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九）

洞穿日本侵華陰謀堅持和平外交

487-01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487-02廣田弘毅（互聯網圖片）

 

1934年，廣田弘毅出任日本外相，宣稱將推行善鄰外交，力圖改善對華關係。然而王寵惠認為，日本自入侵朝鮮起，便已悄然鋪就了對華侵略的暗道。儘管途中偶有回旋，但整體趨勢無疑是朝著強硬與戰爭的方向疾馳。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九一八」這一名詞，將永遠鐫刻在中國民眾的心頭，成為世代子孫難以忘懷的恥辱印記。「自有世界以來，未見如此黷武無厭、永不傾滅之侵略國家，未來兩民族間因此留下的污痕，或將導致仇殺相尋、百世不解。」王寵惠的預言，直指日本軍閥推行大陸政策、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罪惡根源。

1935年2月19日，王寵惠踏上了前往日本神戶的旅程。雖以個人名義順道訪問，但其作為蔣介石與汪精衛的代表身份，加之在國際上的崇高聲望，使他受到了日方的極高禮遇。訪問期間，王寵惠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與日本政府及各黨派要人深入交流，呼籲日本「以德報德」，珍惜兩國和平與友誼的寶貴財富。

在與廣田弘毅的兩次會晤中，他明確表達了中國的和平立場，並提出了改善中日關係的三項原則。此次訪問，日本同意將兩國外交關係提升至大使級，王寵惠在離日前的演講中，對訪日成果表示了滿意。然而，和平的曙光並未長久照耀。1937年3月3日，隨著原外交部長張群的辭職，王寵惠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外交部長。此時，中國正步入抗戰最為艱苦的四年，而王寵惠也成為了1949年以前民國政府任職時間最長的外交部長。

同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次日，王寵惠便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了口頭抗議，10日，又正式遞交了書面抗議，強烈譴責日軍的暴行。但日方執意擴大戰事，中日全面戰爭由此拉開序幕。

面對嚴峻的形勢，王寵惠積極尋求國際支持。1937年10月16日，他通過電台向美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講，呼籲「暴日蠻行危及世界和平，請發動全力贊助我抗戰」。1939年2月18日，他又利用舊金山世博會開幕的機會，再次對美廣播，希望美國人民能放棄猶豫，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打擊破壞東方國際正義與秩序的武力行為。

除了直接對民眾進行廣播宣傳外，王寵惠還充分利用國聯、九國公約會議等國際場合，揭示日軍的暴行，孤立日本，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他將抗戰以來的外交政策概括為「對內求自立、對外求共存」，並指出抗戰的兩種意義：「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存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正義」。在此政策指引下，抗戰的外交策略就是「多求友、少樹敵」，「聯合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國家，援助我國，抵抗日本」。在抗戰的艱難歲月裡，王寵惠不僅堅持對外宣傳抗戰立場，爭取國際同情，更始終堅信抗戰必勝，不斷鼓舞民眾士氣。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抗戰形勢逐漸明朗。1941年4月，王寵惠轉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同時仍負責國民政府的對外事務。1942年2月4日，他陪同蔣介石出訪印度，這是中國元首的首次出國訪問，在抗戰艱難時期保障了印緬越與中國西南物資通道的暢通，並在外交上樹立了中國的大國形象。

 

中國之最（八十）

全球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橫店影視城

487_06：橫店影視城建築面積約50萬平方米（互聯網圖片）

 

橫店影視城的名氣在國內甚至國際上都是毋庸置疑，全國四分之一的影視劇、三分之二的古裝劇在橫店拍攝完成，每年平均有50餘部影視作品在此誕生。這裡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實景拍攝基地，更是中國影視產業發展的縮影。走進橫店影視城，仿佛穿越時空，置身於紫禁城、秦王宮、清明上河圖等歷史場景之中，感受古今交融的奇幻魅力。

從無到有：橫店影視城的崛起之路

橫店影視城的誕生與發展，可謂是一段由夢想驅動的創業史。1996年，為了配合電影《鴉片戰爭》的拍攝，橫店集團創始人徐文榮決定興建第一條「廣州街」。這項決策不僅為橫店打開了影視產業的大門，也讓這個原本偏遠的小鎮開始嶄露頭角。

隨後，《荊軻刺秦王》的拍攝推動了秦王宮的建設，這座仿照秦朝咸陽宮建造的影視基地佔地800畝，建築面積達11萬平方米，成為當時極具規模的拍攝場地。而1998年開工的明清宮苑，更以北京故宮為藍本，耗資6億元打造，佔地1,500畝，建築面積達16萬平方米，進一步奠定了橫店作為「中國好萊塢」的地位。

規模空前：世界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

如今的橫店影視城，已發展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實景拍攝基地。整個基地佔地4,963畝，建築面積達495,995平方米，擁有包括廣州街·香港街、秦王宮、清明上河圖、明清宮苑、夢幻谷等在内的30多個大型影視實景拍攝基地。

2010年，國家旅遊局正式授予橫店影視城國家5A級旅遊景區稱號，標誌著其不僅是影視拍攝中心，更成為備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根據統計，自1996年至今，橫店已累計接待劇組超過3,200個，全國四分之一的影視劇、三分之二的古裝劇皆在此完成拍攝，每年平均有50餘部作品在此問世。

橫店影視城最引人矚目的特色，在於其跨越五千年歷史的影視場景。從春秋戰國到明清王朝，從北宋汴京到近代上海，各種歷史風貌在這裡被高度還原。

秦王宮再現了秦代帝都的雄偉氣勢，而根據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仿建的清明上河圖基地，則生動展現了北宋汴京城的繁華景象與市井生活。明清宮苑以1:1比例複製了太和殿、乾清宮等主要建築，讓人彷彿穿越回明清時代。2019年開業的夢外灘影視主題公園，則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為原型，重現和平飯店、匯豐銀行、外白渡橋等經典地標。

產業集群：從「最大」邁向「最強」

除了規模上的優勢，橫店影視城也在積極向「最強」邁進。2018年，橫店開始建設橫店影視產業園，這是一個由橫店影視城有限公司投資的重點項目，佔地978畝，計劃建設41個國際標準攝影棚，其中包含一個全球最大的攝影棚，可完全滿足國際一流大片的製作需求。

根據規劃，未來兩到三年內，橫店將使攝影棚總數達到200個，形成中國最大的攝影棚集群。同時，產業園將引入大量國內外優秀的後期製作公司，進一步完善影視產業鏈，提升整體實力。

橫店不僅是影視產業的搖籃，也是無數追夢者的舞台。據統計，2024年在橫店註冊登記的群演超過14萬人，常駐演員逾1萬人，這些人被稱為「橫漂」。他們日薪在120至400元之間，根據戲份和場景增加相應費用，雖然收入微薄，但他們依然堅守夢想。

2015年上映的電影《我是路人甲》，正是以橫店群演為主軸，講述他們在生活與工作中所經歷的艱辛與希望。影片中許多演員本身即是橫店群演出身，真實反映了「橫漂」一族的生存狀態。

 

「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

487-03唐代宗李豫畫像（互聯網圖片）

487-04郭子儀畫像（互聯網圖片）

 

「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這一句出自唐代宗之口的智慧之語，不僅蘊含了深厚的家庭治理哲學，更為現代家庭處理人際關係、維護親情和諧提供了寶貴的啓示。

故事發生在唐朝中後期，那是一個國家動蕩不安、外患頻發的時代。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唐朝國勢岌岌可危，隨後回紇、突厥等少數民族的入侵更是讓朝廷雪上加霜。在這風雨飄搖之際，郭子儀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成為了唐朝的「中興名將」。他屢建奇功，不僅平定了安史之亂，還多次抵御外族入侵，為唐朝的穩定立下了汗馬功勞。

為了表彰郭子儀的功績，唐代宗李豫不僅賜予他高官厚祿，還將自己的女兒升平公主嫁給了郭子儀的兒子郭暖，以期通過聯姻鞏固皇權與功臣之間的關係。然而，在一次郭子儀的壽宴上，小兩口因瑣事發生了爭執。

郭暖氣憤之下說出了大逆不道之言，聲稱皇帝之位全靠其父出力才得以穩固，甚至言及郭子儀若想稱帝亦非難事。這話傳到皇帝耳中，無疑是一場巨大的風波。面對如此嚴重的「挑釁」，唐代宗卻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智慧與氣度。他非但沒有追究郭暖的責任，反而以一句「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的俗諺輕鬆化解了這場危機。

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是對長輩在處理家庭矛盾時的一種「糊塗」態度，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抓大放小」的管理哲學。唐代宗深知，在家庭這個小社會中，同樣存在著各種瑣碎的是非與矛盾。如果長輩對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計較，非要辨出個是非曲直，那麼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家庭關係緊張，甚至分崩離析。相反，只有以寬宏大量的心態，對那些非原則性的矛盾保持包容與理解，才能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

這種智慧不僅適用於古代皇家與功臣之家，更對現代家庭具有極其重要的啓示意義。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中，家庭成員之間往往因為工作、學習等壓力而容易產生摩擦與矛盾。此時，如果能夠借鑒「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的智慧，少一分計較，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控制，多一分尊重，那麼家庭中的和諧與溫暖便不難營造。

總之，「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不僅是一句古老的諺語，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家庭治理智慧。它提醒我們，在處理家庭關係時，要學會「抓大放小」，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的瑣碎與矛盾。唯有如此，方能在家庭中營造出真正的和諧與溫暖。

 

澳門航空史_84

非凡航空破產 2.12億公帑化為烏有

2009年6月8日，非凡航空向時任行政長官發函，申請2,400萬元緊急貸款。行政長官批示後轉交經濟財政司司長處理，司長再將此事轉交工商基金。6月15日，非凡航空提出分三期償還貸款，首次還款期定於2011年6月15日。

同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在報告中明確指出，非凡航空此前已獲1.76億元援助，卻未履行還款責任。委員會認為，企業應從經營管理層面改善，而非持續依賴政府支持。然而，委員會仍以「維持經濟穩定」為由，建議審批該貸款申請。報告上呈後，獲經濟財政司司長與行政長官批准。次日，雙方簽署2,400萬元貸款協議，由鷹揚航空控股繼續擔任擔保人。

6月17日，工商基金正式通知非凡航空，其1.2億元貸款延期申請獲批，首次還款期延至2010年7月1日，較原計劃延遲近一年半。

2009年11月16日，在累計負債已超2億元的情況下，非凡航空再次致函時任行政長官，申請1,200萬元緊急貸款。11月18日，又向工商基金發函，提出分三期償還，首次還款期為2011年11月15日。11月19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濟局報告後，建議審批該申請。次日，申請獲經濟財政司司長與行政長官批准。11月23日，雙方簽署1,200萬元貸款協議，鷹揚航空控股仍為擔保人。

直至案件移交廉政公署，非凡航空始終未履行任何還款協議，也未提交任何資金運用報告。經調查發現，該公司2008年至2009年一直處於嚴重虧損狀態。所有貸款中，部分用於償還管理層私人債務，其餘均用於營運開支，未發現故意隱藏或轉移資產的行為，但資金使用的合規性與透明度已完全失控。

2010年4月，非凡航空因無力償還債務，向澳門初級法院提起破產申請。在債權人會議未能達成和解協議後，主案法官宣告其破產。經債務確認，非凡航空拖欠的總債務達澳門幣11億多元，其中最大債權人是股東鷹揚航空控股（4.69億元），工商基金以2.12億元位列第二，成為最大的公共債權人。

在破產財產處置過程中，法院變賣了非凡航空被查封的車輛、行李箱貨斗、飛機手推餐車、辦公用品等資產，僅獲得澳門幣9.8萬元；加上被查封的銀行存款結餘2.075964萬元，可供償債的總金額僅為11.875964萬元，甚至不足以支付相關訴訟費用（尚欠6.276136萬元），工商基金的貸款幾乎全部無法追回。

為挽回損失，工商基金於2010年8月以5張本票為執行名義，針對擔保人鷹揚航空控股向初級法院提起執行之訴，請求查封並變賣其資產。但鷹揚航空控股向法院申報的財產僅為香港的兩個銀行賬戶，結餘合計約澳門幣40多萬元，且在澳門無任何資產。

2011年10月，法院批准查封鷹揚航空控股持有的非凡航空股份（票面價值2499.8萬元）；2013年4月，法院批准以1749.86萬元底價司法變賣該股份，卻無人問津；隨後轉為私人磋商變賣，2013年5月至2018年6月期間，法院先後委任5名專業人士尋找買家，均未成功。工商基金還曾委託香港專業機構尋找鷹揚航空控股在香港的其他資產，並研究在香港提起訴訟的可行性，但均無結果。

這場歷時多年的公共資金追討行動，最終以「顆粒無收」告終。工商基金投入的2.12億元公帑，幾乎全部損失。非凡航空的破產，不僅讓股東和債權人蒙受巨大損失，更讓公共資金遭受嚴重浪費。這一事件，也暴露出企業經營管理不善、資金使用不合規等問題，同時反映出在貸款審批和監管過程中存在的漏洞。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八）

訓政時期約法的起草與憲政目標的確定

486-01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1930年，國民黨中央提出實施訓政，旨在通過政府派出人員到各地對人民進行國民權利義務的訓練，並施行自治，待國民素質成熟後，再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王寵惠與於右任、蔡元培等十一人被任命為訓政時期約法起草委員。他們商定約法大綱分五章，即總綱、人民權利及義務、政府組織、訓政綱領、附則，在政府組織方面仍採五院制。

約法草案的全部條文由王寵惠著手起草，最終於1931年公佈。這部約法不僅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得以合法化，更確定了國家政治的憲政目標，明確了訓政最終必須走向憲政的方向。同時，它還對訓政時期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進行了規定，為此後人民爭取民主憲政提供了法理支持。

在與胡漢民和汪精衛的合縱連橫中，蔣介石最終佔據主動，掌握了實權，並將胡漢民軟禁。1934年6月，外派的王寵惠請假回國述職，主要目的便是參與調和各方矛盾。

他回國後先赴香港看望胡漢民，隨後與陳濟棠、白崇禧、李宗仁等西南桂系人士會面，並來回穿梭於蔣介石與汪精衛、孫科等人之間，發揮了為各方相互傳話的作用，為蔣介石協調各方矛盾起到了關鍵作用。

此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正進入立法院討論階段。王寵惠認為原草案對國民大會行使人民權利的設計矯枉過正，導致五院淪為事務部門，不利於施政。他提出孫中山的憲政理念是由國民大會行使政權，治權則應完全交由政府行使，以便權力集中，易於推行。這一意見得到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高層的肯定，傅秉常等人根據王寵惠的意見對憲法草案進行了修改再提交立法院討論。

1936年5月5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公佈，其中法院一章吸取了王寵惠的意見，取消了關於平政院的規定，規定行政訴訟及民刑訴訟都歸普通法院管轄；在人身自由權部分，也大體採納了王寵惠等關於「出廷狀」（即人身保護令）的立法建議。

五五憲草還依照王寵惠的建議，取消了關於國民大會委員會的規定，避免了國民大會與行政機關職能的重疊，確保了孫中山主張政權與治權分離的原則得以貫徹。

胡漢民去世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愈加鞏固。在大抵穩定的黨內格局中，王寵惠逐漸成為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學者型官僚之一。

王寵惠是民國政府第一任內閣的司法總長，並在北京政府時期先後擔任五任內閣的司法總長。國民政府成立後，他又是第一任司法院長，並先後兩次出任，共計七次出任司法機關負責人。

民國各時期的「法規、規章、楷模範式」，皆須草創牽建，擘划定制，凡此悉為王氏啓其端緒，奠其丕基。王寵惠以其深厚的法學素養和政治智慧，為中國近現代法政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之最（七十九）

世界最大的「垂直森林」：南京「綠塔」（二）

486_06：「南京垂直森林」於2024年4月落成（互聯網圖片）

 

上期本欄提到，在「南京垂直森林」由2座塔樓組成，種植逾千棵本地樹木與逾萬株植物，年吸收25噸二氧化碳，成為都市生態典範，展現可持續發展願景。垂直森林的價值遠超其視覺衝擊，它在環境、經濟和社會層面產生了多重效益，不過仍需要面對多方面的挑戰。

環境效益：對抗都市環境挑戰

在環境層面，垂直森林是對抗都市環境問題的有效工具。茂密的植被可以遮擋夏季強烈陽光，降低建築表面溫度，減少空調能耗約20-30%。植物葉片吸附空氣中的PM2.5和PM10顆粒物，改善局部空氣質量。同時，植被層能有效阻隔都市噪音，創造寧靜的居住環境。最重要的是，它為鳥類、昆蟲提供了棲息地，在都市中心恢復了生物多樣性。

經濟效益：綠色溢價與城市品牌

垂直森林項目也展現出可觀的經濟效益。雖然建造成本比傳統建築高出約15-20%，但產生的「綠色溢價」使得售價和租金均高於周邊同等級項目。對南京市政府而言，垂直森林成為城市國際化、生態化的象徵，提升了城市品牌價值和軟實力。

社會效益：重新連接人與自然

在社會層面，垂直森林回應了現代都市人對自然的渴望。居住在其中的居民每天醒來映入眼簾的是綠意而非水泥，陽台上隨季節變化的植物為孩子提供了直觀的自然教育。這種與自然的親密接觸被證實可以減輕壓力、提高創造力和幸福感，對抗現代都市生活的異化感。

儘管垂直森林概念令人振奮，但它也面臨不少質疑和挑戰。

維護成本與可行性疑慮

批評者指出，垂直森林的維護成本高昂，複雜的灌溉系統需要專業團隊運營，水電消耗可觀。植物落葉、昆蟲滋生可能影響居住體驗，而颱風等極端天氣條件下樹木倒伏風險也不容忽視。這些因素讓人質疑其大規模推廣的可行性。

階層化與綠色鴻溝

有社會學家批評，垂直森林這類高端生態項目實際上加劇了城市空間的階層分化。只有富裕群體才能享受這種優質生態環境，而普通市民仍然生活在缺乏綠化的社區中，形成了所謂的「綠色鴻溝」。這種批評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生態文明建設是否會成為特權階級的新標誌？

適應性與本土化挑戰

意大利設計如何適應中國本土條件也是一大挑戰。南京的氣候、土壤條件與米蘭有顯著差異，植物選擇和養護需要持續調整。中國都市的高密度、快節奏生活方式也與垂直森林所倡導的生活理念可能存在隔閡。

未來啟示：從垂直森林到森林城市

儘管存在爭議，南京垂直森林的示範意義不容忽視。它為未來城市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可能，啟發我們重新想像人、建築與自然的關係。

垂直森林不應是孤立的樣板，而應成為城市規劃的常規元素。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每個新建築都能融入一定比例的垂直綠化，整個城市將變成一個立體的生態系統。這種「森林城市」理念正是對抗氣候變遷、改善都市環境的有力武器。

技術普及與成本降低

隨著綠色技術的成熟和普及，垂直森林的建造成本有望逐步降低。模塊化設計、智能灌溉系統、本土植物應用等創新可以使垂直綠化更加經濟、高效，讓更多普通項目也能採用類似理念。

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

政府的政策支持對垂直森林理念的推廣至關重要。答積率獎勵、綠色建築補貼、生態評級體系等制度創新可以激勵開發商積極採用生態設計，使綠色建築從特殊案例變成行業標準。

南京垂直森林超越了單純的建築項目，它是關於未來城市形態的宣言，是對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範式的深刻反思。在人類世時代，當自然環境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時，垂直森林提供了一種充滿希望的視角——城市不必是自然的對立面，而可以成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

這座被綠意包裹的建築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未來城市或許不再是鋼筋水泥的荒漠，而是充滿生機的立體森林。在這裡，人類與其他物種共享空間，季節變化不再僅僅是日曆上的標記，而是窗外真切的色彩與生命律動。

 

 

請君入甕

486-03武則天畫像（互聯網圖片）

 

「請君入甕」源自唐代一段耐人尋味的歷史故事，最早記載於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並在《太平廣記》中得以引述，成為後世廣為流傳的經典典故。它不僅生動描繪了一場智鬥的場景，更深刻揭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道理。

故事發生在唐朝女皇武則天統治時期，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鎮壓反對勢力，武則天設立了告密制度，並任用了一批酷吏，其中以周興和來俊臣最為臭名昭著。

周興與來俊臣，兩人均以心狠手辣、手段殘忍著稱，他們利用誣陷、控告和慘無人道的刑罰，殘害了無數正直的文武官吏和平民百姓，一時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無人不談虎色變。

周興，作為酷吏中的佼佼者，其殘忍程度令人發指。他不僅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還親自執行了對李唐宗室的鏟除計劃，將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等宗親折磨致死，更誣告唐高宗庶子澤王李上金、許王李素節謀反，導致十幾位宗室成員被害。周興的惡行，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極大憤慨，但也因他「辦事得力」，深得武則天的信任與重用。

然而，好景不長，一封密告周興與丘神勣謀反的告密信送到了武則天手中。武則天大怒，責令來俊臣嚴查此事。來俊臣深知周興狡猾奸詐，僅憑一封告密信難以讓他認罪，而若查不出結果，自己也將難逃干系。

於是，來俊臣心生一計，決定設局讓周興自食其果。來俊臣精心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將周興請至家中。酒過三巡，來俊臣故作愁容，向周興請教：「兄弟我平日辦案，常遇到犯人死不認罪的情況，不知老兄有何高招？」周興一聽，頓時得意起來，他陰笑著說：「這有何難？你只需找一個大甕，四周用炭火烤熱，再讓犯人進到甕里，還有什麼事不招供呢？」來俊臣聽後，連連點頭稱是，隨即命人抬來一口大甕，按周興所說在四周點上炭火。

火勢漸旺，大甕慢慢變熱。來俊臣突然起身，對周興說：「宮里有人密告你謀反，上邊命我嚴查。現在，就請老兄自己鑽進甕里吧。」周興一聽，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手中的酒杯啪嗒掉在地上，他撲通一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求饒：「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這一幕，正是「請君入甕」的生動演繹。

來俊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巧妙地利用了周興自己的方法懲治了他。這一舉動不僅展現了來俊臣的智慧與膽識，更深刻揭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道理。

周興作為酷吏，濫用職權，製造冤案，陷害忠良，最終落得個流放嶺南、途中被仇家所殺的下場，實屬罪有應得。

「請君入甕」的故事告誡我們，作惡多端者終將自食其果，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不公都將受到應有的懲罰。在當今社會，這一成語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提醒我們要秉持正義與良知，遠離邪惡與暴力。

 

 

澳門航空史_83

非凡航空舊債未還提請新債

 

2008年12月17日，非凡航空在未償還首次貸款情況下，再度致函民航局，請求追加4,000萬澳門幣臨時貸款。兩日後，民航局提交的報告建議書中明確指出，非凡航空仍未提供正式審計賬目與年度財務資料，對其經營狀況維持「非常負面」的評價，並建議政府設立監察機制，監督貸款運用與還款能力。

12月23日，時任行政長官批示將此事交由經濟財政司司長處理，後者批示「送工商基金跟進，可考慮先作部分緊急貸款」。12月26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收到經濟局基於民航局報告製作的建議書，同意先提供500萬澳門幣援助，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同日批示同意。

12月29日，非凡航空致函經濟局，提出分三期償還貸款的請求：收到3,500萬元餘額後，第120日償還1,000萬元、第150日償還1000萬元、第180日償還2,000萬元。2009年1月2日，經濟局建議採納該還款安排，並要求非凡航空提交資金運用報告、由鷹揚航空控股擔保出具本票，若未按時還款則啟動稅務執行程序。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隨即召開會議，一致同意相關建議；1月5日，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與時任行政長官先後批示批准。

1月12日，工商基金與非凡航空簽署4,000萬元免息貸款協議，非凡航空出具等額本票，由鷹揚航空控股背書擔保。1月16日，工商基金致函非凡航空，明確要求其1月、4月提交兩次貸款的資金運用報告，並確定了六期還款計劃（第一次貸款分三期，第二次貸款分三期，總額1.2億元）。

然而，後續監管卻完全流於形式。1月21日，經濟局向工商基金提交報告，以「缺乏航空營運專業人員」為由，建議由民航局負責監督非凡航空的還款能力與資金使用；2月2日，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協調，但經濟局僅向民航局發函告知情況並提供營運報告副本，未建立任何實質性的協作監督機制。2009年2月至4月，非凡航空多次致函經濟局，以「全球資本市場限制」為由請求調整還款期，將第一次貸款還款期延至2010年7月1日；工商基金雖多次要求其提交近期財務報表，卻始終未獲回應，非凡航空也未提交任何資金運用報告。

在風險失控的道路上，非凡航空的第三次貸款（5,600萬澳門幣）請求更是雪上加霜。2009年3月26日，非凡航空在未償還任何借款的情況下，再次致函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請求800萬元緊急財政協助；3月30日，該請求被轉交工商基金跟進。3月31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經濟局報告後，建議先提供500萬元貸款，與非凡航空磋商還款安排，並跟進其經營狀況，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同意。

4月1日，工商基金發函要求非凡航空提供近期財務報表與營運報告，但未獲回應。4月6日，經濟局建議審議剩餘300萬元貸款申請；同日，非凡航空又致函時任行政長官，請求4,800萬元緊急援助，行政長官批示後交經濟財政司司長處理，後者再次轉交工商基金。

4月7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發放300萬元貸款餘額，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同意；同日，工商基金要求非凡航空提交第二次貸款的資金運用報告，非凡航空則請求將800萬元與4,800萬元合計5,600萬元貸款分三期償還，首次還款期定為2011年4月1日。

4月8日，經濟局製作的報告中雖指出非凡航空未提供自身及鷹揚航空控股的經審核財務報表、虧損情況令人擔憂，但仍建議審批貸款；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隨即同意該建議，報告上呈後獲經濟財政司司長與行政長官批准。同日，雙方簽署5,600萬元免息貸款協議，採納非凡航空的還款安排，鷹揚航空控股繼續作為擔保人背書本票。至此，非凡航空累計未償還貸款已達1.76億元，且此前1.2億元貸款的延期申請仍在審批中，公共資金的風險管控已基本失效，這場貸款風波也成為公共資金管理的一個深刻教訓。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七）

民國法政的奠基者與革新者

485-01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485-02胡漢民舊照（互聯網圖片）

王寵惠早年留學歐美，深入研習法學，積累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實踐經驗。這段海外求學經歷，不僅讓他對西方法律體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更為日後回國推動中國法律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8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王寵惠、胡漢民和戴季陶三人擔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的起草人員，標誌著王寵惠正式踏入了民國法政建設的核心舞台。

1928年10月4日，隨著起草工作的正式啟動，王寵惠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五權憲法這一制度無先例可循，要求起草者不僅要深諳孫中山的憲政理念，還需參酌中外政治制度，進行政府組織結構的全新設計。胡漢民因公務繁忙，戴季陶則不長於法理，五院組織法的實際起草工作，便落在了王寵惠和傅秉常兩人的肩上。

為了盡快完成起草任務，王寵惠與傅秉常合住一室，白天與各方磋商，晚上則連夜起草。王寵惠以其驚人的精力，連續工作三晝夜不眠不休，隨後沈睡兩日，繼續投入緊張的工作。傅秉常雖精力稍遜，但在王寵惠的帶動下，也全力以赴。

經過數日的晝夜奮戰，10月7日行政院組織法草案完成，次日立法和司法兩院組織法草案也順利出爐，緊接著考試和監察兩院組織法草案於10月11日完成。短短一周內，王寵惠等人便草擬並審定了五院的組織法草案，繪制了國民政府的基本政治結構，奠定了1928年以後中華民國的國家機構格局。

《國民政府組織法》的頒行，是對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的真正落實。五院制度——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這一世界獨有的政治體制，在王寵惠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它不僅體現了孫中山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深刻思考，更為民國初期的政治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王寵惠因此成為實施五權憲政之後的首任司法院長，肩負起推動中國司法現代化的重任。

在起草五院組織法的同時，王寵惠還積極參與了民法立法原則的確定工作。1928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指定王寵惠、蔡元培、戴傳賢三人參與審查胡漢民、林森、孫科等人提出的民法立法原則案。經過深入討論，最終確定了民法總則的立法原則，包括「民法為規定者習慣，無習慣或雖有習慣而法官認為不良者，依法理」等重要內容，為制定民法提供了明確指導。

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指派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寬、鄭毓秀、林彬五人為民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聘請王寵惠、戴傳賢及法國人寶道為顧問，正式啓動中華民國民法的制定工作。王寵惠的參與，無疑為民法起草工作注入了強大的法學智慧和實踐經驗。

擔任司法院長後，王寵惠深知司法人才的重要性。1929年起，他主管的司法院設立了法官訓練所，致力於為各地司法機構培養高素質的法官人才。每屆開學和結業時，王寵惠都會親自到場發表演說，強調法官應明瞭黨義，但更應以法律為準繩，公正無私地審理案件。這一舉措不僅提升了司法隊伍的整體素質，更為中國司法的現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礎。

面對列強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王寵惠深感恥辱與不甘。他力主收回治外法權，呼籲中國政府應當努力以赴，爭取在三年內收回租界、徹底廢除領事裁判權，恢復中國司法權的完整。為此，他積極與各國交涉，推動簽訂新約，為中國司法的獨立與尊嚴而奔走呼號。

 

中國之最（七十九）

世界最大的「垂直森林」：南京「綠塔」（一）

485_06：「南京垂直森林」示意圖（互聯網圖片）

在南京浦口區的現代化天際線上，兩座被綠意完全包裹的建築正悄然改寫都市生活的定義。這就是「南京垂直森林」——亞洲首座垂直森林建築，由意大利建築師斯特法諾·博埃里（Stefano Boeri）設計，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生命之塔」。在氣候變遷加劇、都市熱島效應日益嚴重的當代社會，這座建築不僅是混凝土叢林中的一抹綠意，更是一場關於未來城市形態的社會實驗，引發人們對人類與自然能否在垂直維度上真正共生的深層思考。

從米蘭到南京：一場綠色革命的跨洲旅行

垂直森林的概念並非突然誕生。2014年，斯特法諾·博埃里在米蘭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垂直森林「博薩維奧垂直森林」（Bosco Verticale），兩棟住宅塔樓上種植了約800棵樹、1.5萬株植物和5,000株灌木，相當於3公頃森林的植被量。這個項目不僅成為米蘭的城市地標，更在建築界掀起了一場「綠色革命」。

博埃里將這個概念帶到中國，選擇南京作為亞洲首站絕非偶然。南京作為中國東部重要的中心城市，正面臨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環境挑戰——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生物多樣性喪失。市政府渴望通過創新建築項目來展示可持續發展的決心，而垂直森林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象徵性解決方案。

南京垂直森林由兩座塔樓組成，分別高約200米和100米，共容納了1,100棵來自27個本地物種的樹木、2,500株懸垂植物和超過6,000株灌木。根據計算，這些植物每年可吸收約25噸二氧化碳，同時釋放大量氧氣，成為名副其實的「都市肺葉」。

設計背後的哲學與技術

垂直森林並非只是「在陽台上種樹」那麼簡單，其背後蘊藏著深刻的設計哲學和技術創新。

博埃里的設計理念挑戰了傳統建築與自然的二元對立關係。在他看來，建築不應僅僅是人類的庇護所，還應成為其他生物的家園。南京垂直森林的陽台設計呈不對稱懸挑狀，不僅為植物提供了充足的生長空間，也創造出動感的建築外觀。隨著季節更替，建築的外觀也會發生變化，春天嫩綠，夏天濃蔭，秋天斑斕，冬天靜謐，使建築成為「有生命的有機體」。

植物選擇是垂直森林成功的關鍵。設計團隊與植物學家合作，根據南京的氣候條件和建築高度精心選擇植物物種。較耐旱的植物被安置在較高樓層，而需要更多水分的植物則位於低層。不同花期植物的搭配確保了一年四季都有花開，為授粉昆蟲提供持續食物來源。這種科學配置使垂直森林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而不僅僅是建築裝飾。

垂直森林的實現依賴於一系列技術創新：

自動化灌溉系統：透過感測土壤濕度和天氣條件，精準控制水資源使用。

結構加固設計：額外的承重能力以支持樹木生長所需的土壤和水分。

風洞測試：確保高大樹木在強風條件下的穩定性。

安全防護：防止落葉和枝條對下方空間造成安全隱患。

這些技術細節確保了垂直森林不僅是美學概念，更是安全、實用的居住空間。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485-03淳於髡畫像（互聯網圖片）

485-04齊威王塑像（互聯網圖片）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指不叫則罷了，一叫就使人驚奇。比喻平時表現一般，突然做出了使人驚異的業績。它不僅僅是對個體突飛猛進、大放異彩的贊美，更蘊含了對智慧與策略的深刻洞察，即在適當的時候展現才華，方能達到最佳效果。

這句出自戰國時期韓非所著的《韓非子·喻老》的成語，意指那些平時看似平凡無奇，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出驚人才能與成就的人。故事發生在戰國時代的齊國，那裡有一位身材矮小卻才智出眾的人物——淳於髡。他以能言善辯、幽默詼諧著稱，尤其擅長運用隱語來規勸君主，使君主在愉悅中接受建議。

當時的齊威王，本是一位極具才智的君主，但即位後卻沈迷於酒色，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將政務悉數交給大臣處理，自己則沈溺於享樂之中。這一行為導致國家政治混亂，官吏貪污腐敗，周邊諸侯國也趁機侵擾，齊國岌岌可危。

面對國家的危局，許多愛國之士心急如焚，卻因懼怕觸怒齊威王而不敢直言進諫。淳於髡深知齊威王雖表面昏庸，實則內心聰慧，且喜愛隱語表達智慧，於是決定利用這一特點進行勸諫。

一日，他借機對齊威王說：「大王，臣有一謎，願請大王猜解：齊國有一隻大鳥，棲於王宮庭院三年，既不飛也不鳴，大王可知此為何鳥？」齊威王一聽便知淳於髡意在諷刺自己，他機智地回應道：「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此言一出，齊威王隨即付諸行動，開始整頓國家，獎勵盡忠職守的官吏，懲罰腐敗無能者，國家面貌煥然一新。

同時，他加強軍事力量，提升國家威望，使得各國諸侯聞風喪膽，紛紛歸還侵佔的土地，齊國由此轉危為安。

春秋時期的楚莊王，亦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典範。初登基時，他看似縱情聲色，不理朝政，甚至放出狠話，誰敢進諫便格殺勿論。然而，這實則是楚莊王在權臣環伺下的韜光養晦之策。

一日，楚國大夫伍舉借打獵之機，以隱喻方式向楚莊王進言：「楚國高地上有一隻色彩斑斕的大鳥，三年不飛不鳴，不知何故？」楚莊王心領神會，笑答：「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果然，時機成熟後，楚莊王迅速行動，誅殺奸臣，任用賢能，興利除弊，平定周邊小國，終成春秋五霸之一。

 

澳門航空史_82

485_05:非凡航空（互聯網圖片）

非凡航空於2004年12月11日在澳門註冊成立，其股權結構高度集中，主要股東為香港鷹揚航空控股有限公司（簡稱「鷹揚航空控股」），持股比例高達99.992%。而鷹揚航空控股的股權結構更為複雜，由多間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其中，美國MKW基金及相關人士持股72.75%，澳門多名商人及相關人士持有餘下股份。如此多層級、跨地區的股權架構，為日後的資金監管與債務追討埋下了巨大隱患。

非凡航空向工商基金申請貸款時，並非一次性獲批，而是分五次進行，貸款總額逐步累積至澳門幣2.12億元。從2008年9月首次申請，到2009年11月最後一次獲批，這一過程中審批程序嚴謹性不足、風險評估缺失等問題逐漸顯現。

2008年9月17日，非凡航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與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民航局局長在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會面，就公司經營困境展開磋商。9月22日，非凡航空正式致函民航局，以澳洲某合作銀行單方面扣劃資金、嚴重影響財政運作為由，請求發放1,000萬美元（折合約澳門幣8,000萬元）的臨時綜合財政支持。

民航局隨後撰寫的分析報告 – 建議書中指出，非凡航空當時經營狀況已極度惡化，總債務超過總資產，虧損達1,300多萬美元，資產淨值低於註冊資本一半。儘管如此，民航局仍以「航線獨家經營、停止運作將損害旅遊業」為由，建議政府提供短期財務協助。9月26日，時任運輸工務司司長將報告上呈時任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批示後交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跟進，後者隨即把相關文件轉交經濟局處理。

9月29日，時任經濟局代局長指示下屬分析民航局報告，並於次日提交報告，建議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非凡航空申請，理由是「發放援助符合工商基金宗旨」。值得注意的是，同日，非凡航空一名股東通過其持股的集業有限公司，向非凡航空借出港幣1,600萬元，還款日期定為10月3日。然而，這一私人借貸與後續公共資金援助的關聯性，當時並未引起審批部門的足夠關注。

9月30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一致認同經濟局報告內容，認為非凡航空倒閉將損害澳門對外形象與經濟穩定，且援助資金具有迫切性，遂建議先行提供澳門幣500萬元無息貸款。時任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發表有利意見，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同日批示同意，工商基金隨後向非凡航空簽發了澳門幣500萬元支票。

10月10日，非凡航空另一名股東以私人名義向非凡航空借出3筆合計600萬港元，還款期均為14日。事實上，上述兩名股東在此期間曾多次以個人或名下公司名義向非凡航空提供短期借貸，形成了「私人借貸 – 公共援助 – 私人還款」的特殊資金循環。

10月13日，工商基金管理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審議剩餘澳門幣7500萬元貸款請求，同意非凡航空提出的「六個月內分三期償還8,000萬元」的還款安排，並要求其出具等額本票。10月15日，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及時任行政長官均批准發放剩餘貸款。同日，工商基金與非凡航空代表簽署貸款協議，明確貸款需用於改善經營狀況，且非凡航空需在收到貸款後90日內提交資金運用報告。擔保方面，由鷹揚航空控股代表在本票背書，該公司成為借款擔保人。10月16日，非凡航空收到並存入澳門幣7,500萬元貸款；10月20日與27日，分別向此前向非凡航空借款的兩名股東償還私人借貸港幣1,600萬元與610萬元。公共資金間接流向企業管理層的私人債務，卻未受到任何監管干預。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六）

法治征程上的不懈探索者

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王寵惠書法作品（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王寵惠曾投身於「好人政府」的嘗試之中，然而這一努力最終因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而未能長久延續，僅歷時兩個月零六天便如曇花一現般結束。儘管「好人政府」存續時間短暫，但王寵惠在廢捐裁員、財政教育等領域並非毫無建樹。只可惜，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如同一副沈重的枷鎖，束縛住了他實踐「好人政治」主張的腳步，使得許多美好的設想未能充分展開。

王寵惠就職北京政府期間，南方的孫中山在廣東擔任非常大總統，多次發起北伐，與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矛盾激化。1922年6月18日，陳炯明將孫中山驅逐出廣東，局勢愈發緊張。1923年2月，北京政府委派王寵惠等四人前往上海與孫中山商討統一大計。

到達上海後，王寵惠積極與胡漢民等人接洽，誠懇地建議雙方「先停止軍事動作及敵視之行為」。隨後，他抵達廣州與孫中山面談。孫中山雖表達了與北方和談的意願，卻因對北方的和平誠意心存疑慮，並未採取進一步的和談行動。在政局動蕩不安的大背景下，王寵惠的調停努力最終未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1925年9月16日，北京政府任命王寵惠為法權會議中國委員。次年1月12日，法權會議在北京召開，王寵惠作為全權委員肩負重任主持會議。他向組委會提交了《中國委員對於在中國治外法權現在實行狀況之意見書》。經過美英法意日五國代表兩個月的精心起草，《調查法權委員會報告書》於9月16日完成。

在報告書討論通過的前一天，王寵惠發表聲明，真誠地希望各國能夠看到中國二十年來在法律、司法制度方面所做出的改良努力，立即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然而，最終報告書的建議卻未能如他所願，僅提出「按中國現狀，未便即時為撤銷」，建議中國加快法律完善和法院建設，各國可應中國要求，漸進地分區分部分廢除治外法權，並在廢除前對現有治外法權進行改良。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王寵惠受命擔任司法部長。他上任後積極發表改進司法的意見，提出注重民權、統一司法、編訂法典、重訂法院制度、設置最高法院、裁撤檢察廳、廢除縣知事兼理司法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計劃，贏得了輿論的廣泛贊譽，稱「司法前途，甚為樂觀」。

與此同時，王寵惠擔任修訂法律館總裁期間，主持完成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該修正案大膽地對《暫行新刑律》中的宗法內容進行大幅度更改，引入眾多西方刑法制度，為中國刑法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後，他繼續致力於中國刑法的改造，在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的起草和通過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推動中國刑法從傳統走向現代。

 

中國之最（七十八）

世界最大的單體建築——成都環球中心

環球中心總建築面積達176萬平方米（互聯網圖片）

環球中心內的天堂島海洋樂園（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四川省的成都，聳立著一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巨大建築——新世紀環球中心。它不僅是成都的地標，更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單體建築。

新世紀環球中心於2013年建成，總建築面積約176萬平方米。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呢？它相當於三個五角大廈，或是二十個雪梨歌劇院的面積！其長五百米，寬四百米，高一百米，內部空間寬敞到讓人驚嘆。新世紀環球中心的設計靈感源於「漂浮的城市」，整體外觀呈現出流動的波浪造型，象徵著成都作為內陸城市，對於海洋的嚮往。

這項宏偉的設計出自於英國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Hadid）的團隊。札哈・哈蒂以其前衛、創新的設計風格聞名於世，她的作品充滿了流動的線條和未來感，被譽為建築界的「曲線女王」。建築師巧妙地運用玻璃和鋼材，打造出一個充滿現代感和未來感的空間。

環球中心不僅僅是一個巨大的建築，更是一個集多種功能於一體的綜合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天堂島海洋樂園，這座位於建築內部的海洋樂園，擁有巨大的室內人造海灘，可以讓人們在城市中也能享受到海濱度假的樂趣。此外，這裡還設有大型購物中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品牌，提供豐富的購物選擇。為了滿足遊客的住宿需求，環球中心內還設有多間星級酒店，提供舒適的住宿體驗。同時，這裡也吸引了眾多企業入駐，成為成都重要的商業中心，以及具備舉辦國際會議和展覽能力的會議中心。

環球中心有許多令人驚豔的亮點。為了彌補內陸城市缺乏陽光的不足，環球中心特別設置了人造陽光系統，讓遊客在室內也能感受到陽光明媚。其巨大的體量和獨特的設計，使其成為建築界的奇蹟。海洋樂園、購物中心、酒店等設施，為遊客提供全方位的娛樂體驗。

新世紀環球中心不僅僅是一個建築，它更是成都城市發展的重要引擎。環球中心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提升了成都的國際知名度。它帶動了周邊區域的商業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它也提供了一個集購物、娛樂、休閒於一體的場所，豐富了市民的生活。

在建設環球中心的過程中，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也得到了重視。在節能設計方面，環球中心採用了先進的節能技術，降低能源消耗。在建材的選擇上，選用環保的建築材料，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此外，環球中心周邊交通網絡完善，方便市民和遊客前往。

隨著成都的快速發展，新世紀環球中心也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環球中心將不斷引入新的業態和品牌，提升服務水平。同時，也將舉辦更多的文化活動，豐富市民的精神生活，並加強與國際的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

 

大丈夫何患無妻

劉備畫像（互聯網圖片）

趙雲雕塑（互聯網圖片）

 

「大丈夫何患無妻」，這句流傳千古的漢語俗語，其根源可追溯至三國時期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之中，它出自《三國演義》第五十二回，由英勇善戰的趙雲口中說出，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與人生哲理。

故事發生在趙雲領兵攻取桂陽的戰役期間。彼時，劉備勢力正逐步擴張，趙雲作為劉備麾下的得力戰將，奉命率領三千精兵進攻桂陽。戰場上，趙雲英勇無畏，旗開得勝，活捉了桂陽太守趙範手下的大將陳應，迫使趙範不得不選擇投降。

投降後的趙範，為了表達誠意與拉攏趙雲，設宴款待，並在宴席上與趙雲結為兄弟。這一舉動，本應是加深雙方友誼的佳話，卻不料引發了一場關於婚姻與倫理的爭議。趙範提出，欲將其寡居的嫂嫂樊氏改嫁給趙雲。在古代社會，再嫁雖非罕見，但對於一位將領而言，接受降將的寡嫂為妻，無疑會引發諸多議論。趙雲聽後，非但沒有欣喜，反而十分憤怒。

他認為，趙範此舉有悖倫理，是對自己名譽的極大損害。更重要的是，趙雲心中有著更為遠大的志向——建功立業，而非沈溺於兒女情長。面對趙範的提議，趙雲嚴詞拒絕，並列舉了三大理由：其一，趙範已與自己結為兄弟，若再娶其嫂，必遭人唾罵，有損名聲；其二，樊氏作為再嫁之婦，若嫁予自己，恐使其失大節；其三，趙範初降，其心難測，此時接受其婚約，恐生變故，影響大局。這三條理由，不僅體現了趙雲的睿智與謹慎，更彰顯了他以大局為重、不為一己私利所動的崇高品格。

趙範見趙雲態度堅決，心生害意，企圖設計詐降，暗中謀害趙雲。然而，趙雲機智過人，識破了趙範的詭計，反而將計就計，斬殺了陳應、鮑隆等叛將，活捉了趙範，從而徹底鞏固了劉備勢力對桂陽的控制。這一戰，不僅展現了趙雲的軍事才能，更凸顯了他面對誘惑與危險時的堅定與果敢。

事後，劉備與諸葛亮來到桂陽，趙雲將事情經過一一敘述。當諸葛亮問及為何不娶樊氏時，趙雲慷慨陳詞：「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無妻？」這句話，不僅是對自己拒婚行為的解釋，更是對人生價值的深刻闡述。在趙雲看來，男子漢大丈夫，應以建功立業、報效國家為己任，婚姻之事，不過人生之小事，無需過分憂慮。

「大丈夫何患無妻」這句俗語，歷經千年傳承，至今仍被廣泛引用。

在現代口語中，它常被簡化為「好男人何愁無妻」，但其核心語義並未改變，依然強調著男性應志向遠大，不為兒女情長所困，優先追求事業成就與人生價值的實現。

這一典故，不僅是對趙雲個人品質的贊頌，更是對後世人們的一種鞭策與激勵，提醒著我們在面對人生選擇時，應堅守初心，勇往直前。

 

澳門航空史_81

澳門航空業危機與公共資金援助風波

非凡航空（互聯網圖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如狂風驟雨般襲來，國際燃油價格更是一路飆升，全球航空業陷入成本高昂、現金流緊張的困境，澳門航空市場也未能幸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當時，澳門本地有兩大航空公司——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門航空」）與非凡航空（澳門）有限公司（簡稱「非凡航空」），它們幾乎同時向澳門特區政府提出財政支援請求，以緩解營運危機。

面對兩家航空公司的求助，特區政府採取了差異化的援助策略。對於澳門航空，由於特區政府本身是其股東之一，且當時公司已出現虧損，資產淨值降至註冊資本一半以下，情況岌岌可危。為此，政府最終選擇通過資本重組及認購可贖回優先股的方式注入資金，2009年注資規模約為澳門幣2.15億元，期望能幫助其穩定經營。

而非凡航空作為一間私營企業，政府考量的核心因素則在於其倒閉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非凡航空是當時多條獨家航線的運營商，若停止運作，不僅會導致已訂票旅客的權益受損，更可能對澳門以旅遊業為支柱的經濟體系造成負面影響。基於這一判斷，特區政府決定通過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簡稱「工商基金」）向其提供免息貸款援助。

彼時，工商基金正處於政策調整期。受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澳門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經營壓力，工商基金獲增撥澳門幣15億元預算，用於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援力度。然而，查看其2008年及2009年財政年度預算可發現，資本開支類別中僅有「中期及長期借款」項目，並無「短期借款」預算。

為落實對非凡航空的援助政策，工商基金修改了相關法令條款，以「支付未預測或撥款不足之不得拖延之開支」為由，對「中期及長期借款 – 中小企業援助計劃」與「備用撥款」的部分預算進行調撥，追加了「短期借款」及「中期及長期借款 – 其他」兩個預算項目，為貸款發放鋪平了程序道路。

此後，工商基金先後5次向非凡航空發放總值澳門幣2.12億元的免息貸款，試圖助其渡過難關。但事與願違，這場規模不小的公共資金援助，最終以非凡航空破產、貸款難以追回告終。

這一事件不僅成為澳門公共財政管理史上的標誌性案例，更暴露了公共資金審批、監管體系中的諸多漏洞，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公共資源使用效率與合規性的廣泛討論。2018年，澳門立法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建議將此案移送廉政公署調查。經過兩年多的深入核查，廉政公署於2020年9月發布專項調查報告，全面揭開了這起事件的全貌。

這場風波引來澳門社會熱議，亦給澳門的公共財政管理和航空業發展都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也促使政府在未來的決策中更加謹慎，注重公共資金的合理使用和有效監管，以保障澳門經濟的穩定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五）

王寵惠擔任大理院院長推動法制改革與國際參與

483-01工作中的王寵惠（互聯網圖片）

483-02身著法官袍的王寵惠（互聯網圖片）

 

1920年8月14日，對於王寵惠而言，是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天，他正式就任大理院院長，同時兼任北京法官刑法委員會會長和法理討論會會長。這一職位的獲得，不僅是對他法學造詣的高度認可，更是賦予了他推動中國法制改革的重任。

上任伊始，王寵惠便秉持法制原則，對大理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深知，一個公正、高效的司法體系是國家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因此，他致力於優化審判流程，提升法官素質，強化法律監督，力求讓每一項判決都能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檢驗。這些改革措施，不僅促進了當時司法體系的完善，更為後來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寵惠的才華不僅在國內得到了認可，更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贊譽。1921年6月，他代表北京政府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並被選為國際仲裁法庭裁判員。這一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肯定，更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地位提升的象徵。

1923年，王寵惠的職業生涯再上新台階，他被選為國際常設法庭候補法官，並赴海牙任職。同年6月18日，國際法庭第三屆會議召開，王寵惠在和平宮正式就職，並參與了「溫勃登號」案件的審理。這起案件涉及國際法上的「國家領土」概念，具有極高的法律價值和歷史意義。王寵惠在案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專業見解和公正裁決，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起案件也是國際法庭以強制裁判權進行判決的首起案件，至今仍在國際法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除了在國際法庭上的傑出表現，王寵惠還積極參與國際法的修訂工作。1924年，他當選為修訂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並在隨後的會議上，從領事裁判權造成我國司法主權缺失的背景出發，對列強在華攫取的領事裁判權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在法學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王寵惠也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1922年，他參與了由胡適、蔡元培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同發佈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號召「好人」參政，期待建立「好人政府」。這一倡議，體現了知識分子對廉能政府的渴望和對政治參與的熱情。

同年，北洋政府顏惠慶內閣辭職後，王寵惠本應出任教育總長，但因時局變化，他最終代理了總理一職，並受命組閣，形成了所謂的「好人政府」。然而，這個政府從成立之初就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政府財政幾近崩潰，軍閥割據導致稅收無法保障，政府運行還需仰仗各國借款。更讓王寵惠難以接受的是，由於軍閥派別間的爭鬥，他作為總理並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儘管如此，王寵惠依然堅持施政，試圖在廢捐裁員、財政教育等方面做出成績。然而，受制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他的許多主張並未能得到實施。最終，在同年11月29日，王寵惠請辭，「好人政府」宣告結束。雖然這段政治生涯如曇花一現，但王寵惠的嘗試和努力，依然為中國近代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啓示。

 

中國之最（七十七）

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二）

483_06：大橋採用了「三地海關、邊檢一次性聯合檢查」通關模式（互聯網圖片）

 

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運營，這一天不僅標誌著這座世紀工程從藍圖變為現實，更拉開了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序幕。作為全球首座跨境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在運營五年多來，憑藉高效的通行體系、完善的配套服務與強大的輻射能力，成為推動三地經濟融合、民生互通與區域協同發展的核心引擎，其深遠意義正逐步顯現。

從運營數據來看，港珠澳大橋的通行量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見證了三地聯繫的日趨緊密。通車首年，大橋通行車輛約150萬輛次，出入境旅客約1,000萬人次；截至2024年初，累計通行車輛已突破1,000萬輛次，出入境旅客超過6,000萬人次，年均增長率分別達18%與22%。這一數據背後，是大橋帶來的「時間紅利」——從香港到珠海的通行時間從原來的3小時縮短至30分鐘，到澳門僅需20分鐘，極大提升了跨境交通效率。為保障高效通行，大橋採用了「三地海關、邊檢一次性聯合檢查」模式，旅客通過「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平均通關時間不足30秒；車輛則可通過電子標籤（ETC）實現自動識別與繳費，無需停車等候。此外，大橋還開通了跨境巴士、穿梭巴士（俗稱「金巴」）與貨車專線，其中「金巴」每日運行超1,000班次，票價僅需58元人民幣，成為三地居民往來的首選方式。

港珠澳大橋的運營，更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融合注入強大動力。在產業協作方面，大橋打通了珠江口東西兩岸的產業鏈條：香港的金融、科技資源可快速輻射至珠海、中山等西岸城市，而西岸的製造業基地（如珠海的集成電路、中山的家電產業）則能通過大橋便捷地接入香港的國際物流與貿易網絡。例如，珠海某集成電路企業此前從香港進口設備需繞行虎門大橋，運輸時間長且成本高，大橋通車後，設備運輸時間縮短至1小時，物流成本降低30%，企業得以將更多資金投入研發。在旅遊業方面，大橋開通了「香港-珠海-澳門」跨境旅遊線路，三地景點聯動吸引了大量遊客。數據顯示，2023年珠海接待過夜遊客數量同比增長45%，其中來自香港的遊客占比達30%，澳門的博彩旅遊業也因大橋的便捷性迎來客流回升。此外，大橋還推動了三地跨境電商、現代物流等產業的發展，香港機場與珠海港通過大橋聯動，形成「空海聯運」新模式，貨物轉運效率提升50%，進一步鞏固了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

在民生領域，港珠澳大橋讓三地居民的「跨境生活」成為現實，促進了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深度融合。教育方面，珠海多所國際學校與香港高校開展合作，香港學生可通過大橋每日跨境就學，無需寄宿；截至2024年，已有超2000名香港學生在珠海就讀，「跨境學童」群體逐步壯大。醫療方面，三地醫院開通了「跨境就醫綠色通道」，珠海居民可通過大橋快速前往香港瑪麗醫院、養和醫院等頂級醫療機構就診，香港醫生也可到珠海執業，推動醫療資源共享。文化方面，大橋成為三地文化交流的紐帶，每年舉辦的「港珠澳大橋文化節」「跨境馬拉松」等活動，吸引數萬名居民參與，增強了三地居民的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港珠澳大橋不僅是一座交通樞紐，更是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區域協同發展的象徵。在技術層面，大橋的建設經驗為全球跨海工程提供了「中國樣本」，近年來，中國橋梁企業憑藉在港珠澳大橋中積累的技術，成功參與了馬來西亞柔佛州大橋、泰國湄南河大橋等國際項目，推動「中國橋梁」走向世界。在戰略層面，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基礎設施，它與廣深港高鐵、南沙大橋等工程共同構建了大灣區「內聯外通」的交通網絡，助力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此外，大橋的建設與運營也探索了「一國兩制」框架下三地協同治理的新模式——三地政府通過簽署《港珠澳大橋管理協議》，在交通管理、收費標準、應急處置等方面達成共識，為其他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禮多人不怪

483-03古代注重禮儀（互聯網圖片）

483-04清代官場尤為注重禮儀（互聯網圖片）

 

「禮多人不怪」作為一句流傳甚廣的俗語，其典故可追溯至清代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第三十一回：「橫竪『禮多人不怪』，多作兩個揖算得什麼。」這句看似調侃的話語，實則暗含著對官場禮儀的深刻觀察，更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儀的雙重性——既是教化工具，也可能淪為形式主義。從歷史典故到現實生活，這一成語的內涵不斷演變，成為理解中國人際交往智慧的一把鑰匙。

在清代官場以禮儀為權力運作的核心工具，其繁瑣程度遠超現代想象。下級覲見上級需行三跪九叩禮，文書往來需用特定格式的「稟帖」，甚至日常問候也要遵循嚴格規範。《官場現形記》中「多作兩個揖」的細節，正是對這種刻板禮儀的諷刺。官員們為表忠誠，不惜重復無意義的動作，將禮儀異化為形式主義的表演。例如，某官員因在奏折中漏寫「恭請聖安」四字被彈劾，另有人因見面未行足禮遭排擠。這種背景下，「禮多人不怪」實則暗含對官場虛偽風氣的批判——當禮儀淪為權力遊戲的道具，其本質已從「尊重」異化為「畏懼」。

中國傳統文化對禮儀的重視，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孔子提出「不學禮，無以立」，將禮儀視為個人修養與社會秩序的基石。古代冠禮（成人禮）通過加冠、取字等儀式，強化身份認同與社會責任；鄉飲酒禮通過座次安排，傳遞尊卑有序的價值觀。這些禮儀體現的是對人的尊重與教育意義，正如《禮記》所言：「禮者，敬人也。」

然而，禮儀的異化風險始終存在。《三國志》注引郭嘉評袁紹「繁禮多儀」，指出過度禮儀可能導致效率低下。清代官場中，官員為表恭順，常在奏折中堆砌華麗辭藻，甚至用「奴才」自稱以顯卑微。這種異化現象印證了成語中隱含的辯證思維——禮儀需適度，否則可能適得其反。正如《論語》所載：「禮之用，和為貴。」禮儀的核心是促進和諧，而非機械重復。

從清代官場的諷刺到現代職場的實踐，「禮多人不怪」始終在提醒我們：禮儀的本質是尊重與真誠。在全球化時代，這一智慧需要與時代精神相結合——既傳承「敬人」的文化基因，又摒棄形式主義的糟粕。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真正的禮儀，永遠是連接人心、促進理解的橋梁。

 

澳門航空史_80

澳門成為世遺城市後澳航規模快速擴張

483_05：澳門航空目前聚焦客運主業

 

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公司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澳門航空推出一系列客運精細化運營與會員體系搭建，有效提升了客戶粘性。此外，2005年澳航還優化了機隊結構，機隊實現「全空客化」，共8架飛機，平均機齡降至6.8年，單位運營成本同比降低9%。當年澳航全年營業收入達8.5億澳門元，同比增長12%，實現成立以來最穩健的盈利表現。

2006年成為該發展階段的收官之年，澳門航空呈現出以下顯著特徵：股權結構保持穩定，中國國航仍持股51%，葡萄牙航空持股20%，長榮航空與澳門政府各持股5%；機隊規模達到9架，全部為空客系列飛機，其中A320佔5架，A321佔2架，A300貨機2架，平均機齡7.2年；航線網絡覆蓋20個目的地，包括12個內地城市、2個台灣地區城市及6個東亞東南亞城市。​

經營業績方面，2006年客運量達150萬人次，貨運量突破3萬噸，客貨收入結構約為8:2。儘管面臨即將到來的兩岸直航壓力，但澳門航空通過十年發展已建立起三方面核心資產：成熟的中轉服務體系、覆蓋兩岸及東南亞的航線網絡、以及與澳門旅遊產業的深度協同。這些基礎為2007年後納入國航體系的戰略轉型奠定了重要基礎。​

這一階段的發展歷程充分體現了澳門航空作為區域支線航司的靈活性與適應性，從中轉通道到綜合航空服務商的蛻變，既受益於時代機遇，也依賴於精准的市場定位與持續的服務創新。​

2007年至2016年，澳門航空進入快速擴張期。2009年，面對財務困境，國航注資1.59億元，將持股比例增至80.86%，這一舉措穩定了公司經營，也標誌著其正式納入國航體系。此後，公司加快航線拓展，開通澳門至北京每日5班的高密度航線，並於2010年與全日空簽署代碼共享協議，開始構建聯盟合作網絡。這一階段，澳門航空逐步從單純的中轉航司轉型為以澳門為目的地的點到點市場經營者，同時退出貨機市場，聚焦客運主業。​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四）

亮相國際會議力爭中國主權

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這一場看似要維護世界和平的會議，實則成為了列強重新瓜分世界、尤其是對中國進行利益宰割的場所。日本企圖借機攫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中國面臨著主權被嚴重侵犯的危機。此時，由王寵惠與蔡元培、汪大燮、林長民等人倡導成立的國民外交協會挺身而出，他們心懷國家，積極行動。國民外交協會給中國代表團發去通電，堅決要求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這通電如同一記響亮的警鐘，喚起了國內民眾對國家主權的強烈捍衛意識。在強大的國內輿論壓力下，顧維鈞等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一壯舉被譽為中國輿論「在歷史上第一次奮起，並且迫使它的政府屈服」。而王寵惠在這場鬥爭中並未停歇，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積極奔走，為解救被捕學生不遺餘力，展現出了對青年學子的關懷和對正義的執著追求。

時間來到1921年11月12日，美國首都華盛頓迎來了一場意義非凡的國際會議。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個國家齊聚於此，商討限制海軍軍備、解決太平洋和遠東諸多問題。中國派出了以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為全權代表的龐大代表團，多達一百三十多人。

王寵惠作為核心成員之一，全身心投入到會議的籌備和談判工作中。在會議進程中，王寵惠展現出非凡的外交智慧和戰略眼光。從會議伊始，他就十分注重與美國的配合，積極爭取美國對中國的同情。

15日晚，在美國代表許士的授意下，王寵惠與施肇基等人連夜商議，針對遠東太平洋問題提出了中國的十項原則。這些原則主要內容為各國尊重並遵守中國領土完整及行政獨立原則；中國聲明不以本國領土或沿海地方之無論何處割讓或租借與無論何國；中國贊同開放門戶、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尊重中國中立國的中立權等。

雖然這十項原則一經公佈，便遭到代表團其他成員和國內輿論的反對，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一先聲奪人的外交策略無疑是大膽而正確的。它沒有糾纏於具體問題，使得王寵惠等人提出的原則迅速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大會成員國的一致贊成，讓中國在會議中取得了主動權。而且，這些提議完全契合美國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有利於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限制日本對中國日益逼近的侵略態勢。

幾天後，美國代表路特在中國十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會議的四大原則，其中第一項「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正是在王寵惠等人的極力爭取下才得以列入。這四大原則最終為各國簽字通過，成為華盛頓會議解決中國與遠東問題的重要依據。

華盛頓會議明確提出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這一原則，為中國後來在國際上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提供了基本的法理依據，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自「一戰」以來對中國步步緊逼的氣勢，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王寵惠在會議上還極為關注領事裁判權的撤廢問題，他深知「此制一日不廢，則中國未便開放內地任外人居住貿易」。為此，他提出了取消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等多項建議案，與列強展開了艱苦卓絕的談判。

儘管由於列強的重重阻礙，中國利用華盛頓會議收回領事裁判權的想法再度受挫，但王寵惠的愛國熱情和聰明才智贏得了廣泛的國際贊譽。在他的堅持下，會議通過《關於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決案》，決定由各國各派一人組成委員會考察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現況及中國的司法狀況，並承諾中國派一人列席委員會，對委員會的建議有自由取捨權，且今後各國取消領事裁判權時不能再附有其他條件。雖然此次會議未能讓列強正式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但至少開啓了這一進程，為未來中國司法主權的完整恢復帶來了希望。

 

中國之最（七十七）

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一）

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新華網圖片）

在中國南海之濱，橫跨伶仃洋海域的港珠澳大橋，不僅是一座連接香港、珠海與澳門的交通樞紐，更是人類工程史上的壯麗豐碑。這座全長55公里的超級工程，集橋、島、隧於一體，打破多項世界紀錄，成為全球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標誌著中國橋梁建設技術邁入世界領先行列。要理解這座大橋的非凡意義，必先回溯其誕生的時代背景與建設過程中攻克的技術難題。

世紀工程的誕生與技術奇蹟

港珠澳大橋的規劃由來已久，其核心訴求源於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同發展的迫切需求。20世紀末以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經濟輻射力強但土地資源有限；珠海與澳門地處珠江口西岸，擁有廣闊發展空間，卻受地理位置限制，與東岸的聯繫長期不便。此前，從香港到珠海的陸路交通需繞行虎門大橋，耗時超3小時，水運則受天氣影響較大，效率難以保障。隨著大灣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構建一條快速、穩定的跨境通道，成為推動三地資源流動、產業協作與民生融合的關鍵。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橋正式動工，這一耗資約1,269億元人民幣的世紀工程，從規劃到建成歷時14年，匯集了數萬名建設者的智慧與汗水。

建設過程中，港珠澳大橋面臨著伶仃洋海域獨特的自然環境與技術挑戰。首先是海域複雜的地質與水文條件：伶仃洋是珠江入海口，水流湍急，沉積層厚度達數十米，且存在大量軟弱地層，給橋樑基礎施工帶來極大難度。為解決這一問題，工程團隊研發了「深插式鋼管樁」技術，將直徑2.5米、長達60米的鋼管樁打入海底深層地質，確保橋墩穩固，單樁承載力高達3萬噸，相當於3000輛小汽車的重量。其次是颱風與海洋腐蝕的威脅：伶仃洋每年平均有6-8個颱風登陸，最大風速可達每秒50米，同時海水的高鹽分會對鋼結構造成嚴重腐蝕。為抵禦自然災害，大橋採用了抗風等級達16級的橋梁設計，並對所有鋼結構進行「三層防腐處理」——底層鍍鋅、中層塗裝環氧樹脂、表層覆蓋氟碳塗料，確保橋梁使用壽命達120年，遠超國際橋梁常見的100年標準。

更為艱巨的挑戰是穿越伶仃洋主航道的海底隧道工程。由於主航道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線之一，每天有數百艘遠洋貨輪通行，無法建設橋梁，因此工程團隊決定修建一條長達6.7公里的海底沉管隧道，這也是全球最長、最深的公路沉管隧道。沉管隧道由33節巨型沉管組成，每節沉管長180米、寬37.95米、高11.4米，重量相當於一艘航空母艦（約8萬噸）。要將這些龐然大物在海底精准拼接，誤差需控制在厘米級，難度堪比「海底穿針引線」。為此，工程團隊創新研發了「半潛駁運輸安裝法」，通過衛星定位、聲納導航與自動調整系統，在波濤洶湧的海域中，將每節沉管準確安放至預定位置，最終實現33節沉管「零縫隙」拼接，防水性能達到世界頂級水平——隧道內滲水量每24小時不足20升，僅為國際標準的1/20。

此外，港珠澳大橋還在生態保護領域創下典範。伶仃洋海域是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大橋建設範圍內約有200頭中華白海豚活動。為避免工程對白海豚棲息環境造成影響，工程團隊成立了專門的「白海豚保護工作組」，投入數億元用於生態保護。施工期間，團隊採用「靜態爆破」「無水鉆孔」等低噪音施工工藝，並安裝水下聲納監測系統，一旦發現白海豚靠近施工區域，立即停工避让。同時，工程團隊還在海域種植了大面積的紅樹林，修復海洋生態環境。據監測數據顯示，大橋建設期間，中華白海豚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從200頭增加至約250頭，實現了「大橋通車，白海豚不搬家」的生態承諾。

 

舉頭三尺有神明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舉頭三尺有神明」是一句廣為流傳的諺語，它源自道家文化體系，蘊含著深厚的道德訓誡意義。這句話不僅是對人們行為的警示，更是對內心道德自律的一種呼喚。

道家典籍《太上感應篇》中提到：「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意指人的頭上有三台北斗神君，他們時刻記錄著人的一言一行，以此勸人向善。這種說法反映了古人對未知的敬畏和對「天」的崇拜，同時也形成了一種變相的行為約束機制，使人們在做事情時能夠有所顧忌，堅守做人的底線。

「舉頭三尺有神明」中的「三尺」，並非實指距離，而是一個虛數，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古代，「三」被視為一個吉祥的數字，道家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說法，還有「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因此「三」在中國文化中佔據了特殊地位。而「三尺」作為劍的規格上等標準，自周朝起便成為英雄豪傑的象徵，如劉邦所言「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更增添了「三尺」的傳奇色彩。

在「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語境中，「三尺」成為了神明監察人間的象徵性距離。民間傳說中，日游神與夜遊神兩位神靈，分別負責在白天和夜晚記錄人們的善惡行為。他們每天拿著小本本，在人間巡查，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作為地府判官判斷賞罰的依據。為了更好地觀察人們的行為，這兩位神靈總在人們頭頂的三尺範圍之內活動，因此有了「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說法。

這句諺語的核心含義在於告誡人們不可做違背良心的行為，因為神明時刻在監察人間的善惡。它以具象化的「三尺神明」意象，警示世人所有行為皆處於神靈的監察之下，作惡者終將受到報應。這種勸善功能體現在通過神明鑒察來規範社會行為，強化人們的道德自律意識。

「舉頭三尺有神明」還有下一句，即「不畏人知畏己知」，它源自清代官員葉存仁的故事。葉存仁為官三十餘載，清廉自守，對任何賄賂都堅決拒絕。在他退休之際，下屬們為了避人耳目，晚上乘小舟送來集資購買的珍貴禮物。葉存仁看到後，即興賦詩一首，其中「不畏人知畏己知」一句，道出了保持本心的重要性。這句話後來逐漸衍生為「舉頭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的俗語，強調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舉頭三尺有神明」及其後續的「不畏人知畏己知」，不僅是中國傳統道德訓誡的典型代表，更是對人們內心道德自律的一種深刻呼喚，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應堅守道德底線，做到知榮辱、講道德，行得正、坐得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如清風明月般流芳百世，成為真正有道德、有擔當的人。

 

澳門航空史_79

世遺城市為澳航帶來機遇

澳門成為世遺城市後，澳航迎來大批旅客

本欄上期講到，「SARS」疫情在2003年底開始受控和消褪，澳門航空為應對的「SARS」疫情應對危機措施取得成功，讓澳門國際機場從中轉樞紐到區域航空網絡的構建​，在澳門航空的努力下，逐步建立起以澳門為中心，輻射中國內地主要城市和東南亞地區的客貨航線網絡。

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澳航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推動客運業務從「中轉為主」向「目的地旅遊」轉型。推出「澳門世界遺產主題航班」，在機艙內張貼大三巴、議事亭前地等遺產景點海報，機上廣播新增遺產文化介紹環節，機餐推出「澳門特色套餐」（包含馬介休、豬扒包等本地美食）；與澳門文化局合作，在航班上免費發放《澳門世界遺產導覽手冊》，並推出「機票+遺產景點門票」組合產品，套票銷售量占當年旅遊客票的35%。​

針對不同客群的需求差異，澳航實施「分眾化服務策略」：商務客群方面，加密澳門至北京、上海航線至每日2班，在機場設立「商務專屬值機櫃台」，商務艙旅客可享受「快速安檢+貴賓車接送機」服務；家庭客群方面，推出「親子旅遊套票」，包含兒童機上玩具、免費托運嬰兒車服務，並與澳門科學館合作提供門票折扣；自由行客群則上線「機票+當地遊」預訂平台，用戶可線上預訂導遊服務、租車業務，平台上線半年交易額突破500萬澳門元。​

2005年2月1日，正式啟動常旅客計劃「澳尊會」，建立銀卡、金卡、白金卡三級會員體系：銀卡會員需累計2萬飛行里程或15次飛行記錄，可享受額外10公斤行李額、優先登機服務；金卡需累計5萬里程或35次飛行，新增機場貴賓廳使用權（每年12次）、免費機位升艙機會（每年2次）；白金卡需累計10萬里程或60次飛行，可享受專屬值機人員、貴賓車接送機（每年8次）等頂級權益。為快速積累會員，推出「首年里程加倍」活動，新註冊會員首次飛行可獲得2倍里程，當年註冊會員達5.2萬人，其中銀卡占比68%、金卡25%、白金卡7%；會員復購率達45%，高於非會員的22%，有效提升了客戶粘性。​

此外，2005年澳航還優化了機隊結構，將最後1架波音767-300ER機型退出運營，機隊實現「全空客化」，共8架飛機（5架A320、2架A321、1架A300貨機），平均機齡降至6.8年，單位運營成本同比降低9%；全年營業收入達8.5億澳門元，同比增長12%，實現成立以來最穩健的盈利表現。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三）

民初憲政的先驅與捍衛者

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孫中山舊照（互聯網圖片）

1912年4月1日，隨著孫中山先生公佈參議院法並解任臨時大總統之職，南京政府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原總長、次長紛紛引退。在這場歷史性的變革中，王寵惠因其對開國的傑出貢獻，被孫中山特命製作並頒發了「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成為名副其實的「開國元勳」。這不僅是對他個人功績的認可，更是對其法律才華與政治遠見的肯定。

然而，袁世凱掌權後，任命唐紹儀組建新內閣，王寵惠出任北洋政府首任司法總長，標誌著其正式踏入國家政治的核心舞台。但是面對袁世凱的獨裁傾向，王寵惠堅持原則，與袁意見不合後毅然辭去職務。辭職後，他並未沈寂，而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當議》一書中，設計了一套系統而全新的憲法草案，這一創舉在民初政學兩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也標誌著他憲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袁世凱破壞約法，獨裁專制，王寵惠與唐紹儀等閣員共同進退，以辭職表明立場，展現了其堅定的政治原則。此後，他轉戰上海，任職於中華書局，同時參與復旦大學的早期建設，並出任副校長，繼續深耕法學領域。

在上海期間，王寵惠參與了復旦大學的早期建設。民國成立後，王寵惠等人被推選為復旦校董，為復旦復校奔走。1913年，在校董會董事長王寵惠和新任校長李登輝的努力下，復旦公學重新開學招生。3月1日，在王寵惠的陪同下，李登輝主持開學典禮，正式上任，從而開始了復旦的李登輝時代。李登輝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張「大學之教，百家淵藪」，提倡學術自由，並最早學習哈佛與耶魯興辦商學院和教育系，對復旦的發展影響深遠，被譽稱為復旦的「保姆」。

1914年，復旦法律系大規模招生，王寵惠被復旦公學聘為教員，主講國際公法、法學通論、群學、論理和倫理等課程。（群學即社會學，論理即邏輯學）1915年5月，王寵惠就任復旦公學副校長。此後復旦公學升格為復旦大學，王寵惠仍長期擔任副校長和教員。

在此期間，他還深入研究《臨時約法》，撰寫了《憲法平議》、《憲法危言》、《比較憲法》等著作，為中國憲政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持，推動了當時法學研究的進步。

1918年，王寵惠重返北京，擔任法律編查會會長，後該機構擴充為修訂法律館，他與董康共掌大權。在主持法典編纂的同時，王寵惠還積極投身於憲政實踐，主導編寫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為中國法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他還在北京大學兼職講授比較法律，培養了一批法律人才。

面對國內危急的社會形勢，王寵惠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和平期成會，倡言和平統一。隨後，他又參與發起協約國國民協會和國民制憲倡導會，強調憲法為國家存立發達之基礎，制定憲法為息南北之爭、維護和平的第一要務。這些活動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有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憲政建構。

 

中國之最（七十六）

世界最大的熊貓保護地（三）

贈送美國的兩隻大熊貓「玲玲」和「興興」（互聯網圖片）

大熊貓不僅是中國的國寶，更是國際外交中獨特的「毛茸茸大使」。從古代的皇室貢品到現代的全球寵物，大熊貓外交背後充滿了趣味與神秘。

在唐朝時期，大熊貓已成為外交的重要象徵。根據史料記載，公元685年，武則天曾將一對活體大熊貓（當時稱為「白熊」）和70張皮毛贈予日本天武天皇，作為中日友好的象徵。這或許是最早的大熊貓外交紀錄。清朝時，四川地方官員定期進貢大熊貓給皇室，其黑白毛皮被視為「陰陽調和」的吉祥物。

西方直到1869年才由法國傳教士戴維神父「發現」大熊貓，他寄回的標本轟動歐洲，但當時歐洲人誤以為這是某種浣熊！

進入現代，大熊貓外交迎來黃金時代。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總理宣布贈送美國兩隻大熊貓「玲玲」和「興興」，全美掀起一場「熊猫熱」。Washington Zoo首日參觀人數突破12萬，有人舉牌寫道：「熊猫比總統更受歡迎！」然而，英國也曾因「熊猫外交」鬧出烏龍。1974年，英國首相希思請求獲贈大熊貓，中國提出需用15隻野生麋鹿交換。倫敦動物園緊急從歐洲湊麋鹿，結果大熊貓「佳佳」到達英國後因水土不服僅活了3年。

此外，蘇聯是首個獲贈大熊貓的社會主義國家（1957年），但大熊貓「平平」因莫斯科嚴寒，每天要喝伏特加（摻蜂蜜）御寒，成為當地八卦頭條。1982年墨西哥大熊貓「多威」生下首隻海外自然繁殖的大熊貓寶寶，但因墨方不懂育幼，飼養員用龍舌蘭酒瓶喂奶，最終被中國專家緊急叫停。

自1984年起，大熊貓外交進入租借時代。租借費用每年100萬美元，幼崽歸屬權歸中國。日本上野動物園的「香香」因太受歡迎，日方支付約5,000萬日元/年的保險費，其回國時粉絲哭暈，相關周邊銷售額超300億日元。而2003年泰國清邁動物園租借的「創創」因當地炎熱，動物園給它吃冰鎮竹筍導致腸胃炎去世，泰方被索賠150萬美元。

此外，於2012年抵達法國的「圓仔」和「歡歡」，成為法國首批長期飼養的大熊貓，動物園為他們播放情歌、準備紅酒（未飲用），最終人工授精才成功，不過雌性大熊貓「歡歡」近期被診斷出腎功能不全，因此需將於今年11月返回中國接受更適合的照料。荷蘭雷嫩動物園耗資700萬歐元打造中式熊貓館，結果大熊貓「武雯」到場後第一件事——把雕花木窗啃了！

近年來，大熊貓外交也出現一些「暗黑操作」。2013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稱「大熊貓可能是中國監視工具」，理由是其項圈可裝竊聽器（後被動物學家打臉：大熊貓項圈只有GPS）。台灣曾要求將贈台大熊貓「團團」「圓圓」改名為「阿國」「阿華」，遭大陸拒絕，最終以「民間捐贈」名義送達。

當代，大熊貓也成為氣候議題的代言人。2021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任命大熊貓「和花」為首位動物大使，推廣可持續發展目標。2023年中國發行NFT數字大熊貓「元元」，收益用於棲息地保護，首日拍賣價達10萬美元。

從武則天時代的政治籌碼，到今天的全球生態IP，大熊貓外交始終折射著國際關係的溫度。正如英國動物學家莫里斯所說：「人類用槍炮劃定國界，卻用大熊貓拉近彼此。」

 

虎落平陽被犬欺

諸葛亮畫像（互聯網圖片）

周瑜畫像（互聯網圖片）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這句出自明代《增廣賢文》的漢語俗語，它形象地描繪了強者因環境變化而失去優勢，反遭弱者欺凌的情境。這句俗語不僅富有哲理，還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常見於三國題材的故事中，成為文學創作中的經典元素。

據傳，這句俗語在三國時期的一段趣聞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周瑜，東吳的都督，才智出眾卻心胸狹隘，對諸葛亮的才智深感嫉妒，總想找機會加害於他。

一日，周瑜設宴邀請諸葛亮，以吟詩對答為名，企圖在詩文中尋找破綻，借機除掉這個心腹大患。

席間，周瑜首先發難，吟詩一首：「有水便是溪，無水也是奚，去掉溪邊水，加鳥便是雞。得志貓兒勝過虎，落坡鳳凰不如雞。」此詩暗含諷刺，意指諸葛亮如今雖為蜀國軍師，但一旦落入自己手中，便如同落毛的鳳凰，連貓都不如。

諸葛亮聽後，心中了然，卻毫不畏懼，從容應對：「有木便是棋，無木也是其，去掉棋邊木，加欠便是欺。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他以龍虎自喻，既表達了自己雖處逆境但仍不失英雄本色的氣概，又巧妙地回擊了周瑜的嘲諷。

周瑜聽後大怒，但礙於先前擊掌為定的約定，不便發作。然而，周瑜並未就此罷休，他更換內容，再次吟詩：「有手便是扭，無手便是醜，去掉扭邊手，加女便是妞。隆中有女長得醜，百里難挑一個醜。」此詩顯然是在嘲笑諸葛亮的夫人黃阿醜相貌醜陋。

諸葛亮聞言，毫不示弱，立即反唇相譏：「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去掉橋邊木，加女便是嬌。江中吳女大小喬，曹操銅雀鎖二嬌。」他以江東二喬之美，反諷周瑜夫人，使得周瑜怒火中燒，幾乎失控。

就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魯肅挺身而出，以一首和詩化解了危機：「有木也是槽，無木也是曹，去掉槽邊木，加米便是糟。當今之計在破曹，龍虎相鬥豈不糟！」魯肅之言，既點明了當前的形勢，又提醒了雙方應以大局為重，切勿因個人恩怨而誤了國家大事。周瑜聽後，恍然大悟，遂喝退刀斧手，與諸葛亮共商破曹大計，最終成就了火燒赤壁的千古佳話。

除了三國故事中的這段趣聞，「龍游淺水遭蝦戲」這句俗語還在其他歷史場景中得到了體現。宋初，一位生性耿直、秉公辦事的知府因得罪權貴而被罷官。回到家鄉後，他受到了昔日下屬胡知縣的奚落。在一次宴會上，胡知縣以詩嘲諷知府失勢，知府雖心知肚明，卻也只能裝聾作啞。幸得陪客中的一位文人以詩解圍，知府才得以借「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之句，抒發內心的憤恨與不平。「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這句俗語，以其深刻的寓意和生動的比喻，成為了描述強者失勢、身處逆境時遭弱者欺凌的經典表達。

它不僅在歷史故事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更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廣為流傳，時刻提醒著人們：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應保持謙遜和謹慎，以免因環境變化而失去優勢，反遭他人欺凌。

 

澳門航空史_78

澳航「客貨並重」經營戰略取得成功

2003年的一場非典疫情令澳門航空旅客驟降

本欄上期講到，2003年的一場「SARS」非典疫情，嚴重影響全球航空業，在疫情的初期，亦是高峰期，澳門航空客運量驟降62%。澳門航空為此迅速實施應對措施：包括推出「機票延期使用」政策、與澳門旅遊局聯合推出「疫後復航套票」、臨時調整航線結構，增加貨運航班比重。這些措施幫助澳門航空在2004年疫情結束後快速恢復，旅客吞吐量重回百萬人次大關，貨運業務更是實現同比增長65%。澳門航空應對疫情旅客下降的危機處理——增加貨運航班比重，反而該澳門航空貨運業務的戰略性補位與架構升級​。

當時澳門航空確立「客貨並重」的經營戰略，將貨運業務從原來的「附屬業務」升級為「核心增長點」。2004年3月，正式成立獨立的「貨運業務部」，配備12人專業團隊（包含貨運銷售、運輸調度、客戶服務崗位），並與香港華民航空、台灣長榮貨運簽署「貨運代碼共享協議」，實現貨物中轉資源互通。​

機隊與航線方面，2004年6月、9月分別引進2架空客A300B4F全貨機，該機型最大載貨量45噸，適合兩岸及東南亞短途貨運航線；開通台北-上海、台北-廈門、澳門-曼谷3條全貨運航線，其中台北-上海航線每周4班，主要運輸台灣電子產品（如半導體、筆記本電腦配件）至長三角地區，單班貨物價值平均達800萬美元；年底新增澳門-廣州貨運航線，服務珠三角製造業物流需求。​

澳門航空全年貨運業務實現爆發式增長：貨運量達2.1萬噸，同比增長65%，其中電子產品貨運占比58%，醫療用品占比22%；貨運收入突破1.2億澳門元，占總營收比重從2003年的8%提升至15%，成為抵禦客運市場波動的「穩定器」。與此同時，客運市場逐步復甦，全年載客量達128萬人次，恢復至2002年水平，其中「套票+中轉」模式貢獻了42%的客源。

随著「SARS」疫情在2003年底開始受控和消褪，澳門航空的有效應對危機措施，讓澳門國際機場從中轉樞紐到區域航空網絡的構建​，在澳門航空的努力下，逐步建立起以澳門為中心，輻射中國內地主要城市和東南亞地區的客貨航線網絡。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二）

解決「泗水事件」一改外交頹勢

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王寵惠與孫中山等人合照（互聯網圖片）

1911年，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的舊時代末期，清廷的統治已如殘陽西下，搖搖欲墜。在這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王寵惠被清廷電召回國參與憲法修訂工作，然而，面對一個行將就木的政權，王寵惠並未選擇踏入紫禁城，而是毅然決然地南下，投身到了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洪流之中，加入了同盟會，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辛亥革命的炮火迅速席捲全國，王寵惠以其卓越的法律素養和革命熱情，先後擔任了廣東軍政府司法部長，隨後又轉戰上海，成為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顧問，為光復上海和南京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身影活躍在革命的最前線，用實際行動詮釋著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

隨著革命的深入，1911年12月，南北雙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舉行了歷史性的議和談判。王寵惠作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參贊，全程參與了這場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談判，並因其出色的表現被選為會議副議長，展現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非凡才能。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王寵惠被委以重任，出任外交總長一職，肩負起新成立政府的外交重任。然而，正當他準備大展拳腳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危機——「泗水事件」，將他和南京臨時政府推向了風口浪尖。

事件起因於荷屬印尼華僑慶祝辛亥革命的活動，荷蘭殖民當局竟派出軍警進行武力干涉，導致華僑三人死亡，十餘人受傷，百餘人被捕。憤怒的華僑採取閉門罷市行動以示抗議，卻遭到了荷蘭軍警的進一步鎮壓，千餘人被捕，事件迅速升級，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

面對這一嚴峻形勢，王寵惠迅速行動起來。他深知，這不僅是保護海外僑胞權益的問題，更是新成立的中國政府展示其外交能力和決心的重要契機。在孫中山的支持下，王寵惠於2月21日致電主掌北京大權的袁世凱，詳細陳述了荷蘭軍警的暴行，強調此次外交事件「事關國體民命」，請求袁世凱轉飭駐荷蘭中國公使與荷蘭政府進行正面交涉。同時，他還親自致電巴達維亞華僑，表達慰問之情，並告知他們已盡力向荷蘭方面交涉。然而，北京方面的回應並不積極。

面對泗水僑民日益危急的處境，王寵惠沒有放棄，他於2月23日再次致電袁世凱，轉達了荷屬孟嘉錫僑民代表的最新情況，指出荷蘭軍警的擄掠行為日益嚴重，僑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懇請袁世凱「鼎立交涉」。

25日，他再次致電北京，言辭懇切地指出：「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若不迅速採取行動，僑民的生命財產將受到更大威脅。

在王寵惠的堅持下，孫中山於2月26日召開了內閣會議，議決了對荷蘭交涉的四項強硬條件：限三日內釋放被捕華僑；賠償財產損失；對被害者給予賠償；恢復人權，確保華僑與歐僑、日僑享受同等待遇。同時指出，若荷蘭政府不給出滿意答復，「民國自有相當之對待」。

王寵惠迅速將這些條件通知荷蘭外交部，並再次電告北京方面，力求南北合作，迅速解決危機。

王寵惠的強硬立場和積極行動，激發了國內民眾的護僑熱情。各界通電紛至沓來，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荷蘭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其立場。

經過反復交涉，荷蘭政府最終釋放了所有被捕者，並答應了中方提出的所有條件，包括懲辦兇手、優禮安葬被害華僑、撫卹家屬、賠償財產損失以及給予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的待遇。

「泗水事件」的成功交涉，不僅為海外僑胞爭得了合法權益，更一改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上軟弱可欺的形象，為近代中國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王寵惠在這場外交風波中的出色表現，贏得了海外華僑的廣泛贊譽，使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了獨立的中國是他們堅強的後盾。

 

中國之最（七十六）

世界最大的熊貓保護地（二）

大熊貓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旗艦物種（互聯網圖片）

工作人員在大熊貓國家公園唐家河片區內開展巡護（互聯網圖片）

大熊貓國家公園涉及的自然保護地較多，主要有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四川千佛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四川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陝西太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陝西佛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甘肅白水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等。

大熊貓國家公園附近的村落裡，曾經以伐木為生的村民，如今已轉型成為大熊貓保護的中堅力量。這場轉變，源於「社區共管」模式的推行，讓當地居民不僅直接參與生態維護，更獲得可持續的經濟收益。

目前，保護區已培訓超過500名原住民擔任生態巡護員，他們負責監測熊貓蹤跡、執行反盜獵巡邏等任務。同時，許多村民開設「熊貓民宿」，擔任自然教育導覽員，向遊客傳授生態知識，年收入平均提升30%。此外，替代生計項目如有機種植與手工藝品製作也逐步推廣，減少了對森林資源的依賴。

「以前我們砍樹，現在種樹；以前怕熊貓吃莊稼，現在盼著它們來。」一位羌族巡護員的感慨，道出了人與熊貓關係的深刻轉變。這種從掠奪到守護的態度轉變，體現了生態保護與社區發展並行的可能性。

大熊貓不僅是中國的國寶，更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旗艦物種。保護區積極與國際機構合作，包括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科研團隊共同研究熊貓行為學與疾病防控。同時，推動「熊貓友好產品認證」，促進可持續竹材採購，減少對棲息地的破壞。此外，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合作進行氣候適應計畫，研究氣候變遷對熊貓棲息地的影響。

2023年，大熊貓國家公園與加拿大班夫國家公園簽署合作協定，分享生態廊道管理經驗，標誌著中國熊貓保護理念的全球化輸出。

然而，儘管保護成效顯著，挑戰依然存在。竹林開花危機、棲息地碎片化以及氣候變暖所帶來的影響，仍是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為因應這些挑戰，保護區啟動「熊貓方舟2050」計畫，包括建立全球首座熊貓基因備份庫、試驗耐高溫竹種，以及推動「智慧保護區」建設，運用5G與物聯網技術提升管理效率。

大熊貓國家公園的成功，證明生態保護與社區發展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共贏。從瀕危到易危，熊貓種群的恢復不僅是中國的成就，更是全人類的希望。正如科學家所說：「保護好熊貓，就是保護好我們共同的地球。」

 

擒賊先擒王

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張巡畫像（互聯網圖片）

在軍事鬥爭的廣闊舞台上，「擒賊先擒王」作為一條經典戰略，跨越時空，歷久彌新。它源自唐代詩人杜甫的《前出塞》：「輓弓當輓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一智慧結晶，深刻揭示了解決複雜問題的關鍵——抓住核心，直擊要害。

唐朝安史之亂期間，叛軍攻佔洛陽後向河南各州縣進兵，睢陽（今河南商丘）成為中原通向江淮的門戶。安慶緒為切斷唐王朝經濟命脈並南下掠奪，派大將尹子奇率十三萬大軍進攻睢陽。睢陽太守許遠向御史中丞張巡告急，張巡遂率三千兵力馳援，與許遠合兵六千八百人共同守城。

張巡見敵軍來勢洶洶，決定據城固守。敵兵二十餘次攻城，均被擊退。尹子奇見士兵已經疲憊，只得鳴金收兵。晚上，敵兵剛剛準備休息，忽聽城頭戰鼓隆隆，喊聲震天．尹子奇急令部隊準備與衝出城來的唐軍激戰。而張巡「只打雷不下雨」，不時擂鼓，象要殺出城來，可是一直緊閉城門，沒有出戰。尹子奇的部隊被折騰了整夜，沒有得到休息，將士們疲乏已極，眼睛都睜不開，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這時，城中一聲炮響，突然之間，張巡率領守兵衝殺出來．敵兵從夢中驚醒，驚慌失措，亂作一團。

張巡一鼓作氣，接連斬殺五十餘名敵將，五千餘名士兵，敵軍大亂。張巡急令部隊擒拿敵軍首領尹子奇，部隊一直衝到敵軍帥旗之下。張巡從未見過尹子奇，根本不認識，他又混在亂軍之中，更加難以辨認。張巡心生一計，讓士兵用秸稈削尖作箭，射向敵軍。

敵軍中不少人中箭，他們以為這下完了，沒有命了。但是發現，自己中的是秸稈箭，心中大喜，以為張巡軍中已沒有箭了。他們爭先恐後向尹子奇報告這個好消息。張巡見狀，立刻辨認出了敵軍首領尹子奇，急令神箭手、部將南霽雲向尹子奇放箭。正中尹於奇左眼，這回可是真箭只見尹子奇鮮血淋灕，抱頭鼠竄，倉皇逃命。敵軍一片混亂，大敗而逃。

張巡以不足七千兵力，在睢陽堅守十個月，殲滅叛軍十二萬人，成功阻擋了叛軍南下江淮的步伐，為唐軍反攻贏得了寶貴時間。安史之亂平定後，朝廷追贈張巡為揚州大都督、鄧國公，民間為其建祠塑像，尊為「武廟武神」。

張巡的事跡，不僅是對「擒賊先擒王」戰略的生動詮釋，更是對後世軍事鬥爭的深刻啓示——在複雜多變的戰場環境中，抓住關鍵，直擊要害，方能克敵制勝，流芳百世。

 

澳門航空史_77

「SARS」非典疫後恢復迅速

澳門航空

本欄上期講到，澳門航空成立了短短的幾年期間，逐步建立起以澳門為中心，輻射中國內地主要城市和東南亞地區的航線網絡。而且，2003年的一場「SARS」非典疫情，嚴重影響全球航空業，因此重構全球航空業競爭格局，大量中小航空澳門航空破產，全球主要航空澳門航空嚴重虧損，紛紛通過集團資源整合、跨航企抱團、行業上下游合作、航空聯盟合作等方式努力渡過難關。

疫情高峰期（4-5月），兩岸及內地跨省旅遊幾乎停擺，澳門航空客運量驟降62%，其中臺北、高雄等核心中轉航線航班取消率達75%，4月單月載客量僅3.2萬人次，較2002年同期下滑81%；營業收入同比銳減58%，現金流面臨斷裂風險。為維持基本運營，澳門航空迅速啟動「三階段應急方案」：​

第一階段（4月）：削減非必要成本，將每週68個客運航班減至22個，僅保留澳門至北京、上海、台北的「生命線航線」，每條航線每週2-3班；暫停機隊擴充計劃，推遲原定引進的2架空客A320機型；員工實行「輪崗輪休」制度，管理層減薪30%，基層員工減薪15%，同時與澳門政府協商獲得2000萬澳門元低息貸款，用於支付機場租金與員工薪酬。​

第二階段（5月）：推出靈活客票政策，針對已購票旅客，除180天免費改簽外，新增「無條件全額退款」與「機票抵扣券」選項（抵扣券可在復航後12個月內使用，並附加15%面值補貼）；針對商務客群，推出「疫情後復飛保障計劃」，承諾復航後優先提供機位，並贈送機場貴賓廳服務次數，穩定核心客戶群。​

第三階段（6月）：聯合產業鏈夥伴啟動市場，與澳門旅遊局、銀河酒店、新葡京酒店等12家企業聯合推出「疫後復航優惠套票」，套票包含「機票+3晚酒店+免費接送機」，價格僅為疫情前的60%（如澳門至上海套票售價1800澳門元，較常規價低42%）；同時與澳門衛生局合作，在機場設立「防疫檢測綠色通道」，旅客憑72小時內健康證明可快速通關，首月套票銷售突破2000套，拉動6月客運量回升至8.5萬人次。​

這些措施幫助澳門航空在2004年快速恢復，旅客輸送量重回百萬人次大關，貨運業務更是實現同比增長65%。​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王寵惠（一）

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獲得者

王寵惠舊照（互聯網圖片）

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互聯網圖片）

 

王寵惠（1881年10月10日—1958年3月15日），字亮疇，這位出生於香港荷李活道75號道濟會堂的傑出人物，祖籍廣東省廣州府東莞縣缺口司王屋村（今東莞市虎門鎮王屋村）。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張新式大學文憑的獲得者，王寵惠不僅在法學領域有著卓越的成就，更在外交舞台上展現了非凡的風采。

王寵惠一生著作豐富，撰寫了《憲法芻議》《憲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學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憲政設計的原則和方針。他的思想不僅奠定了中華民國的立憲基礎，而且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憲政風潮，被譽為近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之一。同時，他還曾參與起草《聯合國憲章》，展現了他在國際法領域的卓越貢獻。

王寵惠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勇於探索的一生。

王寵惠自幼便展現出對知識的渴望與追求。幼年時，他進入香港聖保羅學校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的熏陶，同時在其父的悉心督導下，也不忘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十歲時，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皇仁書院，進一步拓寬了知識視野。

王家與孫中山的頻繁交往，對王寵惠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童年時期對世事知之甚少，但孫中山的言論與膽識卻深深啓發了他，為他日後投身革命和外交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895年，新成立的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前身）在香港招生，王寵惠憑借出色的表現被錄取至該校法科。在北洋大學的學習期間，他初步接觸了西方現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接受了全面而系統的法學啓蒙教育。這段經歷為他日後的法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榮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親自頒發的「欽字第一號考憑」，這也是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證書，目前該證書被珍藏在天津大學。畢業後，王寵惠先到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任教，開啓了教育生涯。

然而，他的追求遠不止於此。1901年，他毅然決然地轉赴日本留學，致力於法政問題的研究。在日本，正值留日學生掀起革命高潮，王寵惠深受革命宣傳的影響，積極參與革命活動，頻繁與革命黨人接觸。他與其他革命志士共同創辦了《國民報》，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為推翻封建帝制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02年，王寵惠遠赴美國，先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後轉入耶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在美國，他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現代法學訓練，逐步形成了現代西方法律觀念和與之相適應的法學研究方法。這段經歷不僅奠定了他從事法學研究的主要學術範式，也塑造了他以參與現實政治為旨歸的人生價值取向。

在美期間，他還協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並與孫中山深入探討過五權憲法，展現了他對國家未來的深刻思考和獨到見解。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王寵惠並未停下求知的腳步，他赴歐洲深入研究國際公法，並獲得了英國律師資格，還被選為德國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1907年，他將德文版《德國民法典》翻譯為英文，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的《德國民法典》英譯本之一。此譯本一經出版，便博得了世界法學界的廣泛贊譽，成為英美各大學法律學院指定的必讀課本，為傳播國際法律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之最（七十六）

世界最大的熊貓保護地（一）

大熊貓國家公園面積超過2.7萬平方公里（互聯網圖片）

保護區內野生大熊貓約有1,864隻（互聯網圖片）

在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的交界處，橫臥著一片面積超過2.7萬平方公里的綠色秘境——大熊貓國家公園。這片土地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熊貓保護區，更涵蓋了野生熊貓棲息地的70%以上，被譽為「地球最後的大熊貓方舟」。自2021年正式成立以來，該公園不僅成為熊貓生存的核心區域，也標誌著中國在生態保護領域的重大突破。

大熊貓國家公園橫跨四川、陝西、甘肅三省，覆蓋岷山、邛崍山、大相嶺與小相嶺四大山系，海拔從800米至4,500米不等。這種垂直分布的氣候帶，為不同熊貓種群提供了多樣化的棲息環境。低海拔地區以箭竹、拐棍竹為主，構成熊貓的主要食物來源；中海拔則有冷杉、雲杉與竹林交錯，形成天然庇護所；高海拔草甸則是雪豹、金絲猴等伴生動物的家園。

1960年代起，中國開始在四川王朗、卧龍等地設立首批大熊貓保護區，但當時規模小、管理鬆散。1980年代，因竹子大規模開花導致大量熊貓餓死，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與中國合作進行首次全國熊貓普查。

進入1990年代後，保護區逐步擴張，至2006年，四川大熊貓栖息地成功申遺，並整合7個保護區與9個風景名勝區。2017年，中央提出建立「大熊貓國家公園」試點，2021年正式成立，打破行政界限，統一管理機構，清除違規設施，並投資12億元建設23條生態廊道，連接孤立種群。

根據2023年調查，保護區內野生大熊貓約有1,864隻，佔全球總數的72%，較2010年增長17%。岷山與邛崍山系為主要分布區域，種群密度高，健康狀態良好。透過DNA分析，近交係數下降，顯示遺傳多樣性提升，活動範圍擴大，食物來源更充足。

圈養大熊貓方面，截至2024年，全球共有678隻，其中85%位於國家公園內的繁育中心。人工授精成功率達90%，並建立全球最大熊貓精子庫。野化放歸計畫也取得成功，截至目前已有11隻熊貓被放歸野外，其中9隻存活並融入野生族群，2023年放歸的「瀟瀟」更在野外自然繁殖。

為了改善過去因人類活動導致的棲息地碎片化問題，保護區積極建設生態廊道。透過人工廊道與自然恢復，32個孤立的熊貓棲息地重新連接，使熊貓得以自由遷徙，基因多樣性顯著提升。這項措施不僅有助於族群繁衍，也強化了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科技的應用更是推動熊貓保育的重要動力。目前，保護區採用全球領先的監測技術，確保熊貓種群健康穩定。例如，AI識別系統結合紅外相機，可自動辨識熊貓個體，準確率達98%；同時，透過分析熊貓糞便建立全球最完整的熊貓基因庫；而衛星追蹤項圈則能即時掌握熊貓活動範圍，避免與人類衝突。

從最初的零星保護，到如今的國家公園，中國用60年時間建構出最完善的熊貓保護體系。大熊貓國家公園的建立，不僅展現中國在生態保護上的決心，也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樹立了典範。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孔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諸葛亮畫像（互聯網圖片）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這句源自春秋時期的至理名言，以簡潔而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人才與主君之間雙向選擇的智慧。它不僅僅是對自然現象的簡單描述，更是對人生道路選擇的一種深刻洞察，寓意著優秀的人才應當如同聰明的鳥兒一般，選擇英明的主君以施展才華，實現抱負。

此典故出自《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了衛國大夫孔文子與孔子之間的一段對話。彼時，衛國局勢動蕩，太叔疾的行為引發了孔文子的強烈不滿。太叔疾原娶宋國子朝之女為妻，後子朝逃亡，孔文子便勸太叔疾休妻，轉而將自己女兒孔姑許配給他。然而，太叔疾卻暗中與前妻之妹私通，並為其築宮，視若次妻，此舉無疑是對孔文子權威的挑釁，也是對孔姑地位的貶低。

面對此景，孔文子怒不可遏，欲興兵討伐太叔疾，以正家風國法。此時，恰逢孔子遊歷至衛國，孔文子便前往請教。孔子聽後，淡然回應：「關於祭祀之事，我尚有所學；至於甲兵徵戰，非我所長。」言罷，便欲乘車離去，途中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此言一出，不僅是對孔文子行為的委婉勸誡，更是對人才選擇環境的深刻闡述。孔文子聞言，急止孔子，解釋自己並非為私仇而戰，實為衛國安穩計。孔子聽後，方決定留在衛國，繼續其傳道授業之路。

這一段歷史，不僅展現了孔子的智慧與中立，更深刻揭示了「良禽擇木而棲」的道理——人才應主動選擇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環境，而非被動接受不合適的安排。

歷史上，不乏「良禽擇木而棲」的典範。如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他隱居隆中，靜觀天下大勢，最終選擇劉備作為輔佐對象，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偉業。諸葛亮的選擇，並非盲目跟從，而是基於對劉備仁德之心的認可，以及對實現自身政治理想的考量。他如一隻智慧的鳥兒，在眾多「樹木」中，精准挑選出了最適宜自己棲息的那一棵。

又如戰國時期的商鞅，他原在魏國不得重用，後聞秦孝公求賢若渴，便毅然西行，以法家思想輔佐秦孝公變法圖強，使秦國迅速崛起，為後來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的選擇，同樣是對「良禽擇木而棲」理念的生動詮釋，他根據自身才能與抱負，選擇了最適合自己施展才華的舞台。

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因此有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米不食、非醴泉不飲的傳說，歷史上更有許多高士賢人逃官不仕的記載。作為一個有頭腦的人，既有選擇的自由，也有選擇的必要，命運應掌握在自己手裡，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也不能一條道跑到黑。老百姓常說「樹挪死，人挪活」，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遇到一個絲毫也不賞識你的上司，即便你使盡渾身的解數也永無出頭之日。在這種情況下棄暗投明改換門庭也並不是什麼難堪的事。

 

澳門航空史_76

澳門航空早期旅客以海峽兩岸為主

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航空迎來了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1995年11月9日，澳門航空開啟商業飛行，首航北京和上海航線的選擇具有象徵意義 —— 既緊扣服務兩岸交流的使命，又瞄準內地龐大的旅遊客源市場。首創的「一機到底」中轉模式成為其核心競爭力：來自海峽兩岸的旅客只需在澳門國際機場停留30分鐘左右，辦理簡單手續即可轉機，大幅節省了中轉時間。這一創新模式不僅填補了兩岸直航前的市場空白，更為澳門航空奠定了區域中轉樞紐的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和旅遊業的興起，航空運輸需求日益增長，為澳門航空的初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澳門航空的發展歷程可分為幾個關鍵階段。由1994年至2006年是其區域支線航司階段，主要經營澳門至曼谷等短途航線，重點發展兩岸中轉業務。

澳門航空開航後即推出的「一機到底」中轉模式成為顛覆性創新：兩岸旅客無需辦理澳門入境手續，僅需30分鐘即可完成轉機，大幅優於香港中轉的平均2小時標準。這一模式迅速打開市場，首年運營即實現載客量突破50萬人次，其中兩岸中轉旅客占比高達75%。​

1996年，澳門航空引進首架空客A320-232窄體機，開始優化區域航線配置。這一時期逐步建立起以澳門為中心，輻射台北、高雄、廈門等兩岸重點城市的航線網絡，同時開通澳門至曼谷的首條東南亞航線，初步形成「兩岸為主、東南亞為輔」的航網格局。1997年與澳門機場聯合推出「中轉綠色通道」，進一步將轉機時間壓縮至20分鐘，當年中轉旅客量同比增長40%。​

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航空亦迎來了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當年旅客吞吐量躍升至110萬人次，其中80%來自台北和高雄兩大城市，充分體現其兩岸中轉樞紐的地位。為配合市場需求增長，公司加快機隊擴充，引進首架空客 A321-100飛機，該機型具備185座的客運能力，較A320增加30個座位，特別適合兩岸熱門航線的高密度運營。​

澳門航空航線網絡在這一階段顯著拓展：1999年7月開通澳門至昆明航線，11 月新增桂林和首爾航點，其中首爾航線每周兩班，標誌著正式進軍東北亞市場。2000年相繼開通南京、寧波等內地二線城市航點，形成覆蓋華東、華南主要城市的網絡。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10月7日開通台北-深圳貨機航線，成為澳門航空首條全貨運航線，開啟客貨並舉的經營模式。​

此外，澳門航空機隊更新同步推進，2001年啟動波音767機型替換計劃，陸續引進更省油的空客A321系列，至2002年底機隊規模達到6架，其中A320系列占比67%，單位油耗較1999年降低18%，有效提升了區域航線的成本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趙佗（一）

南越國的創立者與嶺南傳奇

趙佗（前240年或前241年—前137年），這位出生於恆山郡真定縣（今河北省正定縣）的傑出人物雖不是廣東人士，但其對廣東的影響長達千年。趙佗不僅是秦朝時期南海郡龍川縣的縣令，更是南越國的創建者，被尊為南越國第一代王和皇帝，自稱「南越武帝」。

他的生平事跡，不僅是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更是中原文化與嶺南百越文化融合的見證。趙佗的早年經歷雖無詳細史籍記載，但他的軍事與政治才能在他後來的人生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擴張疆土，將目光投向了嶺南的百越之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屠睢為主將、趙佗為副將，率領五十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意圖平定嶺南。

這場戰爭初期，秦軍迅速佔領了廣東地區，並在番禺（今廣州）設立了南海郡，任囂被任命為郡尉，統管一郡的政治、軍事和監察事務。南海郡下轄番禺、龍川、博羅、四會四個縣，其中龍川地理位置和軍事價值都極為重要，因此趙佗被委任為龍川縣令。

在龍川，趙佗採取了和輯百越的族群政策，致力於促進中原人與嶺南人的融合。他不僅勸導士兵在當地安家落戶，養兒育女，還上書秦始皇，請求從中原遷居五十萬居民至南越，以加強兩地民眾的交流與融合。這一舉措不僅增強了中原文化在嶺南地區的影響力，也為後來的南越國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秦始皇去世後，秦二世繼位，由於暴政激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原地區陷入了戰亂，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點燃了反秦的烽火，六國後裔和各地豪傑紛紛起兵，中原大地一片混亂。與此同時，南海郡尉任囂病重，他在臨終前將時任龍川縣令的趙佗召至床前，向他闡述了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險可據的地形建立國家，以抵抗中原起義軍侵犯的謀劃，並任命趙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職務。

任囂去世後，趙佗迅速行動，他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起義軍進犯，並借機鏟除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換上自己的親信。

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楚漢相爭開始，趙佗趁機起兵兼並了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地區建立了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南越國的疆土北起五嶺，西至夜郎，南抵南海，東至閩越，都城設在番禺（今廣州市），成為了一個橫跨今廣東、廣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廣大地區的獨立王國。

趙佗在位期間，致力於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他深知嶺南地區百越各部的複雜性和獨立性，因此採取了恩威並施的策略，既嚴厲打擊反抗勢力，又積極安撫當地民眾，促進中原文化與百越文化的融合。

 

中國之最（七十五）

中國人口最多城市——重慶（一）

中國西南地區的一座直轄市——重慶，不僅是長江上游的重要城市，更是當今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據2023年最新統計數據，重慶市的戶籍總人口達3,409.35萬人，常住人口也高達3,191.43萬人，遠超其他直轄市與省會城市，成為中國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在這龐大的人口背後，重慶展現出多元的人口結構。截至2023年，重慶市戶籍人口中，0至17歲人口為590.81萬人，18至34歲人口為694.72萬人，35至59歲人口為1,346.94萬人，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則達到776.88萬人。值得注意的是，全市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達71.67%，顯示出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

重慶人口發展歷經多個爆發期

抗戰內遷與直轄後成長最顯著

重慶人口發展歷程中曾出現多次顯著增長，背後往往與歷史事件、政策調整或經濟躍升密切相關。

早在秦朝滅巴國設立巴郡時，重慶已有戶籍統計。歷史資料顯示，宋代巴渝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加上農業開發、水陸交通樞紐地位確立，以及社會相對穩定，使得人口大幅增長。至南宋時，人口已超過百萬。清代中期，在「湖廣填四川」等移民政策推動下，加上社會安定與農業復甦，人口從1812年的236萬激增至1910年的692萬，成長近兩倍。

近現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口爆發期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成為戰時首都與陪都，大量政府機關、企業、學校及難民內遷，使人口從1937年的47萬急增至1945年的125萬，達到民國時期高峰。

進入當代，重慶人口持續增長。1950年代因醫療條件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現第一次生育高峰，短短六年出生人口達357.4萬。1997年重慶直轄後，經濟社會發展提速，人口吸引力增強，常住人口從2015年的3,070萬增長至2021年的3,212萬。

即便近年全國人口開始負增長，重慶仍維持穩定成長，2022年常住人口達3,213.3萬，較前一年微增0.03%，實現了連續18年的人口增長。主要受本地就業機會增加、與東部差距縮小等因素影響，市外人口流入增加，淨流出情況改善。

然而，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帶來了新的挑戰。2022年，重慶出生人口為19.2萬人，出生率為5.98‰；死亡人口則為26萬人，死亡率為8.09‰，自然增長率為-2.11‰。此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達18.30%，遠高於全國平均值，顯示出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
面對這些挑戰，重慶正積極調整政策，推動人口結構優化與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作為中國西部的重要城市，重慶不僅承載著龐大的人口規模，也肩負著區域發展與社會治理的重任。

 

快刀斬亂麻

「快刀斬亂麻」源自唐·李百藥所著的《北齊書·文宣紀》，它以生動的比喻傳達了在面對複雜問題時，應採取堅決果斷措施的智慧。這一成語不僅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更在現代社會中展現出重要的實踐價值。

「快刀斬亂麻」的故事發生在南北朝時期，主角是高洋，北齊政權的創建者。高洋的祖先原為渤海漢人，後因家族變故遷至懷朔鎮，受鮮卑文化影響深遠到他父親高歡這一代時，已完全鮮卑化了。

高歡在北魏任相國、大將軍，封為渤海王。他在政爭中消滅了政敵爾朱氏，並殺死節閔帝元恭，改立出帝元修，獨掌朝政。後來出帝元修不甘當傀儡皇帝，逃出洛陽，投奔割據關中的宇文泰。從此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宇文泰殺死元修，擁立元寶炬為魏文帝，建都長安，史稱西魏。高歡擁立元善見為魏孝靜帝，建都鄴城，史稱東魏。高歡死後，兒子高澄繼位為相國，封齊王，專掌朝政。二年後，高澄遇賊被刺死。其弟高洋繼位執政。

高洋在年青時就顯示出獨特的聰明才幹。他父親高歡想試試幾個兒子的聰明才智，有一次，他給兒子們各分了一團亂絲，要他們整理出頭緒來，看誰整理得又快又好。兄弟們都埋頭埋腦理亂絲，小心翼翼地一根一根地抽出來，要把它理齊，但卻想快也快不了，心裡乾著急。高洋卻不這麼乾，他抽出了一把快刀來，幾刀就把一堆亂絲分斬成若干段，根本不用理會那些糾纏不清的亂疙瘩。他頭一個報說整理完畢。高歡問他為什麼這樣整理，他回答說：「亂者須斬。」這句話語意雙關，一方是指理亂絲，最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用快刀斬開；另一方面又是個含意深長的比喻，比喻治理國家，對於作亂的人都該斬首。高歡聽了高洋的答話，又驚奇又高興，認為這個兒子將來必定會大有出息。

高洋執政後不久，就廢掉魏孝靜帝自立為帝，就是文宣帝，改國號齊，史稱「北齊」。高洋稱帝後，以漢人楊惰為尚書令，議造《齊律》，分民戶為上、中、下三等，富戶稅錢，貧戶出力。自北魏孝明帝以後，豪門勳貴紛紛自立州縣，造成州刺史、郡守、縣令「虛增其數，為害公私」。文宣帝下令栽去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這一政治改革有利於統一政令和限制豪門大族的掠奪。他還徵發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里。後來又把長城東端延伸至海，東西長達三千餘里，使北邊安寧。

 

澳門航空史_73

澳門國際機場的未來規劃

本欄上期講到，澳門國際機場大規模擴建，自規劃至動工籌備超十年，2022年獲中央批覆填海，2024年11月動工，期間停機坪、貨運站等先期項目已完成。貨運站引入自動化分揀系統，提升效率與競爭力。飛行區擴建重點填海，增建滑行道以適應大型客機，注重環保。航站樓升級聚焦旅客體驗，擴建空間，引入現代化設計，提升出行便捷性。澳門國際機場的擴建工程不僅有階段性的實施計劃，更有長遠的發展規劃，同時也針對面臨的挑戰制定了相應的應對策略，以確保機場的可持續發展。

未來規劃的擴建項目主要包括新的停機坪和機庫建設，以及配套交通設施建設。新的停機坪和機庫建設是為了適應機場航線不斷增加和機隊規模擴大的趨勢。隨著更多航線的開通，尤其是通往葡語國家和國內二線城市航線的拓展，航班數量將大幅增加，對停機位的需求也會相應上升。新的停機坪將採用先進的設計和建設技術，提高停機坪的承載能力和使用效率，確保能夠容納更多不同類型的飛機。機庫的建設同樣至關重要，將配備先進的飛機維修設備，並引進專業的技術人員，提升機場的飛機維修保障能力，確保飛機的安全運行，為機場的正常運營提供堅實的後盾。

配套交通設施建設旨在增強機場與外界的聯繫，提升機場的輻射能力。計劃興建機場與澳門輕軌的接駁站，這將實現機場與澳門市區的快速聯通，方便旅客往返機場和市區，減少出行時間成本。同時，加強與珠海交通網絡的銜接，通過建設跨境通道等方式，推動澳門與珠海在交通運輸方面的一體化發展。這不僅有利於吸引珠海及周邊地區的旅客選擇澳門國際機場出行，也有助於促進兩地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擴大機場的服務範圍和影響力。

在擴建過程中，澳門國際機場面臨著土地資源有限、空域協調困難和資金投入壓力等挑戰，並已制定相應的對策。土地資源有限是澳門的現實困境，機場擴建需要大量土地，而可供開發的土地稀缺。對此，一方面通過填海等方式增加土地供給，但嚴格遵循環境保護的要求，確保填海工程不會對周邊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另一方面，合理規劃機場用地，採用立體化的設計理念，在有限的土地上建設更多的設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