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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完)

    陳炯明兵敗後晚年生活拮据

    465-01陳炯明舊照(互聯網圖片)

    465-02陳炯明之墓(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陳炯明與孫中山因理念不合而關係破裂。1923年1月4日,中國南方政壇風雲突變,孫中山先生毅然通電全國,宣佈討伐陳炯明,一場關乎國家命運與政治格局的較量就此拉開帷幕。這一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走向,也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孫中山先生深知陳炯明的叛變對革命事業構成了嚴重威脅。為穩固革命根基,他積極運作,收買了滇軍楊希閔部與桂軍劉震寰部,這兩支部隊在當時的軍事格局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與此同時,恪守革命理念的許崇智所率領的粵軍也堅定地站在了孫中山先生一邊。於是,東西兩路「討賊軍」迅速組建完成,以雷霆之勢對陳炯明展開了全面圍剿。

    在這場激烈的交鋒中,1月15日,陳炯明宣佈下野,次日便撤出廣州,退守至惠州東江地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局勢的平息。2月21日,孫中山先生重回廣州,試圖穩定局勢、重振革命事業。但陳炯明雖已退守,卻並未放棄反抗的念頭。從5月28日至10月27日,孫軍對惠州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圍攻,粵軍則頑強死守。令人意外的是,陳炯明在這場戰鬥中並未親自參與,而是試圖在幕後操控局勢。10月,粵軍發動反攻,一度打入廣州近郊,但廣州城卻如同一座堅固的堡壘,始終無法被攻破,雙方陷入了僵持狀態。

    1924年,廣州商團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成為了局勢變化的轉折點。廣東商界因對孫中山先生的一些政策不滿,逐漸轉向支持粵軍。陳炯明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機會,趁孫中山先生北上北京參與南北議和之際,於12月27日在汕頭宣佈就任救粵軍總司令,並發布總動員令,妄圖一舉消滅擁護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他集結了在廣東的舊部以及滯留廣東的反孫中山外省軍事勢力派部隊,組建了一支龐大的救粵軍,其部隊構成複雜,涵蓋了各路總指揮葉舉,以及第一軍軍長林虎、第二軍軍長劉志陸等多位將領。

    陳炯明在粵東一帶的勢力迅速崛起,對國民政府構成了巨大威脅,猶如芒刺在背。1925年2月,國民政府迅速組織起以楊希閔為總司令的「東徵聯軍」,與陳炯明指揮的救粵軍展開了一場決定命運的決戰。在第一次東徵中,由建國粵軍與黃埔軍校師生合組的黃埔軍校教導團表現出色,成功擊潰了陳炯明麾下戰力最強的林虎部隊。這一勝利極大地打擊了救粵軍的士氣,使得與救粵軍結盟的地方實力派對作戰前景產生了消極態度。儘管孫中山先生的猝然病逝一度讓陳炯明獲得了喘息之機,並得到陳廉伯的援助恢復了一定部隊戰力,但在第二次東徵時,救粵軍再次遭遇慘敗。兩次東徵戰役過後,救粵軍戰力幾乎被全數殲滅,殘部也被福建軍閥繳械,陳炯明徹底失去了對抗國民政府的能力。至此,陳炯明兵敗並通電下野,無奈逃亡香港,從此隱居餘生。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組為中國致公黨,陳炯明被推舉為總理。然而,他晚年的生活卻十分拮據,有時甚至三餐不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送他八萬元支票,他毅然在支票上打叉退還,展現出了高尚的民族氣節。1933年,陳炯明在香港病逝,因家中無錢下葬,靈柩只能停放在家中的一張行軍床上,連棺材也是母親備用的棺木,最終存放於香港東華義莊。後來,他的舊部發起募捐活動,社會各界紛紛捐資,其中包括汪精衛、陳濟棠、蔣中正等人。1934年4月3日,陳炯明終葬於惠州西湖旁紫薇山。

    陳炯明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而致公黨繼承了他的遺志,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來又聯共反國民政府,直至今天都是中共的參政黨之一,繼續在時代的舞台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465-03杜甫畫像(互聯網圖片)

    465-04漢武帝畫像(互聯網圖片)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出自唐代詩人杜甫《佳人》的千古名句,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中難以掩飾的喜新厭舊與世態炎涼。它不僅僅是對婚姻中負心漢的控訴,更是對社會冷漠與不公的深刻揭示。

    杜甫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位被丈夫遺棄的佳人形象,通過她與新歡的鮮明對比,展現了人性中的薄情與無情。佳人曾是丈夫眼中的珍寶,然而歲月流轉,新人入室,她便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只能獨自垂淚,無人問津。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失落,更是社會道德淪喪的縮影。

    將這一詩句置於歷史的長河中,我們不難發現,類似的悲劇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漢武帝劉徹與陳阿嬌、衛子夫的故事,便是這一主題的生動演繹。劉徹幼年時,曾許下「金屋藏嬌」的諾言,將陳阿嬌視為掌上明珠。然而,當阿嬌因無子而被冷落,衛子夫成為新寵時,曾經的誓言便成了泡影。阿嬌不甘心失去丈夫的愛,試圖通過巫蠱之術輓回局面,卻反而讓自己陷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最終被廢黜於長門宮,孤獨終老。

    衛子夫,這位曾經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女子,也未能逃脫被遺棄的命運。隨著年華老去,她的美貌不再,新的年輕貌美的女子不斷湧入後宮,如王夫人、李夫人等,迅速吸引了漢武帝的目光。衛子夫在孤獨與無助中,見證了丈夫對新人寵愛的同時,也嘗盡了被遺忘的苦澀。最終,在巫蠱之禍的漩渦中,她無力自保,含恨自盡,結束了自己悲慘的一生。

    這兩個故事,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沈浮,更是對人性中喜新厭舊、薄情寡義的深刻批判。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權勢滔天的帝王,還是平凡無奇的百姓,在面對新歡舊愛時,都難以逃脫人性的弱點。新歡的笑容總是那麼燦爛,而舊人的哭泣卻往往被忽視,這種鮮明的對比,讓人不禁感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然而,在這些悲劇的背後,我們也看到了被遺棄者堅守道德、自立自強的精神光芒。陳阿嬌在長門宮中,或許也曾有過絕望與掙扎,但她最終選擇了面對現實,以淚洗面卻未曾放棄自我。衛子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無力辯駁,但她的堅韌與不屈,同樣值得我們敬佩。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這句詩不僅是對歷史悲劇的回顧,更是對人性弱點的警醒。它提醒我們,在追求新歡的同時,不應忘記舊人的付出與犧牲;在享受新歡帶來的喜悅時,也應給予舊人應有的尊重與關懷。

     

    中國之最(七十)

    古樹最多的省份—擁有100萬株古樹的雲南省(一)

    465_06:昆明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新華網圖片)

    465_07:黄帝手植柏(互聯網圖片)

    根據中國最新全國古樹名木資源普查(涵蓋範圍有特定排除區域),全國共有樹齡逾百年的古樹名木508.19萬株。其中,500年以上的滄桑巨木達6.82萬株,而見證了十個世紀以上風雲變幻的千年古樹則有10,745株。屹立超過五千載歲月的「活化石」更為珍稀,全中國僅存5株,每一株都是無可替代的「國寶」。

    在這份綠色國寶的清單上,雲南省以壓倒性的數量優勢拔得頭籌,坐擁超過100萬株古樹名木,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古樹資源第一大省。其省會昆明市的黑龍潭公園,堪稱「雲南古樹名木博物館」。早春時節,園中樹齡1,300多歲的「唐梅」與520多歲的「明茶」競相綻放,千年風骨與絢爛花色交織,成就一幕穿越時空的自然奇觀,令人嘆為觀止。

    緊隨其後的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古樹存量也均超過50萬株,底蘊深厚。尤其令人矚目的是,那五株承載著中華文明起源密碼、樹齡超過五千年的「國寶級」古樹,無一例外,全部根植於陝西省的土地上,且均為生命力頑強的柏樹。

    這五株歷經五千載寒暑的傳奇古柏,其名稱便已深深鐫刻著華夏文明的印記:

    1.黃帝手植柏(軒轅柏):坐落於延安市黃陵縣黃帝陵。巍峨軒轅柏,高逾20米,樹幹壯碩需11米方能合圍,龐大的樹冠投影面積超過190平方米,氣勢恢宏,被尊為「世界柏樹之父」。民間盛傳此樹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黃帝(軒轅氏)親手栽植,是黃帝陵8.3萬餘株古柏群落(其中逾3萬株樹齡超過千年)中最古老、最神聖的核心。這片古柏林也是中國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

    2.保生柏:同樣守護在黃帝陵內。這株高15.5米的古柏,其獨特的南傾樹冠彷彿在訴說滄桑。它因生長於明代保生宮舊址而得名,是昔日宮殿遭遇火劫後唯一的倖存見證者。

    3.老君柏:位於黃陵縣城外20多公里處,樹高18.5米。其名源於充滿神話色彩的傳說——相傳為漢武帝出征凱旋後,前往祭拜老君神廟時所親手種植,承載著古人對神明庇佑的虔誠寄託。

    4.倉頡手植柏:屹立於渭南市白水縣倉頡廟內,高逾16米,至今枝葉繁茂,生機盎然。相傳此樹由中華文字始祖倉頡親手栽下,被譽為中華文明的根源象徵,是名副其實的「文明之根」。

    5.頁山大古柏:生長於商洛市洛南縣頁山腳下,是著名的「洛南八大景觀」之一。這株秦嶺地區已發現的最大古側柏,巍然聳立23米,樹形雄偉,被當地百姓世代尊奉為「神樹」。

    面對動輒千年的古樹,科學家如何精準測定其真實年齡?黃帝陵管理局的護林專家李小軍揭示了主要的三種方法:

    1.歷史文獻推測法:查考地方誌、史料記載、傳說故事等進行關聯推斷。

    2.生長估算法:綜合分析樹種特性、生長環境、當前樹高、胸徑(樹幹直徑)等指標進行估算。

    3.科學檢測法:包括觀察樹幹橫截面的年輪鑑定,以及運用碳-14同位素測定技術。然而,後兩種方法通常需要鑽取木芯或破壞性取樣,可能對珍貴的古樹本體造成損傷,因此若非必要或特殊研究,極少動用。

     

    澳門航空史_62

    中央一鍾定音:澳珠兩地各建機場

    465_05:澳督文禮治(互聯網圖片)

    本欄此前曾提及,澳葡時期多位澳督為實現興建機場的目標而努力不懈。直至1979年,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才取得較為實質性的進展。他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此外,葡萄牙與中國建交,也為澳門興建機場提供了契機。1980年3月10日,伊芝迪獲邀訪問北京,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隨後,伊芝迪又訪問了上海和廣州,並獲得中方支持澳門興建機場。

    然而,不久之後,中國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梁廣大提出在珠海興建機場。由於珠澳兩地相鄰,此後澳珠兩地就各自建機場的問題多次產生爭議。

    珠海方面提出兩個機場選址:夏灣和橫琴。這兩個選址均與澳門相近,存在航權和航線重疊問題。為解決此問題,時任澳督馬俊賢(Joaquim Germano Pinto Machado do Correia da Silva)提出澳門與珠海共用機場計劃,即兩地共用一條跑道,國際線歸澳門,國內線歸珠海。但該共融方案未獲珠海政府支持,雙方談判破裂。中央政府最後拍板決定,澳門興建國際機場,珠海則建內陸機場。這一決定明確了澳門機場的定位,也確定了澳門要興建自己的機場。此後,澳督常被傳媒問及機場建設時間,澳門建機場似乎成了澳督繪製的「大餅」。

    澳葡政府隨後就興建澳門國際機場的構想,準備了一份可行性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要求法蘭克福機場更新其在1983年進行的研究。1987年,時任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在就職演說中保證,此次機場建設將真正付諸實踐。文禮治所言非虛,同年11月23日,澳葡政府成立澳門國際機場辦公室,開展籌備興建機場的工作。同年12月,澳葡政府又設立澳門國際機場諮詢小組協助研究,該小組由大型建設政務司韋高信任主席,委員包括何鴻燊、高敏、範成耀(發行機構主席)。

    隔年,文禮治獲得立法授權,為建設和運營新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確定一般基礎。機場由一家投資公司經營,澳門政府亦組織一家投資公司參與,此外還有澳門的中資公司及私人投資,總耗資達65億元。至於機場選址,則採用填海方式,在氹仔島東端俗稱為「一粒米」的小離島進行填海,興建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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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三)

    陳炯明與孫中山反目決裂

    464-02孫中山重登永豐艦(互聯網圖片)

    上回講到,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之後,陳炯明逐漸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

    然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1921年4月,孫中山召集廣東的國會議員召開非常會議,改組護法軍政府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並推舉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陳炯明等人以出任總統無異於樹大招風四面樹敵,廣東目前無力抵抗北方進攻為由反對,但最終未能阻止。6月時桂系軍閥再次進犯廣東,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陳炯明獲軍政府任命為援桂總司令並帶兵迎擊。此戰粵軍雖大敗桂系且一度反攻廣西,但全軍最終死傷五分之一,士氣大挫。陳炯明主張實行「聯省自治」(民選議員和地方長官等);這與孫中山的北伐、武力統一的主張有所衝突。8月初,陳炯明進入南寧後,原打算協助馬君武籌劃仿照廣東省的「地方自治」計劃,包括恢復省議會,籌設仿照廣州的市政府。但孫再下令陳炯明北伐,激化其與陳的矛盾。

    陳炯明認為,孫中山此時就任大總統非常不合時,而且他並不贊成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建議把廣東這個南方省份作為模式推廣到全國,這與力主「北伐」統一全國的孫中山的主張有著極大差異,兩人矛盾逐漸激化。

    1922年3月23日,陳舊部粵軍將領鄧鏗遭暗殺,孫中山一方堅稱是陳炯明所為,但近年來一些學者根據史料認為此事有可能是孫中山一方所為,陳炯明勢力與孫的關係因此急轉直下。6月2日,徐世昌宣佈辭職,之後黎元洪復職。北方各界紛紛以護法運動目的已達為由要求孫辭職下野,以求打破兩個總統的僵局,以葉舉為首的陳炯明舊部也聯名支持。

    6月12日,孫中山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矛盾基本公開化。

    6月16日,凌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粵軍通知,粵軍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同日,葉舉在電報通知孫後出兵圍攻總統府,並鳴炮警示孫離開廣東並佔領廣州城。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即後來的中山艦)上。孫中山離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有士兵還大喊:「打死孫文!打死孫文!」

    「六·一六」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海,此後,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孫中山逝世前,經常有人在中間調停,希望他和陳炯明二人能夠和好。孫中山要求陳炯明寫悔過書,而陳炯明堅決不寫,終於沒有再走到一起。

     

    飽漢不知餓漢飢

    464-03莊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464-04晏子畫像(互聯網圖片)

    「飽漢不知餓漢飢」是廣為流傳的漢語俗語,形容那些身處優越環境之人,往往難以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的痛苦與需求。它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的言語,更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與社會現實,其歷史淵源可追溯至遙遠的古代。

    這句俗語最早見於清代李寶嘉的小說《官場現形記》第45回,原文為:「誤了差使,釘子是我碰!你飽人不知餓人飢。」此句一出,便以其生動貼切的比喻,迅速在民間流傳開來,成為人們批評那些忽視他人困境之人的常用語。

    然而,若要追溯「飽漢不知餓漢飢」這一觀念的源頭,我們不得不提及戰國時期的一位偉大哲學家——莊子。莊子年輕時曾在家鄉擔任小官,因不滿官場的黑暗而選擇辭職,轉而潛心研究哲學。一次,他來到齊國,途中目睹了眾多飢民的悲慘景象。這些飢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他們向莊子乞求食物,而莊子卻因自己也多日未進食而無法相助。飢民中有人感慨道:「經過這裡的人很多,許多人衣著華麗、面色紅潤,卻都視而不見,只有先生你可憐我們。但話說回來,假如先生不是餓了七天,也就不會知道飢餓的苦楚,更不會可憐我們了。」這句話,不僅道出了飢民們的無奈與辛酸,也深刻地揭示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道理——只有親身經歷過困境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痛苦。

    同樣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也上演了一幕關於「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故事。齊景公在位時,有一年冬天連續下了三天大雪,天氣異常寒冷。然而,齊景公卻身披白色狐皮大衣,坐在殿堂上觀賞雪景,甚至說出「下了三天大雪,天氣卻一點也不寒冷」這樣的話。此時,晏子進宮拜見,他巧妙地反問齊景公:「天氣真的不冷嗎?」隨後,他講述了古代賢德君王在吃飽穿暖時,能夠想到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而齊景公卻對此一無所知。齊景公聽後深感慚愧,立即下令拿出衣物和糧食救濟飢寒交迫的百姓。

    這兩個故事,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時代,卻共同詮釋了「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深刻內涵。它們告訴我們,無論是身處高位還是平民百姓,都應該學會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人正經歷著我們難以想象的困境與痛苦。

    如今,「飽漢不知餓漢飢」這句俗語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仍在為溫飽而掙扎的人們。我們應該學會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們的需求,盡自己所能去幫助他們。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三)

    464_06:英國千年種子庫內的種子保存在零下20攝氏度的地下室中(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中國雲南種質庫構建了亞洲最完備的野生生物遺傳堡壘,立足「植物王國」,而世界另外兩大種子銀行——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及英國千年種子庫的核心定位和特色則各有不同,挪威種子庫專注農作物全球備份,象徵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險」;英國千年種子庫則以瀕危野生植物保存與國際合作網絡為優勢。

    一、保存對象與核心定位

    1.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雲南種質庫)

    – 對象:以野生生物種質資源為主,涵蓋植物種子、離體組織、DNA、微生物及動物細胞等綜合性保存,尤其關注中國特有、瀕危及具經濟價值的物種(3E原則)。

    – 規模:截至2023年,保存野生植物種子1.1萬種、近10萬份,總生物種質資源達3萬種、30萬份,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野生植物種子庫。

    – 特色:唯一建於「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綜合性種質庫,兼具基因資源保存與科研應用功能,如DNA條形碼數據庫和抗逆基因開發。

    1. 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 對象:專注於農作物種子的全球備份,主要儲存糧食作物如水稻、小麥等,作為「末日種子庫」以防範極端災難。

    – 規模:截至2021年,保存逾110萬份種子樣本,來自6,000多個物種,是全球最大的農作物種子儲存設施。

    – 特色:位於北極永凍土層,溫度維持-18°C,地理環境極端穩定,採用「黑箱系統」確保寄存者擁有唯一提取權。

    1. 英國千年種子庫

    – 對象:以瀕危野生植物種子為核心,尤其關注熱帶與乾旱地區物種。

    – 規模:保存來自100多國的4萬多種植物、24億粒種子,佔全球種子植物種類的16%。

    – 特色:結合科研與國際合作,協助開發新種子庫並推動技術共享,如為36%「極危」物種探索非低溫保存方案。

    二、技術與保存標準

    1. 雲南種質庫

    – 技術:採用「庫中庫」結構,種子庫維持-20°C、濕度15%,並發展離體培養與液氮超低溫(-196°C)技術以保存難存物種(如蘭科植物)。

    – 質控:種子入庫需通過乾燥(含水量5%-7%)、X光檢測、萌發實驗(發芽率≥75%)等70多道工序,並定期監測活力。

    1. 挪威種子庫

    – 技術:種子經乾燥至濕度5%以下後,密封儲存於-18°C環境,保存期可達數百年,但僅限農作物種子。

    – 限制:設計目標為災難備份,不涉及科研應用,且僅接受符合《糧農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的種子。

    1. 英國千年種子庫

    – 技術:種子保存前需經萌發實驗與活力檢測,每10-20年重測發芽率,並針對熱帶物種探索適應性保存方法(如組織培養)。

    – 挑戰:36%的極危物種無法耐受低溫脫水,需開發多樣化保存策略。

    三、國際合作與社會價值

    1. 雲南種質庫

    – 與40多國合作保存2,000餘份種子,並推動「種子保存技術」國際培訓,培養發展中國家科研人才(如尼日利亞學者奧耶托拉)。

    – 應用價值:支持農業育種(如野生稻抗病基因)、生態修復與司法鑑定(DNA條形碼數據庫)。

    1. 挪威種子庫

    – 作為全球農作物的「備份中心」,接受各國寄存並保障其所有權,例如2015年為戰火中的叙利亚提供種子復原。

    – 社會意義:象徵全球糧食安全的終極保障,但缺乏直接科研參與。

    1. 英國千年種子庫

    – 與97國、260個機構合作,協助建立7座國際種子庫,推動技術與資源共享(如中國研究人員參訪計畫)。

    – 公眾教育:開放參觀並推廣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

    四、未來挑戰與發展方向

    1. 雲南種質庫

    – 目標2030年保存物種擴至1.9萬種,強化超低溫技術與DNA庫容量,以應對氣候變遷加速的物種滅絕。

    – 挑戰:野生種質資源採集難度高,需平衡生態保護與科學需求。

    1. 挪威種子庫

    – 持續擴充農作物種子備份,但面臨極端氣候對北極設施的潛在威脅。

    1. 英國千年種子庫

    – 需解決熱帶種子低溫耐受性問題,並開發新型保存技術(如人工智慧輔助基因分析)。

     

    澳門航空史_60

    澳督伊芝迪尋求中方支持興建機場

    464_05:澳督伊芝迪訪北京,獲鄧小平接見(互聯網圖片)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伊芝迪於1979年至1981年擔任澳門總督,他成為了1949年共產黨政權成立後,首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的澳門總督。在葡萄牙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約一年後,他與北京和廣東省的中國當局建立了深厚的友好關係。1980年3月10日,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及外貿部長的盛情邀請,澳督伊芝迪在經濟部副秘書長恩裡克·德·赫蘇斯和公共工程及電信部副秘書長艾利斯·達·席爾瓦的陪同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次訪問中,獲得建設機場和與中國鐵路連接的批准成為了他議程中的重中之重。訪問期間,伊芝迪有幸受到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雙方就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重要意義進行了坦誠而友好的深入交換。

    在返回澳門前,伊芝迪還率團於1980年3月15日訪問了上海和廣州,與時任廣東省省長習仲勳、副省長梁偉林、曾定石就在同年6月,就粵澳合作訪問澳門,他們在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及澳督伊芝迪的陪同下,前往路環九澳山頭,用望遠鏡觀察了澳門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

    1980年8月在當時中國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央正式決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為經濟特區。

    時任珠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梁廣大突然指出,要在珠海興建一個機場。根據梁廣大憶述當時的決策原因是認為珠海經濟特區成立之初,面臨「無機場、無港口、無鐵路」的「三無」困境,交通閉塞導致投資者卻步。他舉例:一個貨櫃從珠海運往香港成本高達5,000-6,000港元,遠高於深圳的2,000港元。「沒有大型基礎設施,珠海永遠是交通末梢」。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二)

    從反袁鬥士到孫中山的親密戰友

    463-02陳炯明與孫中山之合照(互聯網圖片)

    1913年6月14日,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動蕩時期,宋教仁遭暗殺,二次革命的陰雲籠罩全國。在這場風波中,袁世凱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意圖以此取代孫中山的政治盟友胡漢民,進而全面控制廣東省。然而,歷史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陳炯明並未成為袁世凱手中的棋子,反而成為了反袁鬥士中的一員。

    起初,陳炯明或許並未完全預料到自己會走上反袁的道路,但在黃興等革命志士的勸說下,他毅然決然地站在了反袁的前沿。1913年7月18日,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並自任討袁軍總司令,這一舉動無疑是對袁世凱權威的直接挑戰。袁世凱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他立即命龍濟光為廣東鎮撫使,企圖平息這場叛亂。

    然而,局勢的發展並未如袁世凱所願。8月4日,陳炯明麾下的粵軍第二師師長蘇慎初被袁世凱收買,在牛王廟炮擊都督府,這一變故讓陳炯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儘管他迅速派出衛隊企圖鎮壓,但衛隊卻嘩變倒戈,陳炯明頓失兵權。在無奈之下,他只能選擇在夜間潛逃香港,但命運似乎並未打算輕易放過他,香港政府拒絕讓他上岸。

    無法在香港立足的陳炯明並未放棄,他原計劃前往法國,卻在中途停留新加坡時被當地華僑的熱情與堅持所打動,決定留下圖謀日後反攻。在華僑與同鄉陳演生的協助下,他開始在新加坡經營據點,為反袁的國民黨人提供立足之地。他與鄒魯等人的合作,更是讓反袁行動在香港與新加坡等地得以持續籌劃。

    在袁世凱退位前,陳炯明多次支援廣東的反袁戰事,並通過華僑救濟等方式在廣東省境累積聲望。隨著龍濟光在廣東的暴政招致民怨,陳炯明看到了反攻的契機。1915年底,他從新加坡潛回陸豐縣招集舊部,與朱執信等人指揮的中華革命軍結盟,在廣東繼續發動多場反袁兵變。1916年1月,他將廣東主要的反袁部隊整合為討逆共和軍,與其他南方省份的護國軍結盟,在廣東省進行更大規模的反袁戰爭。

    隨著洪憲帝制的落幕和袁世凱的病死,龍濟光失勢,陸榮廷主導了廣東的軍政大權。此時,不屬於陸榮廷指揮的討逆共和軍成為了廣東省政的棘手問題。在親信的建議下,陳炯明決定交出指揮權,並將討逆共和軍編遣。他的合作態度贏得了北京國民政府的認可,被封為「定威將軍」,並授上將軍銜。然而,他並未接受大總統黎元洪的高級軍事顧問之職,而是選擇了與孫文(孫中山)的緊密合作。

    1917年9月,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護法戰爭隨即爆發。孫文任命陳炯明為第一軍總司令,他將警衛軍改編為「援閩護法粵軍」,並於翌年1月在廣州誓師進軍福建。在進軍過程中,他兼任惠潮梅督辦,設立籌餉局,建立造彈廠等設施,為反袁鬥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18年8月31日,援閩護法粵軍進駐漳州,9月建立閩南護法區,期間他致力於施行新政,為當地帶來了新的希望。

    1920年10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這標誌著他正式成為了廣東軍政界的重要人物。1921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又任命他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部長,陳炯明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經過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的洗禮,陳炯明逐漸成為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也是孫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裝部隊的核心人物。

     

    幫理不幫親

    463-04冉求畫像(互聯網圖片)

    「幫理不幫親」這一民間俗語,蘊含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它強調在處理矛盾糾紛時,應以客觀道理為標準,而非單純偏袒親屬或親近之人。這一准則與「認理不認人」共同構成了道德實踐的重要准則,要求個體在親情與公理髮生衝突時,優先維護公理,體現了「以理服人」的價值取向。

    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的一個家奴仗勢行凶,光天化日之下故意殺人後躲進公主家中。當時負責治理京城洛陽的洛陽令董宣,面對這一棘手案件,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智慧。由於法律限制,他無法直接進入公主府抓捕兇手,但並未因此放棄。董宣派人守在公主家門口,一旦兇手外出便立即抓捕。終於,在家奴隨公主外出時,董宣果斷行動,在洛陽城北門外的夏門亭攔住公主車馬,當場格殺兇手。

    這一舉動自然引起了湖陽公主的極大不滿,她入宮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聽後大怒,欲命人將董宣亂棍打死。然而,董宣毫不畏懼,他據理力爭,指出光武帝若縱容家奴殺害無辜百姓,將難以治理天下。光武帝聽後心生憐惜,又自覺理虧,最終赦免了董宣,並賞賜他三十萬錢。董宣將賞錢全部分給手下官吏,從此更加不畏強暴,秉公執法,清正廉潔,贏得了百姓的稱頌和光武帝的信任。他的事跡不僅彰顯了「幫理不幫親」的精神,也體現了為官者應有的擔當和勇氣。

    另一個「幫理不幫親」的典範來自春秋末年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冉求。冉求以政事見稱,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然而,在輔佐季氏的過程中,冉求卻做出了一些違背孔子思想的事情。季氏作為魯國最有權勢的貴族,財富遠遠超過了周公。冉求不僅沒有勸阻季氏的奢靡和專權,反而施展手段幫他聚斂財富,增加賦稅。這一行為引起了孔子的極大不滿。

    孔子得知後,公開表示不再認冉求是自己的門生,並鼓勵其他學生聲討冉求。孔子斥責冉求說:「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面對孔子的斥責,冉求可能試圖辯解,但孔子並未接受。孔子認為,作為自己的弟子,冉求應該秉持仁義道德的原則,而不是助紂為虐,幫助季氏搜刮民財。

    這兩個故事,無論是董宣的秉公執法,還是孔子對冉求的嚴厲批評,都深刻體現了「幫理不幫親」的道德準則。它們告訴我們,在面對親情與公理的衝突時,應該堅守原則,以客觀道理為標準,不偏袒、不徇私。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也才能為社會的和諧穩定貢獻自己的力量。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二)

    463_06:種質庫已透過種子採集計畫保存了「禿杉王」的巨樹基因(互聯網圖片)

    463_07:種子博物館內拍攝的亞克力柱種子展示牆(新華網圖片)

    承接上期,種質庫不僅是「物種保險庫」,更是農業與醫學研究的基因寶庫。例如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的關鍵基因便源自海南野生稻,而該物種在1990年代因棲地破壞導致92.3%的居群消失,幸虧種質庫保存了其種質資源,為糧食安全保留希望。此外,萌發實驗支持的種子復育技術,已成功應用於野大豆抗逆基因提取,推動栽培大豆品種改良。

    透過建立中國最大的植物DNA條形碼數據庫,種質庫已發現紅豆杉、大鯢等類群的隱存種與新種。例如2024年高黎貢山的「禿杉王」種子採集計畫,不僅保存了樹齡逾千年的72米巨樹基因,更透過萌發實驗確認其種子活力,為未來復育提供科學基礎。

    基於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龐大資源體系,科研團隊系統整合野生種質遺傳信息,在多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1.作物演化與基因解碼

    聚焦橡膠、草莓、蓖麻及家雞等關鍵物種,深度解析其起源與馴化歷史,建立多倍體作物的演化範式(如橡膠樹基因組擴增機制),並揭示產量、抗逆性等重要經濟性狀的遺傳調控網絡,為精準分子育種提供理論基礎與基因靶點。

    2.特色資源開發與應用

    成功培育珍稀食用菌新種質(如高產羊肚菌ML-08品系、耐儲運球蓋菇GS-5變種),創新高檔花卉繁育技術(兜蘭無菌播種體系、杓蘭低溫誘導開花方案),形成中國科學院鄉村振興技術幫扶的標杆模式。

    國際備份與資源共享

    種質庫已為40多個國家備份2,000餘份重要植物種子,並與國際機構合作推動資源互通。例如挪威斯瓦爾巴種子庫保存了全球105萬份農作物種子,而中國種質庫則專注於野生種質,形成互補。萌發實驗的標準化數據更透過線上平台共享,加速全球物種保護研究。

    面對部分種子低溫耐受性差的難題,種質庫正探索液氮超低溫(-196℃)保存技術,並研發葉片或根芽組織培養方案。此外,隨著氣候變遷加劇物種滅絕速度,種質庫計劃在2030年前將保存物種提升至1.9萬種,並擴建離體庫與DNA庫容量。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除運營管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外,還設立植物化學與天然药物重點實驗室、國家重要野生植物種質資源庫兩大國家級科研平台。並建立以雲貴高原、橫斷山及其周邊地區植物引種保育為特色的昆明植物園,涵蓋28個專類園,收錄植物10406種(含品種),以拯救保護極小種群植物及國家重點保護的珍稀瀕危植物為特色。

    在標本館體系建設上,該所擁有中國第二大植物標本館,館藏標本總量超過168萬份,包括種子植物標本127.3萬餘份、蕨類植物標本5萬餘份、苔蘚標本11萬份、大型真菌標本11.1萬份、地衣標本9萬份,是中國收集植物門類最全的標本館之一。該標本館以中國西南地區為標本收藏中心,採集範圍涵蓋全國並延伸至東南亞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植物分類、生物地理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不僅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更是人類與自然共生智慧的見證。從千年古蓮的復甦奇蹟,到禿杉王的基因存續,每一粒通過萌發實驗驗證的種子,都承載著生命延續的密碼。正如種質庫主任李德銖所言:「我們希望這些種子永遠只是備份,而非滅絕後的重生工具。」 在生物多樣性急速流失的當下,這座亞洲最大的「生命方舟」,正以科學之力為未來留存希望。

     

    澳門航空史_60

    澳門機場籌建跨越時空的探索與努力

    463_05A:澳督李安道(互聯網圖片)

    463_05B:澳督伊芝迪(互聯網圖片)

    回溯歷史,澳門機場的籌建之路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跨越了數十年的時空,凝聚了多任澳督及各界人士的心血與努力。

    早在1952年,時任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在其施政方針中,首次提出了在門外港海域建設航空基地的構想,這一創舉標誌著澳門正式踏上了機場籌建的漫漫征途。彼時,航空業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史伯泰以其前瞻性的眼光,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描繪了一幅宏偉藍圖。

    隨後,1958年,具海軍飛行員背景的時任澳督白覺理(Correia de Barros)少校獲葡萄牙海外領土部支持,積極推進機場規劃。他計劃在新口岸建設一個可起降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的機場,並將其納入1959-1962年城市發展總藍圖。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機場建設並未立即付諸實踐。

    直至1962年,新上任的澳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才邁出了實際規劃興建機場的第一步。他委任專家小組深入研究機場選址問題,以期找到最適合的建設地點。經過專家團隊的細緻研究,一個顛覆性的方案應運而生:放棄外港填海計劃,轉而在路氹城東側的雞頸山(現稱九澳山)興建機場。這一決策無疑為澳門機場的建設奠定了新的基石。

    羅必信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當時的決策需綜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飛機和機場的特點、建設技術手段的可行性以及澳門公共財力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澳門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的現實,這在機場建設的諸多問題中成為了一個決定性因素。

    進入1970年代,澳門機場的建設進程再次加速。1974年,澳督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收到葡國領土協調部的指導性計劃,其中提及在澳建設機場。當時的葡國總理蘇亞雷斯和中國有關當局均接納了這個設想,並隨後展開了中葡澳三方的共同研究。

    1979年,對於澳門機場建設而言,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時任澳督伊芝迪(Nuno de Melo Egídio)在里斯本三次會晤中國駐葡國大使楊淇良,明確表達了澳門政府準備在離島建設機場的強烈願望,並希望獲得中方的鼎力支持。次年5月,伊芝迪更專程邀請葡國著名工程師來澳,深入探討機場建設的可行性。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炯明(一)

    亂世中的風雲人物

    462-01陳炯明青年時期舊照(互聯網圖片)

    462-02黃花崗起義時部分敢死隊員(互聯網圖片)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這位原名捷,字贊之,又字競存,綽號阿煙,曾用筆名陸安的廣東惠州府海豐縣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人生軌跡充滿了波折與爭議,從科舉秀才到革命將領,再到權傾一時的政治人物,最終卻因與孫中山的分歧而黯然退場,其生平事跡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劇。

    陳炯明早年便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膽識。1898年,他中得秀才,隨後於1906年考入廣東法政學堂,成為該學堂首屆學員。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優異,以「最優等生」成績畢業,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領銜控告惠州知府陳召棠,展現出了強烈的正義感與領導力。畢業後,陳炯明並未滿足於書齋生活,而是回到家鄉,倡導地方自治,設立戒煙局,並籌辦《陸安自治報》,積極傳播新思想,推動社會改革。

    1909年,陳炯明當選廣東諮議局議員,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在上海,他加入了同盟會,創辦《可報》,以筆為劍,支持革命事業。1910年,他參與了倪映典的庚戌新軍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並未消磨其革命意志。

    1911年4月27日爆發黃花崗起義。起義前夕,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軍的槍械上的槍機,同時大批清兵進入廣州城,而始平書院、三眼井等革命黨人的軍火庫遭到清軍的突擊檢查,裝備全部被清繳,運輸的炸藥也被清軍搜走不少。另外,清軍在城內的龍王廟突然增加了駐紮兵力。起義指揮部因此認定,起義的信息已經被洩露。香港統籌部對此給出了緩期起義的建議,陳炯明和朱執信對此持同意態度,而姚雨平對於臨陣反覆更改時間持反對態度,認為如此做起義必然失敗。黃興見此情形,認為繼續延期與解散起義部隊無異,遂下令解散起義部隊。但鑑於此次起義已經花費十萬餘元,黃興為今後革命能夠繼續向華僑籌資,最終決定以個人行動的方式舉行起義。陳炯明作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不僅親自參戰,還利用自己的議員身份,以個人房產保護革命黨人的準備工作,展現了其智勇雙全的一面。

    隨後,辛亥革命的爆發,為陳炯明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他於海陸豐籌集革命民兵,佔領惠州,自稱「循軍」,隨後進軍廣州,與胡漢民一同說服北洋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反清,為廣東的獨立與共和政體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後,他歷任廣東副都督、代理都督,將循軍改編為正規軍,為廣東的穩定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陳炯明的政治生涯並非一帆風順。1913年,在宋教仁遭暗殺、二次革命爆發前夕,袁世凱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企圖以此取代孫中山的政治盟友胡漢民。面對袁世凱的拉攏,陳炯明並未屈服,而是毅然宣佈廣東獨立,自任討袁軍總司令,展現出了堅定的革命立場。然而,內部叛亂與外部壓力使得他的討袁行動最終失敗,不得不流亡香港。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462-03管仲射殺公子小白(互聯網圖片)

    462-04孫臏畫像(互聯網圖片)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這句俗語精準地描繪出當兩個懷有深仇大恨的人碰面時,那種劍拔弩張、怒目而視的激烈場景。仇恨,宛如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在刺痛他人的同時,也會深深割傷自己。在歷史的長河中,無數因仇恨而引發的故事令人唏噓不已,它們宛如一面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複雜與命運的無常。

    春秋時期,管仲與鮑叔牙是摯友,然而管仲早年卻曾與公子糾的另一位謀士召忽,與公子小白及其謀士鮑叔牙處於敵對陣營。當時齊國內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奪君位。管仲為助公子糾奪位,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帶鈎,險些要了小白性命。這一箭,讓小白對管仲恨之入骨,二人結下了深仇大恨。

    後來公子小白即位為齊桓公,他本欲報那一箭之仇,將管仲置於死地。可鮑叔牙深知管仲之才,力薦管仲輔佐齊桓公。齊桓公最終放下個人恩怨,重用管仲。管仲也不負所望,助齊桓公成就霸業。但最初那「仇人相見」的時刻,齊桓公眼中的怒火與殺意,無疑是對「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生動詮釋。

    再看戰國時期的龐涓與孫臏,他們同為鬼谷子門下弟子,二人本應攜手共進,在兵法謀略的道路上相互砥礪。然而,嫉妒的毒瘤卻在龐涓心中悄然滋生。孫臏的才華如璀璨星辰,讓龐涓相形見絀,恐懼與不甘交織成一張無形的大網,將龐涓緊緊束縛。他設計陷害孫臏,使其遭受臏刑,淪為廢人。這一殘酷行徑,讓兩人之間結下了血海深仇。

    當孫臏歷經磨難,在齊國謀士的幫助下重獲生機,並在戰場上與龐涓狹路相逢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場景瞬間上演。龐涓眼中燃燒著恐懼與憤怒的火焰,他深知孫臏的復仇之劍已高高舉起;孫臏則懷著滿腔的悲憤與堅毅,誓要讓龐涓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代價。桂陵之戰、馬陵之戰,這兩場著名的戰役成為了他們恩怨的決戰場。孫臏憑借著卓越的智慧和精心策劃的戰術,將龐涓一步步逼入絕境。最終,龐涓在馬陵道陷入絕境,看著漫山遍野的齊軍旗幟,他心中明白大勢已去。此時的他,想必在仇恨與絕望的交織中,回想起曾經同窗的情誼,卻已悔之晚矣。孫臏大仇得報,可這場仇恨的紛爭,卻讓兩位原本才華橫溢的謀士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令人唏噓不已。

    這些歷史典故也告訴大家,要學會以寬容和豁達的心態去面對仇恨。就像大海容納百川,我們也要學會包容他人的過錯,放下心中的仇恨。

     

    中國之最(六十九)

    亞洲最大種子銀行—雲南野生種質資源庫(一)

    462_06:「種子銀行」已保存近10萬份種子(互聯網圖片)

    462_07:位於雲南昆明北郊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互聯網圖片)

    在雲南昆明北郊的元寶山麓,一座紅白相間的建築隱匿於綠樹花叢中。這裡是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以下簡稱「種質庫」),被譽為亞洲規模最大的「種子銀行」,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三大核心設施之一,與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英國千年種子庫並列。雲南種質庫由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建設和運行管理,截至2023年12月,種質庫已保存野生植物種子超過1.1萬種、近10萬份,總計保存各類野生生物種質資源近3萬種、超30萬份,涵蓋植物離體材料、DNA、微生物菌株及動物種質資源等,成為亞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戰略樞紐。

    種質庫的誕生

    種質庫的誕生源於中國科學家對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前瞻性思考。1999年,中國植物學泰斗吳征鎰院士向中央政府提出緊急建立野生種質資源庫的建議,強調雲南作為「植物王國」的獨特地位——其高等植物種類佔全國50.3%,脊椎動物佔49.5%,是中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區域。2004年,該項目被列為國家重大科技工程,歷經5年建設後於2009年正式啟用,成為中國首個以野生生物種質資源保存為核心的綜合設施。

    這樣大量的種子,究竟以甚麼方式將其保存呢?種質庫採用「庫中庫」結構,分設種子庫、植物離體庫、DNA庫及深低溫庫等專業單元。種子庫常年維持-20℃、濕度15%的環境,使種子進入「代謝冬眠」狀態,理論保存期限可達千年以上。例如水稻種子可存活3,000年,棉花種子甚至超過6萬年。此外,針對無法以種子形式保存的物種(如部分蘭科植物),種質庫透過離體培養技術,將植物組織置於無菌環境中長期冷藏,例如高黎貢山的5米高袖珍平當樹,在實驗室中僅維持微型狀態卻永不凋亡。

    有些種子不適合低溫保存,種子銀行的研究人員會用另一種方法:將植物的無菌苗保存在「植物離體庫」裏,令其以緩慢速度生長,保證數年內植物苗仍然存活。

    種質庫遵循「3E原則」篩選物種:瀕危(Endangered)、特有(Endemic)、經濟價值重要(Economically Important)。例如國家一級保護植物喜馬拉雅紅豆杉、中國特有物種滇桐等均被優先保存。特有性的定義不僅限於中國,更強調「狹域特有」,即僅分布於特定小範圍生態區的物種。

    科學化的採集與處理流程

    一粒種子從野外到入庫需經歷70多道工序,其中萌發實驗是確保種子長期保存有效性的關鍵技術核心,所謂萌發實驗是通過模擬自然條件或人工控制環境,促使休眠種子恢復生長,以檢測其發芽能力與活力的過程。

    其流程如下:

    採集階段:
    每種植物至少採集2,500粒種子(理想值為20,000粒),且不超過原產地總量的20%,以維護野外種群穩定性。

    預處理階段:
    種子需經乾燥(含水量降至5%-7%)、X光檢測(剔除蟲蛀或空癟個體)等步驟,隨後進入萌發實驗驗證活力:

    初始檢測:隨機抽取100粒種子模擬自然環境(如晝夜溫差、光照週期),若發芽率≥75%方具入庫資格。

    技術挑戰:針對休眠種子(如需冷層積處理的物種),需結合激素誘導破解休眠機制;蘭科等微小種子則以靜電吸附技術輔助計數。

    長期監測:入庫後每隔5-10年重測發芽率,若低於臨界值則啟動「種子再生計畫」。

    此流程確保每一份入庫資源均為「生命力的時間膠囊」。例如2021年,種質庫通過萌發實驗發現野生稻種子活力下降,及時重新採集並更新庫存,避免基因資源流失。

     

     

    澳門航空史_59

    數任澳督努力實現建機場夢想

    462_05:澳門總督羅必信(互聯網圖片)

    1948年,由葡籍富豪羅保(Manuel Teixeira Gomes)與華商梁昌合資創辦的澳門航空運輸有限公司(MATCO)在香港註冊,以兩架水上飛機開通港澳「黃金航線」,專營黃金運輸業務。然而,這段僅維持1年8個月的航空嘗試,因1948年7月16日,該公司「澳門小姐號」水上飛機遭劫持墜毀,機上23人遇難。事故重創MATCO財務,公司於1949年3月黯然停運,其後雖於1961年試圖復航,終因賭業興起與陸空交通競爭而於數年內再度關閉。但這段歷史卻意外點燃了澳葡政府興建國際機場的執念,開啟了跨越半世紀的機場籌建長跑。

    儘管港澳航空業務折戟,但水上飛機起降的澳門外港海域,卻成為後續機場選址的最初靈感來源。時任澳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於1952年施政方針中首次提出門外港海域建設航空基地構想,標誌著澳門正式啟動機場籌建之路。

    1958年,具海軍飛行員背景的時任澳督白覺理(Correia de Barros)少校向葡萄牙海外領土部提交《澳門外港機場建設計劃書》,獲駐軍總參謀長(兼任工程師)與軍事指揮官聯署支持。該方案規劃可起降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的機場,並被納入1959-1962年城市發展總藍圖。

    然而,真正將機場構想推向實質階段的,是1962年上任的澳督羅必信(António Adriano Faria Lopes dos Santos)。羅必信剛上任就要面對湧入的難民潮,為了解決當時湧入的難民居住問題,計劃興建數千間房屋安置難民。由於要保證澳門的城市發展計劃能夠繼承建築傳統,保留優秀的原有建築,並且遵守建築學和城市建設常規,他促成一個青年建築設計師小組訪問澳門,這個小組成員包括著名建築設計師馬納拉斯和維森特的小組在發展計劃處(Departamento do Plano de Fomento)的框架內工作。該小組完成和指導了許多研究工作,製作了模型,特別是制定了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的外港一帶的城市規劃。小組在羅必信的要求下,研究機場選址問題。為此,羅必信邀請了機場專家若奧·托馬斯·修(João Tomas Siu)工程師到澳門加入研究。專家團隊經研究後提出顛覆性方案:放棄外港填海計劃,改在路氹城東側的雞頸山(現稱九澳山)興建機場。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夫人(三)

    冼夫人守護嶺南的傳奇

    461-01冼夫人雕像(互聯網圖片)

    461-02冼夫人畫像(互聯網圖片)

    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有一些人物以其非凡的勇氣、智慧和忠誠,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冼夫人,這位生活在南北朝至隋朝時期的女性,便是這樣一位令人敬仰的巾幗英雄。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為嶺南地區的穩定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陳朝永定元年(557年)十二月,馮寶的離世,如同在嶺表一帶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引發了局勢的劇烈動蕩。然而,在這風雨飄搖之際,冼夫人挺身而出,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威望,招撫百越,迅速穩定了數州的局勢。她的果敢與智慧,讓人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讓嶺南這片土地暫時擺脫了混亂的陰霾。

    永定二年(558年),年僅九歲的馮僕,在冼夫人的安排下,帶著各位首領前往丹陽郡朝見陳霸先。馮僕被任命為陽春郡守,這不僅是對馮家的信任,更是對冼夫人能力的認可。從此,冼夫人繼續以她的方式,守護著嶺南的安寧。

    時光流轉,太建二年(570年),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企圖拉攏馮僕一同叛亂。面對這一危機,馮僕派人向冼夫人求救。冼夫人深知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她堅定地說:「我家做忠臣到現在已經兩代了,不能因憐惜你就有負於國家。」於是,她毅然發兵抵御,帶領百越酋長與車騎將軍章昭達裡應外合,在洭口大破歐陽紇水軍,並成功擒獲歐陽紇。馮僕因冼夫人的功勳,被封為信都侯,又加授「平越中郎將」,轉任石龍郡太守。陳宣帝也冊封冼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賞賜豐厚,彰顯了朝廷對她的尊崇與感激。

    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至德年間(583年-587年),馮僕去世,陳朝也走向了滅亡。嶺南一帶陷入迷茫,幾個州都奉冼夫人為主,稱她為聖母,希望她能保境安民。在這關鍵時刻,冼夫人再次展現出了她的擔當與智慧。

    隋開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派總管韋洸安撫嶺外,但陳將徐璒憑借南康郡拒守,韋洸徘徊不敢前行。此時,晉王楊廣拿出陳後主留給冼夫人的信,告知她陳朝已亡,讓她歸服。冼夫人看見犀杖,確認陳朝滅亡後,審時度勢,決定派孫子馮魂領著眾人迎接韋洸,嶺南得以全部平定。隋文帝封馮魂為儀同三司,冊封冼夫人為宋康郡夫人。

    然而,平靜並未持續太久,同年番禺人王仲宣叛亂,將韋洸包圍於州城,嶺南很多地方首領響應。冼夫人派孫子馮暄率師救韋洸,但馮暄因與王仲宣的部將陳佛智交好而按兵不動。冼夫人大怒,派人將馮暄關進州獄,另派孫子馮盎出師,斬陳佛智,與鹿願、慕容三藏軍會師,共敗王仲宣。冼夫人親自披甲乘馬,護衛朝廷使者裴矩巡撫嶺南諸州,各州首領紛紛來參謁,嶺南地區再次得到了安定。

    隋文帝對冼夫人的英勇和才略大為驚異,拜馮盎為高州刺史,赦免馮暄之罪並任命他為羅州刺史,追贈馮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封冼夫人為譙國夫人,允許她置長史以下官屬,賜印章,可調動部落六州兵馬。他還下詔賜冼夫人布帛五千段,令其訓教子孫,獨孤皇后也賜給冼夫人首飾和宴服一套。冼夫人將這些賜物與梁朝、陳朝的賜物分別收藏,每年召開大會,陳列三朝朝廷的賜贈物品,告誡族人要對天子盡赤心。

    後來,番州總管趙訥貪虐,土著部落多有亡叛。冼夫人令長史張融上書言趙訥罪狀,隋文帝法辦趙訥後,降敕委命冼夫人招慰亡叛。冼夫人親載詔書,巡撫嶺南十餘州,所到之處皆歸順朝廷。隋文帝再賜冼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追贈馮僕為岩州總管、平原郡公。

    仁壽二年(602年)正月十八日,冼夫人逝世,隋文帝贈物一千段,賜謚為誠敬夫人。她的一生,是忠誠與智慧的一生,是為嶺南地區穩定與發展不懈奮鬥的一生。她的故事,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激勵著後人不斷前行。

    (完)

     

    聰明反被聰明誤

    461-03蘇軾畫像(互聯網圖片)

    有這樣一句古訓,如同一面明鏡,映照出人性中某些微妙而深刻的弱點——「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源自宋代大文豪蘇軾的《洗兒戲作》,它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感慨,更是對人生智慧的深刻反思。

    蘇軾,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散文家,一生跌宕起伏,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因反對王安石新法,又在詩文中譏諷「新進」,不幸被構陷入獄,雖幸免於死,卻被貶謫至黃州。正是在這段人生低谷時期,蘇軾迎來了他生命中的新希望——侍妾王朝雲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遁。小兒的誕生,無疑給這位飽經風霜的文人帶來了莫大的慰藉與喜悅。在洗兒這一傳統習俗之際,蘇軾有感而發,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洗兒戲作》:「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首詩,以戲謔的口吻,道出了蘇軾內心深處的複雜情感。世人皆盼望子女聰明伶俐,前程似錦,而蘇軾卻反其道而行之,希望兒子能夠「愚且魯」,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這背後,是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深刻反思與無奈。蘇軾自認為聰明過人,卻也因此遭遇了無數的挫折與磨難,仕途坎坷,顛沛流離。他意識到,正是這份過度的自信與張揚,讓他在處事時失去了分寸,得罪了權貴,最終落得如此下場。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不僅僅是對蘇軾個人命運的寫照,更是對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弱點的揭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許多人自恃聰明,喜歡炫耀自己的才智,卻往往忽略了適可而止的重要性。他們追求利益最大化,卻忘記了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也要顧及他人的感受和社會的整體利益。這種過度自信與貪婪,往往會導致他們做出錯誤的決策,最終陷入困境,甚至招來災禍。

    蘇軾的這首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刻的啓示:聰明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但關鍵在於如何運用。真正的智者,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展現自己的聰明才智,而在不必要的時候,則會選擇收斂鋒芒,保持謙遜。他們明白,過猶不及,適度的聰明才能帶來真正的成功與幸福。

    回到蘇軾的《洗兒戲作》,不難發現這首詩不僅僅是對兒子的期望,更是對自己一生的總結與反思。蘇軾希望通過這首詩,告誡後人,在追求聰明與智慧的同時,也要學會謙遜與低調,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轍。他希望兒子能夠過上一種平凡而安穩的生活,不必追求功名利祿,只要能夠平平安安、無災無難地度過一生,便足矣。

    「聰明反被聰明誤」,這是一句古訓,更是一種人生智慧,它提醒大家在追求聰明與智慧的同時,也要學會謙遜與低調,避免因過度自信而陷入困境。

     

     

    中國之最(六十八)

    世界最細古佛寺—和田達瑪溝托普魯克墩佛寺

    461_06:中國工藝美術館展出的1號佛寺1:1復原實物(當代中國圖片)

    461_07:在達瑪溝佛教遺址群原址興建的佛教遺址博物館(互聯網圖片)

    2002年,和田策勒縣達瑪溝(Adama Ditch)的牧羊人在沙漠中挖掘紅柳根時,意外發現一尊殘損佛像,揭開了世界最細古佛寺的面紗。考古團隊隨後於托普魯克墩(Toprukdun)遺址展開搶救性發掘,命名為「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這座佛寺面積僅4平方公尺,相當於現代一間小型廁所,卻完整保留了南北朝(420-589年)佛教藝術的縮影,被認定為目前全球已知最小的古代佛教寺廟。

    新疆和田地區,古稱「于闐」(梵語瞿薩旦那,意為「地乳」),自西漢以來便是絲綢之路南道的重要樞紐,更是佛教東傳中原的關鍵通道。據《大唐西域記》記載,于闐的建國傳說充滿神話色彩:國王因虔誠祈禱,天神額裂誕生王子,地湧乳泉養育神童,故以「地乳」為名。此地融合印度、波斯與中原文化,成為佛教藝術的搖籃,鼎盛時期境內佛寺林立,僧侶數萬,被譽為「西域佛國」。

    托普魯克墩1號佛寺雖小,卻嚴格遵循佛教建築的儀軌。寺廟坐北朝南,主佛像貼附北壁,殘高1.4公尺,原應為結跏趺坐於蓮臺的佛陀,頭部與雙手雖佚失,但流暢的衣紋線條仍展現北魏時期(386-534年)犍陀羅藝術的影響。佛寺牆面繪有精美壁畫,人物面容豐潤,衣飾華麗,帶有盛唐(618-907年)風格,推測佛像可能早於殿堂建造,歷經多次修繕。

    佛寺遺址出土的千佛壁畫與千手觀音殘片,折射出于闐作為絲路節點的多元文化特質。其藝術風格融合印度犍陀羅的立體雕塑技法、波斯裝飾紋樣,以及中原的線描傳統,形成獨特的「于闐畫派」。例如,佛像衣褶採用「曹衣出水」技法,強調貼體流動感,而壁畫中菩薩的瓔珞與頭冠則可見粟特金工藝的影響。

    佛教東傳的微型見證

    托普魯克墩佛寺的發現,填補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佛教遺址的空白。其微型規模反映出于闐綠洲的社會結構:在沙漠邊緣的脆弱生態中,小型佛寺可能由村落或商隊自發修建,成為旅人與居民的精神寄託。此類「民間佛寺」的普及,印證了佛教在絲路世俗化傳播的脈絡。

    于闐語文獻顯示,此地曾是梵文佛經轉譯為漢文的中繼站。托普魯克墩出土的文物,與敦煌莫高窟、龜茲克孜爾石窟的藝術風格相互呼應,證實于闐藝術家對中原佛教造像的深遠影響。例如,唐代「吳帶當風」的繪畫技法,可能源於于闐畫師對西域凹凸暈染法的改良。

    繼1號佛寺後,考古學家又在達瑪溝發現2號、3號佛寺,形成「達瑪溝佛教文化遺址群」。當地政府建立專題博物館,展出108件文物,包括千佛壁畫殘片與陶製佛塔模型,重現于闐佛教的輝煌。2024年,隨著和田地區新設和安縣與和康縣,文化遺產的區域整合管理更受重視。

    托普魯克墩佛寺的發現,不僅是考古學的突破,更喚起對絲路文化交流的重新審視。其微型尺度提醒世人:文明的偉大不在於規模,而在於跨越地理與文化界限的韌性。今日的和田,仍以「玉石之鄉」聞名,而佛寺遺址的保護,正為這片土地賦予新的文化維度。

     

     

    澳門航空史系列之五十八

    MATCO興衰是港澳經濟轉型的縮影

    461_05:西德貝克軍事博物館收藏的水陸兩用飛機曾服務於港澳兩地(互聯網圖片)

    1948年7月16日「澳門小姐號」劫機事件後,曾雄霸港澳航線的澳門航空(香港)運輸公司(MATCO)一蹶不振,苦撐一年八個月後,終於1949年黯然結業。然而,這家航司的命運並未就此終結——12年後,其以全新股東陣容重返市場,卻因賭業競爭與交通革新雙重衝擊,於1965年再度慘淡收場。

    MATCO的衰落,與港澳交通格局劇變直接相關。董事總經理羅伯家族長期經營澳門早期賭場,但1961年12月19日,何鴻燊奪得新賭博專營權,並於次日宣佈將引入直升機及高速水翼船,直擊MATCO命門。雖直升機計劃因技術限制擱淺,但何鴻燊旋即從瑞士、意大利引進水翼船,將港澳航程從客輪幾小時縮短至1小時,而且船票票價保持在一般人可負擔的水平。水翼船的普及,令MATCO僅餘零星包機服務,對象是豪富和黃金運輸業務。1962年香港啟德機場擴建後空域管制擴大和加強,水上飛機起降亦受影響,常規航班被迫停航,航司陷入全面停擺。

    1965年1月29日,MATCO正式停業,其港澳獨立實體於1968年申請自願清算。據傳媒披露,復運期間航司專營「黃金航線」,共運送超千萬盎司黃金,未發生任何遺失,經澳門轉運的黃金量遠超居民合法持有總量,足見其「地下金脈」角色之重。

    至於那架Piaggio P136-L2水陸兩用機,其命運更添戲劇性。閒置兩年後,該機於1967年轉至葡屬東帝汶帝力,供何鴻燊旗下賭場接待豪客,卻因當地需求不足長期停飛。1972年,飛機被售予澳洲墨爾本商人比爾·簡(Bill Jane),經改裝並更名為「破裂的鴨子」(Rupture Duck)後,轉至昆士蘭州湯斯維爾執飛短途航線。1974年10月19日,該機首航欣欽布魯克島時遭強風觸礁損毀,雖無人員傷亡,但被判定無法修復,最終殘骸被安置於凱恩斯馬里巴的西德貝克軍事博物館(Sid Beck’s museum),成為航空史與澳門黃金時代的一則註腳。

    MATCO的興衰,是港澳經濟轉型的縮影,其生不逢時,公司成立之初為動盪時期,由最初的為豪富黃金專運商,再因為黃金運輸而招至飛機被劫而經營困難,後又遇上了交通技術革新、市場環境巨變的衝擊,終難逃被捲入歷史深淵的宿命。

    (本系列繼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夫人(二)

    冼夫人的智勇與遠見

    460-01冼夫人畫像(互聯網圖片)

    460-02冼夫人雕塑(互聯網圖片)

    冼夫人成親後,約束本族,讓他們依從「民禮」,冼夫人與馮寶並肩治理地方,共同面對挑戰,攜手解決訴訟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冼夫人展現出了非凡的公正與決心。她深知,要維護地方的穩定,就必須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親疏貴賤,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每當首領中有犯法的,即便是她的親族,冼夫人也堅決不會讓其逃逸。這種公正無私的態度,使得政令得以有序執行,人們不敢輕易違抗,地方治理也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亂爆發,嶺南地區也陷入了動蕩之中。廣州都督蕭勃為了馳援京師,徵召兵馬。與此同時,高州刺史李遷仕也蠢蠢欲動,意圖趁亂佔據大庾嶺口作亂。為了補充兵力,他徵召馮寶前往。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徵召,馮寶有些猶豫,想要前往助戰。然而,冼夫人卻憑借對國家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對時局的敏銳洞察,阻止了馮寶的行動。她指出,朝廷法令嚴明,刺史不得無故徵召太守,而李遷仕此舉無疑是想騙馮寶去參與叛亂。

    冼夫人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幾天後,她的預言果然應驗。李遷仕起兵造反,派遣主帥杜平虜率軍入侵贛石。馮寶聞訊後,急忙告知冼夫人。面對這一緊急情況,冼夫人並沒有慌亂,而是迅速制定了應對策略。她認為,杜平虜是一員猛將,帶領軍隊侵入贛石後,必然會與官兵相抗衡,難以回兵。而李遷仕在州里失去了得力助手,也就沒有什麼作為了。因此,她建議馮寶不要親自前往,而是派使者前往詐降,送上厚禮,並表示自己不敢出來,想派夫人去參拜。李遷仕果然大喜過望,沒有設防。

    冼夫人趁機帶領千餘人,步行挑著雜物,大聲談笑前往送禮。當她們接近李遷仕的柵欄時,突然發起了突襲。由於李遷仕毫無防備,冼夫人的軍隊迅速取得了勝利。李遷仕倉皇逃跑,最終在寧都苟延殘喘。這一戰,不僅彰顯了冼夫人的智勇雙全,也讓她在嶺南地區的聲望更加顯赫。

    戰後,冼夫人帶兵與長城侯陳霸先在贛石相會。她敏銳地察覺到陳霸先的非凡才能和深得眾心的特質,認為他一定能夠剿平賊人。因此,她向馮寶建議,應該重重贊助陳霸先。馮寶經過審時度勢後,同意了冼夫人的建議。在陳霸先建功立業的過程中,冼夫人始終堅定地站在他的一邊,給予他全力的支持。她不僅提供了物資和兵力的援助,還親自前往前線慰問將士,鼓舞士氣。

    冼夫人的遠見卓識和堅定信念,不僅幫助陳霸先取得了勝利,也為嶺南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她深知,只有民族團結、社會穩定,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因此,她始終致力於維護地方的穩定和促進民族的團結。在她的努力下,嶺南地區逐漸擺脫了動蕩和戰亂的影響,迎來了一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460-03呂布與赤兔馬畫作(互聯網圖片)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用以形容人才出眾,猶如三國時期的名將呂布,而他的坐騎則如同那匹名震天下的赤兔馬一樣,同樣卓越非凡。呂布,這位生於公元164年,卒於公元198年的五原郡人,是三國時代一位極具傳奇色彩的武將。

    呂布的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他以其驍勇善戰而聞名於世,但同時,他的性格又多變且勢利,這使得他在歷史上的評價褒貶不一。然而,無論後世如何評判,都無法否認他在三國時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記。

    早年,呂布曾是並州刺史丁原的親信,深得丁原的信任和重用。在丁原的麾下,他擔任騎都尉、主簿等要職,為丁原的勢力擴張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董卓的進京和勢力的崛起,呂布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巨大的轉折。董卓為了收買呂布,暗中許以重利,最終成功使得呂布背叛了丁原,並親手殺死了這位曾經的恩主。

    投奔董卓後,呂布被董卓收為義子,並受到了極高的禮遇和重用。董卓任命他為中郎將,封都亭侯,使得呂布在朝廷中的地位顯赫一時。然而,董卓的脾氣暴躁,與呂布的「父子情誼」並不深厚。一次,因小事不合董卓之意,董卓大怒之下甚至持戟向呂布擲去,險些要了呂布的性命。從此,呂布對董卓心生怨憤,兩人的關係也愈發緊張。

    與此同時,呂布在董卓府中擔任守衛時,與董卓的婢女私通。此事被董卓發現後,呂布更是心驚膽戰,生怕有一天會東窗事發。此時,司徒王允看到了誅殺董卓的良機,他暗中聯絡呂布,挑撥其與董卓的關係,並成功說服呂布加入誅殺董卓的密謀計劃。公元189年,在王允的精心策劃下,呂布親手殺死了董卓,為朝廷除了一大害。事後,王允封呂布為奮武將軍,假節鉞,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因此呂布又被稱為「呂溫侯」。

    然而,董卓的死並沒有為呂布帶來長久的安寧。董卓的舊部李榷等人在董卓死後不久便攻入京城,呂布在倉皇之中帶領數百騎兵出逃。他的妻小雖然被龐舒所隱藏而得以保全,但呂布的勢力卻因此遭到了嚴重的打擊。此後,呂布先後投靠了袁術、袁紹、張楊、張邈、劉備等軍閥,與當時的另一大軍閥曹操多次作戰。儘管呂布驍勇善戰,數次打敗曹操,但最終他還是因剛愎自用,不聽謀士陳宮的建議,而導致了部下的反叛和自身的敗亡。

    漢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部隊攻打呂布的根據地小沛。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呂布因不聽陳宮的良言,導致部下紛紛反叛,最終在白門樓下被曹操擒殺。臨刑前,呂布曾請求曹操留用而免死,但遭到了劉備的反對和嘲諷。最終,呂布被曹操用白布勒死,結束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

    呂布的一生,雖然充滿了爭議和是非,但他的英勇善戰和傳奇經歷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心中。民間流傳著許多關於呂布的故事,如「呂布戲貂蟬」、「轅門射戟」、「三英戰呂布」、「白門樓」等,這些故事不僅豐富了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也讓後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這位三國驍將的傳奇人生。

     

    中國之最(六十七)

    全球最深地下實驗室—錦屏地下實驗室

    460_06:中國暗物質實驗CDEX-1T大型液氮恒溫器(互聯網圖片)

    460_07:中國錦屏地下實驗室一期專案(互聯網圖片)

    在四川錦屏水電站地下2,400米處,有一座全球最深的地下實驗室,它承擔著探索宇宙及研究「暗物質」的重任。2023年12月7日,中國錦屏地下實驗室二期極深地下極低輻射本底前沿物理實驗設施(簡稱「錦屏大設施」)土建公用工程完工,這標誌著位於四川涼山的世界最深、最大的極深地下實驗室正式進入科學運行階段。該設施的落成,不僅為暗物質、中微子、核天體物理等前沿物理科學研究提供極低輻射本底的實驗條件,還為深地岩體力學、深地醫學等深地科學研究開闢了全新的方向。

    錦屏地下實驗室主任、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介紹,錦屏大設施作為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領域的「國之重器」,擁有「極低環境氡析出」、「極低環境輻射」、「超低宇宙線通量」、「超潔淨空間」等多種優勢,成為中國開展暗物質研究的絕佳場所。自2010年一期建成投運以來,錦屏地下實驗室在短短十餘年間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跨越式發展。2014年開始規劃建設二期項目,將地下可用實驗空間從原來的4,000立方米擴增到33萬立方米,相當於8艘中型航母的排水量。這一龐大的空間,意味著可以安裝更大規模的探測器,為多學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錦屏地下實驗室向下埋深2,400米,是世界最深的極深地下實驗室。2,400米厚的岩石等效於7,600米水深,有效阻擋了宇宙射線的干擾,使得宇宙線通量僅為地面的億分之一,僅為意大利格蘭薩索實驗室的百分之一,僅為日本超級神岡實驗室的千分之一。這種近乎絕對「安靜」的實驗條件,為暗物質探測提供了理想的環境。

    目前,首批來自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武漢巖土力學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0個實驗項目組已進駐錦屏大設施開展科學實驗。這些項目涵蓋粒子物理、核天體物理、宇宙學、生命科學、岩石力學等多個領域,充分展示了錦屏大設施作為開放共享的大科學裝置的強大潛力。

    程建平指出,錦屏大設施將逐步發展為多學科交叉的世界級深地科學研究中心。這不僅有助於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實現「跨越式提升」,還將為國家科技創新提供強大的支撐。未來,錦屏大設施將進一步促進國際合作與交流,吸引更多全球頂尖科學家參與其中,共同推動人類對宇宙奧秘的探索。

    暗物質,這個人類肉眼無法看到、天文望遠鏡和電磁學手段也難以捕捉到的神秘物質,被形象地稱為「宇宙幽靈」。據科學家推算,在浩瀚宇宙中,僅有5%的物質是可以被直接觀測到的,其餘95%則由暗物質和暗能量組成。因此,暗物質的研究對於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錦屏地下實驗室之所以能夠成為暗物質探測的理想場所,離不開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技術優勢。錦屏山岩體主要由大理岩構成,本身輻射水平極低,加上實驗室創新設計的10層複雜結構「防護罩」,成功屏蔽了山體產生的水和氡氣。實驗裝置區域的氡濃度僅為國家建築標準的十五萬分之一,低至1mBq/m³,最大程度保證了暗物質探測所需的低本底環境。

    錦屏大設施的正式投入運行,不僅意味著中國在深地科學研究領域邁出了重要一步,更為人類認識宇宙提供了新的窗口。未來,錦屏地下實驗室將繼續發揮其「極低本底」的優勢,吸引更多國際合作項目,並在粒子物理、核天體物理、宇宙學等基礎科學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MATCO復運港澳航線不久又結業

    460_05:往來港澳兩地的Piaggio P136-L2水陸兩用飛機(互聯網圖片)

    「澳門小姐號」劫機事件後,其所屬的澳門航空(香港)運輸公司(MATCO)由經營「黃金航線」賺得盤滿砵滿到步入艱難時期,但因安全隱患、司法爭議及市場競爭加劇,在苦苦撐了一年八個月,最終於1949年結束營運,其經營的港澳航線再度中斷。

    直至到了1960 年,MATCO在香港重組,重組後的公司主要股東是澳門知名人士羅傑·羅伯(Roger Lobo)和商人何鴻燊,之前原公司創始者國泰航空退出。MATCO於1960 年 11月28日透過怡和工程公司訂購了一架全新的飛機。這是一架來自意大利的Piaggio P136-L2 水陸兩用飛機,在香港註冊為VR-HFP,建造編號為243。

    但直到1961年4月8日,這架重達2.2噸、翼展50英尺,長35英尺的水陸兩用飛機運抵達香港。據當時機長接受傳媒時表示,航班計劃每周六天,每天有四個航班,周二沒有航班。原定於上午9點提供一次服務,隨後分別於上午10:40、下午1:30和下午3:00提供其他服務。機長聲稱,這些服務可以增加到每天六次,如果服務成功,公司準備投資購買更多飛機。建議票價為單程50港幣,來回100港幣。

    1961年6月,MATCO的銷售代理商Lotus Tours Ltd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宣傳每天有四班Piaggio 機飛往澳門。廣告並宣傳這個航程為「一次吸煙之旅」,以抽一根煙的時間來突顯航程短暫的賣點,因為當時來回香港和澳門兩地只有慢速的體客輪,航時差不多4小時。當時,澳門機場仍然是原先泛美航空在新口岸所修建水上飛機停泊的坡道和設施。

    MATCO復營後的經營情況並不如股東們想像般如意,在復航了4個月後(1961年10月),MATCO的董事總經理羅傑·羅伯就宣布,MATCO服務將從12月1日起暫停。他當時告訴記者,停航原因是由於澳門港口的登陸條件不佳,珠江三角洲大量泥沙流入,澳門的水位正一天天變淺,他並透露正在與澳門政府協商,希望能夠更好地疏浚港口或修建跑道。他補充停飛後,可能會考慮包機服務,但只有在著陸條件改善的情況下,才會恢復常規航班。

    MATCO之後並沒有恢復常規航班,據1962年12 月2日香港媒體報道稱,Piaggio號載著一船(機)金條前往澳門,按照之前羅傑·羅伯的說話,這應該是包機運輸黃金服務。1964年香港政​​府官方年度報告顯示,MATCO服務列為仍在運作。根據政府民航局報告,MATCO最後一次定期航班於1965年1月29日結束。

    (本系列繼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冼夫人

    嶺南名震古今的女首領

    459-01冼夫人畫像(互聯網圖片)

    459-02冼夫人雕塑(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嶺南地區,有一位卓越的女性領袖,她以非凡的智慧、勇氣和謀略,不僅引領著她的部落走向繁榮,更為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就是冼夫人,一位約在梁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出生於嶺南高涼郡山兜丁村(今廣東茂名電白電城山兜丁村)的傳奇女子。

    冼夫人雖出生在茂名,但其功勳同樣包括了大灣區,甚至可以說是影響整個嶺南地區。冼夫人的家族世代是俚人的首領,這個俚族,乃是壯族先民的分支,他們佔據山洞,擁有部屬十餘萬家,勢力龐大。在這樣一個充滿野性與力量的環境中,冼夫人自幼便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賢明與多謀。她的家族有一個獨特的傳統——女性世襲首領制度,正是這一制度,讓年少時的冼夫人得以世襲成為大首領。她不僅統率著本部落的民眾,更能夠約束部下,行兵布陣,鎮服百越,使得本鄉信義卓著。

    然而,冼夫人的領導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越人的風俗「好相攻擊」,她的兄長冼挺,時任南梁州刺史,便常常恃強侵略、掠奪鄰近州縣。面對這樣的局面,冼夫人沒有選擇沈默或逃避,而是多次規勸冼挺,最終使別郡的怨隙得以止息。她的威望也因此日益顯著,南海沿海地區(古代包括越南沿海地區)和瓊州海峽對岸的海南島共一千多個部落,都紛紛歸附在她的統領之下。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梁朝為了加強對嶺南的管治,在嶺南設置了高州、羅州。冼夫人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時機,上書朝廷提出在海南島設置崖州。梁朝採納了她的建議,冼夫人也因此將自漢代以來脫離了中央近六百年之久的海南島,重新收歸國家管理。她在海南島恢復郡縣制,大力推行教育和發展生產,為唐宋以後對南海諸島的管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冼夫人的命運再次迎來了重大的轉折。羅州刺史馮融聽說冼夫人有志行,便全力促成其子、時任高涼太守的馮寶與冼夫人的聯姻。這場被稱為「馮冼聯姻」的婚禮,規模宏大,觀禮者眾多,成為了嶺南地區的一大盛事。婚禮中,冼夫人執扇掩面,行「卻扇禮」,這一婚俗起源於晉代,盛行於唐宋,足見婚禮之隆重與正式。這場聯姻不僅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更是中原漢族與嶺南俚族的融合,象徵著地方勢力與中央政權的合作與共贏。

    馮融本是北燕的後裔,其家族歷史可追溯至北燕末代君主馮弘。當初,馮弘投奔高麗時,派馮融的祖父馮業帶著三百人過海歸宋,從此留在新會。從馮業到馮融,三代都是高涼太守。婚後,冼夫人與馮寶攜手並進,共同治理嶺南。她輔佐馮寶平息了今廣東省境內的俚族原住民與中原人士的衝突,促進了中原人和俚族的和解與融合。同時,她還引海南島各部落歸附南梁,並再次請設崖州,使海南島再次成為古代中國中央王朝設立的正式政區。

    在治理過程中,冼夫人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她不僅約束本族,讓他們依從「民禮」,還親自參與解決訴訟問題。每當首領中有犯法的,即使是親族,她也沒有使其逃逸。這種公正無私的態度,使得政令得以有序執行,人們不敢違抗。嶺南地區也因此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繁榮。

     

     

    無顏見江東父老

    459-03項羽雕塑(互聯網圖片)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有許多英雄豪傑的故事被廣為流傳,其中項羽的悲壯故事尤為引人注目。尤其是那句「無顏見江東父老」,更是成為了流傳千古的佳話,深刻描繪了項羽在失敗面前的複雜情感與高尚情操。下面,就讓我們一同走進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重新品味項羽的英勇與悲壯。

    公元前202年,楚漢爭霸的烽火已經燃燒了數年之久。在這一年的冬天,項羽的軍隊在垓下(今安徽靈璧縣東南)遭遇了劉邦大軍的重重包圍。面對敵人數量上的絕對優勢,項羽的軍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漢軍為了徹底瓦解項羽的鬥志,採用了「四面楚歌」之計。夜深人靜之時,漢軍在軍營中唱起了楚地的歌謠,那熟悉的旋律如同鋒利的刀刃,深深刺痛了項羽和他的士兵們的心。他們誤以為楚地已經盡失,軍心開始動搖,士氣低落到了極點。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項羽展現出了他作為一代梟雄的果敢與決絕。他率領八百騎兵,趁著夜色突圍而出,試圖尋找一線生機。然而,漢軍並未善罷甘休,他們緊隨其後,緊追不捨。在逃亡的過程中,項羽一行人來到了烏江岸邊。此時,烏江亭長已經備好船隻,靜靜地等待著項羽的到來。他深知項羽的英勇與威望,也明白項羽對於江東父老的重要意義。因此,他極力勸說項羽渡江逃生:「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言下之意,只要項羽能夠渡過烏江,回到江東,憑借著江東的土地和人口,他完全有可能東山再起,繼續與劉邦爭奪天下。

    然而,面對亭長的勸說,項羽卻陷入了深深的沈思之中。他回想起了自己當年帶領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西徵的壯志豪情,也想起了他們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英勇身影。然而,如今卻只剩下了他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他深知自己已經辜負了江東父老的期望,沒有能夠帶領他們走向勝利。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又有何顏面再回去見他們呢?

    「我帶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西徵,如今無一生還,即便江東父老憐惜我而擁我為王,我又有何顏面見他們?」項羽的話語中充滿了無奈與愧疚。他拒絕了亭長的勸說,決定以自己的生命來詮釋「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他將自己的戰馬贈予了亭長,那匹跟隨他徵戰沙場五年的戰馬,曾經所向無敵,一日千里。如今,他卻只能忍痛割愛,將它托付給亭長。

    隨後,項羽下馬與追上來的漢軍展開了殊死搏鬥。他一人殺死數百名漢軍,展現出了驚人的戰鬥力。然而,在混戰中,項羽還是被漢軍中的熟人認了出來。面對死亡,項羽表現出了驚人的從容與坦然。他對那人說:「我聽說劉邦用千金和封邑懸賞我的頭顱,不如我今天就把這份懸賞送給你吧!」說完,他拔劍自刎而死,用自己的生命為這段悲壯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項羽的自殺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終結,更是楚漢爭霸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他的悲壯故事和「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典故被後人廣為傳頌。這個典故不僅體現了項羽的尊嚴與悲壯,也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

     

     

    中國之最(六十六)

    最深地鐵站—重慶39層樓高的紅岩村站(二)

    459_06:紅土地站擁有91部電扶梯的換乘站(互聯網圖片)

    459_07:紅土地站10號線月台(互聯網圖片)

    繼紅岩村站以116米深度成為中國最深地鐵站後,另一座「地下巨無霸」——10號線紅土地站同樣引人注目。這座埋深94.5米、擁有91部電扶梯的換乘站,與紅岩村站共同書寫了重慶地鐵的「深度」傳奇。它們不僅是技術的突破,更是城市精神的象徵。

    紅土地站:31層樓下的超級工程
    2017年開通的紅土地站是重慶軌道交通6號線與10號線的換乘樞紐,最大埋深達94.467米,相當於31層樓的高度。其建造難度不亞於紅岩村站:陡峭的坡道使材料運輸完全依賴人工,每增加一級施工台階,難度便成倍增長。

    為攻克技術難題,中鐵六局首創「雙側壁九部鑽爆開挖法」。施工團隊將476平方米的隧道斷面劃分為「井」字形的九個小洞,像拼圖一樣依次爆破開挖,再拼接成整體。這一工藝需精確至毫米級,稍有不慎便會引發塌方。此外,團隊還定制了重達260噸的襯砌台車和70噸的防水鋼筋作業台架。這些「巨無霸」設備需拆解成零件運入隧道,由15名工人耗時一個月組裝完成,其規模在國內地鐵建設中罕見。

    紅土地站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其91部電扶梯組成的「超級網絡」。乘客從10號線站台到地面,需連續換乘四級扶梯,再轉乘6號線的兩級扶梯,全程宛如一場「地下登山」。這一設計不僅解決了深層換乘的痛點,更讓紅土地站成為中國電扶梯數量最多的地鐵站。

    紅岩村站與紅土地站:深度背後的技術對決
    若將紅岩村站與紅土地站比擬為「地下雙雄」,兩者的技術路線各具特色。紅岩村站憑藉礦山級的反井鑽機工藝和高速垂直電梯群脫穎而出;紅土地站則以「九宮格」鑽爆法和電扶梯網絡取勝。

    值得注意的是,兩座車站的設計均體現了重慶地鐵的「以人為本」。紅岩村站的三部高速電梯可將99米的垂直行程縮短至53秒;紅土地站的91部扶梯則確保了龐大客流的快速疏散。這些創新不僅是工程智慧的結晶,更是對山城特殊地形的極致適應。

    深層地鐵站的建設,為重慶帶來了顯著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以紅土地站為例,其開通後日均客流迅速突破10萬人次,有效緩解了周邊區域的交通壓力。而紅岩村站更成為「網紅打卡點」,吸引大量遊客前來體驗「地心之旅」,間接帶動了當地旅遊業。

    此外,這些超級工程也推動了技術進步。紅土地站的「九宮格」工藝已申請國家專利,未來或將應用於其他山地城市的地鐵建設;紅岩村站的垂直電梯群則為深層地下空間開發提供了新思路。

    網民熱議:從「地心恐懼」到「城市自豪」
    對於重慶市民而言,這些深層地鐵站既是日常通勤的必經之路,也是城市自豪感的來源。社交媒體上,網友們的評論兩極分化:有人戲稱「每天上班像下礦」,也有人感慨「這才是真正的基建狂魔」。

    有趣的是,兩座車站還催生了獨特的「地鐵文化」。在紅土地站,乘客們會計算換乘扶梯的級數;在紅岩村站,高速電梯的耳鳴感成為話題。這些細節讓冰冷的工程設施充滿了人情味。

    從紅土地站到紅岩村站,重慶地鐵的「深度」紀錄不斷被刷新。這不僅是技術實力的展現,更是一座城市對極限的挑戰。未來,隨著更多軌道線路的開通,重慶或將繼續向地心進發,書寫更多「不可能」的傳奇。

     

     

     

    案犯黃裕逃過法律制裁

    459_05:黃裕照片(互聯網圖片)

    1948年7月16日傍晚六時許,一架名為「澳門小姐」號的水陸兩用飛機遭劫持失事,機上除一名自稱黃裕的生還者外,其餘23人全部罹難。司警調查此案時,因黃裕對案情三緘其口,遂設計找人假扮劫機者同鄉前往探病。探病期間,假扮者透露其他劫機者仍生還,且指控黃裕為主謀,令黃裕在氣憤之下供出作案經過。

    黃裕的供詞被司警預先秘密安置的錄音設備完整錄下,此供詞與司警打撈上來的發動機殘骸上發現的子彈、彈殼、屍體槍傷及飛機機身的彈孔高度吻合。經查,黃裕與案中另外三名中國籍死者(趙一明、趙昌、趙三才)合謀劫機,計劃將「澳門小姐」號飛機劫持至小赤坎降落,再行劫機上所有黃金財物。然而,因機師及乘客反抗,趙一明開槍射殺機師及反抗者,機師屍體倒在控制台上致飛機失控墜海。黃裕當時坐在飛機尾部,腳部受傷,在飛機沉入水中時搶到一件救生衣,從破窗逃出飛機而倖免於難。

    黃裕的口供加上物證,其被定罪似乎毫無懸念。然而,黃裕被送上法庭時卻否認了先前的口供,他聲稱在醫院與「同鄉」的對話只是玩笑。而司警偷錄的黃裕口供因涉及搜證的正當性問題,不被法庭接納。此外,大部分受害乘客來自香港,且飛機的註冊公司所在地為香港,故該案應交由香港當局處理。然而,澳葡當局無權對在國際空域的英國飛機(在香港註冊)上犯下罪行的人進行判刑。港英政府則指出,事件發生於中國地區內,香港無權提出檢控。儘管此案造成26人死亡,但竟無政府有法律依據起訴犯案者。直至1951年6月11日,即劫機事件發生三年後,黃裕未經審判便從澳門監獄獲釋,並被澳葡當局驅逐回中國。據傳,黃裕獲釋後返回中山老家,並未改過自新,中國解放初期,他因再度作奸犯科入獄四年,卒於1968年。

    此案為世界上首宗劫持商業航班事件,亦是首宗因劫機導致死亡的罪案。劫機事件發生後,「澳門小姐」號所屬的澳門航空運輸公司僅經營一年八個月便宣告結業,港澳航線再度中斷。

    從此事件可見,當時國際航空法存在顯著缺陷,未能有效應對此類新型犯罪。在接下來的30年裡,劫機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其中,1968年至1977年,年平均事故發生率上升至41起。隨著劫機現象的猖獗,國際民航組織(ICAO)開始對非法行為進行定義,並最終促使ICAO各締約國達成共識,在《東京公約》中增加了相關規定(第11條)。然而,這項措施僅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將飛機的控制權交還給合法機長,並要求著陸國允許機組人員和乘客繼續飛行,將飛機和貨物歸還給合法有權接收的人,並未能有效遏制劫機行為。

    隨後的《海牙公約》則對劫機者的懲罰和引渡作出了更嚴格的規定,要求劫機者所在的所有締約國對劫機者進行懲罰或引渡,無論劫機者的國籍是什麼,也無論其罪行發生在何處。這一系列措施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國際社會對劫機犯罪的打擊力度,但劫機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國際航空安全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本糸列待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屈大均

    屈大均反清失敗終成文壇代表

    458-03晚年屈大均像(互聯網圖片)

    458-04屈大均的《行草祝壽詩》(互聯網圖片)

    屈大均(1630—1696),字介子,號翁山、萊圃,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嶺南三大家」之一。他一生堅守民族氣節,矢志抗清,同時以詩文記錄時代變遷,被譽為「廣東徐霞客」。其作品充滿家國情懷與歷史滄桑,在清初文壇獨樹一幟。

    屈大均生於廣州南海西場(今荔灣區),幼名邵龍,因父親屈宜遇入贅邵家,故隨母姓。十歲時,隨父歸宗,恢復屈姓,改名大均。他自幼聰穎,早年師從抗清志士陳邦彥,深受其忠義思想影響。1646年,清軍攻陷廣州,次年(1647),年僅17歲的屈大均投身陳邦彥、陳子壯等人的抗清義軍。然而起義失敗,陳邦彥慘遭清軍殺害,屈大均冒險收斂其遺骨,展現出非凡的膽識與忠義。

    1649年,屈大均赴肇慶向流亡的南明永歷帝呈《中興六大典書》,獲授中秘書職。但不久父親去世,他不得不返鄉守孝。1650年,清軍再圍廣州,為躲避迫害,他遁入番禺雷峰山海雲寺出家,法名今種,號死庵,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的決心。

    1652年後,屈大均以雲遊為名,奔走南北,聯絡各地反清力量。他北游關中、山西,東至江南,謁明孝陵,登北京景山哭祭崇禎帝殉國處,並與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等遺民學者交往。在遼東,他憑吊袁崇煥故壘,寫下《出塞》《塞上曲》等慷慨詩篇。

    1659年,鄭成功、張煌言聯軍沿長江北伐,連克蕪湖、徽州等地,屈大均暗中聯絡會稽的魏耕、祁班孫等人策應。但鄭軍最終兵敗,抗清形勢急轉直下。1660年,屈大均赴南京,與朱彝尊同游山陰,繼續參與秘密抗清活動。1662年,魏耕等人因「通海案」被清廷處死,屈大均被迫避居浙江桐廬。

    1665年,屈大均攜友人杜恆燦赴陝西,與關中名士王弘撰、李因篤交遊,登華山訪古,並續娶明將王壯猷之女王華姜。此後數年,他往來山西、北京等地,與顧炎武、傅山等遺民學者切磋學問,同時以詩文寄託故國之思。

    1673年,吳三桂起兵反清,屈大均一度赴廣西投軍,任按察司副使。但發現吳三桂並無恢復明室之志,遂托病辭歸。1683年,隨著台灣鄭氏降清,反清復明希望徹底破滅,屈大均最終歸隱番禺,專注於著述與地方文獻整理,編纂《廣東新語》等著作,保存嶺南歷史文化。

    屈大均的詩文雄渾悲壯,兼具李白之豪放與屈原之沈鬱,代表作如《壬戌清明作》《魯連台》等,充滿亡國之痛與民族氣節。他的遊記亦極具史料價值,如《登華記》記錄華山險峻,《塞上曲》描繪邊關蒼涼,展現其「行萬里路」的閱歷。

    1696年,屈大均病逝,終年67歲。因生前著作多有「悖逆之詞」,其家人不敢公開其墓地。直至雍正七年(1730),其子屈明洪自首,清廷查抄其文集,本欲掘墓戮屍,因雍正帝特赦而免禍。1928年,後人重新修葺其墓,以彰其志。

    屈大均一生堅守氣節,以詩文抒寫家國情懷,成為明清之際遺民文人的代表。他的著作與精神,至今仍是嶺南文化的重要遺產。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458-01高洋畫像(互聯網圖片)

    458-02古代君子均愛配戴玉器(互聯網圖片)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一則源自南北朝時期的故事,最早見於《北齊書·元景安傳》。其字面意思是寧願做珍貴的玉器而破碎,也不做低賤的瓦器得以保全,比喻寧可為了正義和尊嚴犧牲,也不苟且偷生。

    公元550年,北朝的東魏大將軍高洋逼迫東魏孝靜帝元善見退位,隨後自己登基建立了北齊王朝。次年他又殺死了孝靜帝和他的三個兒子。有一年,出現了日食的現象,高洋覺得這是不祥之兆,心裡很害怕。原來,在古時候,人們對一些比較異常的自然現象是非常重視的。如果發生了日食、地震之類的事情,人們就會認為是不吉利的徵兆,會採取一些措施去輓救。於是,高洋就去問一位親信。

    因為高洋的皇位是從東魏元善見手上搶來的,所以高洋一直就沒有安心過,他害怕別人又從自己手上把皇位奪走。他問那位親信:「以前王莽奪取了漢朝的天下,為什麼後來光武帝劉秀又能把天下奪回去?」

    那位親信知道高洋的心思,就說:「這是因為王莽奪取了漢朝的天下以後,沒有把劉氏宗室殺光。要是他當時把劉氏宗室斬盡殺絕了,後面就沒有劉秀了。」於是,高洋就把元氏宗室近親四十多家、七百多口全部殺死了。

    消息傳出來以後,剩下的元氏遠房宗族都非常害怕,他們立刻聚集在一起商量自救的辦法。有個叫元景安的縣令想了個主意,他說:「我們現在要想保住性命,恐怕就不能再姓元了。我們應該請求皇上,讓他賜我們改姓高。」

    元景安有個堂兄,名叫元景皓,是個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決反對改姓,他說:「我們怎麼可以為了保住性命,就拋棄自己的姓而改姓別人的姓呢?這不是連祖宗都不要了嗎?大丈夫寧可做玉器被打碎,也不能夠為了保全自身而去做瓦器!我寧願保持氣節而死,也絕不願意為了活命而忍受改姓的屈辱!」第二天,元景安把元景皓的這番話告訴了高洋,高洋立即將元景皓斬首。但高洋也於三個月後病死。十八年後,北齊宣告滅亡。

    高洋殘暴多疑,僅在位十年便暴斃,其政權十八年后土崩瓦解。而元景皓的錚錚鐵骨,反令其名垂青史。可見,苟且或許能換一時安穩,但唯有堅守氣節,方能贏得歷史的尊重。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玉」象徵高潔、堅韌與不可玷污的品格。玉的硬度雖非最高,但其韌度極強,寧可斷裂也不輕易彎折,正如君子「寧折不彎」的風骨。而「瓦」由泥土燒制,可隨意塑形,遇壓即碎,暗喻趨炎附勢、喪失原則的生存方式。

    孟子曾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這與「玉碎瓦全」的價值觀一脈相承——當生命與道義衝突時,真正的勇者會選擇捍衛尊嚴。歷史上,屈原投江明志、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近代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等事例,皆是對這一精神的踐行。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僅是歷史典故,更是一種文化基因。它提醒我們,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有所堅守。無論是個人品格還是民族精神,唯有在關鍵時刻敢於「玉碎」,才能鑄就不可摧毀的尊嚴。正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或朱自清拒領美國救濟糧,這些選擇雖微小,卻照亮了人類文明的高度。

     

     

    中國之最(六十六)

    最深地鐵站—重慶紅岩村站(一)

    458_06:市民需連乘8段扶梯才能到達站台(互聯網圖片)

    458_07:紅岩村站口(互聯網圖片)

    重慶,這座被譽為「魔幻8D」的城市,以其獨特的地形和交通設施聞名於世。從地面上的「輕軌穿樓」到地下的全國最深地鐵站,重慶不斷刷新著人們對城市基建的認知。2022年啟用的軌道交通9號線紅岩村站,以116米的深度成為中國最深、世界第二深的地鐵站,其建造過程和運營體驗無不令人驚嘆。這不僅是一座地鐵站,更是一座見證工程奇跡與城市精神的地標。

    紅岩村站:深度與難度的雙重挑戰
    紅岩村站位於重慶市渝中區,坐落在經緯大道與沙濱路之間,是軌道交通9號線的第六個車站。車站總長262.3米,淨寬21.23米,軌面埋深達106.37米,最大深度為116米,相當於40層樓的高度。這一深度不僅超越了國內所有地鐵站,更在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北韓平壤的200米深地鐵站。

    車站的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由於重慶獨特的山地地形,紅岩村站依山而建,施工地塊緊鄰陡峭邊坡,可用空間極為有限。車站採用地下雙層暗挖形式,單拱雙層結構,涉及11個豎井,累計深度達692米。施工過程中,工人們每天需耗時38分鐘攀爬進出站台,歷時400多天才完成這條「穿山長龍」的貫通。

    為應對複雜的地質條件,施工團隊創新性地採用了礦山施工技術——反井鑽機溜渣工藝。這一技術在地鐵建設中極為罕見,卻在紅岩村站的建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確保了工程的高效與安全。

    魔幻體驗:8段扶梯與53秒高速電梯
    對於乘客而言,紅岩村站的深度帶來了獨特的乘車體驗。從4號入口到站台層,需連續乘坐8段自動扶梯,耗時約10分鐘。全程不斷下行的扶梯,讓不少乘客直呼「像在通往地心」。有網友調侃:「從第一個扶梯開始聊天,到坐上車都能和陌生人變成熟人了。」

    為節省乘客時間,車站特別設置了三部高速垂直電梯,每部可容納21至23人。這些電梯以每秒2.5米的速度運行,僅需53秒即可完成99米的垂直升降。不過,高速運行帶來的輕微耳鳴感也成為乘客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此外,車站還配備了一部備用扶梯,以增強消防疏散能力,體現了設計者對安全的高度重視。

    工程奇跡背後的「紅岩精神」
    紅岩村站不僅是一座交通樞紐,更是重慶「紅岩精神」的載體。站廳內的四幅褐色浮雕《紅色三岩》、《重慶談判》、《霧都明燈》、《獄中八條》,以藝術形式再現了重慶的紅色歷史。這些作品與車站的場域空間相結合,讓乘客在匆忙的行程中也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

    車站的建設過程同樣體現了「紅岩精神」。面對陡峭的地形、緊張的施工條件和巨大的開挖斷面,建設者們以頑強的毅力攻克難關,最終完成了這一「不可能任務」。中建隧道的負責人表示:「紅岩村站的建成,是技術與意志的雙重勝利。」

    網民熱議:打卡「地心之旅」
    自開通以來,紅岩村站迅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門打卡點。試運營期間,車站日均客流達11.6萬人次,不少乘客專程前來體驗「地心之旅」。網友們的評論充滿幽默與驚嘆:「感覺是下地獄」、「你要是怕深,我勸你還是別來重慶」、「這要是停電了咋辦?」。這些調侃背後,是對重慶魔幻交通的由衷讚嘆。

    紅岩村站的建成,不僅是中國地鐵建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更是重慶這座「魔幻城市」的又一傳奇。它以其驚人的深度、創新的技術和獨特的文化表達,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基建的實力與魅力。未來,隨著更多類似工程的湧現,重慶必將繼續書寫屬於它的城市神話。

     

     

    黃裕供出「澳門小姐」號被劫過程

    458_05:「澳門小姐」號飛機失事的報道(互聯網圖片)

    司警調查「澳門小姐」飛機墮機原因,所有線索都指向了械劫飛機的可能性。而機上四名中籍男子,包括唯一生還者黃裕的身份可疑,司警使計巧妙地查出四人的身份,發現三名無人認屍的中籍男子分別叫趙一明、趙昌、趙三才,趙一明曾是軍人,是名被革職的飛機師。四人在斗門是被稱為「大天二」的惡霸,而且黃裕有持槍行劫的歷史。由於黃裕對案情三緘其口,司警於是再使計,安排警員假扮交通意外傷者,睡在黃裕病床的旁邊病床,房裡藏匿了錄音設備,讓警員與黃裕混熟來套取案情,但並不成功。

    為此,司警又生一計,安排一名操著中山斗門的鄉音的男子探病,按照計劃,探病者扮演局內人,他見了黃裕自稱是團伙一份子,並向黃裕說劫機事件已經曝露了,趙一明、趙昌、趙三才三人在飛機失事後,被香港的英國軍艦救起,他們在香港警方偵訊下,他們供出劫機過程,並一同指證黃裕是案件的策劃人,負責買槍,並迫他們犯案。他們又指控黃裕在機上開槍打死了人,並帶備了一份外文報紙上,證明他所說非詐。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內部消息」,黃裕終於卸下了防備。他氣憤地表示:「明明是阿明(趙一明)策劃的,他懂得駕飛機,要不是他,我們又怎會選飛機來行劫?我才是『跟班』啊!」

    在黃裕的憤怒吐露中,整個劫機事件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原來,他們看中「澳門小姐」返程飛機上的乘客多為富豪,身懷巨款或黃金,於是賣掉田地購置槍械,計劃打劫機上的黃金。

    在登機時,他們將槍支藏於褲管中成功帶上飛機。按照原先計劃,趙一明和趙昌坐在機師後面負責奪取控制權,由趙一明駕駛;而趙三才和黃裕則分別坐在中間和機尾,負責脅持乘客。

    然而,事情並未如他們所願。被劫持的外籍乘客並不合作,其中德士古石油駐港副經理史超域趁機向趙三才反擊;而軍人出身的副機師麥都夫也向趙昌出手還擊。機長嘉拉馬更是配合反攻,大力扭動駕駛盤導致飛機側傾。在此混亂中,趙一明向嘉拉馬和麥都夫開槍,嘉拉馬的屍體壓在駕駛盤上無法移開,最終飛機直衝大海失事。

    (本糸列待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陳恭尹

    陳恭尹移志詩詞歌賦成嶺南三大家

    457-01陳恭尹畫像(互聯網圖片)

    457-02陳恭尹書法(互聯網圖片)

    在清朝初年的嶺南地區,有一位以抗清之志和詩文才情著稱的傳奇人物,他便是陳恭尹。陳恭尹,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字元孝,初號半峰,晚號獨漉子,又號羅浮布衣,是廣東順德縣(今佛山順德區)龍山鄉人,著名抗清志士陳邦彥之子。他的一生,既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抗清史詩,也是一曲哀婉動人的遺民悲歌。

    陳恭尹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陳邦彥是明末嶺南抗清的主力,與陳子壯、張家玉一起,被尊為「嶺南三忠」。在父親的熏陶下,他自幼便立志報國,攻讀詩書,擅長寫作。然而,命運卻在他年僅十六歲那年發生了巨變。隆武二年(1646年),清軍攻陷廣州,陳邦彥舉兵抗清,不幸兵敗被俘,被清軍寸磔於市。在這場災難中,陳恭尹僥倖逃脫,但全家除他外均遇難。這場喪親之痛,如同一道深深的烙印,永遠地刻在了他的心上,直到晚年仍無法釋懷。

    喪父之後,陳恭尹為了報家仇國恨,毅然投身於反清鬥爭之中。他往返於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聯繫各地的抗清義軍,為恢復大明江山而不懈奮鬥。然而,南明永歷十六年(1662年),南明永歷帝被清廷俘獲處死,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讓陳恭尹深感絕望。他中止了聯絡反清志士的活動,潛居家鄉專致讀書達十幾年之久。在這期間,他與名詩人屈大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一度與平南王尚可喜有詩詞唱酬的交往。

    然而,命運似乎並不打算輕易放過這位悲情的遺民。永歷三十二年(1678年),因與尚可喜有舊交,陳恭尹被指涉嫌參與「三藩之亂」而遭官府逮捕下獄。被關押半年後,他才得以出獄,並定居在廣州城南。這次牢獄之災,讓他的意志更加消沉,他移志於詩詞歌賦的創作,與友人結成詩社相互唱和,被時人稱為「嶺南七子」。

    陳恭尹的詩才橫溢,尤擅七律詩。他的詩大多以感懷身世、矢志抗清、反映民疾及描述嶺南風物為主題。在他的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家仇國恨的深深懷念,對大明江山的無限眷戀,以及對清朝統治者的深深不滿。他的詩風沉鬱頓挫,情感真摯動人,被譽為嶺南詩壇的瑰寶。

    除了詩歌之外,陳恭尹還擅長書法,尤其是隸書。他的隸書書法為清初獨步廣東的第一人,遺著有《獨漉堂集》。這部作品不僅是他詩歌才華的結晶,更是他抗清之志和遺民情懷的見證。

    晚年的陳恭尹,雖然多與清廷權貴唱酬,但始終不肯出任新朝的官職。他為其居所取名「獨漉堂」,以暗喻家仇未報、匡復之志未滅之意。他自稱「羅浮布衣」,寄情詩酒,以遺民身份終老。他的這種堅守和執著,讓人深感敬佩。

    然而,陳恭尹的晚年生活也並非一帆風順。他曾被梁槤當面叱問「何事而僕僕走風塵」,又被譏諷「可憐一代夷齊志,錯認侯門是首陽」。這些譏諷和指責,無疑是對他堅守遺民身份的莫大諷刺。但陳恭尹並未因此而改變初衷,他終其一生仍不仕清。這種堅守和執著,讓人看到了他作為一位遺民的堅韌和勇氣。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陳恭尹在廣州病逝,葬於市郊祥雲嶺南麓。他的一生雖然充滿了坎坷和不幸,但他的抗清之志和詩文才華卻永遠地留在了人們的心中。他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忠誠和堅守,成為了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

     

     

    玉不琢,不成器

    457-04玉石未經打磨外表如石頭(互聯網圖片)

    「玉不琢,不成器」,這是一句流傳千古的至理名言。它原本出自西漢學者戴聖所著的《禮記·學記》,原文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這句話以玉石為喻,形象地闡述了教育與人才培養的重要性。玉石,原本只是山中一塊質樸的石頭,唯有經過匠人的精心雕琢,方能成為光彩照人的玉器。同樣,人若未經過良好的教育和培養,也難以成為社會的棟梁之才。

    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戰國時期,楚國就有一位名叫卞和的石匠,他因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荊山發現了一塊看似普通卻內藏寶玉的巨石。卞和深知此石非同小可,於是決定將其獻給國君。然而,命運似乎總在與他開玩笑。先是楚厲王派人來檢查,結果使者認為這只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卞和因此被砍去了左腳。楚厲王去世後,楚武王繼位,卞和再次獻玉,卻又因同樣的原因被砍去了右腳。直到楚文王登基,卞和抱玉痛哭三天三夜,終於感動了文王。文王命人剖開石頭,裡面果然有一塊價值連城的寶玉,後來被雕琢成了著名的「和氏璧」。

    卞和的故事告訴我們,玉石的價值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需要經過一番艱苦的雕琢才能顯現。同樣,人的價值也並非天生就有,而是需要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來塑造和提升。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無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把雕刻刀,幫助我們去除身上的瑕疵和缺點,讓我們的內心變得更加純淨和美好。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像卞和那樣堅守信念、執著追求。宋朝有個叫方仲永的孩子,天資聰穎,四五歲時便能即興作詩,且詩句通順、文采斐然。這一天賦很快便傳遍了鄉里,方仲永也因此成了遠近聞名的小神童。然而,方仲永的父親卻並未因此重視兒子的教育,反而利用兒子的天賦到處炫耀、賺錢。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方仲永的才華逐漸枯竭,到了二十歲時,他的詩作已經遠不如同齡人了。最終,他泯然眾人矣,徹底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方仲永的故事無疑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劇。它告訴我們,即使擁有再高的天賦和才華,如果不加以培養和鍛鍊,最終也會變得平庸無奇。這正如一塊未經雕琢的玉石,即使質地再好,也難以展現出它的美麗和價值。因此,對於每個人來說,無論天賦如何、起點高低,都應該珍惜每一次學習的機會,不斷充實自己、提升自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成為真正有用的人。

    在當今社會,知識和技能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人們面臨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因此,我們更需要像雕琢玉石一樣雕琢自己,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技能,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我們還要注重培養自己的品德和修養,做到德才兼備、全面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穩、更精彩。

     

     

    中國之最(六十五)

    古鎮最多的地方——江蘇及四川(五)

    457_06:李莊草龍舞(新華社圖片)

    457_07:李莊白肉(互聯網圖片)

    上文講述了江南和四川李莊建築的分別,而在文化方面,兩者皆有所不同。江南水鄉的節慶多泛舟賽龍,李莊的靈魂卻在一條「草龍」上。

    稻草幻化金龍:省級非遺的千年密碼

    起源於唐代的李莊草龍舞,以稻草紮製龍身,九節龍軀靈動如真。舞者赤膊上陣,在鑼鼓與煙花中騰挪翻滾,龍頭昂首時,稻草的金黃與火光交織,彷彿神龍浴火重生。2011年,這項技藝列入四川省非遺名錄,但最動人的場景仍在街頭:正月裡,老藝人帶著孫輩紮龍,邊搓草繩邊講「禹王治水」的傳說,非遺傳承就在這絮語中生生不息。

    川劇座唱:碼頭文化的聲色記憶

    「變臉」「噴火」非川劇全部,在李莊的茶館裡,「座唱」才是正宗。無妝容、無戲服,一把胡琴、幾面鑼鈸,老票友圍坐清唱《秋江》《迎賢店》。唱到精彩處,茶客擊節叫好,跑堂拎著長嘴銅壺來個「蘇秦背劍」,滾水準確注入蓋碗,一滴不灑。這種「戲在生活裡」的質樸,與江南崑曲的雅緻形成鮮明對照,卻更貼近巴蜀的市井煙火。

     舌尖巴蜀:一花二黃三白的味覺江湖

    李莊鎮擁有風味獨特的飲食文化,以「一花、二黃、三白」為代表的李莊特色飲食文化:「一花」即李莊椒鹽花生,「二黃」是李莊黃粑、以黃辣丁為代表的長江河鮮,「三白」為白肉、白酒、白糕,食後回味悠長。

    1. 李莊白肉:刀尖上的藝術

    江南菜講究「濃油赤醬」,李莊美食則追求「本味至鮮」。一道白肉,選用川南土豬後腿,煮熟後以大刀片成長20公分、厚1毫米的薄片,對燈透光可見紋理。蘸水是靈魂:辣椒油、蒜泥、醬油、白糖調和,入口鮮辣回甘。老師傅片肉時,刀刃與砧板撞擊的「噠噠」聲,本身就是一場非遺表演。

    1. 黃粑與白糕:碳水化合物的詩意

    黃粑以糯米紅糖包裹良薑葉蒸製,撕開瞬間,琥珀色的糖汁緩緩流淌;白糕則用糯米粉發酵,口感綿軟如雲,當地人笑稱「吃一口,甜到夢裡去」。這些樸實的點心,曾是碼頭工人的充飢糧,如今化作遊客必帶的伴手禮。對比江南的桂花糕、綠豆糕,李莊糕餅少一分精巧,多一分粗糲的滿足感。

    月映荷田,新舊共生的當代啟示

    1. 月亮田景區:戰火餘暉下的文創覺醒

    昔日中國營造學社的駐地,如今蛻變為「月亮田景區」。梁林舊居修舊如舊,案頭鎮紙壓著泛黃的建築草圖;李莊文化博物館內,互動螢幕展示著旋螺殿的榫卯拆解動畫。最妙的是「月映荷池」:夜幕降臨,數百盞地燈模擬星斗倒映水中,與古鎮的紅燈籠輝映,彷彿當年的學者在荷香中重聚,暢談「建築可閱讀,街區可漫步」的理想。

    1. 古鎮新生:從「保護」到「共創」

    李莊拒絕成為僵化的「標本」。在席子巷,老篾匠教遊客編竹器,收入用於古宅維護;旋螺殿旁開設「榫卯工坊」,孩子們用木塊拼搭古建模型。這種「居民主導、文旅反哺」的模式,與江南古鎮的商業化路徑截然不同,卻讓李莊在現代化浪潮中守住魂、留住人。

    有人說,江南水鄉是「被時光遺忘的盆景」,而李莊卻是「長江沖刷出的活史書」。在這裡,戰火與學術碰撞出文明的火花,草根與精英共築精神的家園。

     

     

    澳門小姐」號機上中國籍乘客大有來頭

    457_05:打撈上來的「澳門小姐」飛機殘骸(互聯網圖片)

    1948年7月16日傍晚6時許,「澳門小姐」飛機墮機後,機上除了一名叫黃裕的中山男子獲救外,機上的其餘26人全部罹難。死者屍體和飛機經救援人員打撈後,調查事件的司警發現飛機內壁有數道清晰可見的彈痕,並找到了兩顆彈殼及一顆未發射的子彈。驗屍報告顯示副機師麥都夫曾受槍傷,另有一名美國乘客被子彈射穿左胸心房。所有線索都指向了械劫飛機的可能性。

    黃裕作為唯一生還者,自然成為了司警調查的重點。然而,他在接受盤問時口供多處存疑,無法合理解釋為何乘搭該班飛機。更令人生疑的是,他被發現時身穿救生衣,這使得司警懷疑他在事件中有所隱瞞,與事件關聯很大。因此,司警將其扣押並進行醫療觀察。

    此外,機上還有三名中國籍男子無人認領。為了查明這三名死者的身份,司警發布了一則虛假訊息,稱航空公司會向死者家屬作出賠償,並要求親屬登記及辨認屍體。這一招果然奏效,之後一名叫趙二妹的女子聯繫了警方,自稱是三名身份不明男子之一趙一明的表妹。

    趙二妹透露,趙一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接受過飛行訓練,是一名空軍人員,會駕駛飛機,且懂得說英語。她還表示,趙一明曾帶兩名當地人趙昌和趙三才到澳門工作。在事發前一晚,趙一明帶了趙昌、趙三才和黃裕在她家住了一晚,並表示隔天將搭飛機飛往香港。她回憶起,他們當時只有一個公事包,且不允许她碰這個公事包。

    司警根據趙二妹提供的線索,進一步調查發現,黃裕和機上其他三名同鄉死者在斗門並非善類,是稱為「大天二」的惡霸。趙一明為華僑,曾為空軍師,因犯事被革職,返回斗門後有賭博惡習。趙昌、趙才二人據稱曾充當日軍漢奸。黃裕有一妻一子,在鄉間有持槍犯案的紀錄。

    掌握了這些線索後,司警對黃裕進行了偵訊,但黃裕卻守口如瓶,拒不合作。司警一時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再佈局。他們偷偷在黃裕的病房裡藏匿了錄音設備,並安排了一名身上和衣服上塗滿豬血的警員扮成車禍受害者,躺在黃裕隔壁的病床上,試圖與黃裕混熟後套取他的口風。然而,黃裕並未透露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本糸列待續)

     

     

     

     

     

     

     

     

  • 集思廣益

    粵港澳大灣區之名人錄——容國團(完)

    容國團帶領女乒隊奪冠

    456-01容國團率中國隊奪得第28屆世乒女子團體冠軍(互聯網圖片)

    456-02毛澤東在北戴河接見容國團等人(互聯網圖片)

    1961年4月,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當時的日本隊是乒壇霸主,連續五屆蟬聯男團冠軍。而中國隊,作為新興力量,渴望在主場創造歷史。

    男團決賽在中日之間展開,戰況激烈。容國團作為中國隊主力,首戰失利,連丟兩局。關鍵時刻,隊友徐寅生、莊則棟奮力扳平比分,將比賽拖入決勝局。最終,容國團迎戰日本名將星野展彌,雙方鏖戰至決勝局。比分來到20-18時,星野瘋狂側身拉弧圈球進攻,容國團沈穩防守,連續擋回六七板。最終,星野一記猛攻出界,容國團以21-18鎖定勝局!中國隊以5-3擊敗日本,首次捧起斯韋思林杯,終結了日本隊的五連冠。

    這一戰,不僅是中國乒乓球的里程碑,更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體育的崛起。容國團作為核心功臣,被國家體委授予「體育榮譽勳章」和特等功,他的名字從此載入中國體育史冊。

    1963年,容國團退役,擔任國家乒乓球男二隊教練,培養出周蘭蓀、於貽澤等新秀。然而,更大的挑戰在等待他。

    當時,中國女乒陷入低谷,連續在世乒賽上顆粒無收,甚至在北京國際邀請賽上被日本選手深津尚子一人橫掃12場,全隊士氣跌至谷底。1964年底,距離第28屆世乒賽僅剩4個月,容國團臨危受命,出任女隊主教練。

    面對艱巨任務,他推遲婚期,全身心投入訓練。他提出「快、准、狠、變、轉」的技術理念,強化隊員心理素質。1965年,中國女隊在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世乒賽上一雪前恥,奪得女團冠軍,並包攬女單、女雙金牌。容國團用實力證明,中國乒乓球不僅屬於男隊,女隊同樣可以站上世界之巔。

    容國團不僅是一位傑出的運動員和教練,更是一位精神領袖。他在1960年代喊出的那句「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迅速傳遍全國,成為激勵無數中國人的座右銘。

    這句話不僅適用於體育賽場,更成為那個艱苦奮鬥年代的精神象徵。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科研工作者,都從中汲取力量。容國團用自己的拼搏精神,為中國乒乓球乃至整個社會注入了強大的鬥志。

    1965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1966年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在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經驗交流會上,他發表講話《我們將永遠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前進》,表達了對國家和體育事業的熱愛。

    然而,時代的動蕩未能讓這位英雄安然終老。由於來自香港的背景,容國團在特殊時期遭受不公正對待。1968年6月20日,年僅30歲的他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他的離世,讓整個體育界痛心。同樣來自香港的乒乓球名將傅其芳、姜永寧也相繼遭遇不幸。容國團的離去,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中國體育的巨大損失。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中國,國家體委為容國團平反,恢復名譽,並補開追悼會。2009年,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2019年,榮獲「最美奮鬥者」稱號。

     

     

    恭敬不如從命

    456-03兒媳以一碗筍湯打動婆婆(互聯網圖片)

     

    「恭敬不如從命」的字面意思是指,在面對他人的要求或建議時,即使態度上再謙恭有禮,也不如直接順從對方的意見來得更為實際和有效。它常被用作接受款待或饋贈時的客套話,表示雖然自己不敢當,但出於禮貌和尊重,還是選擇順從對方的意願。

    然而,這個成語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婆媳關係的故事。在古代中國的一個家庭中,有一位新過門的媳婦,她賢惠勤勞,卻時常遭到公公婆婆的挑剔和不滿。在一個寒冬臘月的日子裡,婆婆突然要求她做一碗筍湯。在那個季節,嫩筍早已難覓蹤影,但新媳婦並沒有拒絕,而是立刻答應了婆婆的要求,並開始著手準備。她用自己早先儲藏好的筍,為婆婆煮了一碗熱氣騰騰的筍湯,並親自送到了飯桌上。婆婆品嚐後,對湯的味道讚不絕口,對媳婦的態度也因此有了極大的轉變。

    當其他兒媳好奇地詢問新媳婦如何在寒冬找到嫩筍時,她坦然地解釋道:「我先答應著,以恭敬順從來避免婆婆的責罵罷了。確實沒有地方能找到嫩筍啊,這是我很早以前就儲藏好的筍。」婆婆得知真相後,深感自己以前對這個兒媳婦確實太不公正了,於是開始對她憐愛有加。從此,婆媳關係越來越好,一家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這個故事不僅是對「恭敬不如從命」這一成語的生動詮釋,更是對人際交往中智慧與策略的深刻體現。它告訴我們,在面對長輩或權威的要求時,即使這些要求可能並不合理或難以實現,我們也應該保持恭敬和順從的態度。通過順從和滿足他人的需求,我們可以建立起更加和諧融洽的人際關係。同時,這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尊老愛幼、孝順長輩的美德。

    「恭敬不如從命」這一成語,在歷經千年的傳承與演變後,現已成為一個常用的表達。它不僅可以用作接受對方款待或饋贈時的應酬語,還可以用來表達自己對他人意見的順從和接受。這種順從並非盲目的屈從或妥協,而是一種基於智慧和策略的應對方式。它讓我們在保持自尊和獨立的同時,也能夠尊重他人的意願和需求,從而實現雙方的和諧共處。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恭敬不如從命」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無條件地順從他人的所有要求。而是要在尊重他人意願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判斷,做出明智的選擇。當我們面對不合理或過分的要求時,可以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但方式要委婉、態度要誠懇,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衝突和矛盾。

    「恭敬不如從命」以其獨特的韻味和深刻的內涵,向我們展示了人際交往中的智慧與策略。讓我們在品味這個成語的同時,也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為自己的人生道路增添一份從容與自信。

     

     

    中國之最(六十五)

    古鎮最多的地方——江蘇及四川(四)

    456_07:梁思成曾讚旋螺殿的結構「足傲當世」(互聯網圖片)

    456_08:李莊與江南四合院的對照(表)

     

    承接上文,中國兩個古鎮最多的地方——江蘇及四川,地域和文化造成的差異,令兩個地方的古鎮各具特色。若說江南園林追求「移步換景」的詩意,李莊建築則彰顯「力學與美學」的完美平衡。被梁思成譽為「李莊四絕」的旋螺殿、奎星閣、百鶴窗、九龍石碑,堪稱中國古建築的「活化石」。

    建築史詩,力與美的交響

    1. 「四絕」驚世:梁思成的建築朝聖
    • 旋螺殿:這座明代三層八角木構建築,無一鐵釘,全憑榫卯咬合。其藻井如螺旋攀升,梁柱承重精妙絕倫,梁思成曾讚其結構「足傲當世」。1945年,他更將旋螺殿的力學原理運用於聯合國大廈頂部設計,讓東方智慧驚艷世界。
    • 奎星閣:臨江而立的六角三層閣樓,飛簷如大鵬展翅。登閣遠眺,長江浩蕩東去,與江南水鄉的「憑欄觀柳」之景迥異,盡顯巴蜀的磅薄氣象。
    • 百鶴窗:張家祠內的五十扇楠木窗櫺,以透雕、浮雕技法刻畫百鶴翔雲,仙鶴姿態無一重複。戰亂時期,村民用泥巴糊住窗欖避禍,竟使這藝術瑰寶躲過烽火,堪稱「天人共護」的奇蹟。

     

    1. 四合院密碼:川南民居的生存哲學

    李莊四合院多呈矩形或正方形,嚴格遵循「正房為尊,廂房為輔」的傳統禮制。以中軸線為核心,正房(堂屋)居中,左右對稱分佈東西廂房,倒座房(門廳)臨街而立,圍合出方正的天井。這種佈局既體現儒家「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又暗合風水中「藏風聚氣」的理念。

    古鎮內十幾條明清街巷如羊腸交錯,青石板路寬不過三米,兩側四合院「連脊而建」,山牆緊密相連,形成連續的封火山牆界面。大型院落如栗峰山莊(中央研究院舊址)佔地數千平方米,由多進院落縱深串聯,每進以天井分隔,功能分明:前院待客,中院祭祀,後院居住。小型四合院則以「一進一天井」為主,緊湊實用。

    部分臨街四合院兼具商貿功能,倒座房臨街一側開設店鋪,後院則為居住區。例如席子巷的院落,前店販售竹編器具,穿過狹長過道,後院天井中晾曬著半成品竹篾,生活與生計無縫銜接。

    天井是四合院的「呼吸之眼」。川南氣候多雨悶熱,天井的敞口設計(通常約佔院落面積1/3)能引導陽光直射堂屋,同時形成「煙囪效應」:冷空氣從低處門窗流入,熱空氣自天井上升排出,自然調節院內微氣候。

    天井是家庭活動的中心:婦女在此浣衣晾曬,孩童嬉戲於石階,節慶時擺設宴席,甚至喪葬儀式中棺木暫厝於此。一些院落的天井角落設有石臼或水井,滿足日常取水與農產品加工需求。

     

    作為中央研究院舊址,栗峰山莊是李莊四合院的集大成者:

    • 三進院落:首進為門廳與轎廳,二進正廳「懷德堂」用於學術會議,三進後院為學者居所。各進以天井分隔,既保獨立性,又通過遊廊串聯。
    • 防禦設計:外牆無窗,僅二層設箭窗;後院暗藏夾壁牆,內有密室存放文物。
    • 文化融合:正廳梁枋彩繪「博古圖」,融合巴蜀夔紋與江南文人題材,見證戰時文化的交融。

    李莊四合院,是地理環境、歷史變遷與人文精神的結晶。其嚴謹的排水暗渠,映照出川人「與天鬥智」的生存智慧;高聳的封火山牆,銘刻著亂世中「守望相助」的集體記憶;而天井中的一縷陽光、一聲川劇鑼鼓,則流淌著「剛柔並濟」的巴蜀魂靈。走進這些院落,觸摸的不仅是建築的肌理,更是一部立體的巴蜀文明史。

     

     

    澳門小姐」號失事僅一人生還

    456_05:「澳門小姐」號飛機的遺骸安放在澳門海軍基地(互聯網圖片)

    1948年7月16日傍晚6時許,一架名為「澳門小姐」號的水陸兩用飛機,在從澳門飛往香港的途中,於九洲洋距澳門約四海里的海域突發失事,墜入海中。當時,只有一名腿部折斷、全身多處受傷的男子倖存,被附近打漁的漁民及時救起。由於港澳兩地電訊系統發生故障,導致聯繫中斷,這一消息遲遲未能傳出。直至深夜,傷者被送到山頂醫院救治,事件才被證實,隨即展開了緊張的救援工作,但遺憾的是,再未發現其他生還者。

    這名唯一的倖存者自稱黃裕,年齡35歲。他向警方表示,自己原先在鄉間務農,近年轉往澳門尋找工作,朋友送了他一張機票,讓他乘坐飛機到香港尋找新的工作機會。據他回憶,出事前他被震暈,醒來時已身在醫院。

    然而,警方在對黃裕進行盤問時,發現他的口供存在諸多疑點。當被問及到香港後將在何處落腳、工作如何安排,以及送票的朋友究竟是何人時,黃裕的回答顯得支支吾吾,甚至前後矛盾。此外,朋友送機票讓他乘坐僅20分鐘的「黃金航線」飛機的說法也顯得不合情理。考慮到黃裕的身份和背景,他根本不可能購買昂貴的飛機票去遊玩。因此,警方懷疑黃裕可能與此次墜機事件有密切關聯,且是機上唯一的倖存者。為了防止線索丢失,警方決定對其進行監護治療。

    在隨後的兩天裡,救援人員終於在肇事海面發現了飛機的殘骸。蛙人潛入大海,將繩索綁在機身兩邊,試圖將其扯起。雖然這次打撈未能成功,但海面浮出了6具屍體。隨後,機上的死者名單陸續查出,除了機組人員外,乘客大多來自上流社會,包括大三元酒家的老闆、德士古石油公司(即加德士)的副經理史超活,以及一家四口的美國遊客。此外,還有三名姓趙的中國人,分別名為趙一明、趙昌、趙三才,他們的背景不明,且事後無人認屍。

    完成打撈工作後,飛機交由司警進行調查。警方驚訝地發現,飛機內壁有數道清晰可見的彈痕,並找到了兩顆彈殼及一顆未發射的子彈。從子彈的類型推斷,它們分別屬於兩支不同的手槍。驗屍報告隨後指出,副機師麥都夫曾受槍傷,另有一名美國乘客被子彈射穿左胸心房。

    經過深入分析,警方認為此次墜機事故疑點極多。「澳門小姐」號作為一架四引擎新式水陸兩用機,設計嚴密,安全系數很高。即使兩套引擎同時失靈,也可滑翔至海面,不可能出現俯衝墜毀的情況。因此,所有線索都指向了械劫飛機的可能性。

    (本糸列待續)