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完）

寫字最多的人，寫完了一生的配額

509-01倪匡舊照（互聯網圖片）

509-02已宣布封筆的倪匡破例為《哈哈哈哈》作序（互聯圖片）

倪匡曾自稱「自有人類以來漢字寫得最多的人，速度之快，世界第一」。他連續七、八年每日寫兩萬多字，最高紀錄一小時四千五百字，最慢也有一小時兩千五百字，除了歌詞與廣告詞之外，其他文類皆有涉獵。他甚至曾為金庸、古龍、諸葛青雲等作家代筆，從不拖稿或欠稿，寫完後還故意擱幾日再交稿，僅在1994年因罹患「網球肘」而封筆數月。

然而，這個被譽為「寫得最快」的人，突然有一天，什麼都寫不出來了。「我這輩子的寫作配額已用完了，從前下筆都不用想的，到最後要坐著等靈感時，就知道寫作配額已盡。」2005年，年屆七十歲的倪匡坦言「上帝給我寫作的配額，我已經用完了」，《只限老友》成為他最後一部出版的小說作品，往後僅在興起時撰寫雜文隨筆。

倪匡的封筆，正是人生配額理論的一個絕妙印證。四十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一周寫七天，每天寫一兩萬字，一直靈感不斷，題材不盡，卻在某一天戛然而止。2014年，已宣布封筆的他破例為《倪匡傳：哈哈哈哈》作序，以「七八十年皓皓粼粼無為日，五六千萬炎炎詹詹荒唐言」總結一生。

倪匡一生嗜酒如命，與古龍交情深厚，每每來台必定相約在柏楊家「拚命喝」。他曾在口述自傳《哈哈哈哈》中說：「做人最好就是醉生夢死。醉生，每天喝醉；夢死，在做夢的時候死去。」他喝酒甚至一度喝到酒精中毒，在香港影壇演出的角色也都與喝酒有關，第一部影片便是扮演醉酒的嫖客。

除了酒量一絕，說笑話更是堪稱第一名。張香華說：「作為朋友，他總是能笑語如珠，就連開黃腔也會讓在場的女性友人也覺得好笑又不下流。」他也曾表示，網上很多人把自己的衛斯理系列接寫成黃色小說，他也覺得很好。晚年封筆後，倪匡以宅在家看書、上網為樂，回顧大半生，經歷過艱苦的日子，他說「很知足，什麼都可以開心一天」。

晚年的倪匡因身體欠佳、行動不便而深居簡出。2019年3月，八十三歲的他在《八三自況》中寫道「舉步維艱一衰翁，氣若游絲周身痛」，另一詩更直言「上牙痛、下腳腫、後飊血，前流膿」，詩末言「百病纏身，命在旦夕」，自封「匕翁」，意指死了一大半，「死不討厭，病才討厭」。同年7月，他出席香港書展時透露自己患有皮膚癌，味覺漸失，但自覺很快與疾病「同歸於盡」，不打算做手術化療。

2022年7月3日，倪匡於香港防癌會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安詳離世，治喪從簡，遺體隨即火化。香港文化體育及旅游局對其逝世「深表惋惜」，無線電視重播《原振侠》改編劇集悼念，並播放特輯《送別倪匡 笑遊時空》。

倪匡一生寫過最好的文章，是為古龍寫的三百字訃告。而他留給世人的，不僅是數千萬字的作品，更是科幻小說中對人性深刻的思索：人性有善有惡，善惡相混、彼此交戰，而善最終必將戰勝惡。他筆下的紅人與愛神星人，是人性善的代表，正直誠實、和平善良、充滿愛心。這份對美好人性的期盼與呼喚，正是倪匡一生文字最動人的註腳。

 

中國之最（九十二）

中國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二）

509_06：日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票號（互聯網圖片）

509_07：平遙縣衙是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封建縣衙（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山西平遙古城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勝地，被評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雖然古城街道本身不收門票，但若想參觀如平遙文廟、縣署、城牆、日昇昌票號等重點景點，則需購買通票。這些景點不僅展示了古城的歷史風貌，也讓遊客得以深入體驗古代城市的生活方式。
其中，日昇昌票號始創於1823年（清道光三年），位於平遙古城西大街，是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機構，也是中國票號的鼻祖，以「匯通天下」聞名。它由西裕成顏料莊改組而來，專營銀兩異地匯兌、存貸款業務，網點曾遍佈全國，在清代金融史及晉商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

平遙縣衙位於古城中心，佔地約26,000平方米，始建於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後於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歷經多次修繕與損毀。其整體布局坐北朝南，採用軸對稱設計，由中軸線及東西兩側建築組成，東西寬131米，南北長203米，總面積達2.66萬平方米。中軸線上設有大門、儀門、六部房、大堂、宅門、二堂、內宅與大仙樓；東側包括土地祠、酂侯廟、糧廳與花廳等；西側則有牢獄、督捕廳與十王廟等。建築佈局嚴謹，主從分明，左文右武，前朝後寢，體現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與禮制規範，是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封建縣衙。

天吉祥博物館位於平遙古城南大街北口路東20號，原為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成立的長盛蔚商號舊址。該商號歷經21年，曾兩度改名，從長盛裕、長盛慶洋貨莊逐步發展，成為當時重要的貿易機構。如今，這裡不僅記錄了當年的商業運作方式，也讓遊客得以一窺昔日商人的生活與經營智慧。
古民居博覽苑則位於西大街18號，建築風格源自清康熙年間，原為「蔚豐厚」票號舊址。此地分為南北兩院，布局獨特，牆高宅深，融合了商號與民居的建築特色，被譽為「元宝院」。博覽苑以展示明清時期富商大賈的居住環境為主，包括宅院結構、建造工藝、雕刻與彩繪藝術等，同時還結合當地民風民俗，舉辦三寸金蓮製作與刺繡表演活動，讓遊客親身體驗傳統技藝的魅力。此外，中國珍奇報紙陳列館位於明清街雞市口，建築保留明清風格，館藏報紙數量達6萬餘種、110萬份，並已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館內展出清代珍稀報紙、文革時期報刊、山西及全國重大時事報導，還有異型報紙如手掌報、雨傘報等，極具觀賞與研究價值。
百川通晉商博物館位於南大街109號，原為晉商百川通票號舊址，全面呈現中國古代家具的發展歷程與明清家具的整體面貌。館內設有四個展區，通過實物與圖片展示不同時代的家具風格與工藝，讓遊客深入認識古代匠人技術與生活習俗。
平遙匯武林武術陳列館則位於西大街，曾是清末民初八卦掌拳師王倫的故居，後成為各地武術家切磋交流之地。館內分前院與後院，前院為展覽空間，後院為演武場，展現了傳統武術的文化與實踐。
協同慶錢莊博物館與同興公鏢局博物館同樣位於南大街，分別為清代錢莊與镖局的遺址。協同慶錢莊展示了當時金融業的運作方式，而同興公镖局則反映了當年商旅安全運輸的重要性，二者皆為研究古代商業與社會組織的重要實證。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509-03元澹以下棋為例進行辯解（互聯網圖片）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比喻一件事情的當事人往往因為對利害得失考慮得太多，認識不全面，反而不及旁觀者看得清楚。該俗語中「當局者」和「旁觀者」原指下棋的和看棋的人，後用以泛指當事人和旁觀的人。

這句俗語的核心含義是：對於同一事物，在一旁觀看的人比當事者看得更全面、更清楚。其早期出處可追溯至南朝宋時期。「當局者迷」一語出自《宋書·王微傳》，是王微在一封書信中首先使用的。王微出身於山東臨沂王氏家族，從晉朝到南北朝時期，王氏家族有不少成員精通下圍棋，王微提出「當局者迷」與此背景密切相關。

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或「當局稱迷，傍（旁）觀見審」的完整表述，則出自《舊唐書·元行衝傳》與《新唐書·元行衝傳》。話說唐朝的元澹，字行衝，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學者，曾撰寫《魏典》三十篇，受到當時學者的推崇，唐玄宗也十分賞識他的才能。有一次，大臣魏光上書唐玄宗，要求把唐初名相魏徵整理修訂過的《類禮》（即《禮記》）列為經書。玄宗當即同意，命元澹等人仔細校閱並加上註解，以便頒行。

元澹便和國子博士範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等一起整理，編成五十篇，加上註解後呈送唐玄宗。不料，右丞相張說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如今的《禮記》是西漢戴聖編撰的本子，使用已近千年，東漢鄭玄也已加註，早已成為經書，若改用魏徵的新本子恐怕不妥當。玄宗覺得有道理，便改變了主意。元澹對此十分不滿，於是寫了一篇名為《釋疑》的文章進行辯解，採用客人與主人對話的形式，比較了兩個版本的優劣。

文章最後，借客人之口說道：「當局稱迷，傍觀見審。」意思是好比下棋一樣，下棋的人倒看不清楚，而旁觀者卻看得很清楚。後人便從此故事中引申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一成語，常連在一起使用，用來比喻當事人身處其中，容易被諸多因素干擾，無法做出正確判斷，反而不如旁觀之人看得清楚。

宋代文學家蘇軾在《題西林壁》中寫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詩也表達了相似的哲理。

近年的心理學研究更為此現象提供了科學依據。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伊戈·格羅斯曼團隊將其稱為「所羅門悖論」，通過實驗發現：個體在思考他人問題時比思考自身問題時表現出更高的智慧水平。採用「自我抽離」的旁觀者視角有助於提升智慧水平，而站在第三人稱角度思考自身問題則有助於提高判斷的準確性。這一研究從科學角度印證了古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深刻智慧。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七

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影響澳門貿易地位

509_05：17世紀葡萄牙人繪製的東南亞地圖，由於澳門的重要性，「Macao」名字在圖中標示了兩次（互聯網圖片）

再續本欄近述，18世紀，全球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列強的競爭日趨激烈，明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屢有調整，原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作用的澳門，在歷史巨輪轉動下，從鼎盛逐漸走向沉浮，但其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作用，依然在古地圖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18世紀初，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限制對外貿易，僅允許廣州一口通商，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依然享有一定的貿易特權，但地位已大不如前。這一時期最早的代表性古地圖，是1715年葡萄牙製圖師羅德里格斯所繪《中國沿海航線圖》（Chart of the Chinese Coast）。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指出，這幅地圖對澳門的繪製依然精確，標註了澳門的港口、夷館、教會建築，但與17世紀的地圖相比，停泊在澳門港的商船數量明顯減少，地圖中對澳門貿易地位的註釋也從「貿易甚盛」改為「貿易有序」，隱含著澳門絲路地位的下滑。

1730年，《澳門及珠江口航線圖》（Map of Macao and the Pearl River Estuary）的誕生，進一步反映了澳門地位的變化。楊迅凌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地圖雖然依然詳細繪製了澳門的地形與港口設施，但將更多的篇幅用於繪製廣州的港口佈局，標註了「廣州十三行」「外商聚居區」等地點，而澳門則被標註為「廣州外港，輔助貿易」，這標誌著廣州已逐漸取代澳門，成為海上絲路的核心貿易港口，澳門則淪為輔助性的中轉港。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的競爭進一步加劇，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的商船紛紛來到中國沿海，試圖打破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貿易壟斷。楊迅凌通過對1750年《東方貿易航線全圖》（Complete Map of Eastern Trade Routes）的考釋發現，這幅地圖中，除了標註葡萄牙人的航線，還繪製了荷蘭、英國商船的航線，這些航線大多繞過澳門，直接前往廣州，這進一步擠壓了澳門的貿易空間。與此同時，清政府對澳門的管理也日趨嚴格，限制葡萄牙人的貿易範圍與活動區域，進一步削弱了澳門的絲路地位。

1757年，清政府正式實行「一口通商」政策，明確規定只有廣州可以對外通商，澳門的貿易特權進一步被剝奪，僅能從事少量的轉口貿易與漁業生產。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760年《香山縣沿海圖》，對澳門的標註更為簡略，僅標註了「澳門」之名與大致位置，不再詳細繪製港口設施與貿易場所，與17世紀的繁榮景象形成鮮明對比。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不僅記錄了澳門的地位沉浮，更反映了海上絲路格局的重大變化——從葡萄牙人獨霸東方貿易，逐漸走向西方列強共同競爭的局面。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二）

展露頭角到成就科幻巨匠

508-02倪匡與金庸（互聯網圖片）

1950年代，倪匡初到香港，只能在荃灣做雜工維持生計。閒暇之余，他喜歡閱讀報紙上的小說，並自信地認為，自己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起初，周圍的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倪匡不過是在吹牛。然而，倪匡很快用實際行動證明瞭自己的實力。他以筆名「衣其」向《工商日報》副刊投稿短篇小說《活埋》，這部以土地改革運動為背景的作品，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廣泛關注。這次成功，不僅讓倪匡賺取了90元的稿費，更重要的是，它堅定了倪匡以寫作為生的決心。

此後，倪匡的寫作之路越走越順。他四處投稿，幾乎每投必中，稿費源源不斷。1958年，倪匡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新聞系夜校部學習，未畢業便被《真報》聘用，先後擔任校對、助理編輯、記者和政論專欄作家等職務，被譽為「通天主筆」。他的月薪逐漸增長至110元，生活得以改善。

倪匡的才華不僅限於新聞報道和政論寫作，他在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領域同樣有著卓越的成就。起初，他因代寫司馬翎的連載武俠小說而嶄露頭角，隨後以「岳川」之名在《真報》連載武俠小說《七寶雙英傳》，逐漸在文壇站穩腳跟。然而，真正讓倪匡名聲大噪的，是他在007電影風潮下創作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這一系列作品融合了武俠、科幻、奇情等多種元素，深受讀者喜愛，倪匡也因此成為了多家報刊爭相邀約的連載小說作家，稿費冠絕全港。

1963年，倪匡偶然路過一個名為「衛斯理」的村子，靈感突發，開始以「衛斯理」為筆名創作科幻小說。他的第一部衛斯理系列小說《鑽石花》在《明報》副刊連載，迅速走紅。至第四篇小說《藍血人》起，該系列正式走向科幻領域，成為倪匡科幻小說的代表作。金庸曾評價倪匡：「無窮的宇宙，無盡的時空，無限的可能，與無常的人生之間的永恆矛盾，從這顆腦袋中編織出來。」這無疑是對倪匡科幻小說創作的高度認可。

除了小說創作外，倪匡在影視編劇領域同樣有著非凡的成就。1960年代末，香港武俠片興起，倪匡抓住機遇，開始涉足電影劇本創作。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他編寫了超過四百部電影劇本，與著名導演張徹合作無間，共同塑造了香港武俠片的輝煌時代。其中，李小龍飾演的經典角色陳真，便是由倪匡親手創作。這一角色不僅在香港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更成為了無數觀眾心中的英雄形象。

進入晚年，倪匡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1980年代，應《東方日報》之邀，他創作了「原振俠系列」小說，這一系列作品同樣深受讀者喜愛。此外，他還推出了《俠之大者——我看金庸小說》等金庸小說研究作品，為文學界研究金庸作品提供了重要材料。1987年，倪匡擔任香港作家協會會長，積極推動香港文學的發展。同時，他還與黃霑、蔡瀾共同主持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以其幽默風趣的談吐和獨特的見解，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

 

中國之最（九十二）

中國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一）

508_06：平遙古城被譽為「古代中國華爾街」（互聯網圖片）

508_07：平遙古城的城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遺址之一（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山西省晉中市的平遙縣，坐落著一座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城市——平遙古城。這座古城不僅是中國現存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之一，更是中國銀行業的發源地與金融中心，被譽為「古代中國華爾街」。自西周時期便已有人類活動的跡象，至明代洪武年間（1370年）正式形成今日所見的城牆與街巷格局，至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歷史。20世紀90年代，平遙古城因其獨特的歷史價值與建築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平遙古城位於山西省中部，處於黃土高原東緣，地勢開闊，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其歷史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當時屬於晉國與趙國的交界之地。秦朝時設置平陶縣，漢代改稱中都縣，為宗親代王的都城。北魏時期（424年）更名為「平遙」，此名沿用至今。
平遙古城的興起與發展，與中國古代經濟與金融的演變密不可分。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平遙成為全國重要的金融中心，其商幫——晉商，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龐大的商業網絡。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日昇昌」為首的票號系統，這些票號不僅促進了資金流通，也推動了現代銀行制度的萌芽。
目前所見的平遙古城，主要建於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佔地約225公頃，整體布局嚴謹，結構完整，被譽為「龜城」。其城門共六座，南北兩門象徵龜首與龜尾，東西四門則象徵龜之四足，寓意吉祥長久。街道格局呈「土」字形，主幹道南大街為中軸線，兩側分布著各類官署、廟宇與民居，展現出典型的明清城市規劃理念。
城內共有四條大街、八條小街與七十二條小巷，形成了層次分明、功能齊全的城市空間。城內設有城隍廟、縣署、文廟、武廟等重要建築，並遵循八卦方位進行佈局，體現了古人對自然與人倫秩序的深刻理解。此外，城內還保留了大量明清時期的民宅，數量達近四千座，幾乎完整地保留了當年的建築風格與生活場景，使平遙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建設與社會生活的活樣本。
平遙古城的城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遺址之一。該城牆始築於明洪武三年（1370年），歷經多次修繕，現存有6座城門瓮城、4座角樓、72座敵樓與3000個垛口，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防禦體系。其中，南門城牆段因2004年倒塌而損壞，其他部分則基本保持原貌，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歷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牆之一。
除了城牆，平遙古城還有許多著名古建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包括鎮國寺、雙林寺與平遙文廟等。這些建築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也反映了中國古代佛教文化與儒家思想的融合。
平遙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與其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清朝晚期，平遙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金融樞紐之一，擁有二十多家票號，占據全國總數的一半以上。這些票號以「日昇昌」為首，創立於清道光年間，以「匯通天下」聞名，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銀行機構之一。
票號的出現，解決了當時商人遠距離貿易中資金運輸的安全問題，使得銀錢可以通過書面形式進行轉移，大幅降低了風險。這種金融創新不僅推動了商業發展，也影響了後世銀行制度的建立。因此，平遙也被譽為「中國金融的搖籃」。

 

過河拆橋

508-03過河拆橋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過河拆橋」源自宋代大慧宗杲禪師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原句為「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路」，形象地描繪了達到目的後便毀壞途徑的行為，比喻人在達成目標後，便拋棄或傷害曾經給予幫助的人。這一成語蘊含了深刻的道德警示，反映了人性中自私與忘恩的一面，在歷史長河中，不乏這樣的實例，讓人唏噓不已。

「過河拆橋」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大慧宗杲禪師的教誨，意在告誡世人不可忘恩負義。而將其具體化、形象化的，則是元代的一樁歷史事件。元朝大臣徹里帖木耳，以其精明幹練、善於決斷著稱。在浙江任職期間，他目睹了科舉考試中的種種弊端，包括官府與考生的巨額花費，以及營私舞弊的現象，心中暗下決心，待掌權後必廢除此制。後來，他升任相當於副宰相的中書平章政事，便奏告元順帝，請求廢除科舉制度。

中國科舉制度隋唐以來已實行了七百多年，要廢除它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在朝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伯顏表示支持，但反對的很多。有位御史堅決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請求順帝治徹里帖木耳的罪。不料順帝雖然很昏庸，但對廢除科舉制度倒是贊成的。因此不僅不支持那位御史，反而把他貶到外地去當官。不久，他命人起草了廢除科舉制度的詔書，準備頒發下去。書還未下達，地位略低於平章的參政許有王，又出來反對廢除科舉制度。他對伯顏說：「如果廢除科舉考試制度，世上有才能的人都會怨恨的。」伯顏針鋒相對地說：「如果繼續實行科舉考試制度，世上貪贓枉法的人還要多。」許有王反駁說：「沒有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的時候，貪贓枉法的人也不是很多嗎？」伯顏諷刺他說：「我看中舉的人中有用之材太少，只有你參政一個人可以任用！」許有王不服氣，舉出許多當時中舉的高官來反駁伯顏。伯顏當然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於是兩人爭論得非常激烈。

第二天，滿朝文武被召到祟天門聽讀皇帝下達的廢除科舉制席的詔書，許有王還特地被侮辱性地通知在班首聽讀。看來，皇帝特意要讓這個反對者將詔書聽得明白些。許有王心裡非常不願意，但又懼怕得罪皇帝遭到禍害，只好勉強跪在百官前列聽讀詔書。聽讀完詔書後，百官紛紛回府，許有王滿臉不高興地低頭走路。有個名叫普化的御史特地走到他邊上，湊著他的耳朵冷嘲熱諷地說：「參政，你這下成為過河拆橋的人啦。這話的意思是，你許參政是靠科舉當官的，現在宣讀皇上關於廢除科舉制度詔書，你跪在最前面，似乎是廢除科舉制度的領頭人，就像一個人過了橋後就把橋拆掉一樣。」許有王聽了又羞又恨，加快步伐離開。之後他藉口有病，再也不上朝了。

「過河拆橋」的現象，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尤其是在權力更迭與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的故事。劉邦在建立漢朝的過程中，離不開張良、蕭何、韓信等人的輔佐。然而，一旦江山穩固，劉邦便開始對這些功臣心生猜忌，最終導致了韓信等人的悲劇。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六

十八世紀澳門海上絲路迎來重大轉折

508_05：1665年時期繪畫澳門的地圖（互聯網圖片）

上期提到17世紀澳門迎來海上絲路鼎盛期，成為東西方交流核心。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指出，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首度詳載澳門貿易地位，後續地圖更細繪港口與航線，展現其國際貿易中心角色。絲綢、瓷器等商品經澳門大量輸出，白銀、香料等亦由此輸入中國，推動經濟文化交流。

除了貿易交流，17世紀的澳門還是東西方文化、宗教交流的重要窗口。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傳教、譯書、傳播西方科學技術，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工藝，也通過澳門傳播到西方。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中，也記錄了這種文化交融的痕跡。

1665年收錄於約翰·尼霍夫《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覲見韃靼可.汗（清順治皇帝）紀實》中的版畫的澳門地圖，通常稱為《澳門城郭圖》，不僅繪製了澳門的世俗建築，還標註了「聖保祿教堂」「聖多明戈教堂」等教會建築，同時也繪製了中式的廟宇、民居，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城市格局。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的繪製，不僅反映了澳門的城市發展，更體現了海上絲路不僅是貿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

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崛起，以及明清政府對對外貿易的限制，澳門的絲路地位開始出現輕微下滑，但依然是東西方貿易的重要節點。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680年《廣東沿海圖》，仍清晰標註了澳門的位置，並註明「澳門港，通外洋，貿易不絕」，可見其依然保持著一定的繁榮。

17世紀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是海上絲路的「黃金樞紐」，也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活化石」。《坤輿萬國全圖》的納入、《東印度航海圖集》的詳細記載、《澳門城郭圖》的中西合璧，不僅見證了澳門的繁榮鼎盛，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貿易之路」向「文明之路」的升華。楊迅凌的研究告訴我們，17世紀的澳門，不僅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更在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8世紀，全球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列強的競爭日趨激烈，明清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屢有調整，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迎來了重大轉折——從鼎盛逐漸走向沉浮，但其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作用，依然在古地圖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8世紀古地圖的系統梳理，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絲路命運，揭示了其地位沉浮背後的歷史必然。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倪匡（一）

自小立志成為一名冒險家

507-01倪匡舊照（互聯網圖片）

507-02年輕時的倪匡（互聯網圖片）

倪匡，原名倪聰，字亦明，1935年5月30日出生於中國上海，一個充滿變革與機遇的時代與城市，賦予了他不凡的生命力和探索精神。作為香港文壇的傳奇人物，他與金庸、黃霑、蔡瀾並稱「香港四大才子」，以其豐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學才華，在華語文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倪匡的童年是在上海的繁華與喧囂中度過的。他居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899弄來德坊35號，那裡既有十里洋場的繁華，也有民街陋巷的質樸。年幼的倪匡穿梭其間，看街頭藝人的精彩表演，觀有錢人家絢爛的煙花，甚至能在夜空中看到描繪唐僧師徒取經的圖畫，這些豐富多彩的童年經歷，無形中滋養了他那顆渴望冒險與探索的心。十二歲時，因家庭搬遷，他轉入虹口邢家宅路，並就讀於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現上海市上海中學），這段求學經歷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自幼年起，倪匡便立志成為一名冒險家，李時珍和徐霞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常與小夥伴們鬥蟋蟀，卻從不屑於參與打架，而是選擇躲回家中沈浸在書海中，《徐霞客遊記》、《薛丁山徵東》、《聊齋志異》等書籍成為他的精神食糧，激發了他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與嚮往。

然而，倪匡的人生軌跡並未如他所願那般平穩前行。1951年，為了追尋心中的烏托邦理想，年僅十六歲的他毅然輟學離家，北上蘇州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隨後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公安部隊，成為一名基層軍官。他參與了蘇南的土地改革和蘇北洪澤湖的治理淮河工程，特別是在雙溝引河工程和南潮河水閘工程中，他親身體驗到了勞動的艱辛與偉大，也見證了人類改造自然的壯麗圖景。

1955年，倪匡被派往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扎賚特旗，負責開闢保安沼機耕農場。在這片廣袤而寒冷的土地上，他帶領勞改犯人種植水稻，面對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他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然而，軍旅生涯中的種種不公與特權現象，逐漸消磨了他對理想社會的憧憬，他開始意識到，現實與宣傳中的平等世界相去甚遠。

1956年的冬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雪封阻了道路，運煤車無法到達，倪匡與同事們面臨斷煤的困境。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他們不得不拆下一座木橋以生火取暖，這一行為卻被指控為「破壞交通」，倪匡因此被隔離審查。面對即將到來的嚴厲懲罰，倪匡在一位蒙古朋友的幫助下，連夜騎馬逃離，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

在逃亡的過程中，倪匡歷經千辛萬苦，多次靠吃老鼠、螞蟻、棉桃充飢，最終輾轉到達廣州，並成功偷渡至香港。在香港，他與久別的父母團聚，並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初到香港的倪匡，舉步維艱，生活艱難。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想盡辦法謀生，最終只能選擇出力幹活，進入了一家無名的染料廠打工。在不工作時，他總喜歡拿出報紙翻閱一番。對於報紙上的許多內容，他往往並不認同，覺得這些文章不過是形式主義的產物，徒有其表，甚至不如自己寫的東西有深度。這時他靈機一動，心想：既然別人能寫，為什麼我不能呢？於是開始自己撰寫文章，並將這些作品投遞給多家報社。

 

中國之最（九十一）

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使契丹圖》（二）

507_06：《夢溪筆談》（互聯網圖片）

507_07：夢溪園是沈括晚年居住的地方，他在此寫成了巨著《夢溪筆談》（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提到，《使契丹圖》是由北宋科學家與學者沈括所製，他不僅是當時學術風氣轉變的重要人物，更以廣博的知識與實踐精神，在多個領域留下了不朽的貢獻。
沈括出生於一個知識與文化積累深厚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沈周為宋真宗朝進士，家族素有收藏文物書畫及醫方的傳統。母親許氏為北宋前期著名戰略家許洞之妹，自幼受良好教育，能背誦其兄文章。沈括幼年即由母親親自教導，這使得他自小便養成對自然與社會的強烈興趣與好奇心。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沈括中進士，後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擔任多項重要職務，包括主持司天監改革、疏浚汴河、察訪兩浙水利、改革鹽法等。這些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為他日後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與靈感。
沈括所處的北宋中期，正是經濟文化繁榮、學風轉變的關鍵時期。當時的學者不再僅限於儒家經典，而是開始關注實際問題，強調「窮理盡性」，探索事物本源。沈括正是在這樣的學風薰陶下，成為一位跨領域的科學家。他不只專注於經典，更重視實用技術，將科學探索與社會實踐結合，成為當時少數兼具理論與實證精神的學者。
沈括一生著作等身，達四十餘種，其中最著名的是《夢溪筆談》。這部書不僅記載了大量奇聞異事，也反映了沈括對自然奧秘的深厚興趣。儘管許多現象當代無法解釋，但他的記載為後世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夢溪筆談》一出即獲時人高度評價，被譽為「學問最博洽」「天文、算數、音律、醫卜皆能發明考證」。
在科學方面，沈括成就斐然。他首次詳細描述羅盤針，記錄磁偏角；製造立體地圖模型；研究延安地區化石，推斷古地理環境；根據太行山石壁上的螺蚌殼與鵝卵石，提出海陸變遷說；並首創「石油」一詞，預言其未來發展。他在數學上亦有創新，如隙積術與會圓術，提出高階差數公式與弧長近似計算方法。
更難能可貴的是，沈括摒棄社會偏見，記錄並總結來自民間工匠的發明，如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使其得以流傳。他也介紹失傳的建築理論《木經》，並對工程設計作出科學說明。
此外，沈括在金石學、音樂、書畫鑑賞等方面亦有卓越貢獻。清代四庫館臣稱其文「學有根柢，宏赡淹雅」，風格凝重不佻，具古風遺範。
為紀念這位「中國整部科學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李約瑟語），1979年7月1日，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將發現的小行星（編號2027）命名為「沈括」，以表彰其對人類科學與文化的無限貢獻。

 

水至清則無魚

507-04東方朔（互聯網圖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句成語源自《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與《漢書》東方朔傳，蘊含著深刻的處世哲學與人生智慧。它告誡我們，在待人接物與自我修養的過程中，應避免過度苛求，保持適度的包容與寬容，方能和諧共處，成就大事。

「水至清則無魚」，從字面意思理解，是指水體過於清澈，缺乏魚生存所需的氧氣、腐殖質及微生物環境，魚兒便無法存活。這一自然現象被古人巧妙地引申至人際交往與社會治理之中，形成了富有哲理的成語。《大戴禮記》中記載，一個有學問有德行的人在治理百姓時，需瞭解百姓的本性與心理，不可設定過高過遠的目標，以免百姓因難以企及而心生畏懼，甚至逃避。正如水清則無魚，人若過於精明苛察，對他人的一點點過錯或性格上的微小差異都難以容忍，便會失去同伴，孤立無援。

《漢書》東方朔傳中，東方朔以自身修養為例，強調君子應持守恆久的德行，不因外界喧囂而改變本心。他提到：「水清到極點就沒有魚，人太苛求就沒有夥伴。」這不僅是對個人修養的提醒，也是對社會治理的啟示。古代帝王冠冕上垂掛的玉串，以及用棉絮塞耳的做法，都是為了警惕自己不可看得太明察、聽得太精細，以免失去平衡與和諧。這種「難得糊塗」的智慧，實際上是一種高明的處世策略，它要求我們在嚴格與寬容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

漢明帝時期，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三十多年間聯絡了西域五十多個國家與漢朝和好，為國家的穩定與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年邁之時，班超請求回國，並在交接工作時，對繼任者任尚提出了寶貴的建議。他指出，西域人風俗習慣與中原不同，生性野蠻，難以教養，而邊境士兵也多因犯法被派往西域駐守。班超特別提醒任尚，他性子急躁，待人過嚴，這在西域這種複雜的環境中是行不通的。他借用「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告誡任尚應寬容別人的小錯，不要在小事上過於糾結。然而，任尚並未將班超的勸告放在心上，最終因採用欺詐手段而喪失人心，導致西域各國聯合反對朝廷，自己也受到了懲處。

「水至清則無魚」不僅是對治國理政的警示，也是個人修養的重要原則。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容易陷入追求完美的誤區，對人對事都要求盡善盡美。然而，過度的苛求往往適得其反，不僅讓自己疲憊不堪，也讓他人感到壓力重重，最終導致關係緊張甚至破裂。因此，學會適度寬容與包容，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活藝術。它要求我們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理解他人的不足與差異；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也要接受現實的不完美。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五

《東印度航海圖集》標注了澳門六大國際航線

507_05：《東印度航海圖集》進一步詳細記錄了澳門（圓圈處）的港口佈局與貿易航線（互聯網圖片）

17世紀，澳門迎來了其在海上絲路中的鼎盛時期，成為東西方貿易、文化、宗教交流的核心樞紐。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7世紀一系列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繁榮景象——地圖上的澳門，從一個簡單的泊地，逐漸發展成為擁有完善港口設施、多元文化聚落的國際性貿易城市，其絲路地位達到頂峰。

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澳門逐漸形成了「華洋雜居」的格局，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地圖，是1602年意大利製圖師利瑪竇與李之藻合作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詳細的世界地圖，其中在珠江口明確標註「澳門」，並用小字註明「澳門，西洋人所居，貿易甚盛」，不僅標註了澳門的精確位置，還簡要記錄了其貿易地位，這也是西方製圖技術與中國地理知識相結合的傑作，標誌著澳門已被正式納入全球性的地理認知體系。

1630年，葡萄牙製圖師特謝拉所繪《東印度航海圖集》（Atlas of the East Indies），進一步詳細記錄了澳門的港口佈局與貿易航線。楊迅凌在研究中發現，這幅地圖不僅精確繪製了澳門半島的地形、海岸線，還標註了澳門的港口、碼頭、夷館、教會建築等設施，甚至繪製了停泊在澳門港的葡萄牙商船，生動再現了當時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地圖中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連接廣州、馬六甲、果阿、里斯本、長崎、馬尼拉的六大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核心中轉作用。

這一時期，澳門的貿易呈現出「多元繁榮」的特點，絲綢、瓷器仍是對外貿易的大宗貨物，據史料記載，17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每年從澳門運往歐洲的生絲多達3000餘担，價值24萬兩白銀。楊迅凌通過對1650年《澳門詳圖》（Detailed Map of Macao）的考釋發現，這幅地圖中標註了澳門的「絲綢市場」「瓷器工坊」「貨物倉庫」等地點，反映了當時澳門對外貿易的產業規模。與此同時，西方的白銀、香料、玻璃製品、鐘錶等商品，也通過澳門大量輸入中國內地，推動了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交流。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完）

文壇俠客的傳奇人生

506-01金庸舊照（互聯網圖片）

506-02金庸圖書館（互聯網圖片）

1991年，對於金庸而言，是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明報》企業成功上市，金庸擔任董事長，並簽訂了為期三年的服務合約。然而，金庸的報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1993年，他因對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進行筆戰，展現出了其作為媒體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勇氣。同年兩會期間，金庸赴北京訪問，並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接見，這一殊榮無疑是對他在報業貢獻的高度認可。

然而，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時，金庸卻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並將明報集團售予於品海，宣佈全面退休。這一決定，不僅讓業界震驚，也讓無數讀者感到惋惜。但金庸深知，人生有起有落，有進有退，他選擇了在巔峰時刻隱退，去追尋更加廣闊的天地。

退休後的金庸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上。1994年，他返鄉參加嘉興一中90周年校慶，並在嘉興高專興建了「金庸圖書館」，為家鄉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圖書館落成後，金庸又斥資1,400萬在西湖興建了「雲松書捨」，供個人藏書、寫作和與文友交往雅集之用。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書捨落成後，金庸卻將其捐出，使之成為杭州的新旅遊景點，內藏金庸作品及手跡陳列室等，進一步豐富了杭州的文化內涵。

在學術領域，金庸同樣展現出了非凡的才華和追求。2005年，已81歲高齡的金庸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並成功取得了歷史碩士學位。他的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制度》深入探討了唐代皇位繼承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此後，金庸並未滿足於此，而是繼續深造，於2010年完成了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取得了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這一成就，不僅彰顯了金庸在學術領域的深厚底蘊，也激勵了無數後來者不斷追求知識和真理。

儘管金庸在學術和文化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他的晚年生活卻並非一帆風順。據其好友陶傑稱，金庸生前罹患肝癌，並於去世前三年開始出現腦退化徵兆。然而，即便在病魔纏身的情況下，金庸依然保持著樂觀和堅強的態度，繼續為文化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2018年10月30日下午5點半左右，金庸在家人陪伴下於香港養和醫院與世長辭，享年94歲。這一消息傳出後，立即引起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廣泛關注和哀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表示哀悼，並送花牌輓聯。馬雲、郭廣昌等企業家也紛紛表示哀悼和敬意。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公眾紛紛前來弔唁，表達對這位文壇巨匠的懷念和敬仰之情。

金庸的小說深受全球華人讀者的喜愛，其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隨著金庸小說的廣泛傳播和正式授權出版，「金庸小說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從小說內容、人物、歷史背景到武功招式及飲食菜譜等不一而足，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別更是研究的重點。倪匡作為第一位提出「金學」概念的研究者，為金庸小說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後，陳墨、潘國森等學者也經常評論金庸小說，推動了金庸小說研究的深入發展。

金庸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奉獻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和智慧，書寫了一段段令人難忘的傳奇故事；他用自己的行動和貢獻，為華語文壇和文化事業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中國之最（九十一）

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使契丹圖》（一）

506_06：《使契丹圖》（互聯網圖片）

506_07：沈括畫像（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古代地圖發展史上，有一張地圖的名字被後世傳頌千古，那就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繪的《使契丹圖》。這幅地圖不僅是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更是古代地理學、測繪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的重要瑰寶。本欄將介紹這幅神祕而獨特的地圖，探尋其背後的歷史與價值。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是北宋時期著名的科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與地理學家。他不僅在學術領域有著卓越成就，更以實證精神與創新思維聞名於世。他在擔任出使契丹（今遼國）的使者期間，親自考察沿途地形與人文風貌，並根據實際觀察與測量，精心繪製了《使契丹圖》。
沈括他首先利用木屑、蠟與黃泥，在木板上按比例捏製出契丹地區的地形模型。這種模型不僅有平面方位，更有山峰的聳拔與谷地的深邃。由於蠟製模型在夏天容易融化、冬天容易脆裂，且體積龐大不便搬運，沈括隨後又下令工匠將其雕刻成木製模型（木雕山川圖）。這種地圖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宋神宗看後大為稱讚，隨即下令邊境各路官員仿照此法製作當地的立體地圖。

這幅地圖將自然景觀如山川、河流、地貌，以及人文景觀如城鎮、交通線路等，以立體形式呈現，為中國古代立體地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沈括製作立體地圖時，展現了極高的科學嚴謹性：

比例縮放：他嚴格遵守裴秀提出的「縮率」（比例尺）概念，確保模型與實地的縮小倍數一致。

垂直誇張法：為了讓地形起伏更易於肉眼觀察，他在高度上做了適度的誇張處理，這與現代地形模型的製作原理不謀而合。

材質改良：從易塑形的泥蠟到耐久的木材，展現了他對實用性的考量。

《使契丹圖》的創新之處
1. 立體繪製技法
《使契丹圖》運用立體繪製方法，突破了平面地圖的局限，使得地形起伏與空間關係更加直觀清晰。這種技術在當時極為先進，為後世立體地圖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
2. 精確的地理資訊
圖中詳細記錄了山川地貌、河流湖泊、城市與交通網絡等多項地理信息，其準確性與科學性在當時罕見。這反映了沈括對地理學與測繪學的深入研究，也顯示了他追求實證的精神。
3. 獨特的藝術風格
除了科學價值，《使契丹圖》亦具備高度藝術性。圖中線條流暢，色彩搭配協調，體現了沈括個人的審美觀念。這使得地圖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更成為一件具有美感的藝術作品。
《使契丹圖》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古代立體地圖的正式誕生。此後，許多地圖製作者紛紛以該圖為範本，學習其技法與表現方式，推動了立體地圖在中國古代的廣泛應用與發展。這幅地圖不僅在技術層面具有里程碑意義，在文化與藝術上也留下了深刻影響。
《使契丹圖》作為中國最早的立體地圖，不僅是古代測繪技術的傑作，更是一部融合科學與藝術的經典之作。沈括以其卓越的才華與嚴謹的治學精神，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這幅地圖不僅具有極高的科學與歷史價值，也展現了古代藝術家們獨特的審美與創造力，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與傳承。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506-03孔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506-04胡雪岩畫像（互聯網圖片）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句源自《增廣賢文》，簡潔而深刻地表達了儒家對於財富獲取的倫理要求。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先秦儒家經典《論語》，孔子在《里仁》與《述而》篇中闡述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及「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觀點，奠定了「取之有道」的倫理基礎。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取之有道」是君子對待名利富貴的核心准則之一，與「安貧樂道」、「富而好禮」並列，共同構成了儒家君子完整的名利觀。儒家認為，君子應當追求財富，但必須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即「先義後利」。《荀子·榮辱》篇中進一步解釋：「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這種觀念強調，只有符合道德和法律規範的財富獲取方式，才是值得推崇和追求的。

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都以實際行動踐行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胡雪岩經營胡慶餘堂採取現代化企業經營模式，開業之初，當時社會動亂，朝廷花大力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戰亂、疫病等原因，胡雪岩派人身穿「胡慶餘堂藥號」字樣衣服，在水陸碼頭向百姓免費贈送居家必備的藥，使往來人群（杭州人、外地人）很快認識胡慶餘堂藥號，好事傳千里，一傳十、十傳百而名滿大江南北；胡慶餘堂開發並泡製大量膏丹丸散，廉價供應朝廷軍隊使用，這些放長線釣大魚的經營策略擴大胡慶餘堂藥號聲譽、樹立形象、提高知名度、開拓市場，「胡慶餘堂」一開辦很快成為立足江浙並聲名遠播到全國，以一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藥業的人在中國藥業史上取得『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一流藥號地位，歷百年而不衰，正是因為胡雪岩談生意經的時候，常常掛在口頭上的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經商有道』。

在當代社會，「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財富獲取的方式日益多樣，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多誘惑和挑戰。一些人為追求短期利益，不惜鋌而走險，違法亂紀，最終不僅損害了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也斷送了自己的前程。因此，重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對於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財富觀，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四

16世紀中葉 澳門已出現在古地圖中

505_06: 萬曆年間繪製的《全海圖註》作為重要海防圖，不僅明確標註了「香山」與「濠鏡澳」，還標記了「番房屋」和「番船」，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570年，葡萄牙地圖製作師多拉多所繪《寰宇圖誌》（Atlas Cosmographicae）的誕生，成為澳門絲路史的重要里程碑。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強調，這幅現保存於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的航海圖，是多拉多作品中最精美的一套，採用葡萄牙文藝復興時期的繪法，用色豐富、製作精美，更重要的是，它首次在繪有中國及東南亞的地圖中，於珠江口東岸明確用「Macao」一詞標記出澳門的名稱和位置，這也是「Macao」這一名稱首次出現在西方古地圖中，此後逐漸成為澳門在國際上的標準名稱。

這一時期的澳門，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連接中國內地與世界的「絲路紐帶」。從中國內地運來的絲綢、瓷器、茶葉，經澳門中轉，由葡萄牙商船運往馬六甲、果阿，再輻射到歐洲、美洲；而西方的白銀、玻璃製品、毛織物，也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形成了「絲銀貿易」的良性循環。楊迅凌通過對1560年《維利烏航海圖集》、1570年《寰宇圖誌》的對比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不僅標註了澳門的位置，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前往馬六甲、果阿、日本長崎的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中轉核心地位。

此外，這一時期的中國古地圖，也開始對澳門進行更詳細的記載。明代嘉靖年間的《廣東通志圖》（公元1561年），首次在中國官方地圖中標註「濠鏡澳」，並註明「夷人聚居，貿易其中」；萬曆年間的《香山縣志圖》（公元1582年），則進一步繪製了澳門的聚落分佈、港口設施，標註了「葡萄牙夷館」「貿易市場」等地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6世紀中葉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完成了從「隱性輔地」到「顯性樞紐」的轉變。《坎蒂諾地圖》的鋪墊、《維利烏航海圖集》的初步標註、《寰宇圖誌》的正式命名，不僅見證了澳門的崛起，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區域性貿易航線」向「全球性貿易網絡」的轉變。楊迅凌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澳門的崛起，不僅是地理因緣際會的結果，更是海上絲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古地圖，則成為這一歷史進程最真實的見證者。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三）

「字條治報」打造《明報》王國

505-02金庸給董橋的信（互聯網圖片）

金庸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當時，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道，《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此時，《明報》才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

「難民潮」結束之後，《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接受的報章。1962年7月銷量跨過3萬份。到1963年，《明報》已完全擺脫財政窘境，平均日銷量是5萬份。

1964年，針對陳毅提出的「核褲論」，金庸在《明報》發表《要褲子不要核子》社評，引發左翼媒體猛烈抨擊，直至陳毅出面制止風波。他以「左手寫社評，右手寫小說」傳為美談，二十餘年筆耕不輟為《明報》撰寫社評，立場鮮明、風骨凜然。

1966年，《明報》辦公室遷入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同年金庸創辦《明報月刊》，自任總編，後由胡菊人接任，將其打造成全球知名的高水準綜合學術刊物；同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明報》公開持反對態度，堅守傳統文化，因此被香港左派污蔑為「漢奸」「走狗」。

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期間，金庸在《明報》社評中嚴厲譴責左派炸彈襲擊、傷及平民的暴行，遭死亡威脅，寓所收到炸彈郵包，被列入暗殺名單，只得攜家人赴新加坡避難，返港後獲港英政府長期保護。同年，影星夏夢移民加拿大，金庸破例在《明報》頭版頭條連續報道，並撰寫詩意社論《夏夢的春夢》，成為報壇一段特殊佳話。

1968年，金庸創辦《明報週刊》，歷經數年發展，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權威的娛樂週刊，至此，《明報》日報、晚報、月刊、週刊形成矩陣，明報出版社、明窗出版社相繼成立，「明報王國」初具規模。

1980年代，《明報》已成為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標桿報刊，1988年日銷量達11萬份，1989年飆升至18萬份，備受港英當局、內地與台灣多方重視。

1991年1月23日，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同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年度盈利接近1億元，金庸躋身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成為「文人致富」的典範。上市後，他退出報業管理層，開啓周遊列國、治學靜修的晚年生活。

1992年2月，金庸將鼎盛期的《明報》控股權轉讓給於品海；1993年4月1日，卸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結束對《明報》的主政時代；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職位，徹底告別親手締造的傳媒帝國。此後《明報》幾經易主，馬來西亞華商張曉卿曾誠意邀請他復出，被金庸婉拒。

執掌《明報》數十年，金庸以獨特的「字條治報」管理報社，不善言辭的他，用便箋逐條指示編務、社評、文字規範等事宜。他的字條往往寫在明報有限公司的便箋上，還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干事情超過了一項，就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出來，下款常常署一個「查」字。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這也算富有金庸特色的「字條治報」吧。比如1990年12月27日，他給董橋等人的一個字條：「董橋先生：編委、編輯、校對各位：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寫的社評中，兩個『如果』都給改。作了『若果』，信箱因為我草書的『如』字，校對先生以為是『若』字之故。以後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請編委各位研究一下。查，九0、十二、廿七」，還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為習慣，無理由可說」。

數十年間，他在《明報》到底發出過多少張紙條或信件，雖然早已無法統計，但這個數字必定相當驚人，如果將這些字條集在一起，恐怕是非常有趣，而且將會給研究《明報》的歷史提供第一手的鮮活的資料。從《明報》到他的《明報》王國，就是在他那一張張「字條」下成長起來的。

 

中國之最（九十）

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二）

505_06：溫差形成因素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在了解中國溫差最大的地區分布之後，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何這些地方會出現如此極端的氣溫變化？從地理與氣候學角度來看，中國溫差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種自然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大陸性氣候、地形結構、大氣環流以及地表特性等。

首先，大陸性氣候是造成中國內陸地區溫差巨大的根本原因。中國位於歐亞大陸東部，內陸廣闊，特別是西北地區距離海洋遙遠，缺乏海水的調節作用。由於水的比熱容量遠高於陸地，海洋能夠吸收並緩慢釋放熱量，使沿海地區氣溫變化較為平穩；反之，內陸地區地表升溫與降溫速度較快，導致夏季炎熱、冬季寒冷，年溫差顯著擴大。

其次，地形對溫差亦具有重要影響。中國西部地形複雜，包括高原、盆地與山地等多種地貌。以吐魯番盆地為例，其地勢低於海平面，是中國最低點之一，周圍被高山環繞，形成封閉環境，使熱量不易散失，夏季氣溫極高；而到了冬季，冷空氣又容易滯留於盆地內，使氣溫迅速下降。這種地形效應進一步放大了年溫差。

另一方面，青藏高原則呈現完全不同的地形特徵。高原海拔高、空氣稀薄，使得大氣對熱量的吸收與保存能力降低。白天，強烈的太陽輻射直接作用於地表，使氣溫迅速上升；夜晚，地表熱量迅速散失，氣溫急劇下降，從而形成極大的日溫差。這種現象在全球高原地區亦普遍存在，但青藏高原因其規模龐大而尤為突出。

除了地形與距海遠近之外，大氣環流亦是影響溫差的重要因素。中國冬季受西伯利亞冷高壓控制，冷空氣可長驅南下，使北方地區氣溫迅速下降；而夏季則受副熱帶高壓影響，氣溫普遍升高。這種季節性的氣壓系統變化，使中國氣溫在一年之內呈現明顯的冷熱對比，進一步加劇年溫差。

此外，乾燥與少雲的氣候條件亦會放大溫差。在乾燥地區，由於水汽含量低，大氣對熱量的吸收能力較弱，白天太陽輻射可迅速加熱地表；而夜晚缺乏水汽與雲層的保溫作用，地表熱量迅速向外輻射，導致氣溫驟降。因此，新疆與青藏高原等地普遍具有「日夜溫差大」的特點。

溫差的存在，對人類生活與經濟活動產生了多方面影響。在農業方面，大溫差有助於作物糖分積累，這也是新疆葡萄、哈密瓜等水果特別甜美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過大的溫差亦可能帶來霜凍、乾旱等問題，對農作物造成損害。因此，當地農業需依賴灌溉技術及抗逆品種來應對氣候挑戰。

在人體健康方面，劇烈的溫差變化容易對免疫系統造成壓力。日夜溫差大的地區，居民需頻繁調整衣著與作息，否則容易引發感冒、呼吸道疾病，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特別是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更需注意氣溫變化帶來的影響。

在建築與城市規劃方面，溫差亦是一項重要考量因素。中國北方及西北地區的建築普遍採用厚牆體與雙層窗設計，以提高保溫性能；而在高原地區，建築則需兼顧日間隔熱與夜間保溫的需求。此外，城市供暖系統亦是應對冬季低溫的重要措施之一。

從全球角度來看，中國雖非世界溫差最大的國家，但其西北內陸與青藏高原已屬於溫差較大的區域之一。相比之下，西伯利亞地區的年溫差甚至可達100℃以上，屬於全球極端案例。然而，中國由於人口密集、經濟活動活躍，溫差對社會的影響更為直接且深遠。

總體而言，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並非單一地點，而是由多個具有不同特徵的區域共同構成，包括以新疆為代表的年溫差極大地區，以及以青藏高原為代表的日溫差顯著地區。這些地區的存在，不僅展示了自然環境的多樣性，也提醒人類在面對極端氣候時，需要不斷調整與適應。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持續發展，未來中國各地的溫差模式可能出現新的變化。例如，極端高溫事件增加、寒潮頻率改變等，都可能對現有氣候格局產生影響。因此，持續觀測與研究溫差變化，不僅具有科學價值，也對防災減災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問三不知

505-03荀瑤畫像（互聯網圖片）

「一問三不知」原義是對某一事情的開始、發展、結果都不知道（三不知：指對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都不知道），後用來表示對實際情況一點也不知道。

「一問三不知」出自《左傳·魯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君子之謀也， 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當中「一問三不知」由句中的「三不知」演化而來。

話說，公元前468年，晉國的荀瑤率兵攻打鄭國。鄭國在春秋初年是個強國，後來日漸衰弱，成為一個弱小的諸侯國。鄭國君王抵擋不住晉軍的進攻，於是派大夫公子般到齊國去求救。

公子般到了齊國後，向齊國的君主陳述了晉國如果吞併鄭國就會威脅到齊國的情況，祈求齊國派兵救援鄭國。齊國的君主平公覺得公子般說得有理，況且他也不能容忍晉國吞併鄭國而更加強大，構成對齊國的威脅，於是就派大夫陳成子率軍前去救援。當陳成子率領軍隊到達淄水河岸的時候，天下大雨，士卒們不願意冒雨過河。這時，鄭國的嚮導子思很清楚，如果齊軍不抓緊行進的話，鄭國的都城可能就會有危險了。於是，他力勸陳成子趕快渡河。陳成子也知道情況緊急，於是下令過河。

陳成子披著雨篷，拄著兵戈，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揮齊軍過河。戰馬見了的滔滔的河水嚇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抽，硬逼它們過河，經過一番努力，齊軍安全地渡過了淄水，準備與晉軍交戰。

晉軍統帥荀瑤見齊國軍隊來救鄭國，感到很意外，因為他沒有想到齊國會出兵和晉國交戰。他看到齊軍軍容嚴整，心裡有點害怕，便對左右的部將說：「他們的軍隊排列得非常整齊，我們恐怕打不過他們。我們還是撤兵吧。」荀瑤一邊下令撤軍，一邊派一位使者去齊軍營地拜見陳成子，想讓這位使者去離間陳成子和鄭國的關係。沒想到，陳成子根本就不信這個使者說得話，把他趕了回去。

齊國的使者走後，有個名叫荀寅的人報告陳成子說：「有一個從晉軍來的人告訴我說，晉軍打算出動一千輛戰車來襲擊我軍的營門，要把齊軍全部消滅。」陳成子聽了，罵他說：「出發前國君命令我說：『不要追趕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馬。』晉軍即使出動超過一千輛的戰車，我也不能避而不戰。你方才竟然講出壯敵人威風滅自己志氣的話回國以後，我要把你的話報告國君。」

荀寅自知失言，於是感慨說：「唉，君子謀事，對於事情的發生、經過、結果都要考慮成熟才能上報。而我現在對這三方面全不清楚就發表意見，怎能不碰壁呢？難怪我總是得不到信任，隻身逃亡在外，全怪我不懂策略呀……」幾天後晉軍撤兵，陳成子也率軍回國。

正正因為荀寅因未考慮事情始中終而誤判局勢，愧言「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故「一問三不知」不僅是對古代謀士的警示，更是對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深刻啟迪。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三

明嘉靖年古籍出現「濠鏡澳」地名

505_05: 1502年由葡萄牙人繪製的《坎蒂諾地圖》（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指中指出，楊迅凌所撰寫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560年《維利烏航海圖集》、1570年《寰宇圖誌》的對比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地圖不僅標註了澳門的位置，還詳細繪製了從澳門出發，前往馬六甲、果阿、日本長崎的航線，清晰展現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中轉核心地位。

這一時期的中國古地圖，也開始對澳門進行更詳細的記載。明代嘉靖年間的《廣東通志圖》（公元1561年），首次在中國官方地圖中標註「濠鏡澳」，並註明「夷人聚居，貿易其中」；萬曆年間的《香山縣志圖》（公元1582年），則進一步繪製了澳門的聚落分佈、港口設施，標註了「葡萄牙夷館」「貿易市場」等地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繁榮景象。

16世紀中葉的澳門，在古地圖的記錄中，完成了從「隱性輔地」到「顯性樞紐」的轉變。《坎蒂諾地圖》的鋪墊、《維利烏航海圖集》的初步標註、《寰宇圖誌》的正式命名，不僅見證了澳門的崛起，更記錄了海上絲路從「區域性貿易航線」向「全球性貿易網絡」的轉變。楊迅凌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澳門的崛起，不僅是地理因緣際會的結果，更是海上絲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而古地圖，則成為這一歷史進程最真實的見證者。

17世紀，澳門迎來了其在海上絲路中的鼎盛時期，成為東西方貿易、文化、宗教交流的核心樞紐。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7世紀一系列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繁榮景象——地圖上的澳門，從一個簡單的泊地，逐漸發展成為擁有完善港口設施、多元文化聚落的國際性貿易城市，其絲路地位達到頂峰。

17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澳門逐漸形成了「華洋雜居」的格局，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古地圖，是1602年意大利製圖師利瑪竇與李之藻合作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詳細的世界地圖，其中在珠江口明確標註「澳門」，並用小字註明「澳門，西洋人所居，貿易甚盛」，不僅標註了澳門的精確位置，還簡要記錄了其貿易地位，這也是西方製圖技術與中國地理知識相結合的傑作，標誌著澳門已被正式納入全球性的地理認知體系。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二）

開啟武俠小說寫作並創辦《明報》

504-01在《新晚報》上連載的《書劍恩仇錄》（互聯網圖片）

504-02金庸（左）舊照（互聯網圖片）

1953年至1958年，金庸以林歡為筆名，投身長城電影公司，專職編寫劇本，其中《絕代佳人》斬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金章獎。他還跨界合作導演，與程矮高聯合執導《有女懷春》，與胡峰合拍《王老虎搶親》，同時以姚馥蘭為筆名撰寫電影評論、為電影歌曲填詞，在影視領域初露鋒芒。

1954年，澳門吳公儀與陳克夫擂台比武事件引發全城熱議，《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順勢邀請金庸與梁羽生在副刊連載武俠小說。金庸將本名查良鏞中的 「鏞」 字一分為二，取金庸為筆名，創作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與梁羽生《龍虎鬥京華》雙雙引爆文壇，「金梁齊名」，正式拉開新派武俠小說的黃金序幕。

1956年，金庸與梁羽生、百劍堂主聯手在報端開設《三劍樓隨筆》專欄，三人合筆抒懷，成為新派武俠發展的重要歷史見證；同年，他在《香港商報》全年連載《碧血劍》，武俠創作功底愈發純熟。

1959年是金庸人生的關鍵轉折。1959年，金庸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明報》，每日出版一張。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儘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雕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面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面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傳說，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每當他們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改乘電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開，需要包租費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而已，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開始關注《明報》。慢慢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

金庸給作者的稿費並不高。不少名專欄作家，如張小嫻、亦舒等都是從《明報》出的名。《明報》的專欄版極有江湖地位。大報低酬，仍然趨之者眾。在《明報》開專欄，是身份的象徵。在《明報》都開過專欄，還怕搞不到錢嗎？

不過，也有人對金庸談稿費。林燕妮現被稱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當初也為《明報》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費。金庸說：「你那麼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費，他又說：「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麼用？」亦舒為此在專欄里罵他。金庸看了，仍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

 

中國之最（九十）

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一）

504_07：火焰山一帶地表溫度就超過80度（互聯網圖片）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感受到早晚氣溫差異，例如清晨寒冷、午後炎熱，但若將這種變化放大到整個國家尺度，「溫差」便成為理解氣候特徵的重要指標。所謂溫差，通常分為「日較差」與「年溫差」，前者指一天之內最高與最低氣溫的差距，後者則是全年極端氣溫的差值。這兩種溫差不僅反映自然環境，也深刻影響農業、生態及人類生活。

從整體地理分布來看，中國的溫差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一般而言，靠近海洋的地區，例如華東沿海與華南沿海，受海水調節影響，氣溫變化較為平穩；而遠離海洋的內陸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則因缺乏水體調節，加上氣候乾燥，導致氣溫變化劇烈。因此，「中國溫差最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新疆、內蒙古以及青藏高原等區域。

若從年溫差角度觀察，新疆無疑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極端地區之一。以吐魯番盆地為例，夏季極端高溫可達46℃以上，而冬季氣溫則可能降至-20℃甚至更低，若以極端值計算，年溫差可超過60℃。若進一步將範圍擴展至新疆北部，例如阿勒泰地區，冬季最低氣溫甚至可達-30℃以下，與夏季高溫形成強烈對比，使年溫差接近70℃，在中國屬於極端水平。

504_06：中國溫差分布概覽示意（互聯網圖片）

典型地區年溫差比較

這種巨大溫差的形成，與新疆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首先，新疆深居歐亞大陸腹地，距離海洋遙遠，缺乏海洋水汽與熱容量的調節作用。其次，當地廣布沙漠與戈壁，例如塔克拉瑪干沙漠，地表比熱較低，白天吸熱迅速，夜間散熱亦快，進一步放大氣溫變化。此外，該地區全年晴天多、雲量少，白天太陽輻射強烈，夜間又缺乏雲層保溫，使得氣溫在短時間內劇烈波動。

除了年溫差之外，中國另一種極端現象則體現在「日較差」上，而這方面的代表地區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被稱為「世界屋脊」，其氣候特徵之一便是日夜溫差極大。以拉薩為例，白天氣溫在陽光照射下可達20℃以上，但夜晚卻可能降至0℃附近，日較差常見在15℃至20℃之間，部分地區甚至可達25℃以上。

造成青藏高原日溫差巨大的原因，主要與高海拔環境有關。高原地區空氣稀薄，大氣對熱量的保存能力較弱，導致白天吸收的熱量難以儲存至夜晚。同時，由於空氣乾燥、雲量較少，白天太陽輻射可直接作用於地表，使氣溫迅速上升；而夜晚缺乏雲層覆蓋，地面熱量迅速向外輻射，氣溫急劇下降，形成「白天如夏、夜晚如冬」的特殊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溫差並不只存在於年與日的尺度，在某些地區，即使在單一季節內，溫差亦可十分驚人。例如內蒙古呼和浩特一帶，在冬季寒潮影響下，氣溫可降至-30℃左右，但當暖空氣短暫影響時，氣溫又可能回升至10℃以上，短時間內的溫差可達40℃以上，顯示中國北方地區氣候變化的劇烈程度。

綜合來看，中國溫差最大的區域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新疆為代表的西北內陸地區，主要體現為年溫差極大；二是以青藏高原為代表的高海拔地區，主要體現為日溫差顯著。這兩類地區雖然氣候條件不同，但共同特點是乾燥、少雲及遠離海洋，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國氣候的極端一面。

透過對這些地區的觀察，我們不僅能理解氣候差異的形成機制，也能進一步認識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活動。下一篇將進一步探討溫差形成的深層原因，以及其對農業、生態與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

 

戴綠帽

504-04戴綠頭巾在古代屬於下層勞動人民（互聯網圖片）

戴綠帽，這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具爭議的用語，通常與夫妻關係中的不忠行為緊密相連，尤其是用來描述女方與丈夫以外的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情況，帶有強烈的羞辱意味，尤其針對男性。然而，綠帽一詞的演變及其背後的文化意涵，遠比這一表面解釋來得複雜且豐富。

綠帽的起源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其最初的含義與低賤身份緊密相連。據明朝郎瑛所撰的《七修類稿》記載，依靠妻女賣淫收入為生的男子，會以綠頭巾裹頭作為識別標誌。綠色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低賤者的用色，這一觀念在《漢書·東方朔傳》中也有體現，其中提到館陶公主劉嫖的情夫董偃頭戴綠幘，而顏師古的注釋明確指出：「綠幘，賤人之服也。」唐朝詩人李白在《古風》中也曾以「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來描繪低賤者的形象。

綠色之所以被視為低賤，一種說法認為與龜有關。古人誤以為雌龜需與蛇交配才能繁殖，甚至認為龜沒有雄性，因此將妻子與他人通姦的男子稱為「龜」。這一觀念在閩南語和粵語中仍有保留，閩南人至今仍稱妻紅杏出牆者為「烏龜」。此外，《七修類稿》與唐朝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均提到，唐朝李封為延陵令時，曾讓犯罪的官吏戴綠頭巾以示羞辱，但此時綠頭巾尚未明確與妻子通姦聯繫起來，僅象徵身份低賤。

將綠頭巾定義為妻子通姦的象徵，應始於元朝之後。據《元典章》記載，元朝規定娼妓的家長和男性親屬需裹青頭巾，而青、綠二色相近，這一規定沿用至明朝。《明史·輿服志》載，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詔規定教坊樂戶和伶人需戴青巾，這些樂戶、伶人之妻多為女樂、女伶，有時會與皇室及貴族發生性關係。明劉辰所著的《國初事跡》也記載，當時南京娼妓家的男子必須頭戴綠巾。

隨著時間推移，龜蛇之說、頭巾之綠、娼妓之家等說法逐漸集合、附會，綠頭巾最終被定型為專指妻子不貞的男子。清朝趙翼在《陔余叢考》中明確指出，明制樂人用碧綠巾裹頭，因此吳人將妻子有淫行的男子稱為綠頭巾。「綠帽子」一詞則是清朝以後的用法，如易實甫在《王之春賦》中就有「帽兒改綠，頂子飛紅」之句，描繪了當時官場的性賄賂現象。於是，「綠頭巾」或「綠帽子」便成為妻子與人通姦的男子的代稱，這一用法流傳至今。

綠色在古代被視為低賤的顏色，與其作為間色的屬性有關。古人貴正色而賤間色，正色包括紅、黃、藍、白、黑五色，地位崇高；而綠色由黃和藍組成，屬於間色，因此被視為低賤。《廣韻》中解釋綠為「青黃色」，孔穎達註疏「綠，蒼黃之間色」。《詩經》中的《邶風·綠衣》篇，以「綠衣黃裳」描述服飾等級錯位，體現了古人對綠色低賤地位的認知。

在服飾制度上，綠色也常與低賤身份相聯繫。漢代將綠幘定為奴僕標識，唐代綠袍成為低級官服的代稱，宋代綠色官服則成為區分降臣的標誌。明代更是規定伶人不僅要裹綠頭巾，還要兼穿綠衣，將綠頭巾的侮辱性含義進一步強化。

在當今社會，綠帽一詞的用法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夫妻、性別、性取向範疇。只要是在唯一伴侶的關係中，任何一方與他人外遇，都可以被稱為綠帽。這一變化反映了社會對婚姻忠誠度的普遍關注，以及對不忠行為的強烈譴責。同時，綠帽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追求，因為無論男女，只要背叛伴侶，都可能面臨被「戴綠帽」的羞辱。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二

唐代時期澳門地貌或已繪在地圖上

本欄前一篇根據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在著作中指出，澳門絲路故事並非始於16世紀葡人登陸，而是植根數千年海上絲路。秦漢時澳門屬番禺，處於南海航線輻射範圍，憑藉地理優勢成為中轉節點；隋唐為廣州外港輔地，唐代《海內華夷圖》顯示其為航線重要停靠點；宋代地圖出現「香山澳」「濠鏡澳」記載，已成漁業與對外貿易聚集地；元代《輿地圖》標註其可泊巨舶、通蕃商，作為外港持續發揮中轉作用，為後世發展奠基。

16世紀前的澳門，雖未成為絲路的核心節點，卻是海上絲路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隱性紐帶」。從唐代《海内華夷圖》的模糊勾勒，到南宋《海疆圖》的明確標註，再到元代《輿地圖》的精確繪製，古地圖中的澳門，從一個無名濱海泊地，逐漸成為嶺南沿海對外貿易的重要輔地。楊迅凌的研究告訴我們，澳門與絲路的淵源，早已融入數千年的海疆開發與貿易往來之中，而16世紀葡萄牙人的到來，只是讓這片土地的絲路價值得以進一步放大，開啟了它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樞紐的新時代。

公元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人東來，澳門迎來了其絲路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而這一過程，在楊迅凌《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被清晰地記錄在一幅幅古地圖之中。從「濠鏡澳」到「Macao」，從模糊的泊地到明確的貿易樞紐，16世紀的古地圖，見證了澳門如何從一個嶺南濱海小鎮，搖身一變成為海上絲路的核心中轉站。

1514年，葡萄牙人歐維士抵達廣東珠江口，打開了西方與中國直接貿易的大門，而澳門因其獨特的地理優勢，逐漸成為葡萄牙人的主要停靠點。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最早記錄澳門的西方古地圖，是1502年的《坎蒂諾地圖》（Cantino Planisphere），這幅由葡萄牙人繪製的世界地圖，雖未直接標註澳門，但在珠江口附近標註了「Terra dos Chins」（秦人之地），並注明此地盛產瓷器、絲綢等商品，為後來葡萄牙人尋找中國貿易港口提供了重要參考，可視為澳門進入西方地理視野的前奏。

1553年，葡萄牙人以「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水漬貢物」為由，獲得在澳門泊船居留的權利，此後，澳門逐漸成為葡萄牙人在華貿易的核心基地，也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中轉樞紐。這一時期最具標誌性的古地圖，是1560年葡萄牙製圖師維利烏所繪《維利烏航海圖集》（Velho Navigation Atlas）。楊迅凌在研究中詳細考釋了這幅地圖，指出其在珠江口東岸繪製了一個小型濱海聚落，標註為「馬坦島」「貿易島」，經考證，這兩個名稱所指的正是澳門半島，這是西方地圖中首次出現與澳門對應的具體標註，雖然名稱尚未統一，卻標誌著澳門正式進入西方航海地圖的體系。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金庸（一）

出生於「一門十進士」的書香世家

503-01年輕金庸舊照（互聯網圖片）

503-02金庸出生於海寧查氏（互聯網圖片）

 

與黃霑同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金庸，創作《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15部武俠小說，全球發行量超過1億冊。其作品改編成多部影視、電玩及漫畫，獲讚「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文作家之一。他以筆為劍，以墨為馬，構建了一個波瀾壯闊、快意恩仇的武俠世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袁花鎮新偉村的一個書香門第——海寧查氏家族。這個家族在明清時期聲名顯赫，共出了22位進士，康熙年間更是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金庸的直系祖先中不乏才華橫溢之士，如查升及查揆，他們的學識與風骨深深影響了金庸的成長。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氣節的忠良，他不滿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當時有民眾燒教堂，作為官員的他為維護民眾，帶頭辭職以平息事件。金庸受祖父影響，明白一定要讀書，才能解救民族苦難，故他尤愛閱讀關於歷史的書籍，如《資治通鑒》《二十五史》等。影響金庸至深的另一人，就是其父查樞卿。查父在金庸年幼時，每天將武俠小說《荒江女俠》剪存給他看，令他對武俠小說產生濃厚興趣，後來主動追看《水滸傳》和《七俠五義》等著作，為日後撰寫武俠小說奠下根基。而金庸的母親徐祿，則是詩人徐志摩的堂妹，她溫婉賢淑，與查樞卿感情深厚，共同育有良鏗、良鏞、良浩、良棟、良鈺五子和良琇、良璇二女。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日本入侵華南，袁花鎮遭受轟炸，徐祿在舉家逃難途中不幸因急病去世，這對年僅13歲的金庸來說，無疑是沈重的打擊。查樞卿隨後再娶顧秀英為妻，他們又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別是良鋮、良楠、良斌、良根，二女分別是良琪、良珉。

儘管童年遭遇不幸，但金庸並未被命運擊倒。他自幼聰慧好學，1929年5月，金庸入讀家鄉海寧縣袁花鎮小學，1936年入嘉興一中讀初中，離開家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因戰事而隨學校輾轉到餘杭、臨安、麗水等地，後1938年於浙江省立聯合高中初中部就讀。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優秀，還展現出了非凡的文學才華。1939年，讀初三的他與同學合編了一本指導學生升初中的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這是此類書籍首次在中國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書，收效不凡。然而，1941年因在壁報上寫諷刺訓導主任投降主義的文章《阿麗絲漫遊記》被其開除，校長張印通介紹他轉學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畢業。。

1944年，金庸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反被退學。後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大量書籍。抗戰勝利後，金庸返回家鄉，短暫擔任《東南日報》外勤記者，後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

1946年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課程，同年秋，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48年畢業，同年調往香港分社。1950年赴北京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求職，但因不滿其外交政策，返回香港，重入《大公報》工作。1952年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並寫出《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期間與同事梁羽生相識為友。

 

中國之最（八十九）

中國最長地名（二）

503_06：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仍存在大量以「布拉克」（意為泉水）結尾的長地名，如「某某布拉克村」「某某庫米什布拉克」等。這些地名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多用來描述水源的位置，結構上通常為「形容詞＋地名＋泉水」，在氣候乾旱、水資源珍貴的地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仍存在大量以「布拉克」（泉水）結尾的長地名，例如「某某布拉克村」、「某某庫米什布拉克」、「吐爾庫勒布拉克」等。這些地名不僅字數眾多，且結構獨特，通常為「形容詞＋地名＋泉水」的形式，用以描述水源位置與地理環境。這種命名方式在當地已沿襲數百年，體現了維吾爾族先民對自然環境的深刻觀察與智慧。例如，江布拉克（Jiangbulak）位於奇台縣，意為「聖水之泉」，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以高山草甸景色聞名；依吞布拉克（Yitimbulak）：位於若羌縣的鎮，得名於當地泉水名，後因礦產開發而發展成城鎮。

在網絡流傳中，關於中國最長地名的說法眾說紛紜，誤解層出不窮。例如有人認為「最長地名只有一個」，或指「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為最長，甚至有觀點聲稱「所有長地名都是蒙古語」，或是「孝哉閔子騫村」為官方最長地名。實際上，這些說法都存在偏差，需根據標準加以辨別與釐清。

從語言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地名之所以會「變長」，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語言結構差異使然。維吾爾語、蒙古語等屬於黏著語，詞彙可以連接使用，導致地名自然延長。其次，外語轉譯成漢字時，往往採取「一音一字」的音譯方式，進一步增加字數。再者，文化與歷史因素亦影響地名的形成，如探險命名、故事紀念、宗教描述等，使得地名不斷累積與延展。

目前，根據不同標準，可建立一個相對嚴謹的「排行榜」。在「最嚴謹（官方自然地名）」方面，第一名為「皮亞孜力克能拜什力克阿克塔格」；而在「最知名歷史地名」中，「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位居前列；至於「最長文化敘事名稱」，則由「孝哉閔子騫鞭打蘆花車牛返村」佔據一席之地；至於「數量最多類型」，則非新疆的「布拉克系」長地名群莫屬。

中國地名之所以出現如此多樣的「長名稱」，本質上反映了多民族語言共存、歷史探險與地理測繪、儒家文化與道德傳統等多重因素的交融。從新疆的維吾爾語山名，到內蒙古的探險命名，再到山東的孝道故事村名，這些看似冗長的名稱，其實都是文化記憶的載體。

因此，「最長地名」不應只是簡單的數字競賽，而應該成為理解中國語言結構與歷史脈絡的重要切入點。在標準與分類清晰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真正看見這些名稱背後的價值——它們不只是地圖上的標記，更是跨越時間與文化的故事，承載著一代代人的記憶與情感。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503-04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互聯網圖片）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意指思念心切，短暫分別猶如隔了三個秋天（九個月或三年），形容相思之深。它是我們表達思念之情的經典用語。它不僅承載著戀人間的殷切思慕，也適用於良師益友之間的深切思念。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源自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兩首詩——《鄭風·子衿》與《王風·採葛》。在《鄭風·子衿》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這幾句詩，以戀愛心理的細膩描繪，展現了青年男女之間因短暫分離而產生的強烈思念之情。而孔子曾評價《詩經》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既是對《詩經》情感真摯的贊美，也間接肯定了這類表達思念之情的詩歌在詩經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進一步追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完整表達，則出自《王風·採葛》。這首詩通過遞進的方式，將思念之情層層加深：「彼採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採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詩中，男子因戀人外出採集葛、蕭（蒿草）、艾草而短暫分離，便產生了如隔三月、三秋乃至三歲的強烈思念。這裡的「三月」、「三秋」、「三歲」，並非實指具體的時間長度，而是通過時間跨度的誇張表達，強化了思念的綿長與深刻。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三秋」一詞，在詩中特指九個月，即一個秋季的三個階段，而非普遍誤解的三年。這一選擇，既體現了古人對時間感知的細膩，也巧妙地利用了秋天特有的蕭瑟與寂寥氛圍，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秋天，草木搖落，萬物凋零，最易引發人們的離愁別緒，因此，用「三秋」來形容思念之深，無疑是最貼切不過的了。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不僅充滿詩意，更是中華民族深厚文化底蘊的體現。它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跨越千年時光，依舊能夠觸動人心，引發共鳴。無論是戀人間的纏綿悱惻，還是朋友間的真摯關懷，亦或是親人間的深切思念，都可以用這一成語來精准表達。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一

十六世紀前澳門已為絲路海疆站點

503_05: 1890年版的《梅耶大百科詞典》中的標注澳門的古地圖（互聯網圖片）

503_05C: 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一個站點（互聯網圖片）

 

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助理館長楊迅凌所著的《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強調「澳門的絲路故事，并非始於葡萄牙人登陸，而是植根於數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累積與鋪墊」。這一論斷，打破了「澳門絲路史始於16世紀」的固有認知，讓我們得以透過更早的古地圖與文獻，窺見這片濱海之地與絲路文明的深遠淵源。

早在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已初見雛形，嶺南地區作為對外貿易的前沿，為澳門的崛起埋下伏筆。此時的澳門隸屬番禺縣，雖未在文獻中明確記載，卻處於「番禺-徐聞-合浦」航線的輻射範圍內，是中原貨物運往南海諸國的中轉節點之一。楊迅凌指出，這一時期的地圖文獻雖極為稀缺，但從西漢《山海經》的地理描述、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對南海航線的記載，可間接還原澳門所處的地理價值——它位於珠江口西岸，地處伶仃洋與珠江主航道的交匯處，是天然的避風港，具備成為航運中轉站的先天條件。

隋唐時期，海上絲路進入鼎盛階段，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澳門所屬的香山縣（今中山、珠海、澳門一帶）成為廣州的「外港輔地」。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地圖文獻，是唐代賈耽所繪《海内華夷圖》（公元801年），這也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涉及嶺南沿海地理的詳細地圖。楊迅凌在研究中指出，《海内華夷圖》雖未直接標註「澳門」之名，卻清晰繪製了珠江口的地理形勢，將香山縣所屬的濱海區域標註為「海濱沃野，舟楫通達」，並標註了從廣州出發，經珠江口、過伶仃洋，前往南洋、印度洋的航線，而澳門所在的位置，正是這條航線的重要中途停靠點。

宋代以來，海上絲路的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市舶司的設立使得對外貿易更為規範，澳門的地位也逐漸凸顯。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中，開始出現更具參考價值的細節記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黃裳所繪《地理圖》（公元1189年）與《海疆圖》（約公元1200年）。楊迅凌對這兩幅地圖的考釋顯示，《地理圖》中首次將香山縣的濱海區域單獨標註為「香山澳」，雖未明確界定範圍，但「澳」字已暗示此地為船舶停靠、貨物中轉的濱海泊地；《海疆圖》則更詳細地繪製了珠江口的島嶼、灘塗與航線，其中標註的「濠鏡澳」，正是後來澳門的核心區域，地圖中還標註了此地「多漁船，通外洋」，可見當時澳門已成为漁業與對外零星貿易的聚集地。

元代，蒙古帝國的擴張推動了海上絲路的進一步延伸，泉州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港，而廣州依然是嶺南地區的重要貿易港口，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繼續發揮著中轉作用。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以朱思本《輿地圖》（公元1320年）最具代表性。楊迅凌認為，《輿地圖》對珠江口的繪製更為精確，不僅標註了「香山澳」「濠鏡澳」的位置，還繪製了從澳門前往廣州、泉州、南洋的航線，並註明「此處可泊巨舶，避颱風，通蕃商」，這表明澳門在元代已成为具備一定規模的對外貿易輔助港口，為後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完）

多才多藝的藝術家與文化傳承者

502-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502-02黃霑喪禮（互聯網圖片）

 

黃霑不僅以卓越的音樂才華聞名遐邇，更在銀幕上留下了眾多鮮活生動的角色形象，用他那獨特的表演風格，為觀眾帶來了無數歡笑與感動。

黃霑的演藝生涯中，雖多以客串或配角身份出現，但每一個角色都彷彿是為他量身定制，與他本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在喜劇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他飾演的「華太師」一角，以其幽默詼諧的表演，為影片增添了不少笑料，讓觀眾在歡笑中感受到了他的表演魅力。而在《逃學威龍2》中，他化身「王牧師」，再次以他那誇張的表演風格，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

不僅如此，黃霑也勇於挑戰主角角色，展現了他作為演員的多面性。1975年，在諷刺喜劇《大千世界》中，他飾演了狡猾貪婪的金城縣長，將角色的複雜性格刻畫得淋灕盡致，讓觀眾看到了他不同於喜劇表演的另一面。進入80年代，他先後在《歌舞昇平》和《偷情先生》中，飾演了音樂經理人「James」這一角色，其情緒豐富、性格多面的表演，贏得了影評人石琪和月巴氏的高度讚賞。此外，他在《怕老婆》中飾演的怕老婆卻想去偷腥的公司高層「老尤」，更是將角色的矛盾心理展現得入木三分，令人捧腹。

90年代初，黃霑的演藝生涯迎來了新的挑戰。為了償還債務，他與導演高志森合作，接連出演了四部三級喜劇電影，包括《不文騷》、《不文小丈夫》、《銀座嬉春》及《大咸濕》。在這些影片中，黃霑徹底放飛自我，以大膽、誇張的表演風格，飾演了一系列愛尋花問柳的男主角，以及色情笑話節目主持人等角色，為觀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和歡笑體驗。同時，他還以主持人的身份，在紀錄片《私鐘真面目》和《大咸濕》中，勇敢披露了香港性產業的狀況，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除了演藝事業外，黃霑還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和專欄作家。他為《明報》、《新報》、《東方日報》等多家報刊撰寫專欄文章，講述自己的種種見聞體會以及身為創作人的心路歷程。這些文章後來大多被結集成書，如《黃霑隨筆》、《開心半世紀》、《廣告人告白》等，成為了讀者了解黃霑內心世界的重要窗口。

特別是1983年成書的《不文集》，更是黃霑文學創作中的一朵奇葩。該書收錄了他在《明報週刊》上撰寫的多篇專欄文章，內容涉及黃色笑話、性謎語、髒話典故等多個方面，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幽默的語言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和追捧。面世後即風行一時，至黃霑逝世前已印行逾六十版，成為了香港文化史上的一部經典之作。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捉弄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2001年4月，黃霑被證實患上肺癌第三期，經過手術和化療後雖然暫時無礙，但好景不長，次年5月癌症復發並轉移至肝臟及腦部。面對病魔的侵襲，黃霑展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和樂觀精神。他堅持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並舉辦了《黃霑獅子山下演唱會》，用音樂傳遞著對生命的熱愛和不捨。

然而，儘管他拼盡全力與病魔抗爭，最終還是未能戰勝病魔。2004年11月24日凌晨零時46分，黃霑在香港沙田仁安醫院因末期肺癌引發的肺炎逝世，享年63歲。他的離世讓香港各界紛紛致哀，無數粉絲和好友沈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為了尊重黃霑的遺願，家人低調舉行了葬禮，未讓公眾憑吊。

黃霑的一生是多彩而輝煌的。他在銀幕上留下了眾多經典角色形象，用誇張的表演風格為觀眾帶來了無數歡笑；他在銀幕下則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和專欄作家，用文字記錄著生活的點滴和感悟；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也依然堅持著自己的夢想和追求，用音樂傳遞著對生命的熱愛和不捨。黃霑雖然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的藝術成就和精神遺產將永遠鐫刻在香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成為後人學習和敬仰的楷模。

 

中國之最（八十九）

中國最長地名（一）

502_06：「皮亞孜力克能拜什力克阿克塔格」在地圖上顯示全稱（互聯網圖片）

 

在網路與媒體的流傳中，「中國最長地名」一直是一個充滿趣味卻又容易被誤解的話題。有觀點指出，「皮亞孜力克能拜什力克阿克塔格」才是最長的正式地名，這些說法各有依據，但若缺乏明確標準，便容易混淆。
為何會出現「最長地名之爭」？首先需要指出，「中國最長地名」並不存在唯一標準答案，原因在於「地名」本身可以從不同角度定義，包括是否為官方正式地名、是否為自然語言音譯、是否包含文化加工或敘事延長、是否為完整名稱或簡稱等。不同標準下，「最長」的結果自然不同。因此，與其尋找唯一答案，不如分類比較。
在學界與測繪領域中，最具說服力的「最長地名」，通常指的是正式地圖標註、未經人為延長的自然地理名稱。目前廣泛被認為是中國最長的正式地理名稱之一的是「皮亞孜力克能拜什力克阿克塔格」，這是一個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山名，字數達15字。這個名稱由多個詞組構成，描述地貌與自然特徵，屬於維吾爾語音譯，語言本身為黏著語，詞彙可連接形成長結構，非人為加工，而是自然語言轉寫結果。因此，在「嚴格標準」下，它通常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第一名。
除了正式自然地理名稱外，還有許多帶有歷史背景的地名，往往源自外國探險家或測繪行為，並經過多重語言轉譯。例如「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與西北戈壁地帶。要理解這個地名的真正由來，必須追溯到20世紀初的探險歷史。1927年，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率領科學考察隊深入中國西北戈壁進行地理與考古研究。在一次行動中，赫定因身體不適及補給困難，被迫與部分隊員留在一處名為「Sebestei」（謝別斯廷）的泉水附近，與主隊暫時分離。在極端缺水與惡劣環境下，他們依靠這口泉水維持生命，度過了長達數週的艱難時光，最終才成功獲救。

這段在死亡邊緣徘徊的經歷，對赫定而言無疑是刻骨銘心的。因此，在之後整理探險成果並繪製地圖時，他決定為這個拯救過他生命的地方重新命名。依照他一貫的命名習慣，他將負責測定該地經緯度的同行地質學家Norin的名字，加在原有地名之前，形成「Norin–Sebestei」。這一命名方式不僅是對同伴貢獻的肯定，也將科學考察的成果永久地嵌入地理名稱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名稱並未止於此。隨著後來地圖繪製與語言轉譯的演變，蒙古語中表示「泉水」的詞語「Bulag」（或拼作Bulak）被加入名稱之後，用以強調該地的地理特徵。最終，「Norin–Sebestei–Bulag」經過漢字音譯，逐步轉化為今日所見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音節都被對應為一個漢字，使得整個名稱在書寫上顯得格外冗長。

此外，還有一種地名最大特點是將故事直接寫進名稱中，如「孝哉閔子騫鞭打蘆花車牛返村」，位於山東省，源自儒家孝道故事主角閔子騫。這類地名幾乎是一段「微型歷史敘事」，然而其問題在於是否為正式行政名稱存在爭議，很可能為後世文化延伸，日常使用中多為簡稱，因此通常不被列入「嚴格排行榜第一」。

 

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

502-03鍾無艷畫像（互聯網圖片）

 

「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源自戰國時代齊國的一段歷史典故，以鮮明的對比手法，刻畫了齊宣王在用人與享樂上的雙重標準，也讓我們對愛情、友情、忠誠與價值有了更深的思考。

故事的主角之一，鍾無艷，本名鍾離春，戰國時代齊國無鹽邑人，因貌醜而聞名遐邇，後世甚至將她列為中國四大醜女之一。然而，正是這位外表醜陋的女子，卻擁有著非凡的智慧和膽識。據《列女傳》與《新序》記載，鍾無艷額頭、雙眼下凹，骨架粗大，鼻孔朝天，皮膚黝黑，脖子肥厚且帶有喉結，外貌之醜，令人咋舌。

鍾無艷的相貌雖然很醜陋，但她飽讀詩書，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報效國家。當時執政的國君齊宣王沒有治國的胸膛，而且不理朝政，又喜歡被人吹捧，導致齊國混亂，到了「朝政大廈，頃刻將傾」的地步，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鍾無艷見國家如此不堪，為了輓救整個齊國，鍾無艷冒著殺頭的風險衝過去見齊宣王，當然，鍾無艷不是過來乾架的，而是向齊宣王進諫的。她先舉目，張口，揮手，拍腿，高呼：危險！可別說，鍾無艷這一舉動不但沒有惹怒齊宣王，還逗著齊宣王哈哈大笑。

一頓樂呵後，齊宣王又不淡定了，心想：不知道這個醜女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本王非要讓這個醜女說清楚不可，於是就問：你貿然來見本王，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鍾無艷前去施禮：民女今來，要闡述四大問題。第一，舉目，是替大王觀察風雲的變化。齊國有秦楚兩個強敵，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很容易被這兩國乘虛而入，使社稷不安。第二，張口，是懲罰大王的耳朵，因為不聽規勸，執意興師動眾營造宮殿，勞民傷財，弄得國庫空虛，日後拿什麼對付秦兵？第三，揮手，是為了替大王把阿諛之徒趕走。齊國有人才不用，卻被埋沒，使一些阿諛奉承的小人充斥著朝堂，左右於大王，敵人大軍馬上壓境，這是在誤國。第四，拍腿，是要拆除大王文工團的遊樂雪宮。大王不能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與外交。

鍾無艷可謂語出驚人，一針見血說：「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齊宣王聽了鍾無艷這番話讓人震驚的剖析後，覺得這位醜女出言不凡，敢言文武百官所不敢言、不能言，不禁深受觸動，非但沒有發火，還如夢初醒，大為感動。齊宣王慚愧的說：如果沒有你及時趕到這裡點撥我，我怎麼能知道自己的過錯呢？」齊宣王心說：這個女子雖醜，但不簡單，本王身邊要是有這樣的一個得力的賢內助，即便她奇醜無敵，那又何妨？

深諳政治的齊宣王知道，雖然鍾無艷相貌醜陋，但她文武兼備，才能出眾，如果自己得到這麼一個賢內助，那以後自己就不用那麼操心和勞累了，於是，遂讓鍾無艷進宮，要立她為王后。

然而，與鍾無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齊宣王的另一位妃子——夏迎春。夏迎春美若天仙，能歌善舞，深得齊宣王的寵愛。在齊國無事之時，齊宣王整日與夏迎春飲酒作樂，享受著榮華富貴，完全將國家大事拋諸腦後。而一旦國家遇到麻煩，需要有人出謀劃策、領兵打仗時，齊宣王才會想起那位貌醜卻賢能的王后——鍾無艷。這種「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做法，無疑是對人性功利面的深刻揭露。

「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是一句民間俗諺，用來形容人極度功利與重色輕友的態度：有麻煩、需要幫助時才想起可靠、賢能的人（鍾無艷），平時享樂、空閒時則陪伴美貌的寵妃（夏迎春）。此話常被用來諷刺只在有利用價值時才聯繫對方的「工具人」人際關係。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四

唐廷樞創下無數個「中國第一」

 

本欄上期說到洋務運動重要推手唐廷樞，在1873年辭任洋行總買辦，應李鴻章之邀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推行股份制與西式管理，迅速擴充資本、拓展遠洋航線，並成功收購外資旗昌輪船公司，打破航運壟斷，振興民族企業，開啟其投身洋務運動的重要里程。

唐廷樞主持輪船招商局期間發現，北洋艦隊與招商局輪船均依賴進口洋煤，不僅價格昂貴，還受制於人。為解決「用煤自給」問題，他主動向李鴻章請纓，籌辦開平煤礦，這也成為他洋務生涯中最為艱鉅的使命。

同治十五年（1876年），四十四歲的唐廷樞帶領英國礦師，深入直隸開平、古冶一帶考察。他騎驢穿行於山野，步行下到鄉間小煤井，仔細觀察煤層形態，並將煤樣寄往英國化驗。經過數月艱苦調查，他編寫了詳實的考察報告，堅定了李鴻章開辦煤礦的決心。

1878年，開平礦務局正式成立，唐廷樞出任總辦。他再次採用股份制籌集資金100萬兩，從英國引進先進的採煤機械與通風設備，建成了中國第一座機械化煤礦。開平煤不僅質量優良，還價格低廉，很快取代洋煤，供應北洋艦隊與招商局，實現了「以土煤代洋煤」的目標。

煤礦建成後，運輸成為新難題。唐廷樞力排保守派反對，上書建議修築鐵路。最終，在他的堅持下，唐山至胥各庄段鐵路於1881年建成，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建鐵路。為解決機車問題，他主持唐胥鐵路修理廠，製造出中國第一台蒸汽機車——「龍號」機車，轟動一時。

此外，他還借鑑澳門青洲英泥廠的經驗，於1889年創辦唐山細綿土廠，開啟了中國近代水泥工業的先河。這座工廠生產的水泥，日後廣泛用於鐵路、橋樑建設，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建材。

光緒十八年（1892年）十月七日，唐廷樞因積勞成疾，在天津病逝，享年六十歲。時任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親自主持了一場隆重的葬禮。他的靈樞由一艘輪船從天津運往他的家鄉——廣東香山縣唐家村。輪船啟程之日，13國駐津領事館下半旗誌哀，表示對唐廷樞的哀悼之意。

唐廷樞的一生，創下了無數個「中國第一」：第一部漢英詞典、第一家民族輪船公司、第一座機械化煤礦、第一條自建鐵路、第一台蒸汽機車。

從澳門就學的濠江邊的少年，到洋行裡的商界鉅子，再到洋務運動的中堅力量，唐廷樞的一生，是近代中國人求變圖強的縮影。而澳門那段啟蒙歲月，不僅給了他開放的眼界與紮實的基礎，更給了他愛國興邦的初心，讓他用一生的奮鬥，為積貧積弱的中國，打開了一扇走向近代化的門。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三）

「輝黃配」的組合創作了多首流行一時的經典之作

501-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501-02黃霑與顧嘉輝（互聯網圖片）

黃霑除了擔任主持人，其填詞功力更是為香港樂壇打開新的篇章，為其香港四大才子之名增添光彩。按照詞人嶄露頭角的時期劃分，黃霑活躍於1974至1979年間，緊隨周聰、蘇翁等第一代詞人之後，成為了1970年代中期粵語流行曲振興後的中流砥柱。

黃霑的詞壇之旅始於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那時的他，主要填國語時代曲，並頻繁使用筆名，如陸郎、詹嘯、久流、鐵樹、劉傑等，以低調的姿態探索著音樂的奧秘。他曾自嘲國語水平不佳，填完詞後總要找華娃試唱，以確保歌詞的協音與流暢。這段經歷，雖略顯青澀，卻為他日後的詞壇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2年，黃霑的才華得到了潘迪華的賞識，被邀請為香港首部原創華語音樂舞台劇《白娘娘》填詞。這部全國語的歌劇，不僅匯聚了李寶璇、莊奴、汪小松等詞壇精英，更成為了黃霑與作曲、編曲家顧嘉輝首次合作的契機。在眾多樂曲中，黃霑填詞的《愛你變成害你》脫穎而出，贏得了廣泛好評，為他日後的詞壇之路開啓了新的篇章。

1975年，黃霑受邀為迪士尼樂園表演團填寫的多首香港巡演曲的粵語版歌詞中，《世界真細小》成為了膾炙人口的經典兒歌，流傳至今。同年，他開始以筆名「劉傑」為電視劇填詞或作曲，處女作是無線電視劇《董小宛》的歌曲，而代表作則是1976年香港首部華文武俠小說改編劇《射雕英雄傳（佳視）》的主題曲《射雕英雄傳》。這首歌，不僅展現了黃霑深厚的文學功底，更將武俠世界的豪情壯志演繹得淋灕盡致。

1978年，黃霑正式簽約無線，隨著港產電視劇的熱潮興起，他與無線音樂總監顧嘉輝的合作日益頻繁。「輝黃配」的組合，先曲後詞，創作了多首流行一時的經典之作，這些歌曲不僅在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上屢獲周冠軍，更在年度頒獎禮上斬獲「十大中文金曲」殊榮，多張主打曲專輯也取得了驕人的銷售成績，達到了香港IFPI本地金唱片和白金唱片標準。

進入1980年代，黃霑填詞的歌曲不僅在香港持續流行，更隨著香港電視劇的傳播而風靡中國大陸及台灣。與鄧偉雄合填的《楚留香》，甚至一度成為台灣民間的「熱門送葬曲」，其影響力可見一斑。然而，隨著電視歌曲熱潮的逐漸式微，黃霑將心力轉投於電影配樂界，多為自己的曲作填詞，創作了《上海之夜》的《晚風》、《倩女幽魂》的《黎明不要來》、《青蛇》的《流光飛舞》等名作，繼續在音樂領域發光發熱。

 

中國之最（八十八）

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二）

501_06：北京擁有27條地鐵線路位居全國第一（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提到，線路層面上，廣州地鐵1號線以其每公里平均承載4.36萬人次的高客運強度，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路。

四、地鐵擁擠的原因分析

地鐵系統之所以會如此擁擠，主要原因在於早晚高峰時期的集中通勤需求。許多城市採用放射狀的線路規劃，即從城郊的居住區出發，經過市中心商業區，最終到達另一個城郊區域。這種模式雖然能有效連接不同功能區，但也導致部分線路在特定時間段內承受極大的客流量。

此外，地鐵建設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與城市擴張的速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些城市的地鐵線路建設相對落後，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通勤需求，導致現有線路長期處於超負荷運行狀態。

五、擁擠地點與乘客體驗

除了線路本身，某些地鐵站點也被認為是「最擁擠的站點」。例如，北京的西二旗站，每日客流量超過20萬人次，工作日早高峰時段更達到約5.1萬人次。該站位於北京地鐵13號線與昌平線交匯處，是大量科技企業員工的通勤必經之地，車站內總是人潮洶湧。

面對這樣的環境，乘客們逐漸形成了一種默契的「排隊禮儀」。無論是通過安检、進站還是上車，大家都井然有序，盡管環境擁擠，卻也能保持一定的秩序。這種現象反映了中國市民在面對高壓生活時所展現出的適應能力與素質。

六、地鐵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關係

地鐵不僅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地鐵建設可以帶動建築、製造、電氣設備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也能引導城市空間合理擴展，優化城市功能布局。

此外，地鐵的便捷性提高了城市的吸引力，吸引投資與人才流入，進一步提升城市的競爭力。地鐵沿線的商業與服務業也因此受益，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以北京為例，作為中國首條地鐵系統的所在地，北京擁有27條地鐵線路，位居全國第一，交通路網里程將由807公里增至836公里，成為名副其實的「地鐵之王」。上海則以22條線路緊隨其後，顯示出其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交通實力。

七、未來展望與改善建議

面對日益增長的通勤需求，中國各城市的地鐵系統正逐步進行擴建與優化。例如，深圳、廣州等地正在加快新線路的建設，以緩解現有線路的壓力。同時，智能調度系統的引入，也有助於提高運輸效率，減少乘客等待時間。

此外，鼓勵公眾使用非高峰時段出行、推行靈活工時制度等措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地鐵系統的負荷。未來，隨著技術的進步與政策的調整，中國地鐵系統將逐步走向更加高效、舒適的運營模式。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三

唐廷樞投身洋務運動改革招商局

501_05：招商局初建時期位於上海外灘辦公大樓（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說到洋務運動重要推手唐廷樞唐廷樞，在結束澳門學習之後轉往香港，繼續在馬禮遜學校就讀並畢業，他先任拍賣行助手，後入港英政府任翻譯七年，並編纂《英語集全》，熟悉西方法制與商務。其後赴上海海關任高級翻譯，洞悉中西貿易運作。1861年加入怡和洋行，升任總買辦，經營航運、絲茶與金融投資，躍居上海商界要角，為日後投身洋務與民族實業奠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十二歲的唐廷樞做出了一個驚動上海商界的決定——辭去英商怡和洋行總買辦的高職，接受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邀請，加入輪船招商局，擔任總辦，負責該局的改组與經營。這一決定，標誌著他的人生從「為洋商效力」轉向「為民族興業」，也開啟了他投身洋務運動的輝煌篇章，而他少年時期在澳門培養的愛國情懷與開放思維，終於有了施展的舞臺。

此時的輪船招商局，由朱其昂初創不久，經營慘淡，資本不足20萬兩，不僅難以與外國洋行抗衡，還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機。李鴻章力邀唐廷樞出山，看中的正是他的商業才華、江湖聲望與中西通達的能力。

唐廷樞上任後，立刻祭出「西法經營」的改革良方。他首先重塑股本結構，效仿西方股份制，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並以身作則，將自己的資金與輪船全部投入招商局。憑藉他在商界的號召力，招商局資本迅速擴充至100萬兩，徹底解決了資金困境。

在管理上，他廢除傳統衙門式作風，建立嚴格的財務、運營制度，明確職責分工，極大提升了運營效率。在業務上，他大刀闊斧拓展航線，不僅鞏固了長江與沿海航線，還將業務延伸至南洋的菲律賓、泰國，甚至遠航英國、日本，開創了中國輪船遠洋航行的先例。

最為經典的一役，是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當時，旗昌洋行壟斷長江航運，壓擠招商局的生存空間。唐廷樞敏銳察覺到旗昌的經營危機，果斷提議收購。經過艱難談判，最終以220萬兩白銀，收購了旗昌的全部輪船、碼頭與倉庫。

這次收購，是中國近代民族企業首次擊敗外資壟斷企業，不僅壯大了輪船招商局的實力，更振奮了國人興辦實業的信心。此後，招商局在與英商太古、怡和的商戰中屢獲勝績，成功挽回了部分航運利權。

在輪船招商局的實踐，讓唐廷樞證明了中國人既能學會西方的經營模式，也能辦好自己的民族企業。這場改革的成功，也為他日後籌辦開平煤礦，積累了寶貴的洋務實踐經驗。

 

玉不琢不成器

501-03卞和獻玉畫作（互聯網圖片）

501-04玉要雕琢才能顯示其價值（互聯網圖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這句出自《禮記·學記》，就是中國人傳統精神的寫照，意思是玉石不加工、不琢磨，不能成為器皿。比喻人不經過培養﹑鍛鍊，就不能成材。

話說在春秋時，楚國有一個名叫卞和的人，在荊山東麓的一個山洞內得到一塊玉璞，也就是內部包含著玉的石頭。他便將這塊玉璞獻給了楚厲王，厲王心存疑慮，便叫來玉匠進行鑑別。豈知那玉匠是個平庸之輩，看了之後說這只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厲王認為卞和欺君，砍斷了卞和的左腳。厲王死後，楚武王繼位，卞和又捧著這塊玉璞去獻給武王。武王又叫來玉匠鑑別，玉匠看了看還是說卞和所獻的只不過是一塊普普通通的石頭而已。武王同厲王一樣認為卞和欺君，讓人砍了他的右腳。

武王死後文王繼位，卞和想去獻玉，可是他雙足俱廢，再也無法行走了，只好把玉璞抱在懷裡，爬到荊山腳下哭了整整三天三夜。眼淚流完了，從眼角溢出來的竟是一滴滴鮮血。文王聽到有關卞和哭玉的消息後，派人詢問他痛哭的原因，對他說：「天下人因犯罪被砍斷腳的人很多，你為何哭得這麼悲傷啊！」卞和回答說：「我並非因為砍斷了雙腳而悲傷，我所痛心的是珍貴的玉石被看成是普通的石頭，忠貞的人卻被當成了騙子！」文王得知後，將卞和與那塊玉璞請進了宮裡，令玉匠鑿開玉璞，果不其然，裡面是一塊美輪美奐的玉石，玉匠經過精心製作，將這塊玉石製成了一塊圓形玉璧。卞和的冤案被平反昭雪，文王將玉璧命名為「和氏璧」，以紀念卞和的忠貞。

這塊「和氏璧」後來流落到了趙國，引出了「完璧歸趙」的故事；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將「和氏璧」製成了玉璽，也就是皇帝的印章，象徵著無上的權力。這塊玉璽就是後來人們所常說的「傳國玉璽」。

至於反面教材，我們都知道宋朝有一個叫方仲永的神童。方仲永出身貧寒，小時候沒怎麼讀過書，但是他天資非常高，聽見有人讀書他就能記住。

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忽然哭了，父母問他怎麼了，是不是要喝水？他搖頭；是不是要吃飯？他搖頭。結果他競然跟父母要讀書人才需要的筆墨紙硯。父母就真的借來一套筆墨紙硯，看他想做什麼。沒想到他居然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詩。左鄰右舍本來聽他的父親說了借筆愚紙硯的情由，就很好奇地跟了過來，現在圍觀了作詩全程，出去之後四處宣揚，不得了了，方家出了一個小神童！這下子，方仲永出了大名。

那些有錢的人家，都爭相攀交方仲永這個小神童，以請他在席間當場作詩為榮。他作一首詩，可以給家裡賺不少銀子。這麼一來，方仲永的父親開始帶著他參加各種場合。有人家的店鋪開張，他帶兒子到場作一首詩；有人家請貴客，他帶兒子到場作一首詩。方仲永的父親忙得連地都不種了，更不用說請先生教小仲永讀書了。他覺得兒子是天生的神童，學什麼習，現在他是小詩人，等他長大了，就是大詩人。大詩人是跑不了一個官做的，我們家興旺發達就全靠他了！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帶著兒子走街串巷，到處展示才藝。到方仲永十二三歲的時候，詩還能作得出來，但是混在同齡的孩子們作的詩裡面，就已經看不了有什麼出色的地方了；到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的詩已經遠不如同齡人。再到後來，就沒有人再聽過他的名字了。

方仲永正是因為沒有像打磨玉石一樣打磨自己，提升自己水平，結果最後混然眾人矣，徹底過了氣。因此，一塊上等的美玉需要琢磨打造，才能顯現出它的價值，所以人類也需要良好的教育，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人的成才之路如同雕刻玉器一般，只有經過層層打磨，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學」更是多方面的，除了知識的學習，還有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學習。學得越多，瞭解得越多，就越有利於成長。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黃霑（二）

黃霑由教職轉投身廣告業和主持節目

500-01：黃霑舊照（互聯網圖片）

500-02：黃霑與倪匡、蔡瀾主持的《今夜不設防》

 

大學時代，黃霑便展現出了他與眾不同的才華與熱情。他積極參與學生會社會服務團的活動，利用假期時間擔任義工，這份對社會的關愛與奉獻精神，不僅豐富了他的人生經歷，更為他贏得了羅文錦爵士紀念怡和獎學金的榮譽。在中文學會的舞台上，黃霑以一出《桃花扇》中的阮大鋮一角，贏得了劇壇名宿雷浩然的賞識，從而被引薦進入香港業餘話劇社，開啓了他在演藝界的初步探索。此後，他不僅在麗的映聲的粵語話劇中嶄露頭角，還偶爾參與邵氏和國泰的黃梅調電影幕後大合唱，為日後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63年，黃霑以優異的成績從大學畢業，選擇在天主教培聖中學任教兩年，體驗了教育工作的神聖與責任。然而，他內心深處對廣告創作的熱情驅使他轉行投身廣告界，這一決定成為了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在英美煙草公司，黃霑從廣告部經理助理做起，憑借出色的才華和不懈的努力，迅速在業界嶄露頭角。1966年，他在香港廣告公司聯會主辦的作文比賽中奪冠，展現了他在文字創作方面的非凡能力。隨後，他晉升為副經理並被保送英國接受商業管理訓練，這段經歷不僅拓寬了他的視野，也為他日後的廣告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然而，黃霑並未滿足於廣告領域的成就。1970年，他轉投華美廣告公司，出任聯合創作總監，開始了更為自由的創作生涯。在這裡，他負責作曲的廣告作品《Varsity Cigarettes:”Varsity World:60″》更是榮獲了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基奧獎」的「國際影視類最佳作品獎」，這是對他廣告才華的極高認可。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華美廣告客戶「白蘭氏雞精」在廣告戰中的失利，黃霑也經歷了職業生涯中的一次低谷。但他並未因此氣餒，而是迅速調整狀態，轉投國泰廣告公司，繼續在廣告領域發光發熱。

除了廣告事業，黃霑在主持界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青年時期，他便以藝名「黃霑」亮相螢屏，主持文化綜合節目《青年聯誼會》，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流利的英語贏得了觀眾的喜愛。此後，他主持了《金玉滿堂》、《群星會》等眾多綜藝節目，並擔任香港小姐競選司儀，多次獲得「最佳電視節目男司儀獎」，被譽為「電視王子」。在主持風格上，黃霑獨樹一幟，不擅記稿卻長於即興發揮，與穩重的搭檔何守信相得益彰，共同創造了無數經典瞬間。

進入1980年代，黃霑的主持事業達到了新的高峰。他不僅在無線電視主持了多屆香港小姐競選和《成功之道》等節目，還偶爾在藝員訓練班教授主持課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主持人才。1989年至1990年，他與倪匡、蔡瀾主持的成人節目《今夜不設防》更是以其大膽的尺度和深入的訪談內容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反響。此外，他還多次主持世界杯、奧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的直播節目，以其幽默風趣的主持風格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晚年時期，黃霑依然活躍在螢屏和電台之間。他在亞洲電視和新城電台主持了多檔清談節目和性知識節目，繼續以他獨特的視角和幽默的語言為觀眾帶來歡笑與思考。同時，他還受邀主持了多個國內外的重要典禮場合，展現了他作為主持人的廣泛影響力和深厚功底。

 

中國之最（八十八）

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一）

500_06：廣州3號線的體育西路站被稱為「地獄西站」（互聯網圖片）

500_07：地鐵已成為人們通勤的重要方式（互聯網圖片）

 

在現代都市生活中，地鐵已成為人們通勤的重要方式。然而，在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城市發展迅速的國家，地鐵系統的負荷極大，尤其是一些核心城市的地鐵線路，常常被譽為「最擁擠的地鐵線」。其中，廣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鐵系統的運輸壓力更是高居全國前列。究竟哪一條是中國目前最擁擠的地鐵線？

一、中國最擁擠的城市：深圳

根據2024至2025年的數據顯示，深圳的地鐵客流強度位居全國第一，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城市。這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深圳不僅吸引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就業，也因產業密集而形成了巨大的通勤需求。尤其是在早高峰和晚高峰期間，深圳地鐵系統的客流量達到高峰，車廂內幾乎無立足之地。

深圳地鐵系統雖然規模龐大，但由於線路規劃較早，部分路段設計容量有限，導致部分線路在高峰期極其擁擠。特別是深圳地鐵5號線與1號線，因其連接了多個重要的居住區與商業中心，因此成為通勤者必經之路，車廂內常見人滿為患的情況。

二、最擁擠的地鐵線路：廣州3號線

提到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路，廣州地鐵3號線無疑是首當其衝。這條線路以高滿載率著稱，被網友戲稱為「地鐵界的天花板」，甚至有「地獄3號線」之稱。根據統計，廣州地鐵3號線的日均客流量超過180萬人次，遠超其他線路，成為中國最繁忙的地鐵線之一。

廣州地鐵3號線的繁忙程度主要來自於其沿線分布的商業中心與住宅區。例如，體育西路站作為3號線與18號線的換乘站，日均客流量高達數十萬人次，被稱為「地獄西站」。該站點在早高峰時段人流如潮，乘客需排隊進站，車廂內幾乎無法站立。

除了3號線，廣州地鐵1號線也是相當擁擠的一條線路。這條線路連接廣州火車站與廣州南站，是南北向的重要交通動脈，每日客流量也非常龐大。

三、其他擁擠城市與線路

除了廣州與深圳，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地鐵系統同樣面臨著巨大的運輸壓力。根據中國城市軌道交通協會的數據，2024年11月，深圳以1.56萬人次/公里·日的客運強度奪得「最擁擠城市」稱號，而廣州則以1.38萬人次/公里·日緊隨其後。此外，長沙、上海、北京等城市也位列前十，顯示出這些城市地鐵系統的高負荷狀態。

在線路層面上，廣州地鐵1號線以其每公里平均承載4.36萬人次的高客運強度，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地鐵線路。這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0.55萬人次/公里·日，反映出廣州地鐵系統的運輸壓力之大。

 

養不教父之過

500-03：《三字經》（互聯網圖片）

500-04：孟子畫像（互聯圖片）

 

「養不教，父之過」，這句出自《三字經》的經典名言，深刻揭示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它告訴我們，生養子女卻不盡心教育，是父母，尤其是父親的重大過失。家庭教育不僅是孩子人格養成的關鍵，更是他們未來能否成才的基石。

從前，有一個無惡不作的強盜，最終因罪行累累被判處死刑。臨刑前，他請求見母親最後一面。當母子相見，母親悲痛欲絕，而強盜卻狠狠咬下了母親的耳朵，痛心疾首地說：「我好恨娘在我犯錯時，從來不教訓我，現在我後悔也來不及了。」這個故事令人震驚，也發人深省。強盜的母親，因忽視對子女的教育，最終間接導致了兒子的悲劇，這無疑是對「養不教，父之過」最生動的詮釋。

孟子，這位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成長歷程也深刻體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孟子小時候，有一次放學回家，對母親說學習跟過去一樣，沒有進步。孟母聽後，沒有責罵，也沒有體罰，而是用剪刀剪斷了正在織的布。孟子驚恐萬分，忙問原因。孟母語重心長地說：「你荒廢學業，就像我剪斷這布一樣。有德行的人學習是為了樹立名聲，增長知識，才能避免禍患。現在你荒廢了學業，將來就只能做下賤的勞役，難於避免禍患。」孟子聽後，恍然大悟，從此勤奮學習，終成大器。

孟母斷機的故事，不僅展現了孟母的決斷性和智慧，更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教育孩子要有方法，不能空洞說教，更不能嚴厲懲罰。孩子尚小，抽象思維能力薄弱，無法理解大而空的說教。因此，父母應該像孟母一樣，通過具體而微的事例，啓發引導孩子，讓他們真正理解事物的內在道理和父母的良苦用心。

「養不教，父之過」，這句古訓提醒我們，作為父母，不僅要供養孩子的生活，更要注重他們的道德和行為教育。只有父母盡心盡力，孩子才能健康成長，成為有用之才。讓我們銘記這句古訓，用心教育每一個孩子，為他們的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

 

洋務先驅唐廷樞系列之二

唐廷樞由買辦到成為實業家

500_05：清末時期在香港的買辦（互聯網圖片）

 

本欄上期說到洋務運動重要推手唐廷樞幼年在澳門馬禮遜學校接受西方教育，與容閎同窗，受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啟蒙，學習西學與英文。三年求學使他開闊視野，認識中西差距。他之後隨馬禮遜學校遷校往香港繼續學習。

1848年，十九歲的唐廷樞結束了在香港馬禮遜學校的學業，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沒有和同學容閎一樣赴美留學，而是正式踏入社會，走上了給洋人打工謀生的路。憑藉著六年西式教育打下的扎實英文功底，他首先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擔任助手，從最基礎的商業事務做起，慢慢積累商業經驗。此時的他，雖已離開澳門多年，但在濠江啟蒙時期培養的開放思維與觀察能力，讓他在商業領域迅速脫穎而出。

咸豐元年（1851年），唐廷樞進入港英政府擔任翻譯，一做就是七年。在這七年裡，他不僅熟練運用英文處理各種公務，更深入瞭解了西方的行政體系與法律制度，同時結識了不少英國官員與商人，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眼界與人脈。在此期間，他還利用業餘時間，耗時三年編纂了《英語集全》一書，共六卷，其中第六卷專門設有「買辦問答」，詳細記載了中西商貿往來的常用語句與禮儀，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以「英語」命名的漢英詞典，也為他日後從事買辦工作奠定了基礎。

咸豐八年（1858年），唐廷樞赴上海海關任高級翻譯。此時的上海，五口通商後已成為中國商業中心，外國洋行林立，買辦作為中西商貿的橋樑，地位日顯重要。在上海海關的三年，他潛心鑽研洋行運營模式，熟悉絲茶貿易、航運物流等核心環節，積累了豐富的行業經驗。

同治二年（1863年），唐廷樞迎來人生關鍵轉折——出任英商怡和洋行總買辦。怡和洋行是當時在華最具實力的洋行之一，這一職位，讓他站到了中西商貿的核心舞臺。

在怡和洋行的十年，是唐廷樞商業才華的爆發期。他不僅為洋行經理庫款、收購絲茶、拓展長江航運，還獨立投資當鋪、地產、錢莊，成為上海商界的風雲人物。他與人合開茶棧，掌控絲茶貿易渠道；投資華海輪船公司，購買近四分之一股份並任襄理。

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曾評價唐廷樞：「在兜攬中國人生意上，他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這十年，唐廷樞積累了巨額財富，更關鍵的是，他吃透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經驗，看清了外國洋行壟斷中國利權的本質。此時的唐廷樞，已不再是單純為洋商效力的買辦，而是一位手握商業密碼、時刻準備回饋國家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