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彭湃（二）

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與南昌起義

521-02南昌起義畫像（互聯網圖片）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啟，孫中山主持召開國民黨一大，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順應革命大勢，彭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屆農民部秘書，自此站在全國農運工作的前沿陣地。

彭湃草擬的農民運動實施方案，成功被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在他的積極提議與全力推動下，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先後擔任第一屆、第五屆農講所主任，是農講所的核心創辦者與主持者。彼時的彭湃身兼數職，4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當選中共廣東區委執行委員，黨政工作雙線並行，為南方革命築牢根基。

深耕農運實踐的同時，彭湃潛心總結革命經驗，撰寫《海豐農民運動報告》，1926年起在《中國農民》雜誌連載，後修訂為《海豐農民運動》單行本廣泛傳播。這部著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部系統闡述農民運動的專著，詳實記錄海陸豐農運的實踐路徑與寶貴經驗，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經典著作的創作，被毛澤東、瞿秋白譽為「革命者的必讀書」，為全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1925年，廣東革命局勢持續向好。革命軍兩次東徵擊潰陳炯明叛軍，3月海豐縣農會順利恢復。東徵期間，海陸豐農會積極配合革命軍，籌措物資、傳遞情報、支援作戰，即便遭到叛軍瘋狂報復，依舊初心不改、堅守革命陣地。同年，彭湃的革命工作全面鋪開，4月牽頭成立中共海陸豐特別支部並擔任書記，10月特支擴建為地方委員會，他續任書記。在他的領導下，海陸豐農運蓬勃發展，農民自衛軍正式組建，鄉村革命政權逐步建立，各類革命舉措落地實施，革命聲勢空前壯大。此後，他兼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農民部部長、廣東省農協常務委員等多重職務，統籌引領潮梅海陸豐地區工農運動。

1926年，在彭湃、阮嘯仙等人的共同引領下，廣東農運走向鼎盛。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後，全省農會會員飆升至64萬人，佔全國農會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二，廣東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核心陣地，彭湃也因此被民眾盛贊為「農民運動的大王」。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行徑，彭湃挺身而出，深入調查「花縣慘案」，揭露反動勢力勾結土匪、殘害農民的罪惡。同年秋冬，他赴汕頭主持工作，發展工農武裝，堅決反擊國民黨右派的分裂背叛行為，捍衛革命成果。年末，他當選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廣州政治分會委員，肩負起更重的革命使命。

1927年，大革命遭遇重創，革命局勢急轉直下。年初，彭湃奉調前往武漢，參與籌備全國農運工作，出席湘鄂贛粵農協聯席會議，當選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秘書長。在中共五大上，他擔任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直面黨內錯誤思潮，大膽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成功當選中央委員。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彭湃臨危受命，返回廣東東江組建工農討逆軍，兼任東路軍指揮，帶領東江農軍開展武裝鬥爭，頑強對抗國民黨新軍閥的血腥鎮壓。

革命絕境之中，武裝抗爭成為唯一出路。1927年7月，面對革命武裝隨時可能被剿滅的危機，黨中央敲定南昌起義計劃，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前敵委員會，統籌起義各項工作。7月27日，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正式成立，敲定起義部署。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

 

中國之最（九十七）

中國最大的貨櫃碼頭——洋山深水港（二）

521_06：洋山深水港碼頭（互聯網圖片）

橫跨杭州灣的東海大橋，全長32.5公里，為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是連接上海浦東與洋山深水港的唯一陸路交通大動脈。不僅承擔著集裝箱、貨物與人員往來的重任，更是全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唯一載體。自2005年建成通車以來，東海大橋已成為中國海上交通建設史上的里程碑，見證了洋山港從起步到壯大的每一步。
沿線北起大治河口，西至杭州灣北岸，總長56.6公里，涵蓋南匯嘴觀海公園等公共休憩設施，兼具交通、生態與觀光功能。然而，隨著临港地區開發加速，海上工程活動頻繁，包括水上風電場建設、碼頭水工作業等，也對航道安全與環境監管帶來新挑戰，亟需多部門協同治理。

客運與物流雙翼齊飛，國際航運指標屢創新高

洋山港不僅是貨物吞吐的巨擘，亦是區域交通的重要節點。目前，港區內設有13家碼頭單位，擁有67個泊位，客運航線覆蓋小洋山與嵊泗、舟山各主要島嶼，共計12條航線，配備42艘營運船舶，服務範圍廣泛，有效促進浙東沿海城鄉融合與旅遊經濟發展。

2024年5月1日，洋山深水港單日安全進出客運船舶達125艘次，發送旅客25,776人次，同比增長8.9%，創下近五年同期最高紀錄。同年12月26日，中國香港籍「地中海卡里普索」輪抵達洋山三期碼頭，成為洋山口岸2024年度第10,000艘次國際航行船舶，首次實現年進出國際航船破萬的歷史性跨越，彰顯其作為國際航運樞紐的強大吸引力。

根據上港集團統計，2023年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900萬標準箱，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口岸全年驗放入出境國際航行船舶逾9640艘次，較2022年增長7%，創2013年以來新高；驗放出入境人員超23.6萬人次，增長10%，打破歷史紀錄，展現出極強的國際交流活力。

創紀錄！吞吐量突破1億標準箱，大型船舶靠泊再刷新

2023年5月28日，冠東國際集裝箱碼頭完成「MSC APOLLINE 地中海阿波琳」號的卸貨作業，標誌著洋山港冠東碼頭集裝箱吞吐量正式突破1億標準箱，是中國大陸少數實現這一里程碑的單一碼頭單位，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同年4月6日清晨7時，利比里亞籍「地中海伊琳娜」號集裝箱輪成功靠泊洋山港三期碼頭，這艘長達399.99米、寬61.3米的巨輪，最大載櫃量達24,346標準箱，可堆疊至22層樓高，再度刷新洋山港大型船舶靠泊紀錄，展現港口在深水條件與碼頭設備上的絕對優勢。

小洋山北作業區啟動，未來發展格局全面鋪開

為應對未來集裝箱運輸需求的持續增長，洋山深水港的擴建步伐不斷加快。2025年，小洋山北作業區建設已正式啟動，計劃於2026年投入運營。2026年1月23日，小洋山北西2區（北區）工程4號堤合龍，標誌著該項重大工程取得關鍵進展，預示著洋山港將迎來新的增長極。

2026年上半年，洋山深水港累計完成集裝箱吞吐量1519.39萬標準箱，同比增長8.11%，半年度箱量刷新歷史紀錄，顯示出強勁的發展韌性與市場需求。隨著北作業區的逐步投產，洋山港的整體吞吐能力將進一步提升，為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注入強勁動能。

綠色轉型與科技創新並進，打造可持續發展典範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碳排放壓力，洋山深水港積極響應國家「雙碳」戰略，推進能源結構調整與清潔生產。2024年，港口成功完成首艘使用綠色甲醇燃料的集裝箱船接卸，並在碼頭設施中廣泛應用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實現「零排放」碼頭目標。

同時，港口持續深化數字化改革，建立「智慧港口大腦」系統，整合船舶調度、碼頭作業、物流配送等全流程資訊，實現「一碼通關、全程可視、智能決策」，大幅降低運營成本與碳排放，為全球港口提供可複製的智慧化解決方案。

結語：從海島到世界門戶，洋山港的崛起之路

從1995年上海提出建設深水港的遠景構想，到2002年國務院正式批准立项，再到2005年開港、2017年智能化升級、2024年綠色突破、2025年吞吐量再創新高——洋山深水港走過了一條由規劃到實踐、由建設到領先的輝煌之路。

它不僅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更是全球航運網絡中的關鍵節點。如今，洋山港已超越單一港口的功能定位，成為集物流、貿易、科技、環保於一體的綜合性國際航運樞紐。隨著小洋山北作業區的建設推進與智慧綠色技術的深度應用，未來洋山港將繼續引領全球港口發展方向，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更大力量。

 

槍打出頭鳥

521-03商鞅畫像（互聯網圖片）

「槍打出頭鳥」出自《增廣賢文》，其字面意思是獵人狩獵時，總會率先射擊鳥群中探出頭、飛在前的鳥兒，引申為群體中鋒芒畢露、帶頭爭先、敢於破局的人，最容易招致非議與打壓。在文學創作中，姜樹茂《漁島怒潮》用其形容勢力打壓先行者的場景，路遙《平凡的世界》則將它與「人怕出名豬怕壯」並列，視作傳統社會典型的處世哲學。而這一觀念的內核，可追溯至傳統陰陽思想的盛極而衰理論，凡事鋒芒盡顯、居於極致，便極易走向反面，成為眾矢之的。

長久以來，這句古訓被不少人奉為明哲保身的生存法則。世人多信奉藏鋒守拙、隨波逐流，不敢爭先、不願冒尖，生怕展露鋒芒便招致禍端。回望歷史，銳意革新的商鞅，他的一生，深刻詮釋了「出頭鳥」的困境，卻也重新定義了出頭爭先的真正價值。

戰國末年，秦國積貧積弱，貴族世襲固化、吏治腐朽、軍力孱弱，在列國紛爭中步履維艱。當朝野上下人人安於現狀、固守舊制，無人敢觸碰延續數百年的貴族特權體系時，商鞅挺身而出。他懷揣法家治國理念入秦，舌戰守舊群臣，力排朝野非議，成為打破時代桎梏的先行者，是亂世中當之無愧的「出頭鳥」。彼時舊制度根深蒂固，權貴坐擁特權、不思進取，唯獨商鞅看清秦國積弊，以雷霆之勢開啓變法革新。

商鞅變法直擊舊勢力核心利益，徹底顛覆了秦國舊有秩序。他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軍功爵制，打破貴族世襲榮華的壁壘，讓平民將士得以憑戰功晉升；他獎勵耕織、嚴明法度、規整戶籍，夯實秦國國力根基，讓民生安定、軍力暴漲，為秦統一六國埋下關鍵伏筆。這場利國利民的變革，讓秦國脫胎換骨，卻也讓商鞅徹底站在了守舊貴族的對立面，成為所有舊勢力打壓的核心目標。

這便是「槍打出頭鳥」的殘酷本質：先行者從無過錯，只因逆勢而行、率先破局，反襯出平庸者的庸碌、守舊者的腐朽，故而必然承接所有舊勢力的反撲。秦孝公在世時，商鞅有君王庇護，新法得以順利推行；孝公離世後，失去屏障的商鞅瞬間淪為矛盾的宣洩口。舊貴族羅織罪名、肆意構陷，新君為穩固皇權、平衡朝局，最終選擇犧牲這位革新先驅，商鞅終遭車裂酷刑，落得悲涼結局。

世人常以商鞅之死佐證「槍打出頭鳥」的處世之道，告誡後人莫爭先、莫出頭。但古訓從不是苟且偷安的藉口，商鞅的悲劇，是時代變革的必然代價，而非出頭爭先的過錯。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三

由傳教到育才——教會學校如何改變中國教育制度

十九世紀以前，基督教在華創辦學校，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和協助傳教。隨着時代變遷，尤其是香港開埠後，教會學校的辦學理念逐漸改變，由以傳教為中心，轉向培養社會人才，並引入近代教育制度。這場轉變，不僅影響了粵港澳地區，更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帶來深遠啟示。

早期教會學校規模普遍不大，學生主要來自教徒家庭、孤兒或貧苦兒童。當時中國仍以科舉制度作為選拔官員的唯一途徑，無論私塾還是書院，都是圍繞四書五經和八股文教學。由於教會學校不教授應付科舉考試的內容，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入讀後既不能考取功名，又可能受到外來宗教影響，因此對教會教育抱持懷疑態度。

為了吸引學生，不少教會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提供住宿、膳食、書籍，甚至發放生活補助。對一些家境清貧的家庭來說，教會學校不但解決了子女受教育的問題，也減輕了生活負擔，因此逐漸吸引更多學生入學。

隨着社會逐漸接觸西方文化，加上晚清局勢急劇變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單靠傳統教育已難以應對世界的新形勢。尤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科學技術、工業文明和現代制度對中國產生巨大衝擊，社會對外語、科技及專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教會學校的辦學方向亦開始改變。

十九世紀後期，許多教會學校已不再把宗教課程放在首位，而是逐步建立完整的新式課程。除中文和宗教教育外，學生還需學習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有些學校更增設音樂、美術、體育及自然科學課程。這些學科在當時的傳統私塾幾乎無法接觸，令學生得以認識近代世界的知識體系。

外語教育更成為教會學校的一大特色。當時中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精通英語的人才十分稀少。教會學校重視英文教學，不少畢業生日後成為翻譯、外交官、商人、教師及醫生，在近代中國對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教會學校逐漸吸引商人、士紳甚至官員家庭把子女送入就讀，學生來源不再局限於基督徒或貧困家庭，而開始走向多元化。

除了課程改革，教學方式亦出現重大改變。傳統私塾主要依靠背誦經典和老師講授，學生較少主動思考；教會學校則採用分班授課、分級教學、定期考試等制度，並鼓勵學生閱讀、討論及進行實驗，培養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做法後來逐漸被晚清新式學堂吸收，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教會教育的另一項特色，是十分重視專業教育。除普通教育外，部分學校開始設立醫學、護理、師範等課程，培養社會急需的專業人才。尤其是西方醫學，過去中國鮮有系統教授，教會醫學教育的興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代接受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也為日後近代醫療體系奠定基礎。

辦學理念的改變，也令教會學校逐步走向專業化。早期不少學校由傳教士兼任校長和教師，行政與教學制度較為簡單。隨着學生增加，教會開始聘請專職教師，建立較完善的管理制度，並編寫適合華人學生使用的教材。部分華人知識分子亦加入教學工作，令課程內容更貼近中國社會需要，促進中西教育理念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教會學校雖然由外國教會創辦，但辦學過程並非一成不變。面對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和教育需求，不少學校主動調整課程內容，在保留中國語文和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引入西方科學知識，形成兼容中西的新式教育模式。這種融合並非簡單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在本土環境中逐步發展出適合中國社會的教育方式。

到了十九世紀末，教會教育已由最初服務宗教的學校，逐步發展成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它率先建立分級教學、近代課程和專業教育制度，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也為晚清新政以至民國時期的新式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鑑。教會學校從「傳教」走向「育才」，不僅改變了自身的角色，更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完）

淋巴癌復發不幸病逝

519-01霍英東舊照（互聯網圖片）

519-02霍英東葬禮（互聯網圖片）

2006年10月28日19時30分，傑出社會活動家、著名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享年84歲。這位深耕家國七十餘載的香港實業家、第八至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走完了愛國愛港、無私奉獻的一生。中央迅速派出專機與醫療小組赴京照料，國家領導人在其臨終前前往探望，新華社次日刊發長篇訃告，定格下國家對他一生功績的高度肯定，一場承載舉國敬意的高規格喪禮，緩緩拉開帷幕。

霍英東常年受淋巴癌病痛困擾，1983年確診患病，2003年癌症復發，2006年病情急劇惡化。當年7月，他病情危殆，依靠儀器維持生命，中央即刻調配醫療資源赴京救治。短暫好轉後，10月下旬病情再度急轉直下，數次傳出彌留消息，最終不治離世。噩耗傳出，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直言，霍英東的離去是國家與香港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港澳各界人士紛紛撰文、發聲悼念，感念他數十年為國為民的奔走付出。

霍英東一生扎根香港、心系家國，是「一國兩制」落地實踐的關鍵推動者。自上世紀80年代起，他歷任全國政協常委、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深度參與國家大政協商。作為鄧小平會見的首批香港人士，他主動建言出入境管理、港元流通、旅遊證件等務實建議，為香港相關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參考。在香港回歸籌備階段，他身兼基本法起草委員、特區籌委會副主任等多重要職，《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撰文《我的事業永遠立足於香港》，堅定傳遞擁護回歸、扎根香港的心聲。回歸之後，他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堅定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始終奔走呼籲兩岸和平統一。

家國之外，霍英東傾資興學、廣施善舉，以財富反哺社會。1984年，他捐資10億港元創立霍英東基金會，全面資助內地教育、醫療、文化建設；1986年再捐1億港元設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獎勵全國高校青年教師。他設立百萬美元留學獎學金，鼓勵青年學成歸國；先後向香港科技大學捐出8.3億港元，出資創辦廣州市英東中學，撥款推動港校南沙科研合作，累計捐建內地教學設施投入達7.6億港元。同時深耕南沙開發，以數十年投入帶動區域發展，將實業所得持續回饋國家建設。

10月31日，其子霍震霆護送霍英東靈柩返港。11月6日，香港殯儀館開放公眾弔唁，中央各部委、港澳政商各界致送逾千個花圈，普通市民自發到場送別。11月7日，追悼會以國家領導人最高規格舉行，靈柩覆蓋五星紅旗，董建華、何鴻燊、曾憲梓、李兆基等十餘位政商名流共同扶靈。治喪委員會主任王忠禹宣讀悼詞，盛贊其愛國赤誠與濟世善舉。靈車途經街道時警方封路維持秩序，大批市民駐足默哀；下葬柴灣佛教墳場之際，中聯辦工作人員收回國旗，百餘名親友依次三鞠躬，一場莊重肅穆的儀式，送別這位香港第二位享國葬規格的愛國先輩。

訃告將霍英東定義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短短數語概括其一生。他坐擁約300億港元資產，生前立下遺囑規劃家族財產分配，身後雖有短暫遺產糾紛，但絲毫不掩其赤子本心。他一生坦蕩，待人謙和，不恃財富張揚，即便立場堅定擁護國家，亦始終包容不同聲音，收穫各界廣泛敬重。

霍英東先生以畢生行動詮釋愛國愛港的初心，從助力改革開放、護航香港回歸，到捐資助教、造福民生，他將個人事業與民族命運緊緊相連。那場覆蓋國旗的喪禮，是國家對一位愛國實業家最高的禮贊，他赤誠報國、無私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留存在港澳大地，激勵後人銘記家國大義，堅守民族同心。

 

中國之最（九十六）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三）

519_06：外籍客商在義烏全球數貿中心與機器人互動（新華網圖片）

2024年11月22日，浙江金華·義烏舉行盛大的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啟動第六代市場核心標誌性項目——「全球數貿中心」的全球招商行動。此舉標誌著義烏從傳統小商品市場邁入以數字化、智能化、國際化為導向的新時代貿易生態系統，海內外商戶均可參與投標，只要符合標準，即可入駐這一全球級數字貿易樞紐。
位於義烏國際商貿城五區市場東側的全球數貿中心，總佔地超過560畝，建築面積逾125萬平方米，總投資額突破83億元人民幣。作為中國乃至全球跨境電商的重要節點，該項目將重點建設直連中國境外的跨境數據傳輸通道，確保用戶能實現高速、穩定且合規的海外平台接入，為全球買賣雙方提供安全高效的數字貿易環境。
全球數貿中心規劃布局市場、商務辦公樓、商業街區、人才公寓及「數貿港」五大功能板塊，形成集交易、研發、展示、物流與服務於一體的現代化貿易生態圈。其中，市場板塊已吸引超過3,700家新興商户進駐，涵蓋時尚珠寶、創意潮玩、智能裝備等八大新興行業，展現出強勁的產業升級活力。令人矚目的是，入駐商户中「商二代」「創二代」及「新生代」青年經營者佔比高達52%，擁有自主品牌或經營IP產品的企業比例亦達57%，彰顯新一代創業者對品質與創新的追求。
走進數貿中心的商位，可見一幕幕即時互動的跨境貿易場景：透過穩定高效的萬兆光網，來自歐美、東南亞、中東等地的外國客商，能與商家實時視頻溝通、即時議價，甚至在線直播看貨選品，彷彿親臨現場。一位巴基斯坦客商表示：「以前要飛來飛去才能挑到合適的商品，現在只要點一下螢幕，就能看到全貌，效率提升太多。」

針對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的「設計難、營銷難、出海難」三大痛點，中心研發並落地專注於小商品貿易垂直領域的「世界義烏」商贸大模型，推出包括「小商AI設計」「小商AI視創」「AI影片翻譯」等在內的13項人工智能應用。以「小商AI視創」為例，商家無需撰寫腳本，僅需幾分鐘即可自動生成多語種（英語、西班牙語等）產品宣傳影片，大幅降低內容創作門檻與時間成本。
為加速數智化轉型步伐，義烏小商品城集團在2025年已與多家科技巨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4月與阿里巴巴集團攜手，融合其雲計算、大數據與電商生態優勢，共同打造小商品垂直領域的AI貿易大模型；9月，與「杭州六小龙」成員群核科技合作，引進其3D AI設計解決方案，助力家居、玩具、五金等行業商家實現虛擬展示與智能設計；同月，還與騰訊智慧零售簽約，雙方將共建覆蓋採購、供應鏈、銷售與客戶管理的全鏈路數字化貿易體系。
浙江省有關負責人指出，全球數貿中心的啟動，不僅是義烏市場迭代升級的里程碑，更是浙江省推動貿易全鏈條數字化轉型的重要載體。它展現了浙江在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能級開放強省上的堅定決心。
更令人關注的是，2026年5月5日，《南華早報》報導指出，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正緊急「備戰世界杯」。作為全球體育周邊商品的集散地，義烏目前已佔據世界杯相關商品約70%的全球份額。有商戶表示，2026年訂單量遠超預期，僅4月份銷量便增長近25%，部分廠房已實施兩班倒甚至三班倒生產模式，仍供不應求。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買家再度湧入義烏，搶購各類球衣、吉祥物、應援旗幟等周邊商品，展現出義烏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英雄莫問出處

519-03朱元璋畫像（互聯網圖片）

「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元末明初詩人楊基在《感懷》中寫下的詩句，流傳後世化為俗語「英雄莫問出處」。這句話道破識人用人的真諦：評判一個人，應當著眼於才幹、格局與擔當，而非家世門第、早年境遇。出身從不是束縛人生的枷鎖，底層亦能走出扭轉時代的英雄，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便是這句古訓最鮮活的印證。

朱元璋生於濠州貧苦佃農之家，世代無田無產，幼年便以放牛為生，終日飽嘗飢寒欺凌。元末天災四起，旱災、蝗災與瘟疫席捲淮西，短短數月，至親盡數離世，他無錢置棺、無地葬親，只能草草掩埋家人，一夜淪為亂世孤人。為求活命，十七歲的他入皇覺寺為僧，可寺廟也難扛災荒，他只得持鉢雲遊乞討，在淮西、河南漂泊三年。沿街乞討的歲月，讓他看盡世態炎涼，見識官吏苛政、百姓流離，苦難磨去少年怯懦，鑄就了他堅韌果決的心性，也埋下救民於水火的志向。

亂世給了底層人破局的機會。同鄉湯和邀約，加之自身身陷險境，朱元璋投身郭子興麾下的紅巾軍。軍旅之中，他勇武善謀、處事沈穩，屢立戰功，深得主帥賞識，迎娶馬氏，在義軍中站穩腳跟。他看透濠州諸將胸無大志、內鬥不休，主動外出招兵，徐達、常遇春等猛將慕名相投，又禮聘劉伯溫、李善長等文臣，定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長遠方略，沈心積蓄實力。

群雄割據，前路凶險。面對擁兵巨艦的陳友諒、坐擁富庶江南的張士誠，朱元璋沈著佈局。鄱陽湖一戰，他以少勝多，用火攻破掉陳友諒主力；隨後揮師平定江浙，一統江南。根基穩固後，他頒布《諭中原檄》，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北伐，元軍節節潰敗，元順帝倉皇北逃，終結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公元1368年，朱元璋於應天府登基，國號大明，隨後平定四方割據，結束數十年戰亂，讓天下重歸安定。

從放牛娃、游僧、乞丐，到一統天下的開國帝王，朱元璋無家世依靠，無門第加持，僅憑磨難焠鍊出的韌性、識人善用的智慧與心懷蒼生的格局，完成驚天逆襲。他的經歷清晰詮釋：出身只能決定起點，無法限定終點。所謂英雄，從來不靠血脈背書，而是靠自身能力與不懈奮鬥站穩腳跟。

反觀當下，「英雄莫問出處」依舊有現實意義。它警示世人摒棄院校、家境帶來的偏見，明白平凡人亦藏無限潛能。家世是先天饋贈，能力是後天修行，真正的強者，縱使出身塵埃，亦能衝破桎梏、成就功業。莫以出身論高低，心有丘壑、篤行不怠者，皆可稱英雄。

 

明清教會教育與粵港澳近代化系列之一

澳門如何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起點

519_05 ：清末時期的大三巴，即聖保祿學院（互聯網圖片）

提起中國近代教育，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晚清的新式學堂，或是香港、上海等城市。然而，若追溯西方教育制度最早傳入中國的歷史，澳門卻是繞不過去的重要一站。這座位於珠江口的小城，自十六世紀中葉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港口後，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樞紐，更成為西方宗教、科學和教育傳入中國的前沿，揭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序幕。

十六世紀是歐洲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相繼向東方拓展航線。約在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門取得居留權，澳門逐漸發展成為遠東重要的國際商港。來自歐洲的商人、傳教士、學者和工匠雲集於此，令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與此同時，天主教耶穌會亦把澳門作為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基地，展開傳教工作。

耶穌會傳教士深知，要在中國立足，單靠傳教並不足夠，更需要培養熟悉中國文化和語言的人才。因此，他們除了學習漢語、研究儒家經典外，也積極興辦教育，希望透過學校培養神職人員及傳教助手，同時向中國介紹西方知識。

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它是澳門第一所高等學府，也是中國最早採用西式教育制度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在亞洲天主教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學院最初以培養傳教士為主要目標，但課程內容並不限於宗教，除了神學和哲學外，還教授拉丁文、數學、天文、地理、音樂及修辭學等科目，學生更有機會接觸當時歐洲最新的自然科學知識。

由於澳門是葡萄牙東方傳教網絡的重要據點，聖保祿學院的學生並非全部來自中國。日本、越南、印度、馬來半島等地的修士和青年，也曾在此接受教育，再前往東亞各地傳教。因此，這所學院不僅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也是當時遠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教會學府之一。

除了聖保祿學院外，澳門另一所重要教育機構是聖若瑟修院。修院成立後，繼續肩負培養神職人員和推動教會教育的使命，與聖保祿學院互相配合，使澳門逐漸形成完整的教會教育體系。雖然兩所學校主要服務宗教發展，但在辦學過程中，也把西方教育制度、教學方法和學術理念帶進中國，對後來的新式教育產生深遠影響。

十七世紀初，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利瑪竇成功進入北京，開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他主張尊重中國傳統文化，與士大夫交流學術，並介紹西方天文、數學、曆法等知識。這種「學術傳教」的方式，也深深影響澳門教會學校的辦學理念。教育不再只是宗教訓練，更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當時的中國仍以私塾和書院教育為主，學習內容集中於四書五經，目的是培養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才。相比之下，澳門教會學校教授外語、科學和哲學等課程，讓學生接觸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雖然學生人數不多，影響範圍亦有限，但這種教育模式首次把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帶到中國，為日後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參考。

隨着中西交流日益頻繁，澳門的教育角色亦愈加突出。不少來華傳教士先在澳門學習中文，再前往廣州或北京；不少中國學生亦透過澳門接觸西方知識，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可以說，在香港尚未開埠之前，澳門已是中國對外教育交流最重要的窗口。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五）

霍英東畢生耕耘體育事業

518-01霍英東熱愛足球運動（互聯網圖片）

518-02霍英東促成中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互聯網圖片）

霍英東一生與體育相伴，運動是他個人的熱愛，更是他為國奔走、推動民族自強的重要載體。懷揣「強國必先強身」的信念，他以半生光陰充當「民間體育大使」，打通中國重返國際體壇的道路，斥巨資興建場館、獎勵健兒、普及大眾體育，將家國情懷融入體育事業，為中國體育發展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霍英東自幼熱愛運動，足球是他最鍾情的項目。青年時期，他組建榮小足球隊、卓然隊，時常親自下場在灣仔修頓球場參賽；後創立東昇足球隊徵戰香港甲組聯賽，長期執掌愉園體育會，1970年成為香港足球總會首位華人會長。除此之外，他深耕多項體育運動，曾兩度斬獲全港網球雙打冠軍，同時擔任香港象棋總會榮譽會長，羽毛球、網球皆有所涉獵。年少貧苦、體弱多病的經歷，讓他深刻體會體魄強健對個人與民族的意義，他始終認同張伯苓「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的理念，堅信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離不開全民體育的振興。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受國際局勢影響，新中國長期被隔絕在國際體育組織之外，各類賽事席位長期由台灣當局佔據，變相製造「兩個中國」。身為香港體育界領軍人物，霍英東主動扛起體育外交重任，開啟漫長斡旋之路。1974年，他首赴德國法蘭克福國際足聯會議爭取席位未果，隨即轉戰伊朗德黑蘭亞足聯大會，憑借嚴謹的規則論述與多方遊說，推動中國恢復亞洲足聯合法席位，這是中國重返國際體壇的關鍵一步。此後十餘年間，他奔走各國，牽頭成立世界羽聯，協調多方談判，相繼助力中國重返羽毛球、籃球、自行車等單項國際組織，最終促成1979年中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徹底打破國際體壇的封鎖壁壘。

為拉近內地與香港體育聯結，1978年霍英東牽頭創辦「省港杯」足球賽，成為新中國首個常態化內地與香港體育交流賽事，常年維繫兩地運動員互動往來。1981年，他在中山溫泉賓館建成國內首個高爾夫球場，打破高端運動的發展壁壘；在南沙佈局帆船、高爾夫等項目，主動降低參與門檻，推動小眾運動普及，踐行全民體育理念。

1984年，許海峰射落中國奧運首金，霍英東當即出資1億港元設立霍英東體育基金會，專門獎勵為國爭光的運動員與教練員。每逢國際大賽落幕，基金會都會發放高額獎金，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後，便向獲獎健兒發放115萬美元獎金，為每位冠軍打造一公斤純金紀念獎牌。同時，他斥資1億港元修建北京亞運村英東游泳館，該場館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承擔水球、現代五項游泳賽事；又捐資2億港元參與建設奧運水立方，此外還出資修建中國體育歷史博物館、中國武術研究院，在內地多地校園、城鄉興建運動場地。數十年間，他投入體育事業的捐贈總額超10億港元。

霍英東始終心系中國奧運夢想。1992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他遠赴各國遊說國際奧委會委員，全力爭取支持，1993年北京僅兩票之差惜敗悉尼，巨大落差令他心力交瘁，卻從未放棄。直至2001年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才圓了他畢生心願。1995年，國際奧委會授予他奧林匹克勳章，1998年國際足聯頒發金質獎章，兩項國際體育最高榮譽，是世界對其貢獻的高度認可。

從球場愛好者到中國體育破冰的先行者，從捐資建館到搭建國際體育橋梁，霍英東以體育為紐帶，用一生踐行「強身強國」的初心。他以一己之力打通中國走向世界體壇的通道，讓體育成為彰顯民族底氣、聯結海內外同胞的橋梁，這份赤誠愛國、深耕體育的精神，長久激勵著中國體育不斷向前。

 

中國之最（九十六）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二）

518_06：五期商場有超過7萬個商舖（互聯網圖片）

義烏國際商貿城從第一代市場不斷擴大，為了持續鞏固其「永不落幕的博覽會」美譽，推動市場智慧化、國際化與產業融合升級，第五代義烏市場從2002年開始至2017年，先後建成五期市場並投入使用，擁有營業面積400餘萬平方米，商位7萬個，從業人員達20多萬，日客流量20多萬人次，被視為義烏市場轉型升級的象徵性工程，標誌著義烏從「出口加工型市場」邁向「國際化綜合商業平台」的重要跨越。

五區啟航：打造全球進口商品交易新高地
義烏國際商貿城五區市場位於誠信大道以南、銀海路以北，東臨37省道，西接四區，交通便捷，地理優勢無可比擬。項目總佔地266.2畝，建築面積達64萬平方米，總投資高達14.2億元人民幣，分為地上五層、地下兩層，擁有商位逾7000個，專營進口商品、床上用品、紡織品、針織原材料、汽車用品及配件等多元產業。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設於一樓的進口商品館，規劃面積達10萬平方米，設有370餘個標準商位，涵蓋五大核心功能區：非洲產品展銷中心、食品保健類、服飾鞋帽家居用品、珠寶首飾工藝品，以及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特色進口商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產品展銷中心佔地5000平方米，已為50個友好非洲國家提供專屬貿易窗口，促進中非經貿合作深化；同時，即將啟用的東盟產品展銷中心（規劃面積1000平方米），將為東盟十國提供展銷平台，進一步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商貿交流。

多元配套，打造一站式消費體驗
除了商品交易功能，五區市場更注重人文與服務整合。市場內設有4D影院、主題休閒空間、旅遊購物中心，並結合周邊商圈，形成集「購物、觀光、娛樂、住宿、餐飲」於一體的綜合型商業生態。配合義烏市推出的環線觀光巴士，遊客可輕鬆穿梭於各區市場之間，深入體驗「世界小商品之都」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義烏國際商貿城自開業以來，始終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一區市場早在2004年便被浙江省旅游局列為「購物旅遊定點單位」，並榮獲全省首個「五星级市場」殊榮；二區市場則於2005年通過ISO9001品質管理體系與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並成功通過國家「AAAA級旅遊景點」評審，展現出卓越的軟硬體實力。

全區協同，構建全球供應鏈樞紐
截至目前，義烏國際商貿城已形成由一區至五區、篁園服裝市場、國際生產資料市場共同組成的完整商業版圖：

一區市場：2002年啟用，佔地420畝，建築面積34萬平方米，擁有逾萬個商位，主營花藝、玩具、飾品、工藝禮品，日均接待客商超4萬人次，外商達5000人次，商品出口覆蓋140多個國家，外貿比例逾60%。

二區市場：2004年開業，佔地483畝，建築面積超60萬平方米，設有箱包、五金、電子、台灣館、香港館等特色交易區，並設有旅遊購物中心與歷史陳列館，是義烏首座「國家級旅遊景點」。

三區市場：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主打文化用品、體育用品、化妝品、眼鏡、拉鏈等行業，設有650多個展示廳，並配備中央空调與智能消防系統，實現人貨流暢通。
四區市場：2008年啟用，建築面積達108萬平方米，為第六代市場代表，設有高架車道、多層停車場與4D影院，是目前國內科技含量最高的商品批發市場之一。
篁園服裝市場：2011年投入使用，定位專業服裝市場，涵蓋男裝、女裝、童装、牛仔褲、睡衣等五大類別，推動義烏服裝產業品牌化、國際化。
國際生產資料市場：專注於皮革原料、燈具、食品機械、五金工具、印刷包裝設備等工業品，滿足企業級採購需求。

 

不得已而為之

518-03老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518-04辛棄疾畫像（互聯網圖片）

「不得已而為之」，這句流傳千年的俗語，並非懦弱妥協的藉口，而是古人洞悉世事、權衡輕重後的理性抉擇。它道盡了人生與治世的無常：世無萬全之策，當理想與現實相悖、私情與大義衝突，人唯有放下本心，行不願之行，成不得不成之事，藏著最樸實的處世智慧與擔當。

這一理念最早溯源於《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在老子的思想體系中，戰爭是凶戾不祥之物，君子向來尚仁守和、厭惡征伐，從不主動興兵擾民。但面對邦國危亡、生民塗炭的亂局，一味避戰退守，只會讓百姓深陷水火、社稷淪於傾覆。故此，聖賢與明君從不輕言用兵，唯有在國土受侵、民生受迫的絕境之中，才會不得已而興師禦敵。這裡的「不得已」，從不是好戰，而是護民安邦的底線擔當，是捨小取大、權衡全局的明智。

兩宋志士辛棄疾，則將「不得已而為之」從治軍之道延伸為治世之論，在《九議》中直言：「歲幣郊祀之費，是不得已而為之者。」南宋積弱，北方強敵環伺，國力孱弱、戰力不足，無法以一戰定乾坤。朝廷每年繳納歲幣、耗費巨资行郊祀之禮，看似屈辱耗財，實則是權衡利弊後的無奈之舉。於個人氣節而言，納貢求和實為屈辱；於天下蒼生而言，卻能換取邊境暫安、百姓休養生息。辛棄疾深明時局困境，看透亂世之中沒有完美選擇，所有妥協與付出，皆是迫於時勢、不得已而為的權宜之計，藏著救時濟世的苦心。

縱觀千古史冊，「不得已而為之」從非孤例，無數聖賢處世、名臣治國的抉擇，皆印證這一處世真義，諸多經典典故更為其賦予厚重的文化底蘊。除先秦魏晉的治世理念外，漢初張良的隱退、周公的攝政，皆是最為經典的範例。《史記·留侯世家》記載，漢朝初定、天下太平後，張良不戀權位、辭官歸隱、修道養生。世人多以為他淡泊名利、無心仕途，殊不知這是他審時度勢、不得已而為的遠見。漢高祖登基後，猜忌功臣、削藩除侯，開國功臣多不得善終。張良深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恆古規律，為保全自身名節、避開朝堂禍亂，只能捨棄榮華、主動隱退。這份退讓，非怯懦避世，而是看透局勢後不得已的明哲保身，是知進知退的大智慧。

世人常誤解，不得已而為之是無能與退讓，殊不知這是最沉穩的成熟。世間萬事，多有两難之局，從無盡善盡美的選擇。順心而行易，逆願而為難；肆意逐利易，守義擔當難。那些看似無奈的妥協、被迫的行動，背後都是清醒的認知與堅定的格局：不執著於表象的完美，只堅守底線的正義；不逞一時之快意，只謀長遠之安穩。

 

澳門首位華人女西醫余美德系列之二

余美德創辦澳門首間華人兒童幼稚園

518_05：余美德創辦幼稚園，後來擴建為蔡高中學（互聯網圖片）

行醫救人，是余美德給澳門的第一份禮物；而數十年間在教育、慈善、信仰領域的深耕，則讓她的名字深深鐫刻在澳門現代化進程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上。她從不將視野局限在診室之內，而是堅信：唯有啟民智、扶弱貧、聚人心，才能真正讓這片土地煥發長久的生機。

1906年，余美德與數位華人教友在黑沙灣一帶創立「基督教會志道堂」——這是澳門歷史上第一間完全由華人信徒自立、自傳、自養的基督教教會。長期擔任執事的她，不僅捐出大量經費支持教會運作，更將醫療與慈惠緊密結合：在教會開設義診點、舉辦衛生講座，還為貧困家庭分發藥品與救濟物資，讓志道堂成為當時華人社區互助自救的核心據點。

她更敏锐察覺到學前教育的空白。那時澳門的華人孩童要麼進私塾，要麼閒散在家，幾乎沒有專門的啟蒙教育。1919年，在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等社會賢達支持下，余美德在志道堂內創辦「志道幼稚園」，這是澳門第一所專為華人兒童開設的幼稚園，開創了澳門現代學前教育的先河。1934年，學校擴建為「蔡高紀念學校」，余美德義務擔任名譽校長，即便在抗日戰爭物資匱乏的歲月，仍堅持維持教學、收容難童，還召回留美歸來的姪女余艷梅接掌校務，逐步發展為今日享譽澳門的蔡高中學。

晚年的余美德，依舊牽掛著弱勢群體。1956年，82歲高齡的她積極發起籌辦「志道安老院」，為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提供棲身之所與臨終關懷，用餘溫溫暖著社會最邊緣的群體。1960年，余美德安詳離世，享年86歲，留給澳門的，是一條從醫療到教育、從信仰到慈善的完整奉獻軌跡。

從打破性別偏見執業行醫，到開創多項澳門社會事業先河，余美德的一生，正是澳門從傳統邁向現代的生動寫照。她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用一輩子的堅守告訴後人：真正的力量，從來不在於名聲大小，而在於是否願意用一顆仁心，去照亮身邊的每一寸土地。今日志道堂的鐘聲、蔡高中學的書聲，都在默默傳頌著這位偉大女性留給澳門的精神遺產。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四）

眼光獨到 開發南沙

517-01霍英東舊照（互聯網圖片）

517-02南沙正高速發展（互聯網圖片）

1987年，當霍英東第一次踏上南沙的土地時，眼前所見並非繁華，而是一片荒蕪的灘塗與零星小山。南沙雖屬其祖籍地番禺，卻仍是一片未經開發的處女地。然而，正是在這次沿江踏勘中，霍英東以其獨到的戰略眼光，洞察到了這片土地的非凡潛力：它距離廣州約50公里，至香港、澳門僅30多海裡，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幾何中心，且坐擁珠江深水航道。他認為，這裡是發展現代化交通樞紐與港口的絕佳地點，蘊藏著巨大的未來價值。這次初探，悄然拉開了霍英東傾注心血與資本、持續二十餘年投資建設南沙的宏偉序幕。

1988年，霍英東在香港召集會議，正式將開發「兩沙」（沙滘島、南沙鎮）提上日程，並成立了由其親自擔任組長的「兩沙開發領導小組」。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首要任務。他認識到，連接珠三角東西兩岸的交通瓶頸是制約南沙乃至區域發展的關鍵。1991年5月，在他的主張與投資下，中國第一座雙層橋式汽車快速輪渡碼頭——虎門汽車輪渡落成並投入使用。這項目開通了南沙至虎門的航線，航程僅需15分鐘，成功將深圳至廣州、東莞至番禺的車程縮短了40至120公里。這不僅僅是一條航線，更是珠三角交通棋盤上關鍵的一子，極大地促進了區域經濟要素的流動。

隨後，霍英東又投資近40億元，先後建成南沙港客運碼頭及配套大樓，開通了直達香港的客運航線。1997年，他參與捐款建造的虎門大橋通車，使江門等地向東的陸路行程縮短了約102公里，無需再繞行廣州。同時，新建的客運碼頭將香港至南沙的水上航程壓縮至1小時15分鐘。這一系列交通網絡的構建，初步實現了霍英東將南沙打造為珠三角交通樞紐的設想，為其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理基礎。

在霍英東的持續倡議與推動下，1993年5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復設立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這標誌著南沙的開發從企業主導的投資行為，正式上升為國家認可的區域發展戰略，為南沙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霍英東對南沙的願景並未止步於交通與港口。自1998年起，他將目光投向了高新科技領域，開始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共同規劃發展佔地達250公頃的南沙資訊科技園。該項目首期由他出資3億元啓動，旨在吸引高科技企業集聚。這一戰略成功引進了包括豐田汽車在內的多家大型公司進駐。2005年，霍英東進一步向香港科技大學捐款8億元，其中5億元專項用於支持南沙科技園的發展。科大隨後在南沙設立教研院，培養高層次科研人才。此舉將南沙的產業定位從傳統的運輸、物流，提升至科技創新與研發，為其長遠發展注入了智力與技術的靈魂。

截至2003年，霍英東在南沙投入的資金已高達數十億元，但這些投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帶來直接的經濟回報。其子霍震寰回憶，霍英東始終在思考如何為南沙打好基礎，包括交通、能源、電信、供水、供電等，展現出一位愛國企業家的社會責任與遠見。

從1987年踏足荒灘的遠見，到持續二十餘年的巨額投入與執著建設，霍英東是南沙現代化進程中最主要的啓蒙者與奠基人之一。他不僅以企業家的魄力，為南沙描繪了從交通樞紐到科技新城的宏偉藍圖，並身體力行地為其搭建了最初的骨架與血肉；更以愛國者的情懷，將個人商業利益讓位於社會公益與區域長遠發展。

 

中國之最（九十六）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義烏國際商貿城（一）

517_06：「逛不完」的義烏國際商貿城（互聯網圖片）

517_07：在1982年9月開業的第一代義烏小商品市場（互聯網圖片）

義烏以其「小商品之都」聞名於世，那是個「逛不完」的巨型商城。它擁有7.5萬個商位，210多萬種商品，據說如果每個商鋪停留3分鐘，一天像上班般逛8小時，逛完整個義烏國際商貿城需要超過1年零3個月。2025年義烏市外貿進出口總值達 8,365億元（同比增長25.1%），首破8000億元大關。

時代演進：從雞毛換糖到全球數貿中心

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歷史，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廿三里老街。當時，一群手持撥浪鼓的貨郎穿梭鄉村，用糖換取雞毛與牙膏皮，再轉賣給廢品回收站或農田施肥。這種被稱為「雞毛換糖」的傳統謀生方式，孕育了義烏人骨子裡的經商基因。

1974年，稠城縣前街悄然興起第一批地攤；到了1978年底，農民自發在馬路兩側擺攤，形成「馬路市場」。面對政策與現實的矛盾，義烏人以實踐突破束縛。1982年，在時任縣長謝高華的堅定支持下，義烏率先提出「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管道競爭。同年9月5日，第一代小商品市場——湖清門市場正式開放，開啟了中國民間經濟活力釋放的序幕。

隨後，第二代市場（新馬路市場）於1984年底建成，規模擴大至近2,000個攤位，每日交易人數超過萬人，吸引大量來自溫州等地的經營者「孔雀東南飛」。1985年底，二代市場攤位總數達到了2847個，稅收分別為前三年的8.1倍、3.4倍、2.0倍。1986年，義烏市場的成交額突破1億元。

第三代市場於1986年9月落成，佔地4.4萬平方米，可容納3萬人同時交易，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專業小商品市場。

第三代市場於1985年12月動工，1986年9月落成，僅用10個月建成佔地4.4萬平方米、設攤4,096個、投資440萬元的大型集貿市場，可容納3萬人交易。1986年9月26日，第三代市場正式開業。經兩次擴建，至1990年底已成為中國最大小商品專業批發市場，1991年成交額突破10億元，逐漸奠定其全國性地位，引發全民參與，標誌著義烏小商品市場經濟的崛起。

義烏第四代市場於1990年籌辦，1991年動工興建，並於1992年1月17日通過交工驗收，可容納7,100個攤位。同年1月26日至28日，新老攤位合計13,910個，經抽簽與公證程序完成分配。2月13日啟動試營運。3月2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首次公布全國十大市場名單，義烏小商品市場榮登榜首。此後，該市場持續發展壯大，至1993年12月17日，中國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團前身）正式成立。1994年6月4日，第四代市場二期工程順利通過交工驗收；6月23日至26日，完成14,673個新老攤位的調整作業；7月8日，二期市場正式試營運。至此，中國小商品城總建築面積擴增至22.8萬平方米，攤位數量達23,000個。

1995年，賓王市場建成，標誌著市場全面步入室內化、現代化時代。至2001年，義烏市場年成交額已突破200億元，奠定其作為「中國最大小商品出口基地」的地位。

2002年5月，浙江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它同時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05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等權威機構稱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黃蜂尾上針 最毒婦人心

517-04呂雉概述圖（互聯網圖片）

「最毒婦人心」是一句流傳數百年的民間俗語，其完整版本常作「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是可，最毒婦人心」。這句帶著強烈性別偏見的話，從明代通俗文學中誕生，在數百年的口耳相傳裡被不斷強化，最終成為固化女性負面形象的標籤，卻很少有人深究它的出處、典故背後的社會邏輯，以及它為何能在男權主導的語境裡流傳至今。

這句俗語最廣為人知的出處，是明代小說《封神演義》的第十八回。書中姜子牙在朝歌謀生，年過七旬娶了六十八歲的馬氏為妻，卻半生潦倒，做買賣屢屢失敗，連養家糊口都成問題。後來姜子牙因識破琵琶精的妖術被商紂王封為下大夫，卻因拒絕參與建造鹿台觸怒紂王，被迫棄官出逃，準備前往西岐投奔周文王。臨行前他想帶著妻子馬氏一同離開，可馬氏見他放棄了好不容易得來的官職，不願跟著他顛沛流離過亡命的日子，執意索要休書，要和他一刀兩斷，各自改嫁謀生。姜子牙反復輓留，稱自己日後必能大富大貴，可馬氏去意已決，接過休書後毫無半分眷戀，轉身便離開了。見此情景，姜子牙又氣又嘆，脫口吟出了那首流傳後世的詩，「最毒婦人心」的說法也由此定型。

在更早的明代白話短篇小說集《二刻拍案驚奇》裡，這句詩也以「黑蟒口中舌，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的形態出現，用來形容故事裡性格凶悍、行事極端的女性方氏。幾乎同一時期的《醒世恆言》裡，還出現過「猛虎口中劍，長蛇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負人心」的變體，可見這句俗語在當時的民間語境裡，還曾和「負心」的評價綁定，並非一開始就完全指向女性。可在後續的傳播中，「負人心」的版本漸漸被遺忘，「最毒婦人心」卻借著戲曲、評書、民間故事的廣泛傳播，成了人人掛在嘴邊的評價。

後世的文學作品也不斷為這句俗語填充「佐證」：《醒世因緣傳》裡的寄姐用針扎丈夫的胳膊洩憤，《聊齋志異》裡的江城用針刺丈夫的雙腿作為懲罰，這些「悍妒」女性的形象被刻意塑造出來，彷彿真的印證了「婦人心最毒」的說法。而真實歷史中那些被史書貼上「狠辣」標籤的女性，比如西漢時期在劉邦死後對戚夫人施以酷刑的呂雉、晉朝引發驪姬之亂的驪姬，也都被後世的敘事者拿出來，當成這句俗語的現實註腳，卻很少有人去追問這些行為背後的處境。

事實上，這句俗語的誕生和流行，本質上是封建父權社會的產物。在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女性完全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沒有財產繼承權，也無法自由參與社會生產，她們的全部生存資源都依附於男性。當一個女性在婚姻裡看不到任何希望，像馬氏面對半生落魄的姜子牙時，她能選擇的出路少得可憐：在男權社會的規則裡，她沒有獨立謀生的途徑，只能用「決絕求去」的方式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可這種不依附於男性安排的選擇，在掌握話語權的男性文人筆下，就成了「心腸歹毒」的證明。那些被史書批判「善妒」的女性，本質上是在一個允許男性三妻四妾的制度裡，想要守住僅有的一點家庭安全感，卻因為挑戰了男性的特權，就被貼上了「毒」的標籤。

 

澳門首位華人女西醫余美德系列之一

余美德到澳門休養改寫了人生

517_05：余美德（互聯網圖片）

澳門這座東西文明交匯的小城，從不缺敢於衝破時代束縛的先行者。在清末民初那個新舊觀念劇烈碰撞的年代，一位名叫余美德的女性，以精湛醫術與無比勇氣，打破了性別與文化的雙重壁壘，成為澳門歷史上第一位正式執業的華人女西醫，為動盪中的濠江大地帶來了現代醫療與觀念的雙重曙光。

余美德生於1874年，原籍廣東博羅。那個年代，西方近代醫學雖已透過傳教士傳入華南，但華人社會對西醫仍普遍心存疑慮，「男女有別」的傳統禮教，更讓無數婦女寧可隱忍病痛，也不願向男醫生就診，婦孺死亡率長期居高不下。目睹這一社會痛點的余美德，毅然走上了當時少有人敢嘗試的道路——她先後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醫學班及新式學堂深造，系統學習解剖學、藥理學與臨床西醫技術，還在1900年積極參與廣東女醫學堂的籌備與教學工作，成為中國早期女性西醫教育的重要參與者。

1904年，積勞成疾的余美德從廣州前往澳門休養，這場短暫的休整，最終成為她與澳門結下畢生緣分的轉折點。彼時的澳門，葡人社群雖有西式醫院，廣大華人基層卻仍依賴中醫草藥，城區衛生條件惡劣，天花、霍亂等傳染病時有暴發。養病期間，余美德見到不少華人婦女因難以啟齒婦科疾病，錯過救治良機，甚至釀成悲劇，那份醫者的仁心讓她堅定了留在澳門的決心——這裡太需要一位能讓女性放下顧慮的女西醫。

定居開業的過程佈滿艱辛。當時澳門對華人西醫的執業審核極為嚴格，坊間對「女郎中行西醫」也滿是質疑與偏見。但余美德從未退縮，她以細緻的問診、精準的診斷和溫柔的態度對待每一位病患，尤其對貧苦婦孺常常免收診金。漸漸地，她治癒疑難病症的故事在華人社區口耳相傳，不少人專程從內港、沙梨頭一帶趕來就診，診所門庭若市。

余美德不僅帶來了先進的醫術，更將現代消毒、防疫等公共衛生觀念帶入澳門華人社會。她耐心向民眾講解疾病傳播原理，推廣科學的衛生習慣，一點一滴改變著人們對醫療的認知。她的出現，不僅是澳門醫療史上的里程碑，更用實踐證明：華人女性同樣能在科學領域綻放光彩，同樣能成為守護大眾生命健康的堅實力量。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三）

不懼打壓 開拓商業版圖

516-01霍英東舊照（互聯網圖片）

516-02霍英東在廣州投資興建的白天鵝賓館（互聯網圖片）

霍英東是橫跨港澳、深耕內地的實業巨子，一生縱橫地產、航運、淘沙、石油、基建等諸多行業，既在商場創下無數行業先河，更以赤誠家國情懷，成為連接香港與內地的重要橋梁，卻也因心系祖國，長期遭受港英當局的刻意打壓，人生起落間盡顯家國大義。

早年間，抗美援朝時期霍英東冒險為內地輸送緊缺物資，此舉讓他登上港英政府黑名單，長達四十年持續遭受打壓，運輸途中遭同行暗算、刁難更是常態。1955年後，他接連創辦霍興業堂置業、有榮有限公司等企業，業務版圖覆蓋地產、建築、航運、建材等多元領域。彼時香港城市建設蓬勃發展，填海、建房急需大量海沙，霍英東瞄准商機投身淘沙行業，1961年購入巨型挖沙船改良設備，遠赴歐洲引進先進採沙器械，收購歐美船廠全套設備，幾乎壟斷香港海沙開採與供應市場，被世人稱作「海沙大王」。

伴隨香港沙源日漸枯竭，加之民眾擔憂過度採沙破壞環境與風水，霍英東轉而與廣東工商聯合會、中國五礦廣東分公司合作，成為內地海沙出口香港總代理。但後期合金鋼、人造碎石等新型建材普及，海沙市場需求大幅萎縮，他才逐步退出淘沙行業。

事業崛起引來多方忌憚，加之早年支援內地的經歷，港英當局處處設限、百般刁難。1965年香港爆發銀行風潮，地產市場蕭條，海軍船塢地皮僅霍英東一人投標，港英政府卻無故取消招標；他興建的星光行，因大東電報局受英資操控，故意拖延租戶電話線審批，大量商戶無奈退租，大廈長期空置，霍英東只能低價將星光行變賣英資置地公司。60年代末葵青貨櫃碼頭招標，霍英東獨攬最大一號碼頭經營權，當局卻提出苛刻條件，要求每年停靠二十萬個貨櫃，可當時全港貨櫃總量尚且不足此數，無力履約的他只能將碼頭經營權拱手讓給英資太古集團。70年代石油危機後，霍英東創辦東方石油公司經銷國產石油產品；1986年，眼見董建華執掌的東方海外瀕臨破產，他果斷注資近九億四千萬元，幫助企業渡過生死難關。

縱使屢遭打壓，霍英東從未隔斷與內地的聯結。改革開放後，他率先踏足內地投資，1979年建成中山溫泉賓館，是內地首家港商投資酒店；1983年廣州白天鵝賓館開業，成為國內首座由國人自主設計、施工、運營的五星級酒店，後續又在北京打造貴賓樓飯店，拉開港澳資本助力內地服務業發展的序幕。1987年，他提出開發南沙灣的構想，從零起步改造灘塗，修建虎門雙層汽車輪渡碼頭、南沙客運港，開通港穗航線，大幅縮短珠三角通行距離，一座南沙海濱新城拔地而起。同時他心系嶺南交通，出資修建番禺大石大橋、洛溪大橋等路橋，打通區域發展脈絡。

他眼光長遠，推動區域協同發展，倡議搭建韶關、贛州、郴州“紅三角”經濟區，基金會累計捐資1.5億港元完善老區基建、促進經貿交流。天災危難面前，他慷慨解囊，1991年華東水災、2003年非典疫情均大額捐款賑災，長期資助殘聯救助、扶持中醫藥事業發展。

與此同時，霍英東身兼數十項社會公職，1979年受聘中信董事，執掌多家自有企業，亦任職澳門旅遊娛樂、香港地產商會，在國際足壇、羽壇、棋壇擔任重要職務，兼顧工商發展與文體事業。

在港英管制的數十年里，霍英東憑膽識開拓商業版圖，不懼打壓堅守家國立場；改革開放後以資本與心血助力內地建設，興實業、築路橋、拓新城、濟民生。他半生沈浮於商場，卻始終心懷家國，用一生踐行實業報國，成為連接港澳與內地無可替代的橋梁，其赤誠初心與開拓精神，至今仍為人稱道。

 

中國之最（九十五）

最早的現代動物園—北京動物園（二）

516_06：猴山上兩隻獼猴帶著小猴在休息（新華網圖片）

北京動物園不僅是市民休閒娛樂的熱門去處，更是一座集科研、保護、教育與觀光於一體的生態文化地標。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重點館舍的修繕與升級，這座百年園區正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從獅虎山的傳奇歷史，到白熊館的極地科技，再到貓科動物館的立體設計，每一處都見證了動物保育理念的演進與城市人文關懷的深化。

位於東區核心位置的獅虎山，建於1956年，是北京動物園最具象徵意義的建築之一。在照相機尚屬奢侈品的年代，許多人的動物園紀念照皆以獅虎山為背景，定格下時代的風貌。其獨特的山洞式結構設計，不僅營造出神秘的探險氛圍，更兼具實用功能——通道如隧道般連接室內外，有效阻隔冬季寒風，保障展覽環境穩定。如今，這裡仍飼養著非洲獅、白獅、孟加拉白虎與東北虎等大型貓科動物，並持續推行科學化飼養管理，讓猛獸的野性得以在安全環境中自然展現。
2009年，園方在獅虎山北側豎立起由著名雕塑家袁熙坤耗時兩年創作的巨型銅雕「山君」——長達19.48米、高9.18米、重達30噸，是北京動物園首座大型動物雕塑，亦成為園內新的打卡地標。
另一處令人矚目的場館是白熊館，2012年落成開放，專門為北極熊打造的生態空間。館內設有480平方米的室內展廳，中央配置製冰機，為動物提供真實冰面休憩；牆面則設置12米×4米的銀幕，透過投影技術播放極地冰川、極光與科普影片，營造沉浸式觀賞體驗。三座總容量達500立方米的水池配備先進水循環系統，節能又環保，整體投資逾80萬元。此舉不僅提升動物福祉，也展現了現代動物園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在猴山，這座建於1949年前的園內最古老館舍，雖歷經高架橋建設的拆遷與改建，但依然保留其精神軌跡。經過2009年的全面改造，原山體被玻璃幕牆包覆，雖無法完全恢復昔日景觀，卻以現代科技重新詮釋「山中之猴」的意境。園方更設置紅白警示電網，利用色彩警覺猴子，展現智慧管理。
而夜行動物館自1988年開館以來，始終以「模擬黑夜」為核心理念，每日早8點至下午5點使用紅光照明，讓蝙蝠、浣熊、靈貓等晝伏夜出的小型動物在遊客眼前活躍起來，實現「黑夜看動物」的奇趣體驗。
2007年因高架橋工程拆除舊館後重建的貓科動物館，更是北京動物園科技與美學結合的典範。新館總面積約3,200平方米，分為熱帶雨林、溫帶森林、稀樹草原與高山動物四大生態區，並設有近500平方米的動物科普博物館。打破傳統平房設計，採用局部二層立體布局，搭配玻璃幕牆與透光天窗，讓觀眾從不同角度欣賞豹貓、美洲豹、黑豹、猞猁等貓科動物的動態行為。特別設置的殘障人士專用電梯，體現了對全齡友善空間的追求。
此外，雉雞苑曾是珍稀鳥類的重要展示地，2000年改建為「育幼室」，曾同時照顧過黑猩猩「丫丫」、川金絲猴「貝貝」等多隻幼崽，見證動物保育的溫情瞬間。2008年與大熊貓館連結，形成「中國珍稀動物展示區」，讓朱鹮、金絲猴、紅腹錦雞等國寶級物種共聚一堂。
而在西區，猩猩館於1987年啟用，占地8,000平方米，擁有3,600平方米的室外運動場，並設有隔離室、治療室、繁殖室等完善功能區，確保動物健康與安全。

長頸鹿館自1957年建成以來，以其歐式尖頂建築與高聳結構，成為園區西部的地標。館舍高度設計貼合長頸鹿體型，室內外空間均依動物需求規劃，觀賞通道寬敞安全，讓遊客得以近距離感受這位「陸上巨人」的魅力。
隨著2008年奧運期間新建的「奧運熊猫館」投入使用，原亞運熊猫館更名為「亞運熊猫館」，並延續其國際級展示水準。如今，大熊貓不僅是流量明星，更化身生態大使，透過科普活動喚起公眾對物種保育的關注。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516-03斷機教子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516-04管鮑之交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俗諺有言：「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句老話樸實無華，卻道盡了中國人最真實的處世智慧，也藏著人生成長的底層邏輯。人的一生，無論是安穩的居家歲月，還是漂泊的遠行之路，從來都不是孤獨的獨行。父母是我們成長的溫暖港灣，朋友是我們遠征的堅實臂膀，二者相輔相成，撐起了我們漫漫人生路的風雨與星光。

在家靠父母，靠的是無私的守護與兜底的溫柔，是人生最初的底氣與港灣。自古以來，父母之愛便是世間最純粹的深情，古有「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的佳話，孟軻的母親為了孩子的學業與品行，輾轉遷居、斷布勸學，耗盡心力只為成全子女的成長。

年少時總會嚮往遠方，厭倦父母的嘮叨，以為家是束縛，以為自己足以獨立。可歷經世事才明白，家永遠是最溫暖的避風港。失意落魄之時，旁人皆看你風光落敗，唯有父母不問得失、不論成敗，始終接納你的所有脆弱；前路迷茫之際，世間皆有功利往來，唯有父母願意傾盡所有，為你鋪路、為你兜底。

但人生從來不止囿於一方庭院，人大了必定要告別父母的庇護，走出溫暖的港灣，奔赴更廣闊的天地，此時，便應了「出門靠朋友」的真諦。離開故土、遠離親人，異鄉的風雨、前路的坎坷，再也無法讓父母隨時遮風擋雨，而真誠的朋友，便成了我們身邊最珍貴的依靠。

出門在外的依靠，從不是錦上添花的喧鬧，而是雪中送炭的真誠。古往今來，無數佳話印證了遠行摯友的珍貴，春秋時期管仲與鮑叔牙的之交，被後世譽為「管鮑之交」，管仲家境貧寒、屢屢受挫，鮑叔牙始終信任他、舉薦他，不計較其貧賤與過失，最終助其成就齊國名相的功業；戰國時期廉頗與藺相如，以國家大義為重，冰釋前嫌、結為刎頸之交，彼此扶持、共保國安，成為患難與共的友情典範。人生在世，總有孤身難渡的難關，總有無人傾訴的迷茫。求學之路，同窗好友相互鼓勵、彼此扶持，一同攻克難關、追尋理想；職場之中，志同道合的夥伴互幫互助、攜手前行，共渡工作難題、共闖事業前路；生活之裡，知心朋友傾聽心事、撫慰傷痛，分擔你的壓力、分享你的歡喜。真誠的友情，向來是遠行之人最珍貴的助力。

當然，「靠父母」「靠朋友」從不是盲目依附與懶惰躺平，而是懂得借力、知恩報恩的人生大智慧，古往今來的智者皆深諳此理。昔日岳飛蒙父母教養、精忠報國，從不依仗父母庇護安逸度日，而是承接教誨、砥礪自身，終成一代名將；管鮑之交流傳千古，也從非單方依附，鮑叔牙鼎力相助，管仲亦竭盡所能、報答知己，二人互相成就、彼此成全。在家依靠父母，並不是坐享其成、肆意揮霍，而是感念養育之恩，在庇護中積蓄力量、修煉本心，日後方能報答親恩；出門依靠朋友，並不是事事依賴、投機取巧，而是秉持真誠、互惠互助，以真心換真心，以善良換溫柔。真正的依靠，從來都是自立為基、情義為輔。

 

澳門女教育家曹美瓊系列之二

守維德數十載 留啟蒙百年功蹟

上篇提及曹美瓊承陳子褒之教、創立維德學校，揭開澳門華人女子正規教育的序幕。這一篇，我們走進她辦學的日常、面對的挑戰，以及這所學校如何在動盪年代堅守數十年，留下深遠影響。

維德學校成立後，曹美瓊將全部心力投注其中。她不僅是校長，也是主要教師與校務管理者，從課程編排、學生招收到經費周轉，事事親力親為。課程設計兼顧中西：國文採用陳子褒的淺白讀本，教導閱讀書寫；算術與常識則加入現代生活內容，如貨幣計算、衛生知識、地理常識等；修身課程更強調「自立、自重、自愛」，鼓勵女性不必依附他人，以知識與品德立足社會。這種務實的教學取向，正好回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讓家長逐漸改變觀念。

辦學經費始終是最大難題。維德學校不以營利為目的，收費低廉，免費生比例又高，收入難以應付校舍租金、教材與教師薪資。曹美瓊除了繼續拿出個人積蓄，也主動向澳門華人社團與熱心人士解釋女子教育的意義，爭取少量捐助。遇有經費緊絀時，她甚至縮減自身開支，只求課堂不致中斷。有人勸她提高學費或只收富裕家庭學生，她總是回答：「恩師教我啟蒙不分貧富，若只教有錢人家的女孩，便違背了辦學初衷。」

二十世紀上半葉，政局動盪、社會變遷，不少私校因戰亂、經費或觀念轉變而停辦，維德學校卻穩步發展。全盛時期，除了初小、高小班，還開設簡易師資班，讓成績優秀的畢業生留校或到其他學堂任教，擴大啟蒙的範圍。維德的學生日後分佈於各行各業，有的成為教師，有的參與社區慈善，更多則將知識與觀念帶回家庭，成為子女的啟蒙者，形成一股看不見卻扎實的社會改變力量。

曹美瓊晚年依舊關心校務，直到年事已高才逐步交棒。維德學校持續運作至 1960 年代，後因城市發展與教育體制調整而結束，但其啟蒙的影響早已深植人心。與那些聲名顯赫的人物相比，曹美瓊的名字也許不那麼響亮，但她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堅持，恰恰印證了近代澳門華人女性自我覺醒的歷程。

在澳門近代教育史中，曹美瓊與維德學校的意義，不僅是開設了一所女子學校，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女子不可教、女子不必學」的舊框架，證明女性接受教育對個人、家庭與社會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她承師道、開民智、啟閨門，用數十年的堅守，為後世留下一筆看不見卻彌足珍貴的啟蒙遺產。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二）

在港英時期的實業與抉擇

515-01霍英東首創「樓花」預售制度（互聯網圖片）

515-02霍英東建成的星光行（互聯網圖片）

霍英東人生大半時光都處在港英殖民統治之下，特殊時代格局，讓他的經商之路始終交織著家國立場與殖民當局的重重掣肘，從抗美援朝突破禁運運送戰略物資起家，再到深耕地產、淘沙、航運等多元實業，在港英政府處處設限的環境里走出獨屬於自己的道路。

上世紀五十年代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出台決議，港英當局緊隨英美對中國大陸實施全面物資禁運，英美划定嚴苛標準，一切可用於軍需的物資均禁止輸往內地。彼時第一島鏈層層封鎖，港澳成為物資流通僅存的缺口，香港作為殖民地嚴格執行禁運令，英國軍艦常年在海上巡邏，持續追擊走私船隻。在此背景下，霍英東不懼被港英追捕的風險，於1950至1953年間組織船隊衝破封鎖，為內地輸送緊缺戰略物資。為規避稽查，他搭建專業偵察隊伍緊盯緝私艇動向，船隊深夜繞行英軍軍艦潛行出海，辦公據點一日三換搭建隱蔽運輸指揮體系。這批支援抗美援朝的物資，緩解了內地物資緊缺難題，也讓霍英東收穫國家信任，卻徹底得罪英美與港英當局，此後數十年持續遭受殖民政府多方刁難，同時也為他日後躋身全國政協副主席、被稱作「紅頂巨賈」埋下伏筆。

依靠突破禁運積累第一桶金後，霍英東1953年投身香港地產，創辦霍興業堂置業，次年接連成立立信置業、有榮有限公司，深耕灣仔、銅鑼灣住宅開發，蟾宮大廈、香港大廈等樓宇相繼落成。他首創「樓花」預售制度，打破傳統現房交易模式，初期雖飽受市民質疑，卻徹底盤活香港樓市，被全行業效仿，自身資產也隨之大幅增長。

鮮明的親內地立場，令霍英東在商業經營中屢遭打壓。1962年，他聯合何鴻燊等人組建九龍置業，於尖沙咀建成九龍商業大廈，美國駐港領事隨即出台制裁，禁止大廈所有租戶經銷美國貨品；旗下星光行落成後，英資掌控的香港電話公司刻意拖延租戶電話線審批，大批商戶不堪經營困境棄租離場，霍英東無奈只能低價將星光行轉售英資置地公司。同期港英推出葵青貨櫃碼頭項目，霍英東拿下規模最大的一號碼頭經營權，當局卻提出苛刻條件，要求每年保證二十萬個貨櫃停泊，可當時全港貨櫃總量尚且不足二十萬，與船王董浩雲商議後，他只得將碼頭經營權拱手讓給英資太古集團。

地產之外，霍英東看准香港基建需求，深耕淘沙行業，坐擁「海沙大王」之名。1961年他購入巨型挖沙船改良作業，縮減人力、引進自動化設備，遠赴歐洲採購先進採砂船隻，收購海外船廠與治港設備，幾乎壟斷香港海沙供應。伴隨本地沙源枯竭、民眾擔憂挖沙破壞環境，他轉而和廣東企業合作，取得內地海沙輸港總代理權，專供香港政府填海工程。後續建築新材料普及，碎石逐步替代海沙，市場需求銳減，他才逐步退出淘沙產業。

1965年香港地產遇冷，霍英東牽頭創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憑借行業聲望當選首任會長，連任長達二十年，倡導同業抱團共渡行業低谷。1967年六七暴動前夕，為避風波他暫離香港，年末局勢平息後才返港。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到來，他創辦東方石油，經銷國產石油產品；1986年船王董浩雲之子董建華執掌的東方海外瀕臨破產，霍英東出手注資近九億四千萬元，幫助企業渡過危機。

在港英統治的數十年間，霍英東橫跨地產、航運、淘沙、石油等多個領域，創下諸多行業先河。即便長期遭受殖民當局、英美勢力的商業打壓與政策限制，他始終堅守家國立場，一邊在香港開拓實業、推動城市建設發展，一邊持續維繫內地與香港之間物資、商貿往來，特殊時代里的商業抉擇，也勾勒出他兼具實業家格局與家國情懷的人生底色。

 

中國之最（九十五）

最早的現代動物園—北京動物園（一）

515_06：原有的磚雕大門在西側的新建2號門啟用後就不作為遊客日常進出使用（互聯網圖片）

在華北平原的腹地，一座綠意盎然、鳥語花香的城市園林靜靜矗立於北京市西直門外，它不僅是首都民眾休閒娛樂的重要場所，更承載著中國近代以來動物保護、科學研究與公眾教育的歷史使命——這便是北京動物園，又稱「萬牲園」。作為中國最早具備現代意義的動物園，北京動物園不僅見證了中國從傳統觀賞到現代生態意識轉變的歷程，更成為連接自然、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重要橋樑。
北京動物園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光緒年間。1906年，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位於西直門外的「萬牲園」正式建立，這便是中國第一座具有現代意義的動物園。當時的萬牲園設立於農工商部之下，其初衷不僅是供皇室貴族遊覽娛樂，更蘊含著「開民智、啟國人」的現代性理想。園內飼養了來自中國各地及歐洲、東南亞等地的珍禽異獸，如大象、長頸鹿、獅子、老虎等，並配有專門的管理人員與動物醫療設施，已初具現代動物園的規模與運作模式。
萬牲園的創建，反映了晚清政府在面對西方列強壓力時，試圖透過引入西方科技與制度來實現自強的嘗試。動物園不僅展示異域動物，也成為宣傳「博物學」與「自然科學」的窗口。當時的報刊曾報導萬牲園為「新式園囿」，稱其「以觀生物之類，使民知天地間物產之繁多，而益增愛護自然之心」，顯示出當時知識階層對動物園所寄予的教育與啟蒙期待。
進入民國時期，萬牲園經歷多次調整與更名。1918年，北洋政府將其改組為「中央公園動物園」，納入公共管理體系，逐漸開放給大眾參觀。此後，園區陸續擴建，新增鳥園、猴山、水禽湖等區域，並開始舉辦兒童動物講座與科普活動，進一步強化其教育功能。1928年，隨著北平市政府成立，動物園正式定名為「北平市動物園」，成為當時國內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公眾動物園之一。
抗日戰爭期間，園區遭受嚴重破壞，許多動物因戰亂與缺乏糧食而死亡或逃逸。戰後雖經修復，但受限於時代動盪與經濟困難，動物園的發展一度停滯。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動物園才迎來真正的復甦與蛻變。1950年代起，園方開始系統性地引進珍稀物種，並加強動物飼養與繁殖技術研究。同時，園區進行全面規劃與環境改造，將原本零散的動物欄舍整合為主題區域，如猛獸區、靈長類區、鳥類區等，提升觀賞與管理效率。
1955年4月1日，西郊公園正式改名為「北京動物園」。

1970年代，北京動物園率先建立中國首個人工繁殖大熊猫基地，開啟了中國動物保護與繁育的新篇章。經過數十年努力，園內成功培育出多隻大熊猫，並參與國際合作項目，成為全球重要的野生動物保育中心之一。如今，北京動物園不僅是首都重要的生態教育基地，更是中國動物保護政策的實踐典範。
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北京動物園迅速發展，興建了非洲象館、雉雞苑、中型猛獸館、鹿苑、豺狐獸舍、袋鼠獸舍、箭豬豚鼠獸舍、鶴類繁殖島、火烈鳥館、朱鹮館、夜行動物館、熱帶魚館、熱帶小型猴類館、大猩猩館、大熊貓館、金絲猴館、黑頸鶴繁殖獸舍、狼山獸舍、長頸鹿館擴建獸舍、大熊貓繁殖獸舍、小熊貓繁殖獸舍、鶴類繁殖獸舍、大熊貓館等新獸舍場館，其中為1990年亞運會配套工程的新大熊貓館還獲評當年度的北京新十大建築，成為北京動物園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吃力不討好

515-03東郭先生救狼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生活裡常有這樣一種窘境：傾盡心力付出，耗費時間與精力周旋，最後非但得不到半分感激，反倒招來埋怨、猜忌甚至反噬，人們將這種徒勞無益的處境概括為一句俗語——吃力不討好。這短短五個字道盡人情冷暖，藏著處世的警醒，不僅有文獻記載的由來，更有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為世人敲響警鐘。

「吃力不討好」最早可見於清代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八回，書中人物感慨金錢花費得毫無價值，直言與其如此吃力不討好，不如把錢拿來孝敬長輩。這句話誕生之初，便用金錢往來的人情場景，道盡付出與回報失衡的無奈。後來茅盾亦將其延伸至文學創作層面，批評部分詩作字字雕琢、費盡心力，反倒丟失文字天然的意趣，辛苦推敲最終落得平淡乏味，依舊是吃力不討好。時至今日，這句俗語適用範圍更廣，既可以指做事方法笨拙，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卻毫無成效；也常用於人情往來，一味討好他人、單方面付出，換來的從不是感恩，而是得寸進尺。

若要講「吃力不討好」最刻骨的例證，莫過於東郭先生救狼的典故。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趙簡子外出狩獵，一箭射傷一隻惡狼，狼負傷逃竄，慌不擇路撞見前往中山求官的東郭先生。狼苦苦哀求，懇求先生將自己藏進書袋，許諾日後必報救命之恩。東郭先生心懷墨家兼愛之心，不忍見其死於獵隊之手，明知窩藏惡狼會觸怒權貴，仍執意出手相助。

裝狼過程頗費周折，東郭先生顧慮重重，怕壓傷狼的爪尾，反覆嘗試三次才將狼捆縛裝袋。不多時趙簡子追至，威脅知情不報者與斷裂車轅同下場，東郭先生冒著風險極力掩護，一番巧言將獵隊勸走。他歷盡驚恐、膽戰心驚，耗費心力救下惡狼，自以為積下善德，殊不知這份滿腔善意，從一開始就注定吃力不討好。

危難過去，狼剛脫出口袋便翻臉無情，聲稱飢餓難耐，要將東郭先生充作食物。東郭先生驚慌躲避，與狼周旋至日暮，無奈約定請三位長者評理。他們先問老杏樹，杏樹訴說自己數十年結實養活種樹人，年邁卻要被賣去換錢；又詢問老耕牛，老牛訴說畢生犁田拉車養家，遲暮竟要遭主人宰殺。草木牲畜尚且飽嘗付出無回報的苦楚，更何況這隻本性兇殘的惡狼，全然不記救命之恩。

幸得拄杖老者路過，假意讓狼再次鑽入袋中驗證是非，待狼入袋後便與東郭先生合力將其打死。老者隨即點醒東郭先生：中山之狼本性兇惡，縱使捨命相救，依舊會反噬恩人。東郭先生耗費心力、甘冒風險施以援手，最後差點丟掉性命，正是典型的吃力不討好。他的問題不在心善，而在不分善惡濫施仁慈，白白消耗自身，卻換來惡人的反噬。

這則故事與「吃力不討好」一詞互為映照，道明兩層道理。其一，凡事講究分寸與對象，若是面對忘恩負義、本性惡劣之人，再多付出都是徒勞，越是盡心，越容易招致傷害；其二，處世做事需辨明方法，盲目付出、不懂權衡，即便初衷良善，也只會落得徒勞無功的結局。

人活於世，無論工作還是人情，都要懂得避開吃力不討好的困局。做事講究策略，不做無謂消耗；待人分清善惡，善意要留給懂得感恩之人。一味耗費自身去迎合、去救助不知回報者，終究只是白白辛苦，難得半分認可。唯有明辨是非、掌握分寸，才能不讓自己的真心與努力，淪為一場吃力不討好的空忙。

 

澳門女教育家曹美瓊系列之一

曹美瓊啟蒙師承陳子褒

清末民初，中西文化在澳門交匯碰撞，新思潮漸起，然「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仍牢不可破，華人女子求學之路幾近閉塞。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曹美瓊以一介平民之身，承繼恩師理念，創辦維德學校，在澳門近代教育史上寫下了女子啟蒙的關鍵一頁。

曹美瓊出身澳門本地華人家庭，早年有幸投入近代著名平民教育家陳子褒門下。陳子褒有「婦孺之僕」之譽，一生反對死記硬背，主張白話教學與普及啟蒙，更率先提出「教育無分男女，啟智方能強族」的主張，編寫《婦孺淺解》《婦孺入門書》等淺白易懂的課本，專為底層婦孺而設。他見曹美瓊聰敏好學、有志於學，便免收學費傾囊相授，不僅教導國學與現代常識，更將「以教育改變命運、以知識樹立人格」的信念深植其心。日後曹美瓊辦學，處處可見陳子褒的教學方法與教育理想。

1916 年，曹美瓊拿出多年積蓄，在澳門租下簡陋校舍，正式成立維德學校。這是澳門第一所專門面向華人女性的私立正規學校，校名取「修文以維德，啟智以立身」之意。創校初期條件異常艱苦：校舍狹小、桌椅不足，教材多由曹美瓊親自編寫、手刻油印；更難跨越的是觀念藩籬，不少家長認為女孩讀書無用，甚至勸她回歸家庭。曹美瓊堅守「有教無類」，訂下低學費標準，貧困家庭女童可免費入學，連紙筆書籍也盡量提供。她親授國文、算術、常識與修身，採用恩師的白話教學法，避開艱澀古文，讓女孩們能學以致用，既識字明理，也懂得自尊自愛、獨立處世。

維德學校的影響逐漸擴散：從最初十餘名學生，幾年間擴至近百人，分設初級與高級班；許多畢業生成長後，也願意送家中女兒入學，形成良性循環。曹美瓊更聯合教育界人士，倡議放寬女子升學限制，讓女子教育從啟蒙邁向更高層次。在她的帶動下，澳門後續多所女子學堂相繼成立，華人女性受教育機會與社會地位逐漸提升。

曹美瓊一生低調，無顯赫官銜，亦無宏篇巨著，卻以維德學校這一方課堂，承接陳子褒的平民教育理想，在澳門播下男女平等與知識啟蒙的種子。她被列入澳門文化局《澳門傑出女性》專輯，其貢獻被視為澳門近代教育史的重要里程碑 —— 她用一生證明：知識無分性別，教育能打破偏見，更能照亮一個時代的未來。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霍英東（一）

苦難磨礪少年志

514-01霍英東（互聯網圖片）

514-02霍英東就讀的皇仁書院（互聯網圖片）

霍英東祖籍廣東番禺，生於香港貧苦的疍家水上人家，是香港知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第八至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更是一生心系家國的愛國典範。他從底層苦力一步步打拼成為商界巨擘，半生浮沈堅守赤子之心，被世人稱作「紅頂巨賈」，用一生書寫了愛國商人的擔當。

霍英東原名霍官泰，後改名「英東」，寓意英武屹立於世界東方，盡顯報國之志。霍英東自幼命運坎坷，祖輩以往來港澳的貨運船隻維生，世代棲身水上。在他幼年時，一場風災奪去兩位兄長的性命，不久父親又因病離世。接連的變故讓原本清貧的家庭雪上加霜，母親無奈帶著他與姐妹棄船上岸，定居香港灣仔石水渠街，一家人依靠縫補衣物勉強度日。

儘管家境貧寒，母親依舊重視子女教育。霍英東先後就讀於帆船總會義學、敦梅學校，年少的他熱愛體育，性格活潑好動。十二歲時，他憑藉努力考入香港知名的皇仁書院，得以接受正規教育。求學期間，他勤奮上進，心中漸漸樹立起報國的志向，平靜的讀書時光卻被戰火無情打斷。

1941年底，日軍攻佔香港，戰亂席捲全城，社會秩序徹底混亂，霍英東被迫中斷學業。戰後的香港百業蕭條，霍家賴以生存的煤炭駁運生意備受打壓，家中船隻也被日軍強行徵用。為了養活家人，年輕的霍英東四處謀生，做過各式各樣的苦力活。他先是在輪船擔任加煤工，因體質瘦弱難以勝任繁重體力勞動被辭退；後又進入太古船塢做鐵匠，依舊力不從心。之後他進入擴建中的啟德機場充當苦力，日日勞作、飽受辛勞。他曾想學習駕駛汽車謀得一技之長，卻因意外撞車被機場開除，學藝之路就此中斷。

接連的求職受挫後，1943年，在母親的牽線下，霍英東聯合十餘位親戚合資，在灣仔鵝頸橋開辦「有如雜貨鋪」，買賣各類物資維持生計。雜貨鋪的經營，讓他初次接觸商業運作，積累了基礎的從商經驗。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香港迎來復甦，海上貿易逐漸恢復生機。霍英東賣掉雜貨鋪，放棄待遇優厚的文員工作，跟隨母親重操海上駁運舊業。頭腦靈活的他敏銳發現商機，當時港府拍賣二戰剩餘物資，他大膽借來100元參與投標，成功拍下四十部輪船機器，轉手交易後淨賺兩萬餘元，收穫了人生第一桶金。

積累資金後，霍英東始終尋求新的創業機遇。1948年，他得知澳門有商號高價收購海人草，不顧家人反對，決定遠赴偏遠的東沙島採集。這趟旅程困難重重，途中遭遇海關扣押、狂風颱風、糧食短缺等危險，一行人在荒島上艱苦堅持。歷經諸多磨難後，他們於1949年返回香港，可最後售賣所得僅能抵消開支，這次冒險並未獲利。

直至1950年，數十年的貧困、戰亂、輾轉與一次次創業嘗試，構成了霍英東早年的全部經歷。出身底層的磨難沒有磨滅他的鬥志，反讓他歷練出過人的膽識、吃苦耐勞的毅力與敏銳的商業眼光。這一段飽經風霜的少年與青年時光，成為他日後縱橫商海、心懷家國的堅實根基。

 

中國之最（九十四）

全球最大規模混凝土及高分子3D打印橋（二）

514_06：「流雲橋」落成於成都驛馬河公園臥雲澤景觀湖之上（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上海寶山智慧灣3D打印橋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3D打印步行橋。這座全球最大的3D打印步行橋，不僅在建造技術上引領潮流，在後續維護上也同樣注入了「黑科技」。

設計團隊在橋體打印和拼裝的過程中，便提前將高精度的動態應變監測系統及弦式應變傳感器直接「編織」進了混凝土的結構內部。這套系統就如同橋樑的「神經網絡」，能夠24小時實時採集橋樑在不同天氣、不同人流量情況下的微小變形與受力數據。一旦橋樑結構出現異常微震或應力集中，物聯網系統便會第一時間發出預警。這項設計不僅為步行橋的長期安全運行提供了數字化雙胞胎（Digital Twin）式的保障，更為未來全球3D打印混凝土建築的結構力學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真實戶外科研數據。

在講求淨零碳排的當代，上海寶山智慧灣3D打印橋的落成，更展現了巨大的環保效益。由於採用了數位化直接打印技術，整個建造過程實現了完全的「無模化」（不需要製造木模或鋼模），這不僅大幅減少了林木砍伐與工業垃圾的產生，更比常規橋樑施工節省了將近三分之一的建造成本與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力成本。

清華大學徐衛國教授指出，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對環境保護要求的提高，3D打印作為智慧建造的核心技術，將是未來建築業轉型升級的關鍵路徑。這座橋樑的成功，證明了混凝土3D打印技術不再僅限於公園座椅、花盆等景觀小品，而是完全有能力承擔大尺度、高安全要求的市政基礎設施工程。

上海寶山智慧灣3D打印步行橋的正式啟用，為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增添了一道美麗的科技風景線。它不僅是一座連接河岸的通道，更是一座連接歷史工藝與未來科技的跨時代豐碑，正引領著全球智慧綠色營造邁向無限寬廣的新紀元。

數位智造顛覆傳統：35天刻畫12噸科技結晶

中國除了有全球最大的混凝土3D打印步行橋，全球最長高分子3D打印橋也落戶在中國。由中國建築旗下中建西南院設計、目前中國最長（亦為全球最長）的高分子材料3D打印景觀橋——「流雲橋」，已於四川成都龍泉驛區的驛馬河公園景觀湖上正式落成並投入使用。這座融合了前沿數位技術與東方美學流線的「網紅橋」，不僅成為成都市民爭相打卡的生態新地標，更標誌著中國在大型結構物3D打印及智慧綠色營造領域，已邁向國際頂尖的全新里程碑。

這座橫跨於驛馬河公園碧水之上的「流雲橋」，整橋全長達66.8公尺，其中核心的3D打印部分橋長為21.58公尺，最寬處達8公尺，最高處則為2.68公尺。相較於傳統鋼筋混凝土橋樑需要耗費數月進行模板搭建、澆灌與養護，流雲橋的誕生過程宛如一場高效的數位魔術。

據設計團隊透露，該橋樑的製造過程採用了「遠端分段打印、現場精準拼裝」的創新施工模式。在正式投入打印前，技術團隊先透過高精度的結構有限元分析與電腦模擬，反覆優化並確認各項工藝參數。隨後，打印任務在上海展開，依託目前中國最大的智能高分子材料打印裝備，實現了7天24小時全天候、全自動無人值守運行。在系統指令的精準操控下，機器僅耗時35天，便將高達12噸的高分子複合材料調配、熔融並層層堆疊成型，順利完成橋身主體的製造。

航太級檢測與結構疊合：確保百年通行安全

「3D打印的橋樑究竟安不安全？」這是大眾最關心的問題。對此，中建西南院的工程團隊施展了多重科技「科技防護罩」。

首先在材料方面，「流雲橋」採用了含有20%玻璃纖維的高分子複合材料，具備極高的抗拉強度、耐候性與抗老化能力，能輕鬆抵禦長期日曬雨淋的嚴苛自然環境。其次，在打印與拼接過程中，團隊導入了高精尖的「三維雷射點雲掃射檢測技術」。透過光學雷射對打印出的每一個構件進行實時掃描與幾何校對，將成型與拼接安裝的誤差控制在公釐級別，確保結構整體的嚴絲合縫。

更重要的是，為了兼顧景觀橋的視覺輕盈感與行人通行的絕對安全，設計團隊在結構上進行了巧妙的「疊合設計」。在流雲橋的外觀高分子材料下方，增設了高強度的鋼梁結構作為疊合支撐受力點。這種「剛柔並濟」的內部構造，不僅大幅提升了橋樑的承載能力與抗震性能，更有效消除了高分子材料可能產生的微小彈性顫動，顯著提高了大流量市民通行時的舒適度與穩固感。

 

磨刀不誤砍柴工

514-03磨刀不誤砍柴工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磨刀不誤砍柴工」短短七個字，蘊藏著古人總結的處世智慧與做事哲理。它字面意思淺顯易懂：花費時間打磨斧頭，並不會耽誤砍柴的進度，深層則點明一個道理：做事前做好充足準備、優化工具與方法，看似耗費了當下時間，實則能大幅提升整體效率，遠比一味埋頭蠻幹更有成效。

這個成語背後，流傳著一則生動的樵夫故事。阿德長時間勞作但疏於磨刀，效率低下；阿財每日維護工具，最終砍柴量更多。兩人的對比直觀呈現了準備與成效的關聯，奠定該成語的敘事原型。

阿德、阿財兩個樵夫一起上山砍柴。上山砍柴一定要早睡早起，才可以在天亮時抵達砍柴地點。阿德想，「多砍一捆就多一份收入，我明天可要起得更早，在天亮之前抵達。」阿財則在回家以後抓緊時間磨刀，並且準備第二天把磨刀石帶上山。

第二天，阿德比阿財先到山上。他一開始就使盡渾身力氣工作，一刻也不敢歇息。阿財雖然較遲上山，砍柴的速度卻比昨天快，不一會兒，就追上了阿德的進度。到了中午，阿財停了下來磨刀。他向阿德建議：「不如你也休息一會兒吧。先把斧頭磨一磨，再繼續砍也不遲。家中的孩子鬧著要吃野山楂，我們也可順便採些回去。」阿德拒絕了阿財，心想：「我才不想浪費時間。趁著你休息的時候，我還可以抓緊時間多砍幾捆柴呢。」

很快一天又結束了。阿德只砍了六捆柴，而阿財除了所砍的九捆柴，還採了一些哄孩子開心的野山楂。阿德百思不得其解，他想不通為什麼自己那麼努力，卻沒有阿財砍的多。

第三天，阿德一邊努力砍樹，一邊觀察阿財工作的情況，他看不出阿財有什麼秘訣，但他砍的就是快。終於，阿德再也忍不住問道：「我一直很努力地工作，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為什麼你砍的比我還多又快呢？」

阿財看著他笑道：「砍柴除了技術和力氣，更重要的是我們手裡的斧頭。我經常磨刀，刀鋒鋒利，所砍的柴當然比較多；而你從來都不磨刀，雖然費的力氣可能比我還多，但是斧頭卻越來越鈍，砍的柴當然就少啊。」

這則簡單的故事，恰好印證了古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多人做事陷入誤區，誤以為拼時間、耗體力就是努力，一味機械重復勞作，卻忽略了方法與準備的重要性。不動腦筋的埋頭蠻幹，看似兢兢業業，實則效率低下，往往事倍功半。真正的努力，從不是毫無思考的機械付出，而是懂得兼顧付出與規劃，在行動前夯實基礎，在過程中優化方式。

專注做事固然是可貴的品質，但專注不等於死板蠻幹。真正有價值的專注，是帶著思考全力以赴，在踏實做事的同時主動尋求更優的方法。生活中常有這樣一類人，草草完成工作便稱自己已經盡力，可這樣的付出缺少用心謀劃，自然難以做出成績。反之，懂得「磨刀」的人，既肯出力，也願花心思打磨工具、梳理思路，用巧勁代替蠻力，做事自然得心應手。

 

古地圖見證千年絲路 澳門譜寫東西文明交匯傳奇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並非始於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到來，而是源自中國古代海洋文明與對外交流的長期發展。透過楊迅凌《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的研究，以及歷代中西古地圖的記錄，可以清晰看見澳門由天然港灣逐步發展為國際商港，再轉型為中西文化交流重鎮的歷史進程，充分展現其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獨特地位。

早在秦漢時期，嶺南已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位處珠江口西岸的澳門雖未正式見於文獻，卻憑藉天然避風港和優越航道條件，成為南海航線的重要節點。到了隋唐及宋元時期，隨著廣州發展成世界知名商港，香山澳、濠鏡澳等名稱陸續出現在古地圖上，反映澳門已逐步融入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嶺南沿海重要的貿易輔助港口。

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澳門取得居留和貿易權，成為澳門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此後，澳門迅速崛起，成為連接中國、日本、東南亞、印度洋及歐洲的重要中轉站。西方古地圖首次以「Macao」標示澳門，象徵其正式進入世界航海版圖。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經由澳門運往海外，而白銀及西方工藝品則透過澳門流入中國，推動東西方經濟與文化交流。

十七世紀是澳門最繁榮的黃金時代。從《坤輿萬國全圖》、《東印度航海圖集》及《澳門城郭圖》等古地圖可見，當時的澳門港口設施完善、商船雲集，形成華洋共處、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城市。除了商業活動外，澳門亦成為宗教、科技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為基地，把西方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同時將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使海上絲綢之路超越單純的商貿往來，發展成文明互鑒的重要橋樑。

然而，十八世紀全球貿易格局出現重大變化，荷蘭、英國等列強崛起，加上清政府實施一口通商政策，廣州逐漸取代澳門成為主要對外貿易港口。古地圖中對澳門港口與商業活動的描繪逐步簡化，反映其由國際商港轉變為廣州外港及輔助港口的歷史變遷。儘管經濟地位下降，澳門仍保持著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宗教、教育及科技傳播持續發揮影響力。

進入十九世紀，蒸汽船興起及鴉片戰爭後多個通商口岸開放，澳門進一步退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舞台。然而，《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及《澳門全景圖》等珍貴古地圖，仍完整保存華洋雜居、中西合璧的城市景觀，見證澳門作為文明交流平台的歷史角色。西方建築、宗教、教育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長期融合，逐漸塑造出澳門獨特的城市文化面貌。

縱觀數百年發展，澳門雖歷經興衰起伏，但始終肩負著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使命。古地圖不僅記錄了澳門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地理位置和商業功能，更保存了東西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歷史印記。從天然港灣到國際商港，再到文化交融之城，澳門的發展正是海上絲綢之路演變的縮影，也彰顯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文明互鑒的絲路精神。這段跨越千年的歷史，不僅是澳門珍貴的文化資產，也為今天推動國際交流合作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瀾（完）

豁達度暮年，瀟灑赴歸途

513-01蔡瀾舊照（互聯網圖片）

513-02蔡瀾搬入公寓後仍拍片分享日常（互聯網圖片）

作為「香港四大才子」最後一位離去的名士，蔡瀾的晚年，褪去了半生闖蕩的熱鬧，始終秉持通透灑脫的人生態度，在病痛、變故與歲月流轉中，活成了無數人心中理想的暮年模樣。這位享年83歲的美食家、專欄作家，用最後的數年時光，書寫了從容自在、直面生死的人生答卷。

步入晚年之後，蔡瀾的生活選擇便與眾不同。隨著網絡發展，年近八旬的他緊跟潮流，2020年開設YouTube頻道「蔡瀾花花世界」，借助新媒體分享生活與美食，延續自己熱愛的事業。變故在2023年悄然降臨，為照料妻子時，他意外跌倒摔碎股頸骨，不得不接受手術，此後出行便依靠輪椅。這場傷病成為他晚年生活的重要轉折點，深思熟慮後，蔡瀾清空家中珍藏多年的所有收藏品，告別居住許久的九龍城舊宅，搬入香港瑰麗酒店公寓安度餘生。

他聘請了一支八人專屬團隊全天候照料起居，成員涵蓋司機、秘書、醫護、管家等，負責飲食、陪護、問診、社交安排等大小事務，每月生活開支超50萬港元。旁人看來這般生活奢華，蔡瀾卻直言並非炫富，他信奉「有錢不花，與窮人無異」，只想在晚年卸下重擔，好好享受生活。加之妻子已然離世，他不願再被繁雜瑣事拖累，只求餘下時光輕鬆愜意。而他早年便篤定丁克，坦言自己心性如同孩童，連小動物都難以照料，更無法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無兒無女的晚年，也讓他得以徹底自在，不必顧慮後輩牽絆。

即便身體不復從前，蔡瀾依舊未曾停下腳步。2025年，已是83歲高齡的他，仍親自為自家點心品牌拍攝廣告，積極拓展美食事業，旗下乳鴿、流沙包、叉燒包等微波爐點心走進香港各大超市，他也時常出鏡宣傳。忙碌之餘，他重拾筆耕，為《信報》撰寫專欄，一來想再度與老讀者相逢，二來也由衷欣賞報社的風骨。這份堅持，直至生命盡頭都未曾中斷，他離世後，遺作《香港最適合我讓美好留在回憶》如期刊發，字裡行間滿是對香港的眷戀。

2025年4月，蔡瀾的健康狀況引發外界擔憂，有傳言稱他病重入住深切治療部。面對流言，他親自在微博報平安，直言「未至於病危」，隨後助理也發文澄清，斥責網絡造謠行為並保留追責權利。風波平息後，他安心休養，只是身體機能日漸衰退。同年6月25日，蔡瀾因癌症及肺感染，在香港養和醫院於親友陪伴下安詳離世。據其助理講述，蔡瀾入院本是常規體檢，後期睡眠時間增多、進食減少，走得十分平和。

遵從蔡瀾生前遺願，家屬並未舉辦任何悼念儀式，遺體在離世後迅速火化，骨灰隨後運回新加坡安放。他向來看淡生死，早年在節目中便坦言，希望在香港安然離世，無知無覺、無痛無苦，堅守尊嚴離世，不願依靠醫療儀器維繫生命，也不願成為親友的負擔。對於生死離別，他亦有獨到見解，認為親人離世應當學會放手，心存思念即可，不必過度沈溺悲傷。面對世人好奇的遺產分配問題，其助理也遵照蔡瀾平日教誨，婉拒各類八卦打探，堅守著老先生通透純粹的處世原則。

縱觀蔡瀾的晚年，有傷病纏身的無奈，有世事變遷的感慨，卻自始至終貫穿著獨有的豁達與熱忱。他熱愛美食、筆耕不輟，認真經營事業與文字；他坦然面對衰老與病痛，從容規劃晚年生活；他笑對生死，不留牽絆，瀟灑落幕。金庸曾評價他見識廣博、通達世事，倪匡也稱其風采勝過魏晉名士。半生縱情人間，暮年安守本心，蔡瀾用一生踐行「享受人生」的信條，他的晚年故事，連同其才情與風骨，長久留存在世人心中。

 

中國之最（九十四）

全球最大規模混凝土及高分子3D打印橋（一）

513_06：這座橫跨於上海寶山智慧灣園區河道之上（互聯網圖片）

513_07：這座橋樑內部完全沒有使用任何一根鋼筋（互聯網圖片）

當千年造橋工藝與現代數位智造技術相遇，會擦出怎樣的火花？由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徐衛國教授團隊設計研發、並由上海寶山區政府重點打造的「全球最大規模混凝土3D打印步行橋」，已於上海寶山智慧灣科創園正式落成並開放通行。這座橋樑不僅打破了全球現有混凝土3D打印結構物的體量紀錄，更以不含一根鋼筋、全憑純混凝土結構單拱受力的建築奇蹟，向世界宣告：中國在智慧建造與自主研發建築3D打印技術領域，已正式跨入全球領先的全新時代。

數位考古與當代智造：以科技向趙州橋致敬

這座橫跨於智慧灣園區河道之上的3D打印步行橋，全長達26.3公尺，寬度為3.6公尺，其外觀與結構靈感完全源自於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單孔石拱橋——趙州橋。設計團隊精妙地擷取了古人「單拱受力」的結構智慧，並透過現代3D打印的流線型幾何優化，重塑了這座兼具東方古典韻味與未來科技感的當代景觀橋。

與傳統橋樑建造動輒需要數月、且依賴大量人工架設模板和綁紮鋼筋的模式完全不同，這座巨大步行橋的誕生，完全是由「電腦指令」與「機械臂」協同完成的。在施工前，徐衛國教授團隊利用自主研發的三維三維數位化建築設計系統，對橋樑進行了精密的拓撲優化與力學模擬。隨後，打印任務交由兩台大型機械臂3D打印系統進行。在短短450個小時的連續作業中，機械臂如同「裱花」般，將特製的混凝土材料精準地層層堆疊。整座橋樑的拱橋主體、橋面板、橋欄杆等所有部件均分模組打印完成，其高效率與低碳環保的建造過程，顛覆了傳統營建業的想像。

自主研發「特種油墨」：無鋼筋結構的力學考驗

大眾對於3D打印混凝土最大的疑慮，往往在於其承重能力。尤其這座橋樑內部完全沒有使用任何一根鋼筋，這對材料性能與打印工藝提出了近乎極限的考驗。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清華大學科研團隊歷時多年，自主研發出了具備專利技術的「特種混凝土3D打印油墨」。這種材料由普通矽酸鹽水泥、複合礦物摻合料、特種骨料以及多種外加劑和纖維混合而成。它具備極為特殊的物理特性：在被機械臂噴嘴擠出時具有良好的流動性，能保證打印過程不堵塞；但在層層堆疊的瞬間，又能迅速凝固並展現出極高的初凝強度，確保下層材料不會因上層重量而變形坍塌。更重要的是，這種特種混凝土具備極強的抗壓實力，達到了傳統混凝土無法比擬的勻質性。

在結構安全上，團隊採用了「分塊預製、現場整體張拉」的預應力施工工藝。橋身主體由44塊3D打印的混凝土拱塊拼裝而成，側面護欄則由68塊珊瑚狀的打印面版組成。拼裝完成後，透過內部預留的孔道穿入高強度鋼纜進行整體張拉，使整個混凝土拱結構處於緊密的受壓狀態。在正式落成前，該橋已經過高強度的1:4縮尺模型破壞試驗，證實其承載力完全滿足市政行人的安全標準，即使同時站滿行人也穩如泰山。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513-04濟公畫像（互聯網圖片）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是家喻戶曉的民間俗語，很多人將其當作不拘戒律、隨性行事的藉口，卻鮮少知曉這句話的完整原文、背後典故與真正內涵。這句流傳千年的話語，並非教人肆意破戒，而是飽含慈悲大義與修行智慧，其背後既有悲壯的救民故事，也有佛門高僧的諄諄告誡。

關於這句話的由來，民間流傳最廣的是明末破山和尚捨身救城的典故。明朝末年天下大亂，張獻忠率軍攻打渝城，城池久攻不下，他心生怒意，揚言破城之後便屠戮全城百姓。當時張獻忠駐紮在城內一座寺廟，寺中和尚以齋飯相待，相處尚且平和。得知屠城的噩耗後，僧人滿心不忍，主動出面懇請張獻忠放下殺念，饒恕城中無辜百姓。

張獻忠卻提出苛刻條件，他稱自己殺人如同僧人吃齋一般平常，若想阻止屠城，便要僧人打破戒律吃肉。他將一塊肉遞到僧人面前，直言只要對方吃下肉，便信守承諾放過全城百姓。面對一城生靈的安危，在場僧人進退兩難。最終，破山和尚挺身而出，在一眾同門的注視下含淚接過肉食，一邊進食一邊道出「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他以一己破戒之舉，換來了全城百姓的平安，這份為蒼生捨棄清規的慈悲，也讓這句名言就此流傳開來。無獨有偶，明代還有一位僧人，為庇護躲入寺廟的難民，面對山賊的刁難坦然飲酒食肉，同樣以變通之舉救下眾人，成為同類佳話。

除了救民典故，這句話也與南宋高僧道濟，也就是眾人熟知的濟公活佛緊密相連。在古典文學《濟公傳》中，這句俗語有著完整的表述：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濟公平日裡行為放浪，飲酒食肉、不拘小節，看似違背佛門清規，實則心懷慈悲，一生扶危濟困、懲惡揚善。他說出這番話，本意是闡釋佛門修行的真諦：修行的核心在於內心的向善與覺悟，而非執著於外在的形式規矩。但後半句更是點睛之筆，是鄭重的警示，明確告知世人，自己的行事方式是特殊境遇下的權宜之計，尋常修行人萬萬不可模仿。

在明代《醒世恆言》中，也出現過「佛在心頭坐，酒肉穿腸過」的相似語句，核心思想一脈相承，都在點明心念向善遠比外在表象重要。佛法講究修心，外在的戒律、儀軌是輔助修行的方式，而非最終目的。真正的向佛之人，心存善念、行事坦蕩，便不會被表象束縛；可若是本末倒置，只學表面行為，捨棄本心良善，便是誤入歧途。

遺憾的是，這句蘊含深意的俗語在長久傳播中逐漸被斷章取義。多數人只記得前半句，刻意忽略「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的警示，將其當作放縱口腹之欲、無視規矩戒律的藉口，徹底曲解了原本的含義。破山和尚吃肉，是為拯救萬千百姓的無奈取捨；濟公隨性而為，是身懷修行境界與濟世之心的特殊表現，二者都絕非貪圖享樂、肆意破戒。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十一

十九世紀澳門在海上絲路角色的巨變

513_05：由威廉·普爾瑟（1785-1856）根據羅伯特·詹姆斯·艾略特船長（1790-1849）的草圖創作的澳門南灣的景觀（互聯網圖片）

十九世紀是海上絲路迎來近代化轉型的關鍵階段。蒸汽船的普及與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徹底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也讓澳門的角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從昔日繁榮的國際貿易樞紐，逐步淪為邊緣性的沿海聚落，卻又以文明交融遺址的身份，延續著絲路的精神脈絡。
十九世紀初，清政府仍實施「一口通商」政策，貿易資源高度集中於廣州，澳門的商業空間被大幅擠壓，地位持續下滑。此時的澳門不再是萬商雲集的港口，僅依賴少量轉口貿易與鴉片走私維持運作，昔日帆檣林立的盛況不復存在。1810年的《廣東全省海圖》僅簡單標註澳門半島輪廓與「澳門城」字樣，未見任何港口設施與貿易場所，與十七世紀詳細描繪商業據點的地圖形成強烈對比，真實反映出其貿易功能的萎縮。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南京條約》簽訂，廣州、廈門、上海等五口開放通商，海上絲路的核心港口加速東移，新興口岸迅速崛起成為貿易中心，澳門的競爭優勢蕩然無存。1845年的《中國東南沿海通商口岸圖》中，五口的位置、航道、碼頭均被詳細標註，而澳門僅被視為普通濱海小鎮，無任何貿易相關註釋，這也象徵著澳門正式退出海上絲路的核心舞台，淪為邊緣化的沿海聚落。
儘管商業價值大幅衰落，澳門卻因數百年的中西接觸，累積了深厚的文明底蘊，蛻變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遺址。1866至1874年間繪製的《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清晰呈現中式廟宇、西式教堂、官方據點並存的城市景觀，生動展現「華洋雜居」的獨特格局，成為文明交流的珍貴見證。1880年的《澳門全景圖》同樣描繪了中西建築相映成趣的樣貌，即便港口貿易蕭條，不同文明融合的印記依然清晰可見，印證澳門已成為海上絲路文明的「活化石」。
同時，澳門也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窗口。十九世紀後期的地圖中，學校、醫院、郵局等近代設施陸續被標註，反映西方的科技、教育與制度透過這裡傳入內地，持續發揮著連接中外的橋樑作用。
回顧整個十九世紀，在海上絲路的近代化轉型浪潮中，澳門的命運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而起起伏伏：從曾經的繁榮頂峰，到逐漸被邊緣化，再到最終失去核心港口的地位，其商業價值的下滑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將視野從貿易數字、經濟地位擴展到文明傳承的層面，就會發現，澳門從未真正脫離過海上絲路的軌跡。它只是從曾經承載物資流通的貿易樞紐，轉變為承載文明記憶的歷史遺址，而不變的，是它始終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點的獨特屬性，以及從千年絲路中繼承而來的對外開放、文明互鑒的精神內核。

澳門與海上絲路的淵源，從來不僅僅是一段貿易往來的歷史，更是一部不同文明相遇、對話、融合的交流史。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瀾（三）

華人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食家

512-01蔡瀾舊照（互聯網圖片）

512-03蔡瀾美食坊（互聯網圖片）

蔡瀾，香港飲食文化的代表人物，以其獨到的味覺見解、敏銳的商業觸覺與暢快的寫作風格，成為華人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食家之一。他的人生軌跡，從筆墨江湖延伸至飲食商業帝國，每一步都走得精采紛呈。

1990年代中，蔡瀾正式進軍飲食業，推出「暴暴系列」零食、醬料及茶飲，包括暴暴茶、暴暴飯焦、咸鱼醬、潮州辣椒油及解酒用的「太白大醉飲」等。 1992年，他創辦暴暴茶（國際）有限公司，從國內引進普洱茶，加入玫瑰花製作，主打去油膩功能。一次偶然機會，他結識日本飲料公司Pokka創始人高木崇行，後者將暴暴茶做成罐裝飲料引入日本市場。蔡瀾曾坦言，暴暴茶的成功在於發現了日本市場的空白。 此後他如法炮制，向香港引入當時港人聞所未聞的澳洲有汽紅酒，並率先在專欄中加以介紹宣傳。

1994年，蔡瀾在香港開設「蔡瀾美食坊」，內設14間美食店，每間均由他親自挑選。 2007年進軍深圳，2013年在廣州珠江新城開設蔡瀾美食城。截至2025年，旗下「蔡瀾越南河粉」與「蔡瀾點心」兩大品牌分店已逾百間，他堅持「平、靚、正」的宗旨，相信團隊能將這份初心傳承下去。

蔡瀾的寫作生涯始於1980年代，最初在《東方日報》《明報》撰寫專欄。經老友倪匡推薦，他在金庸《明報》副刊開設名為「草草不工」的長期專欄。雖自謙「草草不工」，實際上他對寫作锱銖必較，極為嚴謹。 寫作第一年，稿費收入已達120萬元。數十年來出版書籍超過200本，與李碧華、亦舒並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三大「台柱」。 2022年出版散文集《過好這一生》，2024年再推出《賺錢的藝術》《花錢的技巧》。

1990年，蔡瀾與黃沾、倪匡主持亞洲電視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訪問過周潤發、成龍、張國榮等超級明星。 1998年起主持無線電視《蔡瀾嘆世界》，2008年《蔡瀾嘆名菜》最高收視率達32%，長期穩佔TVB周收視率TOP5。 2009年更與深圳衛視打造《蔡瀾「食」尚》，周遊全球呈現各地極品美食。

蔡瀾食家形象深入民心，不少餐廳把他到訪的照片貼在門口當生招牌。坊間流傳，合照時面帶笑容代表好吃，面無表情則代表不讚賞，蔡瀾本人亦曾撰文證實此言非虛。 他最著名的飲食堅持是不吃三文魚，因曾在超市看到新鮮三文魚上有蟲，從此心生懼怕。 對於火鍋，他曾在節目上直言希望火鍋消失，引發熱議，後來澄清並非反對火鍋本身，而是反對單靠醬料吸客、做得不好的火鍋，他尤其欣賞品質上乘的四川火鍋。 即便是公仔麵，他也有獨家煮法：日清雞湯即食麵配黑白木耳及新加坡林志源肉乾，被網民讚為「進階版自製宵夜」。

2023年，蔡瀾獲澳門科技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從筆桿到鍋鏟，從商場到螢幕，蔡瀾用一生詮釋了何為真正的「食尚」人生。

 

中國之最（九十三）

中國最早及現時的摩天大樓（二）

512_06：上海中心大廈是中國目前最高摩天大樓（上海市門戶網圖片）

512_07：平安金融中心是全球最高辦公大樓之一（互聯網圖片）

目前中國最高建築，是位於上海陸家嘴金融區的上海中心大廈。這座大樓於2015年全面投入使用，總高度達632米，共128層，是中國目前最高建築，也是全球第二高樓，僅次於迪拜的哈利法塔。上海中心外型採用螺旋式設計，整座建築向上逐漸扭轉，可有效降低風力影響，同時減少建築結構承受的壓力。其雙層玻璃幕牆設計不但提升保溫性能，也有助節能減排，被視為中國綠色超高層建築的重要代表。

上海中心與旁邊的金茂大廈及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共同構成著名的「陸家嘴三件套」。三座建築高度各異，由低至高排列，形成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城市景觀，也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形象的重要象徵。上海中心內部除了高級辦公室，還包括酒店、商場、會議中心及觀景平台，其高速升降機最高時速可達每秒20.5米，曾創下世界紀錄。

除了上海，深圳同樣擁有極具代表性的超高層建築。平安金融中心高度達599米，是全球最高辦公大樓之一。大樓原本設計高度超過660米，但後來因航空限制取消天線部分，最終高度定為599米。其外牆採用大量不鏽鋼與玻璃幕牆，造型筆直簡潔，反映深圳金融城市形象。此外，廣州的廣州周大福金融中心與天津的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同樣高度達530米，顯示中國多個城市均具備興建世界級超高層建築的能力。

近年來，中國超高層建築數量已位居全球首位。不過，中央政府亦開始對「摩天大樓熱」進行調控。2021年起，中國提出「限高令」，對500米以上建築實施嚴格限制，250米以上建築亦需從嚴審批。官方認為，部分城市過度追求「世界第一高樓」，可能導致能源浪費、建築空置率上升及消防安全問題。因此，中國未來高樓建設將更注重節能、智慧城市技術與公共空間融合，而非單純追求高度。

從上海外灘早期十多層的大樓，到今天632米的上海中心，中國只用了不足百年時間，便完成西方國家數百年的高樓發展歷程。摩天大樓不只是鋼筋與玻璃的組合，更是城市野心、經濟實力與時代精神的象徵。中國摩天大樓的崛起，不但改變城市天際線，也記錄了一個國家高速現代化的歷程。未來中國的高樓或許不再盲目追求「世界第一」，但這些矗立雲端的建築，仍將繼續見證中國城市發展的新時代。

 

一失足成千古恨

512-03唐伯虎畫像（互聯網圖片）

512-04程敏政畫像（互聯網圖片）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這句膾炙人口的成語，源於明朝大才子唐伯虎的真實經歷，至今仍警醒世人切莫因一時糊塗而犯下抱憾終身的錯誤。

唐伯虎，名唐寅，出生於江南一個富商家庭，父親經營一間小酒館，平生最大的心願便是兒子能考取功名。唐寅自幼聰明伶俐，可惜年少時並不用功，整日與人縱酒遊樂，虛度光陰。直到父親去世後，在好友祝枝山的苦心規勸下，他才幡然醒悟，從此閉門苦讀，經年累月。

功夫不負有心人，十六歲那年，唐伯虎參加秀才考試，一舉奪得第一名案首；二十九歲時又赴南京參加鄉試，再高中解元（第一名）。兩次奪魁，令他漸漸得意忘形，為日後的禍端埋下了伏筆。

正當唐伯虎積極備戰來年京城會試之際，一場飛來橫禍將他從巔峰打入深淵。會試的主考官為程敏政與李東陽，兩人皆為飽學之士，出題極為艱深，多數考生都答不上來。然而，唯獨兩份答卷答得出類拔萃，不但切題，而且文辭優美。主考官程敏政見狀便脫口而出：「這一定是唐寅和徐經的卷紙。」

這句話不巧被旁人聽到，考完試後立刻風言風語四起，指唐寅與富家子弟徐經作弊。原來，徐經與唐伯虎在赴京途中結為好友，徐經事先賄賂了主考官並取得試題，而後也將試題告知了唐伯虎。

事情敗露後，雖然最終未能查獲作弊的直接證據，但唐伯虎在科舉前曾拜訪考官，並有賄賂求文之舉，因此仍被牽連入獄。他不僅被剝奪了解元稱號，更被押入牢中，釋放後還被罰充當小吏，終身不得再參加科舉。

遭遇如此打擊，唐伯虎的人生從此急轉直下。回到家鄉後，他窮困潦倒，妻子也與他反目成仇，只能靠賣畫為生，就這樣虛度了大半生。在這無盡的悔恨中，他慨然寫下：「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

這句話最早由明代楊儀記載於《明良記》中，原文為「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到了清代，魏子安在《花月痕》中將其改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並由此流傳至今。

「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失足指跌跤，千古指長遠的年代。該成語的意思是：一旦犯下嚴重錯誤或墮落，便會成為終身的恨事。人是感情的動物，常常會因為某些原因做出令人懊惱悔恨的事。「百年身」意味著大半輩子已過去，今生再也沒有希望了。

唐伯虎的故事正是對這句成語最深刻的註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只因一次失足，便從此與功名無緣，抱憾終身，令人嘆息不已。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十

澳門為近代文明輸入中國重要窗口

512_05：1889年的澳門地圖（互聯網圖片）

19世紀中葉以後，隨著葡萄牙正式加強對澳門的殖民管治，這座城市逐漸成為西方列強在遠東的據點之一，但即便如此，海上絲路所承載的文明交流傳統，依舊在這片土地上延續，從未真正中斷。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來到澳門定居、傳教、工作，歐洲的繪畫、雕塑、建築藝術，以及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在這裡廣泛傳播；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民俗風情也深深影響著生活在這裡的外國人，兩種文明在日常的接觸中不斷碰撞、融合，逐漸形成了澳門獨一無二的城市文化。1880年出版的《澳門全景圖》，就是這一文化特質的集中體現。這幅地圖採用當時流行的鳥瞰視角，從高處俯瞰整個澳門半島，將城市的整體風貌一覽無餘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畫面上，西式教堂的尖頂與中式廟宇的飛簷遙相呼應，整齊的歐式樓房與古樸的嶺南民居錯落分佈，港口內雖不再有成群結隊的遠洋商船，但仍有零星船隻往來停靠，維繫著與外界的聯繫。雖然此時的澳門早已沒有了貿易大港的繁榮盛景，但從地圖上的一景一物中，依然能清晰看到不同文明交融留下的深刻印記。學者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就此指出，這幅地圖的創作，本身就說明瞭一個事實：儘管時代變遷、地位改變，但澳門始終保留著海上絲路所賦予的文明交流基因，它就像一個活生生的「文明化石」，讓後人得以窺見東西方文明最初相遇、相融的樣貌。

除此之外，在19世紀中國逐漸走向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澳門也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成為近代文明輸入中國的重要窗口。得益於長期的對外開放與交流，這裡接觸到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教育理念、社會制度的時間遠早於內地，而這些新思想、新事物，又以澳門為中轉站，逐漸傳播到中國的各個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探索。這一獨特的歷史角色，同樣在當時的古地圖中留下了痕跡。1890年繪製完成的《澳門及周邊地區圖》，就不同於以往的地圖，除了傳統的地理信息之外，還特意標註了當時澳門境內興建的各類近代化設施：包括採用西方教學模式的新式學校、引進西醫技術的醫院、服務於郵政通訊的郵局，以及市政管理、公共服務相關的各類機構。這些標註看似簡單，實際上卻是澳門跟隨時代步伐、逐步走向近代化的真實記錄，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座城市在當時的獨特價值 —— 它不僅是過往歷史的遺存，更是連接傳統與近代、東方與西方的橋樑。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蔡瀾（二）

定居香港進軍影視行業

511-01蔡瀾舊照（互聯網圖片）

511-02蔡瀾與成龍（互聯網圖片）

蔡瀾的電影生涯，始於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系的課堂。二十出頭從日本畢業回港，恰逢李翰祥開創黃梅調電影的黃金時代，兩個同樣醉心於光影的人一見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63年，22歲的蔡瀾正式定居香港，進了邵氏電影公司當製作經理。最初他只負責對接日本片引進，把日本電影帶到香港和東南亞放映，後來慢慢接手香港電影的日本外景拍攝，從道具、木工到副導演、攝影助理，電影行當的每一個環節他都摸得門清。一開始他想做導演、當編劇，後來摸透了行業規則反倒改了主意：當導演跟著一部片子從頭跑到尾，剪完片子就算交差，做監製反倒能經手發行，同時管好幾個項目，能見識的世面要多得多。

那時香港還沒有彩色沖印技術，所有邵氏出品的片子都要送到日本東洋視像所沖印，拷貝送出前都要經蔡瀾檢查，他索性把邵氏所有電影看了個遍。1967年他跟著張徹拍《獨臂刀》，1968年做完《金燕子》的外景，又接連合作了《飛刀手》等幾部作品，也是這一年他在日本看到了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後來反復刷了無數次。拍了幾部片子之後他跟邵逸夫提議：香港拍一部電影要四五十個工作日，日本只要20天，不如拉團隊去日本拍片。1969年邵逸夫點頭，從香港派了陳厚、丁紅幾個主演，剩下的班底全用日本人，拍出了《裸屍痕》，成了港日合拍的早期嘗試。

到了八十年代，蔡瀾跳去嘉禾做副總裁，成了成龍最靠譜的搭檔。《快餐車》《龍兄虎弟》《一個好人》這些成龍的經典作品，多數都是他帶著團隊在海外拍出來的。當時成龍被香港黑社會威脅，嘉禾老闆鄒文懷把人托付給他，他直接帶著成龍、洪金寶和編劇陳景生躲去了巴塞羅那，幾個人窩在酒店裡寫劇本，等準備妥當了再召集大部隊開工。成龍的戲一拍就是一年，蔡瀾也跟著在西班牙、南斯拉夫、泰國、澳洲住了個遍，把海外的風土人情吃了個透。在嘉禾那些年，他還一手創辦了子公司「大路」，和日本合拍了《孔雀王子》《阿修羅》《力王》等漫改特效片，全力支持醉心特效的導演藍乃才，拍出的片子特效水準在香港首屈一指。恰逢香港電影三級制度落地，他又拍了《聊齋艷譚》系列，票房直接衝破千萬，成了行業裡獨一份的「敢拍又會拍」的代表。直到1997年嘉禾創始人何冠昌離世，做了三十年電影的蔡瀾徹底告別了這個行當。

轉身拿起筆桿子，是他另一段人生的開場。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已經在《東方日報》《明報》開專欄寫文章，最早是在《東方早報》副刊《龍門陣》寫隨筆，攢了些讀者基礎之後，老友倪匡把他推薦給了金庸，他乾脆在《明報》副刊開了個長期專欄，名叫「草草不工」，說是自謙，實則對文字錙銖必較，一個標點都不肯馬虎。他寫美食，寫遊記，寫人間趣事，連男女情感都能寫得通透有趣，第一年稿費就拿了120萬，後來寫了幾十年，出了兩百多本書，和李碧華、亦舒成了香港天地圖書的三大台柱，從《追蹤十三妹》到《過好這一生》，再到後來的《賺錢的藝術》《花錢的技巧》，他把自己的生活哲學全寫進了字裡行間。

 

中國之最（九十三）

中國最早及現時的摩天大樓（一）

511_06：上海外灘在二十世紀初已形成中國最早的高樓群（互聯網圖片）

511_07：地王大廈一度成為亞洲最高建築（互聯網圖片）

中國城市天際線在過去一百年間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二十世紀初只有十多層的商業大樓，到今天高達六百多米的超高層建築，中國摩天大樓的發展不僅是建築技術進步的象徵，更反映出城市化、金融發展與國家經濟崛起的歷程。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擁有最多超高層建築的國家之一，上海、深圳、廣州及天津等城市的摩天大樓群，更成為國際城市競爭的重要標誌。

中國最早期的現代高樓，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初的上海。當時的上海因租界經濟繁榮，成為中國最早接觸西方建築技術的城市之一。在黃浦江畔的外灘，大批銀行、洋行及酒店相繼落成，形成中國最早的現代城市天際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9年建成的沙遜大廈。這座建築樓高約77米，採用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外牆以花崗岩和銅飾裝潢，頂部設有綠色金字塔形銅頂，在當年被譽為遠東最豪華的酒店建築之一。它後來成為今日著名的和平飯店北樓，也是舊上海繁華年代的重要象徵。

在當時的中國，能夠超過十層的大樓已被稱為「摩天大樓」。除了上海，北京、天津及武漢等城市亦開始興建較高的商業樓宇。不過，由於當時中國的鋼結構技術、升降機系統及城市基建仍然有限，因此高樓建築數量並不多，真正的超高層時代尚未來臨。

新中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城市建設以實用住宅與工業設施為主，高樓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直到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進程急速推進，摩天大樓才正式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成為中國高樓建設的重要起點。1985年建成的國貿大廈，樓高160米，共53層，曾是中國內地最高建築之一。更令人矚目的是，其施工速度創下「三天一層樓」的紀錄，被外界稱為「深圳速度」，象徵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精神。

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主要城市展開一場「高度競賽」。1996年落成的地王大廈，樓高384米，一度成為亞洲最高建築。這座建築採用鋼結構與玻璃幕牆設計，外型尖塔式輪廓極具現代感，成為深圳城市形象的重要地標。其後，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進一步推動中國摩天大樓發展。1999年建成的金茂大廈，高度達420.5米，將中國高樓正式帶入四百米級別。大樓融合中國傳統寶塔元素與現代建築技術，被視為中國超高層建築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正式落成，高度492米，成為當時中國第一高樓。其頂部梯形鏤空設計極具辨識度，因此被民間稱為「開瓶器」。這座大樓不僅設有國際金融辦公空間，更擁有世界知名觀景台，象徵上海逐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此同時，廣州、天津及香港等地亦陸續出現超高層建築，中國城市天際線開始迅速向高空延伸。

 

士為知己者死

511-03豫讓劈擊趙襄子衣袍（互聯網圖片）

511-04智伯畫像（互聯網圖片）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出自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刺客列傳》，意為志士甘願為賞識自己、了解自己的人獻身，女子願意為欣賞自己、喜歡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這句話源自春秋戰國時期刺客豫讓為智伯報仇的故事，其中「知己者」指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悅己者」則指欣賞自己的人。「士為知己者死」最早見於《戰國策》，成為古代傳統信條，反映了知音難得、報答知己的精神。

刺客豫讓最初在晉國俠客畢陽之孫的門下效力，先侍奉範氏、中行氏，卻未受重用，後轉投智伯，深得寵信。然而韓、趙、魏三家最終瓜分了智伯的領地，趙襄子更將智伯的頭蓋骨製成飲器。豫讓聞訊遁入深山，立下誓言：「志士為了解自己的人而犧牲，女子為喜歡自己的人而打扮，我一定要替智伯復仇。」

此後豫讓隱姓埋名，偽裝成受過刑的人，以洗刷廁所為掩護潛入趙襄子宮中。不久趙襄子入廁時忽然心悸，命人搜查，果然發現豫讓。豫讓坦然亮出匕首：「我要為智伯報仇！」趙襄子卻稱贊他為義士，將其釋放，並感嘆：「智伯死後無後，臣下仍肯為其報仇，必是天下有氣節之賢人。」

然而豫讓並未就此罷手。他全身塗漆，剃去鬚眉，徹底毀容，假扮乞丐沿街乞討，連妻子都認不出他，只覺聲音極為相似。隨後他又吞炭改聲，朋友勸他不如先取得趙襄子信任再行復仇，豫讓卻正色道：「為舊君主殺新君主，是敗壞君臣大義之舉。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正是為了闡明君臣大義，羞辱後世懷有二心之人臣。」

最終，豫讓埋伏於趙襄子必經的橋下。趙襄子馬驚，果然察覺其存在。面對質問，豫讓答道：「範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 趙襄子長嘆一聲，決定不再赦免。豫讓請求以劍刺趙襄子王袍以了心願，趙襄子感其義烈，遂命人遞上王袍。豫讓拔劍奮起，刺向王袍，仰天長嘆：「我可以在九泉之下報答智伯了！」言畢自盡。

這一壯烈之舉，成為我國古代人民的傳統信條，反映了知音難得、萬死不辭的精神。後世知識分子如諸葛亮，感念劉備三顧之恩，鞠躬盡瘁輔佐後主，正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千古典範。

 

 

澳門與海上絲綢之路系列之九

澳門成為海上絲路文明交流重要遺址

511_05：1866-1874年間繪製的《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互聯網圖片）

進入19世紀，海上絲路迎來了近代化的轉型，蒸汽船的出現、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使得全球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澳門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進一步下滑，但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遺跡，其絲路餘脈依然延續，並在古地圖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楊迅凌在《澳門與絲綢之路：「古地圖中的澳門」知識系列》中，通過對19世紀古地圖的考釋，還原了這一時期澳門的絲路面貌，揭示了其在近代化轉型中的文明傳承。

19世紀初，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政府依然實行「一口通商」政策，澳門的貿易地位進一步淪落，主要從事少量的轉口貿易與鴉片走私，昔日的繁榮景象不再。這一時期的古地圖，以1810年《廣東全省海圖》最具代表性。楊迅凌指出，這幅地圖對澳門的繪製更為簡單，僅標註了澳門半島的輪廓與「澳門城」之名，沒有標註任何港口設施與貿易場所，與17世紀的繁榮地圖形成巨大反差，反映了澳門在海上絲路中地位的進一步衰落。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海上絲路的核心港口進一步東移，澳門的貿易地位幾乎喪失。這一時期的古地圖，如1845年《中國東南沿海通商口岸圖》，重點標註了五處通商口岸的位置與港口設施，而澳門則被邊緣化，僅作為一個普通的濱海小鎮標註，沒有任何與貿易相關的註釋。楊迅凌在研究中指出，這一時期的古地圖，標誌著澳門正式退出了海上絲路的核心舞台，淪為一個邊緣性的濱海聚落。

儘管貿易地位衰落，但19世紀的澳門依然保留著東西方文明交融的獨特痕跡，成為研究海上絲路文明交流的重要遺址。這一時期最具價值的古地圖，是1866-1874年間繪製的《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Guangzhou School: A Bird’s-Eye View of Macao）。這幅現由澳門歐氏家族收藏的地圖，採用水粉設色，繪製精美，清晰展現了澳門半島及周邊地區的地理、地形，以及多處重要建築，其中包括中式的廟宇、汛地，西式的教堂、夷館，還有象徵中方勢力的黃旗旗杆，生動再現了「華洋雜居」的城市格局。楊迅凌強調，這幅地圖不僅是研究19世紀澳門城市史的珍貴史料，更見證了澳門作為東西方文明交融紐帶的餘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