事物,妄圖以不變應萬變,最終只會與目標漸行漸遠。「彼一時,此一時」不僅是對世事變化的客觀認知,更是一種通透的處世智慧。它告誡世人,過往的經驗未必適配當下,昔日的困境未必是永久的結局,一時的得失成敗,終究只是特定時空下的結果。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三

    四百年前澳門已有逾萬華人定居

    527-05:明代時期的澳門地圖(互聯網圖片)

    17世紀初的澳門究竟有多少人?如果把今天的澳門放回四百年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令人意外。根據17世紀初外國人留下的記錄,當時澳門大約已有一萬名中國人,而葡萄牙人及葡萄牙人與當地居民的混血人口則約有七、八百人。換句話說,在葡萄牙人進入澳門數十年後,這座被後世視為葡萄牙人東方據點的城市,人口主體其實早已是中國人。

    葡萄牙人自16世紀中葉進入澳門後,這裡逐漸成為重要的海外貿易據點。葡萄牙商人往來於中國、日本及東南亞之間,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相繼出現,澳門也開始具有一座歐洲人在亞洲建立的城市雛形。但如果只看葡萄牙人的活動,很容易忽略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支撐這座城市日常運作的中國人口,從來都比葡萄牙人多得多。

    這一萬名中國人並不是葡萄牙人到來之後才突然出現。澳門本來就是華南沿海社會的一部分,漁民、商人、船民及各類工匠早已活躍於珠江口一帶。隨着澳門逐漸成為對外貿易港口,更多中國人因為經商、航運、手工業和各種服務而來到這裡。對葡萄牙商人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停泊船隻的港灣,更需要一個能夠提供貨物、勞動力、交通和各種日常服務的城市。

    因此,17世紀初的澳門並不是一座單純由葡萄牙人管理、由葡萄牙人居住的外國城市。葡萄牙人掌握着重要的海外貿易網絡,但城市裡大量的中國居民,則構成了另一套龐大的社會基礎。他們做生意、駕船、製造貨物、經營店舖,也參與城市生活的各個層面。葡萄牙人的海外貿易要在澳門運作,同樣離不開這些中國人的存在。

    17世紀初正值澳門開始進入繁榮階段。後來明清易代,華南沿海局勢劇烈變化,大量人口流動又進一步改變澳門的人口結構。也就是說,17世紀初的一萬名中國人,很可能只是澳門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到了明清交替之際,這座城市還會迎來另一輪人口變化。

    我們談論「葡萄牙人建立澳門」時,或許也應該換一個角度去理解。葡萄牙人確實把澳門接入了更廣闊的世界貿易網絡,但在這座城市真正形成的過程中,數以萬計的中國居民同樣不可或缺。四百年前的澳門,從一開始便不是一座只有葡萄牙人的城市,而是一座由不同人群共同生活、共同維持運轉的華洋之城。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三)

    留學巴黎成就傳世處女作

    526-01冼星海在羅馬(互聯網圖片)

    526-02冼星海會到上海創作(互聯網圖片)

    1929年,青年冼星海懷揣純粹的音樂夢想,隻身遠赴世界藝術之都巴黎求學。彼時的他孑然一身、身無分文,沒有充足的盤纏,沒有親友的接濟,唯有對音樂的赤誠熱愛,支撐著他在異國他鄉的底層困境中艱難求索。為了守住求學之路,他放下所有體面,包攬了最瑣碎、最勞累的底層雜活,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澡堂幫工,日復一日的體力勞作,成了他巴黎生活的常態。他的日子被極致壓縮,白晝與深夜盡數奔波謀生,只從忙碌的縫隙里,拼湊出零碎時間練琴、研讀樂譜,在煙火勞碌中堅守著藝術初心。

    異鄉的求生之路布滿荊棘,無數艱辛與屈辱接踵而至。一次課後,他馬不停蹄趕赴打工崗位,一直勞作到深夜九點,連日的疲憊徹底透支了他的體力。頭暈目眩之際,他端著餐盤重重摔倒在地,飯菜灑落一地,換來的是老闆無情的痛斥,第二天便徹底失去了這份賴以糊口的工作。失業的困境接踵而來,他曾連續數周找不到活計,囊中羞澀、衣食無著,飢餓裹挾著絕望死死纏繞著他。走投無路之下,他只能攥著心愛的小提琴,穿梭在巴黎的餐館與咖啡廳,靠拉琴乞討謀生。

    這段歲月是他一生難以釋懷的記憶。整日賣藝所得寥寥無幾,回到破舊狹小的出租屋,無盡的屈辱感洶湧而上,他曾憤怒地將辛苦討來的錢幣扔在地上,可對音樂的執念、對求學的渴望,讓他不得不放下尊嚴,彎腰拾起生計的希望。不止一次,飢餓與疲憊讓他在塞納河畔轟然暈倒,甚至險些被巡邏警察誤認作逝者送走,絕境之中的堅守,早已焠鍊出他堅韌不屈的品格。他租住的小屋位於七樓頂層,破敗簡陋、四面漏風,寒冬時節,凜冽寒風肆意灌入屋內,沒有厚實的棉被禦寒,他只能在刺骨寒意中咬牙熬過漫漫長夜,於清貧絕境中堅守音樂理想。

    困頓歲月里,一縷微光悄然降臨。在巴黎求學期間,冼星海結識了同為留法學子的音樂家馬思聰。馬思聰親眼見證了他身處逆境卻始終勤學不輟、執著追夢的模樣,由衷敬佩這份赤誠與堅韌,主動將他引薦給巴黎歌劇院首席小提琴家奧別多菲爾。深知冼星海清貧窘迫的奧別多菲爾,被他的天賦與毅力打動,主動免去了他每月200法郎的昂貴學費,為他的求學之路掃清了最大阻礙。此後,冼星海又師從音樂教授加隆,深耕和聲與作曲理論,同樣獲得免學費的優待。貴人相助、名師引路,讓深陷絕境的他得以深耕專業、精進技藝,在世界頂尖的藝術殿堂穩步成長。

    巴黎的寒夜,孕育出他的傳世處女作《風》,也寫下了他藝術生涯最動人的篇章。一個凜冽的冬夜,狂風呼嘯不止,猛烈撞擊著破舊小屋的牆壁與門窗,整間屋子在寒風中瑟瑟作響。冼星海凍得渾身顫抖、徹夜難眠,燈下品讀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字字句句皆是困頓與赤誠,瞬間與自身境遇、家國命運共鳴。窗外呼嘯的寒風、異鄉漂泊的孤苦、自身貧苦的窘迫、祖國山河飄搖的危難,萬般情緒交織湧動,在他心中翻湧不息。

    他當即點燈執筆,在刺骨寒夜中縱情創作,將滿腔情愫盡數融入音符。後來他自述創作心境:「我打著顫,聽寒風打著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著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已,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這首三重奏作品《風》,是他初心與情懷的凝結,此後成功登上巴黎音樂學院新作音樂會舞台,經由巴黎電台播出,成為首個在法國電台放送的中國人樂曲。動人的旋律深深打動了作曲大師保羅·杜卡,這位業界泰斗主動伸出援手,破格將清貧堅韌的冼星海收為弟子。

    1934年,冼星海迎來人生重要的蛻變時刻。他憑借扎實的功底與過人的天賦,順利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在結業考試中斬獲優異成績,榮獲學院榮譽獎。按照學院傳統,獲獎學子可自由挑選銀杯、畫作、衣物等豐厚物質獎勵。當教授輕聲詢問他的心願時,常年飽受飢餓折磨的冼星海,帶著些許羞澀,鄭重說出兩個質樸的字:飯票。

    簡單二字,道盡了數年異國飢寒的辛酸,讓在場所有教授無不動容。校方破例為他發放飯票,為他提供免費膳食,讓這位追夢學子得以安心求學。他也成為這所頂尖院校高級作曲班數十年間,第一位中國學生。彼時的他,衣著樸素、身形清瘦,曾專程登門拜訪恩師杜卡,卻因一身布衣被學院門警誤認為苦力攔在門外,直到杜卡親自出門迎接、輓臂入校,旁人才知曉這位樸素青年的過人才華,一段佳話悄然流傳。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二)

    526_06: 太乙、玉女及雷神諸部(互聯網圖片)

    《朝元圖》從來不只是一件單純的藝術品,它更是一部以色彩與線條寫就的「視覺經典」,承載著特定時代的宗教理想、社會秩序與文化胸襟。

    在這幅鴻圖之中,畫家對龐雜的道教神仙體系做了極為系統化、條理化的藝術梳理。畫面以青龍、白虎為前導,以玉皇大帝、紫微大帝、勾陳大帝、后土皇地祇等八位尊神為核心,兩側依次排列著雷部天將、仙官、玉女、星宿、嶽瀆等眾多神祇,尊卑有序,層次森嚴,浩浩蕩蕩,一同朝謁三清。這份井然有序的神仙譜系與朝拜格局,不僅藝術性地建構出「天界」的至高秩序,更以視覺化的方式向信眾展示全真教的宇宙觀——天界如此,人間亦當如此,從而在精神層面鞏固著當時的社會倫理與信仰體系,成為無言而莊嚴的教化。

    三教合一,海納百川

    仔細凝視畫中人物的神韻與內涵,更能讀出一種超越一教一派的文化胸襟。你會發現,這裡的神祇形象,既有儒家禮樂文明之下帝王將相的端嚴威儀,有道家飄然塵外的仙風道骨,也不時透出佛教菩薩的慈悲端凝與護法神將的剛猛威烈。這種融會貫通,絕非偶然——它正是全真教創立以來高舉「三教合一」旗幟、不存門戶之見的真實寫照,也深刻反映出元代疆域遼闊、民族與文化多元共存、彼此交融的時代特徵。在這幅畫卷之中,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美學與精神內涵,和諧共生,凝聚成更為博大的東方氣象。

    民間高手,不遜皇家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這幅出自民間畫工之手的巨製,其構圖之宏大、技法之嫻熟、氣度之雍容,絲毫不遜於歷代宮廷畫院的頂級作品。更為可貴的是,這些紮根大地的藝術家,並未將神仙描繪成高高在上、令人不敢逼視的冰冷偶像,而是賦予祂們人間帝王的威儀,也賦予祂們真實動人的世俗情感——眉宇之間,顧盼之際,有溫和,有端凝,有沉思,有親和。正是這份「神性之中蘊含人性」的溫暖處理,讓莊嚴的宗教壁畫走下了神壇,走近了每一個仰望者的心田,也讓這份信仰多了幾分人間溫度,成為那個時代最動人、也最有力量的「視覺佈道」。

    七百載時光悠然而過,殿外幾度滄桑,牆上眾神依然肅穆而立,衣帶飄飄,宛若將要乘風而去。《朝元圖》留給後人的,從來不只是精湛的線條與絢麗的色彩。它是一個時代的藝術巔峰,是一代又一代守護者以智慧與勇氣留住的文明瑰寶,是「三教合一」文化胸襟的生動寫照,更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多元一體的生動見證。

    當我們今日佇立於三清殿中,仰觀滿壁雲霞、浩浩仙班,震撼之餘,更當懂得:這幅壁畫承載的,不只是眾神的朝謁,更是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開放包容的文明氣度,以及歷經劫難而始終堅韌不拔、守護文明傳承的民族精神。這份屬於東方的史詩,過去鐫刻於牆壁之上,未來將永遠銘記於人心之中,在歲月長河裡,熠熠生輝,傳之久遠。

     

    棍棒底下出孝子

    526-03伯俞泣杖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棒頭出孝子」,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在中國民間流傳千百年的經典諺語,完整說法為「棒頭出孝子,箸頭出忤逆」。它的本義是對子女應當施以嚴格管教,方能培養出品行端正、孝順懂事的孩子;與之相對,一味溺愛縱容,反而容易養出忤逆不孝的後人。這句俗語深深扎根於傳統家庭教育文化,直至今天,依舊影響著不少家庭的育兒觀念,也不斷引發著時代的討論與爭議。

    追溯思想源頭,嚴苛管教的理念早在戰國時期便已萌芽。法家代表人物提出「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認為過度慈愛很難養育出孝子,成為後世棍棒教育思想的思想源頭之一。漢代韓伯俞受母責罰而後盡孝的故事,也常常被後人拿來印證嚴教出孝子的道理。不過該諺語確切的起源已經難以考證,文字記載多見於元明兩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元代秦簡夫雜劇《剪發待賓》里,便寫下「我則理會得棒頭出孝子」的台詞;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直接出現完整諺語:「棒頭出孝子,筯頭出忤逆」。到清代小說《紅樓夢》,賈政痛責賈寶玉的情節,更是文學作品里傳統棍棒式管教的典型寫照。

    在舊時社會,「戒尺之下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是廣為接受的教育邏輯。古代鄉村家庭教育與私塾教育,普遍奉行嚴管嚴教。孩童犯錯,家長可以棍棒責罰;學子頑劣,先生可用戒尺懲戒手心。這套教育觀念認為孩童天性貪玩享樂,想要學有所成、立身向善,就必須依靠外部的強制約束,克服天性的惰性。這種理念並不只存在於古代中國,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東亞地區,也曾經被普遍認同。

    但我們也應當認清,這句古諺的原始本意,並非倡導毫無節制的暴力體罰。部分研究觀點提出,它原本倡導的,是建立在疼愛基礎之上的有度懲戒,重在立規矩、明是非,而非不分緣由的打罵發洩。可在代代流傳的過程中,很多人片面截取字面含義,把嚴苛管教直接等同於暴力體罰,將「棍棒」當成教育的萬能手段。

    步入近現代,隨著兒童心理學、現代教育學不斷發展,社會對於「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質疑聲音越來越多。人們逐漸意識到,體罰式教育有著難以忽視的弊端。暴力懲罰帶來的,很多時候只是孩子出於恐懼的表面順從,並不是發自內心的認同與懂事,還極易給孩子留下長久的心理創傷,破壞親子之間的情感聯結新華網。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在棍棒的磨礪之下走向成功,暴力管教帶來的結果,存在巨大的個體差異,既有少數逆境成才的案例,也有不少孩子在高壓之下變得自卑敏感、逆反對抗。

    時至今日,這則古老諺語依舊在家庭教育中留有痕跡。傳統觀念里「嚴方能成才」的內核,並非全然沒有價值,確立清晰的家庭規則、對孩子的錯誤予以合理約束,仍是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嚴教」不等於「棍棒體罰」。時代已經改變,現代教育更加看重孩子獨立的人格與心理健康,強調溝通引導、言傳身教。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二

    澳門未因葡萄牙人來了而成外國城市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後,這座城市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今天人們走進澳門,看見大三巴、葡式建築和大量留下葡萄牙文化痕跡的歷史街區,很容易產生一個印象:16世紀葡萄牙人來到這裡後,澳門是不是就逐漸變成了一座葡萄牙城市?但如果翻查明清時期的歷史資料,卻會發現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葡萄牙人的確在澳門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商業及宗教空間,但中國人始終是這座城市人口和社會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其實並不難理解。葡萄牙人最初看中的,正是澳門原有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條件。16世紀中葉葡人進入澳門時,這裡已經不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荒僻海角,而是華南沿海貿易網絡中的一個港灣。葡萄牙人把自己的遠洋航線接入這個原有網絡,澳門才逐漸成為連接中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歐洲的貿易中轉站。換句話說,葡萄牙人帶來的是新的海上貿易網絡,但澳門原有的中國社會並沒有因此消失。

    更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做生意,本身就離不開中國人。外國商人需要中國貨物,中國商人則掌握內地的商品和市場;葡萄牙人需要通事、買辦、工匠和船民,也需要有人替他們處理與中國官府及商人的往來。大量中國人因此繼續進出澳門,甚至逐漸在這裡定居、經商和生活。從後來的歷史記錄來看,澳門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全由葡萄牙人控制、由葡萄牙人口構成的城市,反而逐漸形成了華人與葡萄牙人共同活動的城市空間。

    這種「華洋雜處」的情況,在澳門後來的發展中尤其明顯。中國人並不是只生活在葡萄牙人城市之外;一些中國商人、店戶、工匠及其他居民,也進入澳門城內活動,甚至租用、購買或接手葡萄牙人的房屋和店舖。葡萄牙人的住宅可以成為中國人的商舖,中國人的貨物可以經由葡萄牙商人的船隻遠銷海外。不同語言、不同宗教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同一座城市中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而這種關係並不是短暫的。到了清代,澳門的中國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隨着貿易發展而逐漸增加。乾隆、嘉慶年間的資料顯示,澳門華人人口已經達到數萬之眾,遠遠超過當地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居民。這些中國人有商人,也有普通店戶、工匠、販夫、船民和漁民;他們並非只是葡萄牙貿易體系中的附屬人口,而是構成澳門城市日常運作的重要力量。

    因此,澳門從一開始便存在一個很特別的矛盾:葡萄牙人是這座城市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動者,但維持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卻有大量中國居民。葡萄牙人的商業網絡越發達,對中國商品、中國商人和中國勞動人口的需求也越大;而澳門的中國居民也利用這個港口所提供的機會,逐漸建立自己的社會和生活空間。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後來的澳門會呈現出與其他葡萄牙海外據點不同的面貌。它既有葡萄牙人的教堂、住宅和商業設施,也有中國人的廟宇、街巷和商舖;既受到葡萄牙海外貿易網絡影響,又受到廣東地方社會和清朝行政制度的約束。兩套不同的社會秩序並沒有簡單地互相取代,而是在澳門這個狹小的半島上長期並存。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二)

    北上與留法求學

    525-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5-02冼星海(右一)在巴黎音樂學院杜卡作曲班(互聯網圖片)

    1924年從嶺南大學畢業後,冼星海沒有安於現狀,他意識到偏安廣州一隅無法實現自己攀登音樂高峰的理想,毅然告別熟悉的嶺南故土,踏上了輾轉北上、遠赴重洋的漫長求學之路,這段充滿艱辛的歲月,也為他日後成為「人民音樂家」築牢了根基。

    1926年,21歲的冼星海變賣了自己心愛的小提琴,在友人的資助下抵達北平,考入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同時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靠微薄的收入維持學業與生計。

    彼時的北平正處於動蕩之中,他師從中國現代音樂教育先驅蕭友梅和外籍小提琴教授托諾夫,買不起好琴就用一把破舊的小提琴反復練習,冬天沒有取暖的火爐,手指凍得僵硬就呵一口熱氣繼續拉琴。他目睹了「三一八」慘案的血腥,親眼看見底層民眾在苦難中掙扎,漸漸意識到西洋的靡靡之音無法喚醒沈睡的中國,他立下誓言「我不做供人娛樂的樂匠,我要做中國貝多芬」,要為這個民族吼出最強的雷聲。他常常跑到天橋的貧民窟里,聽賣藝人的悲歌、碼頭工人的號子,把這些來自大地的聲響悄悄記在心裡,這也讓他日後的作品始終帶著泥土的溫度和勞動者的力量。

    1927年北大音樂傳習所解散後,冼星海南下上海,追隨蕭友梅考入剛剛創辦的國立音樂院,主修小提琴和鋼琴,兼修作曲理論。在這裡他加入了田漢組織的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結識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開始認真思考「學音樂到底為什麼」的核心問題。

    1929年7月,他發表了《普遍的音樂》一文,明確提出「中國需要的不是貴族式或私人的音樂,而是普遍的音樂」,號召音樂學習者「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這篇文章也成為他畢生音樂思想的奠基之作。同年暑假,他因參加進步學潮被迫失學,求學之路再次陷入絕境,可他沒有就此放棄,反而下定決心遠赴當時的世界音樂中心巴黎,去追尋更頂尖的音樂技藝。

    1929年末,冼星海登上前往巴黎的航船,開啟了長達七年的勤工儉學生涯。沒有官費資助、身無分文的他,在巴黎做過餐館跑堂、理髮店雜役、電話傭工,甚至多次失業餓暈在街頭,寒冬里蝸居在四面漏風的玻璃小屋裡,沒有棉被只能裹緊大衣禦寒。在馬思聰的引薦下,他先後拜著名提琴家奧別多菲爾、作曲家保羅·杜卡斯等多位音樂大師為師,哪怕起步比旁人晚了許多,他也靠著「不怕天,不怕地,只怕自己不努力」的韌勁,擠出一切能利用的時間練琴、鑽研樂理。

    一個寒風呼嘯的冬夜,凍得無法入眠的他起身點燈,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心境為靈感,創作出傳世作品《風》,這首三重奏在巴黎音樂學院新作品演奏會上演出後大獲好評。1931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成為該班幾十年來第一位中國考生,主考的杜卡斯教授告訴他可以任選一項物質獎勵,飢腸轆轆的冼星海只說出了「飯票」兩個字,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留法期間他還創作了《遊子吟》《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等十餘首作品,在系統掌握西方頂尖作曲技法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祖國正在遭受的苦難。

    1935年,冼星海謝絕了巴黎音樂學院的留校邀請,毅然啟程返回祖國,帶著一身本領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用音符為全民族的抗戰吹響號角,最終創作出《黃河大合唱》這樣的不朽名作,完成了從貧苦漁鄉少年到「人民音樂家」的蛻變。

     

    中國之最(九十九)

    最大的古代壁畫——《朝元圖》(一)

    525_06:永樂宮位於山西芮城縣龍泉村東邊(互聯網圖片)

    525_07:《朝元圖》裡的各路神仙(局部,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山西省南端、黃河東岸的芮城縣,一座古樸壯觀的道觀依塬而建,紅牆翠柏,氣象萬千——這就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的永樂宮。宮中主殿三清殿的牆壁之上,鋪陳著一幅橫亙近百米、氣勢磅礴的壯麗畫卷,猶如鐫刻於牆面、歷經七百年風塵而依舊光華奪目的東方視覺史詩。這部被譽為「東方藝術畫廊」的曠世傑作,便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畫——《朝元圖》。它不僅是永樂宮壁畫的核心與精華,更是中國古代工筆重彩壁畫的巔峰之作,承載著一個時代的宗教脈動、美學高度與文明氣度。

    《朝元圖》的誕生,從一開始便與全真教的興起與鼎盛深度綁定,是一個教派在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崛起與文化話語權的視覺化呈現。

    金末元初,戰火連綿,生靈塗炭,興起於民間的全真教以「三教合一」、「清心寡欲」、「濟世救人」為教義,迅速在北方傳播開來。公元1219年,全真教掌門人丘處機以七十三歲高齡,率弟子十八人,歷時兩年,跋涉萬里,西行至中亞覲見鐵木真(成吉思汗)。這次歷史性的會面中,丘處機以「敬天愛民」、「止殺保生」進言,深獲成吉思汗敬重,被尊為「長春真人」,更獲賜予「虎符、璽書」,賦予全真教免除賦稅、統領北方道教的崇高地位。自此,全真教在北方勢力大增,從民間教派一躍而成為具有官方背景、舉足輕重的宗教力量,開啟了全真教發展的黃金時代。

    永樂宮,當時名為「大純陽萬壽宮」,創建於公元1247年間,是在唐代呂公祠的基礎上修建的。其興建緣起,是為奉祀全真教尊崇的祖師、「八仙」之一的呂洞賓——相傳呂洞賓誕生於此地,此地亦被全真教視為根本重地。為興建這座「祖庭」,元代統治者與全真教高層高度重視,投入難以計數的人力、財力與物力,工程前後歷時百餘年,幾乎與整個元代相始終。而坐落在主殿三清殿、作為整座宮觀精神核心與視覺焦點的《朝元圖》,無疑是這場歷時久遠、規模空前的宗教與藝術盛宴中,最為光華奪目的集大成之作。它承載著鞏固教團地位、傳播教義、確立信仰秩序的神聖使命,也因此匯集了當時最頂尖的藝術力量,代表了那個時代民間繪畫技藝的最高水準。

    《朝元圖》正式繪製完成於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殿內至今仍留有「泰定二年秋九月吉日」等墨書題記,為這部巨作的身世留下了明確的歷史坐標。這幅鴻篇鉅製,並非出自宮廷畫院名家之手,而是由洛陽一帶聲名卓著的民間壁畫名匠馬七領銜,率領一批技藝嫻熟的民間工匠,歷經數年構思、起稿、上色、描金,一筆一畫精心繪製而成。也正是這支紮根民間、飽覽歷代畫跡的隊伍,繼承了中原地區千年不絕的藝術脈絡,將當時的宗教需求、宮廷美學與民間技藝熔鑄於一爐。

    此後七百年間,《朝元圖》歷經滄桑。明清兩代雖有局部修繕與補繪,但大致保留了元代初年的原貌與神韻,在無數戰火、動亂與自然侵蝕之中奇蹟般地保存下來,成為後人得以直擊元代藝術高峰的「活的畫史」。

     

    好漢不吃眼前虧

    525-04勾踐臥薪嘗膽(互聯網圖片)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流傳百年的俗語,出自晚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十七回,書中「且讓他一步,再作道理」的感慨,道盡了中國人進退有度的生存智慧。世人常將其曲解為懦弱退讓、苟且偷安,實則不然。這句話從非怯懦的妥協,而是智者的權衡、強者的隱忍,是認清局勢、避銳守拙、蓄力待時的人生格局。真正的好漢,從不會逞一時血氣之勇,而是懂得規避眼前無益的損耗,以暫時的退讓,換取長遠的翻盤之機。

    「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核心,從來不是畏縮避事,而是審時度勢的清醒。所謂「眼前虧」,是當下境遇里無法抗衡的困境、無謂的衝突、得不償失的較量。人生處世,貴在知進退、明取捨。逆勢逞強,是莽夫之勇;順勢隱忍,才是豪傑之風。心理學中的「時間貼現」現象,恰好印證這一道理:愚者只顧眼前意氣,為一時得失傾盡所有;智者看淡短期榮辱,為長遠目標隱忍蟄伏。這份退讓,不是認輸,而是為人生留有餘地,為未來積蓄力量。

    古往今來,凡成大事者,皆深諳此道,韓信胯下之辱便是最好的佐證。年少的韓信家境貧寒、漂泊無依,卻心懷家國大志,苦研兵法、靜待時機。集市之中,蠻橫屠夫當眾尋釁,逼他要麼拔劍殺人,要麼匍匐鑽胯。彼時的韓信身懷利刃、體格魁梧,絕非無力反抗,可他清醒知曉,秦朝律法嚴苛,殺人必償命。倘若一時逞勇,斬殺匹夫,只會斷送畢生抱負,淪為亂世螻蟻。於是他放下身段,忍下胯下之辱,任憑眾人譏諷嘲笑。一時的屈辱,沒有磨滅他的志氣,反而沈澱了心性、磨煉了格局。他日亂世風起,韓信投奔明主、馳騁沙場,拜大將軍、定天下,助劉邦開創大漢基業,終成千古名將。昔日的退讓,避開了致命的眼前虧,成就了震古爍今的人生功業。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傳奇,更是將這份隱忍智慧演繹到極致。吳越爭霸,越國兵敗圍城,社稷危在旦夕。直面絕境,勾踐沒有選擇殊死一搏、玉石俱焚,而是放下君王尊嚴,俯首求和、甘願臣服。他攜妻兒入吳為奴,三年忍辱負重,養馬勞作、恭順謙卑,甚至嘗糞辨疾,博取吳王信任。世人皆以為他懦弱無能、甘於沈淪,殊不知他早已將屈辱刻入心底。歸國之後,他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休養生息、操練兵馬,暗中積蓄國力,靜待翻盤時機。數年隱忍蟄伏,越國國力強盛,最終一舉破吳、雪恥復國,登頂春秋霸主之位。一時的低頭退讓,規避了亡國覆滅的眼前絕境,換來了家國重生、千秋偉業。

    反觀現實,很多人困於面子執念、囿於一時意氣,不懂退讓、不知變通。與人爭執寸步不讓,遇挫逞強硬扛到底,最終小事釀成大禍,得不償失。真正的強者,從不執著於一時輸贏,更不糾結於片刻榮辱。他們懂得,人生是一場漫長的博弈,而非短暫的較量。硬碰硬的逞強只會消耗自身,適度的隱忍方能行穩致遠。

     

    明清時期的澳門社會系列之一

    明朝海禁造就澳門成為商品國際轉運站

    525 -05:1646年澳門半島地圖,《Advertências a el-rei D. João IV por Jorge de Azevedo morador na China. 》里斯本Ajuda圖書館藏地圖部分

    在葡萄牙人正式入居之前,澳門並非無人知曉的荒僻海角。這片被當地人稱為「蠔鏡」的地方,位於珠江口西岸、伶仃洋與內港交匯之處,既是漁民停泊避風的天然灣澳,也是華南沿海民間貿易往來的節點。葡萄牙人關於亞洲最早、最重要的地理與商貿報告之一,由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1515年成書的《東方誌》(Summa Oriental,又譯《東方簡志》)中明確記載:蠔鏡海路距離廣州一日一夜航程,是琉球人及其他東方民族往來貿易的港口。也就是說,早在葡人到來之前,這裡已經是一個有一定設施、跨國商船往來的民間口岸。

    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初,明朝官方實施朝貢貿易體制,對民間海商多所限制,但東南亞與東亞之間的海上往來從未真正中斷。琉球王國作為中國的朝貢國,長期充當中國與日本、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仲介;而福建、廣東沿海商民,則憑藉對航路與季風的熟悉,往來於浙江、福建、廣東與菲律賓、滿剌加(馬六甲)之間。蠔鏡澳正處於這張民間貿易網絡的交點上:北上可入廣州,東航可赴日本,南下可抵東南亞,航路順直、水深適中、易於避風,且距離廣州足夠近而便於接應,又足夠遠而便於規避官方稽查。

    這種「非正式開放」的地位,決定了後來澳門的命運。當明朝在1520年代嚴禁葡人前往浙江、福建港口,又在1530年代收緊廣州對外貿易之時,葡人便自然將目光投向這片早已存在民間基礎的港灣。與此同時,中日貿易出現巨大缺口——明朝因「倭寇」問題禁止與日本直接通商,而中日雙方又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需要日本白銀,日本需要中國生絲、絲綢與藥材。誰能成為這個缺口的中間人,誰就能獲得驚人的利潤。而澳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個民間漁港,逐步升級為國際轉運站。

    值得強調的是:澳門的興起,從來不是單方面「發現」的結果。它是中國東南沿海社會經濟發展、民間貿易長期積累、朝貢體制與現實需求之間出現縫隙,再加上葡人海上網絡接軌,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沒有此前百餘年華南沿海的民間航海基礎,沒有琉球、福建海商早已建立的航線與慣例,1557年葡人「正式定居」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與其說澳門是葡人「建立」的港口,不如說是他們接過了一塊早已成熟的貿易基石,並將它接入更廣闊的世界網絡。這,才是澳門開埠最真實的起點。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星海(一)

    漁村出生展露音樂天賦

    524-01冼星海舊照(互聯網圖片)

    524-02澳門冼星海紀念館(互聯網圖片)

    冼星海是中國近代著名作曲家、鋼琴家,被後世譽為「人民音樂家」,他的代表作《黃河大合唱》早已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名作,而他充滿煙火氣與韌性的童年經歷,正是滋養他日後音樂創作的最初土壤。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出生在澳門一個貧苦的漁民家庭,他尚未降生時父親便已離世,是一位典型的遺腹子。母親黃蘇英獨自扛起了生活的重擔,帶著襁褓中的他回到外祖父黃錦財的家中生活。童年的冼星海幾乎是泡在澳門漁村的海風中長大的,他跟著外祖父在漁船上討生活,看潮起潮落,聽漁民們勞作時的號子聲,這些鮮活的生活聲響,都悄悄在他心裡埋下了音樂的種子。外祖父十分疼愛這個小外孫,特意送給他一支竹笛,在海風與浪濤聲的陪伴下,冼星海靠著這支簡單的竹笛,慢慢摸索出了屬於自己的音樂韻律,也逐漸顯露出過人的音樂天賦。

    1911年,7歲的冼星海進入私塾學習傳統文化,可刻板的四書五經沒能困住他的天性,他把大部分課余時間都花在海邊玩耍,或是抱著竹笛練習吹奏,在自然里汲取著最鮮活的音樂靈感。1912年外祖父不幸去世,失去依靠的母子倆不得不踏上前往南洋謀生的路途,他們長途跋涉抵達新加坡定居,母親靠著做傭工的微薄收入支撐起整個家,哪怕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她也始終沒有放棄讓冼星海讀書的念頭。在新加坡的學校里,冼星海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樂器和樂理知識,他憑借出色的音樂天賦加入了學校的軍樂隊,很快就成了樂隊裡的骨幹成員。這段在南洋漂泊的清苦時光,沒有消磨掉他對音樂的熱愛,反而讓他更懂得底層勞動者生活的重量,這份厚重的生活體驗,後來也被他寫進了《頂硬上》等作品里,成為他音樂創作里最動人的力量。

    完成新加坡的中小學學業後,13歲的冼星海在1918年跟著母親回到國內,定居在廣州。母親在當地找到傭工的工作,母子倆的生活漸漸穩定下來,一位嶺南大學的職員得知他們的處境後,建議冼星海進入教會青年會開辦的學校免費就讀。在這裡冼星海的音樂才華徹底展露出來,他加入了學校的管樂隊,靠著自學一步步完善自己的演奏技巧。1919年他考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他把所有的熱情都投入到音樂和文學之中,還擔任了校刊的美術編輯,1923年就憑借出色的簫演奏技藝獲得了「南國簫手」的美譽。哪怕生活始終貧困,他也從未停下音樂探索的腳步,他還自學小提琴,哪怕起步比旁人晚了許多,靠著日復一日的堅持練習,演奏水平也飛速提升。他主動參與青年會的工會夜校活動,免費為勞苦大眾教學,在和底層勞動者的頻繁接觸中,積累下大量鮮活的創作素材,也結識了後來的音樂家同鄉冼玉清。1924年,已經在嶺南大學獲得廣泛認可的冼星海,意識到偏安一隅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理想,他毅然決定離開廣州,踏上前往更廣闊天地的求學之路,為日後成為一代人民音樂家,邁出了最堅定的一步。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三)

    524_06:湄洲媽祖祖廟長年香火不斷(互聯網圖片)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的「湄洲媽祖祖廟」,作為全球媽祖信仰的發源地,自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始建以來,歷經千載風霜,仍巍然屹立於海天之間。這座被譽為「世界首座媽祖廟」的建築群,不僅是中華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徵,更是「海上絲綢之路」歷史遺產中的璀璨明珠。2006年,媽祖祖廟被國務院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更成功入選「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儲備遺產點名單,彰顯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地位。
    祖廟石柱與大門懸掛多副工藝精湛、寓意深刻的匾聯。明正德三年(1508年),戴大賓以古漢語通假字創作楹聯:「齊齋,齊齋,齊齊齋,齊齊齋戒;朝潮,朝潮,朝朝潮,朝朝潮音」,巧妙運用重複與諧音,表達虔誠敬神與自然律動的和諧之美。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御賜對聯:「忠信涉波濤,周歷玉洲瑤島;神明昭日月,指揮水伯天吳」,讚頌媽祖憑藉忠信之心,穿越驚濤駭浪,拯救蒼生,其神威堪比日月。
    祖廟殿前牆面與石欄上遍布彩繪壁畫,形式包括連環畫、單幅畫與風俗畫,以紅黃綠等鮮豔色調呈現媽祖生平神跡。內容多取材於民間傳說,如「收服惡靈」、「夜救沉船」、「降伏妖魔」等,充滿歡慶與祥瑞氣息,兼具裝飾性與教化功能。
    此外,石榴、蓮花、南瓜、大象、獅子等吉祥圖騰雕刻於柱頭與欄杆,借其諧音寄寓「留戀南國,相思親人」之情,展現濃厚的鄉愁與人文關懷。
    正殿右後方崖壁上,刻有「升天古跡」四字,乃明代主持僧照乘所題,標誌媽祖羽化升天之處,是早期奉祀媽祖的重要地點。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南日寨軍門中軍秦邦锜詩云:「湄山清景勝蓬萊,四望滄江天際回。月滿瓊波諸島靜,潮來銀屋一帆開」,將湄洲島美景媲美仙境,「月滿瓊波」「潮來銀屋」之句,至今仍被視為海景詩歌的經典之作。
    莆田市政府更特邀著名書法家林散之題寫「海峽和平女神」,鐫刻於祖廟山巔,象徵兩岸共尊媽祖、祈求和平的共同願景。
    祖廟碑林由牌坊、牌廊、牌亭與牌石組成,其中主碑高3.23米、長9.9米,寓意媽祖誕辰與升天日,兩側龍柱飛舞,頂端盤踞雙龍,氣勢非凡。碑文由清代進士莊俊元撰寫:「宋代坤靈播,湄洲聖跡彰;至今滄海上,無處不馨香」,盛讚媽祖信仰遍及四海。
    輔碑共99塊,形制各異,內容多為帝王御筆、文人詩詞,記錄媽祖功德與歷代贊頌,既是歷史見證,亦是書法藝術的展現,使信眾在參觀中感受文字之美與信仰之深。
    湄洲媽祖祖廟不僅是一座宗教聖地,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傳承。它見證了中華海洋文明的發展,承載了兩岸人民的情感紐帶,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徵。如今,每年春節與媽祖誕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信眾紛紛前來進香,祈求平安、順遂與和諧。
    這座屹立於海濤之上的千年古廟,以其雄偉的建築、豐富的藝術、深厚的信仰,向世人詮釋著「仁愛、勇敢、慈悲、奉獻」的人格魅力。媽祖的精神,早已超越神話,化作一種溫暖的力量,滋養著億萬人心靈,照亮著人類前行的道路。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524-04南戲《荊釵記》(互聯網圖片)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是家喻戶曉的經典俗諺,其核心真義在於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世間萬事的困境,從非客觀條件的絕對桎梏,而取決於人是否擁有堅定決心與持續行動力。這句簡樸有力的格言,千百年來始終是人們自我勉勵的精神坐標,蘊藏著傳統文化中篤行堅毅的處世智慧。

    這句俗諺的文化源頭,可追溯至宋代陳元靚編纂的《事林廣記》。書中記載「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是該格言最早的文字雛形。這句話點透了困境的本質:多數難關的根源,並非客觀條件無法逾越,而是人心動搖。在當時,這句箴言主要用以勉勵士人戰勝苦讀孤寂,督促匠人突破技藝瓶頸,奠定了整句俗諺的核心底色。

    元明兩代是這句俗諺演變定型的關鍵階段。元代南戲《荊釵記》曾出現「世間無難事,只怕歪絲纏」的說法,本意形容人際過度糾結會衍生變數。直至明代,語義與句式迎來革新,傳奇《荷花蕩》將「歪絲纏」改為「有心人」,正式誕生「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經典句式。同期戲曲《韓夫人題紅記》又衍生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版本,拓寬了格言的適用格局。

    真正讓這句俗諺席捲全民、徹底定型的,是明代吳承恩的名著《西遊記》。第二回中,孫悟空苦惱七十二變修習門檻過高,菩提祖師便以此言點化開導。悟空頓悟後潛心苦修,終成神通。依託《西遊記》的極高傳播度,這句格言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大眾熟知的勵志金句。

    清代時,這句俗諺進一步融入主流文學與蒙學體系。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香菱癡心學詩的情節演繹其內涵,使其成為普通人執著堅持、突破自我的真實寫照。同時,《古今賢文》補充了「人心堅,石山穿」的下半句,讓堅心篤行的道理更易被傳承。

    步入近現代,這句千年俗諺煥發全新的時代光芒。毛澤東在《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中,將其化用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彰顯主動拼搏的精神。郭沫若亦援引此句,讚頌建設者們不畏艱難、勇於攻堅的風貌。

    縱觀千年演變,這句俗諺從宋代的初心啟示,到元明的句式定型,再到明清的全民普及與近現代的精神昇華,始終傳承著「篤心可破萬難」的核心價值。它警醒世人:真正的阻礙從非外界的艱難,而是內心的退縮與懈怠。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六

    教會教育如何塑造粵港澳共同文化

    524-05澳門的公教學校(即天主教學校)在澳門的教育發展史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互聯網圖片)

    十九世紀以前,澳門、香港和廣州雖然地理位置相近,但各自肩負不同的歷史角色。澳門是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廣州是清朝唯一對外通商的口岸,香港則在開埠後迅速發展為國際城市。隨着教會教育的興起,三地透過學校、教師、學生和文化交流逐漸建立起緊密聯繫,共同推動華南近代教育發展,也塑造出獨具特色的粵港澳共同文化。

    澳門一直是這段歷史的起點。自十六世紀以來,不少傳教士先在澳門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再前往廣州、福建、北京等地傳教。同時,他們亦把西方的教育制度、科學知識和辦學理念帶到澳門,再逐步傳入中國內地。可以說,澳門既是西方知識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樑。

    十九世紀香港開埠後,教會教育迎來新的發展階段。香港擁有較寬鬆的辦學環境和優越的港口條件,大批教會相繼設立學校、醫院和出版社,不少原本設於澳門的教育工作亦逐漸轉移至香港。英華書院遷往香港後,繼續培養熟悉中西文化的人才;不少傳教士亦以香港作為基地,再前往華南各地辦學,令香港迅速成為新式教育的重要中心。

    然而,香港的崛起並不代表澳門退出歷史舞台。兩地反而形成互補關係。澳門繼續保存天主教教育傳統,培養神職人員和傳教人才;香港則發展普通教育、醫學教育及高等教育,吸引更多華人學生入學。兩座城市之間,教師、學生和教材往來頻繁,共同推動華南教育發展。

    廣州同樣在這股教育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隨着教會學校逐步進入內地,廣州先後成立多所新式學校及醫療機構,吸引不少來自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青年就讀。部分學校因戰亂或社會局勢變化,曾在澳門、香港與廣州之間遷移辦學。例如格致書院曾遷往澳門,後來再返回廣州發展;哈巴安德創辦的學校亦曾由澳門遷至廣州。這些跨地域辦學經歷,不但保存了教育成果,也促進三地教育資源共享。

    人才流動同樣是粵港澳共同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容閎早年在澳門及香港接受教育,其後赴美留學;黃寬完成海外醫學訓練後,在香港及廣州行醫;孫中山出生於香山,在香港求學,革命活動亦遍及澳門、香港及廣州。這些人物的人生軌跡,幾乎都跨越三地。他們既吸收西方新知識,也深受嶺南文化影響,最終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人才交流,教會教育亦促進了中西文化互相認識。傳教士把西方科學、醫學、地理和數學等知識介紹到中國,同時努力學習中文,研究中國歷史和儒家思想,不少人更翻譯中國典籍,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這種交流並非單向輸入,而是兩種文明在長期接觸中互相學習、互相影響。

    教育亦改變了粵港澳社會的面貌。教會學校率先推行分級教學、近代課程及專業教育,醫院培養了現代醫生和護士,女子學校開啟女性接受教育的新時代。這些制度後來逐步被政府學校及民間學校吸收,成為近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香港和廣州三地,亦因此成為中國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地區之一。

    當然,教會教育的發展亦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傳教始終是教會辦學的重要目的,部分學校亦肩負宗教傳播功能。尤其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勢力進入中國,教會教育的發展與近代中國屈辱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因此一直存在不同評價。不過,若單從教育史角度而言,教會學校在引進近代教育制度、培養專業人才、推廣醫學教育及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歷史無法抹煞的事實。

    回顧數百年的歷史,澳門是中國近代教會教育的起點,香港是教會教育發展的重要基地,廣州則是新式教育向內地推廣的重要中心。三地因教育而相連,也因文化交流而共同成長。從最初的聖保祿學院,到後來遍布粵港澳的教會學校,西方教育制度逐步融入中國社會,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具有世界視野的人才,為中國近代教育、醫學、文化和社會發展留下深遠影響。

    教會教育既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見證,也是粵港澳共同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石。今天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不僅有助認識澳門、香港和廣州之間源遠流長的聯繫,更能理解教育如何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完)

    從書生到農民運動先驅

    523-01彭湃舊照(互聯網圖片)

    523-02彭楊紅軍學校舊址(互聯網圖片)

    彭湃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也是中國農民運動當之無愧的先驅。他以一介書生之軀深入田間地頭,在廣東海陸豐地區點燃了農民革命的烈火,締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最終為理想獻出了年僅33歲的生命。

    1927年,中國革命陷入最低谷。「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大規模「清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地主階級趁機反攻倒算,以恐怖手段濫殺農民和農會成員。在血雨腥風之中,時任中共東江特委書記的彭湃沒有退縮,而是毅然選擇了武裝反抗。同年10月,他在海陸豐發動起義,一舉佔領海豐、陸豐兩縣;11月21日,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成為中國大地上誕生的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彭湃在當地擁有極高威望,是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新生政權迅速頒布「土地革命法規」,主張「一切田地歸農民」,將「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第一次付諸實踐,從根本上動搖了延續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滿曲折。在激烈的階級對抗中,海陸豐出現了嚴重的暴力循環——地主得勢時濫殺農民,農民復仇時亦以牙還牙。這個僅有40萬人口的地區,先後有超過5萬人被迫逃往香港、廣州避禍。難能可貴的是,彭湃並未被復仇情緒裹挾,至1928年1月,他和蘇維埃政府已在政策與行動中有效制止了群眾的燒殺行為,展現出革命者的理性與擔當。1928年春,彭湃統一領導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和第四師在東江地區堅持戰鬥四個月,但因缺乏經驗犯了盲動主義錯誤。2月29日,海豐被國民黨軍攻佔,蘇維埃政權被擊潰,彭湃率殘部撤入大南山地區堅持游擊戰爭。

    同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彭湃雖未出席,卻以高票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他受中央指令離開廣東,繞道香港轉赴上海。11月抵達後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接任中央農委書記,同時兼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在上海期間,他認真貫徹六大路線,強調反對盲動主義,提出「必須由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中啓發群眾」,為指導全黨尤其是江蘇的農民運動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叛徒的出賣終結了這位革命者的生命。1929年8月24日,因軍委秘書白鑫招供,彭湃與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五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閘路經遠里開會時被捕。獄中他屢遭酷刑卻堅貞不屈,還與楊殷聯名密信中央,報告獄中情況並建議營救其他難友。8月30日,彭湃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年僅33歲。耐人尋味的是,當時上海報刊刊登的法院判決文竟只是「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秘密處決恰恰暴露了當局的心虛與殘暴。彭湃犧牲後,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組織下,於同年11月11日夜在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伏擊刺死叛徒白鑫,為烈士報了血海深仇。

    彭湃的革命事業,付出的是整個家族的代價。1928年,結髮妻蔡素屏與年僅五歲的長子彭絳人被捕,蔡素屏被槍殺,彭絳人雖被救出,卻於1932年流落上海、患病夭折。從1928年至1933年,彭湃家人共有八人喪生,其中六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彭湃、胞兄彭漢垣、胞弟彭述、結髮妻蔡素屏、妻子許玉磬、侄子彭陸,滿門忠烈,令人動容。

    彭湃犧牲後,中共在根據地多處建立「彭楊紅軍學校」(紀念彭湃與楊殷),即今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前身之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曾在福建設立「彭湃縣」。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向彭湃親屬頒發烈士證書,他就讀過的海豐縣立中學改名彭湃紀念中學。

     

    中國之最(九十八)

    最大的媽祖廟——湄洲媽祖祖廟(二)

    523_06:14.35米的巨型媽祖石雕像(互聯網圖片)

    湄洲媽祖祖廟坐擁山海勝景,整體建築群以正殿為中軸線,沿著海拔高差達40餘米的山坡逐級遞進,形成一條長達300米、由323級石階連綴而成的主廟道。從山門起,經儀門、鐘鼓樓、正殿、寝殿,直至最高處的朝天閣與升天樓,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宛如一幅徐徐展開的宗教詩意畫卷。
    西軸線與南軸線兩大建築群交相輝映,涵蓋牌坊、長廊、宮門、聖旨門、佛殿、觀音殿、五帝廟、中軍殿、愛鄉亭、龍鳳亭、香客山庄、思鄉山庄等共計36處建築,規模壯觀,功能齊全。南軸線則以敕封天后宮殿、獻殿、天后廣場、天后戲台為核心,展現出莊嚴與民俗交融的獨特韻味。整個祖廟群殿閣縱橫,飛簷翹角,蔚為大觀。

    主要建築:歷史脈絡與信仰精神的凝結
    大牌坊與長廊
    西軸線入口處的巨型三開重檐牌坊凌空飛舞,雕梁畫棟,氣勢磅礴。牌坊上刻有「湄洲媽祖祖廟」六字,兩側延伸出蜿蜒長廊,依山勢而上,與山門緊密相連,構成一道通往神聖空間的儀式之門。

    宮門與儀門
    宮門又稱「三門」,造型仿若皇家城闕,內設千里眼與順風耳二將,清同治八年(1869年)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請,賜封為「金將軍」、「柳將軍」,象徵媽祖護佑四方、洞察萬物的神力。
    儀門則因正中懸掛「聖旨」匾額而得名,寓意媽祖曾受歷代帝王褒封,是媽祖信仰合法化與權威性的象徵。

    鐘鼓樓與朝天閣
    鐘鼓樓位於正殿前左右對稱設置,為守廟人每日早晚課誦與祭祀時擊鼓鳴鐘所用。根據《天妃顯聖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福建總督姚啟聖曾遣官至湄洲祈禱,並委派興化府知府蘇昌臣主持修建鐘鼓樓與山門,奠定了今日祖廟的重要基礎。
    朝天閣矗立於中軸線最高點,1989年重建,閣內懸掛台灣鹿港天后宮黑面媽祖影像,象徵兩岸媽祖信仰的深厚連結。詩人林弼曾作《湄嶼潮音》,描繪登閣遠眺時「孤嶼潮音激不停,千番巨響自泫然。朝天閣上倚欄望,滾滾波濤接碧天」的壯闊景象,至今仍令人神往。

    正殿與寢殿:信仰的核心所在
    正殿原為朝天閣,明永樂初年由鄭和奉旨改建,後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由姚啟聖擴建,成為如今重檐歇山顶、面闊三間、進深三間的抬梁式結構建築。殿內分上下兩殿,以天井相隔,前端供奉「出巡媽祖」木雕軟身像,後方則為「鎮殿媽祖」硬身神像,兩旁神龕供奉「十八水闕仙班」,象徵媽祖麾下護法眾神。
    寢殿建於宋雍熙四年(987年),為祖廟最古老建築之一,歷經明代周坐、鄭和、清初姚啟聖、施琅等多次重修,現存結構保留部分明、清時期石柱與柱礎,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單檐歇頂,前額尚存民國初年重修墨書,見證千年傳承。

    聖父母祠:孝道文化的實踐典範
    聖父母祠為媽祖生父林惟愨與母親王氏之祀堂,南宋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重修,正堂為懸山顶,面闊三間、進深一間,保存宋代天井格局,是研究莆陽地方古建築的重要實物資料。

    魔幻雕塑與藝術瑰寶:信仰的視覺語言
    在祖廟制高點,一座高達14.35米的巨型媽祖石雕像巍然聳立。此像由365塊白色花崗岩精雕細琢而成,象徵媽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無時不在庇佑海疆。雕像中媽祖頭戴冕旒,身披霞帔,手執玉如意,腳踏波濤,面容慈祥,目光遙望大海,被譽為「東方和平女神」,吸引無數信眾遠道而來朝拜。
    廟區內還設有「媽祖故事群雕」,以生動活潑的人物造型,再現媽祖「救苦救難、濟世利人」的傳奇一生。從幼時識字通文、授法於道,到十八歲照鏡得符、行醫濟貧,再到風浪中救助船隻、捨身救人,每一尊雕塑都如一部微縮史詩,訴說著一位平凡女子如何成就不朽神蹟。

     

    病急亂投醫

    523-03 病急亂投醫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病急亂投醫本指人病情危重之時,來不及審慎辨別醫者水準,便盲目尋求醫生診治;引申比喻人處於危急窘迫的局面,喪失理性判斷,不辨良莠,胡亂尋求外援、嘗試各種解決方案。這一成語源自民間口語俗諺,經元明戲曲流傳,借《紅樓夢》的經典對話廣為世人熟知,後又被眾多現當代作家化用,成為描摹人性處境的經典詞彙。

    早在元代,張國賓雜劇《合汗衫》當中就出現過相近的民間俗語:「則你那病急亂投醫,則這的是貧來乍借債」,以病重亂求醫、窮急亂借高利債做對比,刻畫普通人落難走投無路的生存狀態。不過此處只是引用當時民間已經流傳的說法,劇中並沒有完整對應的故事,可見這句話在元世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扎根於百姓的生活觀察。

    真正讓此成語深入人心的,是清代曹雪芹《紅樓夢》第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辭試莽玉」的情節。紫鵑為試探寶玉對黛玉的真心,故意編造林家要接林黛玉返回蘇州老家的說辭,致使寶玉驚駭過度,癡病大發,舉家慌亂。事後寶玉身體稍稍平復,來到瀟湘館,見黛玉咳嗽尚未痊癒,聽紫鵑說黛玉咳嗽已經好些,寶玉不由得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見向來不甚信佛的寶玉念佛,便調侃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便自嘲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這裡寶玉並非身軀染重病,而是內心憂急,牽掛黛玉的身體與命運,情急之下連神明菩薩都要祈願求助。原本看病的醫學含義,被轉移到情感層面:內心焦慮焦灼的時候,便會不計方式,抓住一切可能的寄託,這正是這句成語比喻義的生動演繹。此處版本寫作「病篤亂投醫」,「篤」即是病重,後世流傳多寫作「病急亂投醫」,兩者含義完全相通。

    從醫學語境來看,成語的原始內涵對照現代醫學倫理:現代醫療主張理性擇醫,而「病急亂投醫」描繪的正是人在病痛恐懼之下,慌亂決策、迷信偏方、不加甄別求醫的心理狀態。隨著語義演變,比喻義後來居上,成為當代最主要的用法,不再局限於生病,凡遭遇危機、困境時的盲目求援,皆可使用。

    病急亂投醫提醒世人,人逢困厄,恐慌乃是人之常情,但越是形勢急迫,越要保持基本的分辨力;倘若喪失理智,不加辨別就隨便抓住各種方案,往往非但不能解決危機,反而會招致更大的損失。

     

    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之五

    教會學校如何改變粵港澳女性的命運

    523_05:1877年蘇主教購置白鴿巢東印度產業,交嘉諾撒修女使,改名仁愛院,後再改名為培貞學校

     

    近代中國教育的發展,除了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外,另一項同樣深遠的成就,是打破了數千年來女性接受教育的限制。在傳統社會,女子讀書並非主流觀念,能夠接受正規教育的女性寥寥可數。十九世紀以後,隨着教會學校在粵港澳地區相繼成立,一場改變中國女性命運的教育改革悄然展開,而澳門正是這段歷史的重要起點之一。

    中國自古重視教育,但教育資源主要集中於男性。歷代科舉制度只容許男子參加,私塾和書院亦以培養男性士子為目標。一般女子大多留在家中,由長輩教授識字、女紅和持家之道,民間更流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使女性長期被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即使出身富裕家庭,能夠讀書識字的女子亦屬少數,更遑論接受高等教育。

    十九世紀初,來華傳教士逐漸認識到,要改善華人社會,不能忽略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母親是子女最早的老師,只有女性接受教育,家庭和社會整體文化水平才會提升。因此,教會開始突破傳統觀念,在澳門、香港及廣州先後創辦女子學校,讓女性首次有機會接受有系統的新式教育。

    由於澳門一直是西方傳教士在華的重要基地,因此女子教育亦較內地發展得更早。早期修會開辦的女子學校,除教授宗教知識外,也教授中文、算術、縫紉、音樂及基本衛生常識,既希望培養教友,也希望改善婦女生活質素。雖然規模不大,但已打破了女性不能入學的傳統觀念,為華南女子教育揭開序幕。

    然而,要改變數千年形成的社會習俗,並非易事。教會女子學校創辦初期,招生困難重重,不少家長擔心女兒入學後會改信宗教,甚至失去傳統禮教,因此寧願讓女兒留在家中,也不願送往教會學校。有些人更把教會學校視為「洋學堂」,對入讀學生投以異樣眼光,甚至以帶有歧視意味的稱呼取笑她們。這些偏見,令不少有意入學的家庭卻步。

    為了吸引學生,教會學校大多免收學費,並提供住宿、膳食及學習用品,部分更收容孤兒和貧困兒童。隨着畢業生逐漸增加,她們不但能閱讀寫作,還懂得英文及基本科學知識,與一般女性相比具有明顯優勢,社會對女子教育的態度亦開始慢慢改變。

    在眾多女子學校之中,真光書院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學校創辦初期只有少數學生,但一直堅持推行新式教育,除中文外,還教授英文、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及音樂等課程,並重視品德教育和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這種教育模式突破了傳統女子教育只重女紅和家務的局限,讓女性首次接觸近代知識,為她們日後投身社會奠定基礎。

    教會推動女子教育的另一項重大貢獻,是培養近代醫護人才。過去中國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不少婦女即使患病,也不願接受男醫生診治,婦產科醫療尤其缺乏。為改善這種情況,教會開始培養女性醫護人員,並創辦醫學教育機構。香港西醫書院及後來成立的夏葛女子醫學院,先後培養出張竹君、梁毅文、羅秀雲、梁煥真等中國早期女醫生。她們畢業後投身醫療工作,不僅改善婦女健康,也證明女性同樣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和從事專業工作。

    隨着女子教育逐漸普及,越來越多女性走出家庭,成為教師、護士、醫生及社會工作者。她們既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社會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教育不再只是男性的專利,而成為男女都應享有的權利,這種觀念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

    教會女子教育的成果,也延續至澳門二十世紀的教育發展。澳門第一位女西醫余美德,以精湛醫術服務市民;教育家曹美瓊畢生投身教育事業,培育無數學生,成為澳門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她們雖然生活於不同年代,但都受惠於近代女子教育逐步普及所帶來的成果,亦見證澳門女性由接受教育到服務社會的歷史演變。

    從最初只有寥寥數人的女子學校,到今天女性在教育、醫療、法律、科研及工商等各個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這段歷史走過了一個多世紀。教會學校打開了中國女子教育的大門,讓無數女性獲得改變人生的機會,也為粵港澳近代社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女性知識分子,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